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田家英之死——一宗至今未了的历史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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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本禹：田家英之死——一宗至今未了的历史要案

　　作者：戚本禹   文章来源：香港《明报月刊》2002年12月号

　　田家英之死——一宗至今未了的历史要案

　　XXX：

　　首先，我再次感谢您大老远把《xx》杂志（2002年2月号）《毛泽东涉暗杀田家英案》报道的复印件寄来，读了这个报道，我才知道海外正在谬传毛泽东命汪东兴暗杀田家英的流言，并且得知这种荒诞无稽的流言，竟也有许多人信以为真。流言的力量，不可忽视。

　　我的诬陷置田家英于死地？

　　前几年，关于田家英之死的责任，是集中在江青、陈伯达、康生以及我与关锋、王力的身上，说他的死亡是我们诬陷的结果，具体迫害他的人是关锋、王力和我。在一段时间里，大报、小报、书籍、杂志上的各种报道连篇累牍，读不胜读。这些报道除了一些确有其事的叙述，其他一大半，而且是要命的一大半，都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传闻或捏造。看了这些报道，想起司马迁《报任安书》“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的话。连我们的大史学家居下流时，对铺天盖地的谤议也没有办法，我又能怎么办呢？况且，我当时还是个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任何出版单位，都不能发表我的文字和谈话。我就像古罗马角斗场上失败的角斗士，除了挨打，又能怎么办！我只能以古人明训“谣言止于智者”来自我安慰了，虽然当今世界上“智者”不是很多。

　　但是，现在不对了，田家英之死的责任又上移了，而且移到中国过去最高的领导人毛泽东头上去了。司马迁的话要修正了，如今是“居上流者亦不易，上流谤议更多”。

　　《xx》杂志的报道是记者罗冰所写。据说，罗冰是香港的资深记者，被称为“大陆报道权威”，但他写的这篇东西却是马失前蹄。

　　据罗冰所言根据中南海的秘密档案“原来毛泽东认为田家英知道党内太多秘密，怀疑他是一个危险人物，对他很不放心。于是，汪东兴带着内卫到田家英的寓所，在汪的暗示下，内卫开枪打死了田家英。”（《xx》杂志2002年2月号12页）

　　罗冰得到的中南海秘密档案还有编号：

　　一、中共中央组织部外调 1978.7—00612号

　　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1980.4—00174号

        三、中共中央档案局 1980.4—009014号

　　四、中共中央办公厅 1980.9—00797号

　　秘密档案来源可疑

　　罗冰这四件中南海秘密档案，来源可疑。罗文中转述了这些档案的内容，但没有原件的照片。。看来，它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的假档案，罗冰上了一个大当。

　　文物的真伪和档案的真伪都可以鉴别清楚。

　这件时在罗冰档案的第四件，即1980—9—00797号中说得又不一样。这份档案，据说是汪东兴向华国锋的交代。他说，“谈话中，田家英当时从身上拔出手枪时，我暗示内卫下手。”

　　这样一来，汪东兴似乎变成了一个思维混乱、语无伦次的人，今天说田家英是自杀，明天说田家英是他杀，后天又说田家英是他叫人开枪打死的。据我所知，汪东兴虽然文化修养不是很高，但有思维能力，说话也清楚，不至于像罗冰档案写的那样窝囊。

　　事实是，当时根本没有中央警卫局五中队的编制，所谓“内卫处”也是建国以后从未设立过的机构，中央警卫局则未曾有过开枪者朱国华这个人，当然，更没有后来神秘之死的情节。所有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虚构。

　　删掉毛的指示，被江青告发

　　田家英被审查原因的事实真相是:1965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五一六通知》后的两三天，经毛泽东同志同意，决定成立由周恩来任组长的专门工作组，负责审查彭真、陆定一、杨尚昆三人的各种问题，罗瑞卿的问题则归军委审查，由林彪负责。此时，由陈伯达、江青呈送毛泽东的田家英删掉毛泽东批判《海瑞罢官》指示的信件和公安部关于田家英一个特殊问题的报告，已由毛泽东批交中央政治局各同志处理，由于田家英作为毛泽东秘书的特殊地位，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彭、陆、杨审查组之外，再设一个审查小组，专门审查田家英的问题，组长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担任，组员有新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原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和我（原《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这之前，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中休时，周恩来总理通知我，主席意见，由你接替田家英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的工作，中央各同志均已同意。你即日把《红旗》杂志的工作交代一下，返回中央办公厅。我说，我又要写文章，又要整理中央会议文件，还要处理秘书室的工作，恐怕力不胜任，耽误大事。总理说，国务院秘书厅的童小鹏即将正式调中共中央办公厅任职，还有他的秘书许明都可以帮助你。在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三人小组时，总理还要我找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要他配合中央三人小组工作。这是我第一次与谢富治打交道，是在他简陋的寓所里进行的。

　　1966年5月21日上午，安子文电话通知我：下午二时半，去这个。中共中央组织部，会合王力，一起去中南海找田家英谈话。

　　我到组织部的时候，王力已在，安子文说，总理交代马上要找田家英谈话，要他停职反省，由本与禹同志接管他的工作，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不要出差错。那时安子文在党内威信很高，他说什么就是什么，王力虽然也是中央部委的一个副部长，但对安部长的话是惟命是从。于是，我俩上了他的车，一起去中南海。当时田家英住中南海永福堂。

周恩来指定我接替田家英工作

　　到达时，田家英不在家，只有夫人董边在。董边是安子文的老部下，两人很熟，她似乎有点紧张，说，“家英同逄秘书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她招待我们茶水，我们坐等。果然一会儿田家英和逄先知回来了，一看来了我们三个人，脸上显出焦灼的表情。安子文反倒招呼他坐下，又叫董边和逄先知也坐下，然后安详地说：“家英，你犯了错误，中央收到反映，现决定即日起停止工作，进行检讨。你的工作、文件，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都交给本禹，等一会儿就办交接手续。”安子文还说：“你的问题多大，怎样处理，要根据调查结果和你的态度决定。你要相信中央，相信主席。这几天就在家里反省，不要出去了。”安子文讲完，我问了一句，主席的手稿有多少？田家英说，主席手稿都退回档案馆了，他这里只有《毛选》第五卷的排印件。

　　在接到安子文的电话后，我曾与汪东兴通话，告知一切。汪东兴说他会通知门卫给安部长放行，谈话后有什么问题再找他。这时我又在田家英处用红机子（中央保密电话）与汪东兴通话，告诉安部长谈话情况，要他派机要人员来协助清点文件。他派遣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机要员王妙琼到场，又指派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张纯协助我工作，但汪东兴本人没有出面。

　　这以后，田家英问安子文，他从那些方面开始检查？安子文说：“你自己先想想，从庐山会议到现在，自己有那些错误。”在整个谈话中，安子文的态度都是平和的，不像书刊上说的一派训斥口吻。他只谈田家英有错误，但未谈到《海瑞罢官》的问题，也未谈公安部的报告，更没有当场要田家英搬出中南海的话。田家英的表现是无奈和委屈，不像书刊上说的那样激动，更没听他说一句怨恨毛泽东的话。固然，按他对毛泽东的了解，他知道，没有毛泽东的同意，是谁也不能让他停职检查的。王力和我以及董边和逄先知都没说什么话。在这种场合其他人也不会说什么话。

　　自杀前的时间倒数

　　大概在下午四点钟左右，王妙琼到场，我交代他们和逄先知一起登记、清点田家英处的文件。安部长与王力分别乘车返回，我回中央办公厅甲楼找汪东兴通报情况。我说，我只负责接管田家英的工作，永福堂的警卫、人员出入和田家英的安全要由他布置人管起来。他笑了，说这些都是他的工作，当然由他负责，他早就安排了。汪东兴还说，因为中央已决定田家英停职反省，所以他要在晚上召集中南海各单位科级以上干部开紧急会议宣布此事。他问我能否参加，我说我还要和王妙琼等一起查对田家英处的文件和《毛选》第五卷的各种资料，来不及到会。他说，那么他们先开着，以后再把开会情况告诉我。

　五六点钟，王妙琼来电话，说田家英处的文件已清点完毕。她说文件早就整理过，很清楚。我叫她与逄先知办好交接手续，等星期一上班，把中央文件交机要室，来信来访文件交给我，《毛选》第五卷排印稿存放甲楼。

　　七点多，汪东兴召开中南海各单位科级以上干部会议，宣布田家英停职检查，戚本禹接替工作。他在会上讲了田家英的各种错误和他同田家英的斗争，还讲了毛泽东对田家英的批评。他讲话的有些内容是我知道的，但是许多内容是我不知道的，特别是我离开中南海的两年间（1964～1966）的事情，更是我闻所未闻的。我很后悔没有去参加这个会议。田家英秘书逄先知的夫人马芷荪，亦属科级以上干部，所以她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田家英深夜叫我到永福堂见面

　　这天深夜十一时许，田家英用红机子给我打电话，说他又找到一些忘了登记的遗留文件要交给我。我说，那么我派人来登记。他说，不，要亲自给我交代一下。我说，那好，我马上带王妙琼到那里。王妙琼是个勤于职守的女孩，她已经休息，但听到召唤，即刻去田家英处。

　　我的办公室离永福堂只有二百米的路程，一会儿就到了。田家英看到我来了，就向我交代遗留的文件。因为文件交接要经过他的秘书，我便到永福堂东厢去找逄先知一起来。田家英见此机会，马上跟过来，在卫生间拐角处紧张地问我：究竟出了什么事，是谁在害他？这是一种违反纪律的违规操作，他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两人有多年的交往。我从1950年进中南海起，就在他领导下工作，他很器重我，政治上、生活上都帮助过我。1957年“反右”时，我被中央直属机关党委打成反党集团为首者，他与我们共患难。此案在毛泽东的干预下彻底平反，这就是闻名全党的“八司马案”。因为有这层关系，所以他才敢大胆地、不顾纪律地进行违规操作。但由于我前几天刚为田家英的问题挨了批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所以当时不敢说什么话。

　　后来田家英的亲属和某作家写文章，说安子文谈话后的深夜，戚本禹打电话，叫田家英到他的办公室签署文件，态度很凶；田家英摔了电话，不肯签字，还骂了戚本禹等等。这些类似日本推理小说的叙述，作为无聊的街头闲谈，倒能哄哄人，但与事实全然不符。事实上，电话不是我打给田家英的，而是田家英打给我的，谈的是交代文件，这属中央交给我的工作，我没有理由态度凶恶，因而也不会有不肯签字等事情。

　立即赶到自杀现场

　　深夜电话事件后的第二天，即1966年5月23日上午八九点，田家英吩咐他的勤务员小陈出去买香烟和其它东西，自己则走进永福堂西厢，即毛泽东的藏书室，锁了门，然后把头悬在一根栓在两个书柜之间的带子里，自尽了。约十时许，小陈从西单回来，发现田家英自杀，他惊恐地跑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报告，八司马之一的王象乾和行政科负责人路辉等飞快地跑到永福堂，从窗口跳进藏书室，急忙把田家英解下来，松开外衣，用人工呼吸和口对口吹气进行抢救，但终因死亡时间过长，无法起死回生。于是，他们打电话到人民大会堂向正在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我和汪东兴等报告，我们立即报告会议主持人。接着安子文、王力、汪东兴等坐车赶回中南海观察现场，处理后事。安子文当时还通知了董边，董边很悲伤，但她没能赶过来。

　　田家英在解下时，舌头外伸，脖子上有印痕，明显属于自缢。当时到现场的人，无论是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还是中央领导人，谁都没有发现他身上有枪伤，也没有在毛泽东的藏书室或田家英的办公室发现任何血迹。当时所有到场的人都感到田家英不该这样，没有人幸灾乐祸的。事发后，田家英的家属和秘书仍住永福堂，也没有人发现那里有杀过人的异象。

　　中央来的人，在观察现场以后决定由警卫局的人把田家英的遗体送殡仪馆火化（送前征得家属同意），并由安子文、戚本禹、汪东兴分别向在京中央领导和在外地的毛泽东、江青等人汇报情况。

　　5月23日上午，人民大会堂里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列席的中央委员和各部门负责人，以及众多的年轻的警卫、服务人员都可以看到：汪东兴一早就在中央开会的现场，而且直到十点半中接到田家英死亡报告电话时，都没有离开。他难道有分身术，可以在同一个时间里出现在两个距离七八公里的空间（中南海永福堂和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秘密档案制造者的杰作，只需“没有作案时间”这一条简单的侦察法则，就可以完全否定。

　　重温暗杀基洛夫的神话

　　为什么要制造这样耸人听闻的《毛泽东涉暗杀田家英案》的假档案呢？人们只要回忆一下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轰动全球的斯大林暗杀基洛夫的谣传，就可以明白了。基洛夫明明是斯大林的追随者，可是，企图打倒斯大林的人却偏要捏造事实，说斯大林因为害怕基洛夫超越他而秘密暗杀了他。许多人听信了这个编造得非常巧妙的谣传，对斯大林厌恶起来。世界性的反苏、反共、反斯大林的风潮就是如此这般地被煽动起来的。近几年，苏联共产党档案解密，人们从封存多年的档案中，弄清了基洛夫被暗杀与斯大林全无关系。但苏联已经亡国，苏共已经亡党，此时再为斯大林恢复名誉，又有什么意义呢？

　中南海秘密档案的制造者也许从昔人的经验中得到启发，他们企图以这样的假档案推翻毛泽东的伟岸形象。但在毛泽东时代生活过的人，至少是多数，是很难相信这批古怪的秘密档案的。因为它们与毛泽东的人格和他的一贯主张不符合。当时的中国人对毛泽东的崇拜已经到了狂热的程度，以毛泽东当时的权威，即使他对田家英不满，也不需要去暗杀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田家英。当时知道党内机密最多的人应是杨尚昆、胡乔木，但直到毛泽东去世时，杨尚昆、胡乔木谁也没遭人暗杀。当时倒确实有人要杀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请示毛泽东，毛的批示是不准杀人。

　　我要为这个历史要案负责

　　有一位不了解历史真相的朋友，在看了《毛泽东涉暗杀田家英案》报道以后，对我说：“以前他们都说你害了田家英，现在好了，害田家英的是汪东兴、毛泽东，没你什么事了。”但我看了这篇报道，没有半点高兴。虽然我早已被赶出“教门”（开除党籍已三十五年），但我从不敢忘却马克思主义的教导：“事实是共产主义的出发点”，“只有在事实的基础上，只有在事实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地总结历史事件”。我不能为一个对我有利的虚假报道而不顾历史事实。明明是中央令安子文为首的三人小组同田家英谈话，怎么能说是毛泽东令汪东兴同田家英谈话，而且暗杀了他？我决定如果要毛泽东承担田家英案的责任，那不如由我来承担为是。原因是毛泽东虽然批准了审查田家英，也批评过他，但没有为他作结论。而我是田家英案的具体办案人，是当时田家英案三人小组的成员，而且是这个三人小组里唯一在世的成员，我应对这件未了的历史要案承担应负的责任。至少，我当时应向安子文建议，让董边留在家中照顾田家英。我忽略了这一点，是严重失职。

　　田家英案的详情和一些值得追索的疑点，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得清的。田家英和毛泽东，田家英和彭德怀、刘少奇，田家英和杨尚昆、汪东兴，田家英和江青、陈伯达，田家英和我等等，其恩恩怨怨，是非曲直，也要细说才弄得明白。还有，田家英的真正错误和他自杀的原因，也应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这些，只能待有机会时再说了。

　　最后，我只想再补充几句话：我以为田家英案之所以被弄得扑朔迷离，除了上面说的别有用心的人在制造谣言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有几个亦应为此案负历史责任的人，却为掩饰与其个人品质有关的某些东西，不断在胡编乱造。他们过去为某种目的把田家英描绘成魔鬼，现在又为某种目的把田家英描绘成圣人。田家英不是魔鬼，也不是圣人，他有光点，也有暗点，他是个实实在在的人。历史总有其显露真山真水的时候，田家英的子女也都年轻，他们总有一天会明白一切。

　　香港《明报月刊》2002年12月号

在六十年代，有那么一段时间，世上万事都变得可能，换句话说，那个阶段是全人类大解放的时机，也是全球性能量大释放的时候。就这一点来说，毛泽东对这个进程所作的比喻最发人深省：“我们这个民族”，他大声疾呼，“就像一颗原子……一旦里面的核子被撞碎，其释放的热量将会产生巨大无比的力量。”在文革中，这个意象促使了旧时封建与乡村结构的粉碎，同时也促使了那些结构中旧习俗神奇般地消除，进而唤起了一场真正的群众民主运动。——弗里德里克·杰姆逊



　　我从解放初就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接触中央的档案很多，我自己也编制过档案，在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时还管理过档案工作。据我所知，中央机关的档案，除了正式的中央红头文件是按时间用中发（年）字排号外，其他的中央文件特别是中央直属机关的文件，其编号中均应有部门类别（如中办、中纪、中组、、中宣等）与体裁等标记。而罗冰文中所列的中央文件编号，除了头一件有“中共中央组织部外调”（？）的标志外，其他则既无部门，亦无类别、体裁等标记，这是不合规范的。如果说某个文件漏写了某项标记，这是可能的。但四个文件都漏写了不只一项标记，则绝对是不可能的。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是：任何真实的档案，不管它是机密的，还是非机密的，其内容必然与当时的历史环境/人物、制度等情节切合，情节的真实是检验档案真伪的重要标志。情节不真实的档案，无论它编造得如何生动、骇人听闻，都是没有历史价值的伪品。

　　罗冰档案的第一件，即1978—7—00612号说，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田家英接到中央要来人和他作最后一次挽救性的谈话后，约一小时，在寓所永福堂，用‘五四’型手枪开枪自杀的。” 罗冰档案的第三件，即 1980—4—009014号说，汪东兴笔录交代“主席指示，要我到田家英寓所能否跟田谈一下，不要走到反的一方，不能自拔。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我和内卫到永福堂田家英寓所，向田转达了主席的关怀，问他有什么想法。”此后，双方争吵起来，内卫失控，朝田家英开枪，把田家英打死。

　　这两份档案说的是同一件事，即毛泽东指示汪东兴去同田家英作“挽救性”谈话，时间是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一小时后（即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十一时）田家英死了。但是在怎么死的问题上，两份档案打起架来了。一个说田家英是自己开枪自杀的，一个说是汪东兴带去的内卫开枪把田家英打死的，据罗冰的档案，汪东兴的内卫名朱国华，“时任中央警卫局五中队队长，即内卫处处长”。后来，朱国华也神秘地死了，死因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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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共产党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林乎加  薛驹文

　　十年京兆一书生，爱书爱字不爱名。一饭膏粱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

　　守其白，辨其黑，洁若玉，坚若铁，马列之徒，其如斯耶！

　　共产党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只能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没有欺压老百姓的权力！人民群众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人民群众的疾苦，就是我们的疾苦。

　　——田家英

　　[田家英简介]

　　田家英，原名曾正昌，属鸡，四川省成都市人（祖籍双流县的永福乡）。1930年进入成都省立北城小学就读。

　　1933年考入成都南熏中学就读。

　　1934年母亲去世，辍学在家中药铺里当学徒，开始尝试以"田家英"的笔名给《华西日报》等报纸写稿。

　　1935年在报刊副刊上发表小说、散文、书评、杂文和诗歌。

　　1936年以第一名成绩考进成都县立中学，1936年冬，参加中共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海燕社"。

　　1937年因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被学校开除，在地下党帮助下奔赴延安，进延安"陕北公学"学习。

　　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留校担任学校总支秘书、中国近代史教员、宣传科教育干事等。

　　1939年进马列学院继续学习。毕业留校，任中国问题研究室研究员、学院教育处干事和中国现代史教员。

　　1941年进入中央政治研究室。

　　1943年调中宣部历史组工作。

　　1946年被毛泽东选为毛岸英的老师。

　　1947年晋西北的土改运动。

　　1948年8月起任毛泽东秘书。1949年后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多年以全部精力参加《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及毛泽东其他著作的编辑、注释和出版工作，还参与党和国家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起草的中共“八大”大会开幕词受到毛泽东和与会代表的称赞。毛泽东经常派他到各地农村调查研究。在调查中，他坚持实事求是向党中央、毛泽东反映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提出改进建议。他坚持真理，在整理毛泽东的一次讲话时，删去涉及彭德怀的不实之词及表扬关锋、戚本禹的一段话。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受到冲击。1966年5月22日下午，王力等到中南海住地，令他停职反省，交清全部文件，搬出中南海。第二天他即自缢而死。

　　[田家英的故事]

　　忠心赤胆为人民

　　６０年代的那次农村调查，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一次不平常的调查。１９５８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广大农村刮起了“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造成农村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农民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２４日至１９６１年１月８日，党中央先后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提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他要求所有省委书记、省委常委、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必须全面彻底调查几个公社，使１９６１年成为实事求是年。

　　１９６１年１月２０日，毛泽东给田家英写了一封信，要他与胡乔木、陈伯达３人，在３天之内组成３个调查组，每组７人，分赴浙江、湖南、广东调查。每个调查组再分为两个组，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最好的生产队。时间１０到１５天。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田家英领导的调查组迅速组成，第二天就离开了北京。１月２２日到达杭州以后，田家英立即向省委领导人传达了毛泽东给他的信，经过商量，决定省里也派人参加调查组，在富阳选一个好的生产队、在嘉善找一个差的生产队作为调查对象，由田家英统一领导调查工作。这两个组随即迅速行动，于１月２４日到达两个生产队。

　　调查组进村之前，田家英向全体调查人员提出要求，必须实事求是。他说，调查研究有两种，一种是科学态度的调查研究，一种是主观主义的调查研究，我们主张科学态度的调查研究，这就是要了解真实情况，并且如实反映；而主观主义的调查研究，比不调查更可恶，因为它是摘取片断的材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或者是迎合上级，不敢讲真话。他针对当时基层干部和部分群众还有些顾虑的情况，提出要“打开脑筋，打破思想框框，敢于和善于发现问题。”他要求调查组的同志在生活上和群众同吃同住，打成一片，集中精力做好调查，而不搞那些流于形式的劳动；同时，在调查组内部提倡 “敢想敢说”，“敢于提出问题和不同意见”，但是这些意见应该通过组织向当地领导提出，不许向外乱说，不准对基层干部指手画脚，以免干扰地方工作。他非常注意同基层干部搞好关系，强调要耐心地教育他们，办事同他们商量，体谅他们的困难，不能有任何居高临下的态度，这样才能增强调查组和基层干部的团结，“同心同德，忧国忧民”。两个调查组在田家英的正确指导下，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

　　田家英先在嘉善县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调查了一个星期之后，接着又到富阳县东洲公社五星生产队进行了同样的调查，经过一段工作，这两个队的基本情况、特别是“五风”造成的严重危害基本上搞清楚了。和合生产队地处杭嘉湖平原东部，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历来是鱼米之乡。解放后头几年，农村经济迅速恢复发展，每年为国家提供大量的商品粮。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上面的高指标逼出了“浮夸风”，这个生产队的早稻亩产从２００公斤报到３００公斤、４００公斤、５００公斤，实收只有２１９.５公斤。１９５９年，“反右倾 ”一来，包产指标订到４８９．５公斤，实收只有２１８公斤。１９６０年，公社党员干部宣誓大会上订的粮食生产指标是保证９００公斤、争取１２００公斤，而实际只收了１４５．５公斤。由于高指标带来了高征购，挖了农民的口粮。１９６１年春天，每人每天只有半斤米，只能吃三餐稀粥；有的小队甚至断粮，出现了饿、病、逃荒和非正常死亡。一天黄昏，调查组的同志闻到一阵烟味，“农村已经食堂化了，谁家还在烧饭，难道老百姓家里还有余粮吗”？他循着烟味进入几户农家，揭开锅盖一看，锅子里是羊头草、胡萝卜加上从食堂打回来的稀粥。事实说明这里的农民已经无米下锅。从调查中还了解到近三年来，这里的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猪、牛、羊大批死亡，农具大量损坏，土地肥力下降，劳动者体质变弱；社员一年收入只有２１．２７元，辛勤劳动一年，到头还成了“倒挂户”。对于出现这些严重问题的原因何在？许多基层干部讲不清楚。田家英在同嘉善地县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从和合生产队来看，生产破坏是严重的，为什么生产年年下降呢？怪天，没有灾害，怪人，老百姓是好的”，“不能怨天尤人，也不是什么民主革命不彻底，病根子是‘五风’问题。”田家英一语道破了当时农村问题的症结所在。其实，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同志，对此并非一无所知，只是因为怕反“右倾”、“拔白旗”，闷在心里不说而已。田家英说出了他们不敢说的真话。这不仅是尊重事实、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是他对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表现。

　　经过１０天的调查研究，２月６日在杭州，毛泽东听取了田家英的汇报，在场的还有当时浙江省委的江华、霍士廉、林乎加、李丰平和薛驹等。田家英如实地汇报了所见所闻，恳切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建议中央搞一个人民公社条例。田家英的汇报震动了毛泽东，他当即就纠正“五风”问题、退赔问题、生产队规模和体制问题、自留地问题、食堂问题、干部问题提出许多重要意见，并且采纳田家英的建议，准备起草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由３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研究制定。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以后，大批领导同志深入基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不仅促进了干部作风的转变，而且集中了群众干部的智慧，制定了一系列切合实际的政策办法。《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六十条”），就是调查研究的一个主要成果。这是广州会议的最大收获。

　　田家英在浙江的调查，从１９６１年１月２３日开始到５月５日结束，历时整１００天。他在调查研究和制订“六十条”中所作的贡献，对党中央纠正１９５８年以来农村工作中的错误，扭转农村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局势起到重要的作用。尽管“六十条”还有不少缺陷，没有突破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公社体制，但它的历史作用仍然应当充分肯定。田家英功不可没。

　　１９６１年６月在北京，田家英曾经在他家里，给我们展示他的藏砚，其中有一方端砚的铭文是：“守其白，辨其黑，洁若玉，坚若铁，马列之徒，其如斯耶！”这铭文是他自己起草并请其他同志为他书写和刻石的。他还对我们解释说：“共产党员就是要这样子做人。”当时我们还不甚理解，现在回忆起来，这铭文正是他的自画像，是他心境的自白，写出他的是非分明，爱憎鲜明，高洁的品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也刻画出他的骨气和风格。即使在３０年后的今天，他的光彩形象依然是一身正气留在人间。

　　（林乎加  薛驹文  载《人民日报》1996.0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