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地方党政的作为——以上海为中心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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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地方党政的作为
——以上海为中心的探讨

王芳

[摘要]1966年“文革”爆发之初，上海市委扮演了两个角色。作为运动的执行者，它是比较积极地响应中央号召的；而作为运动的重要对象，上海市委要在“夹缝中求生存”。随着运动的深入，其对运动的掌控权渐渐“萎缩”，以至于有时不得不策略性地采取一些抵制措施。采取什么举措，何时“积极”，何时“策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形势发展以及其自身的“安全”是否受到了威胁。
[关键词]“文革”；地方党政；举措

“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运动是当代中国史中的重要篇章。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不过鲜有人专门讨论“文革”爆发时省市各级地方政府的所作所为。“文革”初期各级党政是中央政策的执行者，同时又是“文革”运动所要“整治”的对象之一，此间的悖论和冲突充分彰显了历史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因此，了解地方党政在“文革”运动过程中的基本思路和行为逻辑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文革”史。本文以上海市委在“文革”爆发当年的应对之举为中心，对上述问题做一初步探讨，并以此就教于方家。

一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革”的全面发动。[1](P14)受《五•一六通知》精神的影响，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7名教师在北大食堂共同张贴《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号召造校党委的反。[2] 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实际是进一步鼓励人们造所谓“当权派”的反。这篇文章，“十分引人注目”，曾被康生认为是点起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火种。[1](P26)从6月2日到6月6日，《人民日报》一天一社论，依次发表：《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等文章，为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展开“煽风点火，大造舆论”。[3]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广播后，在北京大学引起强烈震动，大多数人“迷惑不解”。晚上十点多，北京市委派出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华北局工作组进驻北大。6月3日，刘少奇紧急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同意北京市委的意见，向北京市一些大学、中学派出工作组。随着局面的越发失控，北京地区的大多数大专院校和部分中学先后有工作组进驻。[4]随后，全国其他大部分省市也仿效北京市的做法，向一些单位派出了工作组。

二

工作组是派了，但“文革”运动如何开展，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领导们并不清楚。不过，“坚持党的领导”却是工作组的共识。[1](P28)
上海方面，1966年3月1日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抱病住院，曹荻秋处于第一线，负责上海市委、市人委的工作，不过上海市的“文革”情况仍然是在陈丕显的注视下进行的。[5](P50-51)运动之初，陈丕显也是按照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领导人的思路，主张运动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开展。陈丕显本能地不赞成聂元梓等人的那张大字报，认为运动中如果如此否定党委，将会出问题。按照《五•一六通知》的精神，6月2日，上海市委成立“文化革命小组”，部署各部、委、办、区、县，大专院校，科研所等普遍成立“文革”领导小组，要求在各单位党组、党委领导下开展运动。并仿照北京市的做法，向大专院校和部分中等学校派了工作组。随着运动的进一步扩展，其他系统也派遣了部分工作组。[5](P57-59)至于工交企业，上海市委在6月上旬就文革的部署问题与各大口负责人进行了多次讨论，决定工交系统的“文革”与“四清”运动相结合，分期分批进行，且力求使运动纳入市委和各级党委领导之下。[6](P30-31)
但是，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以及《人民日报》的社论还是给上海各级党政带来了冲击。1966年6月1日后上海的学校开始动乱。6月2日，上海科技大学出现了第一张针对校党委的大字报。[5](P58)6月3日，上海各大专院校在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的鼓舞下，也纷纷贴出将矛头对准校党委的大字报。[7](P5)不过在当时，坚持“党的领导”的精神指示似乎被迅速地层层下达，变成基层领导的“尚方宝剑”与“护身符”。例如，上海市黄埔区委作出指示称，“这次运动的矛头是针对牛鬼蛇神，领导整风放在后期”。[8](P2)在学校，6月初那些针对校党委的大字报基本上受到了校方有组织的围攻。许多师生被打成“右派分子”、“牛鬼蛇神”、“政治扒手”、“黑帮分子”。[7](P5)在工厂，一些贴党委或工作组大字报的人也成为被打击的对象。[9]
坚持“党的领导”是工作原则，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走的则是以前政治运动的老套路，尤其参照“反右”运动，基本上将矛头对准知识分子、群众。有资料表明，刘少奇在1966年6月10日前后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曾提出：“这次运动可能和1957年差不多，要打击三、四十万个右派分子。”[10]当时的上海市委也是按照1957年反右运动的模式来进行“文革”运动的。首先在各高等学校层层布置，普遍掀起批判“三家村”的高潮，接着将主要矛头对准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11](P2) 1966年6月10日，上海市委点了周谷城、周予同、贺绿汀等八个人的名，将他们作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反对学术权威”的典型。[12]又在上海高校系统巡回公演反映1957年在学生中抓右派的大型话剧《大学风云》，警慑众人。[13]此时的运动主要还是局限在文化教育部门、党政部门。各个单位中，那些老运动分子、与领导关系不佳者、最先起来贴党委大字报的人成为被打击的对象。
不过，由于这种矛头“向下”的做法毕竟与毛泽东号召的那个“文革”不同。一些政治嗅觉灵敏的人认为，这是在转移注意力，“有利于保党委”,[11](P３)上海市委是在给运动“划框框”，转移斗争方向。为了应对这些批判，上海市委适机地“抛”出了一些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上海同济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王涛。6月13日晨，同济大学党总支7个干部贴出了“打倒王涛”的大字报，随即以陈琳瑚为首的市委工作组进校，于当日上午宣布王涛是“黑帮分子”，并动员对其“大揭大挖”。有材料表明，当大字报揭批到校党委副书记朱晓初时，工作组立即刹车，转移矛头。因为王涛是由建工部派来同济工作的，而朱是来自市委这一条线的。[11](P7)由此可见，在运动初期，上海市委是有选择性地在“抛”人。
不论怎样，“文革”初期上海市委整体上是在尽力维系着各级党委的领导作用，并采取了些巧妙的措施，以减少各方面对党委的冲击。如1966年7月初到8月初，各大专院校普遍召开了由党委、总支、各部、科党员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面对面揭发问题”，使“有严重问题的当权派”与群众隔开。许多学生感到无事可干，运动冷清下来。[11](P3)
由上可见，在“文革”爆发初的这一阶段，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中央一线领导者对“文革”的部署其实是与地方各级党政的利益相契合的，上海市委在这个阶段坚持“党的领导”，顺势而为，游刃有余。

三

1966年7月下旬至8月初，毛泽东的一些举措越发明显地指向了“当权派”。7月24日上午，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且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此后，北京和全国都迅速撤销了工作组。8月1日-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在这期间，毛泽东明确表态支持红卫兵“造反”，使“造反”行为合法化。8月5日，他还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严厉地批评“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此外，会议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8月5日，上海市委撤走了大中学校的工作组。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等人一方面对时局充满忧虑，另一方面还得紧跟。8月22日，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大专院校师生员工大会上，曹荻秋联系上海的实际情况阐释了《十六条》精神，仍然反复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5](P 63-64)鉴于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和《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已由一些大中学校师生辗转传抄而迅速传到上海，在一些学生中产生了强烈反响，[6](P47)如果不加遏制，势必会形成对各级党委的第二轮冲击。为此，上海市委力图降低《炮打司令部》的影响。8月26日，曹荻秋到复旦大学讲话，提出上海流传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是有错误的。“如果毛主席的东西，不是公开发表的，同样一个字一句话就会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与此同时，曹荻秋代表上海市委表示“可以给市委贴大字报，但第一要摆事实，可以怀疑，然后拿出大量事实来证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将完全赞成将上海市委打倒”，并且提出反对提“保卫市委”的口号。[14]这样的表态似乎给上海市委也为他自己争取了主动，留了后路。
在党内，《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在8月下旬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重要文件下发各级党委。[9]但在党外，直到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下简称“资反路线”）时经毛泽东批发，这张大字报才得以正式传播。此前，中央并不允许其在社会上传播。[1](P76-77)也正是因为中央的态度暧昧不明，导致了地方党政的“左右为难”。上海市委一面要抵制《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影响，另一面不得不应对在毛泽东号召下造反的红卫兵（尤其是北京红卫兵）。8月18日到11月下旬，毛泽东先后八次在北京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共1100多万人次。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连”使得从北京开始的对党政机关的猛烈冲击扩展到全国。[15](P1443)
“8•18”后大批北京红卫兵南下上海，人数多、时间相对集中的有三次，即所谓的“三次南下”。[6](P64)上海市委一方面对来沪的外地红卫兵尽心竭力做好接待工作，[16]对北京红卫兵的“炮打”持欢迎态度，9月6日甚至写了《热烈欢迎革命群众炮打司令部》的文章，表示要“引火烧身”，[5](P70)另一方面，对这些来“捣乱”的学生，在态度上颇为复杂，夹杂着反感与恐慌，在行动上也是有所防御的。当第一批北京红卫兵于8月底9月初冲击上海市委时，市委组织调动了大批工人、农民和干部参与到与北京红卫兵的辩论中来。当第二批北京红卫兵南下，将矛头对准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和“阶级敌人”，把上海闹得“天怒人怨”时，上海市委不得不向中央“求助”，将他们“召回”北京。[17]由此可见，上海市委这一阶段的首要工作思路是维持局面的稳定，维护市委这一核心权力机构的“安全”。
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上海市委能够坚持住与周恩来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当第一拨北京红卫兵将矛头指向上海市委后，周恩来来电称上海市委是革命的，对上海市委“表示了明确支持”。[5](P70)第二拨北京红卫兵（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南下兵团）临行来沪前，周恩来特意做过工作，在接见他们的讲话中指出：“不仅是打击那些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分子，要集中主要力量打击那些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周的态度被认为是对上海市委的一种支持。[18]由于有周恩来的支持等因素，这一阶段的上海市委总体上尚能稳住阵脚，行动上还有些主动的余地。不过，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的到来，情况很快发生了逆转。

四
1966年10月以后，地方党政机构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被动应付“文革”的境地。有两大问题令他们头疼。一是10月以来开展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二是外地红卫兵（尤其是北京红卫兵）和本地红卫兵越发深入地与工人密切联系，“文革”之“火”向工厂蔓延了。
10月9日到28日，毛泽东提议并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主题即批判“资反路线”。正遭受红卫兵猛烈冲击的各地、各部门负责人，大多思想不通，忧心忡忡。[15](P1447)运动开始几个月以来，各地方领导心里完全没有底，只能凭着报纸、文件和社会上的动向来分析形势，揣摩运动的方向和深度。没有底气和信心，是因为中央没有交底，说白了，就是搞不清楚“主席是什么态度”。陈丕显本来是抱着释疑的心情来出席这次会议的，没想到会议结果反而大大加重了他的不安。[5](P74-76)
批判“资反路线”掀起了更强烈的“造反”浪潮。面对这种现象，上海市委仍力求控制整个运动局势，并利用了中央的一些号召作为“合法性”依据，这些号召实质上体现了中央高层中周恩来、陶铸等对“文革”进程的抵制。[19]譬如，通过宣传“抓革命、促生产”来稳住工厂；利用《人民日报》关于《抓好三秋》的社论，要求各校学生“原则上都应参加三个星期的三秋劳动”等。[20](P8)这些都有利于暂缓上海的紧张局势。
10月5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文件导致院校党委对“文革”领导权的丧失，并在更大范围内造成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局面。[1](P73)上海市委在批判“资反路线”也即“火烧党委”的高潮期，于10月19日下令各校党委停止领导文化大革命。此举正是按照中央的精神行事，却仍被揭批为“名义上党委靠边站了，实际上党委还在幕后操纵运动”，因为一些学校由“巴黎公社选举制”产生的革委会实际上仍然是保党委，压制少数派的。[11](P8-9)与此同时，面对北京红卫兵第三次南下的浪潮，上海市委也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如将一些外地大学生分配到中、小学安顿，将大批中学生分配到大学。这表明了上海市委对北京及其他外地造反派与上海本地造反派串联的担忧。又如，上海市委还尽量避免与外地学生见面，以免造反派掌握市委内部情况及动态等，[11](P13)而使自己“身陷囹圄”。
不过，上海市委的应对成效有限。在红卫兵尤其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的穿针引线下，上海工人造反派结成了一张联络网，最终产生了赫赫有名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以下简称“工总司”）。[21] 11月8日，“工总司”派代表到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要求接见，并提出要求市委承认“工总司”等三项要求。上海市委根据中央常务书记陶铸的指示，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工总司”决定上京状告市委，由此引发了著名的“安亭事件”。结果是“工总司”最终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并使自己的命运紧紧地与他们的直接支持者张春桥绑在了一起。[6](P146-174)为牵制“工总司”，上海市委支持由党团员、劳动模范、老工人为主成立的“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6](P204-206)但其在经历了与“工总司”等组织的几次“交锋”后，最终在张春桥的干涉下退出了历史舞台。[22]
随着毛泽东对造反行为的一再支持以及“文革”运动向各领域推进，各级党委在1966年年底基本上已经难以支撑局面，等待他们的将是1967年的“一月夺权”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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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芳：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政治学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当代史（文化大革命）研究。




本文原载《青年学报》，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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