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是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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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邓小平为了从以华国锋为代表的“凡是派”手里夺权，先抢过了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提出了毛思想是“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一说。言下之意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我邓小平也有实实在在的一份。这样，我来掌权便有了天然的合法性。邓小平当时的“新说”，当然和他的“白猫黑猫论”一样，是纯实用主义的政治伎俩。但是今天我们用来解释文革的发生，倒是一句实实在在的大实话。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绝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个人的事，也不仅仅是他的追随者林彪、江青等人的账，文革中被打倒和清洗的对象，刘少奇和邓小平也都是有份的——他们也曾是文革的积极推动者和拥护者——文化大革命确确实实是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即集体犯罪的结果。


◇　毛和刘邓在政治上的“分歧”在文革后被人为地夸大了


　　刘少奇和邓小平无疑是文革的受害者，其中刘还被残酷地迫害致死。就数以百万计的文革受害者的级别而言，刘少奇还毫无疑问是他们中最大的受害者——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副主席。或许正因为如此，在文革后几乎所有的悼念刘的文章里，都只是强调了他“最大的受害者”的身份。又从他这个单一身份的角度，有意无意地推演出毛泽东和刘邓在政治上（不是经济上）的“重大分歧”。文革后重新执政的邓小平正是利用了这一被人为夸大了的“分歧”来建立他执政的合法性。


　　然而，历史的真相却往往是矛盾和吊诡的。在中共五十多年的政治运动中，中共党内的受害者并不只有单一的身份，他们和迫害者的身份常常是合二而一，密不可分。受害者也常常先是迫害者，受害者在意识形态上，和迫害者并没有任何不同。相反，受害者也曾为最后迫害他致死的政治运动推波助澜，即便在他被迫害致死的前一刻和平反以后，他和他的家属仍然认同把他迫害致死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乃至迫害者。


　　毛泽东关于文革的理论和实践，有着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它起源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中苏论战”和“重提阶级斗争”，历经“四清运动”的实践，最后才形成了文革的思想。回顾历史，人们会遗憾地发现：刘邓周彭（真）等中共主要领导人都为之作出了他们各自的贡献，其中尤以刘少奇为大。例如，刘少奇是提出用“造反”来对付“中央出修正主义”的第一人。在１９６３年６月８日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讲话提出了“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刘少奇以“反修专家”的身份回答：“一个省可以造反，也可以独立。”再如，刘少奇对当时全国阶级斗争的估计，比毛泽东还要黑暗的多。毛泽东最初是估计有２０％的生产队的政权不再共产党手里，后来受到包括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人一再汇报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动向的影响，认为：“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而刘少奇还进一步认为：“三分之一打不住……而是大多数。所以，革命非搞不可。”国内学者肖冬连在论述６０年代初期刘少奇和毛泽东极“左”思想的高度一致性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模式：“毛主席出了题目，刘少奇又要做文章了”（《文革前十年史》）；然后是“毛泽东要表达的意思先从刘少奇口里说出来了，他接过刘少奇的话茬，道出了他的核心思想。”这里，刘少奇的独创性和他对毛泽东反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另外，刘少奇对于毛泽东对文化艺术等方面的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非但市是完全赞成的，他更在１９６４年１月３日的中宣部和文艺界的座谈会上开创了用中央首长点名的方式把著名作家（孟超、田汉、陈半丁等）打成“反革命”的先河。


◇　“四清运动”是文革的一场预演


　　在１９６６年５月文革拉开序幕时，中国大地上还正进行着另外一场尚未结束政治运动，那就是“四清运动”。


　　这场运动的第一线领导人，便是刘少奇。刘少奇是把即将展开的“四清运动”完全作为一种文革式的政治运动来思考的。他在强调指出：这场运动要解决的“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使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１９６３年２月２５日）他恐怕还是第一个中共的领导人把这个政治运动提高到“亡党亡国”的吓人高度的。


　　随着四清运动的全面展开，刘少奇越来越左。他的一系列的极“左”言行不仅极大地助长了运动的左倾倾向，更坚定和鼓舞了毛泽东的许多还处于萌芽状态或正在形成中的极左思想。


　　首先，刘少奇的“桃园经验”在中共的最高层开创了“夫人参政”的极坏的范例，使毛泽东随后启用江青作为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和打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１９６４年８月２７日，毛泽东批示同意把这一经验作为一个中共的“有普遍意义”的典型向全国批发了。姑且不论“桃园经验”的极左和荒谬，它更大的危害性还在于刘少奇向全党，从而也向毛泽东提供了一个利用自己的夫人参与上层政治的范例。在刘少奇之前，任何中共领导人，包括毛泽东，都还没有这么干过。刘以后，毛泽东在文革发动期搞得“中共中央批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１９６６年４月１０日）和“桃园经验”就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毛泽东大大地发展了刘少奇开创的“夫人参政”的经验，在文革中已经直接任命江青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和政治局委员了。


　　其次，刘少奇倡导的“桃园经验”、“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经验”和“天津的小站经验”等都采取“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的方式，主张另组“阶级队伍”，进行“夺权斗争”，　又为毛的文革提供了在体制外另组“阶级队伍”，进而“全面夺权斗争”的文革思路。


　　最后，刘少奇的所谓的“四清”经验中，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现象比比皆是。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抢提供了极坏的样板。在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在刘少奇指导下搞出来“经验”全部在复查后作为冤、错、假案平反，可见当时逼、供、信之风的酷烈。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一种叫“燕飞”的广泛使用的批斗人的模式，它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斗人时极为流行的“喷气式”　——它即可能就发源于刘少奇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


◇　文革初期的毛刘“两条路线斗争”是一个伪命题


　　一个无法抹杀的简单史实是：刘少奇在文革发动中直至他失去自由前都是中共的第二把手，对中共发动文革的一系列文件和纲领，他都是投了赞成票的。那么，他对文革——即便是一个把他最后送入骨灰箱的政治运动，也就起码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这一点不仅为越来越多的文革研究者所认识，连刘少奇的儿子刘源都不得不承认。


　　然而历史的真相还在于：刘少奇在发动文革和领导初期文革的问题要远远超过一种一般性的“失职”。在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过程中，刘少奇所主持的一线中央领导对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思想、纲领和步骤并没有什么“抵制”，而是千方百计地揣摩紧跟，唯唯诺诺，亦步亦趋。在伙同或追随毛泽东和他关于文化革命的胡思乱想迫害一大批下级干部，甚至自己的亲信上（如彭真和北京市委），刘少奇都没有提出任何应有的异议。相反只是一味拥护赞成，甚至落石下井。１９６６年４月２１日，是刘在中央会议上第一个点名他的亲信彭真为“反党分子”。


　　其后邓小平等人都和彭作了坚决的斗争。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是刘主持通过了文革的纲领性的文件《五一六通知》。刘邓不仅举手赞成，更积极实践。邓小平５月３１日急急忙忙赶到《人民日报》去改组领导班子。刘不仅在５月２３日主持了批斗朱德的会议，还和邓小平一起在６月２７日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讲话，极力提倡对毛的个人崇拜，鼓吹林彪的“政变经”。刘还竟然对他的亲信彭真等人说出了这样的话：“彭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反对周总理，也反对陈毅、小平同志，也反对我。在我面前搞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彭真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在７月２日刘邓又亲自实践《五一六通知》，在华北局工作会议上合力揪出了全国省委书记中的第一个“走资派”　——内蒙自治区第一书记乌兰夫。


　　自１９６６年５月到８月，刘邓主持的中央批发、转发过近十个有关文革的中央文件，其中点了近两百名从中央到地方的负责文艺、教育和宣传的高级干部的名，把他们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头面人物”，责令报刊进行批判。他们中有有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长兼文联副主席夏衍等等当时文化界的主要领导。仅在中南地区，被他们以中央的名义点名批判的就有广东省作协副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辑秦牧、中山医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柯麟、副书记兼副院长刘志明、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副校长何定华、前党委书记朱劭天、武汉市文化局党委书记程云、文联副主席武克仁、湖南省文联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培育、副校长、省社联主席郭晓棠、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陆地，等等。长期以来，人们一直错误地以为：这些党内“自由派”的代表人物是毛揪出来的，其实对他们下手的是刘邓。由此可见，在抓“党内走资派”上，毛刘其实并没有什么“两条路线”的分歧。


　　当然，在文革初期利用工作队大整无辜的干部和群众，杀气腾腾地准备再打“几十万右派”的过程中，刘邓除了表现出他作为共产党领导人共有的冷酷外，还表现出了他们个人领导的中共政治运动的独创的残酷性。但是，决定和派遣工作组指导运动，都是事先得到毛泽东同意和批准了的。在这方面，毛的权术是“引蛇出洞”。如果刘少奇不派工作组，他在回京后可以指责刘“放弃党的领导”；如果刘派了工作组，则是“镇压群众运动”。无论如何，他都会找出“两条路线”分歧来置刘于死地。


　　刘少奇被迫害致死的悲剧根本就不在于他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什么“分歧”和“抵制”。他和当时一线中央的领导制定的文革方案都是经过了毛的批准，并且每周向毛汇报的。刘少奇悲剧的根本问题是在于猜疑成性毛泽东已经认定刘少奇是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严重地威胁着自己的权位，无论刘如何表现，都会找出借口除之为快。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所谓的文革初期的毛刘“两条路线斗争”完全是一个伪命题。


　　刘邓无疑是文革的受害者，但是他们又同时是这一罪恶历史的制造者。如果没有对历史罪恶的声讨和清算，如果没有对其制度根源的发掘，那么一代人的牺牲，包括刘少奇本人的生命在内，便成了一场毫无意义的灾难，也就无法向文革时代作永远告别。追究历史责任、清算政治罪恶，揭示出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即集体犯罪的结果。就不仅仅是为了死者和受害者，更是为了埋葬一个至今还没有被埋葬的黑暗时代。


□　原载《争鸣》杂志２００６年５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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