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游击队员”沈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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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庆全 《炎黄春秋》杂志副总编辑


　　学界有些学者，是可以给他打上标签的，譬如高华，因一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成名，可以称为“一本书的高华”。譬如吴思，可以说是“潜规则”吴思，而如果要给沈志华下个准确的定义，这个，有点难。


　　难在何处？难在此人太过复杂。从经历说，蹲过两次牢，之后当商人，没有学历却成为现今著名学人——“唧唧复唧唧”的都有些过了。本来，从1993年他正式做学问开始，一直游离于体制之外，到2005年却突然宣布进入体制之内——“老大嫁作商人妇”。用“琵琶女”来类比这个七尺须眉不合适，但除此以外还真找不到什么更合适的说法。


　　可是，再难，也要给他贴上一个标签，哪怕生猛一点！思维“生猛”之时，豁然开朗，陡然想到了一个词：“游击队员”。


　　“游击队员”一词，是别的朋友加在我身上的。前不久我应邀到一所著名高校作学术讲座，在该校工作的一位朋友宴请，酒酣耳热之际，朋友告诫说：“你好好做你的编辑多好，干嘛非要往学术堆里混。再混，你也是游击队员，我们才是正规军。”我恍然大悟：原来学界还有这样的划分。


　　到2005年进入体制之前，志华做了13年学问，一直是三无——“无学历、无职称、无工作单位”，相对于“正规军”的学界来说，用“游击队员”来称呼他比我更具有典型性。以志华的研究领域中苏关系史看，他这个“游击队员”的学术成果，使“正规军”不太好意思继续云山雾罩下去，大量被他“收编”与他一道进行研究。这与历史上“正规军”与“游击队”较量的结果相吻合——1949年中共立国，恰恰是“游击队”打败“正规军”的结果。


　　由此说来，给沈志华贴上“游击队员”的标签，不止不生猛，而且很贴切。








　　革命家史


　　1993年5月，我与志华初次相识，在从当时到现在都让绝大数北京人望而却步的大三元酒家。那时，我还在一所高校不潜心地研究着吐鲁番出土文书，也算是在“正规军”的古史圈内混日子。而志华，已经不再倒腾黄金，开始在出版业倒腾。


　　那一年3月，他主持的“华夏文化研究所”组织学者推出了20卷本的《白话资治通鉴》，这大概是将古代名著予以普及的开始。尽管以当时的生活水平看，这套书价格不菲，但销路很好，颇有洛阳纸贵的势头。受志华启发，或者说像现在出版界的跟风，我和社科院历史所的朋友想把《通鉴纪事本末》照此办理，继续“白话”下去。因此，得以到大三元酒家“共商国是”——蹭志华的饭，拜他这个“码头”。


　　志华身材魁梧，豪气干云，酒风尤其浩荡。这副“大佬”的派头，若再黑一点，倒像李逵“这厮”。不过，当他高谈阔论时，浩荡之风退隐，倒透着儒雅，那种读书人的儒雅。他说，他无意再接着“白话”下去，而是想做学问了，要做中苏关系史的研究。他说，1991年苏联解体，我们便以苏联为镜子，开始了“反和平演变”。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反和平演变”鼓噪减弱，检讨苏联不再有那么多的禁忌了。其实，中国的历史大致是苏联历史的影子；而目前，苏联档案开始解禁了，若能利用这些档案来研究中苏关系，这肯定是未来史学研究的一个增长点。


　　我对中苏关系史不懂，但对志华的气魄至今留有印象：说到豪情处，他大有李逵“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气概。后来才知道，那时他已经冒出到苏联去搜集档案的念头了。


　　那次聚会后，我和志华一直保持着联系。也就是那一年，他开始筹建“东方历史研究中心”这个机构，将自己经商和“白话”得来的钱用于学术研究。按照规定，任何民间机构都必须有上级主管单位。沈志华的研究所先是挂靠在文化部下属单位下，后来挂靠在中国史学会。“挂靠”意味着要给“挂靠”单位交纳管理费，每年几万或者十几万，这对挂靠单位来说，是一笔不菲的收入。正因如此，当他要改换门庭时，可能是原挂靠单位不愿意放手，也可能是原来的合作者不屑于他的价值取向，还引起了一场关于“国有资产”是否流失的争论。


　　我拿着报道这场争论的《北京青年报》给志华，他倒不在意：我的这个机构已经成立，我还设立了“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专门用来资助学术著作的出版，组织学术专题研究以及召开学术会议。他踌躇满志地说，老院长胡绳还专门给我题了字，从此可以在学术界大显身手了。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看重这个机构：你回到体制内不也可以做你的学术研究吗？不也可以去俄罗斯查阅档案吗？志华这才说：我大致回不到体制内了。他斟着小酒，酌着词汇，向我痛说了一回“革命家史”。


　　关于这段“革命家史”，在后来对志华的报道中，不免有些演义。写得最贴切的是李大同兄，直接引用如下：


　　作为19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中的一员，他甚至没有受过多少正统的高等教育。至今，他还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他就读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研究生时的一次学术会议，宣读过论文后，与会的著名学者陈翰笙说：我打赌你没上过大学。沈志华不好意思地承认了。陈先生颇为赞赏地说：好，你就照这条路子走，将来肯定有出息。


　　他并非没有努力过。但历史的车轮总是阴差阳错。1966年，他是北京市四中惟一一名体检合格的空军学员，结果因为文革爆发，他没有当成飞行员。1968年他应征入伍，成为一名海军航空兵地勤机械员。在众多的农村兵当中，这个来自北京名校的士兵很快便出类拔萃，19岁成为代理机械师。坐在北京大兴李家场村的住处里，沈志华的目光穿过北京盛暑迷雾般的阳光，“我还记得，师长拍着我的肩膀说：小沈啊，就这样好好干下去，你们是中国航空兵的未来啊！”他回忆说。然而，1971年，由于被人诬告他当红卫兵时打死过人，虽然始终查无实据，军队依然让他复原了。


　　“航空兵的未来”成为了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一名锅炉工，沈志华一直处于苦闷之中。他后来回忆说，是父亲的一番话救了他。“他说，孩子，现在这个社会不正常。你还是要读书，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怀才不遇，而是当社会给你提供了条件和机会的时候，你却没有本事来为国家服务。”沈志华一向对数理化情有独钟，于是开始自已复习初中课程，坚持每天学习四个小时，甚至自学了高中数学课程。终于，他等到了机会。1973年全国招考工农兵大学生，他报考清华大学热力学系：“航空兵的未来”作不成，还可以成为“中国热力学的未来”。在华北电力网的所有考生中，沈志华四科成绩均是第一。但历史就是如此吊诡，“白卷先生”张铁生恰在那次考试中出了名，并导致录取规则大变，成绩优异的沈志华没能上大学，取代他的是厂里一名四科一共只考15分的起重工。一气之下沈志华烧掉了所有数理化教科书，他开始思考社会问题了。


　　阅读已成为他的习惯。他开始研读政治经济学、哲学、历史、地理等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在大量阅读西方的史学著作和著名领导人的传记后，沈志华产生了疑问：“怎么和我原来知道的不一样呢？”他奇怪，“原来都说是他们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可我看他们也是人家的爱国英雄啊！”这种反差和随之而来的探索使沈志华开始对历史产生了兴趣。1979年，沈志华考入了中国社科院，攻读世界现代史硕士研究生。在导师的建议下，他将精力集中于苏联史，并由此决定了自己后来的学术方向。


　　他却没能够如愿毕业。就是毕业论文答辩前十几天，因为又一起政治冤案，他被投入监狱。出狱后，他下海经商，在北京街头卖过水果，在天津大邱庄办过农场，去深圳搞进出口贸易，又在广州帮人开过工厂，还在海南做过黄金生意。十年之后，“小沈”成了“老沈”时，他终于下定决心：赚钱永远没有尽头，该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了。于是，中国少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商人，多了一个颇为另类的史学家。


　　大同没有写到是，志华还有一次入狱。那是在1976年。


　　对于走过“文革”的人来说，记忆中都有这样深深的烙印：毛泽东逝世前后是“谣言四起”的年份。大的是伪造“毛主席指示”还有“中央文件”、“中央首长讲话”，小的是传播有关政局的“小道消息”，尤其在周总理去世后更加满天飞。当时社会上纷纷传言，说张春桥争着要当总理，中央政治局吵翻天了，最后决定不让张当总理。关注时局的志华也兴致勃勃地议论，并加以点评，传播消息。这年3月初，在广州出差的他就被召回北京，以“传播分裂党中央的重大政治谣言”为由，收进监狱。


　　不过，让他想不通的是，这个传言很多人说过，为什么单单抓他呢？而且还被关了小号，说明案情重大。谜底直到1977年9月27日才由《北京日报》的一篇报道揭开。报道说：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自杀！刘传新秉承张春桥等人的旨意，抓捕了一名石景山发电厂的青年工人，想从他身上整叶帅的黑材料。


　　志华就是这名“青年工人”。后来，在刘传新的私人档案柜里发现了“沈志华卷宗”，是张春桥亲自批的——“逮捕沈志华”。而且还被内定为当时全国16个重点案件之一。张春桥他们当时的推测是这样：因为沈志华的母亲跟叶剑英的秘书很熟，所以他们想顺着这条线整叶帅，就拿沈志华当突破口。1977年底，志华获得了平反，但却错过了这一年的高考。


　　这一次入狱，是志华的政治资本；1982年的另一次入狱，则成为他无法进入体制的“政治污点”。


　　“最痛苦的就是刚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你找工作没人要你，楼道里的人见了你都斜眼看你。我明白了，为什么很多人一旦进了监狱，这一辈子就沦落了。因为你出来以后，完全是一个社会最下层的人。没人关注你，没人信任你，也不给你工作。”回忆这段历史，志华痛苦地说。而那时，正是我们的社会高喊“挽救失足青年”的时候，但对于志华这样的根本不属于失足的人都依然拒之门外。他自成机构，透着一份无奈，当然也是一份执着。


　　志华是说干就干。从1994年起，他以这个机构的名义，组织了《东方历史学术文库》，在社会上公开征集高水平的史学专著，每年进行一次评选活动，并聘请周一良、戴逸、齐世荣、金冲及等学术前辈及专家进行无记名投票评审，入选者由“基金”给以资助，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后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1995年，第一批“文库”8本面世，志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礼堂举行了规模很大的首发仪式。记得有好几位学界和政界的领导都参加了。会后，他招待我们吃饭，说出了他宏大的设想：自出资金，到俄罗斯复制前苏联档案！


　　我为志华所感动，就想写写他，在我工作的《炎黄春秋》杂志发表。为此，我还专门正儿八经地采访过他一次。但后来因种种原因，采访的录音带一直放在箱子里。这次写他，也算是还了15年前的债。


　　“那厮”还是“这厮”


　　1995年“文库”首发式后，志华就把去俄罗斯复制档案一事提上了日程。可对于一个那时的“游击队员”来说，别说去俄罗斯，就是在国内乘坐飞机还要单位开介绍信，更何况到俄罗斯需要的那些繁琐的手续。


　　志华没有主意，但他有号召力。他邀请了几个中苏关系史方面的专家，就去俄罗斯收集档案的事项进行论证。专家一致赞成他的主张，但对于他目前“三无”的现状也难以改变。因此，大家认为，以他个人之力去做这样一件大事，困难实在难以估量。志华首先要解决的是一个“单位身份”。他去找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王忍之。王很支持他，两人商定，以社科院的名义，由志华出钱，成立俄国档案收集整理课题组。志华所有的对外活动，就有了“单位身份”。


　　1996年5月，沈志华率课题组一行4人来到了莫斯科。


　　到了莫斯科之后，他们发现，尽管苏联变成了俄罗斯，但既往的官僚行政体制并没有多大改变，他们遭遇了如同国内一样低下的工作效率。志华后来回忆说：“档案馆的人一天也就上班两三个小时，9点上班，11点才开门。中午1点就要午休；下午2点才上班，4点就要关门。按照这样的速度，要完成查档的使命，一年的时间都不够。”时间成了问题，时间的问题在那种体制里就是金钱的问题。


　　俄罗斯好像要靠这些东西赚钱，档案复印费高得出奇。在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复印一页1美金；而在苏共中央档案馆，一页则需2.8美金。而同样复印，俄罗斯学者则便宜许多。如何解决时间和节省金钱？“我灵机一动想个招，咱们雇俄国学者干。他们国内学者收费便宜。我们买了几本档案指南，复印了大量的目录，挑出我们需要的。然后走访各研究所，找人，找愿意干的。那时候带了好多二锅头和茅台。酒过三巡，俄国人兴奋起来，喝完酒，非常活跃，大家谈得非常诚心。每人我先发300美金，大家很高兴。”付出了复印费和每人数百美元的劳务费，省去了许多时间和意想不到的麻烦。每每谈起自己“抖机灵”的功效，志华都眉飞色舞。


　　这次莫斯科查档，收获巨大，也留下了不少遗憾。俄罗斯档案的全面开放始于苏联解体前后，由于档案开放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纠纷，志华查档的时候，俄罗斯的档案开放政策已经开始收缩，他希望搞到的一些档案没能搞到。


　　对于这些遗憾，志华没有灰心。听说美国的不少档案馆和学术机构在俄罗斯档案全面开放的时候已经抢了先机，复制了不少档案。1997、1998年，志华又和社科院学者两次赴美，收集美国早期获得的苏联档案，两次下来，一共带回十几箱。几年下来，1.5万余件俄国档案的收集、整理和翻译，耗资140余万人民币，全是志华一人负担。志华和夫人李丹慧还曾自费沿中苏、中蒙边界各省区走了一圈，去了所有的省级档案馆和重要市县档案馆，搜集研究所需的资料。


　　从俄罗斯回来后，志华在自己位于大兴的家中组织一个翻译班子进行翻译。偶尔同他见面的时候，这些档案就成为他津津乐道的话题，还邀请我到他家里看一些翻译出来的档案；甚至有一次还提出，希望我能够帮他做档案翻译的管理工作。我那时因《百年潮》初创伊始，抽不出时间给他帮忙。不过，当时任《百年潮》副主编的杨奎松兄，则利用一些翻译出来的档案，写出《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和《张学良的“不归路”》等系列文章，在《百年潮》连载，反响极大，甚至惊动了上层，使初创的杂志很快提高了影响力。可以说，有志华的大功劳。当时，我对志华特别赞赏。在历史圈里混的人都知道，掌握新材料，就意味着掌握了发言权，也意味着你有了一个研究的地盘。一般说来，很少有人将自己的材料提供他人进行研究。而志华竟然这样地无私。他说：“我带回来的档案，全部公开。谁需要都可以查。档案就是要让人利用，这样学术研究才能更好的发展。”为此，翻译出来的档案材料，志华分门别类地汇成专题，自费印刷成大16开本，每本编号，送给进行这方面的学者进行研究。我不做这方面的研究，只是喜欢而已，他每次都送我一本。


　　经过数年的奋斗，由志华总主编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34卷）面世。尽管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购买这套书有所限制，但还是不胫而走——不仅是学者需要，那些经历过中苏关系的老干部也同样想看。志华豪爽，有求必应。为了满足一些朋友的需要，他无法送纸版本，就送电子本，颇有点“监守自盗”。不过，对志华来说，还是那个观念：档案材料是学术共器。只要有人研究，就应当让他们看到。“如果所有人都在一个起跑线上，而你做的研究又高于别人，那才叫真本事。”他说，“也只有这样，中国的学术才能发展。”


　　2009年，志华在北京“三味书屋”做学术讲座。我去见他。他又兴趣盎然地谈起东欧的档案：“你知道吗？现在俄罗斯档案馆关了，但是东欧档案又开放了，匈牙利和波兰的档案还大量译成英文，让外国学者利用呢！我现在的心愿就是培养我的学生，去东欧搜集档案。”


　　看着他那一头华发，不禁又想起17年前见他时的情形，心里暗叹道：“那厮”还是“这厮”。


　　承续二重证据法


　　最近一次见他，是今年1月6日在华东师大“1950－1960年代中国当代社会史史料研讨会”上。会议结束后，志华作为东道主，一干学者把酒推盏，我借着酒兴说：“我是看着志华兄一步步在学界茁壮成长的。”


　　志华岁数比我大得多，我敢这样调侃，一是他本身就是个幽默之人，不以为忤；二是，他开始做学问的1993年，我就认识他了。


　　此后，我一直关注志华的研究，但在他的研究领域内，我至今也是十足的外行。不过，十几年来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他的名字在学术期刊出现的概率越来越高，他专著也越来越多；让我这样的外行也越来越眼花缭乱。


　　至于他这些年来发表了多少学术论文，无法一一统计，就学术圈内广为流传的专著就有这么多：


　　《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2年，新华出版社2009年）、《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2007年）、《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新华出版社2007年）、《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专题史研究（1917-199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等，并主编34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3卷本《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8卷本《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等文献资料集。


　　老实说，我是外行，无法评论志华的著作，更无法把他的研究成果放在专业领域来看。在此，关于他的研究方法，却要不揣冒昧，略说几句。


　　在志华的著述中，就研究方法而言，他承续的是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


　　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院演讲时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唯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简单地说，二重证据法是指“纸上之材料”（古代文献）与“地下之材料”（考古发现）互相印证，以还原历史真相。


　　对于志华而言，“二重证据法”则指中文文献材料和苏联档案材料（除此之外，他偶或还加上口述材料）。在他的研究成果中，“二重证据法”痕迹非常明显。


　　1996年，志华在《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发表了题为《毛泽东派兵入朝作战的决心——关于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的争论》的论文，后来又以英文发表于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学术杂志《冷战国际关系史项目公报》。这篇论文对毛泽东有关出兵朝鲜的电报进行了考证，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是“二重证据法”最为典型的运用。


　　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就中国向朝鲜派出志愿军的问题给斯大林发了电报。这个电报被收录在1987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在这个电报里，毛泽东表示接受斯大林的建议，同意立即派出中国志愿军援助朝鲜。俄罗斯档案开放后，1995年12月美国的华盛顿邮报登了一篇报道说，中国公布的这个电报是假的，中国根本就不准备出兵朝鲜。证据是俄罗斯公布的档案中有一份毛泽东在10月2日发给斯大林的电报，电报中说，中国暂时不准备出兵朝鲜，毛泽东还为此提出了众多理由。



同样的事情，中苏两种文献材料记载不同。在国际史学界引起争论不可避免。志华运用“二重证据法”认真的调查和分析后指出：这两封电报都是真实的，只是中国档案馆中保存的是毛泽东本人起草但一直未发出的电报，而俄国保存的则是苏联大使罗申与毛泽东会谈后向莫斯科发回的转述毛泽东谈话内容的电报。经过这种对比和鉴别，才反映出中国出兵朝鲜这一重大事件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以及当时中苏两国之间的微妙关系。


　　此论一出，国际学术界的争论顿时平息。


　　在志华所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中，你__看到的是中俄两国最新公布的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是翔实、客观的史实陈述，以及由此做出的推论———这场战争的爆发，是由于冷战和意识形态的对立阻隔了大国之间的对话和沟通，使各方陷入了理解的盲点，在处理国际事务和相互关系时根据直观的错误判断采取了错误的决策和行动。


　　在论及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和得失时，志华通过对中苏两国文献的相互比证指出，如果在1951年1月13日，即中国军队入朝不到3个月，取得第三次战役胜利后，屯兵三八线附近，接受联合国提案开始停战谈判，那么“无论在政治、外交还是军事上，都对中国极为有利”。


　　但是，因为毛泽东设定了超越现实的战略方针，错过了这个机会，而导致中国从人员伤亡到政治、外交、经济等各方面，都付出了本不应该付出的多余代价。


　　“二重证据法”在志华的学术论著中，常常成为颠覆既往说法的有利工具。


　　比如，人们通常认为，中苏关系破裂始于苏共二十大，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并以“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为导火索等等。但志华通过比照中苏两国的档案，发现其实苏共二十大后中苏关系并没有原则上的分歧，相反，毛泽东此后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许多观点与苏共二十大报告几乎一致，而“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也并不存在侵害中国主权的问题，因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主张是苏联鉴于中方要求援助而提出的，目标是针对中苏的共同敌人美国的，其根据恰恰是中苏军事同盟的存在。从现象上看，双方的分歧主要在于对军事同盟运作方式的理解：赫鲁晓夫要求的是共同行动，而毛泽东此时需要的只是单向援助。无论如何，会谈的结果是妥协而不是分裂——苏联做出让步，基本上按照中国的条件达成了协议。而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极其复杂，从中苏两国的内政外交政策的分歧、到领导人的性格、及至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中某种固有的结构性弊病等，都注定了中苏关系破裂、甚至社会主义阵营瓦解的结局。


　　志华对“二重证据法”的广泛运用，开拓了中苏关系史研究的新局面；反过来，随着他研究的深入，也会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二重证据法”重要价值和运用方法。


　　需要说到的是，促使志华把“二重证据法”的发挥到极致，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那就是他“游击队员”的身份。


　　作为“游击队员”，志华游离于体制之外，因而也__作为“三无人员”所做的研究，不需要上级主管部门层层审批，不必遵守每年发几篇论文的考核标准，这倒使他少了诸多的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的束缚。志华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是“书生”。西方有个名词——独立学者（IndependentScholar），说的大概就是这种人。做一个书生，就是凭学术规范做事，凭学术良心说话。因此，他眼里只有“二重证据法”所比照出来的历史真相和事实。


　　重入“正规军”


　　2005年，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沈志华以“三无人员”受聘担当主任之职，并成为该校终身教授。“游击队员”被“正规军”“招安”，一时成为学术圈内的一条新闻。


　　“其实，哪里是被正规军招安？要说招安，这么多年来，你招安了多少体制内的学者？”与志华谈起这个问题，我说。志华解释接受这个职务的初衷是“体制外的学术研究固然自由，依我所掌握的材料，我的能力，我也还可以写出不少东西来，但我总觉得这还不够。我已经57岁了，还能干几年？为私，我希望能培养出自己的学生；为公，我积累了这么多年的资料，希望能为更多的人所使用，这都要依赖体制内的教育来完成。”他又开玩笑说，“当然，我赚的钱也快花完了。”


　　说白了，他还是想占领“正规军”的地盘，并且希望能在这块地盘上有更大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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