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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杰专访 悲悯的凝视
文章来源：《民间》第三期 作者：翟明磊
他称自己是纪录片劳作者。10年，他拍摄了众多底层的劳动者。一部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在民间流传，无数的人开始谈论这个拥有精神力量的血性女子。而作者胡杰，这个带着悲悯镜头的大胡子，却一直在神秘中沉默着。本刊独家专访，“接受《民间》的访问，因为我是属于民间，也是一个行动的人。”
远山
“ 记住!听到嘎嘎的怪声,就是要塌方了,跑还得及 ,要是堵在洞里也不要急,吃煤,吃煤可以活下去.”
在海拔3700米的矿洞里,矿工告诉胡杰。
在黑暗中，胡杰只能听到自己缺氧的喘息，什么都看不到，矿工们却告诉他“这儿只能一个人过，这儿可以放下一个团。”他只捧着机器，矿工却一人一天要背出1200公斤的煤，跪在水里挖煤。所有的工具只有煤锹与箩筐，一个小油灯，这儿的矿工甚至十有九个没有柳条安全帽。全部矿工没有一份合同。不成文的规矩：一条人命是五千元。因为洗一个澡要两元，矿工在几个月中从不洗澡，全身只有眼珠与牙齿是白的，衣裳褴褛如同野人,当地人称他们“窑猫子”。他们是最原始的劳动者。
整整二十多年了。
1995年6月，一个叫胡杰的大胡子来到这儿。他和矿工生活了两个月，每天上下矿井，有一句没一句说着话。说得这些最沉默的人告诉他，“在地上讨生活，有各种税费，孩子要念书，在南方打工拿不到钱，惹一肚子气。可在这儿，最好的劳力，五六年就会得矽肺病，气越喘越小。为了孩子，拼了。塌方还不怕，最怕挖上去是水，全完蛋了。”
这时他才拿出了摄影机。
“为人民服务，谁是人民，这些矿工就是人民，谁为他们服务，这些死亡线上的人。”胡杰说：“我只是纪录劳动。”
这里一切都在使用着一百年前就有的工具，只有矿头有着现代工具，那就是半自动小口径步枪，用来对付暴动的矿工与外来人。
一天拍着，突然来了一个人，原来是矿上的干部：“你拍这些干什么？”
“我觉得他（矿工）特别让人震憾！”
“我们也这样认为，但他们就是这样的人！”
每个与胡杰说话的干部，故作平静，但说到窑猫子的处境，脸都会抽搐一下。
矿工的话却让胡杰最深处在流泪——“这样拍，是不是给社会主义抹黑？”
“是社会主义给你们抹黑。你们不该这样活下去。”
胡杰为他们感到屈辱----多本份的老百姓，他们想的第一个念头竟是国家。
最开始，矿上觉得他只是一个过客，请他喝酒，喝醉时，矿长说“我们在犯罪，工人这样的劳动，这样爬着是犯罪。把山全毁了是犯罪。我不干时，我就来这儿植树。”第二天早上，矿长还醉着，一辆辆运煤车从没有人看守的收费站呼啸而过。
一个月过后，矿上终于发现苗头不对。——那个胡子一直在拍啊。
“他们要杀了你。”矿工告诉胡杰“赶快走。”
一天傍晚，在操场上，一颗子弹从胡杰肩上飞过，足以穿透心脏。
他离开了，就这样他拍了《远山》。
平原上的山歌
与死亡擦肩并不是第一回了。在一次纪录藏民迁徙的拍摄中，藏民骑着马，胡杰走路跟拍了30公里。一星期后，胡杰在海拔4000米的地方离开大队伍回去取电池。因为周围的大山都是差不多的，他迷路了，走了一天后又回到了原地，疲惫的胡杰快跨了。最危险的时刻，他灵光一现，他要爬上最高的山，在剧烈的喘息中，他以十米为一段距离，每爬十米，就将目标订在十米外的一块石头上，……他爬上了山顶，看清了道路。从早上七点走到晚上八点，他活下来了。
在胡杰的镜头中，全部是劳动者的身影。在山东海边，五六级大风中，跳到大浪海水中捞冻菜的东北农民，跳上岸后，来不及脱下胶服，就要卷上一颗烟，划破的双手剧烈地哆嗦着。
当有人问“为什么总是拍边缘的人？”胡杰会平静的回答：“他们不是边缘的人，而是中国最大多数的人，他们只是不被主流媒体看到的人，说他们是边缘的人是有角度的，是站在既得利益团体看中国最普遍的人群。你能说下岗工人是边缘的人吗？所谓边缘只是被主流媒体边缘化的人，在我看来，那些既得利益者才是边缘的人。”
“有纪录片导演说，纪录片是给黑暗的世界送去光。”我问。
“那是拍纪录片的人自己想的，那些劳动者才不需要光呢。纪录片只是打开了一扇窗，让不了解的人们互相了解对方的生活。社会冷漠的根源是相互之间不了解，不了解产生了隔阂，隔阂让人们变成一个个原子。”
世界远比我们想得复杂。
有一次，胡杰要拍摄被拐卖到山东的云南姑娘罗小佳的故事。
拍摄前，胡杰满脑子想的是“拐卖人口是非常犯罪的行为，我要纪录犯罪的过程，通过这个让被拐卖的人获得新生。”
结果发现，四十个被拐卖的姑娘，二十个留了下来。拐卖者在云南对父母说是带孩子去外面旅游，被拐卖的父母当然知道旅游是怎么回事。他们对拐卖者是放心的，知道拐卖的人会把女儿交给山东的人家做媳妇。父母可以拿到一笔钱。
“贫穷不到这一步不会这么做。”心甘情愿让女儿拐卖的父母并不是狠心的人，他们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对女儿充满了思念。
每天，一个身影孤单地对着山东的晨光：
“夜半三更我悄悄地起床，
站在窗前遥望着南方
眼泪在山中滚滚地流淌
流到我妈妈思念我的故乡。”
胡杰深深地被25岁罗小佳的歌声打动了。
山东的婆婆终于同意让媳妇回家看看。这时罗小佳离开家已十年了。胡杰陪罗小佳回去，“你一定把我的老婆送回来”罗的丈夫说。“我不能承诺，如果她愿意留下，我不能把她送回来。”几十小时的铁路后，是整整一天的山路。胡杰用脚与罗小佳走过。
云南的山民会用山歌即兴抒发感情。当罗的母亲看到女儿时唱了一首歌：
我的女儿叫我唱山歌啊
我们多热闹啊
啊，我们共产党领导五十多年啊
我的女儿去了山东省
我望四面八方望不见
这次回到我的家
我多高兴啊——
哎，我的女儿回来了——
我的心里多喜欢
啊，愿她的一生幸福太平——
啊，我女儿要回远方的家
我心里多么想她——
愿她一生幸福太平”
罗小佳回到了山东的家。
“拍摄让我不断纠正对现实生活的看法，我没有半点框框地走进生活中，讲了这个故事。”
胡杰拍到了被拐卖女人的悲伤与美丽，也曾拍到了拾垃圾者的尊严：那些死命踩着垃圾的人捡到存折交给居委会没有半丝犹豫。“生活是那么残酷，劳动的人是那么善良。”
寻找林昭的灵魂
在胡杰的工作室有一幅素描，一个头像，一个被纱布层层缠绕只露出双眼的头像。这是胡杰最喜欢的一张画。
这是同狱的犯人见到林昭的最后一眼。这时狱方已是相当恐惧，为了不让林昭说话，他们用纱布把林昭头裹起来，只露出双眼。在那个采访者的讲述中，胡杰流着泪画出了那幅肖象。
林昭是中国反右时期一个普通的右派，不普通的是她，一个文弱的被称为“林妹妹”的女子写下了十万字的血书，批判专制。
林昭曾是一个疯狂的革命者，她曾经把地主浸在冬天的水缸里。她曾经把毛主席看成自己的父亲，她曾在信中说：“革命有一种残酷的美。”“我要把灵魂洗干净。”
渐渐地她开始思索：“毛泽东是错的。”当时，思想是危险的，你可以怀疑，但没有人敢站出来，恐惧，在生活中如影随形，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在一夜之间无声无息地消失。
胡杰说：“她没有疯狂，曾有一个机会，医生让她承认自己有了精神病，可以帮她脱离罪责，林昭回答：“我没有病，如果我承认自己是精神病，将来的人们会因为是精神病人写的东西，而忽视我的血书。”
在牢狱中，在残酷的刑罚中——卫生期解手时仍戴重铐，头皮被撕开……，林昭没有疯狂反而回到了一个普通人。她给那些残酷伤害她的检查官们写信：“先生们，人性——这就是人性——这就是人心啊！为什么我要怀抱着，乃至对你们抱着一份人性，这么一份人心呢？……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寻找林昭的灵魂拍摄完成后，在民间手手相传，人们为之落泪、为之感奋。仿佛那幅画像的象征，看见恶时，我们可以行动，用手脚行动， 当手脚被缚时，我们可以嘴去呐喊，当嘴被缠住时，我们可以用一双眼睛去凝视，当双眼也被蒙住时，我们可以用心祈祷。
“这是一个信仰破灭却没有建立的时代，而林昭最特别的是她的原有信仰破灭后，又找到了真正的信仰。”胡杰说“这也许是这部片子能流传开来的原因。”
一个被蒙住了嘴和耳鼻的弱女子，在被枪杀三十七年后通过一部纪录片崩发出如此强大的精神力量，唤起了多少人的良知！这真是件神奇的事。
其实从林昭身上获得力量的，还有胡杰自己。
1999年7月，在开始拍摄林昭一个月后，胡杰被迫离开原来的工作单位。“好小子，你们不让我继续工作，我偏偏要拍好片子，咱们走着瞧。”胡杰横下一颗心。
带着白馒头与榨菜采访。用卖画的钱维生，他画过只值二十元，五元的插图。
没有任何介绍信与工作证，胡杰只有把自己放在采访者面前，一遍遍讲述林昭，“我只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林昭的故事。”
在拍摄林昭时，胡杰开始了一遍遍与林昭的对话。
一开始，在胡杰心中，林昭是一个勇敢的烈士，可望不可及的英雄。第二版编辑时，胡杰加进了林昭在狱中给母亲的信，信中写的是想吃的小吃与菜单。“其实林昭是个很馋的人，她经常在苏州吃小吃。贪吃，爱吃。”胡杰微笑着。
渐渐他知道了，林昭是有许多恋爱故事的女人。
在拍摄中，朋友给了胡杰最大的帮助，在一个个陌生的城市，一个个普通人接纳了胡杰。
是一位公安人员将部分血书从狱中带出交给林昭妹妹，为此有人付出生命的代价。
一个中年人，抬手捐给胡杰几千元。胡杰很吃惊，那人一挥手：“嗨，收下，我是大老板，这点钱算什么。”后来交往深了，才知道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退休工人。是个非常节俭的人。他的一生只有两个心愿，有人传播林昭的故事，建一所小学。
胡杰的每部片子出来，都有一批朋友一起观看，严肃地探讨、批评，每次反馈后再改进。他们在一起创造着民间自己的文化。
胡杰是个温柔的人，也懂得尊重别人。有些纪录片或新闻工作者会强行冲进一些场合，拍摄别人，胡杰从来不。每次他均是预约，直到别人愿意，他才打开镜头。
看到电视台记者打开镜头推开门，强迫别人接受采访时，胡杰评论：“那个摄象机背后是权力，我不能贬低别人的人格来获取我想要的东西。”
从林昭身上，胡杰还看到了宽容。
不久前，东北一所大学的老师卢雪松在课堂上放映《寻找林昭的灵魂》，被学生告密，校方取消了她的讲课资格。一时民间舆论对告密学生很愤慨，胡杰却持宽容态度：“这是一个年轻的女学生，她看了林昭的片子，吓哭了，觉得不可能有这样的事，不可能有这样的时代，认为老师在骗她，才告诉了校长。”
在拍摄中，也曾碰到一些可怕的危险，胡杰从林昭那学到“恐惧是没有用处的。”他停顿一会儿说，“如果你看透了生与死，没有恐惧。”
让胡杰印象很深的，一位70岁的老人，林昭的同班同学，电话里平静沉着，在为胡杰打开家门一刹那，却嚎啕痛哭。他哽咽着对惊呆了的胡杰说：“马克思说，法兰西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骨气的人。”他顿了顿“我觉得林昭就是一个有着那种骨气的人。”
“我们曾经是没有骨气的人，林昭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有骨气。”
这是一个大爱可以战胜恐惧的故事。
公民行动的记录者
独立并不是孤立，在胡杰身边有一群民间的支持者，最大的支持是他的爱人，支持方式是特殊的，她与他划分“界线”：“胡杰不用养家，但拍纪录片的钱不能从家里拿，自己解决。”这种清清白白的界线，让胡杰在清贫的生活中拥有一个欢乐的家庭。
纪录片也没有影响家庭快乐地成长。
王克勤是国内知名的调查新闻记者，百姓的代言人，胡杰拍摄他的纪录片。
为了写一篇批评报道，王克勤与胡杰走乡过田，某县政府见来者不善，邀请王与胡杰喝酒。
明知是鸿门宴，王克勤与胡杰单刀赴会，18个干部每人要敬王克勤三杯酒，王并不托脱，54杯白酒下肚，一番虚心假意的祝词后，王克勤猛得端杯，声音洪亮：“我现在要回敬各位，第一杯，你们在某月某日绑了农民***，第二杯，某月某日，你们打了一个没有交费的农民***，第三杯，你们挪用了农民的救济款……你们干的好事，我一清二楚。”王怒目圆睁，大小官员无不大惊失色，面面相觑。
“这是我这么多年来没有拍下最好的镜头。太有戏剧性了。”
从王克勤身上他看到了纪录片不仅是观察也可以直接改变社会。
黄静案的拍摄是胡杰的新尝试。
黄静是一位年轻的女教师， 2003年12月24日，被发现裸体死在学校宿舍床上。现场发现有粘有精液的卫生纸与搏斗痕迹。依照当时的法规和惯例，公安部门办案的司法鉴定几乎是“自侦自鉴”，从当地公安局到公安部三次鉴定均是心脏病死亡。
黄静妈妈不能接受这个鉴定结果，走上为女儿讨个明白的道路。在南京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所和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分别提交的鉴定中，确定黄静并非心脏病死亡，而是非正常死亡，质疑了了公安部门鉴定的病因。最高法院责令司法部进行第五次尸检，这时黄静尸体已在殡仪馆冰箱中放了两年。这次检查的是法医陈玉川，也是孙志刚案的法医。奇怪的是：黄静的心脏失踪了。公安部的医生解释：因为烂了，所以医生不小心扔了。法院因此无从判案……
在众多法学家、刑侦专家、法医专家的努力下，在几百万网友的参与和支持下，经工人维权网等众多民间团体的联合呼请，最终促使有关部门修改了法规，2005年11月1日起，只要有尸检资格的社会、大学研究机构与医院均可对案件作有效鉴定，从而有可能改变公安部门“自侦自鉴”的弊病。
胡杰与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合作，追踪此案两年，他用手中的摄像机参与到这个公民行动之中——忠实地记录，独立地思考，用自己的镜头语言发表意见。在他的片子里，和黄静妈妈一起出现的，还有许许多多在恶劣的法制环境中挣扎、抗争的普通人。“黄静案不是孤立的，我在片子中关注的更是这个案子背后的那些东西，那些鲜活的生命所承受的不公和苦难，那些制造这类苦难的制度原因”。
长期以来，胡杰一直是个人自拍自编自剪，标准的个体户。在这次采访拍摄的过程中，他接触了大量活跃在民间的组织和个人，一个过去未曾展现的世界让他感到欣喜。或许，在这个世界里，他会找到
再次出发的新起点……
采访的最后，胡杰象孩子一样拿出了自己宝贝，还排成了一排：
第一部机器已摔坏了，用各种胶纸粘着。
第二部也不能用了。
第三部……
第五部是中山大学的师生们集体捐助的。
在我心中，仿佛一直有着这样的画面：
田野中，悲悯地凝视着劳动者，这个温柔的大胡子。
同时，因此他成为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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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18 15:0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