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自述：打捞民间思想

大笨狗

[blockquote]我1951年生于黄浦江畔，幼时随父母迁居北京，就读于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和师大一附中。上山下乡的大潮中被卷到了太行山区漳河畔的一个小山村，种了三年地，1972年进省城当机关干部，1977年参加高考，次年春入山西大学历史系。当时钟情于文学，以后到山西社会科学院从事文学理论的编辑和写作。90年代，兴趣回到历史，尤其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和半个世纪以来的民间思想史。《打捞民间思想》一文叙述了我在这方面的工作。（现居北京，主要从事文化批评和当代民间思想史的研究。著有《冬夜长考》、《和友人对话》、《尊严无价》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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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历来重视显在的思想家，而忽视民间的思想家。当代中国显在的思想家，首先是政治家。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阐述他们思想的论著何止汗牛充栋。他们的思想当然构成中国当代思想史的主潮，值得认真研究。但主潮毕竟不等于历史全部。在研究者纷纷关注主潮的时候，非主潮思想的研究就成为思想史的缺环。对文革时期中国民间思想的研究，就是这样一个缺环。
文革以前民间思想的研究，更是空白。一般来说，从共和国成立到文革结束以前的中国大陆，被看作是民间思想史的荒芜时期。但这种认识不尽符合历史实际。七十年代后期中国出现的思想解放的春潮，不是偶然的突发，实际情况是此前20多年间，民间各种思潮此起彼伏地在坚冰下萌发、涌动。之所以造成一种荒芜感，主要是可供研究的史料比较缺乏。
民间的思想，在文化专制主义统治的年代，实际影响范围当然极其有限。因传播本身就意味着极大的风险。但思想的价值，并不只是取决于受众的多少，还取决于时间的淘洗和发展的检验。有的思想，风靡一时，日后却成为历史的笑柄；有的思想，在当时鲜为人知，或被视为异端邪说，到后来却大放光彩。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公开的媒体只剩下一种声音。中华民族的思想精华，往往只能在民间一隅悄然闪烁。但一部思想史，如果缺了民间这一环，便不再完整。而且，这些艰难产生的民间思想，不只是思想史的一部分，还是中国知识分子性格史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精神演进历程的一部分。古往今来，新鲜活泼的思想大多产生于民间，而很少产生于宫庭和庙堂。这本来是思想演进的规律。只是由于修史为官家所把握，所以，民间的思想往往被忽视，甚至被岁月的风尘所湮没。我进入这个问题时候，最深的感受就是原始资料的宝贵。这些资料的难求，固然因为保存本身需要冒太多的风险，所以大都屡遭劫难；同时也因为后来没有得到整理出版的机会，往往长期尘封，或保存在私人手中，秘不示人。保存历史的最好方式莫过于见诸公开的传媒，否则随时都有湮没的危险。因此，推动这些民间思想史料的公开出版，一直是我的心愿。然而，做起来却不容易。一方面需要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一方需要寻找适当的运作方式与市场接轨，把这些条件凑在一起很难。
整理出版遇罗克的遗著，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尝试。去年夏天，我和徐晓、徐友渔先后说起此事，他们都十分认同。尤其是远在美国的学者宋永毅，给了我们极大的支持。他在文革中就把包括遇罗克的《出身论》、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在内的思想文本编成《思潮集》，油印成册，为此坐了四年牢。80年代出国留学，又重新把这个课题捡起来，编了一本《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在香港出版。他的研究领域，和我有许多相近之处。这本书，不少篇什都是他提供的。还有写过《文化革命中的地下文学》的杨健、和遇罗克一起坐过牢的李恒久，都给予无私的帮助，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从四面八方集中了本书的全部内容。
文革既是本世纪中国一段最不容忍独立思想的年代，又是启动了一批先驱者独立思考的年代。许多思想的火花，往往来不及燃烧，就被国家机器的暴力扑灭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遇罗克的命运非常特殊，一方面，他为思想付出了最高昂的代价——年仅27岁的生命；一方面，他的思想在生前却得到一个空隙，从而大面积传播，获得了数以百万计的读者——其中有的是赞同者，有的是反对者，有的是公开反对而内心赞同者，有的是当时反对而后来赞同者。做为一个青年思想家的个案，他可以幅射出许多尚待深入研究的课题，相信会引起思想史、政治史、社会史、文革史等各个领域研究者的兴趣。
编这本书的过程中，还遇到一件事。有两位在电视台工作的二十几岁的朋友问起我最近干什么。我说，编了一本书，是关于遇罗克与《出身论》的。
他们接着问：遇罗克是谁？
听到这个问题，我的心一颤，不免引起了连翩的浮想。
在中国，四十多岁以上的人，大概都知道家庭出身意味着什么。
在那些年月，谁如果轮上一个“黑五类”的爸爸，谁就沦为“狗崽子”，不但升学、招工、当兵、提干没份，随时还要受到人格上的污辱。甚至去医院，也要问家庭出身，出身不好，有病也没有治疗的资格。然而，也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个青年工人，写了一篇文章，戳穿了“血统论”的荒谬，发出了人与人生而平等的呐喊，他就是遇罗克。他为数以千万计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们说出了心里话，得到了无数读者的共鸣。然而，他的独立思想不能见容于那个黑暗的时代，就在七十年代的第一个寒冷的春天，一颗专制的子弹，夺去了他年仅二十七岁的生命。在那个缺少英雄的年代里，他无疑是够格的英雄。我的同代人，不管是敬，是怕，是爱，是恨，谁也无法从记忆中把遇罗克抹去。
年青的一代，不晓得遇罗克是谁，这怪不得他们。他们赶上了新的时代，各人凭自己的本事在社会竞争，没有人查问你是什么家庭出身，父母有没有历史问题？谁家如果有一门海外关系，或者是名门显贵之后，还可以成为骄傲的资本。当年压得人直不起腰来的“黑五类”，已经不再令人恐惧，而是成了一种保健食品的品牌，还上了电视广告。
然而，年青一代就不该了解当年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么？不该知道遇罗克是何许人也么？从道理上讲，没有人说不应该。但年青朋友们又的确不了解。他们所受的教育，没有这一幕历史；他们看得见的传媒，没有这方面的内容。我自不量力，想通过传媒，重新回顾那一段并不久远的故事。但努力的结果是，无形阻力无处不在。
我找了一家又一家出版社，老总都说书是好书，但我做不了主，要请上级把关。新一代对历史的隔膜，恐怕就是这种把关的成效。我们无权强迫新一代人沉浸在过去，但也无权对新一代关上通向民族记忆的大门。我甚至产生了一个悲哀的联想，过去，那些没有文字的民族，尚且能够以说唱的形式，把祖先的英雄故事口口相传，告诉后代，历百代千年而不绝；我们有了文字，有了印刷术，有了广播、电影、电视、电脑网络，已经快要跨入信息社会的门槛，当代英雄的故事怎么反倒连一代也传不下去了呢？
这本书既将出版之际，终于和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取得了联系。这本书能出版，他当然高兴。但他的感受是，这本书出得太迟了。遇罗克遇难，已经快30年了，平反也快20年了。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才把他用生命写成的文字整理出版，的确愧对这位死去的思想先驱。但思想史从来就是这样严酷，且不说王夫之等古人的例子，就是当代的思想家，也是如此。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死后三十年才有机会出版；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死后二十年才有机会同国内的读者见面；而王申酉、陆兰秀等思想先驱的遗著，至今还没有问世的机会。这种状况的改变，不止需要知识分子界的见识与努力，还有赖于新闻出版体制的改革。
就社会的需要而言，我觉得想读这本书的人是很多的。当我写了一篇不足千字的短文，谈到正在编一本有关遇罗克的书的事情，在《南方周末》发表后，接到了许多素不相识的朋友来自天南地北的电话，他们有的谈到自己当年的遭遇；有询问这本书的内容；有的希望先睹为快；有的表示要为这本书的出版尽自己的力量。通过这些来自远方的声音，我感觉到一颗颗心在砰然跳动——遇罗克在人们的心里活着！
这本书出版以后，开了一次座谈会，那天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遇罗勉和当年《中学文革报》的骨干郝治、王建复等人都来了。大家坐在一起，心情十分激动。他们在发言中对我们三位编者表示感谢。我觉得，受到感谢的不应当是我们，而应当是遇罗克和他们这些遇罗克的战友。如果说，中国的人权状况比起三十年前有了一些进步，那也是他们和其他一些为此坐牢、受刑、甚至牺牲生命换来的。
开完会之后，遇罗文给我打来电话，说他的儿子那天也去了，回来后一下子变得深沉了。原来，家里人再怎么说他没有见过面的伯父的价值他也不信。在会上听到这么多陌生人发自内心地表达对遇罗克的敬意，他才理解了父辈奋斗和抗争的意义。
孙越生是另一位文革中的独立思考者。他是1997年11月29日悄然去世的。生前，社会承认他是一名学者，因为在他有大量编辑和翻译方面的成果公诸于世。但公众很难了解他同时还是一位思想家。因为最能够代表他思想独创性的文字，在他生前只很少地发表了一些片断，系统地展示他的思想成果的专著，在他生前没有出版。
在临终前一年，他自费出版了1970年到1972年在河南息县学部五七干校期间创作的诗与画《干校心踪》。这本画册，只印了600 册，读者自然不会超此数。虽有邵燕祥先生在《文汇读书周报》著文推介，但一般读者还是没有注意到此书的独特价值。
流放于这所五七干校里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的知名度相当高。杨绛的《干校六记》，记录的是这所干校的经历；顾准的《息县日记》，记录的也是这所干校的经历。最近出版的《无罪流放》，也记录了10位学者对这所干校的回忆。相比之下，孙越生当时创作的诗画，不但是旗帜最鲜明的抗争，而且点出一许多富于前瞻性的思想命题。只是碍于诗的体裁，未能展开而已。当然，流放于这所干校的知识分子，当时各人有各人的具体处境。没有留下思想记录不等于没有思考。不能以此简单地证明谁比谁高。但证明孙越生这些诗所表达的思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难能可贵，总不过分。
孙越生在80年代撰写的《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是一本被尘封了十年的奇书。他痛感于人类受到官僚主义的危害如此之多，而研究官僚主义的却如此之少，于是奋而以一人之力，闯进这座思想迷宫。在中国，第一个系统研究官僚政治问题的，是他的老师王亚南教授。王亚南以汉译《资本论》闻名于世。但在我看来，王亚南在四十年代末完成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对未来的影响力将不亚于《资本论》的翻译工作。在风雨如磐的年代，王亚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古往今来的官僚政治，特别是当时统治中国的蒋介石政府的官僚政治，作了的系统的剖析和批判，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当时，孙越生是王亚南写作的助手。从此，孙越生继续思考，几乎思考了一生。他并没有满足于重复老师的结论，也没有匍伏在老师所宗奉的马克思主义主义经典作家的脚下，简单地照搬他们的现成结论。他直接面对古今中外的官僚主义现象，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官僚主义现象，同时放开缰绳，让思维的野马纵情驰骋，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在舆论中已经成为定见的有关结论。官僚主义在他的视野里，不只是个官员的作风问题，也不是什么思想影响的产物，而是和人类自身历史同样悠久的痼疾，是对人类自身危害最大的痼疾。他不局限于对现实的各种官僚主义现象进行理论概括，而是深入到人类的起源、国家的职能、国家的消亡、剥削的性质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质疑成说，另辟蹊径。
他提出的新说，逻辑之严密、理论之彻底，视野之开阔，都让人心智大开。这本专著虽然没有完成，但我的感觉是：已经构成了一个独创性的理论体系。不论对于今后人们研究政治理论，还是实施政治改革，建设新的政治文明，都有深远意义。
在当今中国，可以被称之为学者的人数以万计，可以被称之为思想家的人却廖若晨星。学者和思想家有原则的区别。在我看来，不论专业还是业余，只要投入学术研究，并拿出一些言之成理的学术成果，就有资格称为学者。然而，思想家就不同了。只有对重大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提出自成一家的学说，这种学说不但具备独创性，而且能够激发别人思考，启发人类的心智，才称得是思想家。思想家的标志，不在著述的多少，而在思想的力度、深度和广度。如果仅仅是运用别人提出的观点和方法来论述问题，解决问题，而自己没有独特的思想创新，即使著作等身，也与思想家的称号无缘。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可以称之为思想家的人太少了。从客观环境上讲，缺少思想独创的环境，规定人们必须按照领导人的思想而思想，知识界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思想改造，已经失去了独立思考的冲动。偶尔出现不愿循规蹈矩的思想萌芽，马上遭到风霜刀剑的扼杀。经过70末开始的思想解放，思想的环境有所改善，但真正让人耳目为之一新的思想，仍然不可能一下子获得通畅的传播渠道。就是今天，新闻出版的行规也不是提倡独创，而是要求合乎既定的规范。这样，既使有思想家出现，他们的思想也难以为公众所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一度产生学者和思想家的土壤都很贫脊，现今产生学者的土壤已经脱贫，而产生思想家的土壤仍然贫脊。
编书的过程中，我结识了孙先生的女儿孙沐霞。她告诉我，父亲是为出书累死的。原来，孙先生的《干校心踪》是由儿子出资五万元，自费出书。孙先生拖着病体，奔波于出版社和印刷厂之间。书出来了，生命的能量也耗尽了。他家里还存着大量的手稿。我说，如果这本书出得成功，就争取再编续集。
我没有见过孙先生，只是在他弥留之际，写过一篇名叫《有眼不识孙越生》的短文，竟然成为见诸公开传媒的第一篇悼文。我也由此开始注意他的思想和文字。
他去世之后，几次和邵燕祥、常大林、李辉说起他来，都觉得应当推出他的文集，特别是让他的遗作问世，使读者有机会了解这位活着的时候尚未来得到足够关注的思想家，更重要的是，让他留下的思想资源薪火相传，烛照未来的文明进程。
和朋友一起编完了这两本书之后，我又考虑，能不能系统地整理文革以前的民间思想呢？1978年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进程。
改革开放的过程，同时是思想解放的过程。而新的思想，不是一朝一夕产生的。为决策者所逐步接受和采纳的先进思想，实际上在文革结束前就有民间有识之士以不同形式提出来过。一些志士仁人，为了提出这些具有历史前瞻性的思想，历经磨难，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些人当中，既有张闻天、顾准、恽逸群等老革命，也有遇罗克、张志新、陆兰秀、王申酉等烈士，既有在改革开放中十分活跃的吴江、曹思源、张木生等先行者，也有杨伟名这样敢于思考根本性问题的农民和李天德这样的落难在底层的知识分子。当我们在20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回首中国人探求真理的历程，更加感到这种探求的可贵。这些宝贵的文字应当成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在搜集材料的过程中，我先后与江苏电视台原台长丁群先生和《人民日报》的资深记者金凤女士取得了联系。丁群先生来信告诉我，“陆兰秀被囚期间，共写有十四万多字的文章、书信，我还找到了先后五次的审讯记录。我曾经考虑过将她的狱中遗文及审讯纪录、劳改日记合起来编一本书，但担心没有出版社敢于出版，所以一直还未能着手做这件事。”我建议丁先生先把书稿整理出来，然后再争取出版机会。今年5 月，丁先生终于整理出了30多万字的《陆兰秀狱中遗文》一书。他又给我来信说：“这可能是记述和批判‘文化大革命”，批判现代迷信和极左路线最真切，也最感人的一本书。因为所编注的陆兰秀的狱中日记、狱中遗文，均出自当时的原始档案。这些材料，都是用血泪写成的。现在写‘文革’的书，也出了一些，但是像这样完整的材料，似乎还没有。“金凤女士早就把王申酉留下的日记、书信、自白编成了一本书，先是拿到工人出版社，赶上《开拓》杂志刊登《第二种忠诚》的风波，没有出成；后交给湖南人民出版社朱正先生，又赶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风波，朱正下了台，又没出成。金凤说起来十分感慨，她说，书出不来，我就好像欠着王申酉一笔债！金凤女士已经年逾七旬，丁群先生也已退休。他们对这些思想先驱遗著的搜集整理，都是出于一种精神的追求。然而，让他们这把年纪的人，对面意识形态限制和图书市场风险的双重难题，运作出版，实在有些勉为其难。我比他们年青，承担起这件事责无旁贷。我有一篇短记录了自己的心情——
《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问世后，有人问我下一步做什么？我说，下一步想推出《王申酉文集》。接着又遇到了相似的问题：王申酉是谁？
问我遇罗克是谁的，是年轻的朋友。问我王申酉是谁的，却是成年的朋友，而且是知识界的朋友。的确，在12亿中国人当中，知道王申酉这个名字的人，太少太少了。
我第一次意识到王申酉的重要性是三四年前。当时我和谢泳合写了一篇关于文革时期的民间思想的论文，钟沛璋先生读后说，文章不错，可惜忽略了王申酉。
从此，我就开始留意王申酉。直到去年冬天，我请邵燕祥先生为《孙越生文集》作序，又提起王申酉的事。他说，可以找金凤。并且当下拿出一本杂志，上有一篇访问金凤的文章。其中提到，有关王申酉的书出不来，成为金凤的一块心病。
终于，我找到了早已离休的资深记者金凤；终于，我读到了王申酉的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