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毛泽东没有唱成的将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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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卿的《近看许世友》记载了不少毛泽东促进许世友和张春桥团结的事，可证“文革”期间流传的毛泽东唱“将相和”并非虚语。

　　历史沉淀的愈久，就和真实的距离愈近，这种说法应该是不错的。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小道新闻”，本来都是口头流传，当时都是以野史村言对之，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渐地清晰起来，成为白纸黑字的历史。毛泽东在许世友和张春桥之间唱“将相和”就是这样的一件事。

　　“文革”期间，笔者从事新闻工作，当时报社的负责人又是市革会常委，所以我们常常从传达中能隐约感受到许世友和张春桥有些矛盾。市革会开会时，上海警备区司令廖政:国总是和张春桥唱对台戏，张想收拾廖，许世友干脆把廖政国调回南京去。由此上海和江苏的关系很微妙，也很敏感，凡是涉及江苏的报道，也都是谨慎处之。同时也听说毛泽东从中唱“将相和”，调和许、张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委张春桥为南京军区政委，并要他帮助许世友。但他们是两条道上跑的车，许世友从心里看不起知识分子张春桥。一次，张春桥在市革会开会时发牢骚，指着脖子上的红领章说：他们不承认我张春桥，但不能不承认这个。在毛泽东心中，上海和南京军区的稳定与和谐，对开展文化大革命非常重要，所以他不断地在许、张之间唱“将相和”。

　　最近读了李文卿上将写的《近看许世友》，其中记载不少毛泽东促进许世友和张春桥团结的事，可证“文革”期间的流传并非虚语。

　　1967年7月20日，武汉“7. 20”事件爆发，毛泽东在武汉虚惊一场。到了上海，毛泽东便让杨成武打电话找许世友到上海来见他。毛泽东特意派张春桥到合肥去接许世友，目的也是协调两人的关系。8月18日，张春桥以毛泽东的专机去合肥接许世友。许世友从大别山到了合肥。一见面，张春桥就说，我这个政委亲自到合肥接司令员来了。到了上海，许世友住在兴国宾馆，张春桥也住在那里。下午张春桥陪许世友去见毛泽东，陪同接见的还有杨成武、汪东兴。这天中午，许世友自酌自饮，此时还在微醺之中。权延赤写的《杨成武见证文革》一文中讲到，许世友刚见到毛泽东，便扑通跪倒在地，放声大哭。毛泽东安慰他说：莫哭，不要哭，好好干革命。许世友说：我是忠于你的，我是跟你干革命的。众人见此情景便出去了，只留下许世友一个人听毛泽东谈话，谈了很长时间，没人记录，所以他们这次谈话内容就没留下任何版本。

　　1967年国庆，毛泽东要许世友去北京，住在中南海。毛泽东接见许世友，又是由张春桥陪同。毛泽东和许世友谈了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并再次要他和张春桥搞好团结，要张春桥保护许世友。这就是毛泽东的一厢情愿了，兵权在握的许世友怎么还在乎张春桥的保护。许世友这次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之后，张春桥上门邀请许世友到上海小住。经过中央的批准，许世友来到上海在兴国宾馆住了一个多月。这年的春节，许世友是在上海过的，随员的家属也都来到上海，酒没有少喝，李文卿写道：“我们几个都喝醉了，吐得一塌糊涂。”

　　李文卿说，张春桥很“阴险”，对许司令“殷勤得令人可疑”。李文卿当时是许世友的秘书，在上海期间，他和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没有少打交道，如果能读到何秀文写的与此有关的记载，我们对毛泽东唱的“将相和”会有更多的了解。

　　毛泽东第四次在许、张之间唱“将相和”这出戏是1970年庐山会议。会议前夕曾流传要增补张春桥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在这次会议上，林彪讲话中与毛泽东唱对台戏，提出设国家主席，还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吴法宪等发言暗示所谓“犯错误的人”就是戴眼镜者，矛头是针对张春桥的。华东组的许世友、杨得志、韩先楚三位老将军写信询问“犯错误的人”是谁？信的抬头写的是毛泽东和林彪，但这封信没有到毛泽东手里。张春桥处于处处挨打的困境，甚为紧张。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对此记载颇详：江青带着惊恐不安的张春桥、姚文元到毛泽东处反映情况，毛感到必须下大决心了。为了保护张春桥，也还不能马上与林彪摊牌，所以，毛泽东只好抛弃紧跟林彪的陈伯达。会议结束之前，毛泽东又要张春桥做东请许世友吃饭。在张春桥的住处，他们二人对饮，后来华东组聚餐，许世友也对张春桥作了回请。

　　毛泽东的“将相和”唱得很吃力，也可谓用心良苦，他深知许、张都是忠于自己的。毛泽东让张春桥当总政治部主任，他还想让许世友做总参谋长，一文一武，如能团结合作，对巩固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会有作用。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认为许、张是理想的搭档。但这只是毛泽东的一厢情愿，许世友不愿进京，并说“要我当总长，我宁肯跳长江”。

　　后来，毛泽东为什么不再唱“将相和”？张春桥也不再“委曲求全”地演这出戏？如果把《毛泽东传》和《近看许世友》放在一起相比较地阅读，可以从中发现这还是和庐山会议有关。《近看许世友》记载：清查林彪时，从林彪的住处发现许世友、杨得志、韩先楚三位司令写的信。1972年12月25日，许司令奉召进京，中央、中央文革派代表和他谈话，提出三个问题，每个问题都很重要。第一，信上写的“犯错误的人”指的是谁？第二，为什么信落到林彪手里？第三，为什么三大军区司令写的内容相同？这时王洪文受毛泽东的委托找许世友谈话，结果谈崩了。后来经过了解和李文卿的说明，毛泽东说“过去的事算了”。据纪登奎事后回忆说：毛泽东说算了，不要再追究了，许世友是个粗人，你们不要指望他像你们那样细致，林彪已死，不要打击面过宽。

　　毛泽东虽然这样说，但他心中的结是否就此解开了呢？毛泽东深层次的思考常常是不说出来的，人们也常常是事后从他当时所读的书或旁敲侧击的谈话进行分析，才知道一些真相。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也只能这样。从当年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王守稼等为毛泽东注释古文大字本可以知道一些表面的信息。1973年8月（即中共十大召开之前），写作组接到了任务，要他们整理《史记》中的《陈丞相世家》、《绛侯周勃世家》、《黥布列传》、《灌婴列传》、《陆贾列传》，不加注释，订成一册上送。另外还注释了《晋书》中的《刘元海载记》。除《黥布列传》，其他几篇传记每篇都有特定的主题，四位传主都是刘邦的功臣宿将，而且也是帮助刘邦处理身后事的关键人物。毛泽东读这些传记是否要看看刘邦临终遭遇过哪些危机，又是如何处理问题的？这是1973年7月间的事，离毛泽东1976年去世还有三年多的时间。今天读这些传记，对我们了解毛泽东生命结束之前三年的心态变化历程及当时他对一些事件的处理，或许还是很有帮助的。

　　在这里，我们先把几位传主略作介绍，先说黥布。黥布姓英，亦称英布，出身布衣，因犯法被黥，送郦山服役后逃到南方，结伙树帜，自号当阳君。开始投奔项梁，项梁死，归项籍，楚汉相争时，他首尾两顾，为项羽所败，他又投奔刘邦，被封为淮南王。他收拾残部，配合刘邦在垓下打败项羽。汉高祖十一年，刘邦得悉黥布谋反，要太子率兵征讨，张良建议：太子所率诸将，都是跟着你定天下的骁将，怎么能听从他的指挥呢！吕后也哭谏，太子不行，要刘邦亲自出征。刘邦既老又病，只得勉为其难。于是亲自挂帅，把黥布打败了。但他在这次征讨时中箭，大病一场，次年就去世了。

　　其他四位都是追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陈平少时家贫，好读书，曾任魏王魏咎的太仆，项羽的都尉，后因受谗他去，最后投奔刘邦。周勃是吹鼓手，与刘邦是同乡，木疆敦厚，不好文学，刘邦以为可属大事。灌婴是刘邦麾下一员勇将，决定汉初成败命运的大战，灌婴都起着重要作用。陆贾本是楚人，口才很好，名为“有口辩士”，常常在刘邦面前说《诗》、《书》，惹得刘邦很不高兴，骂他说：我的天下乃马上得之，安用《诗》、《书》！陆贾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刘邦由不高兴转为惭愧。他要陆贾为他著述秦灭亡的原因。毛泽东在党的“十大”前读这些传记，是否可以理解为他是作心理上的准备，因为他在“十大”和八大军区调动时要会见老帅和老干部，并要起用他们。当时流传着这样的话：老帅升帐，小兵回营，打扫庙堂，请回真神。是不是毛泽东的话，当时不知道，总之很有来头，和毛泽东的当时意志相吻合。

　　许世友和张春桥的矛盾爆发公开化，是在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据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所记，“十大”主席团名单本来是毛泽东定的，设主席和四位副主席，主席当然是毛泽东，副主席即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和叶剑英。在议论人选时，许世友提出：“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够了。”他所讲的“只要一个副主席”，是指周恩来。后来，他又认为只三个老同志就够了。这表明许世友对已身居要职的王洪文不满，这也代表了参加会议的老干部的看法。周恩来在做思想工作，统一认识，传达毛泽东“不要轻视儿童团”的讲话。尽管这样，许世友还不断插话，坚持自己的意见。当时任主席团秘书长的张春桥指责许世友，说：“你反对主席意见。”许世友当众大声训斥张春桥：“你有什么了不起！”毛泽东的“将相和”无法再唱下去了。

　　在八大军区调动会议上，毛泽东读史传的心情略有显露，在张树德著《红墙大事》（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书中记载颇详。1973年12月12日，中央军委开会，毛泽东向老帅问好，并介绍了刚出山的邓小平。为了给王洪文一个机会，委托他点名，让他在将帅面前树立威信。王洪文不知深浅，大大咧咧地点起名来。当他点到许世友时，只听一声巨响，许世友把茶杯磕在茶几上。毛泽东脸色铁青，一声不响。周恩来接下去点名。12月20日，毛泽东接见会议代表，讲到《红楼梦》时，说：你们要不读一读《红楼梦》，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你们要搞点文，文武结合嘛。这时毛泽东点了一下许世友：有人讲《红楼梦》是“吊膀子”书，这个观点不对。用的是假语村言，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就是掩盖它的。许世友在南京军干部会上批评过读《红楼梦》的人，说《红楼梦》是“吊膀子”的书。毛泽东和许世友谈了一阵《红楼梦》，话题一转，说：“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周勃厚重少文，你也是少文吧，你就做周勃吧，你去读《红楼梦》吧。毛泽东要许世友做周勃事，在“文革”期间也广为流传，画家程十法还画了周勃像，颇受人们喜爱。（作者注：刘元海，匈奴人，冒顿之后，刘邦以宗室之女为公主嫁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姓刘。元海好读书，尝对同学朱纪、范隆曰：“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毛泽东引这个典故时，说成“常恨随、陆无武”。在此之前，孙中山悼徐锡麟挽联时已用“常恨随陆无武”。）

　　毛泽东的这番话意味深长。这里有四个人物，即随何、陆贾、周勃、灌婴。周勃被封为绛侯，故称之为绛。有不少文章在评论这个史实时，都认为毛泽东教许世友做周勃是对许寄予厚望。如果是这样，只是毛泽东的一个愿望。这话的涵义是很丰富的。如果全面地了解一下周勃，对理解毛泽东当时的心境会更深入些。刘邦病重时，吕后问他身后事的安排，刘邦说：“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刘邦病逝之后，吕后欲立诸吕为王，问周勃，周勃说：“无所不可。”诸吕既立，周勃虽为太尉，但不得入军门。陈平为丞相，不得任事。陆贾深知陈平的心事，建议陈平交欢周勃。于是陈平以厚礼为周勃寿，两人相谋诛了诸吕。孝文帝立，周勃一度为相，后被免去相职，下放到绛县，畏恐被诛，常令家人披甲自卫。后来有人告周勃谋反，被捕入狱，受狱吏侮辱。经薄太后说情方出狱。他深有感慨地说：“吾尝将军百万，然安知狱吏之贵乎！”周勃的儿子周亚夫亦是将军，被封为条侯，居功自傲，汉景帝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那时正在读《绛侯周勃世家》的毛泽东，看到王洪文点名时许世友磕茶杯，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文革”期间，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主办的《学习与批判》发表过《张勋传》，到处都在抓所谓“复辟”的辫子兵。由于张勋从南京起兵北上，因之又传说此文是针对许世友的。笔者曾和朱永嘉谈及此事，他回忆说，那时肖木在北京王洪文身边工作，有机会了解一些内情。有一次肖回上海探亲，与朱私下谈话时，提到有一次毛泽东讲起张勋复辟的问题，王洪文问张勋辫子兵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要王洪文自己去查资料，因为毛泽与几个人都谈到这个问题。对军队问题，毛泽东说过，如果指挥不动就打，无非是张勋复辟，辫子兵嘛。乘我还可以，还能打一仗。毛泽东的这些话是对军队说的，当然也是对否定“文革”派讲的。朱认为毛泽东在开中央军委扩大会之前是作了最坏准备的。针对毛泽东的讲话，朱找了复旦大学历史系的赵青老师写一篇张勋的故事，赵因为教学任务重，动手很慢，到1974年2月才在《学习与批判》发表一篇由赵青署名的《张勋传》。

　　毛泽东还准备带兵打一仗，是有心理依据的。在“文革”初期，毛泽东多次问许世友：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许世友说：我带兵进京把他干掉。这话表现了许对毛泽东的一片忠心，但毛泽东会怎样想呢？在不同的历史环境里，毛泽东会不会有不同的想法？在历史上，大将军有带兵进京的想法都是犯忌的。同样一句话，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听话的人会有不同的想法。

　　把毛泽东的读书活动和历史背景相结合来考察，可以看出他不读无用之书，也不为无用而读书，可谓集古为今用影射史学之大成者，为古今第一人。

来源: 东方早报 | 来源日期：2009年10月26日 | 责任编辑：程仕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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