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汝信：叶剑英“将军一跳身名裂”词意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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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汝信：既非愉悦，更无惋惜——叶剑英“将军一跳身名裂”词意辨

　　
　　 “将军一跳身名裂”，是1966年4月北京揭批罗瑞卿的小组会议结束时，叶剑英改南宋辛弃疾词用之批罗发言的“名句”。文革结束后，有人称其表达了叶的“愉悦”，又有人称之为是叶对罗的“惋惜”。“愉悦”与“惋惜”，实有云泥之别。惟笔者以为两说皆错，前者未能体会文革前夕一派严峻、肃杀的政治氛围，后者则完全歪曲了叶发言的批判原意。

　　 一、揭批罗瑞卿的“小组会议”

　　 1966年3月初至4月初在北京召开的揭发和批判罗瑞卿的会议，按当时中央文件的说法，称为“讨论罗瑞卿同志问题的小组会议”或“解决罗瑞卿同志的错误问题的小组会议”。当时，对罗还是称“同志”的。
　　 据1966年4月30日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为了彻底弄清罗瑞卿同志的问题，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常委的决定，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从三月四日到四月八日，召开了讨论罗瑞卿同志问题的小组会议。会议本着摆事实，讲道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罗瑞卿同志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这次小组会议是分两个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历时十三天，参加成员包括军委各总部、公安部、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和大部分军区、军种、兵种的负责同志，以及罗瑞卿同志本人，共四十二人。三月二十二日开始，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根据党中央指示，增加了五十三人，包括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第一阶段未参加会议的军区、兵种、军事院校的负责同志。第二阶段参加会议的共九十五人”。
　　 作为中央工作小组领导成员之一的叶剑英，在发言中将会议经过叙述得更为详细：“我们的小组会，是毛主席、中央常委为了解决罗瑞卿同志的错误问题而召开的。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上海会议的继续。
　　 “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不作结论，不作决议，大家把意见讲完以后，概括起来写一篇报告（工作小组向中央的报告），送请会议的领导小组审修，然后送呈中央常委批示。会议开始，小平同志对会议的开法和指导思想作了明确的指示。我们的会议整个过程，是在中央领导同志不断指示下进行的。”〔1〕
　　 叶剑英在这里提及了邓小平对小组会议的指示，惟没有提及林彪对会议有什么指示。
　　 叶剑英接着说：
　　 “会议从三月四日开始，四日、五日两天有七个同志发言，对罗瑞卿同志所犯的错误，作了深刻和实事求是的揭发和批判。之后，罗瑞卿同志在准备作检讨发言过程中，提出这样的要求：等到会的同志发言完了以后告一段落，即行休会，让各军区来的同志先回去，等他准备好了，再行召集会议，听他的检讨发言。工作小组同志没有同意他的意见。一直等了六天，到三月十二日，罗作第一次检讨发言。这个发言是从上海会议后就开始准备的，准备了三个月，但他的发言内容和态度是十分不诚恳的，是十分不能使人满意的。到会同志听了以后，极为愤慨，即席发言作反驳性批评的十九人。
　　 “三月十四、十五、十六日，继续发言的同志有十六人，连上次发言的共二十三人。……
　　 “三月十七日，中央指示，扩大会议范围，请中央、国务院有关各部委及各大区中央局和有些军区、兵种、学院等派人参加。会议通知罗瑞卿休会两天后再继续开会，而罗瑞卿竟于三月十八日晨跳楼自杀。因为摔伤住了医院，罗就不能参加会议了，以致会议又由面对面，转为背靠背。
　　 ……
　　 “会议从三月四日到四月八日，共开了一个月又五天，参加会议的共九十五人。除事假病假外，发言的同志有单独发言的，有联合发言的，共有八十六篇发言稿。从全部发言中可以看到，同志们对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有揭发、有批判，有建议。差不多全部的发言，都肯定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最主要的是篡军反党。认为罗瑞卿同志在工作上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又加上跳楼自杀的叛党行为，已经不能继续摆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岗位上了，应下放改造。”〔2〕
　　 八十六篇发言（实质为揭发批判），到底说了些什么？确为一个诱人的话题。而目前，只有小部分发言为研究者所知悉。如据《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的几个附件，人们得知有叶剑英本人及谢富治、萧华、杨成武（与王尚荣、雷英夫联名）的发言。而据罗瑞卿3月12日检讨提及的，有刘志坚、张宗逊、邱会作、唐平铸、李曼村、张秀川及邓汀的发言，罗特别提及“李曼村同志批判我对叶剑英同志不尊重，我完全接受。这个问题以后连同对军委领导同志的关系问题，还要作检讨。”〔3〕

　　 二、叶剑英揭批罗瑞卿

　　 叶剑英在发言中借众人之口，为罗瑞卿问题定了性：“同志们的发言，差不多众口一词的认为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最主要的是篡军反党的错误。”〔4〕
　　 叶列举了罗“篡军反党”事实的第一大项是“罗瑞卿同志是反对毛主席的，是反党的”。具体细项是（1）他反对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具体内容略，下同）；（2）他反对毛主席关于人民军队的建军路线；（3）他反对毛主席人民战争的思想；（4）他反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5）他歪曲贬低毛泽东思想。
　　 叶列举罗“篡军反党”事实的第二大项是“罗瑞卿同志是反对林彪同志的，是要篡军反党的”。叶说：
　　 “（1）他对林彪同志欺骗封锁，当面拥护，背后搞鬼。他自己不向林彪同志汇报，也不准别人反映情况。发现有人向林彪同志汇报，他就严加训斥，企图把干部和林彪同志隔离开。罗瑞卿同志经常背着林彪同志，到处散布流言蜚语，挑拨离间，破坏高级干部间的关系，破坏林彪同志的威信。所有这些，同志们都充分揭发了。他还利用中央常委接见军委××会议全体同志的机会〔5〕，煽动一些军区、军种、兵种的负责同志，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向中央出难题，要求大量增加部队定额和合并军区，逼着中央常委马上表态，企图把林彪同志与军区、军兵种的同志对立起来。这是一种阴谋诡计，十分恶毒。
　　 “（2）反对林彪同志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林彪同志根据毛主席的一贯教导，为了纠正罗瑞卿同志搞大比武这个方向性的错误，适时地提出了突出政治的指示。罗瑞卿同志不仅不承认错误，反而多次篡改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指示，塞进许多他自己的私货。在第八次军委办公会议扩大会议上，曲解林彪同志指示的原意，散布折中主义，和林彪同志唱对台戏。林彪同志在今年元旦提出的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是政治挂帅的典范。罗瑞卿对五项原则只强调第五项（技术战术），这就证明罗瑞卿同志是用技术挂帅来反对政治挂帅。在这些问题上，证明罗瑞卿同志是一个坚持错误，修正真理的典型人物。
　　 “（3）他恶意地攻击林彪同志提出的四个第一。为了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竟无中生有地说毛主席讲四个第一没有阶级性。这完全是可耻的捏造，有汪东兴同志作证。毛主席曾经几次赞扬四个第一，说'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以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了，更理论化了。'罗瑞卿同志这样作，无非是想挑拨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关系，破坏林彪同志的威信。
　　 “（4）他把林彪同志当作敌人，公然伸手抢班夺权。罗瑞卿同志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恶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可免地要向党伸手。他私自封官许愿，拉扰一些人，为他效劳，派人当'说客'，以林彪同志迟早要登上政治舞台为名，劝林彪同志让权，此外还亲自出马，当作林彪同志的面大喊大嚷地说：'病号嘛，要象个病号样子嘛！要让贤嘛！''不要挡路！'最后还想林彪同志有病，把林彪同志气死、逼死、折磨死。其实林彪同志的身体，据医生多次检查的结果，内脏各部都是很好的，只是负伤以后神经功能有点毛病，现在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这是全党全军一个喜报。而罗瑞卿同志却说想不到这个人还能东山再起！使罗瑞卿大失所望，啼笑皆非。这个人还能算是我们的同志吗？！
　　 “他拼命反对林彪同志，绝不是什么个人恩怨。罗瑞卿同志跟了毛主席近四十年，受过毛主席许多年的言教身教。在近四十年中，也在林彪同志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做过许久的工作，耳濡目染，宁有几人？罗瑞卿同志当总参谋长也是林彪同志和总理推荐的。林彪同志信任他，放手让他工作，对他工作中的错误，多次批评，诚心教育，忍耐等待，足足六年。罗瑞卿同志对林彪同志的批评、指责、教育，如果自己认为有委曲之处，何以不报告毛主席？而竟同刘亚楼等同志密谈！跟毛主席几十年，还不把毛主席看作父兄师长。难道这样做法，不是有意背着毛主席，故意和林彪同志作对吗？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友，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好，用得最好，跟得最紧。他对党忠诚，对同志和善，几十年刻苦自厉，好学不倦，带病不休，一生以毛主席的理论与实践为准则。他是我们全党最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林彪同志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委托，主持军委的工作，在罗瑞卿同志看来，不反掉林彪同志，就不可能实现他篡军的野心，我看这就是罗瑞卿同志拼死反对林彪同志的根本原因。”〔6〕
　　 叶以上发言表明：一、他对罗的问题十分知情；二、他对林彪的地位维护坚决。

　　 三、“将军一跳身名裂”辨

　　 在论及罗瑞卿1966年3月18日跳楼自杀的举动时，叶剑英说，“'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这是我套用稼轩词句，把'百战'二字改为'一跳'，为罗瑞卿跳楼所哼的悼语。我认为他的政治生命已经死亡了。如果要重新作人，必须真正地在政治上脱胎换骨。”〔7〕
　　 叶剑英还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是古人说的话。看来这句话对罗说来，不恰当。罗跳楼前，写了两封没有签名没有月日的遗书，都印发给同志们看了。他说，'自杀是可耻的'。但是，'谁为为之，孰令致之？'他竟恶毒地说是会议把他逼死的，说他的可耻行动是被迫的。这简直是对会议的诬蔑，是垂死的反扑。证明罗对自己的错误是想抵赖，也可能是想掩埋不可告人的东西，想把错误带进棺材去。”〔8〕
　　 如果没有带着有色眼镜，联系叶剑英发言的上下文，“将军一跳身名裂”的强烈批判色彩是显而易见、绝无歧义的。
　　 说叶“愉悦”的，是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她在文革结束后写道：“爸爸命太大，他没有死，只是落地的时候摔断了右侧的足跟骨。他做到的，只是让那个旨在折磨人的三月会议停开了。但是参加会议的人余兴未尽，余怒未消，他们说爸爸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他们用最难听的话说爸爸，说：'罗长子跳了冰棍……'。也有人不说难听话，他们诗意大发，诗里写：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首万里，故人长绝……。悲天悯人，感慨万端，何等风流洒脱。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这些人不愧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但这种愉悦不是从迫害别人中得到，会是从何而来？不是纵欲后的满足，又是什么？”〔9〕
　　 罗瑞卿最大的缺点之一，是难与人共事。罗当道时，叶备受冷落，不被尊重。在倒罗过程中，叶为毛所倚重。说比较顺心顺气，应还是可以的。惟在当时政治风云瞬间万变的非常状态下，叶对罗的倒台是否有一种“愉悦”之情，且还有“纵欲后的满足”？笔者同意丁抒的说法〔10〕，罗点点显然是言重了。
　　 说叶“惋惜”的，是杨成武。他在多年后对陈虹说：“由于发生了'跳楼事件'，这就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那时人们一般认为这种举动是自绝于党和人民的行为，因而激起到会一些人的发言升温。叶剑英副主席当时为此还慎了一阙词，表示婉惜：
　　 将军一跳身名裂，
　　 向河梁，
　　 回首望，
　　 故人长绝。”〔11〕
　　 杨成武将叶剑英改的词说成是叶自己填的词，还将原词引述错了不说，更离谱的是他妄顾当时一致批罗（他本人更是其中的积极分子，“发言升温”的包括他自己）的事实，将叶对罗的严厉批判说成是什么“惋惜”（陈虹原文为“婉惜”，正确用字应为“惋惜”）。罗点点说叶“愉悦”，仅为言重而已，杨成武说叶“惋惜”，那真是颠倒黑白了！张爱萍在文革结束后批评杨成武“政治品质恶劣”，是“投机分子”，张爱萍的儿子说杨“人家在台上的时候拼命巴结，出了问题就落井下石”，“那些上台揭发最凶的、调门最高的、标榜自己最正确的人，偏偏就是过去吹捧得最肉麻的、跟得最紧的”〔12〕，一点也没有冤枉他。而且，当人家又上了台，他立马改变态度，千方百计地洗刷自己，真一变色龙也！
　　 比杨成武更甚者，是辛子陵（宋科）。他说，叶的改词，是对罗的“痛惜”。
　　 辛子陵的《林彪正传》，笔者曾评之曰：“所谓'正传'，实为章回小说体野史，一些中央文件的摘录和作者自己编造的人物对话的东拼西凑的混合物”〔13〕。该书涉及北京批罗会议的一段如下：
　　 “从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日起，军委设专案组审查批斗罗瑞卿。他受不了栽赃诬陷，十八日气得跳了楼，摔成残废，从此倒下了。罗瑞卿专案组组长叶剑英元帅知道他是冤屈的，闻说罗瑞卿跳楼，不胜痛惜，吟词半阙：
　　 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潇潇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伴我，醉明月”〔14〕。
　　 以上不满一百五十字，却起码有五处史实上的错误，一处观点上的错误。史实上的错误是：1、领导揭批罗的，是中央常委领导下的中央工作小组，而非什么“军委专案组”，军委当时也没有设什么专案组。罗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不是军委就能管得了的；2、叶剑英是中央工作小组的主要成员，而不是虚构的什么“罗瑞卿专案组组长”；3、叶在发言中已将罗定性为“篡军反党”，跳楼自杀是“叛党行为”、“可耻行为”，“是垂死的反扑”，何来“知道他是冤屈的”？！4、叶在发言中“哼”（叶自己的说法）的，是他改了两个字的辛弃疾《贺新郎》原词下半阙的两句，而不是“吟”了整个下半阙；5、辛的原词，是“易水萧萧”，不是“易水潇潇”，是“谁共我，醉明月？”不是“谁伴我，醉明月”。而更重要的，是观点上的错误－－叶哼那两句词的本意，是宣判罗瑞卿“政治生命已经死亡了”（叶的原话），那是对罗的痛批，而绝非是什么对罗的“痛惜”！
　　 某高校历史学教授高华，不仅在其本人的著述中“较多引用了辛子陵的《林彪正传》一书中的材料”〔15〕，还称辛的书“基本能做到言必有据”，“我判断这些材料是可信和可采用的”，这就不能不使人高度怀疑高华教授的判断能力。高华还声称：“据我所知，辛子陵的书已被海外的一些大学作为研读中国当代史的参考资料”。把这种观点错误、史料错误、以假乱真、使大学教授都真假莫辨的野史作为大学的参考资料，岂不是误人子弟？！

　　 （2008年7月）

　　 注释：

　　 〔1〕〔2〕〔4〕〔6〕〔8〕叶剑英：《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的阴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奋勇前进》。
　　 〔3〕《罗瑞卿同志三月十二日检讨》。
　　 〔5〕原文如此，应为军委作战会议。
　　 〔7〕同〔1〕文。辛弃疾号稼轩，“将军百战身名裂”为辛《贺新郎　　别茂嘉十二弟》下阙的首句，指汉李陵别苏武事。
　　 〔9〕罗点点：《点点回忆》（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页215。
　　 〔10〕丁抒：《毛泽东“文革”初期在军内的部署与叶剑英的崛起》，《当代中国研究》季刊2006年第3期。
　　 〔11〕陈虹：《杨成武谈揭批罗瑞卿实情》，《炎黄春秋》，2005年第10期。
　　 〔12〕张胜：《从战争中走来　两代军人的对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页302－304。
　　 〔13〕余汝信：《新世纪林彪研究述略》，《百年林彪》（纽约：明镜出版社，2007），页19。
　　 〔14〕辛子陵：《林彪正传》（香港：利文出版社，2002），第512页。
　　 〔15〕高华：《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对林彪事件的再考察》后记（未刊稿）。见www．fyjs．cn．

http://www.aisixiang.com/data/6819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