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钧福：文革中的”重新发现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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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和我们是如何“重新发现了自己”的

在微信上看到梁文道一篇文章《出卖作为一种美德》，说的是东德的国安部，或称斯塔西，即特务组织，如何搜集普通人的一举一动，汇成档案材料以加强控制。苏东剧变以后，大部分材料来不及销毁，被抢了出来储存在一个机构里，容许人们去查看。在这里不少原东德居民可以看到他们在过去日子里的言行，“在这些材料当中，他们就像看老日记似的重新发现了自己”。


“重新发现了自己”！在我自己的生活里，有没有这一幕呢？应该有过，但我错过了。


那是在1966年11月，大约半个世纪之前的事情。官方发动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深入开展，文革的主导思想深入人心。在我院，院党委书记张劲夫被抛出当替罪羊。这个称呼不是我说的，是周恩来派往我院的联络员刘西尧说的。他在晚年有一个回忆录，因他当时年事已高，回忆录具体内容多不可信，但说张劲夫是“替罪羊”非常恰当。


张劲夫其实是个非常好的干部。在反右中，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还是很注意保护知识分子的，至少没有像一些学校里，把知识分子放在敌对的地位、一有风吹草动就拿知识分子开刀。前些年，中关村大搞拆迁，一些被拆户找离休在家的张劲夫哭诉，张劲夫也只能叹一口气。他当年规划的中关村小区早已面目全非了。


这个好干部，我们当时却视若仇敌，非把他打倒不可。当他被当作替罪羊抛出后，一些造反派立即涌到院部，打开保险箱，找出整群众的“黑材料”，并将某些内容公布于众。


这些材料，并非从基层党组织层层上报上去的。这些群众性的告密材料都藏于各级党组织，作为整群众的根据，并未上报。院里藏的材料是从另一条线上去的。这条线就是所谓特情人员，有时叫特勤人员这个系统。这个线到底是哪条线，是公安部还是社会部，我至今也不清楚，但大致相当于东德的斯塔西，可能不错。


当时院保卫部派往下面各所的特情人员，到我所的有一位熹先生。他伪装成一般工作人员，接近造反派，说些同情的话，赢得这些造反派的好感，引为同道，套取他们的心里话，然后如实上报，作为材料存档。


我们所一些人到院部去看了这些材料。在那里他们“重新发现了自己”，看到他们在1966年7、8月时随便说的话被原封不动地保存在保卫部的档案里，非常惊奇。因为其中有些话完全是开玩笑，于政治毫无牵连，也被收录进去。倘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这些话语就将永远保存在这些档案柜里，直到世界末日。


这些朋友还叫我到院里去看这些材料，因为也有我说过的话列在其中。但是我没有去，所以至今也不知道我的什么话被上报过。这位熹先生我听说过但没有接触过，不知他怎么知道我说的话。


这位熹先生后来在院部被批斗了，称他是“特务”。但是我们造反派似乎不很恨他，因为他是职业告密者，非常专业，把我们说的话原汁原味上报，既没有添油加醋，也没有上纲上线。而这两者，是基层业余告密者的惯用伎俩，非常可怕。所以就告密而言，业余比专业更可恨。这些业余告密材料保存在党支部，后来也被揭露出来。


我的一位同事，开会时在一张废纸上瞎画，将“抗美援越”几个字写混了，被另一人到党支部揭发，在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惨遭批斗。


我们当时喊“打倒张劲夫”，把帐都算在张劲夫的头上，其实有些事他未必能左右，例如保卫部门有相对的独立性，具体业务未必听党委的。至于基层的业余告密，也没有什么人布置，是十分自觉的行为。


现在回到开头的话，我们当年到院保卫部档案里“重新发现了自己”，和东德人在二十几年后在斯塔西的档案里“重新发现了自己”有何本质不同呢？我们当时的心情和二十多年后东德人民的心情又有什么区别呢？不都是一种从桎梏下获得解放的感觉吗？这种非常爽的感觉是没有经历过文革，也没有置身于苏东剧变环境下的人所不能体会的。


现在一些造反派如蒯大富，从他们的回忆录中看来似乎还很怀念文革，令人十分不解。因为他们只风光了一两年就被抛弃，继而被批斗、被关押、被劳改、被判刑，承担了全部文革罪责，沦为全民公敌，完全代替了原来地富反坏右的角色。


原因在于，他们体验过别人从未体验过也不理解的这种“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感觉，他们认为即使付出这样沉重的代价也是值得的。至于这种比较在历史上如何评价，姑且不谈。


问题在于，现在的人们对于柏林墙倒塌后这段历史津津乐道，而对于发生在其二十多年前类似现象却视而不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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