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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乱世童年
一个还不知道用“我”说话的孩子是不会有长久记忆的，因为这时的我还没有“自我”的主体意识。我现在笔下的童年，相当部分都不是我对当时的记忆，而是许多年以后，母亲讲给我的故事。
一.哭声迎来了太阳
民国二十九年， 农历七月二十一日 的早晨，母亲感到腹部阵阵疼痛难忍，她知道一个新的生命快要出生了。急令我的两个十几岁的姐姐赶快为她烧一盆热水，并准备好一把用火烧过的剪刀，她要自己为自己接生了。在旧中国女人生孩子是不允许男人在场的，所以，我的父亲和哥哥必须离开，这样，能帮助母亲分娩的只有我的两个姐姐。大姐将母亲扶在凳子上，用身子顶住母亲的后背，二姐握住母亲的双手。“哇”的一声啼哭，我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开始了我的漫长人生。
母亲是一个非常重男轻女的人，在我前面竟由她亲手用枕头溺死两个刚出生的姐姐，还让我父亲丢弃两个姐姐。但两个她想要的哥哥，由于接生没有消毒，脐带感染，七天后夭折。所以我一落地，从那响亮的哭声，她就知道我可能是个男孩。脐带剪断后，都没顾得洗澡，就扒开我的两腿，看看人所共知的那个地方。我没有辜负她的期望，我长了男孩子应该长的东西，那个叫着生命之闩的小东西。她高兴了，她心中升起了太阳，因为儿子总是母亲心中的太阳。这太阳让她丢掉了怀胎十月的忐忑；这太阳让她忘掉了分娩时的一切痛苦；这太阳为她赎去原罪；这太阳为她燃起新的希望……
说来也巧，在我发出第一声啼哭的时候，东方的太阳也升起有一树高。再加上我刚出生洗完澡，就两眼睁开，到处乱看，这是她前面的子女中都没有的。这个巧事更让我母亲相信，龙年出生的男孩是个好兆头。这个好兆头恰恰又成了母亲心中的石头，我前面的两个哥哥不是出生后七日就死了吗？我会不会是第三个？母亲又开始度日如年地等第七天的到来。也许是我命大，七天过去了，我长得很好，母亲开始为她心中的太阳作各种各样的设想。
中国的习惯，不管男女，小孩满月时，都要起个乳名。我们家像有约定的分工，孩子的乳名都是母亲起。哥哥的乳名叫仁礼，应该说这个乳名好像书香门弟人家起的，带有浓重的孔孟色彩，知仁知礼，沿着孔孟之道，求得功名之类的东西。但我的乳名却一反过去，乳名中一定要有母亲的姓，我母亲姓蔡，所以我的乳名叫蔡园。大概母亲希望我能姓蔡，未来的日子也能过得团团圆圆，乳名中含有蔡姓，说明母亲有了女权意识。
在我一百天的时候,按旧礼俗,要给我剃去头上的胎毛。结果在我的后脑勺留了一缕头发，俗称鳖尾巴。留下的目的是因为鳖与龟一样可以长寿，希望我长命百岁，另外，也还留有清朝的痕迹。这个小尾巴也意味着母亲随时可以抓住我，成为我的保护神。
母亲的心思并没有就此结束，而到了冬季，她决心要在我的左耳上扎个眼子。为了减少我的疼痛，先用冰将我的耳垂冻麻木，然后用烧过的粗针在我的左耳垂上戳了一个洞，为了防止再长实，在洞里又穿上了一根粗的线。事情并没为止，母亲又用她陪嫁的银戒指给我做了一只偏坠戴上。这样，母亲觉得放心了，她心中的太阳再也不会早早地殒落。
母亲的心愿并没有给家里带来好运，更没有改变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掳的现实，战火依旧，饥饿依旧。随着我身体的成长，母亲的奶水越来越不够，我百日以后就开始搭粮食吃。我吃的粮并不是白面、米粉，而是烧熟的山芋和山芋淀粉糊。偶尔在城里的姥姥也会送些米糕以作补贴。由于吃不到高蛋白的食物，肚子当然饿得快，而且肚子越吃越大。所以每次吃饭，只要我一听到条匙刮碗的声音，就会大叫起来，因为我本能地知道碗里己经没有我可吃的东西，这声音竟成了刺激-反应的信号。这时母亲就会将干涸的奶头放在我的嘴里，我常常在小声的抽泣中慢慢睡去。“人是一盘磨，睡着就不饿”的道理对我这个只有几个月的孩子也是适用的。
由于我是母亲心中的太阳，她对我总是百般地呵护，从不呵斥我，从不动我一指头。母亲如此，我的姐姐和哥哥更不敢动我，他们总是在母亲的要求下，爱护我，服侍我，因为他们比我大得多。我没有像他们那样，捆绑在床上成长，我是在母亲和姐姐的怀抱里成长的。成长的基因在比较宽松自由的环境里得以表达，宽松自由的环境，在我的人性基因中形成了潜意识。
由于贫穷加战火，家人除了哥哥识几个字，父母和两个姐姐都是文盲，我们既不可能有什么胎教，也没有什么早期教育，更无文体训练。在我上学前，很少在别人的指使下生活，我的意志和行为是自我的，自由的。由于母亲的呵护，天不怕，地不怕，人不怕，也成了我的潜意识。
二．笑声送走了瘟神
蒙城县沦陷以后，虽然国家未亡，但县己亡，实际上这个县的中国人已经成了日本人的奴隶，成了实际上的亡国奴。蒙城县被日本人占领后，很快在各地成立了日伪政权，叫“维持会”。维持会的任务就是替日本人维持社会秩序，替日本人筹集粮食和劳动力。日本人的胡作非为，他们一概不能管，也不敢管，所以日本兵常常三五成群地到农村抢粮食，找花姑娘。
我大约两岁的时候，一天傍晚，庄上来了三个日本兵。日本兵是从庄西头进来的，东头的姑娘闻风丧胆，出庄躲避已经来不及，只好都躲在我家里。因为我家的房子很特别，堂屋和厢房连在一起，堂屋的门被厢房封闭，这样堂屋成了暗室，厢房较大，橱房和牲口都在一起，要进堂屋必须先穿过养牲口的厢房，这样的房屋结构很适于藏人。五个姑娘（其中有我的两个姐姐）都躲在堂屋的床底下。三个日本兵在西头没有抓到人，渐渐向东头逼近，最后终于查到了我家的厢房门口。这时，我母亲就抱着我站在厢房门后头，日本兵用枪托捣着门喊：“开门”，母亲只好硬着头皮将门打开一半，并用身子挡住已经打开的一半，防止亮光穿过厢房进入堂屋。没想到日本兵并没有让我母亲让开，而是站在门外看我。我看到日本兵的样子，不但没有吓哭，而是咯咯地向他们笑，而且手舞足蹈。这下子把日本兵逗乐了，他们也高兴地逗我，他们越逗我，我越是咯咯向他们笑个不停。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但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的需要，正要推门向里进的时候，屋里的驴子屁股抵住了门，而且传过来阵阵的驴粪臭，他们又停下来继续逗我笑，最后翘起拇指：“小孩，大大地好”就这样走了。
自这件事以后，母亲更加地爱护她心中的太阳，她觉得是我的胆大和笑声保住了五位姑娘的贞洁，甚至救了她们的命。她感到心中的光环己变成了现实，但她还想找更多的证据说服自己。说来也巧，在我大约三岁的时候，庄上来了一个牵骆驼看麻衣相的江湖人，正好看到了在母亲怀中的我，非要给相面不可，母亲怕他收钱，死活不同意，后来相面人说，我给孩子相面，分文不收。这样母亲才告诉他我的生辰八字。相面人看看我的眉宇，又看了我的手和脚，最后说：“这个小孩长大了心大意宽，大福能享、大罪能受，这个孩子你们要好好地养”。以后在给我起学名时，先生要让我叫梁守富，但父亲坚持用幸福的“福”，大概与这件事有关。
一九四四年，也许是日本在战场上的失利，他们加紧了对沦陷区的统治，并从沦陷区抓年轻人充当苦力。这时，我的哥哥已经快十八岁，加上他的胆大心细，父亲增添了更多的忧虑。听说有一次日本兵下乡扫荡，抓八路军游击队，结果将我的叔叔抓去，剥掉他的上衣，准备用刺刀当众刺死。我叔叔无所畏惧，因为他根本不是八路军，他用手指着自己的胸膛，叫日本兵：“往这里刺”。日本兵见此状却放下了刺刀，看着我叔叔，翘起了大拇指，表示他很勇敢。但日本兵并未离去，他们还要继续找八路军，就在这个紧急时刻，我哥哥从屋后的几棵桃树上摘下了半篮桃子，又拿出了家里仅有的几个鸡蛋送给日本兵。他们见了好吃的东西，放下手中的武器，大吃起来，最后把余下的桃子和鸡蛋一起带走，一场抓八路游击队的风波就这样平息了。父亲一想起这件事就心有余悸，于是他就带着我哥哥远走他乡，到怀远县的河溜镇逃反去了。
河溜镇本来也是一个不知名的小镇子，正是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成为八路军游击队和国民党的散兵游勇经常出没的地方。日本人的统治相对很薄弱，再加上阜埠公路和涡河都由此经过，交通十分便利。一时间商贾云集，成了黑市商品的集散地。在这里，不管做些什么小生意都可以维持生命。
父亲和哥哥走后，家里就剩下我和母亲，孤儿寡母，日子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父亲走后的第二年，大约是一九四五年的春天，父亲回来接我们母子到河溜一起过。这时我已经五周岁了，依稀有了永久性的记忆，我只记得父亲推着一辆独轮车，一边是家里的财产，一边坐的是我。我面向父亲坐着，我不能详细地确知父亲的劳累，只是看到父亲不时地摇头，那是他除去脸上汗水的唯一办法，这也是我对父亲最早的记忆，感知到父亲是谁。他似乎身材不高，比较干瘦，紫铜色的面容，脸上的汗水迎着太阳闪闪发光。车轮吱吱呀呀地轧在高低不平的泥土路上。母亲没有坐在车上，她跟在父亲不断扭动着的屁股后面，迈着两只小脚一前一后地走着。那是鸟语花香的春天，路边长满了青草和野花，到处散发着泥土的芳香。
但春天并没吹散天空中的硝烟，却把我们送上了前途未卜的流浪之旅。
三.流浪之旅
到了河溜镇，家境困难，不但买不起房子,也租不起房子,一家人只好寄居在离镇子不远的乡下一个名叫何老弯的磨坊里,条件之差可想而之。只记得每到傍晚，腿上爬满了跳蚤。父亲做他的老营生，夏天泡绿豆芽卖，冬天泡黄豆芽卖。由于他的手艺好，泡出的芽菜每天都不剩。母亲的针线活好，手工做鞋卖。哥哥不愿意跟着父亲卖芽菜，他随同叔叔跑单帮，学着做生意。那时所谓做生意，就是走私做黑市生意。日本人管不过来，八路军游击队无权管，国民党的散兵游勇成了土匪,他们领着干，河流镇成了特殊时期的自由贸易区。日子虽不好过，但总比在家乡好。记得我最喜欢做的事是跟着父亲摸鱼，由于战乱，许多水面无人管，水里的野生鱼虾很多，我们每次出去总有收获。其实我并不会吃鱼，但每每看到摸回来的鱼养在盆里，心里总是很高兴，那是成就。
这样的日子很短暂地过去了，父亲为我们在镇子里盖了两间茅屋，一家人就住在这里，就在这两间茅屋里迎来了抗战的胜利。
“日本投降了”的欢呼声激动着所有人。富人、穷人，当然还有更喜欢看热闹的孩子。我跟着大人挤在自发庆祝的人群里，唱歌的、狂跳的、玩龙的、耍狮子的……应有尽有。鞭炮声彻夜不停。胜利了！富人盼着更富，穷人希望不再受穷，流浪者盼望着能返回自己的家乡。经过几天的欢呼，小镇子又恢复了原来的平静，生意人每天早晨依然开门迎客，我的父亲每天依然挑着芽菜在街上来回叫卖，所不同的是走在街上扛枪的不是日本兵，而是国民党的自卫队。兵依然是兵、枪依然是枪，周围的土匪还照旧横行。不过，小镇子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东头石板街道上住的商人越来越少，西头街道两边多了不少外地来的地主富人，听大人们说，他们是从解放区跑到河溜躲难的。他们的到来，给小镇子带来了活力，生意丝毫不减，而在镇子西头又逐步形成了一个大的游艺场，这个游艺场后来就成了我的第一所学校，它是免费的，包吃、包住为我种植人性。
日本投降后的平静日子没过多久，一场飞来的不幸降到了哥哥的身上。大约是一九四六年的春天，哥哥随着叔父和村里其他几个同乡到外地跑单帮，他们同坐一辆四轮太平车上。由于夜间路面状况看不清，车在下坡时，由于速度快，将坐在最前面的哥哥的腿搞成粉碎性骨折，骨头都露到了皮外面。当时家贫穷，无钱就医，幸好在我们住处附近有一剃头的老师傅见此景，他找了两块杉木板，要我哥哥忍着巨大的疼痛，用烧酒喷洒消毒，然后将断开的骨头对齐，用夹板夹住，再用白土布一道道地紧紧缠住，这样保住了哥哥的一条腿。但家里的生活越发困难了，哥哥不能再跑生意，父亲还要照顾哥哥，更无心卖菜，一家人的生活就全落在母亲的两只手上，难以维持。幸好是春天过后到夏天，夏天对穷人来说，日子要好熬一些。一九四六年的夏天，我真的成了流浪儿。
四．流浪儿的自由
流浪无疑是人生的不幸，对一个刚刚六岁的孩子尤为不幸。我就是在这尤为不幸中渡过了一九四六年。哥哥的腿，由于得不到医治，接骨时又没完全对齐，恢复得非常缓慢，腿弯了，很长时间不能负重行走，只能在家静养，我开始了自己的谋生生活，求生的本能告诉我应该到哪里最好求生，首选是游艺场。于是那个无奇不有的游艺场，成了我的学校、饭场。我是自由的，我可以在我所知的范围内自由选择，在安全上我也是自由的，穷孩子不要担心财产的安全。夏天，浑身上下只有一张人皮，谁也扒不走；冬天，身上只有一套里面钻满虱子的破棉衣，丢在地上也不会有人拾。身无分文无人抢，满面全身污垢无人碰，要到吃的东西都在肚子里，无须在自己身上加装钢门﹑钢窗。河溜镇有多大，我的天地就有多大，日出而走，日暮而归，时间也是属于我自己的。但最使我难以忘怀，对我终生都产生着巨大影响的，还是那个应有尽有的游艺场。它给了我选择人性的自由，也给了我生存的食粮。
这个游艺场有多大？不知道，因为它没有边界，任人自由出入；到底有多少人？不知道，因为人来人往，歇脚吃饭、游玩取乐；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不知道，因为南来北往的艺人都会在那里露一手。游艺场里不仅是人们游玩的地方，也是动物娱乐的地方。想学、想看、样样都有，想吃、想喝，到卖饭的地方，客人吃剩的残饭剩汤随便吃，不上门讨饭，大爷、大娘也不要喊，自由的市场给我种上了喜欢自由的种苗。但自由并没有让我选择我不喜欢的东西，比方打架、偷盗什么的。我却选择每天吃饱肚子，就去听艺名叫“金马驹子”唱的大鼓书，在那里，我听了《响马传》，心里就想：长大做秦琼；听了《三国演义》后，就想长大做关公；听了坠子戏中的《秦香莲》，我会感动得热泪直流，痛恨陈世美，崇拜包公，希望自己长大后当大官，学包公，铁面无私。当然，我最喜欢的是皮影戏《孙悟空大闹天宫》。就这样，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的三年时间里，我基本都是在游艺场里渡过的。虽然我没走进任何学校，我从小就是非分明，疾恶如仇。古戏中的忠君爱国成了我追求的目标，忠、孝、节、义成了我最早的社会遗传，文化基因。
游艺场不仅向我种植封建文化种子，而且也启动了我的生物本性——最早的性冲动。有一次，一个比我大一些名叫铁蛋的孩子（因为他父亲是街头打铁的铁匠，姓李）带我到游艺场西南的牲口市场，在那里，我看到驴子交配的全过程，驴子交配是要人帮助的，看着看着，我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自己的小东西，它居然硬了。由于自己光着屁股，知道害羞，用手捂住，赶紧离开了。但驴子交配的情境，偶尔还会出现在我的眼前。另外，由于每到夏季我总免不了要从地上捡些西瓜皮啃了充饥，所以有位姓毛的国民党副官给我起了个外号：“西瓜皮司令”。
游艺场虽不是学校，但它对我进行了全方位的教育，这就是一个流浪儿自由选择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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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2-22 14:18: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