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孑人：纪念毛泽东关于模特儿问题批示33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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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蔡孑人
【刊  名】中国文化报
【出版日期】1998
【期  号】第18期
【页  码】3
【参考文献格式】蔡孑人.毛泽东关于人体写生模特儿问题的批示[J].中国文化报,1998,(第18期).
惊世骇俗以史为镜_断续半世纪人体写生模特儿_省略_散记兼纪念毛泽东关于模特儿问题.pdf (288.09 KB, 下载次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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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关于人体写生模特儿问题的批示

1998-12-30　来源：中华读书报　□蔡孑人


人体绘画与人体写生模特儿问题，在古今中外美术史上———从欧洲中世纪教皇神学对此的扼杀与文艺复兴大师米开郎基罗的反扼杀，到19世纪20年代中国封建卫道士的禁止与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的反禁止，再到60至70年代的两度废除与毛泽东的两度反废除，都曾发生过惊世骇俗的论争。而在中国论争了半个世纪的人体写生模特儿风波史，虽以毛泽东的著名“批示”画上了难以争辩的句号，但今天仍然能够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20年代禁止与反禁止论战

毛泽东于60年代在其批示人体写生模特儿问题的文尾处曾经补充过如下一段文字：“中国画家，就我见过的，只有一个徐悲鸿留下了人体素描，徐悲鸿学过西洋画法。此外还有一个刘海粟。”
在忆述毛泽东这段著名的“批示”之前，不能不追忆起20年代刘海粟曾为此而展开的那场历史性的论战。
那是1925年8月22日，刘海粟当时曾申诉：“民国初元，鄙人开办美专，首置模特儿，开宗明义，亦既宣之。而世人不察，目为大逆，讥笑怒骂，百啄丛集。鄙人为学术尊严计，不惜唇焦舌烂，再四辩白……”继之，他迫于无奈而连续怒撰多篇论战檄文投稿于《时事新报》、《新闻报》。之后，刘海粟又“眼里滚动着愤慨的泪花”，聆听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名人蔡元培醒世迪人的肺腑箴语：“封建气息弥漫着中华，要前进一步，谈何容易！就说这人体模特儿吧，也许还有反复、多次的反复啊！你要有心理准备。海粟呀，人的富有不是金钱，不是一时的成功，而是那些帮助你认识生活的经历。你应该为你如此年轻就有如此的经历而自豪！不要因为它们而馁伤啊！”从此，刘海粟就更以其“阻碍学术之进程，谤毁学者之人格，视人体习作为洪水猛兽。风声所及，腾笑世界，实为国家之趾”的愤慨控诉，以其“我反抗！我反抗！我们的学校绝不停办！我刘海粟为艺术而生，也愿为艺术而死！我宁死也要坚持真理，绝不为威武所屈”的坚定誓言，来表明自己艺术追求的决心。他面对江西省教育会会长韩志贤、上海总商会会长兼正俗社董事长朱葆三、上海县县长危道丰、以及曾下令禁止穿旗袍和禁止画模特儿的五省联军司令孙传芳之流的“欲查禁模特儿则尤须严惩艺术叛徒、祸首刘海粟”的舆论和武力兼施的“围剿”，毫不屈服，他先在法庭上严词驳谬，后在进步舆论（如“顽固派浅见陋俗，妨碍艺术之进步，颇觉可怜可恨！中国艺术之路，尚赖明哲之奋斗焉……”）的强烈声援下最终取得了胜利。刘海粟在其晚年曾有过如下追忆：“五四运动之前，弘一大师那线条中渗透着北碑笔姿及冲和恬淡韵味，具西方画家难以混同的东方人体艺术虽被毁坏，但前哲对美的锲而不舍的追求却无疑将为后辈艺术家所继承。20年代在与军阀孙传芳因人体模特儿的冲突中，使我体会到一个普通的中国艺术家一朝顺应了历史的要求，能为真善美呐喊几声，给封建思想一些抨击（当然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是莫大的荣幸！”

60年代废除与禁止风波初起

1964年5月，在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四清”运动初期，康生等人曾在一份《关于使用模特儿问题》的报告上批示：“这个问题现在必须解决它。用女模特儿是不是洋教条？可不可以废除？难道吴道子的人物画是靠这个办法练出来的吗？”“我意应坚决禁止，我决不相信要成为画家一定要画模特儿。”他们甚至还认为，“这种办法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美术界玩弄女性的借口”。3个月后，当时的文化部被迫根据康生等上级领导者的“废除”与“禁止”的“批示”精神，向全国文化领导部门及美术院校发出了经其审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关于废除美术部门使用模特儿的通知》。
就在美术教育界正在纷纷“惊弓”低语之际，中央美术学院老师闻立鹏、王式廓、李化吉因不同意废除人体模特儿写生，曾于1965年5月12日向中南海颐年堂送上了致毛泽东主席函：“……无产阶级在建立和完备自己的艺术教育体系中，可以批判继承旧传统中的某些合理因素，模特儿写生作为解决艺术基本功的初步训练方法，是可以批判继承的。”“真人（模特儿）写生是美术基本功训练的重要方法，因此，反对为技术而技术并不否定画真人习作。为了深入研究人体的运动、结构、比例、造型，至少在油画专业和雕塑专业应有一定比例的人体习作。”“从废除模特儿制以后，在教学活动中已经遇到了不少困难，应届毕业生的创作质量有可能因此受到影响。建议在‘四清’第四阶段中，发动群众进行民主讨论，经过反复试验，使新的艺术教育体系稳定地建立起来，完备起来。”

毛泽东发出了“不要不行”的重要批示

1965年7月18日，毛泽东在闻立鹏、王式廓、李化吉来函的第一页上，以其高远的心智和辩证的思维，函劝决策中枢，尊重艺术规律、维护美术科学、坚持洋为中用。他果断地挥笔批示：
定一、康生、恩来、少奇、小平、彭真同志：此事应当改变。男女老少裸体model，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请酌定。
毛泽东
1965年7月18日

另外，毛泽东还在3位老师来函的末页上补充批示：
……中国画家，就我见过的，只有一个徐悲鸿留下了人体素描，徐悲鸿学过西洋画法。此外还有一个刘海粟。
这一“批示”精神，在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四清”运动的浓厚政治空气中传出之后，曾立即惊动了艺术教育领导者、美术育才者和美术史论者。尤其在那“批示”中，不曾出现“阶级斗争”字样，反而直用英文“model”代写中文“模特儿”。由此足见毛泽东对古今中外美术史论的博览与通晓，在人体写生模特儿问题上“洋为中用”的时代气魄，实乃革命领袖中的惊世骇俗的空前之笔！
3个月之后，当时的文化部党组根据毛泽东“批示”精神，于1965年10月9日送上了“中央宣传部并报中央、主席”的《关于美术院校和美术创作部门使用模特儿的请示》：“毛主席在7月18日在对美术院校绘画和雕塑专业使用模特儿问题做了重要批示，使我们受到深刻的教育。文化部党组讨论了毛主席的指示，一致认为十分正确，应当坚决执行。文化部1964年8月发出的《关于废除美术部门使用模特儿的通知》有很大的片面性，是不妥当的……”要提高师生及模特儿工作者的思想认识和审美观点；应多用专职模特儿而少雇或不雇临时工做模特儿；对模特儿应采取同志式的平等态度，尊重他们的劳动；除安排模特儿进行基本功训练外，应注意组织师生深入工农兵中写生，以锻炼和提高刻画工农兵形象的创作能力……”此《请示》经中央宣传部于1965年11月11日转发“各中央局宣传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化部党组《关于美术院校和美术创作部门使用模特儿的请示》，已经中央批准，现在转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造反派”的否定与毛泽东的再肯定

在“文革”初期，美术界的一些愚昧无知的“造反派”，在那“横扫一切”“造反有理”“打倒封资修”的疯狂声中，曾首先针对他们所谓的“资产阶段学院派”的维纳斯、大卫等素描石膏教具开始了彻底砸烂的行为。继之，美术界的一批更加无知的反美术科学的“造反派”，又于1967年初秋针对人体写生模特儿问题，以加重身心污辱的方式在恭王府大院召开了对周扬等中宣部、文化部的几位领导者的批斗大会，从而以其野蛮的行动否定了毛泽东的著名“批示”精神（其实，在此之前的5月26日北师大红卫兵的一张小报上，就曾全文刊登过毛泽东《关于model问题的批示》。可能由于这批“造反派”忙于造反而无暇细读，只是注意捕捉了其中比较耀眼的洋文“model”、中文“裸体……”和“封建思想……”及“……之流”等所谓“封资修”字样，从而竟将毛泽东反对封建思想、肯定模特儿的著名“批示”，误作“文革”中“横扫”之用的“最高指示”了？）。接着“四人帮”在美术界的那个“蛮横浅知的女领导者”，竟给继续主张用人体模特儿写生的中央美术学院师生，扣上了“资产阶级学院派”“回潮”“复辟”的大帽子，从而进一步否定了毛泽东的著名“批示”精神。继之，原中宣部某副部长又以“使用模特儿问题”致函党中央、毛主席。毛泽东在这“文革”中的两次干扰之后，却仍然以其成竹在胸的泰然理智，继其1965年的首次“批示”精神，再次简明而坚定地于1967年8月4日，信笔写下了33个字的补充性批示：
画画是科学，就画人体这问题说，应走徐悲鸿的素描道路，而不应走齐白石的道路。

为拨“四人帮”之乱文化部再发新通知

在70年代末那些充满“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气氛的日子里，文化部艺术教育司为重新起草关于模特儿写生问题的文件，将拟稿任务交给了我。我在当时主管艺术教育的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和艺术教育司司长王子成的具体指导下，曾数次去过中央美术学院院部及其油画、雕塑两个系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当时曾有两种现象：一种是，少数学院领导者与部分老教授，他们的心境似乎仍被“文革”中所谓的“资产阶级学院派”“回潮”“复辟”以及“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等残魂余悸所缠绕；而另一种则是，很多中青年教师和不少系主任，向知情者进行着多次的漫说和呼吁：“毛主席他老人家不仅在抗击帝国主义方面是世界上少有的伟大英雄，而且在对待那半个世纪一直争论难休的人体写生模特儿问题的博大气魄和他并未将此与阶级斗争相联系的科学态度上，则更是中外领袖中罕见的真正美学家。文化部的领导者应当迅速恢复毛主席批示的‘画画是科学’‘不要不行’的模特儿写生课。”
此后，中央美术学院史论教授邵大箴曾发表一篇《关于模特儿》的长文，盛赞毛泽东“批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并针对毛泽东“批示”中涉及的一系列问题，结合中外美术史上的诸多例证，分别做了比较精辟的阐释，对当时全面正确理解毛泽东的“批示”精神起到了启迪作用。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为恢复人体写生模特儿课，1978年12月15日，经艺术教育司拟稿并以文化部文件形式，再次向全国各省市文化领导部门及美术院校发出了《关于美术院校和美术创作部门使用模特儿问题的通知》。
《通知》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在使用模特儿问题上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许多干部和教师为此遭到迫害，美术教学质量和创作的基本功严重下降。粉碎‘四人帮’后，有些美术院校和美术创作部门至今心有余悸，不敢使用模特儿进行基本功训练。现经我部研究，认为1965年11月11日中央宣传部转发的文化部党组的《请示》报告是正确的，所做的几项规定是可行的。为了拨乱反正，特将中央宣传部《通知》和文化部党组的《请示》报告再次重印转发，望遵照执行。”这不难看出，在人体写生模特儿问题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工作上，是何等的复杂与艰苦，何等的缜密与慎重了。
此后，为继续推动对毛泽东“批示”精神的恢复与贯彻，同时又强调对人体模特儿写生课程的管理，文化部又曾于1984年发出过补充性的“通知”，主要强调应根据美术院校不同专业的实际需要和按照教学大纲规定的循序教程认真安排人体写生课，并重视提高师生及模特儿工作者的审美情操。


（摘自1998年12月18日《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