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学蓬：沈志华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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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寻找沈志华


　　某日深夜，窗外雨丝如线，雨雾如烟，天地间淅沥有声。在这样一种容易让人神思飘渺，想入非非的意境之中，笔者完全是在不经意间，点开了沈志华先生在某大学作学术演讲的一个视屏。


　　沈教授一个多钟头的演讲，对笔者的震撼与冲击有多大、多强烈，无以言表！


　　是夜，笔者辗转反侧，无法入睡，脑子里全围绕着沈志华这个一见如故的陌生名字打转。想笔者混迹文坛三十余载，读书也不算少，竟孤陋寡闻到如此地步，在此之前居然从未听说过沈志华其人其事，读过沈教授任何一篇文章——而沈志华这样的人物与他从事的研究，委实需要让普罗大众草根百姓广为了解才对，因为他为之付出毕生心血的事业，与每一个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中国人，都太有关系！


　　一种无比强烈的冲动在心中涌腾激荡，作为一名写作人，我必须以最通俗的文字，把处于象牙宝塔尖上的沈志华教授请下来，让他以及他所做的一桩桩一件件利国利民了不起的事情，得以进入亿万寻常百姓的视野。


　　一夜辗转反侧，无法入睡。


　　快天亮时，我翻身起床，打开电脑，敲下了：《寻找沈志华》


　　老话说：“人上一万，必有异者。”


　　此异者，或是身怀绝技，或具特异功能，或有卓绝天资，或演空手白狼一夜暴富，或谓翻云覆雨仕途飙升。


　　毫无疑问，在笔者心目中，沈志华教授就是一位置光彩四溢的异者。不过，他之异，显属大异，与所有前面罗列的异者全然不属同一层次。他异在超凡绝伦，异在亮节高风，异在慧眼独具，异在胸中装有五湖四海寰球世界，异在具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坚韧，异在能将一文不名的穷光蛋与拥有万贯家财的大富翁浑然合为一体，更异在他竟然能以一介书生之力，倾其经商所获之巨额金钱，对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作出的一件又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义大德之举。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同龄人，笔者毫不掩饰对沈君的热爱景仰之情。笔者舞文弄墨三十余载，出书二十余本，也算是著作“半身”，一管笔下写过的英雄恶棍精英贪吏，不知已有多少，却从来没有像此刻写沈君其人其事一样，心中充满如此亢奋激越之情！


　　笔者通过视屏，有幸聆听了沈志华所作的一场惊世骇俗的学术演讲。有关朝鲜战争的文章近些年汗牛充栋，而沈先生眼中的朝鲜战争却独发奇响，风起云涌，血影刀光，让人耳目一新身心震撼；中苏破裂的原因早已铸成定论，然沈君一番全新解读，令人醍醐灌顶，大彻大悟。


　　沈先生依据自费数百万元从俄、美、韩、日诸国购回的解密档案，引经据典，台前幕后，紧鼓密锣，人影翩跹，纷至沓来，娓娓向我们讲了个一清二楚。


　　讲坛上的沈教授身材魁梧，当过海军航空兵的他腰板挺直，国字脸上双眼炯炯有神，历史在他的叙述中充满了传奇和悬念，象江河一般迭荡起伏。在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史实铺陈中，他不断提出假设、分析，进行着精致的、富于灵性的思辩。北大、人大、南开、复旦、淅大、武大、中大，中国社科院、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政治大学等很多国内名牌大学都回荡过他讲演的声音，日本的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韩国的仁川大学、意大利的罗马大学、佛罗伦萨大学等国外名牌大学，也留下了他讲学的足迹。


　　当掌声在中国和异国的一座座学术殿堂里无数次骤然响起的时候，笔者注意到——其实根本就无须注意——所有在场的莘莘学子、或风华正茂或白发苍然的专家学者加教授，眼中闪溢着的，均是与笔者绝无二样的眼神！


　　沈教授在同行们的眼中却分明多了一层意思，那就是妒忌。当然不是妒忌他所拥有的金钱名声与社会影响，而是妒忌他居然有能力私人花费巨资，先下手为强，从俄、美、韩、日等国购回的海量宝贵档案。


　　对史学家来说，还有什么能比档案更珍贵？


　　从今天在市场环境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的视角望去，沈志华的行为想必令他们感到匪夷所思。单单是为了买回俄罗斯国家档案馆解密的俄国档案，沈先生就豪掷140万——那可是1992年的140万——除此之外，他还长期资助中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出版专著，多次主办国内和国际高层学术研讨会、讲座，又花费了数百万元。


　　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并接受着听众掌声与景仰的演讲者，竟然两次被投进了共和国的深牢大狱，一次是因为反对“四人帮”，一次是“为国家作一点贡献”。出狱后，沈先生当过卖水果的小贩，当过替小老板提包的跟随，然后自己先尝试做小打小闹的小老板，再把自己操练成个日进斗金的大老板。就在他连数清楚自己已经挣到手的钞票都成为一件难事的时候，这位刚刚腰缠万贯的商人，却决然离开商场，卖掉了自己的公司和股票，重新钻进已经久违的书斋，独影孤灯，犹如苦行僧般潜心搞起了世界近代史研究。


　　圈内人说，在国内研究现代国际关系史的学者中，像沈志华这样“上穷碧落下黄泉，五洲四海挖史料”，而且同时能够自如地运用中、英、俄三种文字者，如果沈君不是唯一，也是几位当中的一个。


　　笔者不能不惊叹，造物主怎么会如此慷慨地把这么多反差极其强烈的色彩全都涂抹到了这个中国男人的身上？究竟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才为中华民族塑造出了这样一个当代极为稀缺的精神贵族？


　　沈志华先生：您好！


　　倘若你看到了这篇文字（此系拟写的《借你一双慧眼——沈志华教授眼中的重大历史事件》的篇前语。如果你有兴趣，望能尽快与我联系，一者需要你为我提供更多关于你的素材；二者，稿子写完后以便呈你审阅。如果说你的研究是一部充满学术特点的《三国志》，那么，我想尝试通过我的努力，把它写成一部雅俗共赏的《三国演义》。


　　关于我的情况，你可搜索“罗学蓬”，也可上“罗学蓬的博客”了解。


　　颂


　　秋安


　　罗学蓬


　　2006、10、7日

笔者还在末尾附上了电话号码和电子邮箱地址。
　　笔者的目的就是企图通过这样一篇短文，来它个大海捞针，尽快寻找到沈志华，让沈先生知道，在远隔数千里之外的重庆，有一个姓甚名谁的人，这人眼下心急火燎地找他想干什么？


　　天亮时分，这篇稿子已经贴在了同样令我敬重的历史学家杨奎松教授的个人网页上。我的想法是，两人均是中国史学界鼎鼎大名的领军人物，相互必然惺惺相惜，没准彼此还有或深或浅的交往。如果杨奎松能替我把文章转给沈志华，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前不久在上海与沈志华见面后，我对他说：“当初满世界寻找你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你和你夫人李丹慧开有一个共同的网页，就只好把文章贴在杨奎松的网页上了。”


　　沈开怀大笑，说：“你在网上贴《寻找沈志华》那会儿，奎松和我都已经是上海华东师大国际冷战史中心的人了。我由体制外进入体制内，还是奎松和陈兼 两人竭力向俞立中校长推荐的哩。连我和丹慧的网页，也是奎松帮着弄的。”


　　互联网真是个神奇的玩意儿！短短半天时间，《寻找沈志华》后面已经出现了几十个跟帖。看得出，他们大都是沈志华的关注者与粉丝。更让我足感欣慰的是，有自称为“沈志华朋友”的先生打电话告诉我：“沈志华与他的夫人李丹慧正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讲学，我已经把你写的《寻找沈志华》转发给他，他大约一个星期后回国，回国后他会马上和你联系的。”


　　果然，几天后我便接到了沈志华教授的电话，以后的事情就简单了。有了沈志华发给我的资料，于是便有了《借你一双慧眼——沈志华教授与他眼中的重大历史事件》。稿成，呈沈志华审核、用带色字体修改，蒙沈口头表扬一次：“这几年写我的人老多了，老罗你是写得最到位的。”


　　时光飞快流逝，五年弹指一挥间。


　　笔者步入花甲之际，突然有了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于是索性将已经在u盘里呆了太长时间的书稿拿出来贴在网上——对我来说，这本书的版权已经不太重要了，让更多的中国普通百姓了解沈志华其人其事，已经成为我那一时段的唯一目的。


　　写作之余，看一看热心的网友们围绕早已过去的发生在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地上的许许多多的重大历史事件，发表观点并不一致，有时甚至是针锋相对的跟帖时，也能得到些许安慰。


　　更让我喜出望外的是，书稿居然引起了同样对沈志华十分崇拜，并事业有成的刘广汉先生的强烈关注。在广汉的热心安排下，这才有了我2011年12月19日的上海之行；有了我在闵行华东师大新校区国际冷战史中心沈志华的办公室里与他的一番面对面的开怀长谈。


　　当初《借你一双慧眼》成稿时，沈志华调入华东师大才一年工夫，而此次见面，已过花甲之年的沈教授，教龄已经长达6年了。


　　当晚，沈志华请笔者和刘广汉在华东师大教师之家吃饭。豪饮的沈志华拿出58度的台湾高梁酒，与生自内蒙古，毕业于华东师大哲学系、与他有名义上的师生之谊的刘广汉对酌，滴酒不粘的笔者，则只能喝玉米汁。到底曾是当兵的人，和一般学者的儒雅内敛不同，沈志华身材魁梧，喝烈酒如饮白开水，仰天大笑的样子更与文化人的“斯文相”离着十万八千里，震得屋子里余音绕梁，不绝如缕。


　　沈志华以有力的手势加强着他说话的语气，踌躇满志地对笔者说：“要讲我的故事，那多了去。”满口的京腔，爽朗的笑声，谈起自己的往事，语气中充满了感慨与自豪。





沈志华向笔者谈起自己的往事，语气中充满了感慨与自豪。 刘广汉摄


　　他说：“我现在已经是体制内的人了，我以前就在各种场合公开说过，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只有体制外与体制内两相结合，才能焕发出更强大、更旺盛的生命力。让我感到安慰的是，自从我调到华东师大冷战史中心后，我们已经资助年轻学者，出了100本著作了。”


　　“100本？”
　　沈说：“100本是计划内的序列丛书，如果加上丛书外的，应该有120本左右了。不过，必须要分清楚的是，我还在体制外时，资助年青学者出版了80多本书，那是我个人的行为。到华东师大这6年期间资助出版的这120本书，虽然名义上仍是我在主持抓，但买单的，已经是华东师大国际冷战史中心，而非我个人行为了。”


　　能千里迢迢飞到上海，与自己的崇拜偶像作一番倾心交谈，是一件相当愉悦的事情。而沈志华先生也不断用属于他的愉悦，强烈地感染着笔者。


　　正如同以前多次在电视上、视屏上见过的样子，沈是个气场感极强，有着飞扬豪放性格的健谈者，不管是在他的办公室，在晚餐时的华东师大教师之家，沈志华的嘴巴，几乎就没有消停过片刻。


　　聆听着沈的讲述，笔者最强烈的感受是，他的躯体游走于现实社会，而他的精神与思维则飞翔遨游在辽远浩瀚的历史天空。而且，他与一般意义上所谓文人的故作清高全然不同，他之超越物质境界是因为他早就拥有了太多的物质基础，不愿意将自己的人生价值仅仅定位在物质追求的层面，而纯粹主动地转向了精神层面的求索。


　　下面罗列几段极赋特色、豪气干云的“沈氏语录”，请读者领略一下沈志华别具一格的风彩：


　　“咱们家6个孩子，除了我，全都是大学生。小时候我们都想当科学家，那会儿有一本书，《科学家谈二十一世纪》，就是谈现在，对我影响特别大。后来我上了著名的4中，就是奔着清华去的。


　　“文革爆发，我比较幸运，1968年2月就当兵了，航一师的，修飞机。我在部队干得挺好。在别人忙着背《毛选》、热衷政治运动的时候，我整天忙着钻研业务。19岁就成了机械师，有资格和专家一起参加发动机会诊。我们师长对我太器重了，拍着我肩膀说，‘小伙子，你就是中国航空兵的未来啊！’如果就那样一直干下去，现在往低里说也是个少将、中将什么的。


　　“黄金买卖是有严格管制的，很多人靠的是走私。但我凭借自己的学识和诚恳，很快就在北京打开了渠道，拿到了合法批文。我从不走什么歪道，我也干不来这个。就是人家管事的人认可我。我每月几次飞北京进货，每次背个三几块，一块25公斤，那一年我一人就做了半吨黄金。那个时候中国黄金界都知道沈志华，中国头一号黄金贩子，每天在飞机上来回背黄金。后来，省银行黄金处的人都来找我，说你在北京有什么特殊关系啊？给你们一个公司的黄金比我们银行的还多，下次到北京带我们一起去吧。


　　对沈志华来说，这样讲课不过是常态教学情景
　　“我觉得我们搞历史研究，非常伟大，就是去追踪历史的真相，因为人们了解的过去，很多都是失实的。你说这一代一代的人，上中学，上大学的课本就那么弄下来，这将来怎么得了？中国的文化怎么得了？谁来传承啊？不是老说传统断裂了嘛。你真正要想影响这个社会，就得把历史的真相写出来。从长远的观点看，这个才是最本质的东西。人们知道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自己就会去思考。


　　“我不管在哪里讲课，绝对是座无虚席，人满为患，真的，每次都那样，台上台下都是人。课讲完了，底下的学生不走，不停地鼓掌，逼得我一次次返场鞠躬，不少学生还拿着本围着要求签名，哈哈……那场面，就像帕瓦罗蒂、多明戈似的。


　　“在体制外时做了10余年学问，社会对我的认可，不仅是对我研究成果的认可，也是对我个人研究方式的认可。我想做什么题目自己决定，用不着审批。我想写什么自己知道，找什么我自个儿清楚，也知道去哪里找。为什么在体制外比在体制内，学术运作本身的渠道反而更为通畅和自由？我们的社会管理者们，可得好好想想这个问题。


　　“我借助去莫斯科、美国买回来的档案，澄清了很多共和国历史上的重大悬案，比如毛泽东的朝鲜战争决策、冷战格局下的中朝关系、苏联空军在朝鲜战场上的介入，等等。这些研究和现有的认识肯定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都一致我也没必要费这么多的精力去做它嘛，是不是这个理儿？就因为这些从我这里出来的‘不一致’，招来了某些同行的侧目自不消说，还有人在网上痛骂我是‘汉奸’，简直不可理喻！这些抹黑我的人根本没有看过我的书，我也不理睬他们。其实我知道很多人特别恨我，但是他们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有一批人，他们老想批判你，是时代不同了。我这个人特喜欢争论。但是他们不会。我倒真的希望他们来批判我，那样子他们就真的是在认认真真地做学问，不是光喊口号了。喊口号批我是没有用的，喊得再大声我也不怕。我一句话不说，就用档案证明历史事实就足够了。你不能空口白牙地说没有这件事。你要说没有这件事，那么对不起，请你拿档案来跟我说话。我们都只做事实的陈述，行不行？



“2002年8月，根据我去莫斯科买回的档案编成的36卷，共计两千万字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终于出版了。全书收入1917至1991年间有关苏联历史重大事件的档案文献近万件，从世界范围看，除俄国本国外，这是目前收入俄国档案最多的文献集。作为执行主编，我不仅自己参与整理编辑，还要负责协调全国各地13个翻译组和参与这个项目的编者的工作，三天两头坐着飞机到处跑，花的全是我自己过去做生意挣的钱。分类、注释、核实人名地名都是非常考验人耐性的事，很多人都不愿意做这种基础建设的工作。但这是从事历史研究的粮食啊。写出一篇文章只是一个人的成果，完成这个项目，多少人都可以搞研究了。整个国家的研究水准上不去，就算我沈志华浑身是铁，又能打多少颗钉？


　　对不起，请你拿档案来跟我说话。我们都只做事实的陈述，行不行？


　　“我买回来的档案全部公开。谁需要都可以查，一分不取。我就是要用这种实实在在的行动，给中国的学者们做一个样子！跑到我家里查资料的学者和为写论文找资料的研究生海了去，我买了两台复印机放在家里，被他们印坏了一台，剩下一台也终日不得清闲。上门来查资料的人，我不但管住，还管饭！


　　“人，总要体现出你的价值。地球上几十亿人，每个人都只有那么短短的几十年，你活在这个世界上究竟有什么价值？芸芸众生，每个人都要寻找自己的位置。我以为，做生意远远体现不出我沈志华的价值。挣钱，有人比我挣得多得多。可钱挣得再多眼睛一闭，别人手里的钱和你留下的钱全都一模一样，那能算你给这个世界留下的么？我执著于历史研究的理由说起来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想把那些过去自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其实并不了解的事情弄清楚，这样我才觉得没有白活。


　　“在美国，许多学术项目都是私人基金会赞助的，相比之下，我们差距很大。一是税收政策鼓励不够，富人不愿捐款；二是管理太死，没意思的课题经费充足，而一些重要研究又不让搞。在这样的背景下，学者也浮躁，不愿意下苦工夫，还有多少学者在坚持研究？够10%吗？许多人混上教授后，50岁一冒头就什么都不干了，长此以往，中国学术就完蛋了。


　　“管理上确实有问题，风气上也有问题，现在不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时大部分年轻人都想做学问，有上进心。在美国，最好的学生才能做学术，而我们最好的学生都去开公司赚钱，更可气的是我们的媒体全都不眨眼地盯着这样的人！人家哪怕一个技术工人，也有相当的文化底蕴，有理性，会分析，可看看我们的网上，多少学者在闹笑话。文明总是薪火相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这一代人不坚持、不负责，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就会断根！


　　“历史教育，一定要用最新的研究成果。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苏联史教科书不能看。看了那些档案一脑门汗，以前苏联人搞的那一套强迫学生学习的全都是假的。教科书是干什么的？教学生的，教完以后他们的文化结构里就是这套东西了，结果给人的都是假的，这不是端着教师的架子，堂而皇之地害人吗？”
　　高谈阔论，振聋发聩，恰似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到海不复还！


　　听着沈志华讲述他一个个精彩纷呈的人生故事，我不由得想起他的同行与挚友杨奎松的一句饶有深意的笑言：“在某种意义上，沈志华可以作为当今中国衡量学术研究宽容度和自由度的一个标尺。”


　　笔者问：“暂时抛开你搞学术研究的一面，你能把你常态的生活与工作的情况给我讲讲吗？”
　　“没问题，我这人是早起早睡，多年来成习惯了。除了外出，通常每天凌晨3点开始干活，整理档案看资料写文章。7点早饭，12点午饭，午觉1小时，再干到晚上7点，结束工作。晚上看看电视就上床睡觉，非特殊情况一般不熬夜。”


　　笔者再问：“以前你做学问都是单干，进入大学才不过6年时间，您对这个环境感受如何？”


　　沈答：“现在的教育体制就是一架行政机器。意志不坚定，或者说内心对学术追求不是很强烈很坚定的人，都会被卷入这个机器当中，然后跟着运转，把你的精力、时间完全耗费在一些表面的事情——名和利上。搞历史的人谁不知道得看档案？谁不知道写东西得有真凭实据？你不能拍拍脑袋就说。但是你没那个时间，上面要求你一年必须发几篇文章，工资又低，你只好去创收，搞一些跟学术没有太大关系的事。现在大家都在争项目，为了申请这个，一天到晚就是填表啊，统计啊，评比啊，评估啊。久而久之，真的也没有人再肯做学问，把学生也都带坏了。这种状态，已经十几年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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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一见面沈志华便直言不讳打招呼说“我不太愿意谈一些特别现实的问题”，但笔者仍然将一个最为现实的问题抛给了他：“你当时做这一切的时候还是个刚从监狱里出来的社会闲散人员，就算在学术上弄出了再大动静，也不会有人给你评职称，更不会给你分房、发工资，你哪儿来的这股子劲头？能给我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吗？”

　　听了我这问话，沈志华用宽厚的大手在同样宽厚的膝盖上重重地搓了几下，犹似莲花宝座上的弥勒佛般冲我笑笑：“嘿嘿，这话……你让我怎么说，你让我怎么说？”

　　笔者双手往胸前一抄，也笑道：“实话实说，我这人眼睛虽小，却是火眼金睛，千万别拿应付记者的套话蒙我。”

　　嘿嘿，这话……你让我怎么说，你让我怎么说？ 刘广汉摄

　　“说句大实话，其实我就是个兴趣。”沈志华坦诚回道，“别人认为干这活儿苦，可我认为是乐在苦中！”紧跟着便是一浪撵着一浪的排比句挟带着灼烫的激情汹汹涌来，“找到档案你能不乐吗？从档案中发现一个重大的历史真相你能不乐吗？写出一篇像样的东西你能不激动吗？能没有成就感吗？其实啊，好多人不明白，在看档案的时候，当你突然发现那个长时间以来一直苦苦寻找的东西时，一下找到那个关节点时，那股子兴奋劲，嘿，就别提啦！”他由衷地发出了感叹，“我过去总以为从古至今，读书人是最没有力量的，所以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可是，通过做学问，我却感觉到了读书人的另一面。其实，我们才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因为我们的努力，可以影响和改变许许多多的人，有时候甚至影响到能够改变我们这个国家走向的人。”

　　沈先生的这番话让笔者心中蓦然一热，赞道：“虽然你没明着说，其实你胸中的那种英雄情结，家国情怀，在你的谈话里我都能强烈地感觉得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历尽艰难，终不改仰望星空之志。中国人要是都有你这种水滴石穿的决心和坚韧，干什么事不能成功？”

　　2、他有一双洞穿历史烟云的慧眼

　　沈志华的人生轨迹，印证了他之所言不虚。他能毫不费力地由体制外进入体制内，而且一迈进大学校门便当博士生导师和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终生教授，当然是件大好事。却没想到调动时一个最简单的填表，却让他挠断了几根白发。按照规定，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任何一个正式单位和机构要调进一个人，都必须如实地填写干部履历表。而沈志华自打第二次从他父亲领导下的共和国监狱里出来便理所当然地被列入了社会闲散人员之类。

　　所以，在个人简历中，沈志华没有一项官方专职头衔：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研究员

　　沈志华对着简历看了好一阵，真有往事休提起，提起泪满江河之感。最终，他只在姓名栏里写下“沈志华”，姓别栏里写下“男”，民族栏里写下“汉”，填写了出生年月日，其余的一概不填，拿张铁生做榜样，就这样交了白卷。

　　沈志华的履历表送到上海市相关人事部门，无疑成为了一则绝无仅有的“新闻”。官员紧急将华东师大俞立中校长请去，让他看了沈志华的履历表，抱怨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有这么对待调动的吗？也太不严肃了吧？学历、职称，学位、政治面貌、学术专长、获奖情况，该有的东西他一样没有。我还听说，不该有的东西，这人倒是不少。”

　　沈志华告诉笔者，6年前杨奎松与陈兼推荐他到华东师大主持国际冷战史中心的工作，便得到了俞立中校长的大力支持。

　　俞校长将沈志华的情况向对方作了简略的介绍，表达了学校求贤若渴的态度，随后说道：“我们引进沈志华，最为看重的是他杰出的学术成果，其它的一切，都好办。”

　　沈志华对笔者说：“我是2006年进华东师大的，按照教育部的规定，一般过了50岁就不再考虑了。可那一年，我已经55岁了，算是在全国破了一个大例。而且一跨进大学校门，学校就让我主持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的工作。”

　　北京到上海大约相距1500公里，沈志华接到调令后，一个人开着车，风雨兼程地赶到上海报到。

　　他说：“如果把历史研究者看作厨师，档案就是粮食，没有一手档案，难为无米之炊。那天车上就我一人，后备箱里塞满了，车上除我开车坐的地儿，其余空间全都密密麻麻堆满了档案。”

　　沈志华把话题转到了他下一步的工作重点上，他说：“这些年我的研究重点是中苏关系、中美关系、朝鲜战争。去年我和丹慧去东欧七国巡回讲学，发现这些国家的档案已经解密，我们考虑到东欧诸国过去与中国同属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关系特殊，决定下一步接着做中国与东欧诸国关系的课题。可买档案得花大钱，我现在没钱了。”

　　“什么……你也会没钱？”笔者心中一诧。

　　沈志华说：“这些年来我和丹慧满世界飞来飞去买档案，组织班子翻译，出版，资助史学界各种会议，帮助青年学子出书，每一样都要花大钱。整天‘坐吃山空’，过去倒腾黄金、股票、还有做书商挣的钱，就算是座金山，也被我捣腾得差不多了。不过，只要看准了选题，有钱，得做，没钱，想办法也得做。”
　　沈志华的办法是拉下脸皮求弟弟帮忙，当年送哥哥一车梨去北京大街当倒爷的弟弟，早就是京城鼎鼎有名的大律师，不差钱。何况他这当哥的厚着脸皮找弟弟帮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沈志华一个电话打回北京，弟弟问你这个选题预计得花多少钱呐？当哥的往少里说，估摸着100万吧，你先给50万，我再找其他朋友帮帮忙。弟弟说：“哥你就别再找其他人了，我全给出了吧。”

　　这一厢刚刚敲定，同样出身高干家庭的李丹慧又拿起电话，向远在福州老家的大哥求援，说马上要和志华搞什么什么选题，现在没钱了，志华的弟弟已经把100万打到了卡上，娘家人要给少了，你这当哥哥的脸面也挂不住吧？

　　得，卡上又猛添了100万！
　　沈志华身子前倾，手半遮着嘴：脸上露出了狡黠的笑容，说：“这些年买档案我已买出经验来了，就像搞特务活动似的，这次我特地请了我的一位波兰同行出面，我已经把第一笔款子打给他了，他去档案馆拍下目录，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我，我选定后再通知他去复印。他占有天时地利人和嘛，由他出面去弄，肯定会替我省下不少钱。”

　　没过多久，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请沈志华去做学术报告。与在其他场合演讲时的反应一样，台下照旧是掌声不断，反响热烈，让沈志华再一次享受到了大明星登台的风光。

　　沈志华毕竟是个性情中人，说得兴起，索性把他下一步决定做东欧诸国与中国关系的选题的事也合盘托出，还说，他现在已经没钱买档案了，开口向弟弟讨了100万，李丹慧也向她大哥讨了100万，有了这200万，就可以先把这事做起来。

　　台下全都是治学之人，心想咱偌大个中国，哪儿见过这副样儿做学问的呀？无一不被沈志华在治学上体现出来的无私精神和实干作风所感动。

　　就在满场嗡嗡营营的议论声中，一张条子飞快地递到了台上的沈志华手中，他一看，上面龙飞凤舞写着短短一行字。

　　志华兄，你们夫妇俩做的事利在国家民族，功在千秋万代，我会不遗余力，助你一臂之力。沈国明。

　　沈国明，正是邀请沈志华前来作报告的上海市社科联党组书记。

沈国明说到做到，而且立竿见影。

　　几天后，俞立中校长打电话告诉沈志华，说他去市里参加一个会，上海市委副书记殷一璀告诉他，上海市社科联为沈志华夫妇搞的东欧选题给市委打了一个专题报告，请求市委给予支持。报告里还说，为这个选题，沈志华夫妇巳经自掏200万在做。同样被感动得不轻的殷书记的答复是：“市里绝对不能少于这个数！”

　　沈志华对笔者说：“为了感谢殷副书记的支持，我特地送了她一套36卷本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装了满满两大纸箱。她忙，不可能从头到尾地看。不过，从政之人得暇时有针对性地翻翻我的书，对他们肯定大有裨益。”

　　从交谈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沈志华从北京来到上海6年期间，令他感触、感慨、感叹、感动的事情还真是不少。

　　特别是2009年9月下旬，他和李丹慧，杨奎松、栾镜河4位近代史专家，应中央领导人的邀请，有幸进入了中南海。

　　电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后一任驻苏联大使，为沈志华主编的《中苏关系史纲》作序的李凤林先生从北京打给他的，说中央领导人看了他们4人合著的《中苏关系史纲》，提出要和作者谈谈。

　　24日上午，接他们4位作者的汽车进入新华门，到了目的地，沈志华才知道他们来到了在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

　　接见之前，客人们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一位上将）陪同游览参观。

　　从车上下来，眼前但见泱泱一池碧水，环抱湖中一座小岛，岛上绿树葱笼，杂花斑斓。重重花树簇拥着一处红墙黄瓦、古色古香的建筑。一座石桥，彩虹般横跨湖面，与陆上相连。

　　将军介绍：“这里就是瀛台，明清两朝是帝王、后妃的避暑和游览地。过去四面临水，衬以亭台楼阁，像座海中仙岛，故名瀛台。乾隆帝少年时曾在这儿读书，晚年吟诗道：十五读书处，匆匆五十年，回思读书处，六十阅春秋。瀛台这两个字，还是乾隆御题的哩。”

　　沈志华说：“这可不是个吉祥的地儿。1898年，光绪皇帝大力支持的百日维新失败，慈禧震怒，把光绪软禁在这岛上好长一阵子，从那以后，光绪就只能呆在瀛台上看‘闲云入窗户’，听‘清露滴梧桐’了。”
　　将军大笑：“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可不信风水那一套。”

　　会见地点在瀛台正殿涵元殿，中央领导人亲切地与客人们逐一握手。待客人们落座后，他对秘书说：“你把我桌上打开的那本书拿来，划了很多道道的。”

　　秘书拿来的，在上面“划了很多道道的”，正是沈志华主编，杨奎松、沈志华、李丹慧、栾镜河4人各写一卷的《中苏关系史纲》。

　　显而易见，他看得非常用心。

　　领导人开诚布公地问沈志华：“你们这本《中苏关系史纲》，是不是写的最好的？”

　　沈志华回答：“目前应当是最好的。但也有不足，1980年之后写得不好，我不满意。现在全书正在修改，第四部分请北大牛军教授重写。栾镜河因为年轻，占有资料太少，写的不太理想。”

　　领导人又问：“苏联那样一个超级社会主义强国，一下子就垮台了，你认为原因是什么？”

　　沈志华回答：“这个问题就连学术界的看法也不一样，有时对话都对不上。因为基本事实没有搞清楚。十月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一直到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这七十多年的历史不是那么容易弄清楚的，不是说你一拍脑袋说是因为戈尔巴乔夫背叛了革命，所以苏联就完了。需要历史学家来做深入的工作，一点一点地把事情弄清楚：这个历史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有一个基本的想法，我们看苏联问题，其实是要解释中国的问题。”他还说，“社会主义阵营里面的‘同志加兄弟’的关系，不是正常的国家关系，好起来没有原则，不但送钱送物，甚至领土都可以送你，坏起来就兵戎相见，你死我活。而且不是个案，比如中朝、中越、中阿（阿尔巴尼亚）关系，无一例外，莫不如此。”

　　令沈志华、李丹青慧夫妇和杨奎松、栾镜河大为感动的是，中央领导人不仅读过他们写的不少文章，还提出问题与他们共同探讨。学者们发言时，他听得尤为仔细，还翻开一个大本子放在沙发扶手上不断地做记录。工作人员赶紧搬了一张茶几送到领导人面前，让他记录时舒适一点。

　　那天，沈志华滔滔不绝地讲了三四个小时。
　　末了领导人问：“沈教授，你明天干什么？”

　　沈说：“我得赶去澳门参加一个会议。”
　　领导人意犹未尽地说：“我们还要谈一次。”

　　中午，主人设宴款待客人们。

　　分手前，沈志华赠送领导人刚刚出版的一套书《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研究（1917－1991》（3册）。原来题目是《红色帝国的崛起与崩溃》。

　　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看过此书后送给当时的国务委员，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戴秉国一套，结果外交部的副部长人手一套。中央党校省部级研究班要求把这套书作为计划外读物，40个人，也是人手一套。

　　想到自己耗尽毕生心血，皓首穷经弄出的学术成果，或许能够和这个国家现在以及未来的发展或多或少地有那么一点儿联系，起那么一点儿作用，沈志华觉得自己这些年满世界飞来飞去，上天入地，东奔西走，所有的风餐露宿，熬更守夜，所有精神上经济上的付出，都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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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史学界呼喇喇杀来一匹黑马

　　在商潮汹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当今中国社会，能够彻底超越金钱物质的羁绊，上升到追求形而上境界的大智大贤者，纯属凤毛麟角。笔者有充分的理由认为，2005年才被华东师范大学聘为该校历史系终身教授、博导兼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的沈志华，算得一个。

　　最近十多年来，沈志华这个名字在中国史学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被称为史学界另类人物的沈先生，命运多舛，30岁前后曾两度入狱，也曾下海经商，从街头卖水果到替老板拎包、办工厂、炒股票，涉猎进出口贸易到漫步图书市场，在资金积累上，收获颇丰。

　　1990年，已经挣了很多钱的沈志华认为“一个人如果把挣钱当成唯一的人生奋斗目标，实在太没有意思”。而且，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了整整十年的沈志华太知道生意场上是怎么回事，中国最令人诱惑的金钱和最令人鄙视的品行往往都集中在这个领域里，他害怕自己在这个圈子里混久了也会被铜锈蒙住眼睛，掉进钱眼里爬不出来。尽管已是为一位置成功的商人，但沈志华始终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经商的材料，他梦寐以求的就是干点比挣钱更有意思的事情。而成为一名中国的历史学家，正是他多年以前的一个美梦。只不过这个美梦，在即将实现之际，被一场突入其来的塌天大祸给无情地毁掉了。

　　于是沈志华果断跳出生意场，去干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他毅然决定与中国商界“拜拜”时，还顺手做了一回“出版商”，一部《文白对照》曾风靡华夏大地，又让他收获数百万，然后彻底弃商从文，金盆洗手，重新操起了他酷爱的专业——世界近代史研究。
　　在不经意之间，中国少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商人，多了一个殊为罕见的历史学家。波澜不惊的史学界，也因为沈志华的出现，而变得来风生水起，生动绚烂了许多。

　　回到老家北京后几年，沈志华先是独居上方山，潜心学习，又在南郊大兴购置别墅，安营扎寨，一面创办了民间性质的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此后又用自己经商赚得的大笔金钱，设立“东方历史学术文库”，资助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出版。由史学大家周一良、戴逸、齐世荣等先生主持评审，在文库推出的八十多本书中，有三分之一获得了各种学术奖项，从东方文库走出了张小也等新一代历史学者。为了推进中国的史学研究，沈志华又不惜豪掷数百万，采购搜集大量曾经与中国有着密切关系的国家的解密档案。因为他深深知道，扎实地掌握档案，是研究国际关系问题和世界历史的本钱。

　　沈志华曾在七十年代末就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从商界转为学界，得到圈内人的承认对他而言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1993年，他回京后第一次去参加一个史学界的学术会议。参加此类会议的代表都是体制内吃皇粮的学者，有些还是史学领域赫赫有名的专家。大家一开始全都不认识这个长得墩墩实实，皮肤黑得像个铁匠的外来人，但他在大会上的发言一下子就引起了所有与会者的注意。如同中国老话说的“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沈志华不开口便罢，一开口，就把在场的专家学者镇住了！

　　沈志华讲口极好，这是先天后天的因素混合造就的，没办法。同样的史实，在别人口里讲出来干巴巴的，让听众浑浑欲睡，而一旦从他嘴里滔滔不绝地流泻出来，人物就鲜活了，故事就生动了，有主干，有铺垫，起承转合，抑扬钝挫，讲起史实来犹如单田芳说评书，一忽儿杀机四伏，一忽儿铁马金戈，阴谋奸诈、强横妥协、貌恭实傲、笑里藏刀、出尔反尔、背信弃义、寡廉鲜耻、心如铁石杀人如麻绝非反面人物的专利，为了至高无上的国家和民族利益，一切必要的手段不仅合理而且情有可原。国家关系紧张到剑拔弩张时，他能让人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一旦进入蜜月期，又恰似阵阵清风，扑面而来。

　　但，伶牙俐齿远远不是沈志华的演讲能吸引人的主要原因，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对同样一桩重大史实的全新解读，他的观点，他的论据，经常让那些久踞高雅学府殿堂的专家学者们耳目一新！

　　专家学者们不会不知道，能作出全新解读，靠的绝非仅仅是敢发不同之声的勇气，而是大量档案文献的支撑，丰厚的知识积累，独具慧眼的发现能力，以及以水滴石穿般的坚韧，和孜孜不倦探寻真相的持久耐力。

　　史学家钱镇曾在一篇《沈志华其人其书其事》的短文中说出了他自己受到沈志华讲演冲击时的复杂感受：

　　“说句让学术界丧气的话，在某些学术研究领域，像沈志华这类重新回到学术界的家伙太具有杀伤力了。他过了金钱关，不把学术研究当作谋生手段，因此也就不必追随国家课题、不必瞄着市场需求，更无需看上级领导的眼色定选题，不用小心翼翼什么想法可以谈，什么想法不能谈。他不必考虑一时的功名利禄，思想观念与一个长期厮混在学术圈里的专家学者大相径庭。他不畏惧说出格的话，别人对他的放胆也会格外宽容。他得以摆脱学人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人事纠葛，也用不着非要在导师主编的书中熬更守夜地写出几个章节而该书出版后与自己全无关系，更不必违心地去研究自己并不擅长，或是并不喜欢的课题。”

　中国史学界的各种从业人员，无一律外都是吃皇粮的体制内人员。而且从事史学研究的专业人员大都过着苦行僧似的清苦生活，怎么会有一个既没有学历、又没有职称、还没有单位的“三无人员”睁着眼睛往火坑里跳？这人的脑袋进水了么？

　　一位置德高望重的权威人物好奇地问他：“沈先生，你的发言有文稿吗？”
　　沈志华毕恭毕敬地回话：“我带来了刚写就的论文，如果您有时间，请多多赐教。”

　　这位老专家拿去看了，当天就在会上对沈志华的论文大加赞扬，认为观点新锐，论据充分，文风也尤为生动。会后，这篇论文很快就在中国史学界的权威刊物《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从这以后，沈志华便作为“民间学者”，经常出现在相关的国家级别的历史学术会议上。

　　与所有史学界人不同的是，沈志华重新进入这个行当，并不仅仅靠着自己的出色研究成果，独特的解读历史档案与资料的能力，还靠着他经商赚来的大笔金钱。

　　沈志华是货真价实的个体户，没有单位，没有一分钱工资收入。但是他却有钱。钱对他来说真是个好物儿，这让他刚刚重回史学界，就占据了一个极为主动有利的制高点。因为囊中颇丰，他可以慷慨地拿出钱来，自己组织召开全国性的史学专题会议。

　　沈志华第一次尝式自费举办高层学术会议就大获成功。1994年，他在当时“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召开了一个全国性的探讨“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的学术会议。住宿、伙食、会议所需的资料，全部由他独自操办承担。他还在邀请函里特意声明，凡专家学者所在单位不能报销飞机票的，全拿到他这儿来报。

　　组织高层学术研讨会议，组织重要课题的研究和对档案的翻译，做学术活动的赞助人、组织者，与受邀参加会议的代表比较起来，其地位、效果与影响力，显然有重大区分。

　　沈志华对笔者说：“最开始搞冷战史研究，都是我自己花钱。我每年召开一次会，我就想通过这个学术会议，看看国内都有哪些人在研究这个。比较不错的，我来挑人，然后我出钱，大家一起来做课题。我们搞的都是神仙会，规模不大，每次开会二三十个人。但是我要求论文要好，而且我们这个会都是针尖对麦芒。你用的什么材料，我用的什么材料，你什么观点，我什么观点，讨论得非常热烈。每次开完会，我都出一本论文集，到现在这些论文集都算是很上乘的，这样就把中国冷战史研究的基础打好了。国内原来没有冷战史研究这么一个领域，《毛泽东选集》我查了一遍，也就讲过三四次，而且都是带引号的。所谓冷战，他认为是美国的一种政策。所以基本上整个九十年代，还不允许出现这个词。后来和北大合作，北大有意让我过去，当时在北京还不允许用冷战史这个名目，比较敏感，那会儿观念没转过来。后来就叫了现代史料研究中心。现在这个冷战史研究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呢？我告诉你，完全是一种国际化的，我今天在国内发现了一个新的档案，写了一篇文章，明天国际上全都知道了。也不再是大国关系了，而是趋向于一种社会、经济领域，甚至是文化领域的研究。比如美国对外政策其中有一个侧面，就是它的宣传战和心理战。它这种文化输入，在哪个国家什么时候放什么电影，举办什么论坛，都是有精心算计的，它要求影响你的人民，这是它的考虑。反过来讲，其实中国也经常搞这种文化外交，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就放《梁山伯与祝英台》，外国人一看就大吃一惊讶，哎呀，原来中国文化是很优美、很深沉的，类似这样的事，多了。”

　　重返史学界十几年，沈志华一跃成为中国史学界的民间“老大”。他发表苏联史、中苏关系史、冷战史论文六十余篇，出版了《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斯大林与铁托》、《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一960）》、《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等学术专著，并主编了《苏联历史档案选编》（34卷36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解密文件》（3卷，台湾：中央研究院2002年版）等文献资料集。此外，他还有近千万字已出版的著述。各种史学界的头衔落到他头上，中国、日本、韩国、意大利，以及台、港、澳各所著名大学争相邀请他去讲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等学术机构争相聘请他但任兼职教授和研究员。

　　2005年，已经55岁的沈志华最终受同行杨奎松与陈兼的鼓动，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做了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史学界唯一的个体户，到老还是吃上了皇粮。

　　笔者开玩笑说你自在了大半辈子，老来到底被“招安”了。

　　沈志华却很认真地说：“本人早已过了知天命的岁数，被‘招安’是个好事：第一，未来的社会科学研究，就应该体制内与体制外相结合，这样才更有生命力；第二，一所大学能够接纳体制外的人员，说明当今社会的宽容和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这样的事情想都别想。无论如何，利用各种资源把研究搞上去，对于中国的历史学发展，有百益而无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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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档案毁掉了他的锦绣前程

　　沈志华的人生轨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兴衰荣辱的历史密不可分，他出自高干家庭，是个先天性的“官二代”、“红孩子”，在政治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父亲1937年就到了延安，在“边保”（陕甘宁边区政治保卫局）从事锄奸保卫工作，能干这一行的，全是经过精挑细选最忠诚的共产党人。

　　父亲是解放前的高中生，在延安那样的地方凤毛麟角，能算高级知识分子了。母亲在“西安事变”时是西安学生救亡运动积极分子，带领同学们到华清池去向蒋介石请愿就有她的份，事变结束之后也和一大批同学们去了延安，分配到边保工作，在那里认识了沈志华的父亲并喜结良缘。

　　进城后，父亲当上了公安部劳改局副局长，跨过11级门槛，跻身于高干之列。
　　母亲最初也在公安部当处长，后来却因为弟弟的事受到了牵连。

　　沈志华的舅舅是国民党员，在西安警备区当过一个小排长。后来随部队起义了，按照政策应当算是起义人员。但因为部队要占沈志华姥姥家的房子做营房——他们家是商人，结果舅舅坚持不给，说自己是起义人员，房产不能没收，镇反的时候就把他划成了反革命份子，还判了20年徒刑，发配到青海劳改去了。因为姐姐在公安部，他就总给姐姐写信发泄不满。姐姐也的确曾经为他奔走，还找罗瑞卿部长当面提说过这事。结果反右倾的时候，有人反映她革命立场不坚定，不适合在公安部工作，于是就把她调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当了个系总支书记。

　　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城楼上升起的第二年，沈志华诞生在新中国的首都北京。沈志华家教甚严，从小好学，并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北京最著名的4中。这所创建于满清末年，初名顺天中学堂的学校，无论是封建王朝、国民党政权时期，还是建国以后，都是全中国顶尖的贵族中学。可惜的是沈志华考入4中没多久，文革爆发，学校停课，他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机会。

　　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一颗红星头上戴，鲜红的旗帜挂两边”是高干子弟几乎共同的人生选择。18岁那年，沈志华也报名参军了。偏偏这时候母亲因为弟弟的政治问题被关了起来。幸亏父亲还在其位，能谋其政，所以这事没能毁了沈志华的军人梦，他终于如愿当上了一名海军航空兵。

　　刚入伍两个月，哥哥压着嗓子给他打了个电话，说父亲也被抓起来了。
　　沈志华吓坏了，赶紧问：“爸爸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抓他？”
　　哥哥说：“什么都不知道，既不告诉家属罪名，也不准探望。听爸爸的老战友说，是因为卷入了‘杨余傅事件’。”

　　从那以后，沈志华就觉得自己政治上低人一等，心里再苦，也不敢有丝毫的流露，整天只有拼着命学技术。经过一段时间的专业技术培训后，他被分到连队，成为机械员，负责轰炸机的维护保养工作。
　　因为父亲母亲双双进了深牢大狱，沈志华不得不时时提醒自己要小心谨惧，夹着尾巴做人。

　　可是，由于当时部队官兵的文化水平普遍很低，他本是北京4中的初中毕业生，加之钻研起业务来又特别刻苦上心，就很容易显山露水。由于技术好，工作认真，他维护的飞机安全性强，经常受到部队首长的光顾。

　　一次，师长走下飞机后，满意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小伙子，你就是中国航空兵的未来啊！”

　　听了首长这样的当面夸赞，沈志华心里就觉着一个词儿，爽！

　　这么一来，他顺理成章地成了全师赫赫有名的技术尖子，当上了代理机械师。

　　沈志华对笔者说：“机械师责任大着哩，战机要一头栽下来，第一个被抓的，肯定就是机械师。”
　　那时候部队里政治学习抓得比每日三餐还重要，每个官兵都必须三天两头写思想汇报，沈志华嘴一张，笔一动，文化水平想掖也没法掖，谁都知道他是个口笔两厉的大能人。当兵第三年，沈志华便时来运转，领导找他单独谈话，内容让他心花怒放，一是准备发展他入党，二是准备提拔他当干部。

　　没想命运作弄人，就在沈志华觉得时来运转，仕途通达的时候，某一天，中队宣布复员战士名单时，沈志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突然清清楚楚地听到了“沈志华”三个字！

　　晴天霹雳！那一瞬间的感觉，就像心肝五脏被人突然掏空了一样。当兵3年，还是个白丁就被扒掉军装，这样的打击对出自革命军人家庭的沈志华来说实在太难以承受了。那时他才21岁啊！心窝上像突然被插进了一把刀子，鲜血汩汩流，人彻底傻了，丢魂丧魄地念叨着：“是不是念错了？怎么会是我？中队长，你可不能让我这么优秀的人复员啊！”

　　中队长念完名单，发出口令：“解散。”

战士们散去后，一直对他很器重的指导员让沈志华留下来，给他做思想工作，说：“部队有纪律，这件事我不能告诉你原因，但是你记住一条，复员对你有好处，你在部队是没有前途了。我只能说到这个程度。将来到了地方上，像你这样又年轻聪明又肯干的人，一定会有前途的。但是，你要理解，部队的情况不一样。”

　　这样的思想工作，不仅没能起到一点安抚的作用，反倒让沈志华心中七上八下敲开了小鼓。“你在部队是没有前途了”，啥意思啊？咋听起来简直都不像是人民内部矛盾了？

　　那几天他天天喝酒，心里烦啊。喝醉了就一个人到机场去扑在飞机上痛哭。他不理解，那么多战友留在部队不过是为了脱离农村艰苦的环境，而自己这么追求进步刻苦学习技术，却在前程一片辉煌的当口上，冷不防被列入了复员名单，而且还“没有前途了”。

　　冰火两重天，换谁也接受不了。

　　后来大队长和副团长也都找到沈志华，对让他复员的事表示遗憾，平时也还算器重他的两位首长说起话来吞吞吐吐。沈志华太想问个明白，可涉及到部队严格的纪律，又丝毫不敢开口。

　　沈志华离开部队的时候，把自己在被窝里打着手电记下的两大本技术笔记送给了他的下任。这些对他已经没有用处了，但是战友们还用得着。

　　脱下军装回到北京，好在父亲的问题已经得到落实，并且从57干校回到了北京。不久，沈志华成了石景山发电厂锅炉车间的一名普普通通的检修钳工。报到后，沈志华十分消沉。老爸看出来了，说了一句让儿子受用终生的话：“人不能受一点儿挫折就这样灰心丧气的，你要好好学习。现在这个社会不正常。人生最大的遗憾不在于你有了本事没有地方去施展，而在于社会为你提供这个条件的时候，你拿不出本事来，所以你现在需要积累，需要学习。”

　　从那以后，沈志华就开始自学数理化，白天上班，晚上复习，初中的数理化整个复习了一遍，还自学完了高中的课程。正好赶上1973年那次考试，他踌躇满志地报了清华大学，竟然让他在京津唐电力系统考了个头名状元！清华大学的老师都来工厂找他面谈了。正在沈志华洋洋得意之时，东三省那边突然又冒出个张铁生交白卷的事儿，当年全国高校考式的成绩全让这姓张的给搅得来一风吹了，录取名单整个调了个儿，考了第一名的沈志华反倒落榜了，开会还挨批呢：“你考这么好就是白专道路”、“听说你还学英语，崇洋媚外”。结果考了头名状元的沈志华没能跨进大学门槛，厂里送了一位置4门功课加一块儿才考了百分制15分的起重工去上清华！

　　沈志华气得含血喷天，一把火把数理化书本和作过的习题全烧了！发狠改学社会科学，改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他那时就想整明白，这社会主义到底是怎么了？他印像中完全不应当是这么一副鸡犬不宁、乌烟瘴气、是非颠倒的样儿呐！以前，他对政治不太关心，文化大革命他是“逍遥派”，打着大串联的旗号到全国各地免费游山玩水。现在，他满门心思就想弄明白，父辈们抛头颅酒热血就是为了今天？社会主义到今天怎么就变成这副怂样儿了？

　　沈志华对笔者说：“1975年的时候，出版了一大批西方的军事著作，像24卷本的《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戴高乐回忆录》等等。我全都找来看了。就好像在脑海里突然打开了一扇天窗。这历史怎么跟我原来学的都不一样啊。疑问越来越大。我又看了很多所谓的‘灰皮书’。当时能看的就是‘灰皮书’，内部发行的，因为我父亲的级别够买很多这方面的书。文革晚期这批原本作批判用、内部发行的西方社科著作，没想却成了很多人思想启蒙的火种。”

　　这时沈志华原来部队的副指导员到北京出差，老领导告诉他，当时之所以让他复员，是因为他的档案里存进了一份对他来说很致命的文件——“联动”分子，还打死过人。

　　沈志华瞳孔大张，吓得魂飞魄散！

　　文革中的“联动”，都是被打倒的高中级干部的子女，因为沈志华出身在这个圈子里也就成了清查对像。因为要入党、提干，按照当时的规定，部队必须调查清楚培养对像的政治历史情况。负责外调的就是这位副指导员。当时参加“联动”的干部子弟都关在北京的监狱里，副指导员来到了监狱，有一个人就跟他讲：“沈志华是联动分子，还打死过人。”这位副指导员大惊，下了许多工夫，但是查无实据，只好回去向部队如实报告。部队首长也感到这事非同小可，虽然只有检举没有证据，但性质严重，绝对不敢掉以轻心。于是就做了这样的决定：不处理，按正常复员，把所有调查材料装进本人档案。

　　副指导员把这位举报者的名字告诉了沈志华，他一听怒不可遏，举报者居然是他哥哥的同学。送走了好心的副指导员，他赶紧设法找到了那位多年未曾谋面的举报者。

　　闯进家门，沈志华劈头就问：“你认识我吗？”

　　举报者端详了半天说：“脸熟，脸熟，可想不起来了。”

　　沈志华咆哮如雷：“你他妈的连我是谁都不知道，凭什么对部队来的外调人员说我沈志华是联动份子，还说我还打死过人？”

　　举报者这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猛地一拍额头，满脸惭愧地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那时在监狱里被整怕了，就想立功，就想早一天出去……”

沈志华说：“你这家伙，害死我了！现在赶快给我写个材料，证明这事儿全是你胡说八道的，然后把材料寄到我们厂政治部。要不，我饶不了你！”举报者老老实实写了材料，长时间压在沈志华头上的石头才被搬掉了。

　　这件事惊动了当时的厂党委书记，后来出任北京市委书记的李锡铭，加之1975年全国上下大学马列理论，厂里开批判大会时沈志华写了一个发言稿，给他留下了不错的印像，对沈志华挺器重，李书记就发了个话，把他从锅炉车间调到厂党委宣传部坐办公室去了。一下子成了全厂小有名气的笔杆子，这让沈志华很是得意了几天。

　　可惜好景不长，1976年周总理去世时政治空气特别恐怖，沈志华呢？越学理论越研究，对政治接触得越多，就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特别是对江青、张春桥他们不大满意，会上会下，说了很多有失恭敬的话。看到北京的空气弄得特别紧张，厂领导对沈志华还是很关心的，就对他说：“小沈，眼下情况不太好，你出去躲一躲吧。”

　　那时正好开广交会，石景山发电厂是全国工业学大庆的红旗单位，专门给了他们一个展位。领导就把他派到广州，一切文字材料，全部交给他来妙笔生花。

　　1976年3月初，沈志华到了广州，大概刚过半月突然接到厂里一个加急电报，通知他马上回北京。沈志华接到电话就知道出事了，想跑，又害怕牵连到老爸，老爸从大牢里放出来后，那会儿已经官至中共中央联合专案办公室的副主任了。

　　沈志华只好硬着头皮回到了北京。

　　果然，一回北京就被抓起来了。

　　什么罪名？当时能把人给吓瘫了，“传播分裂党中央的重大政治谣言”！

　　而事实是，皇城根下的老百姓最关心紫禁城里的一举一动，当时社会上纷纷传言，说张春桥争着要当总理，中央政治局吵翻天了，最后决定不让张当总理。北京人祖祖辈辈传下关心朝廷大事这么个特点，大家都在说，都没啥事，沈志华也跟着说了。偏偏他运气不好，让人举报了，就落下这么个能把人骇得半死的罪名。

　　呆在号子里，让沈志华想不通的是，这个传言很多人说过，为什么单单抓他呢？而且还被关了小号，说明案情重大。

　　审讯时，追问他听谁说的，目的很清楚，铁了心要挖他的后台。
　　到了唐山大地震后的第三天，审讯人员通知他：“你可以回去了，但这事儿没完，我们还会接着查下去。”

　　沈志华就这样回到工厂，宣传部那样的重要部门自然是回不去了，于是把他下放到磨煤班劳动。事情果真如审讯人员说的没完。“四人帮”倒台后，“4?5事件”都平反了，就没谁给他平反。那时李锡铭已经调到水电部当副部长去了，厂里是造反派当家，谁也不理睬他这小工人的事儿。

　　沈志华去找市公安局，公安局查了档案，不承认抓过他，还一本正经地说：“我们找不到你的档案，没法给你平反。”

　　“嘿！”沈志华哭笑不得，大叫起来，“你们说没抓我，请问这几个月我这个大活人上哪儿去了？”

　　因为公安机关找不到他的档案，所以他被关也是白关。1977年高考，他也没有资格报名，政审不合格，第一关就把他挡在了大门外。

　　突然，1977年9月27号的《北京日报》登出一大版消息：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自杀！刘传新是江青四人帮线上的人，在他的私人档案柜里发现了“沈志华卷宗”，是张春桥亲自批的，“逮捕沈志华”。而且还被内定为当时全国16个重点案件之一。为什么成了重点案件呢？张春桥他们当时的推测是这样的：因为沈志华的母亲跟叶剑英的秘书很熟，所以他们想顺着这条线整叶帅，就拿沈志华当突破口。因为沈志华的案子由刘传新直接掌握，下面的干警都不知道这事儿，所以公安机关就查不到沈志华的卷宗。

　　这篇文章披露说：刘传新秉承张春桥等人的旨意，抓捕了一名石景山发电厂的青年工人，想从他身上整叶帅的黑材料。可报上没明明白白说，“青年工人”就是他沈志华。几个月的黑牢算是白坐了，连名儿也没落上一个，你说冤不冤？

　　事情清楚了，到1977年年底也给沈志华平了反，但厂领导的位子还被造反派占着，沈志华的工作就不好安排了。

　　那时候北京市电管局的局长就是后来做了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正好李鹏想办《北京电力报》，缺人手，局政治部向他推荐了沈志华，李鹏同意了，于是沈志华就拿上调令离开发电厂，到了北京电管局。他也没办过报，就现学，看排版，画版面，那时还是捡铅字呢。工作干得很是不错，现在的《中国电力报》的前身就是他们创办的《北京电力报》。不过沈志华不大习惯机关工作的氛围，感到非常别扭。他这个人自小就大大咧咧，自由散漫，不愿受人拘束。

　　1978年，许多中央机关和中直机构纷纷登报在社会上招收各种人材，沈志华同时报考了新华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结果成绩优异，全考上了。对此，《北京日报》把沈志华当做个自学成才的典型，在头版进行了报道。

　　老爸老妈好高兴，置办了好酒好菜，阖家庆贺。

　　席间，搞了一辈子政治的老爸喝了几杯酒，赤眼潮潮地说：“志华，新华社你就别去了，就你这张嘴，呆在那样的地方将来准还得给我弄出点事！你还是去社科院老老实实地做点儿学问吧。离政治远点，对你这种人有好处。”

　　这么着，1978年12月沈志华就到了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跟着张椿年办《世界史》杂志。办了没几个月，他又考研究生，成绩自然不错，专业考了个第二名，就等着发录取通知了。

　　某一天，突然党委书记找到他，说：“小沈，出了点麻烦，你的通知书在我那儿呢，可我不能发给你了。”

　　沈志华吓了一跳，赶紧问：“为什么？”
　　党委书记说：“力群同志对你有看法 。”还问，“你最近是不是写过什么东西？”
　　沈志华说：“写过啊。”

　　书记说：“解铃还需系铃人，我给你透了风，你就赶紧去找找力群同志吧。”

　　沈志华想起来了，考研究生得交一篇东西，他就写了一篇——《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概念及其他》，并交给社科院，在内部刊物《未定稿》上发表了。没想到后来《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等刊物发现这是篇难得的好文章，就拿去到处转载，一下就把影响闹腾大了。

　　在文章中沈志华主要提出：中国当时搞的不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它指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还没有发展到这个阶段。但是中国的领袖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使用的却是社会主义的理论，所以建国这么多年来的政策一贯“左倾”。主要就是这个意思。

　　邓力群看到沈志华的文章后在全院院务会上讲：“我看这个沈志华就是个持不同政见者，我们社会科学院培养的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持不同政见者。”

沈志华这下明白了，正是因为邓力群的这个讲话，把他的性质弄严重了，他们才不敢给他发录取通知书。

　　沈志华急了，找到邓力群家，推门就进。
　　邓力群诧异地看着他，问：“你是谁啊？”
　　沈志华说：“我是沈志华。邓院长。”

　　“哈，你就是沈志华！你看看，我正在看你的文章哩。坐，你坐下。”

　　沈志华一看，邓力群书桌上摊开的正是他那篇文章。
　　邓力群说：“小沈呐，你这篇文章我看了好几遍，你挺有才气的嘛，文章写得的确不错。不过你的观念很有问题啊，你最后得出的结论竟然是中国不是社会主义，那我倒要问问你了，我们是什么？我们辛辛苦苦地搞了几十年，不是搞的社会主义，那我们搞的是什么呢？按照你这个结论，中国要不是社会主义，朝鲜、越南、古巴就全都不是啦？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有多恶劣啊，你知道吗？”

　　沈志华说：“哎哟，力群同志，我可是没想到这些，我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学术问题，谈谈我个人的肤浅看法。”

　　邓力群说：“你说的嘛，也不是没有道理，可是你们年轻人考虑问题就是太简单了。你说你这个东西要是传到国际上，政治影响有多坏。”

　　沈志华赶紧做解释。
　　后来聊着聊着，邓力群就问了：“小沈，你们家是干什么的啊？你父亲母亲干什么工作啊？”
　　沈志华就把家庭背景讲了一番，邓力群还没听完哩，脸色一下就和缓下来了，变得像个慈眉善目的老爷爷似地说：“哦，自家的娃嘛，就更不应该写这样的文章了！”

　　沈志华说：“正因为我是自家的娃，我才特别关心咱们社会主义的问题，关心党的理论问题，所以我才写了这篇文章。”

　　“哦，哦，”邓力群说，“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就是读研究生那事儿。”
　　“这事呐，你就回去等着吧”。

　　沈志华对笔者说：“我直接去了邓力群家。我们聊得挺投机的。我讲了我的经历，我为什么思考并渴望解释一个问题，就是从建国以来到文革，为什么我们的政策总是‘左倾’，总是要超越现实。我们越谈越投机，他觉得我是个挺不错的小伙子，结果第二天，通知书就到了我手上。”

　　后来他和邓力群的交往特别多，沈志华发现他挺在乎这个出身、家庭、父母。只要是“自家的娃”，他就免不了有些儿偏心。

　　很多年后，邓力群还在一次接见年轻学者的会上说，“现在不少人攻击我是‘左王’。其实我是很爱才的，你们现在都知道沈志华这个人，可当年就是这个沈志华，他的观点我不同意，但我还是让他读了研究生。只要你真有才能，好好学习，就能成为栋梁之才，为国家做贡献。”

　　沈志华说：“我和邓力群后来成了忘年交，我回北京经常去看望他。他后来老了，思维仍然很清醒，身体也还不错。邓力群是共产党里真正有信仰的那批人里的一个，就因为这一点，我非常尊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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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弃商从文，承诺誓言

　　沈志华最初的学术研究方向并不涉及中苏关系，组织上安排他学非洲史，他研究的对像也是非洲的社会主义。第一篇文章是翻译《恩克鲁玛与非洲的社会主义》。后来还不到一年，世界史所所长朱庭光就找到沈志华，建议他转学苏联史。

　　朱所长说：“苏联同中国是近邻，现在中国在搞改革开放，苏联二十年代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来说都是宝贵的财富，非常值得我们汲取。”

　　当时中国史学界上上下下强调的都是“历史为现实服务”，沈志华也觉得应该是这样，就同意了。第二年他就开始发奋学俄语，转攻苏联史，主要由齐世荣先生带他。齐先生曾担任过首都师范大学校长、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会长，是世界史所的学术委员，进中南海讲过《十五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是这一研究领域公认的领军人物。

　　沈志华的这位导师非常有个性。

　　某日，李岚清副总理到世界史所去看望知识分子，并举行了一个座谈会，会后合影，按照规格，年纪轻轻，身强体壮的小领导们分坐在李副总理两边，却安排德高望重，满头银发的齐先生到后面站着。这样的相，不照也罢，齐先生拂袖而去。李副总理问明白是怎么回事，立即亲自上前将齐先生请回，并恭请齐先生坐在前排正中本来是安排给他坐的位置上。

　　这不是屁股问题，是对知识是否尊重的大问题。

　　读研究生期间，沈志华先后在《社会科学战线》、《世界历史》、《世界史研究动态》上发表了七八篇论文，都是关于现代史和苏联新经济政策的。《人民日报》也转载过他的文章。入道不久便成绩菲然，这恐怕与他自小养成的刻苦精神和天生的悟性密不可分。

　　1982年初，沈华志的毕业论文《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被作为世界历史所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论文答辩的示范作品。1994年修订再版的《新经济政策与苏联的农业社会化道路》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写成的。

　　那一段时期，沈志华就像手红时打麻将，咋打咋和牌，不仅在中国史学界春风得意，连仕途也主动向他敞开了大门。就在《人民日报》转载了沈志华的文章后不久，当时的财政部长王炳乾看中了他，准备把他调到自己的秘书班子里去。

　　俨然已是明星青年学者的沈志华也是个俗人，觉得给国家领导人当秘书是个难得的人生机会。可是，朱庭光所长，还有他的导师齐世荣、加上他老爸，三人一致反对。

　　老爸还说：“你这样的个性就不能在中国当官，只能老老实实地做学问，你要当了官，准得给我弄出点事来。”

　　齐先生则说：“志华，我希望你继续做学问，凭你这么肯下功夫，加上你的天分，十年之内，你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第一流的学者。”

　　导师的开导远远超过老爸的提醒，就冲着齐先生这句话，沈志华最终拿定主意：首长秘书，不做也罢！

　　沈志华是社科院世界史所第一届研究生，说起来社科院是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可经过这么多年对文化知识的糟贱，大家连答辩怎么搞都不懂了，就拿他做实验，因为他提前一个学期就把论文交了。

　　沈志华的答辩预定在1982年5月21号。离研究生论文答辩还有16天，一拨儿警察深夜里突然涌进家门，把他给铐走了。

　　看到警察如临大敌的样儿，沈志华心里说：“咋回事啊？‘民主墙’我都没去过，一门心思关在家里做学问，不参与政治了，这又惹着谁了？”

　　沈志华对笔者回忆道：“夜里十点多钟，家里来了大批警察，直接就给铐走了。我正在床上和孩子玩呢！我爸爸原本就是主管全国狱政工作的，家也住在公安部大院里，家里有好多人在公安系统工作，打算凭借关系给我办个保外就医什么的，能少受点罪。谁知撞上1983年的‘严打’，监狱只进不出。‘严打’那会儿，一个小房子要挤几十个人。我们一批接着一批挨轮子睡觉。没挨着的就站着，坐也没地儿坐，一批睡三四个钟头，翻身也要一起听着口令往一个方向翻，总不能脸朝脸大眼瞪小眼地睡吧。”

　　就这么着，沈志华卷入了一桩即便自己周身是嘴是也说不清楚的“涉外案”。

等到审讯时他才明白自己犯了啥罪，罪名耸人听闻！

　　1981年底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后，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在纽约逮捕了一名中国人，说是窃取美国机密文件。为了外交斗争，中国也要尽快抓到一名美国间谍。沈志华认识中国外语学院的一名美国外教，此人除了教书，还喜欢研究当时中国的农业改革和农村包产到户问题。沈志华与这个美国人有过几次交往，谈话也挺投机，还为其找了一些研究资料。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这个人被认定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于是散开网跟踪，就把沈志华也给圈进去了，当然不止他一个，另外还抓了七八个人。后来弄清楚这个美国人不是特务，于是被限令48小时之内离境。

　　因为向美国学者提供了十几本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办的不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沈志华被审讯了整整10个月，最后确定的罪名是“泄露国家重大机密”，判刑两年。

　　有意思的是，宣判后，法官对他说的一句话道出了实情：“为了国家利益，你就牺牲一下吧！”

　　就这么着，为了“国际斗争”的需要，沈志华唏哩糊涂地坐了两年大狱。

　　不过，说到这桩早成过眼烟云的冤案，沈志华倒十分达观，“没什么，一段难得的人生经历而已，不就住两年监狱么？伟人不说过，逆境是智者最大的财富。更何况，那监狱也没白呆，我在学术上掘得的第一桶金，正是在牢房里。”

　　百口莫辩进了大牢，换做其他的人，恐怕脑袋都会急疯。但研究历史的沈志华不同，能让他在厄境中竭力保持心态平衡的，也恰恰是中国的历史，因为他太了解，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样的“糊涂案”简直是多如牛毛。他父亲就是中央专案办公室的副主任，后来证实不也搞了数不清的冤假错案，伤害了那么多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么？脑袋还长在自己脖子上，还能思想，狱方还允许自己看《资本论》、看马恩列斯著作和毛泽东选集，看见他没事就翻着伟人著作，写写画画，能对他睁只眼闭只眼，就已经是不幸中之万幸了！除此以外，他还敢奢求什么？还能奢求什么？

　　当然，沈志华也是现实中人，老话说三十而立，这次“二进宫”时，他已经32岁了，不要说立业，就算两年后能从监狱里出去，也是一切都毁了！没有工作，没有学历，没有饭碗，政治上被打入另册……他甚至打算，如果能放出去，最好凭着自己的本事，到远离繁华都市的深山里去当个乡村教师，数学、物理、化学、语文、历史、地理、体育，他全都能教，裹腹应当没有问题。

　　命运的大起大落并没有改变他的人生轨迹，在狱中，沈志华写完了他人生中的第一部专著《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正是这本洋洋洒洒40余万字的专著，奠定了他今生要走的学术道路。
　　沈志华刚进看守所那段时间还想不会有什么事，等把事情搞清楚了尽快出去，他还得答辩哩。等了几个月，就彻底失望了。整天呆着没事，闲得发慌，就萌生出把自己那篇研究生论文写成一本专著的念头。因为他收集了好多资料，但是论文写得很短，大概3万字多点儿。一天到晚，他就琢磨这个。

　　那时候也没笔，就用牙膏皮。他在书上看到，列宁坐监牢时拿牙膏皮写东西，他就试了试，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这办法还真行！牙膏皮含铅，撕开了，铺平，用吃饭的汤勺擀得特别薄，然后搓成一个细卷儿就能写出字来。又向看守要了一套《列宁选集》，假装整天在看守眼皮底下学马列经典，其实是在书的边角上写自己的东西，同监犯人的牙膏皮全归了他。后来律师偷偷给他一支钢笔，他又在暖气后面发现了半瓶墨水，大概是前人留下来的，最后就偷偷地写成了这本书的大纲。判刑之后被送到劳改农场了，那儿的条件比看守所就好多了，他就不断地写条子要书。

　　他开始把监狱当成自己的研究室，已经成了劳改犯的沈志华白天与犯人一起劳动，晚上，就埋头写自己的书稿。《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是在他那篇尚未来得及拿上台面的硕士论文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

　　写作初期，没有资料，凭的就是过去对资料的消化积淀与超强的记忆功夫。最初，监狱里的管理人员把他的书稿全搜走了，好在他们对什么苏联的土地问题、雇佣劳动关系、租赁等问题看不懂，也似乎与中国的现实政治无关，就退还给了他，只要不给狱方弄出什么麻烦，愿写就让他写，这样的结果让沈志华喜出望外。

到后来连沈志华向前来探监的家人和同事索要写作资料，狱方也不再制止。社科院世界史所的于沛、马扬、张晓华等青年学者就利用探监的机会，不断地为他搜集和传送资料。管教干部也不阻拦，因为送来的书籍和资料，不是俄文就是英文，他们也看不懂，如果请专家鉴定，那得花不少钱，他们也舍不得。

　　当时世界史所的一帮年轻学者都知道沈志华是吃了“哑巴亏”，对他特别好，凡是沈志华开的书目，他们都会想尽千方百计给他弄来。

　　沈志华对笔者说：“监狱可没给犯人准备书架，那时候我铺位的毯子下面全铺的是厚厚的几摞书，整个人就睡在书上。”

　　狱方还不错，居然还在监狱里面替沈志华开了一个世界史讲堂。

　　“听课的不单有犯人，很多管教干部也喜欢来听，一个个听得津津有味。”提到这段经历，沈志华一脸得意，“可不能白听，你们得给我做卡片。结果我们那个牢房所有的人都给我抄卡片。我在书上做好标记，他们就摘抄。监狱生活他们都说度日如年，我倒是觉得很充实，过得蛮快的。因为在监狱里头信息非常闭塞，没有任何事情干扰你，一天到晚你脑子想的就是你眼前的这个事。所以你看，我不到一年就写了一本书。第一次出版时，出版社为了好卖，把《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书名，改成了《历史的启示》。”

　　监狱里有一个自由世界没有的好处，晚上不关灯，虽然灯光暗淡了些，就一盏15瓦的小灯泡，但也还能凑合，沈志华就趴在被窝里写。有时上夜班，白天休息时就蜷缩着靠在墙根下，把洗脸盆往膝盖上一扣就是桌子。40多万字的学术大部头，沈志华就这么一个字一个字地鼓捣出来了。

　　1984年5月22号，沈志华拎上装着书稿的提包跨出了监狱大门。

　　沈对笔者说：“我从监狱放出来，是‘严打’以后全国第一个被释放的人。最痛苦的就是刚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在监狱里头，虽然不把你当人看，但是大家都是同等的。出来就不一样了，人家都是正常人，你不是，你额头上刻着个红字，找工作没人要你，公安部大院里的人见了你都斜眼看你。我明白了，为什么很多人一旦进了监狱，一辈子就堕落了。因为你出来以后，完全是一个社会最下层的人，没人关注你，没人信任你，也不给你工作。”

　　沈志华马上就面临着严峻的生存问题，没有单位，社科院也不可能给他这个刑满释放人员补发学位证书。他的老领导朱庭光很想把他重新弄回社科院世界史所，朱所长努力了，可他面对着的是个刑满刚释放的政治犯啊，结果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那会儿改革开放的气氛已经有了，所以也还是有一定的机会的，比如说自己做点小买卖，也是可以养家糊口的。我弟弟让我卖水果，帮我弄了一车梨，我推到大栅栏去。可没到半天我就回家了，望着满街行人，嘴巴张了又闭，闭了又张，脸皮发臊，心跳如鼓，实在没勇气开口吆喝啊！远远一望见有熟人同学路过，赶紧扔下车子就跑开了。”

　　沈志华成了个无业游民、社会闲散人员。在北京街头做小买卖他放不下脸面，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去外地跑滩闯生活。他到大邱庄同禹作敏合作搞过生态农场，在河北霸县办过机械加工厂，还一个人天远地远地跑到云南的大山里去收购干红辣椒，运到北京市场上赚点差价，在艾芜《南行记》中描述过的山区鸡毛小店里一呆两三个月，结果钱没赚到多少，裹了一身肥滚滚的虱子回北京。

　　1985春节刚过，朋友对他说，现在深圳开放了，谁都可以去，那里的人不问出处，也不讲成份，不会因为你呆过大牢就歧视你。沈志华那时最窝心的就是每个月都必须到派出所去报一次到，汇报他这一个月来都干了些什么，出没出过北京。

　　窝囊啊！他这个在公安部大院里长大的“自家的娃”，自小就有天生的优越感，咋受得了这份歧视？他想不通——我沈志华，怎么就成了社会最底层的一个角色了？

　　那时候全国正上演“孔雀东南飞”，能走的人都一窝蜂往深圳跑。

　　到了这年年底，沈志华也随着这股大潮，成了一只“南飞雁”。离开北京之前，他特意去向自己的导师齐世荣辞行。面对曾对他寄予厚望的恩师，沈志华既惭愧，又伤心，从不甘心失败的他，说了一句如同誓言般的话：“我现在是走投无路，背井离乡去做生意，只要有一天我赚了钱，就一定回来继续跟您做学问。我要是没本事赚不到钱，那就客死他乡，永远不回北京了！”

　　深圳当然不是遍地黄金，一心想成为历史学家的沈志华为了糊口，只得放下身段，哪样来钱干哪样。从当街卖水果，给老板拎包，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好在读书多的人学习能力比读书少的人强得多，沈志华很快就进了一家私人办的进出口贸易公司，还进入了管理层。老板负责食宿，每月还给底薪，但业务完全靠他自己去揽，生意做成了老板和他按比例分成。

　　为了多挣钱，积累求学的资金，沈志华曾请求公司让他独自承接一单生意——向日本出口红辣椒干。他挑选的合作者是一家香港公司，自己负责组织货源、保管和运输，对方负责把货物转销日本。为收购辣椒干，沈志华轻车熟路，一个人跑到云南大山里呆了两三个月。最后生意很成功，算下来落到他个人头上的就有18000美金。可是香港老板见钱忘义，把他给骗了。他当时是个额头上刻有红字的人，也不可能过罗湖桥，追到香港去讨债啊！吃一亏长一智，他这才明白，想赚大钱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不仅要懂生意，还要精通人情世故。

　　沈志华后来又到一家新加坡人办的石膏板厂做过一段时间，老板对他很器重，给他的待遇很好，他也感到很愉快。

　　1987年底，沈志华突然接到北京的一封信，他在世界史所的一个同事张宏儒 正在搞一套“二十世纪文库”，翻译外国的学术名著，缺个审稿人，问他能不能马上回京帮忙，月薪130元。沈志华那时在深圳的月薪是每月700元，年底还有奖金，可他正愁找不着机会重返学术界哩，对钱的问题根本不予考虑，马上就答应回去。

　　听说他要走，新加坡老板专程赶到广州挽留，和他彻夜长谈。沈志华就跟他讲自己的经历，说他一定要回到学术界。

老板一听确实是留不住了，说：“你就那么想做这事儿？”

　　沈志华就把齐先生当年跟他说的话跟新加坡人说了一遍，他导师说的话对自己影响挺大的，而且去深圳之前他去看了一次齐先生，现在这么好个机会从天而降，还能不回去？

　　回北京以后沈志华就开始编书，拼了整整一年啊，他一个人就编了62本，两千多万字！最后眼睛累得实在不能看东西了。而且当时他既没有档案，又没有职称、职务，张宏儒做了很多努力，还是没有单位能够接受他。

　　沈志华回忆说：“到1988年底，眼睛坏了，医生说再继续下去，就有瞎的危险。我想不行我还是回深圳挣钱去吧，这就开始了我后来的那一段做得很顺的黄金生意。”

　　沈志华说，他的好运气是40岁以后才开始的。

　　沈志华一头杀回深圳不久，有幸进入了一家黄金饰品公司当管理人员，他走南闯北，不辞辛劳替公司打通了原料采购的渠道，公司给他提成，赚的钱就很多了。以黄金饰品公司挣来的钱为基础，他开始自己涉猎进出口贸易，赚到钱后又开办了两家工厂、一家农场，还大炒股票。

　　是金子到哪儿都能闪光，刚一介入图书市场，沈志华就让业内人士刮目相看。他独立投资并组织力量编写的文白对照全译系列的通俗历史著作《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两套丛书，让他赚得来盆盈钵满。

　　“发行的时候，我想了几招。我把新书发布会开到了人民大会堂，花了大钱，上了央视的新闻联播。在北京丰台新丰宾馆的书展上，我争取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全国几百家新华书店的经理宣传《资治通鉴》。效果特好，当场就订出4万套！”

　　十年拳打脚踢，惨淡经营，总算让沈志华成为了一个深圳商界颇有收获的成功者。存折上长长的数字奠定了他的底气，他决意实现自己对导师许下的诺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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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莫斯科购档案大显身手

　　沈志华说，其实他在做生意期间一天也没忘记自己的使命——创造条件重返史学研究的最高殿堂。商界很多朋友都不理解，说他脑袋瓜子进水了，钻故纸堆的高兴劲儿，能和“唰唰唰唰”数钞票比？

　　其实，他就是对研究历史感兴趣，体会到里面其乐无穷，充满巨大的吸引力。他认为研究历史的基本和主要目的就是还原历史，就是以当代人的认知和感受，在最新发现和发掘出来的更丰富、更详实的史料的基础上，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在他看来，这个再现的过程就像做拼图游戏，散碎的各种形式的历史资料就是拼图零件，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对这些丰富多彩、真真假假的构件进行鉴别、筛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再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把它们拼装在一起，形成一幅图像——也就是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怎么能把它拼成像模像样的东西，这就是历史学家的功底了。拼得越合理，就越能接近历史的原貌。历史的原貌虽然不知道，但是历史的逻辑客观存在，一般人都能接受：这是拼图的眼睛，上面就是眉毛，下面一定是鼻子，否则就不对了。这需要有丰富的材料，还要求史学功底的训练。

　　还有一个判断的标准是公众的认可，众人的逻辑来推动一个人的逻辑。历史研究就是这样一种吸引他的“游戏”，每当发现了一些重要的、足以改变历史图像的新构件，他就激动不已，就有一股创作的冲动；每当拼装出一幅得到人们认可的，哪怕是一幅很小的图像，他也会有一种沾沾自喜的成就感，而这种感受又鼓励和催动他马不停蹄地去进行新的探索。

　　图拼出来，拼图的人就有资格解释了。历史，它原来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而在一次又一次解释历史的过程中，他就品尝到了一种“达者兼济天下”的欣慰感和成就感——而这种精神层面的探索与追求，对沈志华来说，才是最最重要的！

　　沈志华重返史学界后，做的第一件足堪自慰的事，便是成立了一个民间性质的历史学研究团体。

　　他对笔者说：“我一直在努力探索一条现行科研体制外进行学术研究的道路，即采取‘民间筹资、国家立项、多方合作’的模式从事史学研究。我以为，在目前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国家尚无法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投入大量资金，而经济的发展则使社会和企业有可能拿出部分资金，用于扶持和资助学术研究。因此，至少在国民收入的分配能够满足社会科学发展需要之前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充分利用社会和企业资金促进史学发展是一种重要的和可行的科研组织方式。我本人有志于这方面的探索，于是决定将自己多年经营所得用于资助史学研究，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批准，于1993年成立了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并在中国史学会设立了“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1998年国家对社团进行整顿，中心改为‘北京东城东方历史学会’，成为独立的社团组织。”

　　研究所不断更名的同时，沈志华对于“民间筹资、国家立项、多方合作”这条科研道路的探索也渐渐有了眉目。

　　史学著作出版难是多年来困扰学者的严重问题之一，沈志华本人也深有体会。他觉得如能有人资助研究成果的出版，对于许多甘于清贫、苦于伏案的研究人员来说，确有雪中送炭之功效。为此，沈志华拿出一大笔钱来，设立了“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并主编了《东方历史学术文库》丛书。在社会上公开征集高水平的史学专著，每年一批，聘请周一良、戴逸、齐世荣、金冲及等史学前辈及专家进行投票评审，入选者由“基金”给以资助，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后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其中有许多著作获得了国家或院校的奖项。通过这种方式既帮助了一批中青年学者进步，亦为推动学术发展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

同时，在目前科研经费紧张的条件下，沈志华想办法与国家研究机构和专业学术团体合作，共同选定专题，利用“基金”和社会资助，举办专题学术研讨会，有条件的还出版了论文集。

　　一个时期以来，史学著作的出版存在着一种为追求商业利益而胡编滥造的不良倾向。许多学人为此焦虑不安。在《历史研究》等杂志的朋友建议下，沈志华决定对史学评论工作给以资助。经商议，他组织首都7家史学核心刊物开展史学联合书评活动，以端正学风，鼓励先进，批驳谬误。此外，他们还进行了史学学术论文技术规范的讨论和编撰。

　　到沈志华被调入华东师大止，沈志华共资助出版了八十余部专著。笔者从“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表上看到了两笔大数，仅是1994——2003年度资助《东方历史学术文库》评审、出版补贴费，沈志华就掏了共计约110万元。同年度资助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历史档案选编》课题组研究经费、稿费、管理费，共计约140万元。仅这两项就是250万。此外，他每年还要拿出十几万元，资助中国史学界各种各样的学术会议。

　　那一时期，最值得笔者浓墨重彩书写的沈志华的人生华彩乐章，就是他豪掷140万，飞到莫斯科购回一大堆俄罗斯政府解密的前苏联国家档案——当然也包括朝鲜战争档案。

　　沈先生在发言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重新振兴苏联史的研究要靠档案。他引用了一位置外国档案学家曾经说过的话，“过去档案创造了历史，而现在档案又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这句话简明而又深刻地反映了历史与档案的关系，说得再通俗一些，历史学家与档案文献的关系就如同厨师与食材——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他认为，由于一件档案文献的公布而推翻一个早已形成的历史结论，或揭开一个历史谜团的例子，屡见不鲜。

　　当时他就已经知道，前苏联的档案解密了，再不行动就晚了。前苏联档案的价值和意义对中国来说远远超过了其它国家，因为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密不可分，“亲如兄弟”。苏联从伟大的十月革命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崩溃的今天的？列宁创办的苏联共产党打天下夺江山，从理论上讲不都是想给人民带来福利吗？为什么当他的接班人被赶出苏共中央大厦和克里姆林宫时，竟然没有苏联人民带着哪怕是惋惜和同情的心情前去送送他们？最后再看一眼他们逐渐隐没在历史烟云深处的孤零零的背影？这个曾经令世界望而生畏的超级大国，为什么会在一瞬间轰然倒下？而这个庞然大物的解体，竟然就象当时一家西方媒体所描述的，“是在苏联全社会的集体沉默中完成的，甚至听不到一声叹息”。这些重大的问题，只有在档案中，才能寻找到准确的答案。

　　沈志华下定决心，非把苏联档案买回来不可。他不仅仅是嘴上说说，还真有行动。他赶去社科院，直接请见两年前从中宣部长位置上退下来担任社科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的王忍之，向他谈了自己的打算和所做的前期工作。他对王忍之说，档案就是历史学家的食材，苏联五年前解体，国家一直处于动荡与混乱之中，才给我们中国人提供了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无论如何，我们应当捷足先登。

　　学历史出身的王忍之当然知道苏联档案对中国的重要意义和价值，说：“中国急需前苏联档案，这批价值连城极为珍贵的档案最理想的当然应该是我们社科院出面去买。可问题是，社科院是出了名的清水衙门，拿不出这笔钱啊。如果向上面要，得先报项目，等到立了项，层层审查完毕批下来，那就不知道是猴年马月的事了。”

　　沈志华大包大揽地说：“社科院拿不出钱没关系，我今天来找你，只是向你求个名分，请你在社科院内部立个项，以社科院的名义组成一个赴莫斯科购买档案的专家小组，我要人，你给我人，我要去莫斯科，你给我办护照，开介绍信。至于买这批档案，以及买回来后组织力量翻译，编辑出书等所需的资金，全部由我个人来承担。”

　　王忍之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慷慨热心，且带有古之侠士之风的沈志华的请求。双方谈定，此事作为社科院重点课题立项，由社科院出具一切必要手续，由当时还是“社会闲散”人员沈志华负责全部课题经费，并主持全面工作。尔后，沈志华挑选了闻一等三名社科院研究国际关系史的学者和俄文翻译，匆匆飞到了莫斯科。

　　谁知到了莫斯科，才知道问题多多，远非预案中那么顺利。档案开放最繁荣的时期是1992年到1993年，等到他们去时，已经开始压缩收紧，而压缩收紧的其中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比过去贵了许多。且不说由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两国交恶所形成的感情隔阂，很多重要档案苏联人故意不对中国人开放，而且还下决心狠狠敲中国人一笔钞票，去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复印，一页一美金，去苏共中央档案馆复印，一页2?8美金，给人民币不行，给卢布朝你翻白眼，苏联人眼里，似乎只知道美金才是钱。

因为俄国在专制体制下过了七十多年，那种恶劣的官僚体制所长期形成的种种弊端办起事来真让人难以忍受。国家档案局的工作人员每天只工作3个小时。说是10点上班，捱到11点才开门，中午休息，3点还要喝下午茶，四点半下班。这样的安排，大老远从中国跑来的沈志华还能干什么呢？他只好把做生意时种种行之有效的招数悉数使了出来。单请客吃饭不够，还得行贿收买。经过大动乱之后的俄罗斯元气大伤，生活物资价格贵得来令人咋舌，有个叫牟其中的重庆万州商人，那时不就用中国生产的各种小商品，去换了几架大飞机开回来，轰动了神州大地。沈志华邀请俄罗斯档案馆和苏共中央档案馆的两位馆长吃了一顿饭，主多客少，6张嘴巴，就吃掉他460美金！

　　行贿也是个伤脑筋的事，几位中国秀才都不清楚苏联人到底喜欢啥玩艺儿，到商场里七嘴八舌穷尽心智好不容易把礼物买下来，还得打听行贿对像家住何处，再毕恭毕敬给送上门去。有钱能使鬼推门，这话拿到莫斯科照样灵验，下足了功夫后，有些原来不对中国人开放的档案也向他们打开了大门。但时间问题却并未解决，4个人呆在宾馆里，每天只能去档案馆查3个钟头的档案，档案文献浩如烟海，按照这样的进度，开销可就大了。

　　沈志华作为商人的精明在这种处境下再次发挥了作用，脑瓜子一拍，又让他想出个招来。他了解到莫斯科城区与郊区的物价差异很大，为了节省开支，他让一名学者和翻译坐地铁去郊区乡下，到大卖场买面包、黄油、香肠、各种汤料、咸菜什么的，再直接钻到农户家里买蔬菜和家禽，然后背回宾馆自已动手，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大餐。

　　而他呢？却带着学者闻一，厚着脸皮去“公关”，什么俄罗斯历史所、远东所、东方学所，到处拜访，邀请俄国学者赴宴，盯准有利用价值的便生拉活扯地拽来。

　　俄罗斯人嗜酒如命，见了沈志华从北京带来的茅台、二锅头，搂着肩膀大叫“哈拉绍，哈拉绍”（好的意思），沙拉、凉菜、红肠、鸡鸭肉大盘大碗地摆了一大桌。幸亏中国学者们在家里大都有机会长期经受锻炼，烹调手艺相当不错。蜚声世界的中国美酒一瓶瓶打开，让客人尽着性子喝，一大杯茅台、二锅头一口就下了肚。

　　酒过三巡，红霞涌脸，俄罗斯人全变成了中国的济公。沈志华这才向客人说明自己目前所在的难处，请俄国学者帮忙去档案馆复印档案文件，复印费照付。而席间的高潮是他居然掏出绿花花的美金，塞给每人800元劳务费！

　　这办法比啥都灵！俄国学者马上“里通外国”，积极建议说：“今后你们中国人就只管去档案馆抄目录，复印内容的事，交给我们办，俄国人出面复印，比你们便宜多了。”

　　这样一来，沈志华就既省了大把的票子，还省下了大把的时间。为了尽快地把档案文献弄到手，沈志华可以毫不犹豫一掷千金，可他对待自己的生活，却完全不是一个有钱人的做派，他和3名同伴在宾馆里呆了两个多月，每天在宾馆里熬稀饭，煮点香肠就着大列巴（面包）对付。

　　沈志华花钱雇的人都是真正的专家里手，拿着他开的目录寻找档案文献轻车熟路。这批俄国朋友还真守信用，沈志华等人在莫斯科呆了两个多月后，实在熬不下去了，只好把扫尾工作托付给俄国朋友们办，他们回到国内后，所有目录下的内容，俄国朋友们陆陆续续全寄到了北京。为了购买这批极为珍贵的档案，加上路费、食宿费，“行贿”所花，沈志华总共掏了140万元。他不仅没有一丝心痛，相反还大为庆幸，因为，就在他买回这批档案文献后不久，已经逐渐结束了混乱状态的俄罗斯政府，重新下令封存了所有国家档案。倘若迟去几个月，沈志华就是雇船运座金山去，也买它不回来了。

　　档案买回来还没完，紧跟着，沈志华又在全国组织了七十多人的翻译和编辑队伍，对这些档案进行分类，整理目录，并选择专题译成中文。整整埋头干了7年，一套34卷36册的《苏联历史解密档案选编》终于问世了。

关于这段极具传奇色彩的经历，沈志华本人在《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解密文件》（台湾中央研究院出版）的序言中是这样叙述的：

　　也许是机缘巧合，笔者在1990年代初弃商求学，回到北京从事苏联史和冷战史的研究，恰好碰到俄国档案馆解密和开放——这确是繁荣史学和推进研究的大好时机。作为中国学术界的独立学者，十余年来，笔者利用以前的经商所得，组织专业人员分赴俄国和美国，收集整理了15000余件俄国档案，并通过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立项，建立了课题组，将其中8000多件翻译、编辑成册，于2002年8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34卷36册档案专集（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但是，由于朝鲜战争问题在中国大陆一直是极为敏感的研究题目，所以，尽管该档案专集是内部出版物（限正教授和司局级以上干部阅读），仍禁止收入任何有关朝鲜战争内容的文件。笔者近年来一直从事有关朝鲜战争历史的研究，对这批材料情有独钟，因而进行了认真的整理、校对和编辑，只希望有一天这些珍贵史料能为众多以中文为主从事研究和写作的学者所利用。

　　1996年，笔者曾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史部合作，将当时收集到有关俄国档案（约270件）翻译和编辑成册，供内部研究参考（即所谓白皮书），后来又将其中涉及中苏关系的文件（138件）加以注释，发表在1997年《世界史年刊》上。然而，由于上述出版物发行量极其有限，能够看到这些档案文献的不过百十人而巳。况且，经过近几年的努力，笔者收集和整理出来的有关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巳有700余件，笔者很想出版一套有关朝鲜战争的中文版俄国档案专集。当然，这个理想暂时只能在海外实现 。

　　一位知名的世界史专家说：“有了沈志华主编的这批价值连城的档案文献，不仅苏联史和中国近代史要重新认识、重新书写，对20世纪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都要重新思考、重新评价。”

　　沈志华私人花巨资购买前苏联解密档案，无疑是一桩非常具有个性和想象力的个人事件，是这一代中国历史学家立足民间、独立求索的鲜活见证。自我生成的这种个人的能量，也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蓬勃活力。

　　除了俄罗斯，美国也是沈志华常去的地方，因为美国的档案是全世界最多，最开放的。威尔逊中心、国家安全档案馆，他和李丹慧成了常客。单是1996年那一次，夫妻二人每天在那些档案馆里埋头苦干8个小时，一干20天，从早上9点一刻不停地干到下午5点，中午一个三明治就对付了。有的时候为了节省时间，早上吃多点，中午干脆就喝凉水打发。美国的档案比俄罗斯便宜多了，复印一页只需两美分，有的甚至还免费。夫妻二人搜集购买了大量档案，精心作了分类，弄了8大行李箱回来，不知内情的中国人看他们一人拖着几个沉甸甸的大箱子，还以为是跑国际单帮的夫妻档。

　　在查找档案和有关文献的过程中，沈志华受到过不少“刺激”。

　　其中的一些“刺激”发生在国内。

　　某位学者手里有一本国外新出版的著作，沈志华想借来复印一下，不行。想问一下该书的书名、出版社，也不行。

　　某家研究机构订有一些其他单位没有的国外杂志，沈志华想去看看。第一次，看到了一些。第二次再去时，那些杂志全被收了起来。

　　而以他这样一个民间“三无学者”的身份，要想在中国看到一些加了各种密级的档案，连大门都别想进。

　　中国学术界都知道这样一件事，同是研究《再生缘》，郭沫若可以尽阅当时所能看到的珍贵资料，包括北京图书馆馆藏、郑振铎捐赠的“海内孤本”，而在学术界名气远比郭沫若大的陈寅恪就看不到。他只能凭记忆搜索，请助手查找，最兴师动众的也不过是靠“私谊”请外地的学生帮忙。

　　郭沫若可以在全国学术界众所瞩目的《光明日报》上以“排炮”的方式发表一连串研究文章，陈寅恪却只能以“偷渡”的方式，托老友章士钊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带出境外刊行，事后还要被有关方面追查，境遇之悬殊，又何可以道里计？

　　结果，尽管郭沫若是在1960年经人介绍读了陈寅恪的著作后，才心血来潮要研究这个课题的，却能迅速地使之成为国内学术研究的热点，而陈寅恪的《论再生缘》虽然早在1954年便已完稿，却只能如陆游所咏之梅花，“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根本无人问津。

另一些“刺激”则发生在国外。

　　俄罗斯使馆的冈察洛夫，原来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后来任驻华使馆首席参赞。通过学术界的朋友沈志华认识了他。冈察洛夫不仅抽出数小时的时间为沈志华解释档案原件中很多难以辨识的手写批语和签名，而且还把自己做研究时的好多资料赠送给他。

　　德国学者海因茨希博士，沈志华只是在学术讨论会上见过一面。然而当沈志华通过电子邮件向他提出想收集有关档案的时候，他非常慷慨地将他掌握的档案一一复印并邮寄到中国。

　　美国学者威瑟斯比女士，曾多次赴俄国查找档案，积累了大批原始资料。沈志华在美国时，她不仅热情地带沈到书房参观，详细介绍自己所收藏的档案文献，而且还亲自复印这些材料，无偿提供给他。

　　十几年的酸甜苦辣，使沈志华非常体谅中国学者查找档案和有关文献的难处。在收集到大量国外档案之后，沈志华并没有将这些档案封锁起来，奇货可居据为己有，相反，他要与他的同行共享这些宝贵的史料。因此，沈志华做出一个决定：“我带回来的档案，全部向社会公开。谁需要都可以查，可以使用。”

　　沈志华在他的绿茵别墅里专门腾出两个房间，搁放搜集到的两万多件档案史料，在朝鲜战争、中苏关系这两个领域内，他的档案全国最全。许多人做博士论文，专程到沈志华家查找资料，包括韩国、美国、日本、印度等国的学者也都远道赶来向他求助。国内学者更是穿流不息。因为现在俄罗斯档案馆不像以前那么宽松了，很多档案不再公开。他不仅免费把自己花巨资买来的档案供人使用，对国外和外地来的专家学者还管吃管住。他还自购了复印机，为求助者复印资料提供方便。

　　后来上绿茵别墅查资料复印档案的学者太多，一者实在招呼不过来，二者，也需要保持个清净的环境著书立说，他索性把主要的档案材料复印了两套，一套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套放在华东师大冷战史研究中心，这样让别人查阅起来就更方便了。他还把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原文自制成光盘，送给好几所大学，条件只有一个，就是必须供人自由查阅，而且不能收费。此外，他还把所有他搜集到的档案细目上网。在这一点上沈志华很得意，他说：“这些材料谁用我都欢迎，档案就是要让人利用，这样学术研究才能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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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不能让历史学家承担政治家的责任

　　一位哲人说过，“思想者是幸福的”。

　　笔者以为，思想者的幸福通常都是建立在自己的痛苦之上的。

　　于沈志华而言，这种痛，痛在心里，痛得深沉却永远不会麻木，有时甚至痛得他瞠目结舌无话可说。因为没有档案，与国际同行交往时，中国学者没少遇到过尴尬。

　　1997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者有中国、美国和俄罗斯的代表。会议筹备的时候，有关方面商定，与会代表都要展示有关的档案。会议上，美国代表拿出了国民党政权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宋子文与美国的书信和电报，有厚厚的一大本。俄罗斯代表拿出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会见苏联大使的谈话记录，数量也是不少。而中国学者实在拿不出档案展示给国外同行，不得不把已经出版的资料拼凑起来，冒充档案。

　　沈志华经常外出参加一些国际性的学术会议，总有外国学者问他，为什么你们中国人研究中苏关系总用苏联的档案，研究中美关系总用美国的档案，而不用你们中国自己的档案？

　　演讲时口若悬河妙语连珠的沈志华却无言以对，唯有一声苦叹。

　　多少年来，对从事国际冷战史研究的专家学者来说，不仅研究上禁区重重，而且档案文献始终不对专家学者开放，能够被利用来进行研究的档案资料，在文革前充其量只有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下发的三批资料，不过是尘封在各种档案馆里档案的九牛一毛罢了，完全没有做学术研究的可能。改革开放以后情况才开始逐步有了变化，2004年一月，中国外交部第一批档案公开解密，第一个赶去查阅是沈志华。就在笔者撰写此文时，外交部的第二批档案解密了，第一个进去查资料的，还是沈志华。

　　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沈冰邀请他到《新闻会客厅》，就外交部档案馆开放档案问题，请他谈谈感想。沈志华谈正面的多一些，毕竟，从过去几十年的完全不开放，到现在的逐步开放，总是一种可喜的进步。他这也的确是有感而发。作为一个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在研究工作中曾经历过的种路苦楚，他当然也不愿意回避，而希望通过中央电视台这个平台，向有关方面发出一些呼吁。

　　档案搜集的过程让沈志华感慨万千，不管是受到俄罗斯档案馆的冷遇还是美国档案馆的周到服务，沈志华都在国外达到了自己的搜集目的，最令沈志华挠头的，反而是在自己家门口查档案。2006年之前，他曾去过中央档案馆三次，手续复杂不说，连一张纸片儿也没有见着。一次想查找苏联专家的资料，向一个部委的档案馆求助，被对方干脆地拒绝说，不向外人开放。沈志华问什么叫外人，对方回答：“该部委以外的人都是外人。”

　　沈志华和李丹慧自费沿中苏、中蒙边界跑了十多个省包括重点市的档案馆。

　　沈冰问：“为什么跑那么多地方？”

　　沈志华答：“就因为在上面看不到，只能去地方试试。”

　　然而，即便到地方，他也收获甚微，这完全要看当地档案馆的具体执行人。价格也是一口价，高得出奇，你要嫌贵就别来我这儿复印。千里迢迢赶过去，可以随便看的少，有的单位连门都不让进。最令他俩焦心的是有时要查找一些加了密级的档案，不得不先让领导层层审，县公安局审过还得等县保密办、县政法委审，一审就是三五天，夫妻俩就得在旅馆里呆三五天。倘若赶上领导开会、出差，等待的时间还会更长。

　　1998年4月，沈志华来到某省档案馆。在靠近档案馆的地方找个旅馆住下来，希望能够在这个档案馆里查到有关苏联专家工作和生活的档案材料。

他叙述当时的情况时说：“档案馆上班的时候我来，下班的时候我走，好几天的时间里，天天如此。我希望我的这种执着能够感动他们，使他们能够允许我复印一部分档案。开始的时候，还真不错，让我复印了，我复印了1000来页，还想再复印一点，但他们不干了，说复印得多会造成档案馆搬家，还得要请示外交部，外交部电话答复说可以复印。但是他们又要求外交部正式行文，外交部怎么可能为我沈志华个人复印档案而正式行文呢？最后复印的档案他们也不准我我拿走，现在可能还在这个档案馆里放着呢！沿着中苏、中蒙边界所有省的档案馆和一些大企业的档案馆我和丹慧都去过，有的档案馆连大门都不让进，在一家大公司的档案馆里，只能看，不许抄，不许印，不许拍照，那实在是要考验我夫妇俩的记忆力了。”

　　他还向沈冰谈了中国的档案开放与美国、俄罗斯相比的差距，他说：“我感觉差距还挺大的，从管理的角度来说，美国的解密程序比较简单，它专门有一个委员会，我和李丹慧去美国两个月，复印了8个皮箱的档案，不限量，你印得越多他们越受鼓舞，因为美国人把这看成是对他们工作的肯定。在美国的档案馆中，如果你做的项目是他们所关心的，是他们非常感兴趣的，你可以提出申请，你来往的机票、吃住和所有的费用他都给你包干。我们那次去美国就是这样，所以我复印了8皮箱的档案也没有花多少钱。他给你打包，还帮你运走。在莫斯科，档案馆有一个很好的做法，就是他们分别与某一个研究所紧密合作，因为档案馆本身的研究能力有限，他们保管档案，但对这一段历史并不非常熟悉，比如俄国的苏共中央档案馆保存着大量中苏关系的档案，于是就请来远东研究所的大批研究人员合作，共同进行研究，很快就能拿出学术成果。”

　　沈志华说，这种做法很值得中国档案部门借鉴。

　　其实中国早就公布了档案法，也有法定的30年解密期。但没有颁布实施细则，也没有规范和科学的解密程序，所以档案法和其它不少法律法规的命运大致差不多。任何法律都是纸面上的东西，具体执行就得看人的素质和法律意识。某件或某些档案即便早已过了30年法定保密期，但能否让你查阅，仍然得由档案保管者说了算。于是便出现了种种奇怪的现象：同样一件档案，在这个档案馆可以看，在另一个档案馆就不能看；在同一个档案馆，这个馆长批准查阅，另一个馆长却予以拒绝；甚至有些已经公开宣布解密开放的档案，研究者要复印还需中央有关部门出具公函。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把档案的解密和利用两个职能集于档案馆一身，就是说档案馆既要负责解密工作——这使它承担了重大的保密责任，又要负责利用工作——这使它承担了为研究者提供服务的责任。这两者显然是互相矛盾和对立的。

　　沈志华绝对不是哈美族，但他不能不承认在档案的管理和运用上，美国人做得的确比中国人好得多。在美国，档案解密是由一个专门机构负责，那里有一批经过专业训练并掌握国家政策的工作人员。凡是不影响国家安全和涉及个人隐私的档案，到期都会得到解密。而档案馆只负责保管和为研究者提供服务，他们的目的就是使尽量多的学者在那里使用尽量多的档案，档案的利用率，就是他们业绩的标尺。凡在美国做过研究的人，对此都有深切的体会。

　　沈志华对此感慨多多，他认为新中国这几十年是怎么走过来的，公众有知情权，了解过去，才能知道未来的发展方向。面对二十一世纪学术研究发展的国际化和公开性前景，中国学者只有在收集和利用档案文献方面开拓出一个新局面，才能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历史研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档案馆的制度革新。

　　历史研究者和档案保管者同时面临着挑战，形势要求档案文献的解密、保管和使用逐步走向科学化、正规化和制度化。与此相应，新史料的不断涌现，又将迫使学者不断地对历史进行重新认识和表述。因为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耐心细致地对这些的档案资料进行考证、探寻和对比、分析，人们才有可能获得一幅相对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卷。

　　沈志华重新杀回中国史学界以来，穷尽心智，将其主要精力投入到研讨重大历史事件发生、演变的真相，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对于正在兴起的“民间修史”思潮，作了一个强劲的推动。在地缘政治、全球化、学术自由诸方面，以自己的身体力行拓开民智，冲击中国人的思维。

　　沈志华利用历史真实细节，引证，采访，加以实证，再从历史、文化和文明上的超然视角加以研判，如同我们的祖先在《史记》、《三国志》中所做的那样，直面历史，不为尊者讳，即便是敌人，也要对敌人的优点进行冷静的和恰如其分的肯定。凝聚着沈志华教授心智结晶的一篇篇论文，一部部专著的出版，对国人看世界、思考当代史、观察地缘政治变动等等，都产生了巨大冲击和影响。因为，在他的文章里，有着独立思考者最为宝贵的探索历史真实的勇气与智慧。

　　沈志华曾经问自己，历史学家到底是干什么的？最后他在实践中找到了答案，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还原历史本来的面目，所谓以史为鉴，古为今用，那都不是历史学家应当考虑的事情。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尽最大的努力，使历史恢复它本来真实的面貌，弄清楚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怎么发生的？由于种种的原因，在人们头脑中留下的历史，往往是虚假的，或者是被故意歪曲的，或者是残缺不全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政治的开明，档案文献的陆续解密，史料的不断出现，历史学家也就有了更多的条件和机会，来还原历史的原貌。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已经非常非常之不容易了。至于说怎么利用历史来为现实需要服务，这不应当是历史学家应当考虑的问题，更不是历史学家的责任，而是政治家的责任。

　　历史学家从来不会说，政治家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做，而只是告诉他们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哪些事情对国家的兴盛起了积极的作用，哪些事情做得不好，导致了国家的衰亡。仅此而已。至于从历史进程中汲取到了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怎么解读这段历史？有什么样的理解和领悟？汲取到什么样的教训和经验用以指导当前的实践，那就是政治家自己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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