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江县志：文化大革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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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1966年5月16日和8月8日，分别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个会议先后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使“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在全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波及全国范围的“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
“文化大革命”时期，盈江和全国一样，在林彪、“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两个反革命集团干扰破坏下，遭受了空前劫难。各级党政机关受到严重冲击，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组织被迫停止了活动。1966年6月26日发生的“盈江民族中学学生事件”，成为盈江“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的标志。此后“左”的干扰达到登峰造极地步，边疆民族问题被视为“阶级问题”，民族差别和边疆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再次遭到全面否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从边疆民族地区实际出发制定的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受到严重破坏。全县普遍开展“划线站队”、“人民公社化”、“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政治边防”等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使盈江党的组织和党的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广大党员和各族干部群众蒙受了空前灾难，正常的社会和生活秩序被打乱，全县经济停滞不前。

第一节　盈江“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展

1966年6月26日，盈江民族中学（旧城中学）部分师生贴出大字报，随即向县委电话请示，要求立即在中学开展“文化大革命”，并向省委发了电报，要求省委、县委派工作组来领导。中共盈江县委办公室当晚答复：坚决支持革命，支持左派，要求师生们学好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4篇著作和报纸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社论。6月27～29日，学生陆续张贴大字报，县委特别关注随时了解情况，并即时将情况上报地委、州工委。6月29日，中共盈江县委研究决定，由一名副书记率工作组进驻学校调查了解情况，次日，县委工作组进校。工作组通过调查认为：“‘文化大革命’应该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部分师生的这一自发行动是‘小匈牙利事件’，是解放以来盈江县最大的一次反革命暴乱。”（史称为盈江中学“6·26”事件）。此次事件中，盈江民族中学初三年级的76名学生中，有26名被打成“小右派”、“小牛鬼蛇神”；中学3名教员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其中2人被打成“反革命”。随后，中学成立红卫兵组织，全校停课闹“革命”。盈江民族中学“6·26”事件，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运动在盈江的开始。
1966年7月5日，中共盈江县委批转旧城区委7月3日上报的《文化大革命动态简况》，并指出：“当前，正在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严重、尖锐的政治斗争，是敌我问题。现在可能睡在您们身边的敌人已经行动起来了，可是，我们有的同志还无动于衷，还平安无事，对周围情况不闻不问，或者熟视无睹，不及时报告。这是十分严重的错误问题，必须立即予以改变。”并强调：“一、领导干部要认直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武装思想；二、及时掌握不同类型人的政治动态，及时反映情况；三、提高革命警惕，对于反革命的现行反革命活动，迅速整理材料，立即上报，给予坚决打击。”7月10日，中共盈江县委发出《关于认真搞好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意见》。《意见》指出：“当前正在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一场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企图复辟，无产阶级反复辟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对于这场斗争采取积极的、支持的态度，还是采取消极的、反对的态度，是一切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这是一场要革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最高指示，切实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新高潮，运用毛泽东思想把干部武装起来，按毛主席的指示辨别香花毒草，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实行大鸣、大放、大辩论，大搞群众运动；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方针政策，依靠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发展左派组织，争取最大多数，孤立和分化少数，集中力量打击那些死心踏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意见》对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作出布置：①中学教员集中到潞西民族中学参加学习；②小学教员全部集中于小平原，由县委派出的工作组统一领导开展运动，时间20～30天；③县直机关在原来学习文件的基础上，从7月11日起，一律实行半天学习、半天工作制。学习内容主要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4篇著作为主，结合学习《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有关社论，采取阅读文件，联系本单位、本地区的情况进行讨论，通过各种形式的揭发、讨论，把钻到机关内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揪出来，彻底打倒；④区和区以下的单位（包括工作队等），只正面进行教育，一般不要求联系实际，不搞揭发批判（主动联系的，也不要阻止），应把主要精力放在搞好当前生产（工作）上面，对于学习中公开站出来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则迅速报经批准后，予以坚决打击；⑤农村（包括农场生产队），主要按照《解放军报》发表的“宣传教育要点”，通过县委三级干部会议、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及经常性的会议活动，进行正面的宣传教育。《意见》要求务必提高政治警惕性，加强治安保卫工作，严厉打击一切现行反革命活动；各系统应对干部进行一次保密教育，严防敌特盗密、窃密和内部失密泄密。
随后，县委工作组集中全县小学教师，从7月6日至10月20日，在平原小学举办为期4个月的学习班。参加学习的有全日制教师279人，定点教师57人，民办教师45人，临时代课教师23人。学习班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互相检举揭发，召开批判大会批判部分教师。此期间，全县范围内全面开展了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破四旧”运动。新城大佛寺、报国寺被彻底毁坏；油松岭青云寺、户宋河佛塔、允燕佛塔及各村奘房均受破坏，大量文物史料被毁。11月，盈江民族中学4名教师与40多名学生（红卫兵）组团参加全国红卫兵大串联到北京接受毛泽东主席检阅。12月下旬，参加全国红卫兵大串联归来的盈江民族中学红卫兵，联合县直机关造反派，首次在大字报中提出“炮轰中共盈江县委”的口号。
1967年1月上旬，在中学学生自发组成“毛泽东思想勇敢捍卫战斗队”的影响下，城乡部分干部职工自发组成若干“战斗队”。同月下旬，这些“战斗队”联合成立“盈江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司令部”。在“司令部”的领导下，掀起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运动，揭发县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批斗县委领导。1967年2月，盈江驻军根据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成立支持革命左派群众办公室，开始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运动。同月中旬，造反派冲击县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会场，盈江农场造反派率先将总场党委书记和三分场党支部书记揪出游街示众。经过两个多月的批斗和冲击，县区两级党委和县直机关部分单位领导班子瘫痪，全县局势失控。
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指示和昆明军区的命令，1967年3月26日，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盈江县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对盈江县实行军事管制，代行中共盈江县委、县人民政府的职权。县军管会驻平原镇，隶属于保山专区军管会和主管边疆地区工作的德宏军管会领导。县军管会组成人员由昆明军区党委任命，成员为县人武部领导干部。县军管会设立办公室、“文化大革命”委员会、生产委员会3个常设工作机构。此外还分别设立公检法军管小组和邮电军管小组，在县军管会领导下，主管政法系统和邮电通讯系统工作。3月，县军管会派军代表进驻农场实行军管，总场及各分场由农场武装干部、原党政领导及职工代表参加的“三人领导小组”领导生产。4月，盈江驻军7629部队派现役干部到农场实行军事接管，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国营盈江农场总场军事管制委员会，取代县军管会军代表和“三人领导小组”。4月，平原、太平、弄璋、旧城、新城、盏西、苏典、勐弄（含卡场）、昔马、铜壁关、油松岭各区、站成立军管小组。
根据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关于边境一线不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正面教育”的命令，1967年3月，全县各单位成立“正面教育领导小组”，负责本单位“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日常工作。同时，解散各种“战斗队”，停止“四大”。随之，县军管会为在“四大”中被批斗处理的261名干部群众及“6·26”事件的师生平反，为被停职的16人恢复了工作。4月，县军管会提出“要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开展革命大批判、‘斗私’和‘批修’、‘批修’和讲‘三史’以及批刘（刘少奇）、邓（邓小平）、陶（陶铸）、李（李井泉）、闫（闫红彦）与批本县县委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结合起来，学习毛主席的一个观点，批判刘少奇的一个‘反动谬论’，肃清一股‘流毒’，树立一个革命思想，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全县从机关到学校，从工厂到农村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开展大批判，充分“揭露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的罪行”的热潮。全县培训农村学习“毛著”和开展革命大批判辅导员3600名。辅导员深入各村寨，带领群众学“毛著”，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剥削有功”、“四大自由”、“三自一包”、“物质剌激”和“经济挂帅”等，揭露“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所谓“反革命”罪行。7月15日，县军管会作出《关于如何将大批判运动进一步搞深搞透的几点意见》。《意见》强调：大批判运动必须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揭发和肃清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流毒”，在批判中学，在批判中用。全县农村的大批判着重围绕农村分配问题，采取“五摆、五批、五立”的方法开展大批判，即：一、大摆新社会的阶级斗争史，大批阶级斗争熄灭论，大立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二、大摆合作社发展史，大批“四大自由”、“三自一包”刮单干风，大立坚定社会主义方向；三、大摆社会主义制度的好处，大批“剥削有功”、“剥削合法论”，大立对毛主席的“三个忠于”、“四个无限”；四、大摆毛主席的三相信三依靠的革命路线，大批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立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绝对权威；五、大摆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高举毛主席思想伟大红旗，大批“工分挂帅”、“物质剌激”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大立无产阶级的“公”字。大批判从青年民兵参加，发展到老年、妇女也参加，批判大会由晚上社员大会，迅速发展到家庭、田边、地头。县军管会《关于我县农村1967年开展革命大批判情况小结报告》指出：“哪里的大批判开展得好，就是由于高举毛主席思想伟大红旗，用毛主席思想统帅革命，统帅一切，将大批判战场变成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大课堂，把大批判的过程，变成大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过程。”
县军管会把组织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作为一件大事来抓，1967年5月，全县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普遍建立了每天早上学和星期五下午学的学习制度，并规定学习时间不开会安排工作，不准打电话等。农村除了每5天学习1晚上外，还要求坚持出工“五到田”即：毛主席画像、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语录、五星红旗、革命大批判到田。县、区、乡开办学习毛主席著作辅导员训练班、共培训1500多人，做到寨寨社社都有辅导员。同时全县组织201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按中央有关规定，6月至7月，军管会给被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右派”和排成三、四类人的335名群众进行平反，对503名被横加过各种罪名者进行赔礼道歉，并给被“清洗”的27名人员复职。
实行军事管制后，盈江局势暂时稳定下来，各条战线的工作逐步恢复正常运转。但是，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中的少数人，到处串联活动，千方百计要冲破正面教育重开“四大”，破坏边疆稳定。1967年9月初，“德宏州‘文化大革命’展出队”到盈江展出，鼓动重开“四大”。9月8日，县内部分干部职工成立“云南八·二三无产阶级革命派盈江九·八联络总站”（简称“九·八”造反派，俗称“八派”），重开“四大”，再掀造反夺权风暴。围绕“坚持正面教育”还是重搞“四大”，全县广大干部职工展开了激烈的争论。1967年12月，县军管会对实行全面军事管制后的工作进行总结，将所做工作归纳为：“一、大树特树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军管会在组织学习‘毛著’的同时，还做到凡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及时传达，广泛宣传，认真学习，坚决执行，组织了201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走村串寨，在全县广大群众中宣读，讲解毛主席的指示。二、大树特树毛主席革命路线绝对权威，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坚决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当年农业生产获得空前未有的大丰收，全县大小春粮食产量达到6220.5万千克，增产幅度15％；分配总产量5968万千克，比1966年纯增737.5万千克，全县总收入达1390万元，比1966年增18.1％；全年财政收入完成104.95万元，完成下达年度收入指标94.4万元的111.2％，超收10.55万元；全县社员分配总数为1032万元，比1966年的分配数882万元增加150万元，每人平均收入由77元提高到87元。
为加强对全县各区站“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1968年8月，县军管会报经德宏州军管会批准，平原、太平、弄璋、旧城、新城、油松岭、盏西、苏典、勐弄、昔马、铜壁关11个区站成立军干群三结合革命委员会。1968年12月上旬，中国人民解放军14军41师部分干部奉命进驻盈江开展“支左”工作。12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4军、54军党委对盈江县军管会12月11日《关于建立盈江县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作了批示，同意报告中所提出的盈江县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常委名单，12月15日正式宣布成立盈江县革命委员会（简称县革委会），取代盈江县军事管制委员会。委派董胜、张常海、邱贵子、穆志泽、郭士修、马进才、吴玉林为军队代表，董胜任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张常海、邱贵子、穆志泽、刀先廷、张文才、秦中文、奚永寿任副主任，范爱国、侯天祚任常委，蒋志祥、张锁成、赵家禄、张正芳、蒋自朝、李子树、吴加林、杨耀辉、余礼兴、杜有根为委员。县革委会下设办事组、政工组、生产指挥组、人保组（简称四大组）和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1969年1月下旬，41师奉命移防贵州，54军0260部队进驻盈江，接替14军41师开展工作。部队进驻盈江后，全面支持“九·八”造反派，并很快改组了原军管会时成立的县直机关及各区革委会，压制不同意见的干部群众，整个盈江又乱了起来。
“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发展和完善革命委员会”，县革委会成立后，于1969年1月5日作出决定：一、加强革委会的思想建设。革委会的干部代表、解放军代表、革命群众代表都要用毛泽东思想掌好权，用毛泽东思想衡量一切，时时刻刻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的声音。二、一切权力归县革委。县革委是盈江地区最高临时权力机构，全县所属各单位、各部门、各革命群众组织都要接受革委会的领导，决不允许各行其是，各自为政。军管期间使用的印章、证明、证件一律作废，并限于1月20日24时以前全部收交革委会处理。三、保证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畅通无阻。对于毛主席的每一个指示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每一个战斗号令，要坚决照办，全面落实，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决不允许任何人采取反动的实用主义态度。四、大力开展拥军爱民活动。
1968年12月27日至1969年1月14日，县革委会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盈江县党员代表大会”，会期19天，参会代表1303名，其中党员代表471名，非党员代表832名。“党员代表大会”后，全县开展了“划线站队”，“批判‘二月逆流’”，“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这次“党员代表大会”是由政权机关召开，出席会议的大部分代表是非党群众，党员代表未经所在党支部党员大会选举产生，违背了中共八大党章的规定，在政治上是反动的，组织上是非法的。1978年8月5日，中共盈江县委全会作出决议，否定这次“党员代表大会”。
为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1968年12月，县革委会首次全体会议作出决议：在弄璋屯中创办“五七”干部学校（以下简称“五七”干校），集中“站错队”的干部职工到校搞斗、批、改运动，揭盈江的阶级斗争盖子。1969年1月学员入校，4月成立“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1970年4月，粮食系统、商业系统（包括服务公司、老人商店等）的部分学员从屯中“五七”干校分出，在太平弄丘开办财贸学习班（又称财贸干校）。3年多时间里，先后有340余人在财贸学习班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迫害，占粮食商业两大系统职工总数70％以上。至1973年5月，“五七”干校革委会主任均由军代表担任。1974年1月，“五七”干校改称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1979年撤销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五七”干校在开办过程中极力推行极“左”路线，把坚持正面教育的各族干部职工推向对立面，给各条战线上的各级干部扣上所谓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反党乱军分子”、“反红乱军分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黑秀才”、“反革命坏头头”、“反革命黑手”、“刽子手”、“土滇挺分子”、“土匪”、“地富分子”、“保皇派”、“反革命分子”等等莫须有的罪名。采用戴纸扎的高帽、铁铸的火炉高帽，挂铸铁板、板称铁板、马车轮子的钢圈、土基，穿麻布衣裳、扛铁扫帚、坐“喷汽式飞机”、上“点鬼台”、举稻草人等极端方式进行游街批斗。采用捆绑、吊打、“榨米线”、“拔萝卜”、戴铁链、加塞子、钢管压腿、杠子压脚、火烧嘴、钳子扭手、用电话机搅头、罚跪等种种法西斯手段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仅粮食和商业系统400多干部职工中，先后有340余人在“五七”干校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和迫害，占两大系统干部职工总数的70％以上。运动中制造了70多起“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等冤假错案。
1969年1月11日，县革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决定，撤销“盈江‘九·八’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与“九·八”观点不同的另一派革命群众组织及两大派指挥机构，撤销两派广播点及其设在街头的大批判专栏。并作出具体规定：一、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及其指挥机构和两大派所属分站、核心领导小组（即正面教育小组），必须在1月20日14时前一律撤销，所有人员全部回本单位参加斗、批、改。一切跨系统、跨行业、跨班级的群众组织，必须遵照“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认真搞好本单位斗、批、改。二、两大派印章、派牌、派旗必须在1月20日24时前交到县革委。三、凡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和下属各战斗团队派往外地的人员和办事机构，限期1月25日前全部撤回；凡外地革命群众组织设在两派中的办事机构和联络人员，限期于1月20日全部离开盈江，否则以流散人员处理。四、原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借用、占用的公房、桌椅、办公用品、宣传器材等必须物归原主，彻底清理，全部退回。五、城乡必须彻底脱钩，任何机关、企业单位、厂矿、学校人员和城镇居民一律不准到农村串联。六、必须彻底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多中心即无中心论”，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另拉人马，暗插派旗，不准设立任何派别的地下联络点和指挥部，坚决停止一切派别活动。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1969年1月召开第7次全体会议，布置全省开展“划线站队”运动。为全面贯彻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精神，1969年3月，盈江全县区乡干部集中在旧城中学进行“划线站队”（即“以人划线，层层站队”），县革委坚决贯彻执行省革委关于“分清路线是非”和“清理阶级队伍”的指示，将支持“云南八·二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盈江‘九·八’无产阶级革命派”划为“站对队”，将凡是不支持“八·二三无产阶级革命派”或主张进行正面教育的干部职工划为“站错队”。4月1日，将“站错队”的干部集中到“五七”干校进行审查批斗。在“斗、批、改”中采用各种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刑罚，对大批所谓“站错队”的干部群众进行无情打击和残酷迫害。不少同志特别是坚持正面教育的各级领导干部受到严重的冲击和迫害，在肉体和精神上受到严重的伤害和摧残。从县委领导机关到乡一级的领导班子，被打成“特务”、“反革命”，戴上各种政治帽子的干部有424人，县委书记和1名副书记被非法关押8个月之久，特别对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造成严重影响。德宏州副州长思鸿升（原莲山土司）被打残后关入监狱致死，副州长排启仁（原盈江盏西山官）遭批斗后被逮捕。在逼供审讯中，有的干部群众被关押吊打，有的被迫离职回家，有的被残害致死，县人民委员会副县长何仲斌遭到残酷迫害，于1969年3月愤然辞世于屯中“五七”干校。“划线站队”运动，从部队到地方，从机关到基层，严重混淆了敌我，分裂了军队，分裂了干部和群众，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造成恶劣影响，后果极其严重。
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1军党委批准，1969年12月，成立中国共产党盈江县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以下简称核心小组），核心小组隶属于中共保山地区革委会核心小组领导，驻县革委机关所在地平原镇。县革委“四大组”同时是县革委核心小组的常设机构。
县革委会成立后，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盈江的帮派体系和帮派分子大批唯生产力论，给坚持正面教育、坚守工作岗位抓经济建设的干部职工扣上“以生产压革命”和“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线”等罪名，严重破坏了经济建设，使全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沿，给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全县粮食逐年减产，加上高征购造成群众生活困难，到处借粮，甚至到缅甸买粮，造成“鱼米之乡无粮吃”的惨境，社员超支欠款户不断增多。“文化大革命”期间，旧城公社旧城街子、旧城大寨的社员因缺粮，每天天不亮就到国营食馆排队买米粉、包子回家充饥，盏西双龙大队的群众赶着骡马，到盏西关上国营食馆买稀饭驮回山上充饥度日；新城公社红山大队龙塘寨的社员杨某某为了谋求生活，在自留地上种青白菜，用自家养的牛驮到旧城街、遮岛街（梁河县）去卖，被视为资本主义，为了“割资本主义尾巴”，大队干部将杨某某的牛拉到大队上宰杀；新城公社红山大队杞木寨的社员杨某某一家，生活困难无法生存，在家中挖坑自杀（自杀未成）；芒章公社象塘寨农户唐某某，因生活特别困难，想到今后生活无法过，用斧头先将两个孩子杀死，又杀妻子（未死），然后自杀（未死）。这一切活生生的事例，充分表明“文化大革命”运动给盈江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破坏，给盈江社会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

第二节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全国数百万知识青年热烈响应，豪情满怀地奔向祖国的农村和边疆，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
为加强领导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根据省革命委员会的指示，1969年1月，盈江县革委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简称“知青办”后改为“再教办”），为政工组下设机构。1973年12月，从政工组划出，为县革委直属机构。
1969年3月，4498名昆明知识青年到盈江农村插队落户，同时本县原初中毕业生亦上山下乡或回乡（称为回乡知青）。当年5月至次年7月，北京市、上海市、四川省成都市2023名知识青年分批到盈江农场落户。
1970年7月10日，县革委会作出《关于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发（1970）26号文件的意见》。《意见》指出：中发（1970）26号文件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战线第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针政策性文件，是全面落实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伟大指示，各级革委会要切实抓好几项工作：一、要认真学习，广泛宣传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一系列教导和中发（1970）26号文件。各级领导要带头学，带头用，带头照办。要向干部、贫下中农和知识青年进行广泛深入地传达。各公社要举办贯彻落实26号文件的学习班，按照中央文件逐条对照、检查本地区的再教育工作，提高认识，总结经验，找出差距，作出加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计划。二、做好知识青年的再教育工作。要组织他们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帮助他们建立健全学习制度，坚持天天读，定期举行讲用会。让他们在积极参加生产队各种政治活动的同时，还要制定自己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计划安排。各公社要组织知识青年、贫下中农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毛泽东思想讲用团，到各生产队讲用在接受再教育和进行再教育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体会。三、对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知识青年进行阶级报复、拉拢腐蚀、挑拨贫下中农与知识青年关系的，对强奸女知识青年的，对混在知识青年中的反革命分子、流氓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必须发动群众，彻底揭露，坚决打击，依法严惩。四、要充分发挥知识青年在农村中的作用。要鼓励他们在农村起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阶级斗争战斗队、建设社会主义突击队、科学种田实验队、文化卫生普及队“五队”的作用。各大队要组织一支由知识青年、贫下中农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五、要切实解决知识青年生产、生活上的具体困难。六、各公社都要抽调干部、贫下中农和知识青年组成检查组，检查各地贯彻执行的情况，查各级领导的认识和态度，查组织知识青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情况，查再教育机构的落实，查各地抓阶级斗争的情况，查解决知识青年生产、生活上的具体问题，查安置费的使用情况。七、各级革委会要高度重视，把做好知识青年的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1972年9月1日，县革委批转政工组再教育办公室《关于安置1972年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的报告》，要求各公社、大队、县直各单位革委会加强领导，认真贯彻执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各级党委、革委和有关部门，一定要做好动员和安置本县应届毕业生上山下乡的工作，广泛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使知识青年树立“一切听从党安排”的思想，愉快地到农村去。当年全县初中毕业生有461人，除推荐升入高中、中专外，还有290人。根据全县初中毕业生的情况，提出如下规定：一、属农村人口的242人，一律回乡参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属生产建设兵团的10人，一律回生产建设兵团；属城镇人口的48人，应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二、城镇毕业生中患有严重疾病不能从事农业劳动的、家庭确有特殊困难需照顾的，必须经调查落实报县革委政工组批准，确定缓下或不下。对已确定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任何单位不得“私招乱雇”安排工作。对年龄不满16岁的，应组织继续在原校跟班学习，不安置到农村。三、适当集中插队地点，按单位或系统编组，分到大队或生产队，以便进行再教育工作。平原中学的22人分到平原公社胜龙、勐町大队插队，旧城中学19人分到旧城公社东丙、项撒大队插队，其它学校按此精神安排插队。四、凡插队知青，应将粮食关系转县粮食局，由粮食部门供应到第2年大春分配为止，每人每月17.5千克大米。当年劳动所得工分参加生产队现金分配，食油按居民标准供应。五、安置经费每人180元，安置经费主要用于知青购买生产工具、炊具及生活补助，由公社按实际安置人数逐月发到生产队（每月15元）。
为加强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领导，1973年9月28日，县委决定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中共盈江县委〔1973〕56号文件指出：要加强对知识青年工作的领导，县委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公社要有一名副书记主管，配备专职干部；大队要建立健全贫下中农、干部、知青三结合领导小组。要对知青工作进行一次全面检查、总结，检查出的问题按中央、省委的规定，及时进行解决。特别要解决好知青的住房、口粮、治病等问题。对于摧残、迫害、奸污知青案件，要继续进行查清和严肃处理。要加强对知识青年的培养教育，组织他们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扎根农村干革命，积极参加科学试验活动。文件下发后，县委抽调了44名干部和小学教师组成检查组，对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案件，组织专案组调查落实，召开了一次宣判大会，判处了5名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犯罪分子。检查中发现，各公社都在积极解决知识青年生产、生活中的各种实际困难。昔马公社黄桑坡、旧城公社弄康、弄璋公社姐目等生产队积极备料，为知识青年盖瓦房。
1973年12月27日，县委转发县知青办公室《关于我县知识青年工作若干问题实施办法的报告》。本实施办法是为了贯彻落实毛主席关于“统筹解决”的指示，鼓励广大知识青年扎根农村，为实现农业现代化，为完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历史使命而作出贡献。实施办法共有23条，分为培养教育、生产生活、医疗卫生、今后新下乡的知识青年和组织领导等5个问题。
内地大批知识青年到盈江后，把自己在学校里学到的政治、文化、科学知识，同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的的实践结合起来，成为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支积极活跃的力量。他们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积极开展农村文艺活动。不少知青担任村里的小学教师、赤脚医生，有力地推动着农村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他们积极投入“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同贫下中农一道战天斗地，搞科学实验，为发展农业生产作出了贡献。平原公社小新寨知识青年，多年坚持辅导傣族红小兵宣传队，热心培养教育少年儿童，与红小兵一起成长；弄璋公社芒线生产队的知识青年，分别担任副队长、会计、记分员、教师、拖拉机驾驶员和马车驾驶员，其中，昆明知青胡宝善在对敌（特）斗争中被省政府和省军区荣记一等功；太平公社芒允大队的知识青年同贫下中农一道，开凿北大沟，实现了农业大幅度增产；弄哏生产队的知青在回昆明探亲期间，购买发电机、电线为生产队积极筹建小型水电站；侯玉民积极为农村修理农业机械、手工业制品；曾方玉、赵继祖、吕振琪等知青，热心为傣族、景颇族群众办学；曾永林、沈华祥等知青热情为贫下中农防病治病；陈玉林勤勤恳恳为生产队赶马车；穆松阳、邓瑞翔等知青积极学习少数民族语言……还有许多知识青年从事科学实验，进行文艺、美术等创作，从各方面为建设盈江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贡献。有的知青还为建设社会主义新边疆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71年4月19日深夜，生产建设兵团3师13团2营4连知青宿舍发生火灾，10名刚到盈江仅7天的成都女知青蒙难。
为肯定各单位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作出的成绩和知识青年对盈江发展作出的贡献，1977年1月28日，县委决定对太平公社弄展大队党支部革命领导小组、弄璋公社连地知青集体户、平原公社大芒丙知青集体户、弄璋公社弄过东知青集体户、平原公社二村知青集体户、太平公社项等知青集体户和太平公社弄展大队项等知青集体户户长朗波贺保、弄璋公社南永大队连地知青户户长晚波帕、姐冒公社芒线大队知青魏华育、弄璋公社南永大队爬卖生产队知青李华等单位与个人进行表彰。县委号召全县知识青年向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学习，认真学习马列与毛泽东著作，认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刻苦改造世界观，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1978年后，知青公开请愿要求返城。盈江知青绝大部分返城，但仍有少数知青扎根边疆，为盈江的建设继续作出贡献。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特殊产物，由于“左”倾思潮的泛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并迅速变成一场规模巨大的政治运动。它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科技教育事业都带来了影响深远的不幸后果。广大知识青年把自己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献给了农村和边疆，在盈江的村村寨寨中，留下了他们的汗水和奋斗的足迹，甚至是年轻的生命。从动乱中走过来的一代青年，经历了艰难的历程，同时得到了不同寻常的磨炼，艰难的阅历，也成为他们人生中的宝贵财富。

第三节　清理阶级队伍

1968年12月，《云南日报》发表社论《在开展革命大批判基础上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1969年1月上旬，云南在“划线站队”基础上，全面开展了群众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简称“清队”）。“清队”就是要求把所谓混入革命队伍里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清理出来，做到“阶级阵线分明”。2月28日，盈江县革委提出《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的几点意见》，强调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为纲，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武器，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把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紧密结合起来，打一场人民战争，把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国民党残渣余孽，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彻底打倒，彻底摧毁刘、邓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扫清道路”。同时决定从3月开始，全县开展“清队”运动。
根据中央“公安六条”和有关政策规定，县革委确定清理对象为“13种人”。即：1、经调查属实，确有证据的投敌、叛变、自首分子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反革命黑手。2、参加国民党蒋、汪伪特务组织或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家间谍组织的分子或受特务间谍机关指示潜伏派遣的分子，或在特务机关的收买下积极进行特务间谍活动的分子，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抢劫、制造交通事故、进行暗杀、冲击监狱和管制机关、里通外国进行反革命活动、叛国投敌、盗窃国家机密的分子。3、地、富、反、坏、右（包括已摘帽子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和劳动教养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刑满释放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4、任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三青团区队长（包括副职）以上或相当该级别的其他反动党派（青年党、闫锡山的同志会等）的骨干分子。任县以上党团机关科、股长，或相当于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三青团区队长以上职务的分子和积极筹划反动党团组织，进行反动党团活动的县以上的筹备委员。5、敌伪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分子和在国民党军队中有上尉以上军衔和军、法、政工作人员。但有上尉以上军衔的军需、军医、军械、军邮、军采、随军文艺工作者，这类人员除有严重罪恶和民愤的可以不以反革命分子论处，但仍应清理出去。敌伪军投诚起义人员表现不好，不能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应根据情节处理。6、凡在国民党政府中任科长、法院院长、检察官、县参议长（包括副职）以上职务人员。7、反动会道门（如一贯道、大刀会、刀宫道、光天道、无极道、青帮、红帮等）中的点传师和相当于点传师以上的骨干分子，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8、已定性的或有现行犯罪行为的贪污盗窃分子，政治骗子、流氓阿飞、集团首恶分子和一贯投机倒把的首犯、贯犯、大犯，特别是烟毒犯。9、资产阶级分子（包括资方代理人）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10、“四清”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下台干部。11、被杀、关、管和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和子女一贯心怀不满、污蔑党和政府、拒不悔改、坚持反动立场的分子。12、参加山官、土司、反动武装和政治、经济土匪以及一贯危害人民利益的匪首、惯匪。13、特别是那些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写反动标语、呼喊反动口号、写反革命匿名信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以上13种人一旦发现，坚决打击，毫不留情。同时强调，“清队”工作必须在县革委和各单位、各区乡革命委员会、革命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有组织、有准备、有计划地进行。各单位和各区、乡革委会主任或副主任，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必须挑选出身成份好、政治历史清楚、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员为成员。通过宣传政策，发动群众，调查研究，收集材料，检举揭发，组织批斗，反复核实后慎重定案。
为了取得经验，指导全县“清队”运动，2月中旬，县革委政工组抽调人员到平原镇进行试点。根据试点的经验及做法，全县范围内“清队”运动全面展开，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中清理“13种人”。揪斗关押上层统战人士，斗争地主富农分子，查抄财产。3月，县革委在县城广场召开万人大会，批斗主要统战人士，当场拘留思鸿升及其长女思赛章。7月，在县城举办学习班，分期分批召集公、检、法工作人员和小学教师、武装干部，开展“清队”运动，揭发“有问题”的人。9月，县革委将学习班揭发出的“有问题”的人，集中送屯中“五七”干校，继续交待问题。“清队”期间，政协盈江县第五届委员160人中就有124人受到各种迫害和揪斗，其中3人致死，13人被关押，17人被迫出国，2人死于国外，32人被抄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盈江县委根据中央“在什么场合什么范围加给的，就在什么场合什么范围宣布平反”的指示，给受迫害的各界人士公开平反、昭雪，对被抄家的财物退回或折价补偿，对迫害致死的遗属给予抚恤，对还健在的相应安排了工作和职务。

第四节　“一打三反”运动

在开展“清队”运动的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以下简称“一打三反”）的指示精神，1970年3月5日，县革委作出《关于开展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的决定》。《决定》指出：“一打三反”运动的重点是打击那些现行反革命分子和贪污盗窃犯、投机倒把。强调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讯，不能用感情代替政策，不准搞体罚和变相体罚，不准戴高帽、游街，不准挂黑牌，不准乱抓人。
《决定》发出后，全县各级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配合“清队”运动，全面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到1970年9月底全县立案1091起，涉及2715人，定案48％。在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中，为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分配工作，8月，全县抽派238名干部分赴平原镇及勐町、胜龙、新府、勐弄、银河、龙盆7个乡86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分配试点。工作队进村后，“发动群众学‘毛著’，抓住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个纲，横扫一切牛鬼蛇神”。9月10日，县委《关于分配试点简报》（第一期）反映，7个乡镇串联组织数千名群众和640多名红卫兵，把各乡、社31个奘房、寺庙、教堂的尼佛偶像砸得粉碎，“家堂鬼”、“天地牌”、“鬼桩”、“神树”被砸烂，旧“经书”、旧小说被烧毁，就连世代相传的“人情簿”也被说成“维护封建婚姻制度的总祸根”，拿出来烧毁。仅新府乡就有250户群众把“家堂”砸烂后，贴上了毛主席像（其余农户因领袖像脱销未买到），18个社做了415块“语录牌”。形成社学“毛著”，家学“毛著”，人人学“毛著”的风气。县委认为：“通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掀起学‘毛著’高潮，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和资本主义的歪风邪气遭到严重打击和清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新风。”10月中旬开始，县、公社、大队开展了群众性的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群众运动。设大批判专栏，揭发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投机倒把、进行策反煸动外逃的人和事，并把被揭发出来的人交给群众批斗。盈江民族中学师生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掀起“四大”，短短几天就揭发了投机倒把、弃学经商、搞发家致富以及其他几种人，校革委还组织红卫兵为主的小分队，在红卫公社（旧城）的大街小巷捉拿搞“投机倒把的坏人”，两个街天抓到22名“投机倒把犯”。
县革委把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揭发出来的“阶级斗争”问题归为10类：①派遣特务，企图里应外合；②秘密串联，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暴乱；③阴谋篡党篡政；④刺探军情、盗窃机密；⑤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⑥造谣惑众，反攻倒算；⑦策反群众逃缅，破坏工农业大跃进；⑧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破坏社会主义经济；⑨聚众赌博，扰乱社会治安；⑩四旧复辟，大搞封建迷信。
“一打三反”运动打击了极少数的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但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运动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委根据中央“在什么场合什么范围加给的，就在什么场合什么范围宣布平反”的指示，像处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的冤假错案一样，对“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冤假错案进行了严肃认真地处理。


第五节　政治边防建设

1969年3月17日至4月3日，省革委会和昆明军区党委在昆明召开“建设政治边防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驻守边防的野战军、边防部队和边疆专、州、县革委会的负责人共76人。会议明确提出：建设政治边防是无产阶级的需要，要抓政权、抓两条路线斗争，要建设起由千百万革命群众组成的钢铁人民防线。会议提出了具体政策：“对封建土司、头人，要发动群众，从政治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原有的生活补贴一律取消。对进行现行破坏活动的反动土司、头人，应给予及时有力的打击，这些人在省、专、县集中的，要送回原地交群众批斗。”3月21日，中央军委办事组转发了《昆明军区关于加强昆明地区边防斗争的报告》。1969年4月，云南省边防领导小组成立后，各边疆专、州、县革委会和边防部队相继共同组成各专、州、县的边防斗争领导小组，全面推行“政治边防”方针。
1969年4月10～13日，盈江县革委召开“贯彻落实建设政治边防”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当地驻军、县人武部、各公社革委会、生产大队领导小组、民族工作队等共315人。会议作出如下决议：“一、建设政治边防的根本是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边疆各族革命人民，要大办特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做到县办、公社办、大队办、生产队办、家庭也办。通过办学习班，破大私，立大公，在两条路线斗争上找问题，在毛主席著作中找答案，用毛泽东思想认真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总结边疆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二、建设政治边防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权’要掌握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无限忠于毛主席的人手里。三、坚定地走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四、认真搞好斗、批、改，抓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把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彻底挖出来，清洗出去，把他们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批深、批透、批倒、批臭。五、加强战备，准备打仗，做好打人民战争的一切准备，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做到胸中有敌情、眼中有敌人，随时准备打仗。”
1970年4月20日，盈江县“政治边防建设”领导小组成立，随即在反帝昔马公社搞试点。试点过程工作中由于受“不要怕边防跑人”的错误口号干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中心开花、火线练兵”，大搞刑讯逼供，9个月内，在仅有5000余人的反帝公社，就搞出政治案件200多起，500多人被审查吊打，180人被打成美蒋特务，7人被逼死，6人被打残，6人被拘押，使用的酷刑达30多种。受审的人员上至70岁老人，下至8岁小孩，队干部受打击面占50％。试点极大地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干扰了群众的正常生活，造成边民大量外逃，致使反帝公社1970年和1971年粮食大减产，尤其是1971年粮食减产幅度为39.2％。
在试点工作中，为全面贯彻“省革委、昆明军区政边工作座谈会”精神，配合保山派到盈江的“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全县“政治边防”宣传队于1970年8月24日深入全县各村寨，以召开誓师大会、表忠会和组织街头宣传、黑板报、张贴大幅标语、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等形式，大造“政治边防建设”声势。有的公社还组织知识青年、红小兵宣传组深入边远田棚、窝铺开展宣传。在广泛宣传的基础上，组织群众大学、大背、大讲、大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有关阶级斗争的论述，把阶级教育与革命的大批判结合起来。有的公社出现不少儿子揭发父亲、妻子检举丈夫的事例。1970年9月5～6日，在盏西公社银河大队木瓜塘和象塘先后发生打死李春玉和唐大要的惨剧。至10月15日止，全县搞大批判852次，参加人数83696人次，打击各类“活靶子”422人次。“政治边防”造成边境沿线和各少数民族群众（特别是民族上层人士）东躲西藏，不敢回家，甚至背井离乡外逃出境。
1972年8～10月，反帝公社部分在“政治边防建设”运动中被审查或被吊打过的群众聚集起来，殴打“政治边防建设”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此类聚集殴打事件，先后发生18起。期间，“政治边防建设”运动中被迫害的70余人聚集到公社要求发给口粮、医药费和当众销毁“黑材料”。事件发生后，县委指派一名副书记带工作组前往解决，按照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进行了妥善处理。对聚众打人者进行了批评教育，使其认识错误；对运动中的死者亲属给予经济照顾，对被打致残者免费治疗或救济；对被抄物资坚决退回。
从1969年开始的历时2年多在边疆地区开展的“政治边防建设”运动，违背了党的边疆民族政策，颠倒了敌我关系，严重破坏了党的边疆民族政策，破坏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安定团结，破坏了边疆的生产建设，损坏了维护边防稳定的工作网络，造成了边疆民族地区政治上大动荡、经济上大破坏；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造成大量边民外逃和边防混乱的严重恶果，给边疆民族地区带来了政治上的大动荡、经济上的大破坏。

第六节　整党建党

盈江县党的基层组织，是在“和改”、合作化运动中建立发展起来的。整党前，全县共有党委13个，党总支7个（包括农场3个），党支部144个（包括农场21个）。共有党员1830名（包括农场158名），其中正式党员1480名，预备党员350名。“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盈江县各级党组织普遍受到冲击，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迫停止了组织生活。按照毛泽东提出的整党建党“五十字”方针（即“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全县从1969年4月至1971年12月，用2年多的时间开展了整党建党工作。
根据上级党委（核心小组）的指示，盈江县于1969年4月开始在机关、农村不同类型的11个党支部进行整党试点，摸索经验。9月举办了整党骨干学习班，培训骨干228名。10月6日，第1批21个党支部的整党建党工作开始，至1970年2月结束。包括11个试点支部在内，第1批整党建党支部占党支部总数的26％，参加党员529名。至1970年2月结束。1970年12月，第2批28个党支部进行整党建党，占党支部总数的22.7％，参加党员469名，同时还对第1批整党中的18个党支部进行了补课。1971年5月，第3批22个党支部进行整党建党，占党支部总数的17.8％，参加党员300名。在整党期间，共举办各种类型毛泽东思想学习班8575期，参加学习达27.33万人次；开展了较大的批判会1330次，参加群众13.18万人次；共揭发出各种反革命案件1120起，涉及2760人。由于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错误地批斗和处理一批党员，被“吐故”、“暂挂”的党员225名，突击“纳新”党员177名。1971年12月29日，经中共保山地委同意，成立中共平原、油松岭、盏西、苏典、勐弄、昔马人民公社委员会。次年1月，成立中共太平、弄璋、旧城、新城、铜壁关人民公社委员会。
经过整党建党，至1971年12月，重建（或新建）的农村党支部有：平原公社的胜龙、新莲、兴和、陇中、拱腊、勐展、勐町、平原8个大队党支部；新城公社的傣龙、红山、繁勐、新龙、新城、邦瓦6个大队党支部；盏西公社的团坡、支东、遮坎、银河、线帕、支那、合作、普关、宝石、松坡10个大队党支部；旧城公社的项撒、新民、贺勐、东丙、富联、岗勐6个大队党支部和社直机关、财贸2个党支部；太平公社的大寨、黄龙、岗龙、弄展、龙盆、芒允6个大队党支部和社直机关党支部；油松岭公社的油松岭、云庆、东山、椿头塘4个大队党支部和社直机关党支部；勐弄公社的勐弄、勐典、乌帕、卡场4个大队党支部和社直机关党支部；铜壁关公社的建边、和平、三合3个大队党支部；苏典公社的苏典、勐戛、芦山、撇石4个大队党支部和社直机关党支部；昔马公社的保边、团结2个大队党支部；弄璋公社的飞勐、芒面、丙辉、边府、姐目、模恒、永保、弄勐、弄永、南缓10个大队党支部。机关党支部有：县革委办事组、政工组、生产指挥组和县新华书店、电影队、民贸公司、服务公司、农机修造厂、织布厂、造纸厂等党支部。
这次整党建党，建立了公社党委，重建了农村党支部，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被停止活动的各级党组织逐步恢复，这对于稳定局势，推动工农业生产，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次整党建党，总体上是以“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为指导，受“划线站队”错误和派性的影响，有的单位形成造反派头头（有的是非党员）领导整党的局面，不少党员被强加上“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受到了批判和斗争。整党建党中实行“群众参加整党”，吸收非党群众参加整党领导小组，甚至主持党内会议，召开支部会讨论党员的处理和可否恢复组织生活问题等，不分党内党外，超出了听取群众意见的范围，造反派逼着党委强行开除党员党籍的事屡见不鲜。“吐故”、“纳新”又错误地处理了大批党员、干部，一批党员被“挂”起来，较长时间未恢复组织生活；一批造反派头头和打砸抢分子作为“新鲜血液”被“纳新”入党；在建立各级党的领导班子时，一部分单位又突击发展党员、突击提干，使一批造反派头头得以混入党的领导机构，进而改变了党的领导成份，造成了党组织的严重不纯。

第七节　批林整风运动

1970年8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挫败了林彪反党集团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1971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党分子陈伯达罪行材料》，2月2日，又发出《关于扩大传达反党分子陈伯达罪行材料的通知》。此后全国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公开报道称“批修整风”运动）。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反党夺权阴谋彻底暴露后，林彪乘飞机叛国出逃，机毁人亡。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此后“批陈整风”逐步变为批判“林、陈反党集团”。11月22日，云南省委发出《关于加强县以上领导干部学习的通知》，要求深刻理解毛泽东关于“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指示。从1971年12月起，中共中央陆续转发了《粉碎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等3批材料，在全国全面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1972年1月4日，中共盈江县核心小组在《关于传达中共中央（1971）77号文件的安排》中指出：中共中央（1971）77号文件【中共中央文件（1971）77号《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传达了毛主席关于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一系列重要指示，阐述了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情况，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深刻地揭示了这场斗争的性质和根源。要通过传达和讨论，把同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深入一步。县核心领导小组专门成立了传达中央77号文件办公室，77号文件的学习传达活动在全县城乡干部群众中迅速铺开。30日，县传达中央77号文件办公室在《关于传达贯彻中央77号文件的情况报告》中反映，从1971年12月20日开始，在县革委四大组组长以上干部中进行传达学习，然后逐步向下传达，采取先党内后党外，先机关、厂矿，后农村的做法。1972年1月上旬，召开全县公社党委书记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培训骨干。1月10日后，在农村全面铺开。此项工作由县核心小组、县革委及公社党委、大队党支部主要负责人亲自挂帅，深入村寨和社队进行宣讲。县培训骨干262人，县直属单位抽下去43人，公社、大队培训宣传骨干1901人，共同组成83个宣讲小组。盈江边防驻军云南省军区独立第10团派出一批指导员，配合边防沿线的大队搞宣讲。为加强少数民族村寨的宣讲工作，专门培训了一批少数民族宣传骨干、妇女宣讲员和49名少数民族翻译，采用少数民族语言开展宣讲工作。至1月底，全县72个大队基本传达完毕，受教育面占应受教育总人数7.76万人的80％以上。《情况报告》认为有以下收获：①深入揭发批判了林陈反党叛国的滔天罪行，进一步激发了对林陈反党集团的仇恨，更加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更加热爱中国共产党。②通过传达学习，进一步认清了这场斗争的性质，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提高了学习马列的书，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自觉性。③通过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联系实际批判林陈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党乱军、挑起武斗、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大搞宗派主义、分裂主义和破坏党内外团结的罪行。④通过传达学习，鼓舞了胜利的信心，推动了“农业学大寨”运动，促进了当前的各项工作。
1972年1月26～30日，中国共产党盈江县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县城小平原召开，各条战线党组织用“协商”方式推选出代表479名。大会审议通过了县革委核心领导小组《认真总结加强党的领导的经验，坚定地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的工作报告，作出了《关于继续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决定》，强调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深入进行思想政治路线教育，全面完成“斗、批、改”；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盈江县第二届委员会。2月23日，中共盈江县委正式启用中共云南省委员会颁发的“中国共产党盈江县委员会”新印鉴，原用的“中国共产党云南省保山专区盈江县核心小组”印鉴同时作废。2月中旬，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1972）4号文件。中共中央（1972）4号文件揭露了林彪一伙炮制的《“571工程”纪要》的出笼经过，揭露了林彪一伙根据这个反革命纲领企图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一系列罪恶活动。会议通过学习，深刻批判了这个反革命纲领的反动实质。为使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进一步认清林彪及其同伙的反动面目以及同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实质，2月19～28日，县委、县人武部党委举办第一期宣讲4号文件骨干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有县委和县革委成员、县革委机关“四大组”全体工作人员、人武部党委成员及排以上干部和专职武装干部、县直厂矿企事业单位党支部书记或副书记、革命委员会（或领导小组）的主要成员、各公社党委书记或副书记、宣传中央4号文件的宣传员、各大队党支部书记或副书记、一部分知青和民族翻译。同时，县委在平原公社勐町大队开办了1个农村先行点。学习班结束后，县委组织了宣讲小组，全面开展宣讲工作。
宣讲小组深入到全县各基层，以公社、大队分片开办第2批骨干学习班，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党员和干部、共青团支委、民兵排长及部分中小学教员、知青、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参加了第2批骨干学习班的学习。3月10日开始，全面铺开向群众传达。宣讲采用在宣读文件并作重点提要解释的基础上，分为形势、路线、政策3个内容进行讲解的办法，同时组织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的重点：一是狠批林彪一伙为反革命政变所制造的舆论；二是狠批林彪一伙妄图“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三是狠批他们捏造的工人“变相受剥削”等一类无耻谰言。通过传达学习和组织批判，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进一步提高了思想觉悟，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表示要同林陈反党集团斗争到底，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1972年3月2日，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以《毛主席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谈话纪要》为有力武器，进一步开展对林、陈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真正从路线上分清是非，提高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4月8日，县委发出《关于学习中共中央（1972）12号文件安排意见的通知》。《通知》强调，要以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3个基本原则为核心。县委决定把各级党委、特别是公社以上的党委、革委、县直属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党支部委员和革命委员会（或领导小组）的成员作为传达学习的重点。同时要认真抓好各级干部的学习，农村要抓好公社（包括社直属机关干部）、大队、生产队干部的学习，工厂抓好车间主任以上的干部学习。学习的要点：一是路线斗争；二是毛主席关于“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的伟大教导；三是学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到“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四是学习毛主席“关于多读点书”的教导，掀起读书热潮；五是学习干部政策，继续批判林彪在干部路线上的罪恶活动，明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教育方针。
4月20日，中共盈江县委作出《关于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意见》。《意见》强调：一、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把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当作一项长期任务，经常抓、反复抓、认真抓好。二、切实加强基层党支部的思想建设。坚持1个月上1次党课，半月1次支委会、1个月1次支部大会、10天1次党小组生活会制度。三、要健全老、中、青三结合，妇女应有一定的比例；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党支部的集体领导；积极慎重地做好发展新党员的工作。至1972年4月，全县还有44.1％的生产队没有党员。对此，《意见》指出，要争取在一年左右的时间，使所有生产队都有党员。认真整顿后进支部的工作，要着重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本着“团结—批评—团结”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防止单纯任意撤换干部的错误倾向。
1972年7月5～10日，县革委第13次全体会议在小平原召开。会议总结半年来的工作认为：一是各级革委会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开展了“批林整风”，激发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对林彪等反党集团的义愤，加深了对毛主席的热爱，提高了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自觉性。二是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认真响应毛主席“认真看书、弄通马克思主义”的号召，四大组、县直单位、公社机关多数坚持学习制度，农村学习小组和政治夜校有新发展。三是按地委要求完成栽插任务，工业总产值完成136.71万元，占计划的41.1％。四是狠抓党的各项政策的落实，加速了斗、批、改的进程。第一，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和充实，原有的省、地管干部，除2人须进一步审查外，其余均已“解放”并安排了工作；在“五七”干校接受审查的大多数干部，也已分配了工作。第二，整党建党已接近扫尾，原“挂起来”的224人，经调查核实已有55人恢复了组织生活。五是对敌斗争工作取得显著成绩。上半年，发生政治案件6起（其中蒋特派遣4起，反动标语2起），破获5起；通过破案捕获帝、修、反派遣特务4名，在党的政策感召下投诚自首1名，捕获各种刑事犯罪分子18名，缴获密码、显影反标、联络信件10多起，追回脏款脏物折合人民币5470.62元。
为加强政治宣传工作，7月8日，县委同意政工组提出的《1972年下半年宣传工作意见》，并结合当前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情况提出应着重抓好6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以毛主席的《谈话纪要》为纲领，进行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明确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决定了路线斗争的长期性。把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个基本原则作为重要内容，深刻领会谈话的精神实质。二是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必须“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三是以《谈话纪要》为武器，抓住路线这个纲，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流毒。同时要划清按劳分配与“工分挂帅”的原则；划清坚持政治挂帅下搞好生产与唯生产力论的界限；划清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与修正主义的“管、卡、压”的界限；划清又红又专与单纯技术观点的界限。四是要认真抓好政策教育，把政策教育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等等，增强政策观念、领会政策精神、明确政策界限、狠抓政策落实。五是要进行形势教育，要紧密结合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实际，联系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动向，不断进行国内外大好形势的教育、战备教育和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教育。六是搞好舆论工作。要紧跟形势，围绕路线斗争教育，为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大造舆论。要办好报刊和广播、加强典型报道，机关、厂矿、公社、大队要建立健全报道队伍，充公发挥写作报道队伍和广大工农兵通讯员的作用，积极向中央和本省本地报刊写稿，报告各条战线、各方面的先进典型，加强农村广播网的领导。
中共中央发出（1972）24、25号文件，公布了林彪反党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罪证后，中共盈江县委于8月22日作出《关于传达贯彻中央（1972）24、25号文件的安排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要着重讲清3个内容：一是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反党纲领的实质——要抢班夺权，建立林家王朝，认清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完全是一次被粉碎了的反革命政变；二是着重讲清林彪反党集团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是林彪经过长期准备直接策划的，是蓄谋已久的；三是通过认清林彪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罪证，进一步明确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任何野心家、阴谋家妄图发动反革命政变必然遭到彻底灭亡的可耻下场。《意见》要求要坚持先党内后党外，以“三个基本原则，一个方针”为武器，狠批林彪反党集团的政治纲领和理论纲领，狠批林彪准备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篡党夺权、叛国投敌的罪行，狠批林彪大搞阴谋诡计的两面派手段，狠批林彪在形势、路线、政策上对我们的攻击，狠批林彪干扰和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罪行，从而进一步提高觉悟、肃清流毒。同时，通过宣讲、阅读中央专案组关于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认清陈伯达这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的反革命历史面目。
为进一步加强和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中共盈江县委于8月27日对全县“批林整风”运动作出具体安排。决定于8月28日至9月16日，召开县委、县人武部扩大会议，召集县委委员、武装部党委委员、县革委常委中的党员、机关四大组副组长以上党员干部、部队支左人员副营职以上党员干部、人武部副科长以上党员干部进行传达学习。同时从9月2日开始，全县抽调一批人员，与县委、县人武部党委扩大会同时进行培训，传达学习《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毛主席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指示》、九届二中全会公报以及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毛主席的文章、批示和重要谈话等10个文件。9月20～30日，以公社为单位培训农村骨干，10～12月，全县全面铺开“批林整风”。
在开展“批林整风”运动中，根据地委、州工委指示，县委抽派人员组成复查阶级成份工作队开展复查阶级成份工作，并于8月21日提出《加强工作队思想革命化的几点要求》。同月下旬，工作队分赴全县11个公社74个大队840个生产队（除5个边沿生产队的54户外）进行全面复查。按照部署，在做好思想发动工作的基础上，划清阶级成份，搞好组织建设工作。11月14日，县委以69号文件《总结经验，认真做好划清阶级成份阶段工作》向地委、州工委汇报：“工作队进村后，以‘批林整风’为纲，组织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传达学习中央关于‘批林整风’的文件，进行第十次路线斗争教育，通过忆家史、村史，诉阶级苦，参观阶级教育展览，吃忆苦饭，算剥削账等，揭露和控诉土司、山官、地富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罪行；通过总结边疆解放20多年来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和深刻变化，批判全盘否定边疆建设成绩的谬论和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使广大群众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坚定社会主义方向；通过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加深各级干部、广大贫下中农对党的基本路线理解，提高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觉悟和继续革命的觉悟。通过联系边疆实际，把‘批林整风’与形势教育、社会主义教育、阶级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从思想上划清敌我界限，各地涌现了一批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广大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已初步形成。全县有25个大队454个生产队建立了贫协筹备小组。从8月底工作队进村到10月止，外逃群众回归313人，一些自动回家的干部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原来想创造‘下台’条件的干部也积极行动起来参加工作；有些抽大烟的党员、贫下中农也自觉地戒断了大烟，对敌斗争和战备工作均有加强。”
针对在“批林整风”和落实政策过程中，少数人因不能严格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目无组织纪律，连续发生多起打人闹事、聚众斗殴的事件，1972年10月7日，县委发出《关于严禁打人闹事的紧急通知》。《通知》强调：一、各级党委（支部）、革委会，要加强对“批林整风”运动的领导，教育广大共产党员、干部群众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路线第一、“批林”第一的大方向，始终把斗争的矛头对准林彪，肃清流毒，克服极“左”思潮，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坚决抵制打人闹事的不正之风。二、要把组织纪律教育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要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从革命的大局出发，绝不能做出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本单位发生的问题在本单位内部解决，绝不允许在社会上到处扩散。三、各级领导要教育群众不得以任何借口趁机在基层干部和群众中搞报复，泄私愤，随便揪斗、殴打和聚众闹事。对领导、干部和群众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可在正常的组织生活和行政生活中，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也可逐级向上反映，由各级党组织、革委会进行解决。对于那些经过教育仍不接受教育、不听劝告任意寻衅打人闹事的，必须严肃处理。要教育群众提高警惕，发动群众揭发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如确系阶级敌人乘机煽动、制造事端的要坚决予以打击。四、基层党支部要起无产阶级先锋队作用。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对打人闹事的不良行为视而不见、不进行教育、不加以制止、采取不负责任的自由主义态度而造成严重后果的应给予党纪或行政处分。五、各级党组织、革委会应加速落实党的政策，必须贯彻“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对于过去在“清队”、“一打三反”、“政治边防”中遗留的问题，应有组织有领导的逐个查证落实，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在运动中确系被冤枉的好人，应给予平反。
针对全县思想文化领域阶级斗争比较突出，即算命、看日子、看手相、打卦、献鬼、闹琵琶鬼等封建迷信活动活跃和农村出现的一些谣言，以及划拳酗酒恶习成风，串姑娘、买卖婚姻有所抬头，看坏书、唱反动黄色歌曲、搞赌博、偷窃、吸食鸦片相当严重的情况，县委决定全面加强农村思想文化工作。1973年5月20日，县委提出《加强农村思想文化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一、以“批林整风”为纲，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二、要抓各种组织工作：政治夜校要迅速办起来，在支部的领导下，以党团员和民兵为骨干，采用速成自读方法，认真组织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语录，开展好读报、文艺、体育活动；人保部门和卫生部门要配合各公社、大队，对吸食鸦片的人强制戒烟，对贩卖鸦片和走私犯要给予严厉打击；大力提倡新式婚姻，反对铺张浪费，妇女组织和青年团要搞试点，总结推广经验；严禁唱黄色反动歌曲和看黄色反动书刊，对境外流入的黄色反动歌曲和书刊要没收，并进行追究，对搞封建迷信活动和聚众赌博的头子要进行处理，对政治谣言要及时进行追查，对阶级敌人破坏文化活动要坚决给予打击。三、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一定要把思想文化工作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来认识，公社要有1 名副书记、大队要有1名副支书专管此项工作。公社宣传干部、文教干部要当好党委的参谋，青年、民兵、妇女组织要互相配合，抓好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1973年8月，中共十届八中全会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得到加强。1974年1月，中共中央将“四人帮”编辑的《林彪与孔孟之道》作为中共中央文件的附件转发全党，“批林批孔”运动便在全国开展起来。从此，“批林整风”运动演变成了“批林批孔”运动。根据中央“批林批孔”的指示精神，1974年1月10日，县委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12日后，相继召开县直机关各局领导干部和部分积极分子参加的“批林批孔”座谈会，进一步解决认识问题。2月3日，省委召开地、州、市书记会议，部署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会后，省委成立“批林批孔”办公室，盈江县被确定为全省“批林批孔”运动的试点县（其它试点单位为：云南纺织厂、昆明钢铁厂、宾川县、路南县、云南大学）。2月6～10日，县委召开专题会议，组织传达学习中央（1973）43、44号文件。会议由省委常委武健亲自主持，参加人员有县委委员，副科级以上党员干部，行政19级以上党员干部，厂矿正副党支部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州直单位，云建13团，省州路线教育工作队。会议第1阶段传达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大家一致认为：“中央议政、议军的指示，是教育我们要抓大事、抓路线、抓思想政治工作。当前抓大事就是要深入开展‘批林批孔’，坚持革命，反对倒退，反修防修，抓好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解决好方向道路的问题。”会议第2阶段学习中央（1974）1号文件，学习《人民日报》2月2日社论《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和《红旗》杂志及其它报刊上的有关文章，进行“批林批孔”，重点解决为什么要批、批什么、如何批和加强领导等4个问题。
为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一个“批林批孔”新高潮，2月8日，县委发出《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及时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中央文件。《通知》发出后，从机关到农村，迅速掀起了学文件、谈认识、表决心、出墙报、找资料、写批判稿的“批林批孔”高潮。2月15日，县委、县革委机关召开“批林批孔”座谈会。会后，在县直机关的商业局、农机厂、平原小学和农村的弄展、合作大队搞“批林批孔”试点，宣传“批林批孔”的重要意义，认真解决方向道路问题。2月24日至3月2日，县委召开有196人参加的常委扩大会议。县委常委、各公社党委书记、县直各部委办负责人、各大队党支部正副书记、县委路线教育工作组负责人，勐町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等参加会议。会议着重解决了3个问题：一是提高到会人员对“批林批孔”的认识；二是开展对林彪、孔老二（孔丘）的大批判，在小会批斗的基础上，有23位同志在大会上发言，对林彪鼓吹的“孔孟之道”，联系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实际进行批判，揭露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三是研究和安排了下步“批林批孔”运动。会议提出4条意见：一、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二、各级党委、支部要切实加强对“批林批孔”斗争的领导，把“批林批孔”作为头等大事来议。要相信和领导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热情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破除清规戒律，决不允许压制群众和打击报复。县委成立“批林批孔”办公室。公社、各局也要有一负责人专管，各级要设点，抓两头，带中间，使“批林批孔”运动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三、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批林批孔”，要注意掌握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一致对敌。四、以“批林批孔”为动力，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3月5日，县委召开县直机关、厂矿“批林批孔”情况汇报会，分析运动进展情况。
1974年4月10～17日，德宏州“批林批孔”经验交流会在盈江县召开。会议由州委书记韩乃光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州委、县委及州、县直单位负责人175人。会上，盈江县委等19个单位交流了“批林批孔”的先进经验，与会人员参观了县粮食局“痛击否定‘文化大革命’和‘修正主义路线回潮’”的大字报专栏，听取了勐町生产队干部群众“站在一个战壕，同学同批”的经验介绍。会议结束时，韩乃光就如何“痛击否定‘文化大革命’和‘修正主义路线回潮’”的问题讲了话，他指出：“批林批孔”运动的核心是解决“修正主义回潮”。会议号召各级党委要放手发动群众，领导并与群众同在一个战壕深揭猛批，把“批林批孔”进一步引向深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这次经验交流会后，一批已被重新安排工作的各级干部又遭到揪斗，造反派和帮派分子以“批林批孔”为名，进行夺权闹党委，盈江再次出现混乱。
为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7月11日，县委以盈发（1974）27号文件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的3条意见：一、各级领导要深刻领会中央17号文件精神，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要把加强马克思理论队伍的建设，当作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百年大计认真抓起来。二、层层抓好组织落实。各公社、各局（包括机关、学校、厂矿、农村大队）要成立理论小组，理论小组的成员要按照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以党团员为骨干，以工人、贫下中农为主体，吸收知识青年、技术人员参加。三、认真抓好理论队伍的培养提高。认真看书学习和参加实际斗争相结合，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是培养理论队伍的主要方法。各级领导对理论队伍实行传、帮、带，一级带一级，一级抓一级，加强思想建设。并把他们放到“三大革命”斗争的第一线去锻炼，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
　　根据省、州委的指示，7月22日，县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学习贯彻中央21号文件，立即掀起抓革命促生产高潮的通知》。《通知》要求以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为纲，传达贯彻中央21号文件。在贯彻之中，要结合实际，大讲大好形势，找出薄弱环节，制定补救方案，立即组织行动，促进粮食增产两成以上。以“批林批孔”为动力，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捉战备，把广大干部和群众在“批林批孔”中激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及时组织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中去。为解决“批林批孔”运动中的问题，县委决定从8月2日至9月5日，用1个月的时间集中解决“3个正确对待”，重点是“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机关部门的行政人员坚持上午学习，下午办公，要求在学习中央文件、传达贯彻省州会议精神的基础上，开展革命大批判。县委常委用3天时间，听取县直机关和公社对县委、县委委员在“批林批孔”以来的批评意见的综合反映，在党委内部进一步摆问题、亮思想。然后分头到各机关参加学习，听取意见，并帮助解决一些问题。再集中起来，分析矛盾，抓住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开展革命大批判，进一步揭发批判林彪“安插在云南、盈江的‘钉子’”。县委强调，要痛击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思潮，查清与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揭发批判林彪炮制的“政治边防”反动方针，集中批判林彪一伙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罪行。
9月12日，县委就“批林批孔”运动中如何联系实际批判林彪炮制的“政治边防”方针提出意见，要求从政治、经济、军事、组织路线等领域中分清大是大非。《意见》发出后，以勐町大队为试点，召开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广播大会，使广大干部认识到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他的政治路线的关系，林彪及其死党推行“政治边防”实质是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复辟资本主义，是政治路线的组成部分。9月13～14日，县委召开“批林批孔”试点负责人会议，组织学习《人民日报》短评《认真学、认真批》和《人民日报》社论《批林批孔搞好春耕》等有关文章，总结交流经验。
自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全县先后培训骨干4313人，其中农村3636人，机关厂矿677人，全县范围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群众运动的高潮。勐町大队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批林批孔”运动，除大队召开批判大会外，各生产队也召开了1至3次批判大会，参加学习和批判的人数达98％以上。弄展大队召开各种批判会84次，179人在会上发言，参加学习批判达3162人次（全大队人数1252人），写标语221条，画漫画21幅，写大批判文章2篇，还召开了贫协代表会，组织贫下中农宣讲队巡回到各生产队宣讲运动的意义。农机修造厂的工人们联系本厂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开展“批林批孔”，将50多张批判文章、漫画、诗歌贴到小平原大街上。全县机关、厂矿、学校和农村的“批林批孔”运动不断深入。
“批林整风”运动是在“左”倾错误方针的指导下，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开展的，并且被江青反革命集团操纵和利用。从“批林整风”到“批林批孔”运动，林彪事件后经过艰苦努力而趋向稳定的政治局势和有所发展的国民经济，重新遭到严重破坏，一批经过审查后重新安排工作的各级干部又遭揪斗，盈江经济、社会和人心再度动荡。

第八节　落实“清队”、“一打
　 　　 三反”遗留问题政策

从1973年开始，根据省、州委的指示，全县开展落实“清队”和“一打三反”运动遗留问题工作，退赔抄家财物。
1973年9月19日，县委、县革委联合发文，就落实“清队”、“一打三反”运动政策中的定案、结论、处理等问题提出7条意见：一、对“清队”、“一打三反”运动中已经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的保长、警长、宪兵，在复查中除有严重罪恶和民愤的应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外，对其他人要根据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对历次政治运动中，已交待清楚、作过处理、未发现隐瞒重大情节的就不再作处理（包括内定的普通反革命在内）；起义、投城人员，如没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应按“既往不咎”的政策处理，如有隐瞒了特务身份和特务活动的，应动员其交待清楚。二、在处理特务分子问题时，一定要证据确凿。要注意防止把正当的边民互市、出入国境频繁当作特务活动处理。三、要把坚持反动立场、恶毒攻击诬蔑党和领袖的反革命分子与由于思想落后而一时说错了话、做错了事、犯政治性错误的群众区别开来。四、要弄清坏分子包括哪几种人。有的地方因风俗不良，不正当的男女作风突出，对于有严重不正当男女关系错误的人，要通过教育，提高思想，移风易俗，不要把他们当作坏分子处理；对中小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不要当坏分子处理。五、对“清队”、“一打三反”运动中非正常死亡人员，要查明死亡原因，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做出恰当处理，作好善后工作。六、在“清队”、“一打三反”运动定案处理中被开除公职的，经调查核实，确定处理错了的，原则上应恢复其工作或重新安置。少数应该开除的，也要给予生活出路，今后一般不要采取开除的办法。七、在复查阶级成份扫尾工作中，按照中央、省委指示精神落实。对于敌我矛盾性质的，没收抄家物资后酌情发给生活资料；对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包括地富子女）要一律退回。同时，县委、县革委强调，要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于运动中揭发的问题，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分别情况区别对待，打击面要窄，教育面要宽。
1974年7月9日，县委“盈发（1974）24号文件”批转县清六办《关于“清队”、“一打三反”落实政策情况和下步的意见》，《意见》反映，自1973年第3季度全县“清队”、“一打三反”落实数为5783人，占应落实数的75.1％，至1974年6月止，落实数达7138人，占应落实数的92.2％；对1972年前所定案件进行再复查，已复查59.2％，纠正了原定案件中一些定性不准的问题。通过落实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增强了人民内部的团结。9月13日，县委作出《深入批林批孔，认真抓紧抓好“清队”、“一打三反”落实政策工作》安排，提出要在最短时间内把遗留问题搞完。强调：一、各公社、各单位采取得力措施，加强对落实政策工作的领导。二、对于运动中非正常死亡人员的处理问题，要迅速组织力量抓紧建立专案，专题上报县清六办。三、一定要认真清理抄家物资，建立清楚的账目。对运动中贪污抄家没收物资及罚款的个别人，要给予严肃处理。四、落实政策中要依靠群众，重视群众的来信来访，专门人员要把调查情况和处理的政策界限交给群众讨论，使群众清楚，本人明了，处理后也要当面向群众宣布。同时要求各公社、单位领导克服畏难情绪，端正态度，处理好“清队”、“一打三反”运动以来的遗留问题，一个人一个人，一件事一件事查证落实，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好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做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夺取“批林批孔”的伟大胜利。
12月18日，县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在《关于认真宣传、落实党对起义、投诚人员和蒋军家属政策的情况报告》中指出：本县地处边疆，直接与资本主义国家接壤，又是和平解放地区，逃往境外的蒋方人员较多，起义、投诚人员和蒋军家属、亲友也比较集中，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为巩固边防，促进边疆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全县开展了群众性的对敌政治攻势，从组织上、思想上分化瓦解敌人。通过公开和秘密的宣传、瓦解工作，党对敌军的政策进一步深入人心。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全县有先后起义、投诚回归官兵247人，其中盈、莲支队起义官兵41人。盈莲支队41名起义官兵回国后，受到当地驻军和人民政府的热情欢迎，召开了“起义人员授奖大会”，表彰了起义官兵的爱国主义行动。对他们本着“既往不咎，立功受奖”的原则，按党的政策规定，奖给支队长人民币500元，大队长、参谋长、支队秘书分别奖给人民币300元，32名起义投诚人员各奖给人民币100元。同时，对大队长一级的军官采取愿工作者安排工作，愿回家者发给补助金回家参加农业生产的办法安置。蒋军家属12人、各阶层爱国民主人士104人，按党的一视同仁政策给予关怀照顾。有5名蒋军家属和子女参加了工作，23名爱国民主人士被选为政协委员，参加县政协工作。
　　由于受林彪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党对敌军的各项政策一度不能得到很好落实，起义、投诚人员，蒋军家属、爱国民主人士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因历史问题，起义人员中1人被打伤致死，8人财物被抄，2人被拘留，3人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2人被开除公职；爱国民主人士中有26人被批斗，财物被抄，其中6户被赶出家门，14人被拘留。住政协会的23名民主人士工资被扣发，每人只发给生活费30元，还有1名蒋军家属子女被开除公职，造成少数人对党的政策持怀疑态度，有的再次外逃，造成极坏影响。针对上述情况，县委组织了12人的落实政策领导小组，由1名副书记带领深入到重点地区检查落实，使党对蒋方人员及其家属的政策进一步得到贯彻落实：释放了2名起义人员，落实了10名爱国民主人士的被抄财物，给投诚官兵及子女恢复公职，补发了在押期间所扣发的工资，对其家属无故被送下农村的也收回来给予妥善安排。仅1974年，外逃边民回归的就有663人。
1975年9月13～18日，县委召开专案审查和复查工作落实政策会议，各公社党委，各部、委、办、局主要负责同志和分工负责落实政策的同志共158人参加会议。会议传达了省委、州委专案审查和复查工作落实政策座谈会议精神。会议认为：“这几年来，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落实政策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全县‘清队’、‘一打三反’中定案结论和处理的案件已达95.7％。但是还有许多政策不落实，特别是‘划线站队’的严重错误，长期没有正视和纠正，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危害是很大的。”为了贯彻执行省委（1975）43号文件批转《省委专案审查和复查工作落实政策座谈会议纪要》，县委提出如下贯彻意见：一、落实政策中要将问题性质严重而可以不定为敌我矛盾的可推拉的人，严格地划到人民内部一边来，作为人民内部问题处理。二、“清队”、“一打三反”期间，本县干部、职工、工人中被作为有严重问题审查的人，在审查期间停发了附加工资，审查后属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人，附加工资也是从批准之月起发给。三、本县查抄财物问题遗留较多，各级党委要重视这项工作，认真查清，根据省委转发《中共沧源县委关于错抄财物的总结》办理，处理原则遵照省委（1975）43号文件规定。四、省委（1975）43号文件没有明确规定而又拿不准的涉及政策方面的问题，要加强请示报告，不能擅自处理。五、审批权限：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凡不定为敌我矛盾性质的案件，由公社党委审批；“清队”、“一打三反”中涉及的经济上罚款、没收处理和定为敌我矛盾性质的案件，报县委审批；工厂中工人，凡定为敌我矛盾性质和给予各种纪律处分的，报县委审批，经济问题审批权限和农村社员一样处理；国家干部，凡作结论和给予各种纪律处分的，按现行干部管理权限，逐级上报审批。


第九节　全面整顿与“反击右倾翻案风”

在“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下，从1974年开始，全国各方面工作陷入严重混乱状态。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后，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他不顾刚刚出来工作、困难重重的处境，以革命魄力和领导才能，很快扭转了局势。他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在主持召开的各种类型的会议上，明确、坚定地提出要进行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之后，中央开展了对各方面工作的全面整顿。
中共盈江县委为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省委、州委有关全面整顿的文件和会议精神，于1975年7月16～27日召开了公社党委委员以上党员干部会议。参加会议共200人，省委驻盈江工作队也参加了会议。根据全面整顿的精神和要求，与会人员敞开思想，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说了要想说的话，对县委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县委认为大家所提出的批评意见是诚恳的，抓住了要害，教训是深刻的。县委常委在会上开展了积极的思想斗争，各自作了自我批评。通过学习中央、省委指示，县委针对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摆、查、挖，在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的基础上，总结了应吸取的主要教训：一是要认真抓好党委自身的理论学习；二是要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三是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贫下中农，团结95％以上的干部群众；四是要加强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此后，县委开展了全县各项工作的全面整顿。
8月9日，县复查阶级成份办公室举行纠正“划线站队”错误的讨论。参加讨论的22人中，有19人曾在1969年县革委成立后搞“划线站队”时被划为“站错队”。讨论中，一些同志回忆，原科局长以上干部绝大多数被划为“站错队”，其中许多被划为“站错队”的同志被作为“二月逆流”黑手、走资派、地富分子、叛徒、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大流氓、兵痞、假党员等等受到冲击，身心受到摧残。通过学文件，分析问题，并对问题进行揭、摆、议，许多同志表示：毛主席、党中央给我们平了反，今后要放下包袱搞好工作，用实际行动报答毛主席、党中央。大家统一了一个认识，那就是：“受林彪路线影响搞‘划线站队’造成的危害，恶果是十分严重的，要继续揭发、控诉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行，无论‘划线站队’时被划为‘站错队’的或被划为‘站得对’的，受冲击的或冲击过别人的，都是阶级弟兄，没有根本利益冲突，账要挂在林彪身上。”
为加强市场整顿和管理，11月15日，县革委转发工商行政管理局、商业局、粮食局《关于加强市场管理的报告》。《报告》规定：1、加强粮、油市场管理。粮食市场实行季节性开放，在大春粮油征购期间关闭全县粮油市场，粮食、油料制成品一律不准上市，也不准在市场外交易、转手倒卖或加工出售粮、油制品；一切国家机关、团体和个人不准私自到农村购买粮食、油料，不准采购国家派购、统购的物资。2、加强对肥猪（肉）市场管理。国家对社员（包括干部、职工家属）饲养的肥猪，实行购留各半，自愿多卖，积极收购的政策；认真清理落实肥猪派购和奖售政策，奖售未兑现的，要及时清理兑现。属于买派购证杀“黑猪”的，是贫下中农的，通过批评教育限期补交任务；属地、富、反、坏的，要批斗交清任务，个别情节严重的，要依法惩处；到市场出售鲜猪肉，由市管、税务、商业收购部门联合检查所卖数量，超过已交派购任务的，仍应按购留各半的政策将超过部分交售一半给国家，国家按政策给予粮食奖售；严禁商贩和屠工经营肉食；绝对不准机关、厂矿、部队、国营农（牧）场、企事业单位到农村采购猪牛羊禽蛋和农副产品；教育社员、群众不把60市斤以上的架子猪赶到市场出售，更不准私人到农村购买60市斤以上的架子猪；为了保护仔猪的发展，禁止宰杀火烧猪上市出售。3、坚决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凡属倒买、贩运国家统购物资、工农业生产资料及黄金、白银、外币、毒品、工业品和各种票证，从事地下包工队、运输队、地下厂店、黑经纪等投机倒把活动者，必须坚决打击；大牲畜（牛、马、骡、驴）的交易，只能在规定的牲畜市场内进行，大队、生产队需要买卖大牲畜，必须持公社以上单位的证明。其它机关单位需要买卖大牲畜，必须持县以上主管部门的证明。并经当地市场管理部门同意指定地点进行交易，大牲畜的交易，只准自养、自卖、自购、自用，不准转手倒卖。外县通过合法手续来购买大牲畜，只能通过国营商业部门有计划统一收购、统一调拨，不准自行串乡串寨采购。
由于县委对各项工作进行全面整顿，特别是批判了资产阶级派性，初步落实了党的政策，着手纠正“划线站队”错误，加上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积极工作、努力生产，1975年全县各方面形势明显好转，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迅速回升。全年全县征购公粮、余粮合计1567万千克，比1974年增加134万千克。全县财政总收入776万元，比1974年增加304万元，全面整顿工作收到明显效果。
为配合全面整顿，根据州委部署，1976年1月18～27日，县委常委（11人）集中到州府芒市整风。参加整风学习的除县委常委外，还有公社党委正副书记15人，县直有关单位领导干部5人，共31人。这次整风学习在州委直接领导下，围绕“农业学大寨”这个中心，加强领导班子建设进行。整风中，认真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中央和省委有关文件和邓副主席在周恩来追悼会上所致的悼词；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建设大寨县为目标，从路线上集中解决县委班子存在的主要问题。通过整风，找到县委班子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软、散、懒”。“在对待某些问题时思想政治路线不端正”，班子内个别成员搞资产阶级派性，破坏了县委一班人的团结和统一，削弱了党的战斗力，多数常委“怕”字当头，不敢斗，或斗得不力，使党组织一度处于瘫痪状态。1975年以来，县委进行两次整风，思想政治路线有所端正，组织得到调整充实，“散”的问题有所减少，党的领导不断加强。但此次所揭露的问题表明县委仍然存在“软、散、懒”，软是主要的，软的核心是怕。其表现，一怕阶级斗争，怕派性；二怕犯新的错误；三怕反复；四怕上级不支持正确的领导。经过学习，大家统一了认识，提出“今后必须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认真‘斗私批修’，改造非无产阶级世界观；提高继续革命的觉悟和辨别路线斗争是非的能力，解决好‘三个正确对待’；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
2月，各公社党委相继进行整风。据2月15日《平原公社党委整风情况报告》反映，同月6日，公社党委召开全公社的农业学大寨誓师大会，对面上的工作专门安排后，7日下午，公社党委成员集中到公社进行整风。公社党委成员、公社所属7个党支部书记以及部门的党员负责人也参加。会议首先传达了县委整风问题的指示，在明确思想、掌握马列主义战斗武器的基础上，揭党委内存在的问题。认为党委内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软、散、懒”问题，表现在：阶级斗争抓得不力；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只是口头上讲、学，党委自身没有贯彻；对干部管而不严，只管分配工作，很少管思想建设；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抓农业只守而不创；没有充分发挥部门的作用，公社所属几个部门处于瘫痪状态；中央号召干部要下去，抓好典型，而干部却不下去，即使下去了也不能和群众“三同”，公社党委也没有自己的点；党委议大事、管大事、抓大事的时间少。党委成员听了同志们的意见，纷纷表示今后一定要把“怕”字换成“放”字，相信党、相信群众，党叫干啥就干啥，起好带头作用。2月16日，《油松岭公社党委开门整风情况报告》反映，同月10～15日参加整风的生产队干部和社直机关单位党员负责人共30人，公社党委成员有10人参加了会议。到会同志按照“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教导，本着关心党委，爱护党委的真诚态度，大胆地对公社党委思想政治路线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贯彻农业学大寨的路线、干劲、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热情帮助。
邓小平为解决“文化大革命”和林彪反革命集团给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带来的严重破坏，对党政军和工业、农业、交通、科学、文教等各条战线进行全面整顿，扫除派性，落实党的各项政策，促进安定团结，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把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所采取的政治路线和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说成是“右倾翻案风”，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在“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策划煽动和支持下，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盈江县于1976年2月底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3月，在帮派势力的威胁逼迫下，省委释放了在纠正“划线站队”错误中逮捕关押的一批刑事犯罪分子。一时间，全省掀起“打开监狱找左派”，强行释放在押犯的歪风。3月15日，盈江一伙帮派骨干冲入盈江县公安局，强行释放母汝义、尚再福2名在押犯（史称3.15事件）。二犯从监狱出来后，帮派骨干给他们披红挂彩，鸣放鞭炮，组织游行示威。帮派骨干还当街批斗县委领导，强迫县委领导给罪犯扛背包，强迫县委交出“黑材料”，强迫县委承认“拘留二人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威逼县委为他们“公开平反”，并把专政机关比作日本的宪兵队，把曾经检举揭发过他们犯罪行为的人打成刮“右倾翻案风”。1977年1月7日，强行释放的罪犯重新被拘捕入狱。
1976年6月16～18日，苏典大队党支部召开训练党员，培训理论骨干会，到会42人，其中党员15人，队干11人，青年积极分子7人，妇女9人。6月30日，县委转发《苏典大队党支部训练党员和骨干积极分子的做法》，指出：“全体党员和骨干积极分子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并联系实际，开展批判。”8月13日，县委同意组织部培训党员的意见，决定在全县开展培训党员工作。8月14～24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县委常委、公社党委正副书记、农业学大寨工作队正副队长、县直机关各部委办局负责人共90人参加会议。会议学习中共中央4、5、12号文件，学习陈永贵副总理在南方水稻现场会议上的讲话，吴桂贤副总理在芒市暨省委常委会议上的讲话及省委40、41号文件。会议指出：“这次会议是我们县关系较大的一次重要会议，总的要求是抓学习、深入批邓，提高警惕，加强团结，振作精神，搞好工作。”8月27日，县委组织县直机关负责人听取了州委理论辅导组到盈江开展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走资派的活动特点及走资派是如何由民主派变为走资派的”等专题讲座。专题讲授之后，一批刚落实了政策，安排了工作的领导干部又被打成了“走资派”、“复辟派”、“还乡团”，再一次受到了无情批斗。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既违背事理，又违背人心，使一度好转了的政治、经济形势再度恶化。正在走向安定团结的社会秩序重新混乱，使整顿的领导班子重新瘫痪，已回升的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全县农业总产值比1975年下降6％，公、余粮征购下降14％，财政收入下降30％，盈江又进入一个混乱时期。

第十节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
  各项建设事业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盈江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遭到严重破坏，给全县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但是，在这10年间，在全县各级党组织的努力下，经过各族人民的艰苦斗争，盈江各项事业建设也取得了一些发展。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受“左”的错误指导，以及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和破坏，盈江和全国一样，各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共盈江县各级组织，仍保持“文化大革命”前建制。但至1966年冬，“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全面开展后，各级党组织受到严重冲击，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1967年1月，由当地驻军出面，组成盈江县春耕生产领导小组，领导生产工作，之后，成立军管会、革委会和核心小组，取代县委、政府职能，负责全县的各项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盈江农业生产起伏较大。全县虽以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为榜样，掀起“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干农田基本建设，平田改土，改造低产田，大办样板田，但是，仍有6年粮食减产（1966、1968、1971、1973、1974、1976），1976年与1965年相比，耕地面积减少2.72万亩，农作物播种面积减少6.08万亩，粮豆总产减少7245吨，公余粮实交数减少1060吨，全县农业总产值仅增加629万元。
为了根治浑水沟，堵住上游泥沙下泄进入大盈江，水利建设采取“上堵”、“中筑”、“下泄”的办法，全面治理大盈江，取得很大成绩。1966年成立盈江水土保持站，1970年成立浑水沟工程指挥部，进一步对浑水沟进行综合治理，1971年搬迁安置了居住于被治理区域内的3个村寨计80户504人，退耕还林，并划定水土保持区域，封山育林；1974年开始兴建总口一号坝，1975年建成；1978年冬在一号坝下修建了“门坎”工程，坝高16.5米。“门坎”工程的完成，对治理浑水沟打下了基础。对大盈江进行综合治理，同时兼顾其它主要河流的治理工程。为加强大盈江中段江防，1966～1976年间，大盈江治理工程累计完成土方86.14万立方米，石方14.55万立方米，木桩3.57万根，竹桩58.9万根，竹梢45.95万担，竹笼4.44万个，钢筋石笼4326米，投工190.53万个。至1978年，全县农田实际灌溉面积18.46万亩。为解决大盈江下游长期遭受洪水淹没问题，1967年11月，县军管会上报省州，将虎跳石炸礁工程列入国家计划。经批准，由芒线大队民兵营于1975年实施炸礁石清江道工程。1966～1976年间，全县共建成投产农村小型水电站30座，装机容量共1337千瓦，为当时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交通建设以修筑县、乡公路为主。至1976年，重点修通了平原至太平12千米，太平至芒允18千米，太平至龙盆23千米，龙盆至昔马19千米，龙盆至铜壁关25千米的公路。共架设桥梁28座，总长1026米，其中大桥1座长371.7米，中桥4座长223.7米，小桥23座长430.6米。共建涵洞416道，总长3480米。建挡土墙287.4米，完成土石方155万立方米，完成石方支砌1281立方米。耗用木材6419立方米，钢材583吨，水泥3536吨，炸药216吨，投工130.67万个。总投资1454.7万元。
开展了全县性的爱国卫生运动，重点是卫生防疫，加强对危害人民健康的鼠疫、霍乱、流脑、钩端、恙虫病、痳疯及其它传染病、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工作。大力提倡群众性服用大锅汤预防疟病，大力开展大采大种大制大用中草药防病治病的群众运动，开展新针疗法，巩固和发展合作医疗。
1966年6月，盈江民族中学“6·26”事件后，全县中小学全面卷入“文化大革命”运动，学校停课，终止招生，在校生学业荒废。1967年开始部分复课后，教学以学习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语录为中心。1968年，根据上级批示，大力开办民办小学。公办小学比1967年减少64所，民办小学增加72所。1969年，学校全面正式复课，恢复初中招生工作。同年，根据上级通知，各公社中心小学开设附设初中班，并抽调部分小学教师充任初中教员，废除考试制度，实行推荐选拔招生办法。按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要求，更改6年三、三制为4年二、二分段学制，高、初中学制各缩短1年。1970年，贯彻执行毛泽东“五七”指示，盈江中小学“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学工、学农、学军和批判资产阶级），继而实行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社挂钩，改革以课堂、书本、教师为中心的教学形式。同时，将音乐课更名为革命文艺课，体育课更名为军体课，增设政治、常识、学工、学农等课程，废弃了以教师、教材、课堂为主的教学活动轴心，实行所谓开门办学，以“阶级斗争”、“大批判”、“劳动生产”作为主要教学内容。将学校少先队组织改为“红小兵”，学校共青团被“红卫兵”取代，使中小学教育遭到严重破坏。1974年，开始在小学算术课内进行珠算、口算和笔算“三算结合”教育，推行汉语拼音基本式教学试验。1976年后，小学教学逐步恢复，健全了以教学为中心、提高教学质量为前提的教学制度，各科教学均遵照教育部颁发教学大纲施教，按省教育厅的统一要求，严格执行教学计划，抓课堂教学，抓基础教育，全面恢复考试制度。
“文化大革命”期间，盈江大多数党员能按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广大干部、工人、农民、科技人员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坚守岗位，坚持生产，努力工作。某些领域和行业的建设有一定的发展，但这些发展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是广大干部、群众通过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排除极左干扰，付出辛勤劳动后获得的。如果没有10年动乱，盈江经济和社会发展会更好更快，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会取得更大更多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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