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的“购档之旅”：斥巨资购买前苏联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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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的“文化个体户”以生意人的精明和学者的执著，花费百余万元，从俄美购得大批前苏联解密档案，无偿向同仁开放的同时，也成就了自己的传奇——


　　-沈志华购回了多少档案？有关中苏关系(1921-1991)22卷，约4500页；有关朝鲜战争(1948-1953)17卷，约3400页；有关苏联与朝鲜关系(1945-1960)9卷，约2000页；有关苏联历史(1917-1991)27卷，约5500页；还有已经译成中文出版的有关苏联历史的俄文原件33卷，约7000页。


　　-这批档案已经并正在显示价值。2002年8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收录了74年间前苏联历史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原始档案。社科院一位苏联史专家说，有了这批档案，不仅苏联史要重新认识和书写，对20世纪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也要重新思考和评价。


　　说到文物档案的搜集和保护，稍有文史知识的人，都会想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初那段“大内档案”的故事。


　　当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与历史博物馆以经费困难为由，将八千麻袋约15万斤的清朝内阁大库资料，卖给一家纸店作造纸原料，换得银洋4000元。不久，学者罗振玉发现该店在市场上出售这些档案，即以12000元买回，后择其珍件汇编刊印。尽管此人政治上有严重污点，世人对他在搜集保护文物方面所作贡献，还是予以充分肯定。这是因为，档案对于史学研究而言实在是太重要了。


　　而今，有则“国际版”的档案故事，精彩得让人叫绝：个人斥巨资出国门大量购买别国的国家档案，在中国，这肯定是前无古人。故事的主人公就是现任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该校“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华。


　　在史学界，沈志华有“异类”之称。他没有高等学历，却曾受聘多所高校客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也聘他为兼职研究员；他年轻时荣辱起伏的丰富经历、从学界到商界又到学界的变迁，尤其是他花费百余万人民币，从俄美购得大批前苏联解密档案并无偿向学者开放的壮举，足以使他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传奇人物；而他与同道利用这批档案所获研究成果，又使他本人成为国际学术界冷战史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学者之一。


　　“钱可以全部由我来出”


　　为了近距离探寻这位历史学家个人历史篇章间的某种逻辑关系，日前，记者驱车来到了远离中心城区的华东师大闵行校区。周末傍晚的校园里，朔风中不见一人，通过手机多次联络，于“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所在大楼，我们见到了出来迎接我们的沈志华教授。


　　这位年近六十的燕赵男儿，高大魁梧、头发花白、嗓音洪亮。


　　刚在办公室坐下，记者就迫不及待地请沈志华出示他的“宝贝”。他把记者带进资料室，指着抽屉里一列列缩微胶卷、玻璃柜内一排排文件夹和已出版的档案集，神采飞扬：“有关中苏关系和朝鲜战争的前苏联档案资料，我这里可算是全国第一了，有时连俄罗斯人也要找我复印资料。”接着他又在屏幕前演示调阅已输入电脑的档案。


　　空调机很快把我们从室外带进的寒意驱散，而沈志华脸上和话音中洋溢的热情，更是给我们的内心带来一阵阵温暖。


　　现代科技手段，使沈志华的那些“宝贝”看起来远不如当年八千麻袋“大内档案”那样蔚为壮观，但它们包含的信息量之大和价值之高，是罗振玉们当年不可能想象的；即便是同代人，对沈志华为获得这些“宝贝”采用的运作方式也是难以想象的。


　　访谈从烟雾越来越浓的办公室，转移到沈志华家飘着茅台酒香的餐桌旁，共持续了整整5个小时。


　　话题终于切入赴俄搜集档案，记者问：“您究竟用什么高招弄到了这么多的宝贝？”


　　“商家的办法。”沈志华笑着说出这短短一句话的时候，在他的脸上可以捕捉到那种生意人的精明。


　　“这事要从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说起。俄罗斯政府一度开放了苏联时期的党政机关的档案。一时间，美国、日本、韩国，以及欧洲各大国纷纷涌入俄罗斯购买档案，连瑞典这样长期处于国际风云边缘的国家也不甘落后，但中国人没有行动。”


　　这时，被迫脱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的沈志华已经商10年，钱确实赚了许多。他以“体制外”的身份重返学界，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设立“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专门资助学术著作的出版。


　　1994年10月，沈志华个人筹资，在深圳召开了“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学术讨论会。沈志华在发言中提出：重新振兴苏联史的研究要靠档案。他认为，由于一件档案文件的公布而推翻一个历史结论或揭开一个历史谜团的例子，屡见不鲜。能够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史料中，档案文件无疑是处于第一位的。历史学家的一项最基本的工作，就是必须在档案上下足工夫。他指出，先前人们广泛引用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不足为凭，唯有根据前苏联的档案文献，才能认识历史上真实的苏联。而且，别人已经走在前面，“美国人已经整箱整箱地把资料运回去，收进了他们的国会图书馆、哈佛图书馆、胡佛研究所，再晚我们就来不及了。”他的看法得到了专家们的一致赞同。


　　1995年3月回到北京后，他又在大兴宾馆开了一个小型会议，专门论证去莫斯科购买档案这一重大行动，多名国内研究苏联史的领军人物与会。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件于民于国于党有益的大好事，但眼下光靠你沈志华个人，即便你钱再多，也不太可能达到目的。


　　当时的沈志华连个单位都没有，申请出国政审能通过吗？办不了护照，怎么去莫斯科？


　　沈志华想到了一位前辈。他来到中国社科院，找到党组书记、副院长王忍之。曾任中宣部部长的王忍之也是历史专业出身，当然知道前苏联国家档案的重要意义。他说：“中国急需前苏联的档案，最理想的当然应该是我们社科院出面去买。可社科院是出了名的‘清水衙门’，拿不出这笔钱啊。如果向上面要，得先报项目，报告打上去，没一年半载可能批不下来。”


　　沈志华一听马上接过话：“钱可以全部由我来出，我就要您一个名分，以社科院名义前往俄罗斯，您说这行不行？”


　　“当然可以。”


　　于是，这位富有的“文化个体户”与中国最高社科研究机构联手成立了“苏联历史档案集”课题组，组建了《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编委会。双方谈定，此事作为社科院重点课题立项，由社科院办妥一切必要的手续，沈志华负责全部课题经费，并主持全面工作。



“这些俄罗斯人挺讲义气”


　　1995年10月，沈志华一行四人飞抵莫斯科，开始了“购档之旅”。


　　初到莫斯科，为了招待俄方一位接待人员，他们在所住的一家普通宾馆吃饭，每人一道菜，再加一盘凉菜，一瓶酒。这点菜在曾为富商的沈志华看来是再简单不过了，但账单送到跟前让他吓了一跳：数百万卢布，相当于480美元。他怀疑是否多加了一个零，但人家就是这个价。


　　“这如何是好？大伙回头一合计，决定自己做饭。市区物价高，就到莫斯科近郊农贸市场买蔬菜、香肠、大米什么的。”




　　伙食费用问题解决后，他们直奔档案馆。一到那里，才知道来晚了。俄罗斯开放档案最宽松的时期是1992年到1993年。他们到那里时，开放范围已经收缩，而费用却比过去贵了许多。去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复印，一页1美元，去苏共中央档案馆复印，一页2.8美元。


　　“档案馆说是9点办公，10点才有人，人来了之后‘哧’地一声把窗口打开，问，干什么的？你说要复印档案，他就说，把东西递上来。你把申请材料递上，他就说，等着吧，窗口‘哧’地一声又关上。你就在外边等着。到了11点，把你放进去，还没复印几页，工作人员过来说，‘吃饭了，吃饭了，都出去，关门了’。午休之后，再放人进去，可到了3点多，又要喝午茶了，这时你又不能工作。茶歇没过多久，4点半了，他们也就下班了。照这样的进度，每天只能工作3个小时，如此下去，实在耗不起。”


　　但沈志华很快就发现，俄罗斯档案馆对本国公民的收费远低于外国人。


　　几天后，沈志华等人从农贸市场多买了一些菜，他在住处摆上了一桌并不丰盛的“筵席”，客人是几位俄罗斯学界朋友。


　　别看菜肴并不起眼，可沈志华带去的茅台和二锅头此刻在俄罗斯人眼中熠熠生辉。


　　“我问他们，知道茅台的来历吗？告诉你们，这可是中国的国酒，是毛泽东、周恩来喝的酒，今天，除了毛泽东、周恩来，就是你们哥儿几个啦！来！咱们干了！”


　　这样的好酒，这样的豪言，在场人想不陶醉也难。沈志华此刻将计划和盘托出：想请哥儿几个帮忙，复印一下档案。酒酣耳热的俄罗斯朋友爽快应承。好，那先请把劳务费收下，工作费用日后再算。沈志华当场拿出美元，每人几百。


　　“您别说，这些俄罗斯人还挺讲义气。”


　　通过这样的方法，他们3个月从俄罗斯4个主要档案馆复印了需要的大量档案。


　　1996年4月，沈志华再飞莫斯科，用同样的方法，又复印了一大批档案。


　　考虑到俄罗斯档案的开放程度已经收缩，而美国又是前苏联档案的最大买家，因此沈志华同年10月去了美国。通常他们总是开馆而作，闭馆而息，中午就用三明治就凉水对付，满负荷工作直到回国。同去的一位朋友实在累得受不了，说：老沈啊，能不能节奏慢点。其实真不能说这位朋友娇气。据沈志华透露，他们在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复印时，有6台复印机因不堪重负而发生故障。


　　1998年，沈志华再赴美国。两次美国之行，共带回复印的前苏联档案十多箱，比从俄罗斯带回的还要多。


　　为了购买这些极为珍贵的档案，沈志华花掉路费、食宿费、劳务费等等，总共约百万元。一笔巨款啊！“我的头发也就是在那时开始白了。”但他不仅不为此心疼，还大为庆幸。因为倘若迟去几个月，就是带去再多美金，也搞不了多少东西回来！


　　研究成果得到广泛认可


　　此后7年中，沈志华出资在全国组织了70多人的翻译和编辑队伍，对档案分类整理，并选择专题译成中文。2002年8月，中国社科院直属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共34卷、36册、227个专题、近2000万字，收录了74年间前苏联历史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原始档案。社科院一位苏联史专家说，有了这批档案，不仅苏联史要重新认识和书写，对20世纪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也要重新思考和评价。


　　“那您总共复印了多少档案？”


　　沈志华给出了精确的回答：有关中苏关系档案(1921-1991)22卷，约4500页，有关朝鲜战争(1948-1953)17卷，约3400页，有关苏联与朝鲜关系(1945-1960)9卷，约2000页，有关苏联历史(1917-1991)27卷，约5500页。还有已经译成中文出版的有关苏联历史的俄文原件33卷，约7000页。


　　这些档案已经并正在显示其价值。在参考运用这些档案的基础上，由沈志华等4位学者撰写、中国前驻苏大使李凤林作序的《中苏关系史纲》因其材料新颖、立论独到而受到学界好评，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研成果(人文社科类)一等奖。2009年，由沈志华主编、国内多位专家参与、旨在探讨苏联解体原因的《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出版后，引起《中华读书报》等多家媒体关注，并被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列为“强素质”教育图书。


　　“得奖当然高兴，”沈志华说，“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官方和社会的认可。”


　　他还告诉记者，档案中还有上世纪50年代台海危机、60年代中印冲突以及前苏联历史等丰富史料。但由于中国史学界能直接运用俄语研究的人太少，而档案翻译过程又比较长，所以在这几个方面出新成果尚有待时日。可喜的是，“苏联对华关系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已获准立项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课题。该课题研究成果将首先以一套数十卷史料性文献的形式出版，并在这基础上推出一系列重要研究论文，这一项目对推动我国深入研究中苏关系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学术气氛现在宽松多了”


　　“我为自己设定的研究方向就是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研究，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研究。这就是我的学术人生。”


　　作为在上述领域学术成果颇丰的“体制外”学者，沈志华于2004年选择重新回到“体制内”——受聘华东师范大学。


　　“做出这一选择出于两方面考虑”，沈志华告诉记者，首先，原来他只想个人搞研究，而现在想要带出一支团队。规模大了，目标高了，这就面临人才来源和资金来源两个问题，回归体制内是一个明智选择。但更重要的是，当前体制内的学术气氛也比以往宽松多了。“我的一些看法可能与有些人不同，但并没有因此受到限制，书照样出，课照样上。”




　　他介绍说，校领导对他们“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大力支持，特别是在购买国外档案方面，学校一次性投资300多万元购买美国的缩微胶卷，还有价值65万元的阅读器，提供办公场所460平米。为了把“中心”建成教育部的人文社科重点基地，学校给予了各方面的支持。


　　沈志华对体制内存在的某些问题也直言不讳：“由国家分配资源、定选题，有时甚至结论走在研究前面，这会导致资源浪费、学术僵化。”


　　“那您认为较理想的模式又该如何？”记者问。


　　“应该是国家资源和社会资源并举，国家命题与学者自报结合。”他指出，社会资源可用基金会形式，而学者自报选题无需国家批准，只需基金会认可。至于“国家出台大课题，应交给学界论证，不应只是领导拍拍脑袋就定盘子。”


　　这段话使记者想起采访中他讲过当年在北京电力局政治部宣传处工作时的一件事：由于他心直口快，一位关心他的领导诚恳地告诫他：“小沈啊，你是局里最年轻的干部，很有前途，要懂得夹起尾巴做人，见人三分笑。”说到这里沈志华还真咧嘴笑了笑——“一见人就这样，我哪受得了啊！”


　　命运多舛 发人深省


　　“究竟什么原因，促使您产生购买前苏联档案的念头，而且如此执著，如此投入？”


　　“咳，那可真得从头说起了。”沈志华话匣子彻底打开，吐露了影响他人生道路上的种种遭遇。


　　小时候，1937年就投身革命的父亲就以“岳母刺字”的故事激励他精忠报国。他喜欢数理化，立志科技报国。上世纪60年代末，他在海军航空兵当了一名机械员，因技术突出，人人都认为他是师里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可突然一道复员令向他砸来，一向关心他的指导员找到他，委婉地劝他到地方上谋发展，同时表示不能告诉他复员的原因。


　　“当时我真的蒙了，抱着飞机放声痛哭，我实在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啊！”


　　这事发生在1971年。事后才知道，当时林彪要在军内清除妨碍“文革”的“5·16”分子，因部队听说该组织成员多为干部子弟，故沈志华受到调查。而当时有个被关押的青年为了获释争取立功，诬称沈志华是“5·16”分子，而且还杀过人。


　　两年后，沈志华找到这人，进门就问，“你认识沈志华吗？”


　　“不认识。”


　　“不认识，你敢说我杀人？！”那人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沈志华心生恻隐，不再追究，只是叫他写一份情况说明。


　　1973年，在周总理的主持下，大学开始试行考试招生，此时沈志华在北京石景山电厂当钳工。由于他本来就是重点中学北京四中的高材生，基础较好，再加上憋着一股劲复习，结果成绩揭榜后，他在京津唐电力系统名列第一，被清华大学录取。


　　谁料，“白卷英雄”张铁生倾诉的交白卷理由被江青用来当攻击周恩来的武器，“四人帮”的舆论工具连篇累牍刊文批白专道路。这一来，沈志华不但没有进清华，还被当作“白专”典型受到批判。厂里另外一名考生最终被清华录取，他4门考试的总分是15分。沈志华一把火把数理化书籍全给烧了。


　　1976年初，周恩来病逝，张春桥觊觎总理职位。沈志华愤愤地说，“这小子想变天”。春节刚过，上边就开始追查“政治谣言”，有人打了小报告，于是查到了他这里，沈志华被拘留了。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拘留所人身安全发生问题。曾任公安部劳改局领导的父亲提出了抗议：“审查这么久没有结果，现在地震还把孩子关在那里，出了事谁负责？”结果沈志华被放了出来，但“传播分裂党中央重大政治谣言”的帽子还是戴在了头上。


　　沈志华为6年中发生的这3次遭遇付出了沉重代价。命运多舛，发人深省，“我一直非常想弄明白，社会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吗？”


　　1979年，沈志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北京日报》以头版头条报道这一新闻——中学没毕业的沈志华“三级跳”，成了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由此沈志华开始了他的探索社会主义之路，他首先研究非洲新兴国家的社会主义实验，继而转向苏联历史研究，世界上首个社会主义国家历史让他产生浓厚兴趣。他说：“上世纪50年代，中国有一句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对一个中国学者来说，研究苏联，其推动力其实是我们自己的中国情怀。”


　　1986年，因为一次意外的事件，沈志华无法再回到社科院从事苏联史研究了。为了生存，沈志华只得改行经商。先是贩卖水果，又在河北农村办过工厂，1985年南下深圳，先后在外贸公司和合资企业打工，在黄金首饰公司当经理。后来又搞出版，一举打出《文白对照资治通鉴》系列。这一系列商业运作，用他的一句话来说：“发了”。


　　但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研究苏联历史、探索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使命。


　　因此，他设立“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专门资助学术著作的出版，到目前为止已资助出版了92部专著。仅此一项，又是投入200多万元。


　　因此，当他刚一得知俄罗斯开放前苏联档案，立即斥巨资购买。除了个性豪爽之外，此举也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独立求索的活力。其根本原因，正如沈志华自己所说，与中国情怀存在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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