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世涛：我的阅读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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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说，从买回一个散发着臭气的破旧本子，到以它为基础完成一篇清清爽爽的论文，那种成就感是无与伦比的；而一个局外人写的论文得到历史当事人的认可，这感觉同样非常奇妙。
书呆子总要读很多必要的和不必要的书才会成为书呆子。如果书呆子希望为书世界做点菲薄的贡献，免不了变本加厉，更加卖力地阅读。结果也就更进一步地成为书呆子。我的情况正是这样。
在书世界里泡了这么久，对于必要和不必要的书，自然会有一些经验。这些经验中的大部分事后看并不很重要。比如某个时期，我曾经非常痴迷某种类型的书，找来很多并且读了又读，时过境迁，这些阅读并没有带来多大影响——不管是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三国演义》小人书或金庸、梁羽生的小说是如此，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文献也是如此。
当然，也有少数阅读经验，对我的生活产生了深刻持久的影响。我下面要说的，正是所谓“阅读改变人生”的少数经验。
回想起来，我最重要的阅读发生在16岁。当时我还是河北省辛集市第四中学（一所离县城很远的学校）的高二学生。在教科书和课外习题之外，乡下所能找到的书非常有限。那年假期，二哥从哈尔滨回到老家，带回来《宗教哲学》（作者约翰·希克，何光沪译，北京三联，1988）和《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析》（符钢战、史正富、金重仁著，学林出版社，1986）这两本书。我很快把这两本书塞进了自己的书包。以后，每天早自习或晚自习的时候，我都读会上几段。这样的阅读进行了大约一年，却几乎从来没有读懂过。天天读也读不懂、却又很想读懂的情况，跟以前的阅读经验完全不一样。也正是从这种奇特的阅读中，我第一次感受到理智的快乐。
这快乐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高中毕业填报志愿时，我每一所大学都写上了哲学和经济学这两个专业。有时候哲学排第一，经济学作为第二志愿；有时经济排第一，哲学作为第二志愿。而在填中国人民大学的时候，我鬼使神差地把经济学放在前面，哲学放在了第二。结果，我得到了人民大学经济学专业的入学通知书。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经济学书。
对于知识贫乏的农村少年来说，《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析》和《宗教哲学》当然不是理想的读物。但它们确实深刻地影响我此后的生活道路。
我另外一次重要的阅读经验发生在硕士研究生期间。大学是撒欢的好时候。在那个好时候我乱七八糟地看了不少书，但很不得法，并没有在某个领域打下扎实的基础。研究生考试要老老实实准备，攻读《现代西方经济学》之类的教材。可这终究是为了考试。跟从彭刚教授学习发展经济学后，我惭愧地发现自己还不懂什么经济学，于是决心认真读上几本专业的经典书。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张培刚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第一次将创新置于经济学讨论的中心，是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经典著作。就在这个时候，这本书进入了我的阅读范围。很有点意外的是，我居然读完了这本纯理论著作，而且居然完全明白。这是第一次感到读懂经济学经典的理智快乐。
接下来扩大战果，我顺藤摸瓜又读了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绛枫译，商务印书馆，1979。可能因为顾准尚未平反，遗译只好用“绛枫”这个笔名）、《从马克思到凯恩斯的十大经济学家》（宁嘉风译，商务印书馆，1965），还有他的皇皇巨著《经济分析史》（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这些书从原著到译文都是第一流的，我读了又读，深受教益。比如，有关启蒙运动时期的道德哲学最基本的了解，就是从《经济分析史》开始的。
其实，从经典著作入手进入某个领域，是欧洲的学术传统，而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并不是这样。现在美国第一流的经济学家通常不会对哪部经典或以前的哪位作者那么操心。可那时候，我对这一点还没有清晰的认识。凭着对熊彼特的独特感情，在后来十多年，我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收集、阅读有关创新的理论和经验文献。我甚至还从事了与创新政策有关的工作，先在研究机构，后是政府部门。个中滋味，一言难尽，但终归是从熊彼特开的头。
另外一个对我影响深远的阅读事件，发生在2010年。那年春天，瑞典隆德大学（Lund University）的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教授为《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他是这部权威著作的主要作者之一，另外一位作者是哈佛大学的麦克法夸尔教授）来到北京。学术界为他和他的这本书举行了小型研讨会。因何蜀、吴迪两位老师的推荐，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提交了长篇评论。在这以前，其实我对“文革”历史几乎还一无所知（惭愧！）。为了准备书评，我不得不反复阅读《毛泽东最后的革命》这本书。读到最后，发现书后索引（索引往往是有趣的！）中包括几种没有公开发表过的红卫兵日记手稿。那天开完讨论会，我就问沈迈克，这几种日记手稿在哪里找到的？他告诉我：潘家园（！）。居然是潘家园？！我也是那里的常客啊！
从此，逛旧书摊的时候，我会顺便翻一翻日记本，但觉得茫无头绪，也无从下手。这种情况维持了一两个月的时间。直到有一天，我再逛地摊时，随手翻看一个破旧日记本，赫然发现其中写有“卞仲耘”字样。我恰好读过《记忆》杂志北师大女附中校友冯敬兰主持，宋彬彬、刘进、叶维丽和于羚关于卞校长之死的讨论，还记得卞仲耘是女附中的总支书记、副校长。所以，这次没有犹豫，花5元钱买下了这个破本子。这实际上是我买到的第一个“文革”日记本。
这个本子似乎被浸泡过，散发着一种特别的臭味。我在地摊浏览的时候已经发现这一点；而回家之后，本子的臭气更加浓郁和富有杀伤力。于是我复制了几份，一份留下来自己使用，另外几份送给了女附中校友。而这几位校友又帮助我弄清了本子的作者是北师大女附中66届某班同学。
在反复阅读这本日记的基础上，我写了一篇《“文革”是怎样发动起来的：以北师大女附中为例》。这篇论文先在《记忆》发表，后被收入一本论文集，还作为参考资料，被李红云教授收入2014年北师大女附中师生见面会的会议文件。老实说，从买回一个散发着臭气的破旧本子，到以它为基础完成一篇清清爽爽的论文，那种成就感是无与伦比的；而一个局外人写的论文得到历史当事人的认可，这感觉同样非常奇妙。
买第一个本子取得的成功大大增强了我采购日记手稿的信心。再到旧书摊时，我习惯于先浏览日记和笔记，遇到有文献价值又价格合适的就会买下来。平均来说，每次逛地摊会有十几册的收获；运气好的时候，一次能够买到几十册甚至上百册不错的日记。日积月累，几年下来，规模已经相当可观。这些日记书写者的身份形形色色，从中央部门领导到普通售货员、农场职工、解放军战士，内容更是五花八门，从家庭日记账到中央会议精神或中央首长讲话的传达记录。
从这些日记手稿，我还认识了与日记内容有关的很多传说中的人物，并和他们建立了信任关系。通过日记和朋友，我发现我们所阅读的历史，通常经过了仔细的筛选，而筛选之后留下来的事实，也经过精心的梳妆打扮，以有些变形的方式呈现出来。权力的强势蛮横，作者的奉承顺从，都在当代历史著作中留下深刻的印记。
在发现书世界随处可见的缺憾和谬误之后，我觉得除了本业，还可以为历史研究做一点工作。所以，每个星期六的下午，我都固定下来，粗略浏览新买回来的本子，为它们一一贴上标签，注明作者的身份和日记的时间范围。我期待有一天，这些本子能够在填补、充实和修订历史记忆方面派上更大的用场。而这一切，其实都可以追溯到2010年春天，那次为准备《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研讨会所进行的认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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