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光禄：在遵义洪江“四清”的日子

bluesky

一、上面来文件，高校学生搞“四清”

1964年10月中旬，第三学年第一学期刚到期中，上面来了文件，大学高年级学生立即停课，作为工作队员，到农村去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叫“四清”运动，在“阶级斗争”这门主课中去接受教育锻炼。

几天后，中文系领导到班里开动员会，宣布省里的决定，我们班去遵义参加“四清”，要大家立即做好准备，下星期一出发。

动员会刚散，还没走出教室，我就被才从中文系毕业，新上任的班主任简发祥叫住，要我到学院学生科去一趟，有事交代。全班只有我一人受到如此“待遇”。

自打就任班主任以来，简发祥对我一直板着面孔，从未有过好脸色，这是他第一次同我说话，本来就没有血色的面孔显得更加铁青。我心里又一次发凉，恐怕要像当年从民兵训练队伍中叫出来那样，无资格去参加“四清”了。

惴惴不安来到办公大楼一楼的学生科，一位姓袁的干部正在那里等我。这位袁老师也是中文系毕业生，比我们高三届，面熟，从长相和口音看，是北方人，可能是冀鲁豫南下干部的子弟。多年以后知道，他的妻子还是我的高中同学。

他让我在他对面坐下，手里翻动一叠东西，我一眼就认出来，那是我写的“思想汇报”－－我的“思想汇报”都是用再生纸写成的，当年家境不可能买正规的笔记本，不知母亲从哪里弄到一些灰黑的再生纸，裁剪后装订成笔记本供我使用，写“思想汇报”我也用这种纸，看来，这些“材料”已经送到学校主管学生的部门来了。

“涂光禄，你知道的，你本来不够条件参加‘四清’工作，但是党的政策宽大，给出路，这次你可以随同学一起去参加“四清”，到农村去接受教育。你要感谢党给你这次机会，能不能脱胎换骨，彻底改造，就看你自己了。”

袁老师面无特别的表情，语气也不算太严酷，不过，“脱胎换骨、彻底改造”这话我听起来很不是滋味，好像此前犯了什么大事，已经是罪人，虽然委屈不服，可哪有说话申辩的余地，想到好在还准许我随大家一起去“四清”，确实给了一条“出路”，也只能忍气吞声了。

星期一，天还没亮，几百个学生已经在灰楼前学校大门口背着背包行装，准备登车，当时贵阳到好多专州还没有铁路，各系各班去的地方不同，都是乘汽车，学校包了贵阳客车站的客车。

车还没来，校门口这段路没什么路灯，林荫道下黑黢黢的，也许大家都对去农村搞“四清”有些神秘感，候车的人群无人高声喧嚷，并不像以往参加活动那样活跃，秋天拂晓的清冷平静还没有完全打破。

突然，有人在问－－谁是涂光禄，有人找。我连忙应声前去，昏暗中，看见父亲在五弟的搀扶下正在人群中寻找我。原来，父亲一定要在我行前来送行，我欣喜，更是害怕，父亲怎么来了，他不知道我在学校的处境，不知道如今的同学之间的关系，幸好他打听的人是其他系的，如果碰到的是我们班的班团干部和积极分子，遭到他们的训斥羞辱，情何以堪？我谢过那位帮父亲寻人的同学，回头看了一下四周，没有认识的人，急急忙忙上前把父亲引到黑暗处，连话都没让父亲多说，只敷衍了几句话，希望他赶紧离开。

父亲走后，我连忙看了一下四周，没发现本班的班团干部，也没有认识的人，才舒了一口气。

这是我一生的愧疚，那时刻，我近乎冷酷地对待在省公安厅“隔离”关押近十年，刚“保外就医”回家的父亲，肯定伤了他的心，虽然他一直没有对我谈起这事。

二、遵义罗庄封闭集训

到遵义，住进罗庄，在那里接受近一个月的封闭集训。

罗庄在遵义新城北边，可能属于军事单位，我们去时还有一支配有迫击炮的小部队驻在里面，一些当兵的常常背着迫击炮在那里跑步和训练。从建筑风格上看，罗庄与遵义会议纪念馆有些相似，因为地处城郊，占地面积更大，可能原来也是黔北某个军阀的庄园或军事机构驻地。

到那里才知道，中央来的工作团在遵义虾子区搞“四清”运动已经一段时间了，我们师院中文系六二级学生编入中央“四清”工作团遵义总团下的新卜区洪江分团，分团各级领导和骨干是中央党校来的人，工作队一般成员从贵州各地基层干部中抽调，黔东南来的居多，还有一些铜仁的。

工作队员都自带行李背包，分组住在一间间像教室般大小的房间里，没有床，打地铺，一个贴一个，每个房间大约住四、五十人。

比起贵阳，遵义的秋天没有秋高气爽的感觉，集训近一个月时间，天一直是阴沉沉的，没下过雨，也没见过晴天和阳光，比往年冷。

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在罗庄那不算小的操场上集队跑步，“一、二、一，……一、二、三、四”的操练声响彻拂晓的夜空。

吃完早餐开始一天的开会学习，分组学习地点在各住宿的房间里，大会报告在罗庄的礼堂大会场，从早到晚，安排得满满的，除了吃饭和短时间的午休，一直到晚上十点，才结束一天的学习，洗漱熄灯睡觉。

学习的材料并不多，一是中央文件“双十条”，二是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后来还有陈伯达的“小站经验”，都要求认真学习，深刻领会。

开始学习文件，还似乎还觉得这“四清”有“小四清”、“大四清”之分，“小四清”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大四清”是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但学习领会下来，感觉那“小四清”不是关键，这次下去是搞“大四清”，重中之重是清政治，清组织，几个文件都说，目前农村的根本问题是两个“不彻底”－－民主革命不彻底，社会主义改造不彻底，许多基层政权已经变色，要补课，重新划分阶级成分，分团领导更是强调，这次“四清”，就是搞“第二次土改”，把阶级敌人窃取的政权夺回来，交到真正的贫下中农手里。

分团领导专门请了《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来罗庄，给大家作报告。曲波是总团第一批下到虾子区去的工作队员，他们那批人很多是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传说“八一”电影制品厂的好些名演员，如田华之类的都在那里。

曲波确实口才不错，很能说，他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虾子区“四清”和阶级斗争的情况，听众大受撼动，会场上，赞叹声、掌声、口号声不断，此伏彼起。最记得他的顺口溜不少，什么“四不清”干部走的是一条“懒、馋、占、贪、变”的腐化变质道路，现在农村是“地富反坏干，串成一条线”，用“干（干部）”取代了农村不多见的右派。说下面农村基层政权大部分已经烂透了，蜕变为两面政权，对上面伪装应付，在下面搞反革命复辟，就像抗日时期的“维持会”，他们掌权的地方实际上已经成了“敌占区”。

光学习文件不行，所有参加“四清”工作队的人，还必须人人过关，对照毛主席著作，对照中央文件，检查自己的思想，深挖阶级根源，如有“四不清”错误，一定要彻底交代，这叫“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叫“脱裤子，割尾巴”。

听说其他分组有人遭到揭发批判，清除出工作队，遣送回原单位处理。我们这组还没有这样的典型。

好在主要是对干部，对我们学生不怎么严格，“洗手洗澡”的压力不如其他工作队员大，多数分组让学生谈谈学习心得，批判批判自己的糊涂错误认识，就过去了，也有分组不是这样，周忠玲检查思想，说她家门口经常有人卖菜搞自由市场，自己天天路过熟视无睹，觉悟不高，结果，因为这“熟视无睹”，组里有人揪住不放，要她深挖思想根源，搞得一向大大咧咧的周忠玲焦头烂额，愁眉苦脸了好几天。另外，好说笑的袁鹏远也犯了点事，一天中午吃饭，他第一个跑去盛饭，在大甑子边高声喊了一句“我来帮大家揭盖子”，遭到工作队领导的严厉批评，传达到各分组，绝对禁止用严肃的政治口号开玩笑，“揭阶级斗争盖子”是中央文件、“桃园经验”里提出的“四清”工作的基本斗争手段，袁鹏远家庭没问题，又是普通学生，没有追究，只是受了点惊吓。

唯一的文娱活动是每天晚上学习开始前要大唱革命歌曲，唱得最多的是：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

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立场坚定斗志强！

……

唱革命歌曲，大家为表现革命豪情都尽力发声。我们分团黔东南来的干部占多数，他们那里的方音把“雷锋”唱成“雷轰”，每当那作为重拍的“轰”声高亢地迸发出来时，我会不由自主地偷瞟一眼他们严肃，充满激情的面孔，心里觉得好笑，脸却绷得更紧，绝不能有一丝一毫“不敬”的神色流露出来，让人发觉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二十多天的集训，成天耳朵、眼睛都被同样的词句冲击，头脑都迷糊了，我都疑惑，我是不是真的要脱胎换骨，融入这改天换地的革命大潮中去？我是不是真的处在中国革命，甚至是人类解放风口浪尖关键时刻，是不是要肩负历史重任，到已经变色烂掉，坏人无法无天的农村去，解救受苦受难的贫下中农？

三、神秘入村，“扎根串连”

终于到了进村的那一天，大家天还没亮就起床，打好背包，吃完早饭，整装待发。六点钟准时，罗庄大院里响起了阵阵汽车的轰鸣，汽车大灯白炽灯光划破深秋没有星光的昏暗夜空，加上集队的口哨声，领导的催促声，真有大战在即的感觉。全体工作队队员背着背包，此前已经分好小组，各小组按指定位置登车，出发向新卜区洪江公社前进。

我所在的小组共四个人，目的地是洪江公社凤山大队田坝生产小队，组长刘志平，三十多岁，黔东南三穗县县委办公室主任，同组的还有老李和老齐。分组后，刘组长一再交代，不要叫他组长，要叫“志平同志”，那时，刘少奇威望极盛，传说毛泽东都说过“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估计几个组员也明白刘组长的心思，“志平同志”听起来可以产生联想，那不是叫“刘组长”可以比拟的，不过，大家都没有听他的，与他年龄差不多的老李、老齐还是叫他“老刘”，只有我称他“组长”，“志平同志”怎么也叫不出口。

汽车开出罗庄不久，天麻麻亮了。事前，领导安排，每到一个村镇，全体要高唱革命歌曲，造出声势。我们上的那辆车二十多人，指定由我领唱，每到一处，看见车厢篷布外有房有人，我便开始领唱，大家也跟着卖力地唱，一会儿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会儿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刘组长提议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说要叫那些搞资本主义复辟，搞两面政权的“四不清”干部、阶级敌人吓破胆，于是，大家又声嘶力竭地高唱：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民主政府爱人民呀，

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呀呼嗨嗨， 一个呀嗨，

呀呼嗨，嗨嗨，呀呼嗨嗨， 一个呀嗨

……

十多辆大卡车就这样浩浩荡荡地行进。

新卜区距离遵义城不远，汽车走走停停，不到两个小时就到了，再往左转到乡村马路上，就进入洪江公社地界。

突然，我发现曹若愚出现在汽车路高坎上的房前，还向车队挥手致意，太意外了，在这里居然见到了几乎一个月未曾谋面的同学。一旁的工作队员告诉我，那是先遣队的人。

工作团派了先遣队，在大队人马来到前，先“扎根串连”摸底，要保证工作队入村时能住进政治上绝对可靠，“根子正”的贫下中农家，绝不能由当地干部介绍安排，那样会上他们的圈套，也不能相信那些主动热情，积极靠拢工作队的人，根据过去土改的经验，这些人动机不纯，另有所图，学习材料里称之为“勇敢分子”、“游杂分子”，大都是不务正业的流氓地痞，正是这种人窃取了基层政权，贫下中农没有真正翻身，“民主革命”不彻底，致使今天政权变色。

凤山大队在洪江公社的最北面，田坝生产队又在这个大队的最边沿，其他车已经到达目的地，我们这辆车上其他组的人先后陆续下车，我们这个组还坐在车上继续往前去。

当汽车最后在不宽的土路上停下来时，田坝生产队终于到了。名副其实，这里虽已近深秋，但仍然是青山绿水，山丘间一片大坝，葱茏竹丛环抱的农舍，或单家独户，或三、四户一个群落，分散点缀在水汪汪的田地中。这景致与我过去见到的贵阳周边农村完全不一样，不过我无心欣赏这一切，虽是早上八、九点钟了，四下仍然静悄悄的，没看见一个人，脑海里此时想到的，是曲波报告形容的“敌占区”，难道我们真的要摸进村去“扎根串连”。

好在没等多久，一个身着干部服的人赶来了，他是先遣队的，与刘组长接上头后随即带领我们进村。

出发前，分团领导交代得很清楚，到了先遣队选定的人家，把背包往那家门口一放，二话不说，借了锄头之类的农具就到地里参加劳动，如果有人问什么，只说是省里派来的人，具体干什么一点口风都不透，干三天活以后再召开社员大会宣布我们来此地的目的。

我们完全按照分团规定的步骤行事，到了田坝生产队地势最高的一户人家，那是先遣队选定好的，把背包放在门口，女户主听见声响出来，我们便向她借了锄头，并按她所指的方向，立即向侧面的山坡走去，那里有二十多个男男女女正在“铲火土”，－－把山坡上地里土里的杂草连根带土铲起来，堆成一堆一堆的烧，作第二年春天田里地里用的肥料，－－我们加入其中帮着干，农民像是知道些什么又不知道什么，表情平淡，没有同我们多说话，问一句答一句，默默地接纳了我们。干了一阵，刘组长见场面有些冷清，还是打破沉寂讲了话：

“贫下中农同志们，社员同志们－－我们是省里派来的工作组，和你们一起劳动，要‘三同’，和你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停顿了一下，他又提高嗓门补充了一句，“还要一同搞革命。”

山坡上回响着刘组长的声音，农民们静静地听着，没有人应答，继续干活。时间估计到下午一、两点钟，社员们该回家吃“晌午”了，我们来到放背包的这家，先遣队的人已经联系好，我们吃住都在他家。

这家主人名叫王成福，家庭成分雇农，三十来岁，高高的个子，老婆是个小个子，家里有个两三岁的男孩。工作队规定，工作队员按每人每天一斤粮，三毛钱的标准付账，还规定不准吃肉，吃肉算违纪，要受处分，如果主人家备了肉食，也不准吃，要用牙疼或从来不吃肉之类的理由拒绝。

不过，即使没有这样的规定，我们也吃不到肉，那年月，农村吃肉，通常靠过年前腊月底“杀年猪”解决，鲜肉和杂碎，过年期间吃，大部分猪肉，在年前熏制成腊肉，存放起来，农忙或者喜庆时吃，这样，即使省着吃，一般在秋收前后就吃完了。条件差一点，没有杀猪的人家要吃肉，要用粮食之类的到杀猪人家换一点，那年月，到集市上去买肉，几乎没有可能，一来没钱，二来集市上也很难有卖肉的。

房东王成福一家对我们还是不错的，把我们当客人，有什么好东西都拿出来，记得最好吃的是他们叫作“海椒鲊”和“海椒鱼”的，熟糯米和切碎的海椒（辣椒）伴合，发酵后成略带酸味的“海椒鲊”，把熟糯米塞进海椒中发酵则成“海椒鱼”。当然，也不能天天吃到，这些东西在当年的遵义农家也算比较上乘的菜肴了。

奇怪的是，每次吃饭，女主人总不来一起吃，我们去劝，她坚持不肯，说灶边还有事要做，后来知道，贵州农村的女主人从不上桌子与客人一起吃饭。

入村后，第一天，第二天，按分团领导的布置进行，我们埋头跟社员到地里干活，深秋是农闲时间，农活不多，那两天干的都是“铲火土”。第三天一早，刘组长根据入村前的部署，正式通知村干部，下午不出工，吃过“晌午”召开全体社员大会。－－这时是农闲阶段，如果不出工，农民们一大早一般会去砍柴、打猪草，做些零活，十点来钟回来吃点东西，休息一阵，有活干就出去干，到下午三、四点再回家吃饭，叫“吃晌午”，一天两顿，农忙时才吃三顿，天黑收工后吃一顿夜饭。

四、第二次“土改”，揪出漏划地主

社员大会分三组召开，第一组是贫下中农，刘组长主持，这组是依靠对象，是重点，要把他们发动起来；第二组中农、上中农是团结对象，第三组生产队干部包括队长、会计、出纳，是“四清”对象，这两组分别由老李、老齐主持。我的任务在这三组之外，－－对地富分子训话，给地富子女交代政策。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发动贫下中农，清算干部的“四不清”问题，重新划分阶级成分，揪出漏网的地主富农，把农村政权夺回来。老“四类分子”不是重点，组长把训话和交代政策的任务交给我这个当配角的毛头小子。

吃过“晌午”，生产队全体社员陆陆续续到达会场，这是田坝生产队最大的场地，水田中竹丛环绕的李家院子，因为李家是四兄弟，四家人，院子比其他家大。

开会前，生产队队长骆绍安向刘组长报告了准备工作的情况：早上派“四类分子”去山上砍柴，柴火已经送到会场，这时节，开大会都要生柴火取暖，柴火按惯例由四类分子解决，人已经全部到齐，按组分好，另外，四类分子已经在王成福家门口等候工作组去训话，田坝生产队没有富农，两户地主，一家姓王，两口子都在，没有子女，另一家姓骆，男人59年死了，还剩老婆和16岁的独生女。后来知道，还有一个地主，姓杨，大家称她“杨和尚”，是个尼姑，据说出身大户，年轻时因婚姻不幸出家，现在七、八十岁了，“五保户”，独自一人住在山上，平时不下山，不出门，这次没有通知她开会。

我的任务终于来了，出了会场，顺着田坎路向坡上走。这段路不长，平时走三、四分钟绝对可以到达，而这次走走停停，足足花了五、六分钟才走到。

这七、八分钟，我的心情五味杂存，从小就听说地主富农什么的，稍微大一点以后经常被“地富反坏”之类的词语以及他们青面獠牙的形象冲击着大脑，这几年更甚，然而从来没见过真真实实的地主富农，更让我迷糊的是，我是个什么角色？自己从十四、五岁起就受阶级斗争的冲击，到大学更是一直被视为异己，是阶级斗争的靶子，自己都不知道哪一天会遭到清算处理，现在却要代表专政权力去对地富分子训话，而且是独自一人。

磨磨蹭蹭，还是走近王家了，抬头看去，三个衣衫破烂不堪，像乞丐一样的人，蜷缩着蹲在王家门前，我加快步子，挺胸昂首，眼睛向上，没有看那三个人，很快冲过他们身边，一句话不说，推开大门，进了堂屋立即“砰”的一声把门关上，尽快把自己同外面隔开。

怎么办，怎么训话，离开会场时没问组长，组长也没交代，我在屋内踱来踱去，把中央文件“双十条”翻来翻去，里面虽有对地富分子针对性的文字，但读给这几个地富分子听，似乎又不太适合，……时间过去十来分钟，怎么也总得出去了，我横下心，操起文件，猛地把门拉开，一个大步跨出去，翻开文件，就把那找到的几句，高声朗读起来，读完加了一句：

“你们要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

整个“训话”就两、三分钟，最后那句话一说完 ，我迅速转身回屋，仍然“砰”的一声把门关上，再次把自己同那三个人隔开。“训话”自始至终，我只看文件，没有勇气瞥他们一眼，他们谁是谁我不知道，长什么模样我一点不清楚。

十来分钟后，估计他们走了，我也平静下来，从门缝往外看，果然已经没有人影，这才离开王家赶到会场去，那边还有给地富子女交代政策的任务。

给地富子女交代政策的地点，安排在大会会场李家堂屋侧面的一个小房间里，我的房东，王成福的老婆陪着一个很年轻的姑娘坐在条凳上等候我，那姑娘就是田坝生产队唯一的地富子女，骆姓地主的女儿。

我在她们对面坐下，打量了一下这看样子尚未成年的姑娘，她梳着长长的独辫，单薄瘦弱，个子可能比小个子的王成福老婆还高一点，她埋着头没有看我，也不说话。

沉默了一会，为缓和气氛，我尽量放轻声音，和蔼地问她的名字，然而完全出乎预料，她突然抬头看着我，目光充满了恐惧，浑身哆嗦，牙齿嗑牙齿，呜噜呜噜的，不知是在回我的话，还是在呜咽呻吟，不管我怎么笑颜安慰，她仍然不住哆嗦，呜噜呜噜的颤抖声不停，整个身子一个劲地往王成福女人身上靠。

我从来没碰到过这样的事，不明白怎么会是这样，忙问王成福老婆，她是不是平时就是这样，是不是哑巴，不会说话？王成福老婆搂着她，连忙接过话，说这姑娘平时很好，很乖，同我们社员一起干活很卖力，从不偷奸耍滑，还经常要大家给她讲她爸过去对我们的剥削压迫，是个很好很乖的姑娘。最后，王成福老婆加重语气，特别强调：

“她说她要同她家划清界限，一定要嫁贫下中农，今年三月间，她已经提亲说了人家，是个贫农，明年就嫁到那边去。”

一直无法与她交流，所谓“交代政策”只好作罢。不过，我心里掠过一丝庆幸，幸好是个女儿，嫁到成分好的婆家，也许将来日子会好过些，若是男儿，那该怎样办？

四类分子不是这次运动的工作重点，给他们训话和交代政策只是例行公事，事后刘组长甚至没有要我汇报这次任务完成的情况。

生产队社员大会过后，“四清”运动全面铺开了。

我们的第一步工作是为分团开好“三干会” 作准备，所谓“三干会”是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大会。洪江公社有三个生产大队，名字还好听：红龙、金狮、凤山。

我们的任务主要是摸清生产队两个基本情况，一是摸清阶级队伍基本情况，为重新划定阶级成分作准备，尽快把贫下中农组织和发动起来，成立贫下中农协会，简称“贫协”，这项工作进展还快，生产队社员大会上已经宣布王成福是“贫协”小组组长，“贫协”成员待定，二是摸清生产队干部基本情况，尽快把重点打击的“四不清”干部挖出来，田坝生产队就三个干部，队长，会计和出纳，队长自然是预定的重点。

根据布置，我们白天“访贫问苦”，晚上召开小组会，摸情况。

开始，小组会的效果不如预期，找来的人多不发言，或谈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几个积极一点的，也只是放空炮，没有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刘组长决定加强“访贫问苦”，四个人分头到社员家里与他们个别谈话，直接找生产队队长的问题，果然很快见效了。

在一个驼背的李姓贫农家，我听他谈起队长骆绍安当年搞“分田到户”时，说过一句顺口溜－－“手拿锄头把，犯法也不大”，回来汇报此事，本来我仅仅认为这属于骆绍安不懂政策，不知道“分田到户”问题的严重性，而刘组长却认为这里面有大问题，是“四不清”干部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动员令”，他立即把这件事写成材料报告上去。

果然，这个顺口溜出了名，听说在“三干会”上经常被分团领导提起，作为“四不清”干部的反动口号来批判。

工作队入村后十来天，公社的“三干会”在白云寺召开，当地的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干部，一个不能少，第一天洪江分团的近两百工作队员也到会造气氛。

白云寺地处凤山大队地界，在洪江去往团泽口的乡村马路边，距离田坝生产队不远，寺院背靠林木葱茏的小山，面临开阔的田地，报到时我到里面走了一圈，庙舍相当破旧，但仍看得出当年的香火旺盛，定是这一带的大寺院，从大门拾级而上，过几道院门，从残存的菩萨像上还可辨认出观音殿、韦驮殿……最后面还有大雄宝殿。由于空房多，也宽大，正好在这里召开公社的“三干会”，寺院门前右侧，有一块较大的场地，后来的几个斗争大会就在这里开。

“三干会”第一天大会结束，和多数工作队员一样，我回村了，根据领导要求配合“三干会”，搜集“四不清”干部的材料，附带还收缴武器，其实生产队没有枪支之类的武器，有一种叫“杆子”的梭镖，社员们说是用来杀野猪的，上面也叫收，我的床头那一段就多了两把“杆子”。

分团领导指名搜集材料的重点是凤山大队党支书刘云周。一提刘云周，一下就把社员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每次开会，不用动员，他们个个激动万分，咬牙切齿，甚至有的泪流满面地哭诉，控诉的内容都是大跃进以后，特别是饿死人那几年，刘云周如何捆人、打人、踢人，一一历数：

饿死人最多的那一、两年，他身背一杆步枪，脚蹬反绑皮鞋，四处巡视，发现不出工偷懒的，非骂即打，捆绑吊打，那是常事，有地富子弟被他在地里活活拖死，有小孩饿得实在不行了，偷偷到地里把种下去的包谷籽抠出来吃，被他抓住用枪托打死，甚至已经饿得半死到食堂要点吃的，也被他骂好吃懒做，一脚踢倒在门槛边，爬回去还没到家门口就死了……据说全大队算到他名下的，合计有六十三条人命。

我心想，再残忍还不至于如此吧，那年月，人都饿得差不多了，可能推打一下就不行了，听情况分析，被打的人大多数并不是当场死去的， 六十三条人命的算法，也许是群众的积愤。

关于刘云周的历史身份，上面来的材料与社员们揭发的相同，说此人1949年前并不务农，游手好闲，在乡政府当乡丁混事多年，“土改”期间很积极，划为贫农，入党当了干部。这些方面条件，与中央文件、“桃园经验”、我们入村前集训的学习材料里的分析完全符合，刘云周就是“土改”时候的“游杂分子”、“勇敢分子”，是混入党内，窃取农村政权的阶级敌人，正是这次运动必须打击的重点。

不久，在白云寺前的场地上召开了对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刘云周的斗争宣判大会，来的人很多，我们田坝生产队男女老少成年人都去了，可容纳两、三千人的会场挤满了人，歌声口号声不断，场面十分热烈。刘云周五花大绑地被押到台上，看那阵势，我以为会判个死刑、无期，结果宣布判决出乎预料，只是三年徒刑。

紧接着，根据“民主革命不彻底，走过场”的判断，开始重新划定阶级成分。上面发下来1946年晋察冀解放区“土改”划分成分的计算方法，按照此规定的标准重新审定划分成分。
运动的重点是“四不清”干部，队长骆绍安已经有了“手拿锄头把，犯法也不大”的反动言论，成分是“佃中农”，正好，上面有指示，“佃中农”很复杂，有可能是下中农，也可能是中农、上中农，甚至是富农。

花了两、三个晚上，找来几个积极分子，条件必须是贫雇农，王成福、驼背老李、李德明、陈绍全等人，让他们回忆“土改”前骆绍安家的财产情况，可是情况并不理想，1949年前属于他名下的田地不多，把租种的几亩地加上去也不够，刘组长就把重点转向“剥削量”的计算，按晋察冀土改的方法，雇工剥削是重要的“剥削量”，希望在这方面有突破，把骆绍安搞上去，达到富农的标准。

于是，刘组长重点启发积极分子们回忆这方面的问题，果然有人说他家每年收谷子都要雇帮工，至于雇工人数、天数，只要有一人报出一个数字，不会有第二个人提出异议，只会往上加。开始时，回忆出来的数字还是不够，刘组长要大家再想想，突然，驼背老李记起一件事，“土改”前一年，骆绍安家油菜籽收成好，“佃”过几个月油榨房，雇了两个人帮忙榨油，不仅自己榨，还帮好几家榨，干了一个多月，挣了一些钱，把这笔雇工账加上去，累计起来，正好可以达到富农标准。

看到数字上去了，刘组长喜形于色，很有成就感，至于回忆是否准确，计算是否重复，……大家都没去想，只有王成福低声咕哝了几句，意思好像是说秋收雇工是换工，骆绍安也去帮过人，不过没人理会，他也没说下去。

陈绍全还提出，骆绍安前几年死了老婆，续了弦，是个比他年轻得多的老婆，言辞明显表现出一些不满情绪，刘组长问了这骆绍安新老婆的成分，觉得问题不大，没有把这事记下来。

材料报到分团，很快就批下来，骆绍安是漏划富农。

工作组立马准备了斗争会，以“重新划分成分评议会”的名义召开社员大会。刘组长作了周密布置，由“贫协”筹备小组组长王成福主持，采用“自报公议”形式，先评议两个贫农，要顺利通过，把骆绍安放在第三个评议，布置好几个积极分子发言，一定要打他个措手不及，把他定为富农，而且准备了绳索捆绑，当场宣布押送公社处理。

评议会会场还是在李家四兄弟的院子，社员们到齐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主持会议的“贫协”筹备组组长王成福和工作队队员坐在堂屋前，那里就作主席台了，门柱上挂了一盏马灯，相当明亮。社员们都到场了，老年人、成年男人围着柴火坐着，女人、年轻后生站在他们身后，几个积极分子按预先的安排坐在前排的条凳上。

大会按预定计划进行，先顺利通过王成福和驼背老李的雇农、贫农成分，很快就轮到骆绍安了。

全场的人都静下来，大多数社员知道工作组天天找人开小会，也许不知道工作组的意图，不过多多少少都意识到骆绍安要挨整，都在看到底要咋整他。

“我家的情况大家都清楚，也不啰嗦了，我家原来划的成分是佃中农，现在自报，就报个下中农。”骆绍安不愧是生产队的一把手，说话不慌不忙，慢条斯理的，他以为会像前两个那样简简单单地通过。

会场一时没有声音，安静的令人紧张。我开始疑惑，有没有人会站出来说话，大会进程会不会按计划继续下去。

“怕不行哦，咋会只是个下中农呢？”冷场了两、三分钟，驼背老李终于哼了一句，打破了沉寂，几个积极分子也随声附和。

“实在要划高点么，我就报个中农嘛。”骆绍安表示可以退一步。

“中农？中农怕也不行哦。”驼背老李再次表示不同意。

“莫过我是地主？”骆绍安有些沉不住气了，反问了一句。

陈绍全突然站起来，高声喊道：

“骆绍安自报‘地主’，大家同意不同意－－”

不等众人回应：陈绍全振臂高呼：

“打倒地主分子骆绍安！”

刘组长看机不可失，站起来领头呼口号，我们几个组员也跟着喊，下面的社员有人开始举手，跟着应和：

“打倒漏划地主骆绍安－－”

刘组长一示意，陈绍全、李德明几个积极分子冲出来按住骆绍安，用准备好的棕绳，五花大绑，把骆像大虾米一样捆了个结结实实，拖到前面。

安排好的几个人开始发言，不过发言内容不如预期的理想，原来说好批判反动言论“手拿锄头把，犯法也不大”的，他们说些过去吵嘴斗气的事，原来安排清算“剥削账”的，他们说的是交易不公平，鸡毛蒜皮的小事，该值一斗的，骆绍安只肯出八升，等等。不过，有积极分子不时高呼口号，场面也还过得去。

斗争会正在进行，口号声不断，突然出现了一件未曾预料到的事。主持斗争会的王成福竟然不声不响地，慢慢挪到了骆绍安身后，把勒在骆手腕上的棕绳松开了，动作不大，大家还是看在眼里。刘组长连忙把王成福叫过来，问他怎么给骆绍安松绑。

“人家以后还要做活路嘛。”王成福声音很低很轻，但那语气似乎是在作决定，王毕竟是大会主持，又是绝对的依靠对象，刘组长也不好多说什么。

当晚，派了陈绍全、李德明把骆绍安押送到公社，那里已经腾出一个粮库，作关押“四不清”干部和漏划地富分子的看守所。

这里也马不停蹄地连夜开会，着手清理没收骆绍安的财产，分给贫下中农，工作团有过指示，这样，可以尽快地把贫下中农发动起来。

骆家的家产有多少，由参加会议的积极分子提供情况，我是记录，先记录骆家的房屋，偏厦、牛圈、猪圈，……大一点的家具也要登记。登记家具时，驼背老李特别提到骆家有两个米柜，他要了，要工作组分给他。我不知道米柜是什么东西，老李还比划着给我解释。

第二天一早，寒风凛冽，刘组长、三个工作队员，带着“贫协”的人和积极分子去骆绍安家，走进骆家院子，眼前的那一幕与《太阳正在桑干河上》描述的一个场面惊人相似－－可能听见狗叫，骆绍安那年轻的新老婆抱着襁褓中的幼儿，身后还跟着个神色惊恐的小孩，走出堂屋迎了过来，面对刘组长带领下的十来个人，不明白要发生什么事，不知所措，强作笑脸问了一句：

“工作组，叔叔伯伯们，有啥子事啊？”

刘组长根本不理睬，像没她这个人一样走过她身边，径直踏进骆家堂屋，向身后的人发话：

“开始清查！”

陈绍全像唱票一样，高声喊道“五立七柱大房一间－－”，登记开始。

进入堂屋边的一个不大的房间，我终于看到了曾经让我有些好奇的米柜，有些失望，那是个三、四尺高宽，两尺来厚，柜面就是盖子，没有上漆，很一般的小木柜，不理解驼背老李为何对它那样在意。

第一个漏划地主挖出来了，又是生产队长，与中央文件、“桃园经验”的精神完全符合，田坝工作组得到分团的表扬，刘组长得到鼓励，认为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接下来继续深入重新划成分的工作，把隐藏的阶级敌人一个个挖出来。

重新划成分的重点主要针对干部，但田坝生产队的会计和出纳确实是贫下中农，划不成更高的成分，摸情况排队，搞了两天，工作目标最后落到了生产队开大会那个院落的户主李家。李家老人已经过世了，1958年前曾经当过合作社的会计，也可以算是干部，再说，队里余下还没重新审查成分的，就数他家1949年前的家境好些，土改时是这里唯一的一户上中农，有人说，骆绍安都成地主了，他家更应该是，起码要划个富农。

工作组和积极分子们忙了几天，终于凑齐了李家的富农材料，刘组长把材料报到分团，很自信地对我们说，过几天就会批下来，马上准备好下一轮的自报公议大会。

那几天夜里下雪，外面雪地泛出的朦胧白光，王成福家堂屋里也不像以往那样漆黑，不知什么原因，那几夜我都很难入睡，翻来覆去总在想：如果李家的富农批下来，那是四家人啊，整个田坝生产队不过二十一、二户人，这四家加上原先的两户和漏划的骆绍安家，就是七家人，占全队户数三分之一，而且李家四兄弟人丁兴旺，子女多，田坝生产队地富分子和子女人数要大大超过三分之一了。不是说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打击面只是百分之五吗？这样下去，行吗？

在等候分团批复的时候，重新组织阶级队伍的另一方面工作开始进行，现在要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建立“贫协”。田坝队的“贫协”筹备小组前些时已经建立，可以直接转成“贫协”小组，下一步主要是发展党员，建立党小组。

田坝队原来有两个党员，一个年老体衰，好多年不出门了，一个叫李兴德，原来当过生产大队的大队长，两年多前不知犯了错误被撤下来，“赋闲”在家，还在听候处理。现在，田坝队等于没有党员，必须尽快发展。

开始以为这工作没我的事，我不是党员，没想到还是作了安排，要我去发展团员，给贫下中农青年上团课。我向刘组长申明，我不是团员，哪有资格去上团课，去发展团员。刘组长笑了笑说：

“问那样多干啥哦？叫搞哪样就搞哪样嘛，你看现在哪个不忙？”

这样，我这个连入团申请都没有写过的人，竟然去给人家上团课。田坝队年龄条件都合适的只有一个，我就给这个小青年读团章，帮他写入团申请。为什么只有他一个来，他说男娃娃只有他一个，女娃娃倒是有两个，她们连书都不去读，哪会来上这个课。

没多久，王成福、新任命的民兵队长陈绍全、驼背老李成了新党员。我发展的那个小青年也入了团。

五、冬去春来，“二十三条”变风向

正疑惑这风驰电掣，即将狂风暴雨大作的民主革命补课，第二次土改，如何进入高潮的时刻，运动似乎突然放慢了进程，刘组长报上去的李家漏划富农材料并没有如预料的那样很快批下来，对骆绍安的家产如何进一步处置，也不见新的指示，反而分团却来了通知，叫我们把骆绍安领回去，放在生产队听候处理。

接到通知，已经是晚上了，我受刘组长之命，同民兵队长陈绍全一起去洪江公社领人。

来到公社的粮食库房，那里改作关押人的地方。我们由分团的一个干部带进库房，竟意外遇到好友杨汉庭，几个月未见，没想到他在这里当看守，杨汉庭身材魁梧，又高又胖，外号“庬（māng贵阳话‘胖’）子”，我们足球队的主力后卫，看来工作团要他来这里是相中了他的身板。后来开玩笑，我们说他当过“狱卒”、“牢子”。

杨汉庭高叫一声“骆绍安”，不一会，只见骆佝偻着腰，提着裤子，颤颤巍巍地从黑咕隆咚的里间钻出来。杨汉庭发还骆的裤袋，要他系好，再用陈绍全带来的棕绳把他捆上。不知是从哪里学来的，杨汉庭捆人一板一眼，这里绕过去，那里穿过来，居然很熟练，最后留一截绳子交给我，我像牵牛牵马一样捏在手里。不过，比起当时捆送公社时，杨汉庭捆得显然松了许多，骆绍安的双臂比较自然地下垂，从那种地方放出来，捆一捆，也许只是个例行公式，是个规矩。

我和杨汉庭多时不见，本想聊一聊，但疾风暴雨的斗争刚刚过去，那地方的气氛还令人压抑，神经紧绷，不敢有一点轻慢的举止言行，加上还有分团的干部在一旁，我和杨汉庭竟没有多说一句话。

骆绍安说是回生产队听候处理，其实，自从公社看守所回来直到运动收尾，没有再动过他，漏划地主或富农的事，没人再提，只是他生产队队长的职务没有了，相当的职权由“贫协”小组组长代理，隆冬时节，没有什么农活，也许快过年了，社员们都忙家里的事，骆绍安更是成天呆在屋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对工作组来说，像消失了一样。

快过年了，工作团通知全体工作队员到公社，宣布了两件事，一是调整队伍，抽调几乎一半的人员，立即出发去遵义新舟区去开辟新的“四清”运动面，我们组的刘组长，老齐都名列其中。二是留下的人员春节不放假，集中到公社分团团部，学习中央刚下发的关于“四清”工作的新文件“二十三条”。

这是罗庄集训后第一次集中学习，几个月很少见面的同学又相聚在一起，与在学校时不同，我有一种新鲜的感觉，与我们的班团干部相遇，似乎觉得他们的笑容真诚了，更有甚者，我感觉工作团的领导和一些工作队员对我还亲近些，见到我总是笑嘻嘻的，“小涂”、“小涂”的叫，我心里热乎乎的。其实我除了与田坝队的几个人相处密切，跟工作团的其他人接触很少，唯一一次是那次斗争公审刘云周的大会，我指挥唱歌，－－这是我的拿手好戏，营造了热烈的气氛，给大家的印象不错。另外，可能是“杀狗”事件吧，工作组入村之初，这一带农家过去很少有外人光顾，每家养的狗对外来人极其凶恶，给工作队员造成不少麻烦甚至伤害，我用收缴武器得来的一把“杆子”，把一条经常偷袭我们，甚至率领狗群追咬我们的恶犬捅死，平息了田坝队的狗患，这事在工作队中”传开，我成了打狗英雄。

那一个多星期时间，整个分团埋头在学习“二十三条”之中。

与罗庄集训比较起来，这次学习气氛轻松许多，不再那么压抑神秘，也不封闭，住在老房东家，每天早去晚归，三餐都在分团团部解决。

学习的文件也比较单一，就是“二十三条”。“二十三条”听起来条目比“双十条”多，其实文字相当简明，不像“双十条”那样冗长繁复，只是一些提法很新鲜，也令我不解，特别这样一句－－“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般常规，工作团领导总是要求大家认真学习，对照思想，深刻领会，但这次更强调对照新文件，结合前段工作，认真总结，而且反复强调要大家畅所欲言。当然，即使这样，都是工作团领导和工作队员发言，学生都只是听听，只有我这个愣头青，觉得他们的讲话发言并没有说出我认为有分量的话，终于憋不住，我发了一次言，把我的疑问说出来，向领导和其他工作队员请教。

我提的问题不多，就两条：一，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田坝队的骆绍安不是党员，只是一个二十来户人家的生产队队长，“分田到户”上面有人带头，他不过跟着干，他算不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不是运动的重点？二，前段时间田坝队报了李家漏划富农的材料，本来田坝队两户地富，已经超过百分之五了，加上骆绍安，地富的户数差不多达到百分之十五，若加上李家四户，就上了百分之三十，人数接近百分之四十，这是否符合“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的政策？

会后，工作团的几个领导见到我似乎更亲切了，中央党校来的老陆，拍了拍我的肩膀，说：

“小涂，你的发言有水平。”

我不明白我的发言怎么就有水平了，只是觉得这里的人，上上下下似乎都平等待我，我可以说说话，发发感想，表达表达心中的疑惑而已。

学习“二十三条”以后，留在洪江的工作队员少了，田坝队只剩下老李和我，还兼管紧邻田坝生产队的大林生产队，老李任组长，继续留驻田坝，我则离开王成福家，搬到更邻近大田坝的大林队刘老太家。

春天悄然而至。夜里，四野蛙声一片，此起彼伏，若远若近，自己好像睡眠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清晨，啄木鸟敲点树木的“笃笃”声在林间回响，仿佛催人早起，推开窗户，田园山林的美景扑入眼帘，身心即刻融入清新的盎然春意之中。

我第一次“发现”了乡村自然清纯的美，斯特劳斯的《兰色的多瑙河》就这样飞出心扉，几年的压抑郁闷完全忘在脑后，我不禁一遍又一遍地纵情放声歌唱：

春天来了，春天来了，

大地在欢笑，蜜蜂嗡嗡叫，……

风儿啊，吹动树梢多美妙……

啊，春来了，春来了，

多么美好，多么美好，……

这一切多美好！

……

多年以后，当万物清新，阳光普照的春天来临，我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回忆起洪江田坝大林的美景，又会唱起：

春来了，春来了，

这一切多美好！

……

洪江的“四清”工作，不仅人手少了，风向也变了，随着春天的来临，一切开始在和风细雨之中进行。

前段时间的战果，上面没有催促继续搞下去，摆在一边，没有再去整理，工作队员如激烈战役之后进行整休那样，神经核情绪渐渐松弛下来，接下来的工作，似乎是“大四清”结束，开始“小四清”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了。

我的任务很轻松，与大林生产队的会计一起清理账目，说是“一起”，其实，我不懂农村生产，不懂财会，仅仅坐在一旁当陪客。大林生产队比田坝队还小，只有十七户人家，那年月劳动生产内容过程很简单，没有农活以外的生产经营活动，清理账目多是看每户社员每天每月的“工分”计得准不准，全年收成统计有无误差，分配给社员的粮食、现金有无错误，把取消“分田到户”一年多来的明细账整理出来，从近到远，重新公布一遍，接受贫下中农的检查。这样查了一段时间，没发现有什么问题，社员们也提不出什么意见。

新组长老李名叫李德昌，武汉某水利学校毕业，湖北武汉人，可以算我的同乡，一口武汉腔，叫我“小涂”，老乡们不解，问我为什么你们的组长把你叫“小偷”。老李负责田坝队那边的事也不多，闲暇时间，他经常约我到生产队附近走走看看，聊聊天，有次还以“外调”名义去过邻近的一个公社。

春天来了，每次到外面去溜达，他总要我唱歌给他听，那次“外调”，我们在一条小溪边坐下，欣赏清冽的流水，触景生情，我唱起了《小河淌水》：

月亮出来亮汪汪，亮汪汪，

想起我的阿妹在深山，

妹像月亮天上走，天上走，

山下小河淌水清幽幽

……

老李也沉浸其中，不仅要我把这首歌反复唱了几遍，当下与我约定，每星期一定要教会他一首歌。

我也有心完成这个任务，不过，没料到两、三个星期后洪江“四清”突然收尾了，没教会老李几首歌，我们就分别了。

六、扫尾工作种种

轰轰烈烈的洪江“四清”似有虎头蛇尾之感，就连清查账目也像在走过场，平平淡淡，没有一点波澜，甚至没有一点涟漪。

此时，工作团又来了新活动，一是“忆苦思甜”，二是编写家史村史，这成了当下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要内容，－－不知不觉间，我发觉分团领导的话语中，“四清”运动这个字眼常常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取代。

“忆苦思甜”

“忆苦思甜”作为一项活动和任务，要求在社员群众中全面展开。

“忆苦思甜”，要学这方面的革命歌曲，田坝大林两队教歌的工作自然交给我，社员们学唱的第一首歌是：

提起旧社会呀，恨得咬牙根哪，

世代做牛马呀，血汗被吸尽。

贫农下中农啊，不忘党的恩哪，

牢记血泪仇哇，永做革命人！

……

这里的农民，音乐素质确实不敢恭维，怎么教，他们都老是重复“提起旧社会”那“咪咪咪哆咪”的调子，一直到尾，怎么纠都纠不过来，加上他们耷拉着脑袋，声音又低，说是“唱”不如说是“哼”更恰当，听起来完全像在念经。

唱歌效果不怎么样，“忆苦思甜”大会发言还不冷场，事先做好工作的几个贫下中农虽不去“思甜”， 倒很愿意吐吐苦水，而且说着说着，常常老泪纵横，甚至呼天抢地，破口大骂。

他们指名道姓骂的人，我们不认识，说的事，我们不清楚，开始，老李和我没认为有什么不对劲，后来发觉，他们解放前的事没说，骂的都是前几年的公社、大队干部，说的都是几年前大跃进和“饿饭那年”（这是他们对“三年困难时期”的共同提法）的事，换个人上去还是这样，这方面好像有讲不完的话，一个比一个激动，老李三番五次地引导，没有任何效果。

汇报到分团，分团说这种情况很普遍，后来不知谁出的主意，分团作了统一规定，凡“忆苦思甜”大会，会前一定要做好诉苦人的工作，只能诉旧社会的苦，诉国民党、地主压迫的苦，如果有人说到大跃进、“困难时期”，就叫事先安排的积极分子高呼正面口号打断他的发言，立刻把他送下台，不让他继续说下去。

工作团的这一着效果不大，农民们诉苦的内容怎么引导都引导不过来。

编写村史家史

接下来是写村史、家史，村史先放一边，首先把家史写好。按照安排，我写了李兴德和驼背老李两家的家史，本以为交差了事了，万没想到这两篇家史被分团看中，在会上作了肯定和表扬。这下可惹了麻烦，不知从哪里出来一个贵州人民出版社的编辑，由我们学生的领队何洪江老师带来找我，说要出一本忆苦思甜家史的集子，出版社看中了驼背老李的这份材料，准备作为这本集子里的一篇，要我作润色加工，再增加情节，充实充实。

在正式出版物上发表文字，作为中文系学生，那是求之不得的，确实也引得几个知情同学的羡慕，可我高兴不起来。我清楚，这份家史材料来源于驼背老李的口述，许多地方凭常识判断就不可信，譬如驼背老李年幼时本来健康正常，由于贫困，终年要饭，一次路过地主家门口，被地主的疯狗咬伤，无钱医治，又被地主强行要求在枫香树板上睡觉，结果脊柱被枫香树板“扯”弯，才成了驼背，……等等。当时记录下来不敢质疑，怕说是出于阶级立场不相信贫下中农，若拿这样的东西给人看，会成为笑柄，现在还要加工润色，进一步丰富充实，正式出版，更害怕人家会把我看作无行文人。

工作团和何洪江老师都说这是政治任务，一定要完成，无法，不能抗拒，只有硬着头皮去润色加工，丰富充实，反复了几次，终于让那位编辑满意了。然而事情还没完。那位编辑取走稿子后几天，何老师找我谈话。

“你写贫下中农家史的事，是件好事，我向中文系党总支作了汇报。”

“不过，组织上有个意见，这篇家史的作者署名改作我。我知道你也清楚是为什么，我并不愿意这样，我反映过由我们两个联名，领导没有同意，我说我的名字在前，你的名字在后，领导还是没有同意。”何老师后面的这些话声音很低，似有他的苦衷。

其实我巴不得这样的文章不署我的名，终于松了口气，但中文系的领导如此处理这事，本来曾稍微开朗的心境，又蒙上一层阴影，掠过一阵寒意，真不知道，“四清”结束回校，等待我的是什么？

其他工作组的情况不清楚，田坝大林的家史，算是整个分团里有点成果的，也只完成了我写的两篇，没有再写下去。至于村史，分团大会上说说而已，更是没有任何动静，过一阵后没人再提这事。

组建基层新班子

4月以后，好像要干的事不多，洪江“四清”看来快要收尾了，我们学生即将回校。

工作队离村前，扫尾工作唯一要做的事，是把基层的班子建立起来，老李把分团对田坝大林班子问题的初步意见透露给我：

大林队并入田坝队，由刚入党的原民兵队长陈绍全改任生产队队长，王成福继续任“贫协”小组组长，会计和出纳由社员酝酿选举，至于建立党小组，条件还不成熟，因为陈绍全还是预备党员，他转正之后再建立党小组，他当组长。

“王成福各方面都不错，雇农成分，正派，人缘好，有威信，能力也不差，怎么只安排他当‘贫协’组长，不让他当第一把手？”这样的安排我很吃惊，问了一句。

“他们说王成福过于老好，甚至软弱，没有斗争性，特别是执行上级指示很不坚决。”

我想起来，王成福在斗争大会上当众给骆绍安松绑，刘组长曾批评过他，说影响很不好，另外，入冬之初，新卜区曾经来人传达农业部门扩大粮食栽种面积的指示，叫他们把“泡冬田”的田水立即放干，改种冬小麦，把过去种一个“大季”水稻的习惯改为种“两季”－－一季冬小麦，一季水稻；另外，把栽种油菜的田土也改种小麦。那时骆绍安挨整，生产队由贫协筹备组王成福管事，他听了几个庄稼老把式的意见，对工作组和新卜区的来人陈述了自己的意见，说种“两季”听起来好，其实对“大季”的收成影响很大，至于种油菜，菜籽榨油比种小麦划算，不同意改种小麦，硬把上级的指示顶了回去。

看来，王成福有些死脑筋，不是那种紧跟上级，紧跟领导的人，上面不喜欢。

我对陈绍全的印象不是很好，此人与王成福完全不同，很会看风使舵，讨好领导，领导说什么他就干什么，甚至做得更过分，斗争骆绍安时，他最积极，捆人他第一个冲上去，没有他，那斗争会还不一定开得下来，只不过，他的群众口碑不好，干活不实在，小算盘多，心眼小，连骆绍安续弦的老婆年轻漂亮他都有想法。初接触他时，就觉得他很像我们罗庄集训时学习材料里说的“勇敢分子”，我不明白为什么分团会相中他，把大权交给他来掌。

本该为自己回校后的处境担心的，而我此刻还在“忧国忧民”。

“上面的政策交给哪个来贯彻，交给王成福？先做通他的工作就费死你的神。这个生产队愿意出来做事的，比来比去，矮子里挑将军，只有陈绍全合适，其他几个，你看哪个行？李德明话都说不清楚，能搞哪样？李驼背？李兴德？”老李摇摇头，也很无奈。

我突然开窍，顿时想起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的一些话语，过去学毛选稀里糊涂的，这时才有些明白，为什么有人要骂那是“痞子运动”。

不过，也有让人欣慰的消息，老李根据社员们的反映，上报了材料，准备把田坝队那家姓王的地主成分改为“小土地出租”，工作队领导已经认可，表示“问题不大”。

姓王的“地主”，名字忘了，早就听王成福说过，他那地主成分划得有点冤枉，解放前他家田土不多，他一直在外当兵，没有劳力，家里把那点田土租给人家种，抗战之后，他复员回来，不太会种庄稼，田土继续出租，自己去做小生意，也没成器，不说穷得响叮当，也是拖衣落食的，不过，这人确实有点讨嫌，当兵回来之初，还穿军服，扎皮带，很神气，看不起人，土改本来划的是“小土地出租”，他以为是“小地主”，不服，跟工作组闹，态度不好，把工作组领导惹毛了，土改复查时定他为地主，还说他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排长，没定为历史反革命算是轻饶。

我们离村时，改正成分的正式决定还没有下来，不知后来落实了没有。

七、撤离

1965年“五一”过后几天，工作组离村，走得非常仓促，好多事情，我都稀里糊涂的，那姓王的地主成分改正问题可能算小事，而搞了整整半年的一大堆事，重划的阶级成分，到底是算不算数，是对还是错，不明不白的，重组基层领导班子，骆绍安没做最后处理，撤他的职是不是最后决定，陈绍全是不是确定为第一把手，这些我不清楚，老李也不清楚。

入村时，杀气腾腾，撤离时，冷冷清清，我们接到通知，不开什么会，打起背包背上就走，我只给房东刘老太打了个招呼，老太太说了几句“二天来耍”之类的客套话，老房东王成福，在他家住了三四个月，我都没去看看他。

我的洪江“四清”就这样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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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我父亲涂月僧，1948年年底受中共南方局社会部负责人钱瑛派遣，到贵州打入保安司令部任主任秘书，为解放军进军贵州搜集情报，解放后曾任贵州省复员军人安置办副主任等职，1955年“肃反”隔离审查入狱，1964年贵州“四清”期间“保外就医”，文革后彻底平反，为贵州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

　　  
　　 节选自《逝去的校园》1949-1970

转自《凯迪社区》之《百姓家史》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