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凌：忏悔者（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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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者曰：此文摘自《博客天下》2014年2月11日期

杨里克的头脑里，像胶片一样保存着1967年某个黑夜的图景：

四川西昌一座钢厂，杨和3个红卫兵押送一个对立面的“俘虏”走向河边，执行枪毙。俘虏是二十来岁不知姓名的成都知青，他看起来非常不甘心，先是哀求饶他一命，说家里有孤苦无告的母亲。被拒绝后，绝望地仰望夜空，发出一声长叹：“难道今天是我活在世上的最后一天吗？”回答他的是押送者的沉默。

在河边的荒草中，枪声划破寂静，杨里克的两个同学开了火，成都“知青”应声落入水中。随后身体慢慢浮出水面，顺流漂浮。

起先手持轻型冲锋枪旁观的杨里克此时头脑发热，想起武斗中自己“冲锋在前”的好名声，突然扣动扳机，向着河中远去的“遗体”抑或是尚有活气的身体补火，连串的枪声倒把“战友”们吓了一跳。

回去途中，沉默中杨里克说了句话：“这年头，杀个人比杀只鸡还容易。”

这个顺水漂去的知青却是没有反抗能力的俘虏。几十年之中，一个困扰始终纠缠着杨里克，他补火的对象究竟是否一具遗体，他是否是杀人者之一。

近年来，接触到网络的杨里克写下了困扰自己的往事，并且开始搜集整理西昌武斗中的死亡者名单。“大的运动下面，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有各自的喜怒哀乐。把单个死者的名字和经历写下来，这很难得。”

这种类似德国纪念犹太人的“绊脚石”行动的设想，很快让杨里克成为了亲属和熟人圈子里的“绊脚石”。没有人愿意配合他，即使是当初同一派别的人。在河边首先开枪处决成都知青的一个同学，今天是一个身家殷实的老板，和杨里克鲜有交流，杨在文章中也不便点出其名。

孤独的杨里克在天涯社区上发出呼吁：“谁杀过人？网上聊聊！”

在同一个网络社区上，广州的周继能给自己取名“蒙泰尼里的神父”。不是来听取“牛虻”忏悔，倒是曾经叛逆过的“牛虻”再次回到神父面前，剖白内心的罪与罚。

周继能没有杨里克那样惊心动魄的经历，却保存了大量“文革”中的小报、介绍信和其他材料。

从2006年开始，他以材料和记忆对照，把自己在“文革”“清理阶级队伍”中的经历逐次写下来，兼及别的“文革”史事，构成一个“我的文革博物馆”系列，并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了“文革忏悔录”，其中主要是几次伤害老师的经历。

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导致了学校教导主任被打死。这位老师“文革”初因历史问题被驱逐回乡下，生活无着又回到城中。周继能在军训团办公室发现了这位老师的申诉状，认为是闹翻案，带人贴出大字报。几天后这位老师被学校“主义兵”打死抛尸，完全出乎周继能意料，他感到震惊。但军训团并没有上报，周继能“内心稍萌的罪恶感很快平息了”。

“文革”之后，学校曾经调查这位老师的死亡情况，周继能踌躇再三没有前往，尽管他知道下手最狠者的姓名。但从那时起，犯罪感重新回到了周继能心中。

2000年，周继能注意到《南方周末》开辟的“忏悔录”专栏，他写下了“教导主任之死与我”，发表在这个栏目上。

4年之后，周继能开始接触互联网，网络上的信息让他感到震惊，一发而不可收，开始经营自己的“文革博物馆”。周继能反省了自己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中受军训团重用抄家斗人的经历，除了教导主任的死亡，周继能还写到了抄化学老师的家、跨在自杀未遂的物理老师身上拍照以及陪同一位女红卫兵讯问被关在柜子里的一位老师，导致其被木棒打头和砖头砸脚的情节。

杨里克和周继能是近年来陆续出现的“忏悔者”群体的缩影。

不同的忏悔方式，既包括陈小鲁这样的同学会集体活动、“八五事件研讨会”，也有像王克明、陆建一等人组织当年的红卫兵编写书籍《我们忏悔》，更多的则是借助媒体和网络发声，也有的是在个人作品、传记、回忆录和口述史中提及，譬如知青作家老鬼的《血与铁》，以及学者钱理群、杜导正、冯亦代等人的回忆录。

钱理群近年在杂志发表文章《示众》，披露自己当年反右中奉命“义正词严”批斗同学江之浒的材料，自评为“把他人推入万丈深渊而自救，依靠奴才式的卑劣表演度过一劫”，不惜将自己“示众”。

“示众”之外，不乏私人性质的道歉。1989年，老鬼将处女作《血色黄昏》送给赋闲的胡耀邦，作为对早年亲手以押缚胡耀邦以“喷气式”接受批斗的歉意，事后接到了胡耀邦“书收到了，向他表示感谢，过去的事不用再提了”的口信。

1993年夏天，和卞仲耘一起挨打的胡志涛收到一个红卫兵学生寄来的一本挂历和一封信。这名学生在信中为在1966年8月5日打了她表示道歉。“杰出校友”事件之后，北师大女附中的一些同学曾来到王晶垚家中看望并合影。

在零星出现的忏悔者背后，是庞大的在暴力核心保持沉默的人。在整个“文革”众多非正常死者的背景上，只有王冀豫、杨里克、张红兵少数几个人出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武斗杀人者”王冀豫说，他的同学中不少人有“文革”中打死人的经历，但“他们不说，我也不说破，见面一笑，心照不宣”。

近一年来的知名道歉、忏悔者，除了陈小鲁、周继能、王冀豫等人，还有与父亲共同揭发“弑母”的律师张红兵、在杂志上登广告致歉的刘伯勤、卢作孚的孙女卢晓蓉等人，大多年逾古稀，其中鲜见官商中枢人物。

正因如此，元帅之子陈小鲁的道歉，盖过此前忏悔者的所有声势。

身处高位而曾忏悔的，只有“文革”结束初期的周扬、陆定一等人。

周扬从“文革”前的“文艺界沙皇”转向1980年代的人道主义者，他曾经对自己早年执行阶级斗争路线、打击异己的行为表示忏悔。

陆定一是在位高官对当事人道歉的孤例。他曾经对学者于光远称：“我在中宣部的十几年中，无非是整完一个人接着整另一个人。”

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女教师孙历生在“文革”“清队”中上吊自杀，这位秀外慧中的女性是王蒙小说《蝴蝶》的女主角原型，也是于光远的妻子。1957年孙历生被划成“右派分子”，罪状之一是曾经说过陆定一“作风粗暴”。这直接导致了她在“文革”中的死亡。根据学者王友琴的记载，陆定一为此曾向孙历生的女儿道歉。

对于更多的过来人来说，无法脱下白手套的原因是手上不干净，却又不愿承认。

学者吴思注意到，中国人在1949年后的政治压力和思想改造中一次次地忏悔，甚至包括自己不能选择的出身。近年来出版的聂绀弩、李慎之等人的检讨书文集，就是知识分子这一坎坷心路的注脚。但当时人们忏悔的往往是有价值的东西。

而当政治压力过去，国人需要自主地直面良心之时，却失去了忏悔的能力。这或许也是一种“透支”。

有些奇怪的是，面对零星的忏悔者，是更巨大的受害者的沉默。

本刊记者联系了多个学校的十几位老师，绝大部分都不愿出声。四十七中因为“流氓”罪名被打得险些丧命的一位老师，在电话中不无凄婉地说，自己“文革”中“挨了点打”，但“文革”后学生们也来道歉了，关系也修复了，“还说什么呢”。

八中一位曾经被学生骑自行车用绳子拴脖拖到会场的校领导，思忖再三表示，自己年纪已过八旬，现在没有精力去思考“文革”的事。在各校的校庆见面会上。老师对学生们一再强调的是，学生当年保护了他们，而他们对学生以后也给予了好的政治结论。

王友琴在采访中，也遭遇了这样的集体沉默。出于各种顾虑，很难找到愿意接受采访的当事人。一位女教师开始想要接受采访，被周围人劝说转为拒绝，以后又鼓起勇气找到王友琴，说自己“还是不甘心”。至于那些打人者，几乎没有人站出来承认。

卢晓蓉的祖父卢作孚自杀后，父亲受了很多迫害，但此后一句话不说。

卢晓蓉分析了其中原因：传统的恕道；更重要的是，不愿提及往事，涉及太多的人事，怕得罪人；心理伤痛不愿再提及；最后一个原因，受害者会有恐惧感。陈小鲁直率地承认，老师不愿讲话的一个原因是当年的老红卫兵多是干部子弟，现在是社会中坚阶层，怕得罪人。

前述被绳子拴脖的八中前校领导有几分歉然地对本刊记者说，“‘文革’，我亲身经历了挨打。但我个人的力量很微薄，有更合适的人来做。太多具体的人事，没意思。”

北大附中语文老师吴祖兴的想法，或许能代表多数老师的心路。

他在“文革”中挨过批斗踢打，受过人格侮辱，但他并不觉得需要学生们忏悔，“因为他们年龄都太小，在‘革命热情’下盲目地成为了工具。他们自己也很后悔。”以前斗过他的班级，由于有了相互理解，恰恰是以后和他来往最密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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