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鸣硕：2011年《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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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位曾叱咤风云的「老红卫兵」聚首香江座谈，忧心文革之错没得到根本矫正，红歌更大肆泛滥，强烈表示：不能正视过去的民族，永无崛起之日。

与父辈缔造的共和国同成长，共命运。孩儿时满是理想、未来；学生时代正值文革，还曾是叱咤风云的红卫兵，结局却是各自遭遇关押、上山下乡或当兵的不同经历；当共和国迎来改革开放，新中国同龄人中的幸运者重新走入高等学府殿堂或留学西方，享受知识的阳光雨露。如今，这些幸运者大多仍驰骋商场，是改革开放大潮的成功者，心头也挥之不去为国家未来的忧虑。这一代人的蹉跎岁月，始终伴随着国家的命运跌荡起伏。

六月十七日，香港中国会十多位「共和国长子」、「老红卫兵」的代表聚集一堂，围绕同时出版的《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之一、之二作历史的回顾和现实的思考，展示这一代人的担当与责任。当两鬓斑白、皱纹爬上额头，他们回首与共和国一个甲子的艰难历程，静思中国命运，为当年那场「大革命」产生的原因没有得到根本的矫枉，甚至被作为了「中国特色」在继续发扬光大而担忧，并从内心发出呼唤：「当今天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时候，我们依稀记得一个朴素的真理，那就是：一个不能正视自己过去的民族，是永远无法真正崛起的。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这一代人有责任率先正视自己的历史，也有义务把反思留给社会。」

《回忆与反思》由香港中国书局有限公司出版，杨虎城将军的秘书米暂沉之子米鹤都担任主编。出席讨论会的有中国证券市场设计师、原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之子王波明；曾任职中国财政部、现职橡树资本（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德淼；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前香港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秦晓；博源基金会总干事何迪；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葛明；最早发起成立红卫兵的卜大华及知名学者丁学良、诗人北岛等一批共和国同龄人，秉承将历史「写出来，说出来，讲清楚」的信念，以文革亲历者的身份还原真相，坚持不懈追忆，并思考当下。

当前，「红歌」在神州各地响起，经历过文革伤痛的一代担忧：「左倾」思想会否回潮？朱德淼说﹕「这让很多上一代人、我周围的朋友极其痛苦，但没有办法表达出来。」「红歌」让人们想起那段「如此愚昧疯狂、远离理智和智慧」的日子。　

那是一段令人心潮难平的时光，当王波明等中国同龄人于七、八年前聊起文革，那场「革命」以及源远流长的影响都让这些具有相同经历的人按捺不住，「不仅聊到这些人在文革时期做了些甚么，而且开始思考这些事情背后所折射出来的文革前后几十年所发生的社会变化，以及文革给这代人带来的影响」。王波明等决定寻找当年的活跃人物，通过访谈，还原历史，「来勾勒那段时期当事人的亲历和感受」。

文化大革命是共和国历史上非常特殊而又敏感的经历，时至今日，它仍然被中国大陆官方刻意「忽略」。米鹤都表示，这部书一方面回忆历史，采用「第一人称式口述历史的方式」，汇集多个文革亲历者和参与者，一方面回忆过去，还原文革场景；另一方面注重反思。米鹤都说，「文革之所以能成事，发展，都是源于历史根源和政治制度上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到现在都没有谈得很清楚，更别说解决。这个可以说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个历史遗留的课题」。甚至联系到「现在的文革思潮和文革热，都是因为我们对那段历史反思不够产生的问题」。王波明表示，「回忆与反思，我们更要强调后两个字，我们不光待在回忆的阶段」，更应该反思「文革十年对中国社会的摧毁作用」。

始于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至今四十五年，对于这段历史，在中共党的层面上讨论只有一次，并且以「一场浩劫」为定语，匆匆结束，同时禁止了日后一切深层次讨论。这种对文革「不研究，不争论」的潜规则使得现代人对这段历史已模糊不清。陈小鲁表示：「官方现在不搞研究的态度是不对的，官方不搞研究，大家来搞研究。」在书中，陈小鲁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题口述，从他解放战争中出生，四岁随父亲进上海讲起，文革中，他理性的公开反对打人，受到毛主席的表扬。以后还发起组织知名的「西城纠察队」。陈小鲁回忆当兵、入党和提干的经历，一直到改革开放下海。讲自己的经历，讲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细腻而引人入胜。

秦晓是《回忆与反思》的拟题人，他认为对于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来说，与其停留在考据历史，不如反思和批判历史。书中，他的口述部分用了「走出乌托邦——与共和国同行的六十年」为标题，「折射了共和国是一个『近乌托邦』，在邓小平文革以后走出乌托邦这样一个大的过程」，他由此回顾自己思想上的三个变化：世界观的变化、爱国主义和对国家命运思考的变化、对经济发展模式理解的变化。

曾任国企领导、国家要员、甚至中南海秘书等职位，秦晓坦言，自己从前的世界观是「比较由意识形态主导的，甚至是带有迷信色彩的理想主义的」，文革后及改革开放以来，则「转向比较有理性、有批判精神、有科学精神的独立思考」。他认为，同辈中的很多人也经历了这样一个从文革时期盲从迷信信仰，到文革结束后张扬科学精神去怀疑批判的过程。

作为共和国「长子」，秦晓等人把个人命运与国家道路连在一起，深感有责任去改变祖国百年受辱贫穷落后的面貌，因此，对于创建新中国的毛泽东有特别深厚的敬仰。但文革以后，秦晓发现，「国家命运最终还要回归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权利上面去，如果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代价，那就不叫现代社会，那叫富国强兵，和日本、希特勒、前苏联斯大林体制是一样」。现在谈中国模式、中国崛起，也不能单纯地抛开一些基本的个人权利、理性、价值、自由来看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秦晓拥有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自二零零一年任招商局集团和招商银行董事长。在口述中，他坦言，过去在经济上比较崇尚东亚模式、新权威主义，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去推动经济发展。在亚洲金融风暴后，他发现，过去所认定的经济模式不管理论或实践上都有重大毛病，中国应该寻求一种更加现代的经济结构，「政府应该去做公共的东西，提供公共产品，不应该干预经济那么深」。

插过队、参过军、现任北京华远地产董事长的任志强在会上联线北京的电话中表示，在红旗下生长的一代人，大致经历了「盲从、反思与思考」三个阶段。目前中国出现了贫富差距这样的问题，文革一代人要在反思中回忆，在现有基础上实现人的基本权利、人追求幸福的愿望，「不要让国家强大了，人民却成了弱者」；「要实现把以人为本代替以民为本的观念」；「如果我们能做得更好，也许我们现在的改革能够成功」。

文革过来人、现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的知名诗人北岛在会上说，知识分子的命运是和中国命运相连的，「最重要的是先把历史事件、感受、个人细节记录下来”，历史的质感是靠大量的个人回忆形成的，否则文革的历史将成空白」。北岛表示，他编的《七十年代》的第二卷将加入对边远地区、平民化阶层，甚至少数民族的采访，以更加全面地展现当时的中国社会。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丁学良在文革中是「红小兵」，他在会上表示，「对于当时把八亿人口卷进去的十年政治动荡，每一个有心的、无心的、主动地、被动地被卷入的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文革。最重要的是把每个人自己经历过的留下文字，这才对得起受过那么多苦难的民族，对得起未来的中国人」。

追寻文革元素嬗变

文革时期上海不少大学红卫兵的「精神领袖与偶像」、上海红革会七委员中影响力最大的「劳司令」劳元一在会上发言，讲述他在文革中与张春桥的一段恩怨。劳元一认为，个人口述史所讲的只是「章回小说的一两点」，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有文革，这些因素还在不在？不在，又变成了什么？「这些因素没有了，也不一定是好事，文革过来的人都有理想，虽然这些理想有偏颇的地方，但是现在用金钱、权力、尔虞我诈来代替了，替代品可能比当年的文革因素还坏。如果文革的东西还在，加强了还是减弱了？后果如何？」他认为，只有这样思考，才能避免文革重演。而《回忆与反思》正是要提出警讯：共和国的命运不能再卷进文革回潮的漩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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