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玉振 我是怎样被打成右派的（河北保定）

蓝白脑子

《我是怎样被打成右派的》

75岁高龄的老者崔玉振先生，乘公交车从邯郸市南跑到了市北，我们是在一个朋友的办公室见的面，这几天，他还在医院护理着住院的老妻。这一天是2007年3月4日（旧历的正月十五），那天的天气出现悖逆时节的寒流，街面上积存的前日的雪雨残水，此时，它们结起了呲牙裂嘴的坚硬冰碴，凛冽的北方在楼罅间打着呜咽般的呼哨，如泣如诉。

第二天的下午，我们依然坐在这里，我笔记，他讲述。窗外的风，依然扯着凄厉的嗓子，接着昨天的哭叫继续悲声大放。

见到他之前，网络著名时评作家田奇庄先生郑重其事地把他介绍给了我，开始，我以为他是个五十多年的壮年人，见到他时才知道那只是我的一个错觉。

在他的故事中，他的苍老并不使人显得萎靡，他清晰的头脑，准确的遣词，超人的记忆力，灵活的眼神，不妥协的性格，无不透着一个硬汉的坚强。他让我明白一个现实，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没法用年龄界定。

这两个下午，我们都聊到他的女儿把电话打来（他五十岁初婚，妻子带着三个儿女嫁给的他），要他去医院向医生复述母亲病症情况。5点半，他起身要走，我送他出门，走不远，他谢绝再送，转过身，不再回头，人就走远了。

他是个从不会向一切强势屈服，坚决讲真话和真理的人，这样的人，在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注定了他的人生不幸。从与他的长聊中，我突然感觉，这样的人也许可以让我们重新估量自己的人格份量，怀疑自己在非常时刻，也许会向施虐于我的强者屈膝下跪。他几乎就是我做人的一个参照体，令人心灵震撼。一个人本真的自尊的在无情而冷酷的践踏下，会不会残缺？命运的乖舛，会不会令人精神失常？在俗不可耐的势利生存法则中，我的身上，究竟会丢掉了多少良知又畸生了多少猥琐？

讲真话、做事较真是需要勇气的。如果这是一个民族的性格，像日尔曼人，大和人，集体的性格特征使这些民族非常伟大，他们的集体行为，使之成为族类众多的星球上的优异者；如果在一个民族中，这样品格的人是濒危动物，这个民族就没法真正站立起来。而且，对那些绝境的“异类”来说，他们活着就是灾难，随着他们的灾难程度，最终还会演化这个民族的灾难程度。
欧洲的中世纪，中国的专制时代，莫不如此。

在一个特定环境中，你根本就没有资格蔑视生活中的一切告密者，中伤者和变节者。在生存方式的残酷选择方面，他们有理由选择更接近生存法则的狭路，把灵魂典当给魔鬼，把人肉当成爬出死路的阶梯。这种本能，在中国不断衍繁成全社会的众生相。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曾经遍地都是灵魂的卑污者，人世间到处鬼影幢幢。中国人其实很可怜，外不能御祸内不绝动乱，敢于舍身地狱以求普渡众生的圣人，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濒绝中的濒绝。

二十世纪的“反右”，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谨和中期的“动乱”，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样的人寰惨剧，超越了中国历史和世界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千百年来，中国土地上“专制”的阴魂难遣，动乱不止，民生哀鸿唱野。亿万生灵如果只能被一只“神圣”的咒符驱撵进早就敞开的地狱之门，那么，你最好暂且原谅一切魔鬼吧，千万不要放过锻造地狱的——佛。宁愿去诅咒金色光环笼罩着的那个邪恶身影，诅咒那个残忍的微笑，诅咒那些冠冕堂皇的弥天大谎，诅咒打开潘多拉盒子的那个神圣。

还是听他的故事吧，我用笨拙的笔触疏理着他的讲述。

崔玉振（原邯郸地区农科所干部，公元1957年，被打成“极右分子”）：

你知道张伯钧的女儿张怡和写的《往事并不如烟》的书吧？时间还得往前说吧，那时候，民主党派身为中国的上层贵族，他们也相信毛泽东说的话，觉得中国政治民主会“轮流执政”。其实，他们错了。毛泽东就是利用他们的天真心理，让他们入了毂。再早以前，日本人在中国吃了败仗，美国兵的“沈崇强奸案”就成了一种宣传利用，目地是想把美国人撵跑，招来他们喜欢的苏联人。其实，苏联人更坏，一会儿我再说他们吧。

先按正题说，2006年4到5月间，兰州电视台讲过，甘肃酒泉有个地区，害死“右派”2000多人，发生过人吃人的惨案。《风雪夹边沟》这本书不知你看过没有？还有《中国1957》，一个女性作者写过《我的1957》，这是甘肃出版的。那本《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的作者是胡平，不知你看过没有，他们说的都是真实的。“右派”是些什么人呢？是知识分子，是中国社会称之为脊梁的那些人。

我这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相信了毛泽东。这是我一生倒霉的根源。

从头说起吧。

我是保定地区的徐水县人，1937年，日本人打过了芦沟桥，向南一路打来，国民党军队南撤，日本就占了俺们这块地方。我们家是徐水县大王店镇，那里也修了日本人的炮楼。我是1932年生的，那年，我五岁，从记事起就没见国民党旗和国民党的军队。可以说，我生下来就是受共产党的教育，特别相信毛泽东，我父亲是乡村知识分子，他没有跟日本人、国民党干过事，父亲给共产党当小学校长，当八路军的村长、民政主任、教育主任、县人大代表、县政协常委，是下委任状。我们上学是“游击小学”，那会儿没有书本，没有笔，也没有教室，就坐在旷野地里上课，日本人来了就跑，他们走了，我们再接着听课，用树枝条在地上划着学写字。基本上也没有学到什么文化。

那时，真心真意相信毛泽东，一心要打倒蒋介石，推翻国民党，救人民于水火。1947年，我见到了毛泽东的诗词《沁园春。雪》，唉呀，我一看到这首词马上崇拜得不得了呵，那时，也读过几篇古诗词，觉得李白，杜甫，白居易，李清照啊，他们统统没有毛泽东写的好！气魄那个大，古人比起他来，那个小器到不成对比啊，他们哪儿有毛泽东的雄才大略，江河气魄？觉得他就是救民救国的大救星，只有他，也除了他，谁也不行，了不得！

那时，解放区没有中学，1949年成立了共和国后，新中国的中学第一批招生了，我考上了河北省立第五中学（即完县腰山中学）。我上了这个学校，那个骄傲呀别提了。开学后，老师让我们写作文，没有题目，让大家随便写，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要做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好青年》，那是我确确实实的思想表述。当时把我们语文老师惊动了，他激动地在全班、全校会上朗读。那时候的唱也是这类歌曲，“新中国的一切要我们安排，要我们当家作主人”，我真感到生长在毛泽东时代无比自豪。那时，我可是真心真意把毛泽东当成最伟大，最英明的领袖。

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我是“打虎积极分子”上面要人们“怀疑一切”，对财务人员大胆怀疑。“三反”“五反”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如火如荼开展起来，凡会计都是“老虎”，全部都是贪污分子！都要对他们进行“清算”，叫做“洗澡下楼”。实际上，刚解放那会儿，人们都是带着旧社会的职业习性，循规蹈矩做事，夹着尾巴做人，基本上还没有一个人敢占国家便宜，可上面硬说有“老虎”啊，找不出来那是你觉悟有问题，谁也别想轻松过关。

挖不出“老虎”怎么办？整！打！一个个刑讯逼供，不打怎么行？土改那会也这是么整的，我们村实在找不出地主，就把三分之二的户列为被斗户，收拾的人越多，贫困赤穷的家庭就会分到的东西越多。“整”是手段，也是目地，打人是手段也是目地。就是要人们把胆子都吓破，这也不是共产党才有的搞法。唐朝时，武则天刚当皇帝，觉得有人会反对她，自己又不便出面收拾那些臣子（自己总不能把人都得罪了呵），就找来个酷吏来俊臣把大臣们收拾的魂飞魄散，屁滚尿流。后来他的名声臭了，武则天回过头来帮大臣把来俊臣杀了出气。从此，朝廷里个个如惊弓的鸟。再早之前，秦始皇，秦二世，指鹿为马，这也这么收拾人的。还有周公制仪，刘邦复古朝礼，朱元璋治贪，康熙乾隆学着前朝的“文字狱”，至到国民党的任人唯亲，政治腐败，搞“中统”“军统”之类特务的黑暗手段，都是一个模子脱来的，这也怨不得共产党“整人”，只能怨中国的传统不好。“整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共产党只是没有免俗而已，谁知后来事，远远不只是这些呵。

“三反五反”整出来的人越来越多。后来还有“肃反”，随便可以整人害人，都怕了吧？到了1958年，打击知识分子的“反右”之后，土改分的土地都收回了国有。“人民公社化”时人们还敢言语一声？

“反右”之后，知识分子，有良心、有见识、正直敢言的那些优秀的中华儿女，统统被打入地狱，社会的良心就没有了。任你再搞什么荒唐的“运动”谁还敢提意见？对，这就是目地。人们被整怕了，像没有灵魂的一群木偶，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操控，这就是目地。

这只手对孩子们也不会心慈手软，孩子们以后要成为这只手下的“一块砖”，“一棵钉”，要把他们制造成统一产品。不过，我们当时哪知道以后的事，那时只觉得生活里充满了希望和阳光。没有人怀疑自己不会前程似锦，都相信自己以后会大有作为。后来的人生大悲哀，少不得志，怎么也想不到呵。

到了1952年，我们满腔热忱地想报考高中，决心以后要到苏联留学，回国后好报效新中国。那时，人人都有一番人生抱负和远大理想。没想到，1952年学校不再招生高中，初中毕业一律由国家安排中等（专业）学校学习，学生们的分配，按比率、按计划，安排到一个个中等专业学校。我们这批学生分派到保定师范、农专、天津水利学校，只有7、8个女生分到了保定女中读了高中，后来，她们真的一个个留学苏联。男生一个也不许进入高中，断绝了一代学生考大学的路。

我被分到了“保定农专”，上面说了，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我想，当时上面不是说要建工业化国家吗？让我上农专不就是种地吗？我在农村长这么大已经对种田没有任何兴趣了，多少辈子种地还没种够？心里只想将来要搞工业，那多神气！

1952年头次放寒假，当时，我父亲在“完小”当校长，那时我从《河北日报》上看到“天津汉沽国营化工厂”招工，他们只要高中毕业生，我回家后动了心思，跟家里人商量后，偷偷找到了在县教育局当局长的本家侄儿，让他出个假证明，说我名叫崔子侠，高中毕业。反正不想去上什么“农专”，我就要报考这个工厂，这个厂是日本人建的，解放后，被列为国家重点企业。1952年，这个厂要在保定招23名高中生。脱离农田的机会来了，实现自己搞“工业化”的梦就在眼前，我一心一意地就奔它去了。

走运呀，我真的被那个厂录取上。

到了这个厂，才知道“工业化”原来真的那么好哇，工资一个月四十二元，在当时，那可挣得不算少，人家的食堂也好，吃天津小站大米，菜也做得喷香，工厂食堂每天做出几十种菜等着你去挑着吃，有肉、有虾、有鱼，瓦块鱼，从前哪吃过这些？哪里见过这种阵势？高楼马路，机器飞转，个个干劲热火朝天，据他们说，招我们这些学生就是要培养干部的，等培养好了，就向其它新建厂输送干部。我被分配到了行政科。也行，只要能留在这个厂，不去干农业，咋都行。因为我的个人兴趣和人生志向都向往着国家的工业化。

好景不长啊，只过了40天，我们农专学校的关主任就来了这个厂，我一听说来了这人，心里就“咯登”了一下，知道要坏事。他可是拿着文件来的，找到厂里说，这个人可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他得到学校上课，厂里不能招收他。

厂里一看，也没办法，就要我跟他们回去。

没有办法，着急也没有办法，只能收拾了包裹跟着人家回去。后来，我才知道有3、4个同学告的密。当时的学生都是计划分配的，我没有到校，人家可留着座位等着呢！一个萝卜一个坑，哪里容得下你有个性？有个人抱负？有个人意愿？学校这么久没见我报到就不干了。那几个不知从哪儿知道我的信儿的同学，就把我告了。我逐渐才明白，人家根本不许你有任何自己的好恶，如果不服，人家就是要拨掉你身上的所有个性，不把人当人，把人当砖当钉使，用在哪里就是哪里，根本就不允许你有任何个人想法。

到了暑假，我还想离开这个学校，又找县教育局的侄儿帮忙，再次报考了“北京钢铁学校”。这也是个中专学校，没想到还没有收到录取通知，农校又来了函，要我按时返校报到，不许再报别的学校或单位，否则，他们还会把我从别的学校或单位“揪”回来。这一手真是太厉害了，他们是组织，对付个把人太轻松，太简单了。

那时候，我非常痛苦，只好怏怏地按时返回了学校。幸运的是，我赢得了一位女生的“爱情”，她是我们上初中时的“校花”，人，长得很漂亮。那时，我们都是十八岁左右的年轻人，追求她的还有别的男生，可她最终把青睐的目光投向了我。一场三角拉锯战（三角恋爱）中，我赢了那个竞争的同学，成了胜利者。那时，我们常常坐在校园的草地上，谈理想，谈梦想，谈建设国家的美好前程，觉得以后的世界就是属于我们这些人。

那是我最幸福的日子。

在学习上，我不太认真，把学习当玩似的，凭着几分聪明就能把学业胡弄下去。那时也没有正规的课本，只有讲义，混个及格还是蛮轻松的。那时候教育也是学苏联五分制，能考三、四分就算行了。

那时，学生中也有党员，他们都是一些超龄的青年，好像都是从农村保送来的“进步青年”，他们当中没有一个学习好的。别看他们学习不怎么样，但个个特别热心关心别人的学习，喜欢监督别人在干什么，专门琢磨着法儿整治人，这些人非常令人讨厌。

我不太认真学习，他们就帮助（整人）我。

这让我非常反感，所以，他们越帮助我越抵触。他们对我说：你怎么参加组织呢？快点把申请写出来吧，你不靠近组织多危险？这怎么得了？没有组织的帮助你怎么进步？

我说：我不参加什么组织，以后凭能力吃饭，谁也不用求谁。

这样的“谈话”起了作用。1955年，毛泽东把胡风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我被他们说成是“胡风分子”，被整得像进了看守所，根本没有人道可讲，关小黑屋，不停地折磨你啊，如果不是出身好，没准就被“肃反”了。你知道什么是肃反？就是枪决（因为对拒绝申请加入共产党）。那时候，整人简直就是像吃饭那么简单，这种习惯种从红军长征前的清查“AB”团，从“延安整风运动”就没有消停过，真是优良传统呵。

解放后的“三反”“五反”，胡风反党集团案，“大跃进”，”反右”，到收回农民土地的“人民公社”化，三年自然灾害（大批饿死人），“文革”，——政治上整治人的活动从没有间断过，其实啊，“反右”比“文革”还要过分；如果没有五七年的“反右”，就会避免大跃进，如果没有大跃进，就不会出现六0年大面积饭死人。“反右”就是让全国的所有知识分子，有良心的人都被打压得不敢再吱声了，“反右”，就是“文革”的一个前奏，一环扣一环。

咱还是接着刚才的说吧。

那时，我还年轻，血气方刚，不服他们，为了打掉我的“反动气焰”，那些人整了我三个多月，最后给个处分，是警告处分。说我有反动思想。

后来是毕业，我被分到邯郸地区工业局。那时，国务院有个文件，要求我们这些毕业的学生到基层去，我又被分配到了邱县工业局。55年分到地区工业局，56年再被分到邱县工业局。
到了邱县，我还是那个脾气，还有没有磨掉抱负，做事认真，敢讲话，工作拼命。那时，县里的那些工农干部把知识分子当成天然的反动分子，邪着眼睛看人，当地宗派势力很厉害，排外，还想着法子找毛病。

那时候的干群关系很紧张，老百姓私下说：干群关系就是猫鼠关系。

村干部强迫命令，老百姓必须无条件服从。看到这里的情况，我的心就凉了，心里想，这里的环境太不可靠了，个人也没有发展的空间。从那刻起，就开始向省农业厅写申请，要求调离邱县。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我不停地写，坚决河北农业厅把我调到到其它地区。其实，哪儿不一样？只是我琢磨不透其中的道理。

这个其间，在省厅工作的一位唐山同学帮了我，他把我档案中受警告处分的材料给偷偷撤销了。省农业厅（当时河北省会在保定）也同意把我调往省厅工作。我很高兴，就到邯郸地区行暑办手续，组织部门的人说：邯郸农业试验站（后改名：地区农业科研所）刚成立，现在正在招人呢，许多学生想去，只是像你这样专业对口的人才不多。组织上建议你能到科研所来，在这里肯定会有一番作为。开始我并不同意，他们接着劝我：你先不要急着到省厅报到，最好先到科研所试试，如果不行再走也不迟。

既然能试试，就如此这般吧，我相信了组织部门的诚恳态度。

没想到这次又错了，承诺，你能相信吗？一辈子也不要相信，人的话，你也信？人，是说话最不算话的动物。

毕竟那时年轻，根本没有阅历。我就去了邯郸农业试验站，心里还是想着在这个专业部门能有所作为。

我留到了这个单位，没有去省厅报到。

1957年来了，那个永远也让人忘不了的1957年呵。

中国共产党又要“整风”了，执政党让参政党、也就是民主党和知识分子，帮助共产党整风。说，有不明白现行执政的，有意见的可以放开了提，对共产党有错误的地方也可能站出来批评，而且每个人都在关心共产党，帮助党、爱护党，跟党一心一意，如果不给党提意见是跟党离心离德，是跟党三心二意，跟党就不是一家人！后来，有些人真的信了，解放之初，共产党也没有亏待知识分子，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有过知遇之恩，怎么能不顺着共产党的说法，以提了点意见帮人家改正缺点报答呢？共产党不是要知识分子、党外人员做铮友吗？可是，当时邯郸地区还没有下达反右文件，只有民主党下了。那些想提意见或提过意见的“自己”人根本不知道。

不过，情势还不那么紧张，毛泽东发表了《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章，内容主要是说分清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问题，不过，这篇文篇说的标准是由人来掌握的，就是说，他想包容谁，谁就是内部矛盾，不想包容就是敌我矛盾。标准应当是一律平等的啊，一句话，张三说了就没事，李四说了就是犯罪，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说了同样的话，后果就不一样，这是什么逻辑？

提意见，对那些有胆有识的知识分子来说，下给他们的结论就是“反毛主席”，就要被打成右派。那时候，他们让我提意见，开始我不想说，也不知道后来的厉害，纠缠不过我就很认真的提了一条，说：我们中国的建设应当走自己的路，不能一边倒地照搬老大哥（苏联）的东西。再说，老大哥也不可靠，日本占了东北被我们赶跑了，可老大哥现在还占着我们的旅顺和大连呢。他们到东北后，把日本留下的物资一劫而空（还有苏联红军大量强奸中国妇女问题，笔者注），这可是中国的东西。我们跟苏联的关系应当是朋友，处理朋友关系应该互益互惠吧，不能一方欺诈一方，一方损害一方，这样的朋友就不够朋友，实际上就是最大的敌人。

后来，上面说，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分子，利用整风之际，疯狂向党进攻，是想颠覆社会主义新中国。我向党提建议，觉得自己就是一心帮助党做事，听到还有这样心怀叵测的人想搞破坏，心里十分气愤。那时候，群众积极配合反右，办黑板报，张贴文章，大家都觉得右派太可恶。在领导的鼓励下，我写了一个散文诗，名叫“否定的否定”，是回击那些“否定”党的“右派”，大约有二百来字，也贴到了墙上，大概意思是这样：国家的成绩是现实存在，岁月刻在老区树皮上的苍桑，国家蒸蒸日上，谁也否定不了党的领导。右派说冬天比春天好，坟墓里的比阳光暧，显然是黑白颠倒。大概写的就是这个意思，记得不太全面。

当时，领导让一个大学生汪明也写，这个汪明看破了红尘，只是一笑而过，背后说：（反右）说你是什么就是什么，不是也是。农科所党书记名叫李贵章，他父祖辈都是土匪，这个人也性格凶恶，本人是从朝鲜下来的工农干部，而且自尊心极强，最怕别人瞧不起他。毕竟这个所是个知识分子凑成的单位，不知为什么，党组织为什么不派个内行当书记，而派了他。
那时，刚从旧社会过来时间不长，人们很世故，把他当东家对待。可我不会那一套，从不奉承他。所以，他对我的印象很不好，有一次，他的孩子摘所里的苹果，我不让他摘，他骂人，我就打了他一耳光。这件事，他们夫妻对我恨之入骨。

科研所的人虽然不多，可人整人到了红了眼的地步。

一个名叫张士真的统计员是个结巴（在政治运动中吓的），他父亲是个国民党特务军官，被镇压（枪决）了。他本人在军队混时也因此挨了整，说他与共产党有杀父之仇。转业到这个所后一心想改变处境，他见我写的的文章后，说：不同的立场就有不同的思想。向领导告发我“冬天比春天好”，“坟墓里比阳光暧”是向共产党疯狂进攻。把我的意思整个颠倒了个儿。

1967年6、7月间，所里盯住了三个人，想把这几个人定为“右派”。密件上报到省农业厅，省厅秘密批了同意的复件。当时，所里没有几个人，内定右派的还有一个国民党的小官僚严汝谦，他当时在办公室工作，那份复件他偷偷看到了，从此三缄其口，让他承认什么是什么，说是什么就是什么，想争取个好态度。这个人于四年前死了，我还参加了他的追悼会。他是明白的，可我还被蒙在鼓里。那时，人家也没有跟你谈你已经内定成了右派，而是找你谈“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的问题，我不承认，跟他们用毛泽东说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诫”跟他们辩论，我听毛泽东的话跟党披胆沥胆提意见，响应党的号召提意见有什么错？这一下热闹了，他们天天找我争辩，我就得天天跟他们争论。

后来，严汝谦偷偷劝我不要争辩了，说：人家已经把你内定成右派分子了，你还说什么？别犯傻，要你承认什么你就承认什么，就是说美国侵略朝鲜是你领来的也要承认。

我不听，也不信这一套。

那时，类似强硬跟人家争辩的人，还有邯郸一中的教师刘思曰。我们这两个人跟“群众”辩论的言论，天天登在当地唯一的党报《农民报》上，后来，还上了《河北日报》，至到1958年2月“彻底粉碎了崔某某对党的猖狂进攻”，把我关押为止。在此之前，他们在报上天天登什么呢？登“右派分子崔玉振每天再说些什么”！上面还有邱县一些农村的农民对我的“反动言论”的揭发。其实，那些农村我从没有去过，那些农民我也从不认识。

总攻有计划、有步骤地升级，邯郸地区农林系统准备了反击“辩论会”，找了一些辩论者准备材料，他们从各方面摘找出我的“言论”，分别找出一部分再由分别的人准备，单位把各类题目都写好了，要轮番上来与我车轮战。前面和此时的辩论都是“引蛇出洞”，到了收笼口的时候，就是我的“末日到了”。

报纸上的言论摘抄是为什么呢？决不是为“公平”而提供栏目，报道就是要群众“擦亮眼睛”，“认清本来面目”一步步就可以把“何其毒也”的“右派分子”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那场辩论会就是轮番轰炸会，不分昼夜，不让我吃饭和休息，也不许我发言争辩。后来，记者问，对这样的揭发批判会，你有什么认识？我说：他们在公开造谣，是无中生有，而且不让我发言。既然是辩论会，为什么不让我辩论？他们不敢让群众真正的听懂谁是谁非。

他们接着“轰炸”，日夜轮番与我纠缠。

我的头大了，胀了，烧了，后来，精神一度失常，一门心思想死。

他们怕我自杀，看得很紧。在我休息的地方不准我触摸灯绳和灯口，事情还是没有完，大会，小会，报纸，不计其数地轮番折腾，在这种日子里，我苦熬了一年。

1957年，我像一个徇道者被送上了祭坛，让癞皮狗被拖进阴水沟。

最后，他们也没有从我手里逼出一份检讨。这样，我又被确定为死不低头认罪、死不改悔的“极右分子”，这是“敌我矛盾”的一个标签。

1958年5月21日，他们给我列了“反对共产党，反对苏联，反对人民”等六条罪状，送去劳动教养。这是个比劳改还严重的处分，劳改分子是死老虎，不用打了，而劳教分子是活老虎，还得打。

什么是“劳动改造”？用海岩写的长篇小说《深牢大狱》改编的电视剧《花儿像阳光一样开放》中犯人说的话，就是“让你没有了人格，没有了自尊，打掉你所有的个性棱角”，就算达到了目地。有人好心地告诉我，如果再让你说自己坏，你说承认你是希特勒，是蒋介石，是日本鬼子，还要心悦诚服得像实事求是一样，好态度说不定能救了你。

可我偏不听，我提意见又没有错，如果不想听人家的意见，为什么死乞白赖地“求”人家说？这不是圈套是什么？

我被遣送到了邢台地区的隆尧唐家庄劳改农场，这个农场关押了两、三千人。这个农场还关押着后来成为邯郸民革主委的赵炎，他是南开学生，天津人。这些劳动教养人员在这里要受到劳改人员的打骂，批评和监督，他们是一些地富反坏，右派排在最后，他们初来时都是一些肩不能挑，手不能拎，从没有从事过体力劳动的知识分子，现在，这些人不仅要面对极端沉重的强迫劳动，还得面对枪的胁迫，棍棒的殴打，绳索的捆绑。斯文扫地，颜面扫尽。

你看过《风雪夹边沟》这部书没有？那是本书有前言中最后的话，说：你看完会流泪花的。你看看吧，那些事都是真实的，跟我们这里有相似之处。从58年到60年，这里的人们先是受到非人的折磨和强制的体力劳动，接着，就到了没有粮食吃的60年了。那时候，人，饿的全身浮肿，头晕脑胀，意识模乎，躺在床上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了。

死人，开始了。死多少，不知道。总之，到了60年这一年，几乎天天有人被拖出去埋了。

全国有多少“夹边沟”，至今我与没有弄明白。

实际上，我们从进了这个劳教农场那天起，吃的连猪都不如，人权，也不如猪权。它们至少还有生存的权利，不用干活，能吃饭，不用被人打骂。这些我们都没有，统统都没有。那些非人的待遇是不敢回想的，怕哭，越哭会越伤心。多少年来，出来的人都没有人敢提起，不论什么时候都想把它忘掉，只当是个噩梦。后来，我还找过那些出来的“难友”，他们都是这样，只要提起从前的事，没有一个不是泪流满面的。受到的那些非人虐待，清平世界里的人想不出。

在这种环境中，大饥荒的1960年，是死神开会般的降临了唐家庄农场的一年。

在这里劳改劳教的人中有一半，在这一年饿死了。这个说法，在回来的右派们共同的估计中，大家认为更多一些，认为活活饿死的有五分之三。

我觉得可能没有。但饿死多少，实在弄不太清。这个农场西面有个菜地，是两万亩的农场土地，这种地是农民都不肯种的沙碱地，水苦，土瘠，沙荒，草都长不活。

被饿死的人，就埋在这个沙地里，因为这里有个破窑，所以死了人，大家就说是“看大窑”去了。原来这片地是平阔的，后来，这里的地就没人再敢来了，拱起的埋人土堆，像笼里的小馒头，一个挨一个，一片接着一片，糁人。很多年以后，我与“难友”来到这里想看看，只是这里的农场已经没有了，平空而起，这里建了一个“省委疗养所”。楼房团拱，道路交横，粉墙绿瓦，一片人间升平景像，那些“馒头开会”般的死人土丘一个也不见了，踩在他们枯骨上的人们，悠然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活人们，也许并不知道他们脚下踩着累累白骨。我们来过一次，再也不想来了。

那些活下的衮衮诸公，享受着被剥夺生命的冤魂们身后的阳光。对比强烈剌眼，令人流泪，一言难尽。

咱们再说说我在邱县的农校同学，1957年，他们也全部打成了右派。有的还牵进了闻名于世的“邱县国民党假（惨）案”中（这起案件由田奇庄等合作写成《38年前发生的一场反人类惨案》，并收入田奇庄《公民话语》集中册）。

到了“文革”期间，我们这个小小农科所被开除的，劳改的，遣送回老家的哪次运动都没有逃脱，其中有四名同学非正常伤残。

在农科所“呼风唤雨”的人说：这是“庙小鬼多，坑浅王八多”，人人过关，多数人挨整差不多，人整人，人人被整成了当时的政治定律。在农科所这个由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小单位里，知识分子求生的欲望一点也不比平常人差，在人人自危，人人设防，人不害人必遭人害的那种环境中，同类的撕咬像一群圈在一个缸里的老鼠，谁不吃同类的肉喝同类的血，谁就得让同类喝血吃肉。

整人的人，最后还得再让人整。“四人帮”靠整人发迹，最后不也是让邓小平收拾了？后来，我想了想，自己也许是幸运的，如果没有离开这样的单位，或者没有离开邱县，我怀疑自己是否还有活到今天。

咱们还是说说农场里的事吧，说真的，在那种环境里面，我是最幸运的一个，简直是不幸中的大幸！

两万多亩沙碱地，草都难活，要想长出粮食可真的有点真东西。农场场长是个老干部、老革命，他看了我的档案，知道我是个“农业专家”，就很想“材为所用”，发展一下荒瘠的农场种植，他一声令下，就把我这个“万劫不复”的“极右分子”调到了“技术组”，并指派我担任组长。

这是个脱产的农业技术指导活儿，不是其他人能替代的。

这个组的所有劳教人员，都在“囚服”上有三角标志，还带着“白箍”。场长规定，有这样“标志”的人，只要不脱离这两万亩沙荒地，持枪的警诫军人就不会干预自由活动。那时候，大饥荒已经悄悄逼近了农场，没有粮食裹腹，许多人开始干瘦，继而是周身浮肿，最后是一批批的死亡，排着队似的。别的书中介绍过这种死法，浮肿后是消退，再次浮肿的人，离死很近了。我对这些没什么研究，只知道浮肿后，人就快死了。总之，是死了。坟，就是一个小小土包，一个接着一个在沙荒地里拱起，比这里长红薯要快得多。好好进来的人，如果不是砍头，怎么死也不会像抢购稀有商品一样往前拱土包。

那时，农场分菜、农、畜队，机务等队，这些直接关系到“吃饭”的队，都能跟农场场长说上话。我长了个心眼，要做建工的劳改人员给我焊了个茼，我以检查红薯为名，在荒地种植田四处游逛，采到红薯就偷着装几个。那时，赵炎饿得要逃，我知道他是饿的，而且这个人也没有出卖别人的习惯，心里替他着急。在这里是个死，跑出去能活命？也许没有跑出这片荒地就被当兵的用枪撂倒了。那时候的赵炎和许多人一样全身浮肿。我查完野地里的红薯就回来，私下里给他吃一点，也分给那些“右派”，我心知肚明，他们只要有一口吃的也能活命。那可是冒风险的大事，我每次给他们送一点吃的，都选在深夜查床的时候，做得鬼鬼祟祟，心惊胆战，整个60年，我也只能用偷来的红薯救过三、四条人命！可怜的三、四条呵，真是微不足道。可这几个人命能活着出来，也算是摸着阎王的鼻子出了鬼门关。

谁也想不出来那候的人是什么模样，这样说吧，躺倒的人们，起身都得用五六分钟，而且这还得是身体好的。人，如果全身浮肿是什么模样？这么说吧，肚皮几乎是透明的，能看到青黑的细血管，脸肿的像萝，眼也睁不开；人形如鬼，根本不像人。那时候，一个馒头或一个红薯能救人一命，现在不会有人信。现在的人也没有机会再看到那种情景，以后，不知人们还有机会这样活过、死去没有了，如果没有，该多么幸福。宁做太平狗，不做乱世人。那时的人，生不如猪狗，一点也没错呵。

有一个国民党的兽医，叫戴德培，进来的罪名是投毒害死了猪。这个人进农场后已经注定会让人“整”死。有人揭发了他的“罪行”，改判刑，就可能被枪毙，我见过这个人，知道他是个有本事的人，这样的人怎么就得去死呢？我跟他不熟悉，只是可怜他，就找场长说：戴德培进咱们场后，把咱们的一匹马救活了，他给救活马，有什么必要害死猪呢？场长听后，说：这都是人家说的。我说：谁说的，肯定就是陷害他。场长默许了我的“求情”。

虽然这个有“本事”的人留在了农场，没有被送上刑场，但活着是多么不易是不能想像的。后来，根据有关政策，戴培德可以放了，场长就签字同意放了人。那时候天下饥馑，没有哪个人，哪个单位愿意接收一个吃饭的人，况且，这个人是“劳教”分子。这个戴德全出了农场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是淅江人，到“文革”时候上吊自杀了，他实在看不出继续活下去，还有什么必要。我听到他的消息，一时张口结舌，不知该说些什么，我没有办法救他了。

1957年5月21日我被劳动教养，1962年我被解除了劳动教养。出了鬼门关，我也没地方去，单位把我开除了，户口注销了，劳改农场把我解教了，出了农场大门，我还能往哪里去呢？1957年，由于我说了一句真心话，从此不能见到我的爹妈，不能与相亲相恋的女友继续相处，从此，视如爹妈的共产党，视如神圣的毛泽东，视如自己家的工作单位统统与我分隔两界。
茫茫人生，黄土长路，腹不裹食，一无所有。其实，至到解除劳教，我也才是个20岁的年轻人，如果处在现在这个世道，我还是个孩子，一个注定一生都没有色彩，没有前程，没有一切人生意义的孩子。

那时，我的父母已经投奔到兰州。我想回老家，也没法下户。回原单位，人家不认可。背着包，望着中国四处荒凉且又没有容身之外的华北平原，心里的感觉就是万般无奈！没有去外，又回到一个农场：小北汪农场，干牛马活，讨口猪狗食。这是民政部门办的农场，天见可怜，他们收容了我。
我像无根的草，盼着自己有个真正落脚下的地方。

1965年，我在新疆哈密的妹妹给我办了一件好事：她用尽了办法，准予我到新疆当铁路工人。我听到消息后欣喜异常，那种心情如同宋代词人陆游写的诗：忽传剑外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呵。

我找到邢台民政部门办理迁移手续，因为当时我已经不属于邢台劳改农场，只能到邯郸迁出。不过，邯郸市民政部门说：如果你一但迁出，就永远也不可能让你回迁了。手续也不是不可以办。我说：我迁出吧，反正在这里也没有任何出路。手续就这么办了出来。

没料到，这时出了个“国务院文件”，这个文件规定，地富反坏右不许到反帝反修的边缘地区居住，当地政府和单位也不许收容地富反坏右分子到边疆地区。这时，我想把户口办回迁出城市邯郸或邢台都没有任何可能，人家不办，我又没有任何社会身份，只能忍气吞声。

没有户口，没有工作，没有身份，我在这种“黑人”状态下待了五年。我有个姐姐嫁到了徐水的随城农村，从1965到1970，我以“黑人”的身份在姐姐家蜗居。当时的随城很穷，全国的农村都一样少吃没穿，如果没有光着腚出门，没有饿死，就是天大的幸事。

这个期间我去过北京，七次找到邯郸农科所（从农科站易名而来）找“书记”李贵章。想讨个说法，我到那时还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把我打成了“右派”？那时候的“农科所”非常混乱，两派斗争激烈，最后是“市联派”打败了“地总派”，李书记还当着“一把手”，只是换了个名称“革委会主任”。

我已经来邯郸找六次了，我还带了些对“李主任”不满的人，造过他的反，这个“李主任”当时也有点怕，不过，这次我人没来，只是写了封信。造反派（掌权者）改名“革委会”后，他们的革命精神更彻底了，“李主任”见到我要求平反和找他“理论”的信件后，立即上报了地区公安处。公安处的头头说：我们支持你的革命行动。言下之意就是，他（崔某人）如果敢来找你们讨说法，打死白打，他毕竟是个阶级敌人嘛。打断腿和打死人都活该。

这种见诸文字的东西，我是后来看到的。当时清理单位“文革”材料的刘淑媛同志也说我大难不死，因为从前，我哪次都是亲自来，这次只有这次用了一封信。他们如临大敌地在“农科所”开了“动员会”，在他们的严阵以待中，我竟然没有。一个是土匪后代的“李主任”，一个是乡村知识家庭的子孙，我可能比他有知识，但绝没有他那么邪恶。

“五中”全会后，中央对反右的评价是：反右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这些，我也说不准是哪个文件精神，也说不准具体的出处，但这种声音无处不在。为右派纠错而不平反，这是我心头的结啊，既然错了，承认了，苦难让人家不能忍受地忍受了，为什么不彻底“平反”？这种情绪，萦绕到死我也不会平息呵，死不瞑目。

在农场接受“劳动教养”的那五年的后期，大饥荒缓解，对“反右”的锋芒被饥饿替代，“四清”开始转移人们对“反右”的视线，许多表现好的右派已经开始离开农场。那时候，我没有什么年代印象，只是一年年开始往外放人，右派们一个个离开了这个鬼门关。他们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的工作有的已经落实了，只有我的没有说法。我之所以出来的比较晚，与我不妥协和“不认错”态度有关，我几乎是最后放出来的。

至到1978年，我的工作问题还在缈茫之中悬着，没人理我，也没人理会我的追问，没什么办法，我给《中国青年报》记者刘宾雁写了一封信。1957年，我被打成“极右分子”，也知道刘宾雁也是右派，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通过报纸也知道他“改正”了，并且当了青年报的农工部长。

从前，由于喜欢他的文章，比如《上海的早晨》等，在他被打成右派后，也成了我被打成“极右分子”的六大罪状之一。刘宾雁出来工作后，我再读到他的文章时，是在《人民文学》上，《人民文学》还加了编者按：始终不低头。当时，他的《人妖之间》，《一个人和他的影子》等反腐作品轰动全国，他正直敢言的作风，逼问共产党干部腐败产生的原因，坚决要求铲除腐败土壤的勇气，比从前的作品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在给刘宾雁写信中说，我是“极右分子”，他们给我罪名时说我崇拜（你）刘宾雁。现在您没事了，可我的罪名还在。皮肤不存，毛将附焉？是不是我的罪名也该取消了？罪名不在，依罪对我开除公职的处分是不是也该改正？

很快，刘宾雁回了信，他说：民主党的大右派葛佩琦也要改正了，由此看来，纠错案不是个案问题，是整体的结论。所以，我相信你的案子应当不会耽搁太久。刘宾雁还说：中央彻底解决阻挠那个又黑又臭又长的“大左根”的时候不会太长了，要耐心等待。我又去了一封信，他回信说：我要去南方采访，要为一个南方青年的冤案采访，还要去一个坦克师看一看，我要做的事太多，要救许多人，许多事都急需我去做。如果你有时间，就来我北京的家找我吧。

那时候，他还采访了黑龙江省宾县的王守信贪污案，他深刻反思了一个共产党的基层干部的腐败原因和共产党内产生腐败的政治体制，这篇《人妖之间》发表后，那个女贪污犯就被枪决了。他不是跟一个女贪污犯过不过，而是与共产党内气扬拨扈，自以为是，惟我独尊的那种气息过不过，他的愤怒，他的不妥协，他舍身忘我的政治勇气，他忧党忧国的情怀令世人肃然起敬。

他想搭救更多的人，也想写些引起人们反思一个时代的作品，这对从思想认识上结束“文革”起着文学催化剂的作用。他回信的时间是1980年，在人们印象中“鸟语花香”的这个年份，其实还有许多人没有走出黑暗时代遗留的阴影，1979年，因反对“林彪”“四人帮”的江西两名女子被公然虐杀了，圣人不死，天下乱之。“极左”阴魂不遣，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治就永无宁日。

1980年，我结束了流离颠沛的生活。从劳改农场“起”出户口没地方落下，原因就是我已经被开除，原单位不接收我了，加上我父母也迁到兰州，我被浮悬起来。从1965年到1970年，我做了五年没有粮食关系，没有社会身份的人。至到1970年才把户口落在了老家。1980年，我的“右派”问题终于有了解决的可能。这么多年，我没有婚姻，没有收入，四处奔走，从少年时当“胡风分子”到青年时代成为“极右分子”，到中年之后，我的所有人生内容几乎都是在一句话的对错上纠葛，生死之间，荣辱功罪，充满了苍凉。徐水随城，是个穷地方。姐姐家简直可以用贫困来形容，在我没有户口和粮食关系的那五年。

1966邯郸的“市联派”战胜了“地总派”，一个造反派胜利了，就意味着另一个造反组织要被镇压了。国家机器的转动出现颠狂状态，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着个人命运的形成原因，也冷眼观察着粉墨登场的那些人的最终归宿，我相信这样倒行逆施的立国方式如果得不到改弦更辙，亡党亡国就是迟早的事。共产党里毕竟还有“明白人”，他们不可能容忍这种政治局面永远乱下去。
“文革”结束后，我又找到农科所，要他们落实我的政策。“右派”都摘了帽，说明我也没问题了，但工作怎么办？总得给安排吧？那个李贵章从书记到主任，现在又变成了书记。真是个不倒翁啊，这个“不倒翁”就是死拖着不办，千方百计不给我落实政策。把“对立面”收容到自己的身边，低头不见抬头见，这不符合这类人的生存逻辑呀。好多“反右”“文革”后遗留的迫害落实问题，得看看掌权者还是不是那些人。不是的好办，如果是，那就接着打太极拳吧。

这时，上面也有个精神，意思是说那些曾被关管押的右派分子，虽然摘了帽，但不宜返回原单位工作的，可以就地（原劳改地区）安排。

我可不想回到徐水或邢台，还想回到邯郸。我得天天看着整我的李贵章这些人，他们不是看到我就不舒服吗？不是不想见到我吗？我偏要让他天天看到我，让他天看到他想整死却没有整死的那个人，活着回来了。他不想我，可我想他，这是没办法的事。可是李贵章得到了那个“尚方宝剑”，当机立断地要我按文件精神回徐水。

保定不愿意在当地安排我，邯郸更是极力想推我出去，两个地区的统战部打“官司”到了省里，最后是徐水的隶属专区保定输了，这样，我就得随着辩解输了保定统战人员，再回徐水。一个部门一筹莫展的事，我更没有办法了。看来，得故地重游了。

其实，越是眼看着没有机会的时候本身就是一个机会。毕竟，人还没走嘛。正在我发愁的时候，李贵章的职务“到站”了，新派来的农科所书记，是原邱县县委副书记武安义同志，我们在1956年时就认识，那时我在梁二庄工作队，他就是我的队长。没想到在这个时候能遇到他，真是天降斯人于罹难者，必先磨其心志，劳其神形啊。武书记了解了我的情况后，说：你别发愁了，等着吧。

就这几个字。说完就缄默不言。说到底，什么叫水平？什么是扭转乾坤？这就是啊。

武安义同志是邯郸地区的“老”人，从各县的书记到地委书记，他都很熟。武书记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他虚怀若谷，待人亲善，事实求是，把不在党内的知识分子当成共产党的朋友，也当成自己的朋友。

我从1979年等到了1980年4月，工作终于在邯郸农科所落实了。武安义拯救了我，虽然他是代表共产党落实政策，但是，那些禽兽不如、全身上下找不出一点人性的整人帮凶们，他们不也是披着共产党的衣钵吗？不是也代表共产党对“右派”痛下狠手的吗？

从1956年到1980年，我离开了业务24年，这24年也是我个人的人生罹难，也是中国社会和政治的罹难！是啊，右派整错了，你就改正嘛，为什么这么遮遮掩掩，半推半就？整人时的麻利劲机灵劲都跑哪儿了？这时，我的业务也彻底荒疏了，那一年我已经48周岁。

1957年，我自15岁被打成右派，16岁开始关押挨整，人生最好的韶华年龄消耗饴尽。没有了青春，没有了专业，没有了工作，没有不起爱情，没有了家庭，也注定没有了子女。这么大的人生磨难，九死一生，只为一句可以跟共产党肝胆相照的话，一句虔诚如对父母的真诚话，就把我的一生韶华剥夺得干干净净。

少年时长身体，学习知识，增长工作才干，学校毕业正值应效力国家的最好时期，生命的船让人引进了泥谭。最要命的并不是我一个人如此，而是整整一代人。人材毁灭，良知泯灭，是社会资源最大的毁灭。把人不当人的社会，一定是个贫穷的社会，落后的社会，人民忍饥受窘的社会。一个国度的人民到了聋作哑，麻木地接受当权者愚弄的境遇，这个国度就一定走到了危险和崩溃的边缘。

可怜的中国，可怜的中国人。
上苍怜悯，中国的情势变了。

1957年，中国为良知造设了地狱。1980年，渴求“以法治国”的共产党，在冤狱横生的现实状态下，恢复了律师制度。自从1957年中国的律师集体被打成“右派”之后，司法成了空架子，而言获罪，嘴皮定罪，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成了公共惯例。1980年，邯郸随着国家情势恢复了司法局，设立了律师处和公证处。原被打成的“右派”的律师也被解放了，他们开始重操旧业，在仅有的两本被人扔弃的“宪法”和“婚姻”法中索骥民权。

1957年，如果有法可依，实现民主治国和参政，毛泽东就不会犯了那么大的错误。个人权利在法律意义上得不到约束，当时，干律师的都是一些政法院校的老本科生，现实的法律只有两册。共产党建国后只修订它们后并没有打算使用。刑法，民事诉讼法这些基本的法款还都是空缺。所谓加强“法制”建设也包括了法典的健全。没有法律体系的健全，谈不上依法而治。国家无“法”必乱国，无法行政，还会出现独裁的人物和独裁的政治，还会出现人整人天下大乱的重演。

1980年，我进司法局学起了法律，当了律师。

法，赋予人权，有法可依，人民才会真正的政治保障，陷害人、残害人的事才会杜绝发生。八十年代末，邯郸女作家刘真因创作文学作品受到指控，《人民日报》也刊登了了有关消息，法院也受了“侮辱”和“诽谤”两项罪名的指控。刘真一时气得想跳楼。当时，我参与了为刘真的辩护，是以法律的深入控辩，甄清了是非原委。

通过这起案子，我对法律的体会也深了，如果当时没有个讲理的地方，那么当事人的后果是什么样？新闻媒体的导向也能把当事人置于绝路。历来的政治运动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当年，毛泽东想怎么搞就怎么搞，这么大的中国他一个人就说了算。他提倡“全党服从中央”，实际上中央听命于他一人。高度的专制，不乱国才怪。这么说吧，你看现在经济犯罪那么多，行业腐败，集体腐败，党腐败那么严重，也比毛泽东那时候好的多，起码贪污腐败不是直接取人性命，不是让千千万万人没有了做人的尊严，没有了人格。所以，政治黑暗比经济腐败更为腐败。
不知你注意了没有，现在一些文件讲“马列邓江”，不怎么提毛泽东思想。他的思想讲不下去了，毛泽东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现在是市场经济。毛泽东要消灭私有财产，现在是肯定私有财产。毛泽东讲的是“大公无私”，现在法律讲的是“公权力”让位于私权利。过去是阶级斗争天天讲，现在要建设“和谐社会”。毛泽东要“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血腥味十足，现在讲的是消灭贫穷，实现人民富裕生活。“十一届三中全会”首先停止了“阶级斗争”，实施民主与法制建设，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现在的一切，都是跟过去唱反调的。
过去的那一套祸国殃民的做法，行不通了。现在讲“科学发展观”，就很得人心，国际上，中国没有明显对立面，国内讲和谐，过去呢？四面树敌，打斗不断，劳民伤财，危机四伏。现在要建立社会和谐，尊重人权，与过去残害生灵，灭绝人性的做法有天壤之别。

还是接着前面的说吧。

我反思了自己的命运和建国以来的事，觉得自“反右”的1957年起，“打真造假”成了政治生活的主要成份。亩产18万斤，在一张世界最大的报纸之一《人民日报》上，以皇帝的内衣的型式出现了。这是世界新闻史上的新闻。

1957年，谁说真话就消灭谁，真话，在中国，除了肚皮里就没地方找得到了。上有所欲，下必从焉。中国只有一个声音存在。

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是前边“反右”、“大跃进”，让人不许独立思考的结果。什么是“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一切文化，只许一种思想的独裁文化的衍生，是中国几千年帝王文化的变态，它光大了“朕即是法”“言出即法”的精髓。创造了建国30年国家没有法律，有法也不依的奇观，即言出法随，任意出入人罪。

再说说我当时情况。我当时的恋人后来考入（分配）到一家地质学校，后来分配到云南一个地质学校当了老师。那时，她也不相信我会“反党”，我的家庭出身，所受的教育，个人经历都不会。在她苦苦等待我的消息的那些日子里，我正在被人关黑屋，日夜受逼供，天天想着以死求解脱。她知道内情后，来信鼓励我，让我振作，幻想有一天党会把我当走失的孩子领回家。可是我已经看出自己的一切注定要毁灭了。我跟她回了一封“绝交信”，告诉她我们之间的所有关系已经结束了，不要她再来信。

我不能拖累一个爱我的姑娘。

后来，她给一个沧县的同学写了三封信，讲述了她的情况：她接到我的信后，三天天夜没睡，绝望了。后来，她家邻居告诉我，她也多年没有回家，跟自己的地主家庭“断绝”了来往（只往家寄钱寄物，不敢回家，怕组织认为她划不清界线），在云南她结了婚，还有了一个女儿。那一刻我想到了旧戏中的林冲休妻的场面，心碎的感觉令人泪流不止，应属于自己的一切，没有了，取代的是，那种沦落地狱般乌面鸠形的囚徒末路。

至到我成为没有户口，寄寓乡下姐姐家时，我姐姐还到处张罗给我娶个女人，可我是什么身份？不仅会连累别的女人，还会拖累孩子，我没有同意，怕把别人害了。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我要活下去，理由就是我能活过那个把我打成“右派”的人，熬到他死，再看看这个世道会不会变。

这一天，终于熬到了，我还活着。

1980年落实政策回邯郸后，年近50岁的我，由别人给我介绍了几个“对象”，一个是国棉一厂的大龄女，她40岁了，还有一个是国棉三厂的，39岁。她们先后见到我后，表示挺满意的，不过，我都拒绝了。理由只有一个：她们不是“四清”积极分子，就是在“文革”中火线入的党。这不是“整人”的招牌吗？我一听她们的经历，就毛骨悚然。罢了吧。
文革之后，叶帅说过：“文革”中入党的4000万党员都不及格，后来，相当一部分被清出了党。

后来，又有人介绍了一个，是家钟表店的党支部书记，也是未婚的“大龄青年”。相处了几次，开始还觉得不错，后来，她经常开会。这一下我又受不了了，党支部开会能是啥好会？又再琢磨整人了？算了，不谈了。

最后我找的是个带三个孩子的无线电厂工人。她的丈夫是大时代影院的美工，文革时挨头头整，惨不忍睹。“文革”被否定后，这些头头依然是头头，依然权势逼人，指手划脚，他想不通，疯了，跳了楼。他遗下的是曾受连累的女人和三个儿女。同病相怜，加上她的处境艰难，恻隐心随之而起，后来我和她结了婚。从此，我没有再要孩子的机会了。
成家那年，我已经是五十岁的白发人，青春，事业，理想，抱负，爱情，人生美好的一切，往事成烟。

我成了家后，与老伴和三个儿女亲同骨肉，非常和睦。人的日子，第一次尝到。现在，大儿在邯钢工作，女儿在文化局，小儿子在成都工作。家里只有我和老伴卿卿相惜，相依为命。
命运，把我们这样的苦命人系到了一起。

在我做律师的生涯中，对“受迫害”之类人物的案件非常敏感，也非常固执地要帮他们讨回公道。有一个名叫赵心洁的人，原是地区供销科长，1983年从唐山碱厂劳改期满，不想回邯郸这个伤心地，想留下来。他的妻子到司法局找我咨询，我听说后就劝她把丈夫找回来。在他三次上诉申冤被驳的情况下，第四次为他上诉。由于准备充足，理据充分，法庭终于宣判他无罪释放。那时，还没有实行“国家赔偿法”，他的所有冤屈，也只得到了“正名”。

你要知道，这个正名对于真正的冤假错案当事人意味着什么？人呵，有时候，清白重于生命。其中的道理，办假案的人，是不明白的，因为他们根本不通人性，他们根本不懂做人清白的含义。

丛台区劳动服务公司的一位女性，名叫贺彦花，因贪污之名被判三年缓期执行。她蒙冤的那个事连小孩子也能看出来，可竟有人敢这么把她的“罪”给判了。我帮她澄清了事实。平了反。
能说明我性格的还有“邯郸市（五七）钢铁厂”经济案，我起诉的那一方要送我30万元，要求我终止代办，我拒绝了。最终把官司打到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那里。为此，总理还做了批示。我其实也需要钱，但我从不为钱打官司，我当律师只有一个目标，为良心和正义说话，不做违背良心的事，不然，我也会愧对自己苦难的人生。

话就说到这儿吧，我想有机会让你写写一些其它东西，也是关于“反右”的，这得出门走走，四处了解一下，你看行吗？

采访后记：
2007年3月11日星期日这一天，气候很差，风怒气寒，室外一片阴霾。这是我第一次采访崔玉振先生。两个小时的采访让我毛骨悚然，人世之间，活生生的酷烈人生和铁骨一样的人物就是我眼前。

当天的下午，我还采访了另一个人物：民间舞蹈家张家宽。一个是从黢黑暗夜中死里逃生；一个在明媚阳光下做明媚的花样舞蹈。人物鲜明而反差，令人宛若如隔世之感。只是前一个题材太沉重太窒息，我只得先写轻松的张家宽，写到夜里3点，第二天上午改了一下，完成了10000字，下午交给了他。当天的下午，我同时又接着采访崔先生，也是两个多小时。

晚上，张家宽先生与舞蹈界的俊男靓女们请我与朋友喝酒，花天酒地，一片温熙的人间烟火，我醉了。

人太累了，是容易问醉的。

第二天，由于醉酒的缘故，头在发胀，我什么也没有做，看电视休息，心里知道一场恶写在等着我，当时，一副非常慵懒的样子。

第三天，星期二，我开始取出采访本，整理崔先生的讲述文字。这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人生经历，前后加起来，只有五个小时的采访显得太单薄了。真正能让我写下去的是那些历历在目的“记录”，是那种血性而看不到眼泪的苦难人生，这令我心存敬畏。

第四天，星期三，我只写了3000字。电话与崔先生谈了点写作方面的事，告诉他写的可能不会太快。

第五天，星期四，妻子要到省会，这是一次时间较长的分别，不能不陪她逛街，晚上陪岳父说话，准备着第二天早上送妻子去车站。

第六天，星期五，我到朋友郭磊先生处谈点私事，我们聊到午夜。回家后再次打开电脑。这时，我已经写了7000字，夜里写到两点半，达到10000字。

第七天，写到了15000字，晚上与田奇庄先生会合，与邯郸另一位思想界的奇人张国胜先生和他的老同学们见面，田先和想了解一些邯郸“文革”时期的事，主要想写“磁县武斗事件” 他把我约来了。回家后是夜里11点，夜里写到悃得不能再写，不知几点，字数显示16000。

关机睡下。

第八天，是我见到崔先生的第八天。我完成了这篇约20000字的稿件，几天来，共抽掉了八盒香烟，喝掉了两瓶白酒，耗尽了体力。此时，脑子里一片空白。我能做的，就是要把崔玉振的一生往事，用枯涩的文字写出来，让你们读。

品读一下崔先生吧，他用一生的苦难浓缩进了这些愧对他的字里行间了。

谨此。

2007年3月11日星期日午后2时第一稿
邯郸炎子于邯郸出租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84937d01000ab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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