冉云飞编著辑录：中国右派名录（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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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发了些右派名录与一篇争论，一篇右派史料目录，引起不少关心右派历史的朋友们的注意。有些朋友愿意出力，写点右派名录，以保存史料。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此一右派名录的搜集与编辑工作与思录，特将我能思考到的关于右派名录的搜集之重要性及体例问题，加上我此前原有的思考，陈列如次：

一：实证研究之必须。反右是一场漫长的灾难，因此探索反右的真相，是一项非常迫切的工作。官方声称的反右人数为552793人，这个数字是否准确，不无可疑之处。有人说远不止此数，但数据之推理与论证并非无懈可击，希望诸位再提供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二：第一手资料之保存之必须。反右的档案官方现在尚未公开，要获得一些更有价值的资料可能比较困难，但并不说民间就一点努力都不可以做。与反右有关的逮捕书、改正书、劳动判决书、鸣放意见表等第一手资料，右派亲历者应该多加保存，以便作进一步的实物研究。
三：亲历者回忆录保存与整理之必须。亲历者的后代或者亲历者本人应该细大不捐地将右派亲历回忆出来，留存后世，让学者们去研究，以便仔细而不是粗糙地去对待痛史。
四：右派之死亡记录。许多右派在各种监狱或者劳动场所，因非人之虐待而相继亡故，如刘盛亚、董时光等人，应该有亲历者较仔细的回忆，并且尽量多的探寻他们死亡的时间与地点，以及死因之多方求证。
五：右派的工资。右派的工资是一项值得独立研究的题目，因为经济实乃一切自由之基础。掐住你活命之资，便将你从身体到心理乃至思想上完全控制了。做工资研究，应与当时的社会诸种物价进行比较，同时要研究右派所处家庭的平均人口所产生的负担等。总之，这是一项从经济入手，研究人权侵害乃至思想控制的好办法。
六：右派地理群研究。一些右派是集中管理的，如黑龙江兴凯湖、甘肃夹边沟、云南新民农场、四川峨边沙坪等地，绝对值得一一研究。
七：罹难右派不是一堆数字。纳粹迫害犹太人、美国911死难者、广岛长崎原子弹等死难人录一是准确到个位，二是每个人都有名字，有的还刻有名录。即在将来纪念时，都能念出他们的名字，让我们感到他们是活生生的人。
八：《中国右派名录》体例，由于我说我在辑录这个右派名录，故常有朋友将所知的发予我，我非常感谢。但在体例上可能不太清楚，所以来稿需要我重新花不少的时间整理。今特专门将体例作些说明（字数以300字至500字之间为宜）：
1：籍贯。祖籍加以出生地即可。
2：出生年月。病故者包括病故年月。

3：工作单位：获罪当右派的单位。

4：工资收入：右派前后工资收入的比较。

5：家庭人口：主要直系亲属。有无受牵连，有何种牵连。

6：获罪原因：是因言获罪，或因给领导提意见，或者无任何原因（莫须有）等。

7：获罪言论：如因言论获罪，有何直接的言论。

8：曾摘帽与否：因为六一年左右曾有一次摘帽右派的经历，有经历者请写出年月。

9：所受折磨情形：诸种情形列其大要。

10：改正时间：以正式的改正通知书时间为准。

11：有无遗留问题：比如原单位没有补发工资，比如原单位不接收等。

12：与右派有关的回忆：有否与右派经历有关的回忆录或者单篇文章？请列书名（若能将内容传予编者则不胜感激）

13：作者署名：除了编者自己整理的以外，除非有特别说明，一律署来稿者姓名，以示尊重劳动。

14：名录以一般字典之编辑形式，采用拚音字母形式排列，以便查阅。

15：备注

九：未尽之处，思虑不周之处，在所不免，请大家提意见。目前已搜了一些右派名录，但数量依旧较少，不过可积少成多，恳请各位支持与垂注，以存中国有史以来前所未有之痛史。

写好后请发往我的工作邮箱tufeiran@sina.com，十分感谢。

2007年草拟，2015年9月13日重拟，林彪同学用自己的身体，让人民逐渐开窍44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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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按：多年以来，我非常关注四九年后每次运动的历史，最近得读刘火兄的《随风飘渺》（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年5月版），知道了被忽略掉的更多的运动史料。他通读了宜宾地区的新志（含部分旧志），对宜宾在四九年后的诸多历史如反右、文革、大跃进、大饥荒等方面的历史，做了一个看似简单却很重要的梳理。其中最为特别的一篇文章是《三十年间运动一览》，他罗列并简要评价了1950——1980年30年来的各种运动达43个之多，运动治国，由此坐实。

我因阅读流沙河先生的作品，得以比较详细地浏览了许多右派史料及回忆录，编辑了十多万字的《反右资料知见录》（编年初稿）——曾在网络上刊载部分，每年都有增加，全稿未曾刊发过——所有资料罗列，只是存目，都达十多万字。这个工作因有宋永毅兄主编的《中国反右运动资料库（1957——）》光盘（我作为编委之一，与有荣焉），似乎解决了不少的问题，但浩翰史料，远非全佚。

我凭一己之余力，读书、走访、请人撰写，搜集了不少右派名录。与此同时，我也得知香港五七学社武宜三前辈们也在做反右名录的收集工作，后来好像还出成了书，不过我没有看到纸本，也不知最终搜罗了多少人。我看过他们发在网络上的名单，但我的名录并没有根据他们所列而有所修订，因为我时间太少而来不及。我所编的这个名录，在网络上公布了一部分，后来又有所修订。故今天暂发一个投石问路，看大家是否能更多地支持此事，以便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加速有更完善的版本出笼。

我编辑右派名录的原则当然是真实，客观地记述历史，当然由于档案不开放，只能接近真实。右派名录的格式是姓名、生卒年月、籍贯、职业、经历（有何右派言论，有无降薪除职，有无劳动改造或进监狱，是否平反等）。每条名录后面除署名外，均系我所写。欢迎各位朋友提供各种关于右派的线索，我的工作邮箱是tufeiran@sina.com。如果将来能够出一本有名有姓的右派名录（当然最好是有纸本也有电子档），就算打破我们各种纪念，只是不准确且系冰冷枯燥数字的历史，这样才算得上对逝者（冤屈者）的真正纪念。2015年8月22日于成都




贺觉非（1910—1982），湖北竹溪人，入武昌中华大学，未卒业。1940年入刘文辉部，撰成《西康纪事诗本末注》，1944撰成《理化县志》。1949年于成都参与策划国民政府新编118军起义降共。1950年中南军政大学学习，1956年受命主持《辛亥首义回忆录》，1957年打成右派。下放当阳草埠湖农场劳动，仍坚持研究武昌首义史。1977年右派改正。1982出版《辛亥首义人物传》、1985年出版与冯天瑜合撰之《辛亥武昌首义史》。


何泰贵（1919——1960），重庆江北人，教师。何六岁丧父，聪慧好学，靠哥嫂抚养长大并资助读书。先江北治平初中，后重庆求精高中，最后重庆联中皆能考进全校前五名。 1943年复旦大学法学院经济系毕业，毕业后1943年9－11月保送到南京中央财政部财务干部训练所受训。其后曾在诚善中学、中华职业学校、涪陵涪光中学、重庆辅仁中学、英才中学、二十中、一中、十七中等教书。1957年下半年在重庆第十七中学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定为中右第四类。1958年4月送重庆南桐矿区两河人民公社庙坝耕区一连一排劳动改造，1959年由南桐矿区集体遣送到长寿县长寿湖农场同心岛上劳动改造和接受批判。1960年40岁时，在长寿湖同心荒岛上，心力衰竭，全身黄肿，仰望苍天，丢下孤儿寡母（时年，妻39岁，五个孩子最大13岁，最小5岁）离开人世，等待无助母亲和孩子的将是“黑五类家属子女”待遇和炼狱般的人间煎熬。（何贵涛）


胡思杜（1921—1957），1941年进入美国海勿浮学院就读，1948年回国。1949进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1950年9月22日于《大公报》发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1951年《中国青年报》转载此文。后于唐山铁道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任教，1957年9月21日因被划成右派而自杀身亡。


黄冠生（1930——？）原籍台湾。1954年在中央音乐学院（当时在天津）马列主义教研室任讲师。1957年，他正受命在北京大学进修哲学听课，整风时他观看校园里学生鸣放的大字报，并把内容函告音乐学院同事白国贤、王振先等，后来三人在音乐学院里办了一个“大开门报社”，为大家发表大字报在校内鸣放，反右时被打成右派集团。1958年初，三人均被开除公职送板桥农场劳教。黄冠生于1964年调到天津市李七庄公安六处翻译队。文革时，黄的父母双双被迫自杀，黄冠生被队长认为在队内搞小集团加以整肃，他深感绝望，遂于文革高潮时喝安眠药自杀身亡。（柳成荫）


黄继忠（1923—2001），江西吉安人。北京大学西方语言系教授，汉译有《汤姆叔叔的小屋》等，英译有《论语》与《道德经》等。1957年5月“整风”运动开始，积极响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号召，带头“大鸣大放”，在北大名噪一时，后黄继忠突变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分子”。1958年2月被送茶淀清河农场劳动教养。妻子乔无远因受株连在工作单位也被划为“右派”，带着三个小儿女，远戍宁夏固原劳改。一九六九年，黄继忠被遣送回乡，大田劳动。“十年浩劫”之后，黄继忠才重返北大任教，2001年去世。（沈时良）


黄隆庆（1933——），又名黄峰，重庆市万州区人，汉族，1958年7月25岁毕业于四川美院绘画系，同年划为极右派分子送劳动教养，1974年底41岁“清放”回家，历时16年。1977年任四川梁平县竹帘厂美工，1984年任宜昌市西陵美术公司副经理，1993年7月退休。 2007年4月个人人物画专集出版。著有《幸存者的笑》（黄峰回忆录），其中有许多章节涉及右派生涯。（黄隆庆）


黄强（1929——），四川仪陇人。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被捕。1949年后任青年团仪陇县委副书记，后调南充县委政策研究室任研究员。1957年他想应鸣放号召，作为党员带头发言，他批评在“肃反”运动中把曾经与共产党合作多年的朋友当成敌人来斗，是背信弃义。与此同时，他给县委组织部长写了一首配画打油诗：高高在上面，天天想晋升。架起天文镜，只见一个影。下面出问题，情况未弄清。偏听又偏信，张口乱批评。反击右派后，被视为攻击肃反政策、替父叫屈、丑化党的领导，进而被县委定为极右派分子，清洗出党，开除公职，强制劳教。劳教期间，参加修内昆、成昆铁路等。文革时受冲击，后又于农村打零工、当石匠十年，始获改正。


黄永年（1925—2007），江苏江阴人，学者、教授。195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任教于上海安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1957因反对随迁的西安交通大学学生闹事，而被打成右派，1962年安排在校图书馆工作并摘帽，1978改正。同年调入陕西师范大学，后任教授，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著有《唐史史料学》、《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文史探微》、《古文献学四讲》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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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按：前几天出差办点事，暂停了公微，9月3日当天写的《你一生要死多少次直到沉冤大海》，大家可以找我新浪微博上的“冉氏艺文志”搜看。因自己做事粗心，今天刚外地回来，把眼镜忘在外地，无法写长文（感谢友人们快递回来，正在路上），故先将整理好的右派名录发出来，以便有心者支持与阅读。我希望你能在此中看到你遭难的亲朋好友及熟人，无论如何要像这样，纪念才有意义。感谢最近给我不断提供史料的朋友们，回来就在邮箱里看到了几份小传。这样日积月累，必有所成。正所谓我此前的签名档：日拱一卒，不期速成。

今天是9月11日美国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十四周年，美国人肯定是有纪念的。可是08年9月11日是个什么样的日子，恐怕很多中国人都忘记了，但结石宝宝与三鹿奶粉事件，你至少听说过吧。这是三鹿奶粉与结石宝宝事件发生七周年的日子，其中还有人因此坐牢如赵连海，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苍天垂泪如连海》，大家可以用谷歌搜来看。2015年9月11日于成都

张默生（1895—1979），原名张敦讷，山东临淄人，教授，学者。1924年，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部毕业。曾任教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并兼齐鲁大学讲师，后任教河南淮阳师范、河南大学。1928年8月，回山东任曲阜师范校长、济南高级中学校长、烟台中学校长。1936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聘为编辑。1941年9月，出任复旦大学教授。1946年8月，去四川，历任北碚相辉学院文史系教授兼系主任、重庆大学教授、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7年，因替流沙河《草木篇》说几句公道话，如“诗无达诂”等，而被划为“右派”，1966年强令退休。“文化大革命”中，再受迫害，勒令回校审查，监督劳动四年。1979年8月右派获改正，同年9月27日病逝于成都。

张青云（1929.5——1966.10），湖南醴陵人，花鼓戏演员。1958年在湘潭市花鼓戏剧院工作时，因张贴大字报批评大跃进被打成右派，遭到单位批判，并从演员转为剧院杂工。1959年不满单位安排，自动离职回老家。后流落江西安源煤矿做会计，因言行不符当时主流，被除名，后在河南、山东等地打短工，1964年冬抱病回醴，在醴陵搬运公司找到一份搬运工作。1966年，文华大革命开始，因为看不惯批斗公司领导行为，仗义执言，并批评了文化大革命，又被打成反革命，并被批斗，1966年10月，贫病死亡。1980年平反。（万年春）

张汝舟（1899．3．20——1982．1．22），名渡，字汝舟，号二毋居士。安徽全椒人。大学教授，其古代天文历法学，在国内自成一个流派，代表作《西周考年》。1957年5月，因发表“奴才进步化、党团宗派化、辨证唯心化”的言论，而被贵阳师范学院划为“极右派”。当时，先生所教的学生竟成群结队，如飞蛾扑火地为乃师作辩护, 以致一个班级就有18名不及20岁的青年学生被牵连划为右派。接着又被剥夺了上课的权利，安排到中文系资料室打杂。“文革”中，他多次遭到批斗、游行示众，人格备受凌辱，甚至工资待遇也被无端取消。1971年9月，他被遣送回原籍改造。1978年，应聘为滁州师专任顾问教授。1978年中央开始改正“右派”问题，但延至1979年秋，为先生平反之事仍阻力重重。这时他的“一百零八名”弟子毅然在其申诉报告上一一具名，要求彻底纠正错案。1980年春节前夕，先生在安徽老家终于盼来“错案改正”通知。1982年1月22日，突发脑溢血，溘然长逝。（汤序波）

张先痴（1934——）湖北黄岗人。1949年参加解放军，随后加入共青团，曾任支部副书记，并在部队机要部门任电台报务员并且立功。后来的土改、征粮、剿匪、平叛的斗争中，立功受奖。1957年他真心诚意给领导提改进工作的意见，被视为“向党进攻”，因而被划为右派分子。其妻由于没有检举揭发他，也成了右派，被下放到农村监督劳动。张先痴坚持“不认罪”，被改定为极右派分子，判管制五年强制劳教。1961年底，张先痴在修了内昆、成昆、广旺三条铁路后，深感前途渺茫，与右派周茂歧一同选择逃跑。后被抓回，判处徒刑十八年。1980年4月16日平反出狱。后著有多部回忆其苦难的回忆录《格拉古轶事》、《格拉古实录》等书。

张行建，反右系泸州二中语文教师，受罚到乡下劳动（参见黄承勋自印《沸兀斋残稿补遗》）。

张自旗（1928—）江西萍乡人，老报人、诗人、作家。由于受中共闽浙赣区党委南昌城工部的冤案和家庭成分、解放前从事新闻工作的影响，以及必须完成上级下拨的右派名额指标等原因，1957年被萍乡矿务局打成右派，送劳动教养。1948年在南昌介绍入党的几位学生，也无一幸免，同遭“右”难。劳教22年中，干过下井采煤、上山挖铁矿、制烧砖瓦、鄱阳湖修堤、在老虎出没的原始森林中烧木炭、建造房屋、种田推车等苦力，还忍受过妻离子散、重病缠身、批斗侮辱的痛苦。1979年回到《萍乡工人报》工作。1980年恢复党籍。（张自旗）

赵节（1917—1992）安徽人， 原中央广播事业局（后为中央广播电视部）国际部副主任兼华侨部主任。1957年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因“为胡风反革命集团辨护”等罪名被打成右派。管制方式：下乡劳动改造、当囚犯禁闭。1979年改正。1992年因受尽折磨至死。

1956年进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1957年高级党校整风时，党校领导号召党员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6月3日，赵节他们党小组集体到清华大学看大字报。他看了一张为胡风辨护的大字报有感触。回来，他在召开的党小组会上说：“写大字报的学生是懂法律的，他的意见值得考虑。从三批材料看，把胡风定为反革命集团，材料不充分。但是，我相信中央可能掌握了一批更重要的材料，否则，胡风不够反革命。”他又说：“逮捕后未公审，是否合乎法律手续？资产阶级民主都要审判，社会主义民主更要超过他们。不这样做，人民可能有疑问。 ”他的发言在会上展开了几次争论，7月上旬，他感到可能自己有言语不当之处，便作了自我批评。但小组同志却揪住不放，争论转到是配合右派向党进攻，还是资产阶级法制观点之争。以后就无限上纲，批评转为批判，上纲到“攻击我们的革命法制，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是“从根本上推翻中央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结论”，是“反党反中央”，等等。之后，又升格到全校批判。他被打成右派后，当囚犯禁闭后，下乡劳改，因吐血身心衰竭回单位受监管。被贬到资料室当资料员。

1979年1月11日， 中共中央党校落实政策第二领导小组对他的问题进行复查后作出结论。结论中说：“我们遵照中共中央（1978）11号、55号文件精神和一九五七年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对赵节同志的问题进行了复查。赵节同志在整风鸣放期间，看了清华大学贴出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大字报后，认为“胡风不到逮捕的程度”，“逮捕了两三年了，还没有拿出来公开审判，不审判不对，不合乎法律程序”。胡风集团中有原蒋匪特务，“但不能说有几个特务就是反革命集团”。他这些话有认识上的错误（注：赵节不同意这个看法），他关于公开审判胡风的意见，不能说是“为胡风反革命集团辩护”。

  “赵节同志 对于学校“取消党委制” 问题和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认识不清说了一些错话（注：赵节也不同意这样说法），对于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有些不正确的理解等等，在运动中，经过批评帮助，他有所认识，在七月间做了检查，并不坚持错误。因此，不能作为划他右派的依据。原“结论”据此说他“攻击”毛主席和党的领导，“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对的。

赵节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表现是好的，解放后在工作中表现也是好的，把他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撤消1957年12月5日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赵节的党籍的决定》和同年11月30日中央党校普通班22支部《关于右派分子赵节的政治结论》。恢复赵节同志的党籍、政治名誉和原工资待遇。对赵本人及其家属、子女和亲友档案中，凡涉及这一问题的材料均要全部抽出并销毁。”1979年1月11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据此也作出了给予改正的结论。（葛娴）

赵宏枢（1923—），四川成都人，满族，大专文化。1945年2月至12月，在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成都二区任出纳，1946年至1949年在崇宁、峨眉等县田粮处工作。1949年后曾任崇宁人民政府及消费合作社财务和经理。50年入西南工业干部学校高会班学习，51年7月任职嘉阳煤矿财务科。1957年因“公开叫嚣党的组织是特务机关，党团员是特务分子；否定一切工作成绩，叫嚣党不能导企业；污蔑肃反运动是特务运动，政策是私人报复的工具；仇恨新社会，污蔑新社会是冷透人心的冰窟，恶毒攻击毛主席；四处点火，八方放毒”等被划为右派。1958年5月7日经乐山专员公署批准，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1961年解除劳动教养回家。1978年12月10日经成都市金牛区委批准摘掉右派帽子，后在金牛区油漆厂工作。

赵隆侃（1922—1991）又名赵令芹、赵硕生、吴斌，江西南昌市人。1967年8月在重庆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学生运动。1948年2月任中共重庆市学生运动城市中心与南岸特别支部书记。不久在中共重庆市委正、副书记均被捕叛变，中共地下组织遭到大破坏时，领导特支沉着应变，使特支成为在川东及重庆地区中共地下组织中唯一得以完整保存下来并继续开展工作的支部。并设法与迁往香港的中共中央上海局取得联系，恢复了重庆与川东地下党组织与中央的联系。中共执政后，先后任青年团重庆市工委常委、宣传部长，中共重庆市九龙坡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在“反右派”运动中因市委宣传部长张文澄被打成“大右派”而致使全重庆市宣传系统干部“全军覆没”的“张文澄右派反党集团”一案，于1958年3月被打成“右派骨干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先后押送四川、云南僻远地区的农场、铁路筑路队“劳动教养”。1962年3月摘掉“右派帽子”，安排回重庆任第三十中学教员。1979年2月得到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党籍，党龄连续计算，恢复行政十四级工资待遇。先后任重庆市博物馆副馆长，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党组成员和副秘书长、秘书长，1988年离休后，受聘担任《红岩春秋》杂志编委、特约编审。1991年10月4日因患肺癌经医治无效逝世。（何蜀）

赵俪生（1917—），山东安丘人，兰州大学教授。1934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后任教于河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等。1957年被高教部从山东大学调往兰州大学，随即打成右派，文革时进过牛棚，1978年开始土地制度史和农民战争史研究生。著有《中国土地制度史》、《赵俪生文集》、《篱槿堂自叙》等。

郑业瑞（1926—1970）重庆北碚人，中学在重庆精益中学（现11中）高三时因学潮被开除，后考入中央政治大学法律系。48年左右因邮寄共产党的东西被查获被捕，关在白公馆，跟罗广斌、刘国志、陈然等人共关一屋，其间还整过绣红旗的游戏。49年11月27日同罗广斌等17人跑出来，被称为脱险志士。后在川东行署农业厅，被派到万县接管了农校并组建万县农业试验场。57年划为右派，工资从16级降到24级，下放到梁平农场喂猪。60年摘帽，到仁贤农技站当技术员。文革时一打三反，70年被公检法军管会以翻案及策划杀人等罪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后来平反文件说撤消原判，免于刑事处分，按当年正常死亡规定发丧葬费大约400元。因他的连累，其妻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下放到四个子女当知青的地方管制劳动，所有子女因此失学。（郑洪林）

钟纯民（1931—1960）江西南昌人。多才多艺，擅长音乐，会作曲。1948年在心远中学读书期间，因为不满国民党反动统治，经张自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南昌市城工部。解放前夕，曾在地下党负责人李健的直接领导下，对国民党军队的上层人员进行策反工作。解放后即进入南昌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后转入南昌市公安局做便衣侦察工作。因其家庭背景（其姐夫曾某是国民党江西警备司令）而被辞退。1951年再次参军，后被分配到兰州，在市花纱布公司从事财经工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到农场劳动。（估计就是夹边沟农场）。1960年大饥荒时饿死在该农场。1979年由兰州纺织品站宣布：右派问题纯系错划，予以改正。（胡显中）

钟鸿（1931——）女，湖南岳阳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57年因发表在在《北京文艺》上一首《冬小麦之歌》：“野菊花谢了\我们生长起来了\冰雪封盖着大地\我们孕育着丰收”而打成右派。后摘帽。著有电视戏曲剧《曹雪芹》、诗集《梦未了》《百花吟》、散文集《寻美、寻乐、寻情》等。

曾科（1935？——1959）大约是北京人。天津大学化工系四年级女生，曾参军，为人聪慧勤学，有正义感。1957年整风中，她对校党委把某些人打成右派不理解，说了些对运动不以为然的话，遂被打成右派。送板桥农场劳教前，即多次萌生自杀念头。1959年夏，农场把她调入板桥农场一个业余话剧团，边劳动、边演戏，有了一些活动空间，进入化验室窃取了一些氰酸加喱，回宿舍服毒自杀身亡。（柳成荫）

曾容（1927-1973），女，1947年毕业于国立戏剧专科学校高职科。1950年起在重庆市话剧团任演员。1958年被定为右派分子，其罪名“极端个人主义”。1958年至1961年先后在南桐、长寿湖渔场监督劳动。1961年调回重庆市话剧团。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因“摘帽右派分子”身份被数次批斗、抄家、关押牛棚、限制人身自由等残酷迫害，1973年1月13日终因患病去世，时年45岁。1979年4月，重庆市文化局党组批准对其错划为右派分子予以改正。同年8月，为其补开追悼会。由于父母均被错划为右派，其子女被迫于1964年下放到达县平昌县林场，备尝生活艰辛和精神折磨。（王薇）

曾伯炎（1932——），四川中江人，诗人、作家，《四川日报》编辑。1958年因1月30日因替流沙河《草木篇》叫屈而打成右派，同年送小凉山峨边茶厂劳改。1978年底改正，1979年3月23日回《四川日报》任编辑。后著有其坎壈右派生涯的回忆录《幸存者手记》、《文革中江武斗》等书，协助导演谢贻卉拍摄成《大堡小劳教》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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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按：最近刊发了一些右派名录及反右运动史料，受到一些朋友的关注，大约有十来位给我提供史料，这是非常值得感谢的事。但与反右运动及右派名录这样浩大的史料工程相比，还是沧海一粟。因此我将“中国右派名录”编辑体列及我的邮箱再次公布如下，以便得到朋友们更多更持久的支持。

1：籍贯。祖籍加以出生地即可。2：出生年月。病故者包括病故年月。3：工作单位及职业：获罪当右派的单位。4：所属党派（党员、民主党派、无党派等）。5：工资收入：右派前后工资收入的比较。6：家庭人口：主要直系亲属。有无受牵连，有何种牵连。7：获罪原因：是因言获罪，或因给领导提意见，或者无任何原因（莫须有）等。8：获罪言论：如因言论获罪，有何直接的言论。9：曾摘帽与否：因为六一年左右曾有一次摘帽右派的经历，有经历者请写出年月。10：所受折磨情形：诸种情形列其大要。11：改正时间：以正式的改正通知书时间为准。12：有无遗留问题：比如原单位没有补发工资，比如原单位不接收等。13：与右派有关的回忆：有否与右派经历有关的回忆录或者单篇文章？请列书名（若能将内容传予编者则不胜感激）14：作者署名：除了编者自己整理的以外，除非有特别说明，一律署来稿者姓名，以示尊重劳动。15：名录以一般字典之编辑形式，采用拚音字母形式排列，以便查阅。

我的工作邮箱是tufeiran@sina.com，关于右派名录或反右史料的事儿，有信必复。2015年10月10日于成都


王葆真（1880—1977）河北深泽县人。字卓山。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科毕业，留学日本期间加入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先后担任国会议员、立法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7年底参与筹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1948年6月以民革中央常委兼华中军事特派员身份赴上海，建立民革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布置对国民党军事将领的策反工作，主持谋划在南京、上海两地扣押国民党首脑人物并强迫其接受中共和平条件的“京沪暴动”。案发后被捕，被判死刑缓期执行。中共接管上海时获自由。后任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政协副主席。1957年因对河北省水利建设提出诚恳意见，竟被诬为“向党猖狂进攻”，打成右派分子（其老伴遭此打击含悲病故）。1977年底逝世。次年1月有关方面为其举行了追悼会，王震、沈雁冰出席，乌兰夫、邓颖超、康克清等送了花圈。尽管如此，直到一年多后的1979年，其“右派”罪名才得到“改正”。（何蜀）

王大虎（1927-1963）原名王泽资，曾用笔名雷天啸、张羽等。男，籍贯四川西充。1947年毕业于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戏剧创作专业。1950年加入重庆市文联戏剧工作者协会，并担任创作研究部副部长，从事戏剧电影评论及组织工作。1958年2月被重庆市文联定为极右分子，同年3月因受其父亲王缵绪的牵连被定为反革命分子。1958年4月7日经重庆市委批准，决定“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因其患有严重肺病，5月7日经市委批准改为“开除公职，令其回家，由当地居民委员会在政治上加以监督。”自此，在重庆市市中区捍卫路街道被强制从事纳制鞋底、糊纸盒等卑微劳作。1963年9月9日因得悉“摘帽”消息，兴奋中吐血身亡，时年36岁。1979年3月中共重庆市文联党组对其错划右派分子、错定反革命分子予以改正。2004年其女王薇将其著述选编成册，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书名《有戏剧的地方就有我??王大虎影剧评论选》（王薇）

王可之（1925？——1957）北京市人。50年代初从日本留学归来，在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任讲师。据传，他在日本时与国民党代表团的商震办事处有些联系，因此被认为有特务嫌疑，历次运动均被审查。1957年整风时，王可之给“大开门报社”投了一篇名为“刘恒之画像”的大字报稿，当时刘恒之是院党委副书记。王可之认为自己老是无辜被整，在大字报中说刘恒之是官僚主义，反右时遂被打成右派，送板桥农场劳教。在农场又因特嫌被整，后调到翻译队仍被整。文革高潮时万念俱灰，遂于水上公园上吊自杀身亡。现场可见绳子断了摔在地上，第二次又吊死的。死时给自己脸上蒙一毛巾。据分析，他特爱小孩，怕死容吓着孩子。（柳成荫）

王若栗（1932—1960年）女，四川蓬安人，其父王白与（系蒲伯英先生之婿）先生四九年前夕被国民党杀害，被共产党确定为烈士。1950年参加工作，原系中共华县县委农工部秘书，县委机关支部委员。1958年4月10日因采用逃避、自杀（三次自杀未遂）等方式，抵触反右，经县委研究为叛党分子，并开除党籍及革命阵营，交家庭管制生产。1960冬年因不能得到到治疗病死。后来《关于对王若栗同志处分的复查意见》所列的“错误事实部分”说：“在反右斗争后期，组织上确定由她领导县委会单位的反右斗争，由于她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认为党所领导的反右斗争运动不是实事求是，有些人即使对共产党不满，但并不见得对党的一切主张都反对”。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省高邮人，作家、散文家、剧作家。1958年打成右派，其补划右派的罪证为，因为所写的鸣放小字报《惶惑》里的结尾说道：“我愿意个疯子，可以不感觉自己的痛苦”。1960年秋于张家口农科所劳动两年后摘掉右派帽子。其鉴定意见如下：“（汪）有决心放弃反动立场，自觉向人民低头认罪，思想上基本解决问题，表现心服口服。”由于民间文艺研究会不接收，赓即被调往北京京剧艺术团任编剧，文革中参与多部样板戏的创作。著有《汪曾祺全集》。

王致忠（1927？——1969）河北省卢龙县人。原为同仁大学毕业，在天津市第40中学任数学教员。1955年肃反时，因与一人姓名同音，被以特务问题逮捕，入狱近两年。后来真正要逮的特务“王志中”被捕获，他才被释放。但，恢复工作后，学校领导既不给他补发工资，也不给他公开昭雪。他面对冷漠，十分苦闷。1957年一位市委副书记来学校召开整风鸣放会，听取教员意见，他在会上倾吐苦衷，要求给他恢复名誉、补发工资，并激动地说肃反运动是草菅人命，遂被打成右派送板桥劳教。1969年11月，在战备大遣送中被遣回原籍，到卢龙后发现仅有的行李被弄丢，索要无果，心灰意冷，遂投冰窟自杀身亡。(柳成荫)

吴学良（1935—），云南人，公安民警。1957年因批评公安局分局长生活特殊便被认为是攻击党、议论秘书股长不辨香花毒草便是攻击党、看《水浒传》便是想学宋江谋反，而被打成右派，后被劳动改造。1978年改正后回到昆明公安局五华公局工作，1985年调云南省公安厅办《公安报》，1995年退休。

吴雅晞（1937—2005），四川成都人，1955年考入华西科大学医疗系学习，1957年反右时未发表任何言论，仅因一中学同学在口腔系检讨中提到曾与吴雅晞谈论过反苏反党的言论，而被定为右派。开过一次批判会，上报学院党委。1979年改正时才知这一批右派均未正式审核批示就当上了。受留校察看处分。1960年毕业后未发给毕业证书，分配西昌专区医院工作，工资25元。历次运动均列为批斗对象，文革停职劳动。1979年2月14日四川医学院改正通知。2005年患肺癌去世。（陈朗秋）

吴一峰（1907—1998）浙江平湖人，画家、篆刻家。1924入上海专门美术学校国画系就读，师从刘海粟、潘天寿、丰子恺、方介堪、朱天梵、郑午昌等。1932随黄宾虹入蜀，遂留居都至谢世。1958年增补右派，同年冬季，与诗人流沙河一同下放到崇庆长河坝的陈家岩与怀远镇的曹家沟两地“大炼钢铁”工地劳改一年余。1976年后复出作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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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按：做史料搜集，需要众人的帮助，是不言自明的。特别是当代较敏感史料的搜集，因许多不便，使得搜集异常困难。故一方面需要当事人及其后人提供帮助，另一方面需要集众人之微力——如提供史料、线索等，才能使得资料的汇集，聚沙成塔。这是个耗时间、人力、财力的事儿。像右派史料，现在贩卖者已逐日提价，和百物一样腾贵。这不能怪贩旧书的人，因为这是市场需求决定的。一些有财力的人，将史料傁集起来，既不做目录整理，又不向外公布，更不为研究者提供方便。也许在将来，由于年深月久，不擅整理与利用，会成为废纸一堆，亦未可知，思之不胜浩叹。

我的公微已公布了C、D、H、L、S、T、W、Z各部的右派名录，大家可以在旧帖里查到。同时，以上各部也新增了不少名单，待积累到一定程度，如每部新增加十名，再公布该部的第二版。期望朋友们一如既往地支持我的“反右运动史料知见编年录”和“中国右派名录”的搜集整理工作，以及我的右派研究工作。我将来会写一系列的反右个案研究，以便形成一定的研究规模。

下面是关于右派名录撰写体例的一个简要说明，请朋友们不吝提供，十分铭感。

1：籍贯。祖籍加以出生地即可。2：出生年月。病故者包括病故年月。3：工作单位及职业：获罪当右派的单位。4：所属党派（党员、民主党派、无党派等）。5：工资收入：右派前后工资收入的比较。6：家庭人口：主要直系亲属。有无受牵连，有何种牵连。7：获罪原因：是因言获罪，或因给领导提意见，或者无任何原因（莫须有）等。8：获罪言论：如因言论获罪，有何直接的言论。9：曾摘帽与否：因为六一年左右曾有一次摘帽右派的经历，有经历者请写出年月。10：所受折磨情形：诸种情形列其大要。11：改正时间：以正式的改正通知书时间为准。12：有无遗留问题：比如原单位没有补发工资，比如原单位不接收等。13：与右派有关的回忆：有否与右派经历有关的回忆录或者单篇文章？请列书名（若能将内容传予编者则不胜感激）14：作者署名：除了编者自己整理的以外，除非有特别说明，一律署来稿者姓名，以示尊重劳动。15：名录以一般字典之编辑形式，采用拚音字母形式排列，以便查阅。

我的工作邮箱是tufeiran@sina.com，关于右派名录或反右史料的事儿，有信必复。图片系本文受难右派、著名学者向达所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的书影。2015年11月17日于成都


鲜英（1885—1968）字特生，四川西充人。川军“速成系”（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重要成员，川军刘湘部将领。1940年卸职后居重庆，在上清寺建“特园”。抗日战争时期及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谈判时期，特园成为中共与各民主党派活动的重要场所，被中共代表董必武誉为“民主之家”。中国民主同盟即在特园成立并设总部于特园。鲜英任民盟总部执委兼重庆市支部负责人。中共执政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四川省民盟副主任委员。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6年8、9月“破四旧”时鲜宅被中共重庆市委内定为重点抄家对象之首，由市公安局和重庆大学赤卫军组成抄家队进驻，在特园内挖地1尺进行全面查抄，特园内曾接待过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中共领袖的大客厅中的珍贵历史文物《签名轴》（上有到过特园的国、共两党领导人的纪念性签名）从此失去下落。1968年特园主要建筑毁于“全面内战”炮火，鲜英同年在北京逝世。（何蜀）

向达（1900—1966），字觉明，笔名方回、佛陀耶舍，湖南溆浦人，土家族，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著有《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西交通史》等，译有《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等。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向达提出史学界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能只开古史分期、近代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及民族问题这“五朵金花”。同时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原则和个别结论即使再高妙，也不能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方法。他举例说，考古发掘，怎能说明这一锄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那一锄是马列主义的？更有人诬他想夺取湘西州州长的位置。1957年被打成右派，受到撤职降级处理。1958年正式戴上右派帽子，成为史学界的第二号大右派。1966年6月被无情批斗折磨，同年11月24日含冤去世。后右派问题得到改正。

肖荻（1930——），男天津市静海县唐官屯人。1948年初，在天津南开中学学生运动中参加地下民青，同年8月去冀中解放区城工部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城后作青年团工作。1956年初任《天津青年报》副总编辑。1957年鸣放发言说，比之人大、政协，天天出版的报纸更能发挥监督作用，其天职应能监督执政者。获罪，给于“劳动教养保留公职”处分，送农场劳改。1960年摘帽后公职不兑现，被迫仍留劳改农场做受尽贱视的“就业职工”，1973年又送铸造厂干最累最脏的清砂工序。至1979年初改正后分配到《天津日报》工作，1981年调《人民日报》，长期在一线做记者。1991年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1992年评为高级记者。曾出版过特写、通讯、杂文集《公道在人间》、《人海笔踪》、《起落人生》。（肖荻）

晓枫（1933——），本名黄泽荣，一名铁流，四川成都人。三代贫民，本人学徒。1950年17岁时参加革命，先后担任土改工作组组长、科员、科长、秘书，共青团机关团委委员、副书记。1956年调入成都日报社文艺组任编辑，因小说《给团省委一封信》而成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劳教，不认罪又被判刑，劳改23年。1980年“改正”后，回单位任记者。1993年退休，现居北京，为自由撰稿人。后因编辑《往事微痕》刊物记载反右史料，以及批评政府于2014年被捕入狱，后于2015年释放。（铁流。此条前半部分为以前铁流先生所写，后两句为所添——冉注）

熊国模（1932——），江西星子人。 1957年在南昌团市委工作时打成右派分子，送农场监督劳动，1961年摘帽，1970年重戴，1978年改正。现离休。

熊正（1901—1991），江西南昌人。1925年由清华赴美留学，明尼苏达大学商学硕士、哥伦比亚文学硕士。1934年回国，先后任上海交大、大同大学、上海法学院英语、重庆大学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并入西南师范学院任英语教授。1958年划为右派，1961年摘帽，1979年改正。

徐季正（1917——1960），湖南常德人，1937年毕业于湖南省立三中，1938年考入国民政府军政部军需学校，1940到军政部军需署预算财务处工作。1950年代任重庆食品公司财务主管。肃反时受到不公正对待，1957年因提八点意见而打成右派。八点意见如下：1、党的“三害不是一、二个人的问题”，也不是那个地方的问题，而是由于党的政策和制度的问题。２、人与人之间只有善恶之分，没有阶级之分，阶级学说是挑拨人与人之间斗争的工具，经过几个运动之后，人与人之间都不愿以诚相待，变成了互不信任，是阶级斗争的结果。3、人民政府管的事太多，从生管到死，人民内部矛盾自然多起来。４、崇拜虚无主义，说孔子才是中国的完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不应以力服人，应以理服人。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已者容。历次政治运动是霸道、不是王道，他希望对知识分子采取宽柔政策。5、胡风反革命案件是文字狱。６、在党群关系上，他建议要吸取齐恒公不听管仲的话，听易牙、竖刁的谗言，以致遭到身败国亡的教训。７、他为蒋介石惋惜，说蒋介石要是走民主的道路，现在也不会如此的惨败。８、他认为“鸣放”是放长线钓大鱼，共产党现在很被动，要批判右派，会影响放。如任其泛滥，又不可收拾。章伯钧，罗隆基文章是起了带头作用。他很欣赏章乃器说章伯钧是投降将军的话，史良揭发章伯钧的私房话，认为不应该。认为潘光旦的‘不跳论’有很深的道理。随即被送到415信箱劳改，修内昆铁路，辗转自贡、宜宾、喜德。1960年7月29日在喜德因公砍柴摔死在山崖上。

许君远（1902—1962），河北安国人，报人、作家、翻译家，1928年北京大学英文系。曾任《庸报》、《大公报》、《文汇报》等报编辑。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担任《文汇报》、《大公报》编辑，随后曾任《中央日报》副总编辑。1949年后，任《大公报》资料组组长，1955年任上海文化出版编辑室副主任。1957年因主张办同人出版社、私人出版社而被划为右派分子。1962年病逝。

许松圃（1901―1977），湖南武冈县人。1926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后曾学日本。回国后曾任命为衡水县县长等职。1946年冬，许松圃加入民革。1949年上半年，参与促成湖南的和平解放工作。1949年后任湖南省参事室副主任，省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等职。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80年平反改正。

徐志琴，反右前系泸州二中职员。“职员徐志琴在我直接主持下，经市领导批准，一度被错划为右派批斗，也下了乡劳动，后因报地区（中学划右派之权一度由地区下放各县、市，很明显是数量不够，要各县再补划一批，大概是放权后又超额多了，才又收上去未审批）未批准，而被含糊其词地收回学校工作，既未公布改正也未道歉，故‘文革’中有‘下降右派’之呼叫，一直为当权者所默认，致使其本人和家属蒙受冤屈，‘文革’后对右派平反，她又无份，其理由是‘你不是右派’！诚为‘反右场中已批斗，平反册上却无缘’。”（黄承勋《沸兀斋残稿》P108至109）

薛文蓉，女，1938 生，1956入学上海交通大学，反右时因同情右派受批判，赌气说这样反右就像楞次定律（越反越有人同情，越反越多），因她并没有提什么政治性的言论，故一点也不认错，被定为态度极端恶劣而予下乡監督劳动处分，后发配新疆，先在学校任教，文革时被下放，后设法调至江苏无锡，改正后任无锡电视大学老师。现退休随子女在美国生活。（方能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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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史里有你的亲人吗？——中国右派名录（OPQR，共6名）

冉按：得一条右派名录，看似简单，其实不易。为什么呢？如一名右派写了回忆录，按理说，应该比较好写右派名录了。是的，但这只是在读完著述以后。通过慢慢的梳理，将适合用的右派名录史料，一条条地收集罗列起来，删繁就简，才能算是基本完成。但完成后，还应该对相关的记录进行鉴别比对，使其真实性经受得住考验。这就意谓着，耗时是不可计量的。但一个人的时间又是有限，要做的事情太多，所以我常感左支右绌，很久都不能完成一条右派名录。目前整理出来的共89名，其他名录尚待陆续整理中。


故对于那些尽量将自己身边的右派，调查清楚，或者是读到书中涉及的右派，乐意将其梳理清楚，罗列明白，按格式做成名录，然后传送给我的朋友，我是非常感谢，且有相当的敬意。为什么呢？这是件名和利都没有的事。但为什么还有这样的人呢？大约我们有些朋友还有一将历史当作一种“信仰”来看，对留存记忆有一种虔诚的态度。我们当然无法改变四九后大部痛史细节消亡的现实，但我们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实现“记录即永恒”。


下面是关于右派名录撰写体例的一个简要说明，请朋友们不吝提供，十分铭感。


1：籍贯。祖籍加以出生地即可。2：出生年月。病故者包括病故年月。3：工作单位及职业：获罪当右派的单位。4：所属党派（党员、民主党派、无党派等）。5：工资收入：右派前后工资收入的比较。6：家庭人口：主要直系亲属。有无受牵连，有何种牵连。7：获罪原因：是因言获罪，或因给领导提意见，或者无任何原因（莫须有）等。8：获罪言论：如因言论获罪，有何直接的言论。9：曾摘帽与否：因为六一年左右曾有一次摘帽右派的经历，有经历者请写出年月。10：所受折磨情形：诸种情形列其大要。11：改正时间：以正式的改正通知书时间为准。12：有无遗留问题：比如原单位没有补发工资，比如原单位不接收等。13：与右派有关的回忆：有否与右派经历有关的回忆录或者单篇文章？请列书名（若能将内容传予编者则不胜感激）14：作者署名：除了编者自己整理的以外，除非有特别说明，一律署来稿者姓名，以示尊重劳动。15：名录以一般字典之编辑形式，采用拚音字母形式排列，以便查阅。

我的工作邮箱是tufeiran@sina.com，关于右派名录或反右史料的事儿，有信必复。图片《新闻学基本知识讲座》，为本右派名录中，右派钱辛波先生参与编辑的书之图片。2015年12月7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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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静戈（1911年4月----1978年11月）  男，广东人  1937年毕业于广州夏葛医学院，1946年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49年回到中国。1950年在民航局下属民升医院任职院长兼外科主任。三反时，把他打成大老虎，對他采取了各种刑罰、虐待。1957年鸣放时，他以自己为例，表达了对三反、肃反运动中的整人现象不满。他说：“共产党最大的缺点就是对人民太残忍，对高级知识分子虐待，中国不只是我一个人，而是几千几万，死的死了，残废的残废了，我很同意三反肃反一团糟的说法。”他还对葛佩琦，章伯钧，储安平等人的某些言论表示共鸣。1957年10月经空军党委专门文件定为极右分子，总政治部1958年批示，撤销原有职务，转交地方实行留用察看，由卫生技术五级降为医生三等十级。此后，欧阳静戈被驱逐出北京，在河北省承德专区监督改造二十年之久，初时只在滦平县医院任清洁工，60年代初被摘掉帽子，他常用他精湛的外科、针灸手术为人治病。但不许回京与家人团聚，每逢政治运动必被触及批判。1974年因病回家，直到1978年才能上户口。1979年空军后勤部予以改正，但欧阳静戈已经与世长辞。(石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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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山（——2003）江苏无锡人，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周恩来外事秘书，参与板门店谈判与万隆会议，1957年打成右派。八十年代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第一届副会长、第二届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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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华栋（1934——），重庆人，1954年考入华西医大医疗系。1957年因鸣放未发言，一直遭到班上点名批评，后来由班党、团员拿来其它大专院校鸣放的信件，邀我一起由他们说内容，我提笔书写了一张不赞成考中医及马列主义，让有更多时间进行第一次临床实习，而被批判为走白专道路。另与其他同学一起照抄了一张川大的大字报，而被最后一批定为一般右派，给予留校察看、继续学习的处分。1959年毕业，未发予毕业证，分配至西昌卫生防疫站，每月生活费25元。1961年调西昌专区人民医院，因家中急事与院方发生矛盾，被院方批斗，停医师职务，罚为工友。后被监禁十月，被西昌专区中级人民法院判为“企图投敌叛国未遂现行反革命罪”，送管制劳教三年，开除公职。1963年送米易县湾丘农场改造，1964年奉令劳教中的右派送重庆沙坪园艺场劳动改造，1966年5月30日解除管制。为求生计，曾做过小工、砖工、木工、石工、抬工、钢筋工、拉架架车等。1979年2月14日收到四川医学院右派改正通知，5月31日收到摘除右派帽子通知，同年4月2日收到凉山中院平反通知书。1979年9月至西昌卫校工作。（钱华栋）

钱辛波（1923—），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１９４５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１９４９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南京《新民报》记者、北平《新民报》采访主任。历任重庆《新华日报》编辑、《新民报》副总编辑、西南人民广播电台编辑主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组副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著有《新闻是一门科学》、《中国新闻学发展的五个历史阶段》等。1957年到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因自我交心而打成右派。他对朋友中如徐铸成、浦熙修、储安平、吴祖光、丁聪、黄苗子打成右派想不通，他自我交心汇报上去，于是以替右派分子鸣冤叫屈、攻击干部制度（批评等级制度）、同仁办报（与徐盈谈可以一起办张北京晚报）、在党校已结业又续学的三天中，新闻班领导小组领导何伟找其谈话，将其划为右派。后改正。

邱蔚文（1927年1月—），上海人，上海光华大学土木建筑系毕业。1949年参加西南服务团来川。1952年雅安建设大桥，从重庆西南交通厅特派来雅安配合苏联专家。

1957年10月，因家里大姑父是国民党内政部官员，其父亲曾经是国民党第一届立法委员，又跟抗日名将廖耀湘是铁哥们，种种历史情由导致其第一批被打成右派，又因审判时候与法官争锋相对不肯低头而重判八年刑期。在劳改队时候，他专业技术过硬，负责监狱里以及雅安行署等各项工程，曾经在工程上为了保护国家财产，得罪干部，被开批斗会，殴打，万念俱灰。

1979年5月平反后，雅安市领导挽留在雅安建设局，后为雅安建设系统培养了大批人才。被誉为雅安建设界元老，1990年离休。（邱小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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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重(1934——)北京人，在矿山做过童工。1945年12岁时参加过八路军，1953年经公安学校学习，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在肃反和反右派运动中以言而被陷害成为极右分子，被送到茶淀（劳改）农场。1979年被“改正”时，未给看“改正结论”，直至10多年以后才看到此件中仍有捏造事实的弥天大谎。退休后，现住北京昌平区农村，在已出版的回忆录《活过爱过奋斗过》书中，要求返还20余年工资，彻底平反冤案并经济赔偿。其人生经历被作家刘心武写入小说《树与林同在》，此书被译成法文出版。2005年曾应邀欧洲一行，现与小狗为伴。（任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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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史里有你亲人的名字吗？——中国右派名录（69—83，Y部14人）

冉按：我每月都会读到一些右派回忆录，其间的痛楚何可言说？有人说，你经常看这样的东西，编辑这样的史料，你抑郁吗？我为历史与现实的不公难过，但从不抑郁。我是个神经大条的人，因为生活在一个童年都吃不饱饭的苦寒家庭，所以觉得生活再苦，事情再压抑，也不过如此，没有什么大不了。

读右派自己的回忆录，我很感慨，这说明他们不想自己的孩子再遭受这样的苦难，所以告诸后世，不能让这样的苦难再来。这种爱，在我看来，比那些受了苦却默不作声的人，更实在更有一种难得的责任感。因为他将自己的苦难回忆出来，不仅是对自己的后代负责，更是一人对社会负责任的态度，这种爱已经超过家庭意义上的小范围之爱了。

但读到右派子女数十年如一日，来为其父亲的冤屈，搜集史料，往返上万公里的，最后编辑成书的，就非常稀有了。在此，我要向朋友们隆重推荐西安的刘志昂先生。其父刘镇华先生在陇西中学被打成右派，在银川西湖劳改农场劳改——我一直主张研究右派劳改地理，诸如北大荒、北京清河劳改农场、甘肃夹边沟、四川沙坪劳改农场、云南新民农场、重庆长寿湖等——最后饿死在该处。这事情本是一笔糊涂账，但经过刘志昂的查访、采访见证人、搜集各种史料，最终编成了一本十六开的《我的父亲》。其中影印他父亲的旧物，如在目前。其爱父亲的心，令人相当感动。我认为像刘志昂这样的后代，无愧于自己对父亲深挚的爱，不仅是纪念了自己父亲所受的苦难，也把这样的苦难留存下来，警示后人。

下面是关于右派名录撰写体例的一个简要说明，请朋友们不吝提供，十分铭感。

1：籍贯。祖籍加以出生地即可。2：出生年月。病故者包括病故年月。3：工作单位及职业：获罪当右派的单位。4：所属党派（党员、民主党派、无党派等）。5：工资收入：右派前后工资收入的比较。6：家庭人口：主要直系亲属。有无受牵连，有何种牵连。7：获罪原因：是因言获罪，或因给领导提意见，或者无任何原因（莫须有）等。8：获罪言论：如因言论获罪，有何直接的言论。9：曾摘帽与否：因为六一年左右曾有一次摘帽右派的经历，有经历者请写出年月。10：所受折磨情形：诸种情形列其大要。11：改正时间：以正式的改正通知书时间为准。12：有无遗留问题：比如原单位没有补发工资，比如原单位不接收等。13：与右派有关的回忆：有否与右派经历有关的回忆录或者单篇文章？请列书名（若能将内容传予编者则不胜感激）14：作者署名：除了编者自己整理的以外，除非有特别说明，一律署来稿者姓名，以示尊重劳动。15：名录以一般字典之编辑形式，采用拚音字母形式排列，以便查阅。

我的工作邮箱是tufeiran@sina.com，关于右派名录或反右史料的事儿，有信必复。图片为英国著名政治学家洛克《政府论》，译者为本辑右派叶启芳先生。2015年11月24日于成都


69：燕遯符(1938——)女，1957年19岁时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因撰文《对这次运动及其前途的看法》而成为右派，被送到纺织厂劳动改造20余年，直至1979年被“改正”。1995年依据新颁《国家赔偿法》向北京大学索赔，未见回音；1996年再次索赔，北京大学校党委统战部回信：“在没有新的精神之前，无法个案处理”；2006年初又给北京大学校长写信，要求道歉与赔偿，至今仍不答复。2007年2月以来，参与61位右派老人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要求开放言禁、宣布反右是违宪的错误的政治运动、给予必要赔偿的公开信；参与“反右派斗争50周年纪念”联合维权活动。(燕遯符)

70：严叔夏（1897—1962），生于天津，祖籍福建，著名翻译家严复第三子。曾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与清华大学学习，皆未卒业。后到私立福州中学与福建学院教书，后任福州协和大学教授。四九年后任福州协和大学与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等学校合并的福州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继任福州市副市长等职务。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1年摘帽，任教于福建教育学院。1979年右派得到改正。

71：晏志东，反右前系泸州二中数学教师，下乡劳动（参加黄承勋回忆录）。

72：杨汝絅（1930- 1985），男，生于江苏高邮。1948年，因家境困难，高中二年级肄业。1950年于富顺二中入职， 1954年杨汝絅调隆昌县第一中学任高中语文教师。杨汝絅四十年年代末期开始发表诗歌，五十年代继续业余从事诗歌和文艺评论写作，在《诗刊》《星星》《草地》《四川文学》等刊物发表多篇创作和评论。

1957年夏秋之际，因发表“恶陈言之务去”，批评张冠李戴的县委负责人“连《十五贯》中的过于执都不如”等言论，以攻击政治学习攻击党的领导罪划为右派。其妻廖时从因同情丈夫不肯划清界线亦被划为右派，双双降职降级。杨汝絅先后在学校刻钢板，打杂，下放农村放牛。1961年前后，杨汝絅夫妇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杨汝絅重回隆昌一中任教。

文革中，杨汝絅因同情学校一位知名教师在“文革”初期被迫自杀，仗义执言撰写大字报（墨写的谎说绝掩不住血写的事实等），以攻击文化大革命的罪名，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刑五年，押送宜宾地区黄沙河劳改煤矿劳动改造。由于井下极度低温，劳动环境恶劣，杨汝綗罹患肺气肿，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女儿受到种种歧视和株连。

1978年，杨汝絅的“右派”罪名和“现行反革命”罪名经复查认定为错案，予以改正。1980年，他回到隆昌县第一中学重执教鞭时已年届半百。后调入妻子单位四川地质普查大队。因严重的肺气肿转化为肺心病，1985年12月5日，杨汝絅终因心力衰竭病逝于成都。《星星》诗刊为其发了讣告，他的诗集《篱畔集》和《灰色的花及其他》先后出版问世。                            （杨永、杨鼎川、杨中）

73：杨兆龙（1904—1979），字一飞，江苏金坛人。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对大陆、英美两大法系均有精深造诣，曾草拟《国家总动员法》、《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等法律，曾当选为中国比较法学会会长等职，被荷兰海牙国际法学院评选为世界范围内50位杰出法学家之一。1957年后因宣扬法治，而被打成右派分子，后更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遭到关押。1979去世，1980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74：叶启芳（1896—1975），广东山水人，毕业于岭南大学经济系，1925年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主讲经济学。1929年应商务印书馆之约请从事翻译工作。后任《广西日报》社长和香港《新生晚报》总编职等职。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后，任广东国民大学教务长、华南联大文学院院长、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兼外国文学史教授。1957年因对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王起工作不满，被划成右派，与董每戡、詹安泰、吴重翰一起被诬为“反党小集团”。译有洛克《政府论》、考茨基《基督教基础》等世界学术名著。

75：易文斐（1911—2004）四川成都人。1925年加入共青团。1926年考入驻防崇宁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原四川江防军）第七混成旅政治部宣传队，先后从士兵、上士升到排长、手枪队长、副营长，转为中共党员并任地下党营委书记，被推选为“四川省革命兵士运动委员会”委员。1929年6月参加第七混成旅兵变（亦称遂蓬边界起义），任改编后的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二师五团党代表、团党委书记兼代团长（时年十八岁），兵败后任中共合川县委秘书长兼共青团县委书记、合川县行动委员会委员。1930年12月初被捕关入重庆反省院，在反省院中跟加拿大传教士文幼章学会了世界语。1933年在抗日救亡高潮中获释。此后几度失去中共组织关系又重新恢复党籍。1950年初到渝女师任教。1951年春作为重庆著名世界语者代表出席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成立大会。1955年调任重庆市第四十二中学历史教师。1958年2月，只因对学校领导提过一些意见，被以“反对学校领导”等罪名打成“右派分子”，被降职、降薪、降级，先后发配到广阳坝农场、南桐区农村、长寿湖渔场劳动改造。1963年夏被强迫“退职”，逐出教师队伍，被迫参加重庆市江北区溉澜溪街道运输队工作。1978年后“右派”罪名得到“改正”，调任重庆市第十四中学英语教师。1979年作为重庆世界语者代表到北京出席全国世界语工作座谈会。后离休。2004年病逝。（何蜀）

76：由清廉（不详-1973年），吉林省长岭县人，家庭成份为中农。幼时在长岭县明德堂（应该是药铺）学徒。成年后，在中医诊所行医。公私合营后，成为长岭县中医院医生，并担任工会主席。1957年“大鸣大放”时响应组织号召向党交心，因在会上发言谈到“统购统销”粮食政策造成长岭县4000多户居民当时的生活水平不如解放前，而被认定为攻击党，定为右派。受到一个阶段批斗后，全家被遣送至长岭县东六号乡马联坨子屯（老家）劳动改造。
1973年，由清廉因高血压病故于长岭县人民医院。（宋殿辉）

77：俞安国（1935年8月—），四川崇州人，1957年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1957年被打成右派，开除团籍，分渭南师范学校，后被遣送回原籍。

获罪理由：班级会议上发言，认为肃反过火了。2：赴北大看大字报带回谭天荣等人给予的传单，虽未散发，也是有罪。1957年9月10日，《中国教师报》“他们为什么会堕落成右派分子？”，批评北师大学生右派俞安国，并顺带批及刘宾雁，以及北师大右派黄药眠、穆木天、钟敬文、彭慧、陈秋帆等老师右派对学生的毒害。

1979年改正，后与人合著有《小学语文教育心理学》等，与五七难友雷一宁一起合编编著《不肯沉睡的记忆——57学子的往事》，此书一出即被禁，编者还被有关方面约谈。成都教育学会理事。

78：俞彪文（1926—1957）北京人，原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工作，拒绝去台湾而受中共指派赴北京创办新中国的保险公司。1957年，因提出改进保险工作的意见而成为右派，自杀后开除公职，终年31岁。其时长子俞梅荪4岁、幼儿俞颂荪1岁，因从小受社会歧视，俞颂荪在“文革”中自杀获救后，患精神病，至今仍住在精神病医院。俞文彪之父俞颂华，1919年在上海《学灯》杂志任主编，曾转发青年毛泽东的文章。1920年，他和瞿秋白考察苏联，见过列宁。1937年初，赴延安采访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并在《申报周刊》作连续报道。1945年，应周恩来之约，俞颂华携子俞彪文到重庆曾家岩中共办事处会面。（俞梅荪）

79：俞继璋（1931年5月23——），女，生于杭州，祖籍浙江诸暨，曾到宁波，上海读书，1949年7月26日，在上海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文艺大队。

反右时期，其姐在哈尔滨农学院读畜牧专业，师从中国最有名的基因专家。门门功课都好，是打算保送去苏联读硕士的。当时苏联红军歌舞团来校演出，所有的票都只发给党团员。大姨就说：“共产党的光辉只照在党团员的牛皮灯笼里。”在毕业时被戴上右派帽子。罚到河北涞源县十万鸡场当饲养员。

也许是其姐政治余波加上外公是上海基督教的长老，解放初期就经历了宗教迫害，定为间谍。时余继璋怀第一胎，离预产期只有十八天了。上级党委不同意，队长就说：“完不成百分比，你们自己找人戴上。”无奈勉强同意。腆着大肚子去参加批斗会，戴上帽子。怕她跳大渡河，二条人命啊！于是派三个女同志，24小时轮流看守。

1964年11月23日，开公捕大会。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判刑两年，关押在四川省雅安苗溪监狱，刑满后因右派未摘帽，留场就业，关押期间，因各种批斗殴打导致双耳全聋，1979年平反，1983年离休。离休后仍然坚持学习，在针灸方面颇有建树，目前八十高龄尚在家里指导中医针灸方面的硕士生。（邱小蔚）

80：俞沛文（1936？——？）籍贯不详。天津新河造船学院技术员。其父乃日伪时期华北委员会大汉奸王辑唐之助手俞熙杰。他因右派问题被送板桥农场劳教，多年无人来看望，仅一姨母在上海与其有些联系。俞沛文因难以忍受这一磨难，精神失常。后被弄到劳教队的病号班，被牢头班长强行鸡奸，心情懊丧，病情严重恶化。本来英俊挺拔，日益消瘦苍白，一天到晚念念有词，夏天仍穿着空心棉衣。后来就围着院墙整天跑步，一边跑一边傻笑，回到屋里混混沌沌卧床手淫。吃喝被牢头克扣，身体完全垮掉，文革前即死去。(柳成荫)

81：袁影清，女，幼教高级教师，“民进”成员，1929年生于四川省射洪县一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曾任射洪县任多所小学教师、校长，后任平武县司法官员、盐亭县粮政科长、广安县政府秘书长，并代理县长，却洁身自好，两袖清风，无房无地。新政权建立后，按留用人员政策，安排在射洪县税务局上班，随后被街道当做反革命分子暗中管制，于1952年被抓捕入狱，经过一段时间的折磨，奄奄一息时送回家中，随之死亡。母亲长期担任射洪县多处小学教师、校长，新政权建立后被开除。

受家庭熏陶，袁影清自幼好学，于文学、音乐、绘画、表演均有天赋，十四岁开始就经常登台演出，十七八岁开始，即在《东方日报副刊》、《人间》、《自由钟》、《长风》等刊物及学校壁报发表散文、小说、新诗作品，文字清丽简洁，目为才女。

新政权建立，任射洪县城幼儿园教师。1953年，奉调遂宁县（现遂宁市）城区幼儿园。1958年初，幼儿园园长为完成划右派任务，因袁影清家庭出身和曾为地下党的丈夫的“反革命”问题，直接宣布为“狡猾的右派分子”，从此坠入地狱，用架子车为幼儿园拉粮拉煤及到郊区拉菜，园内各种脏活、重活、苦活由她全包，受尽园长及其他组织和积极分子的辱骂刁难。其时，丈夫早被打为反革命，在外地服刑。袁影清工资降为每月25元，要养活自己和四个子女。极端悲苦无助时候，准备跳水池自杀，想到寄养在母亲家的儿女，遂忍辱苟活。文革中，各派战斗激烈，均安排她写标语、画宣传画，管制稍微松懈。1978年按政策摘帽，悲愤中作顺口溜曰：“大材小用”坐右边，一坐就是二十年。地狱悲苦全尝遍，但愿悲剧勿重演。

退休后，激情迸发，创作大量散文、诗歌、儿童剧等文学作品，及工笔人物、花鸟和剪纸等美术作品，发表于多家刊物，部分作品获国家、省、市奖励。近年将年轻时残存的文字和新创作的文学、美术作品结集为《疏影集》刊行。（黄绍桂）

82：袁世垠（１９２８年１２月２２日——２０１２年９月９日），1942至1946年求学于国立九中，1949年分别考上重庆大学和重庆聚兴诚银行，因家计压力而工作。１９５１年考入清华大学政治系功国际政治专业，次年，院系调整转并入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１９５５年外交学院成立，我被调为研究生一年以后提前调为教员，准备讲授日本近代史。

１９５７年５月党号召党员及各界人士帮助党整风，在通史教研室主办的墙报上发表了《必须根本改变等级森严制度》一文。我认为解放后社会上的很多弊端都和森严的等级制有关根据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所作的教导。应当废除等级制。各级官员应由民选而不应由上级委任，官员的工资不能比优秀工人高得太多。这样就可以防止政府官员从人民的公仆变为人民的主人。对社会上升官发财的思想筑成一道可靠的提防。我认为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掌政权后把这个历史经验忘了。希望纠正。没有想到这篇文章招来了无端的粗暴的批评和残酷无情的打击，不由分说把我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由于我拒不认罪，加重处分开除出党，行政降三级，下放到北京右安门外四顷三生产大队劳动。５９年虽然调回学院，但已不能从事教学工作，我写的讲义被收缴，至今下落不明。由于我长期不服，被认为态度恶劣。右派帽子带了七年才被勉强摘掉，在外交学院所有右派中，我是最后摘帽的。

文革开始，我又以没有改造好的右派身份被打入牛鬼蛇神劳改队。６８年清理资产阶级队伍，我被隔离审查，蹲牛棚，相当于过铁窗生活。被批斗数十次，差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当时我被指控有四大罪状；１，恶毒攻击反右斗争，妄图右派翻天；２，恶毒攻击三面红旗，为彭德怀鸣冤叫屈；３，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４，反对齐哥誓死保卫。幸而当时公安机关认为，这些都是反动思想问题，并无反革命行动，从宽发落。由此，６９年下放江西上高外交部五七干校。一呆近八年，直到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垮台后，１９７７年我才回到北京。（根据袁世垠先生本人回忆节选，编辑而成）

83：袁松芝（1936—）女，河南人。1957年毕业于南阳师范学校，随即分至南阳师范附小教书，1957年第二批打成右派。其右派言论两条，其一：“太阳出来红彤彤，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双统政策往下行，宣传时节都欢迎。//谁知统购板订钉统销却是空对空。//屋里外头粮征净，糠菜树皮是民生。//一天两顿稀汤饭，紧紧裤带来打井。//党的政策是好经，歪嘴和尚把民坑。//再不改变这状况，上访告状到北京。”其二：在“谁剥夺了我们的民主权力”大字报中，她写道：“解放前人民的权力被地主、资本家剥夺了，人民没有一点自由。解放后，说的是人民站起来成为国家的主人了，可实际上并不民主和自由，如南师选举工会干部时都是由领导先提出来候选人，还美其名曰群众选举，这和历史上的‘猪仔贿选’有啥不同？”
多年以后赵宗礼采访袁松芝，袁说前一条是抄撮别人的言论而成，后一条是划右派者诬陷。（因赵宗礼《整风鸣放花絮——黄毛丫头也“疯狂”一文改写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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