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钧福：戚本禹回忆录提供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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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回忆录提供的历史事实

最近看到戚本禹回忆江青的文章，不辨真伪，后来看到共识网转载，还有评论文章，想可能是真的。至于题目，有的是《回忆江青》，有的是《回忆江青同志》，也有人就此评论，但这可能是共识网编辑取的题目。


文革当事人的回忆录是很宝贵的第一手历史资料。戚本禹这样的人的回忆录尤其珍贵，因为他很年青就身居要职，接近中枢，特别对江青极为了解。又由于当时年青，记忆力好，所叙述的事实可能比较确切。


我们对文革当事人的希望首先是将其经历和知道的事实讲述出来，因为文革研究现实的情况是有关档案没有开放，研究本身也没有开放，基本史实尚不很清楚。就这一点来说，戚本禹的回忆贡献很大，因为他的回忆录内容不限江青，而且涉及很多重要历史事件。现举一些我认为最重要的事件说说。


首先是文革开始时的窃听器事件。这是导致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被打倒的主要错误。虽然杨在1965年11月就被解除职务，驱逐出京，但是直到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才于5月24日由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其中关于杨的第一条错误就是“他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设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


对杨的这一指责和处理，文革后被平反，说是江青、康生等人的诬陷。这一事件的真相，已有很多文章解释为正常的录音。杨尚昆本人也接受过采访说明原委。他说，1959年杭州会议期间，毛泽东说不要记录，胡乔木说还有录音呢。于是毛批评了这种做法，此后杨对于会议录音更谨慎了。1960年，毛外出巡视接见外宾，在他允许下在住所和专列上录了音。1961年4月，毛在长沙接见外宾时发现录了音，生了气。于是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决定只能在正式会议上录音，领导的党内谈话和接见外宾均不可录音。


这后一次毛发脾气的那次，另有些文章说录音录的不是什么接见外宾，是毛和服务员的闲谈。如果真的如此，杨尚昆说的就不很实在了，为尊者讳。


还有一种不好解释的地方，就是此事为什么在4年后，直到1965年11月才处理？


现在戚本禹说，根本不是录音，就是窃听器，安装在毛住所的窃听器。他说：“杨尚昆在主席身边安放窃听器的事是他通过机要室的康一民(原来是总理的机要秘书,叶子龙调离后,由他负责机要室的工作)来搞的。后来在一次中央文革的会议上。江青跟我们说，他们把窃听器都安装到了主席的卧室里来了，连卫生间的肥皂盒里面都按上了窃听器。后来,公安部派来了专家,把窃听器拆出来以后，主席让把这些东西连同杨尚昆、康一民他们这些人的检讨都封在保密口袋里交给江青保存。他不叫中央办公厅保存。可能是怕将来会有人销毁证据，再进行翻案。江青还当场叫汪东兴去她的办公室把窃听器拿来给我们看。那窃听器是钮扣状的,是从美国进口的。连谢富治都不知道这东西。那是中央调查部从海外买的。当时中央调查部是杨尚昆负责的。杨尚昆，康一民在主席身边安放窃听器的事件和之前杨尚昆，叶子龙搞录音的事根本是两码事，现在有人是故意把这两件事混起来。康一民后来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撤职的处分。对杨尚昆的处分被拖了好长时间，直到主席发问,杨尚昆怎么还在中南海?才把他调去广东去当书记处书记。”


戚本禹没说这事是什么时候揭露的，但也应在1965年11月前一段时间，但是可能在1961年4月以后，所以以前的疑惑部分得到解释。


如果这是爆料，就是最大的爆料，完全颠覆了以前的说法，也显得更加合理。但是，目前还没有任何资料验证戚本禹的这一说法，从《杨尚昆日记》也不见关于窃听器说的任何蛛丝马迹。


第二件事是关于批判朱德。坊间流传了一份1966年5月23日中央举行朱德批判会的记录，有中央许多要人批判朱德的发言，均不甚客气。因为不知这份材料从哪儿流出，也缺乏旁证，不知前因后果，所以颇为怀疑，但是卜伟华的书《砸烂旧世界》说到此事。现在戚本禹说：“其实最早在党内批斗朱德的倒是刘邓他们,在讨论通过五一六通知的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因为毛主席在通知里提出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那像许世友一些人就提出来问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主席说的是谁，怎么不把他揪出来?他们问总理，总理说，主席那只是一般地说说的，并没有所指。可还是有人不断地问,说主席都说了好几遍了,现在又正式见了文件了。而且主席说,中央出了事情,你们要造反。像蔡锷一样。他们就又去问刘少奇，刘少奇就说主席说的是朱德，朱德是有‘野心’的,在井冈山的时候就反对毛主席。这样就在那个会上刘少奇他们组织了批斗朱德。”“那次会议斗朱德是真斗,斗得很厉害。”后来这一批判被毛泽东叫停。但是文革中，江青又布置戚本禹在中南海里贴朱德的大字报。


对比前一件事，此说的可信性更大，因为有来源不同的会议记录为证。说的内容也合理，如周恩来、刘少奇对待同一问题的态度显示出它们不同的性格和处事方式。


第三件，从成都抓彭德怀事。戚本禹对此事承担了责任：“从四川揪彭德怀回京，是我组织人做的。那时彭德怀在四川任大三线副总指挥。李井泉在庐山会议上就恨死了彭德怀。所以他把彭德怀在四川的一举一动都报告上来。我收到他的一个报告，是写在一张白纸上的。说彭德怀现在很活跃，他到处在跟人讲他冤枉，他还说你们现在才反对刘少奇，我早就反他了。我在庐山会议上反对的就是刘少奇。我把这件事在文革小组的会上讲了。江青说，我们在这里拼命战斗，他倒反而是个没事的人了。总理也很积极地主张要把他弄回北京。”于是戚本禹布置红卫兵去成都揪彭。“稍微有点党内生活常识的人都清楚，那时如果没有总理的同意，谁能办成这些事啊。”和我们以前所掌握的事实一致，但是提供了李井泉报告一事是以前不知道的，可供参考。


此外还有胡乔木、谭震林揭发刘少奇事：“刘少奇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是胡乔木向主席报告的。我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发表以后，刘少奇否认他说过这个话。胡乔木就又向主席写了一个报告，证明刘少奇确实是说过这话的。可以当红色买办的话，刘少奇也否认。谭震林出来揭发的。他说，我当时就是听到刘少奇这么说的。这还是二月逆流以后谭受到批判以后说的。主席说，你们老批判人家，现在出来讲话的还是谭震林。谭震林可以参加中央文革了。谭震林的揭发材料是用很大的字写出来的。主席让把它印出来，给大家看。刘少奇也没话说了。谭震林还是刘少奇在新四军时的副政委。（但是谭震林在文革后出版的传记把责任都推给了毛主席,说毛主席骄傲了）。”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一点也不奇怪。


关于“伍豪”事：“一天，周荣鑫的女儿来找中央文革，说她爸爸说的，有件事只能跟江青或者戚本禹说，别的人一个也不能说。我去请示江青，江青就叫我去听听，我说我一个人去不好，总要有个人一起去才好。江青说，那叫关锋和你一起去吧。周荣鑫女儿把她们红卫兵查到的一张旧报纸拿出给我们看，上面登载了伍豪的启事。我们虽然是第一次听说，但当场就跟她说，这是国民党造谣。关锋讲得比我还具体，说总理是什么时候去的苏区的，还说，如果总理叛变，那他还会领导红军长征？周荣鑫女儿听了很高兴，说她也不相信总理会叛变。但她爸爸说，这是组织原则，这事不能去和总理讲。所以一定要来找江青。”这也和我们已经知道的一致，卜伟华的书上也是这样说的。我在另一篇博文中说，在这件事中，所有当事人包括周恩来的态度都是正确的。周荣鑫所说组织原则难道碰上周恩来就不管用了？


关于邓颖超：“虽然她在生活上很关心总理,，但是她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却跟陈毅，谭震林这些人差不了多少。而总理对文化大革命认识却比他们要深刻的多了，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他只是在应付主席和江青。有次我跟总理说，你那么忙，应该让邓颖超同志也出来工作，像江青同志那样的多好。总理很认真地给我说，本禹啊，这话我就跟你说，我和小超按理在政治上应该是一致的，但实际上有许多地方是不一致的。我们经常有讨论(我记得很清楚，总理是说讨论，而没有说争论)，很多地方她的认识跟不上。所以我不能让她出来工作，不然说错话，影响党的工作。”对此，很多人理解为周恩来的高风亮节，比毛泽东、刘少奇都强，也确实如此。但是戚本禹所说的两人间思想分歧，也可以参考。


关于林彪和谭震林：“二月逆流以后，林彪把谭震林给他的信转给主席，但他没转给江青。他说谭震林糊涂到如此地步。但其中的意思就是让主席看看，人家都反对江青的。”此说值得重视，也比较合理。


关于一月夺权：“对一月革命夺权，老实说，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的。陈伯达是反对下面起来夺权的。陈伯达说，主席的一贯思想是对那些干部冲击一下以后都还要用他们的。连国民党的一些大员，解放后主席还用他们的。更何况那还是共产党的干部，主席还要用他们的。咱们看不清楚，就别瞎掺呼。他说，造反派最多只能起个监督的作用，他们没有管理的经验。不是专家。管理国家要靠专家。所以他对夺权的问题一直是持观望的态度。”其实当时很多人，包括造反派，都这样想。


戚本禹的回忆录是一座富矿，值得仔细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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