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兆赞：我和毛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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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毛的女人
——与主席的未成年情人的一次相遇

梅兆赞

编者按：最近金钟先生发表了《毛泽东情人自白录》一文，引起各方关注。文中提到的英国记者梅兆赞先生也在英国《旁观者》（Spectator）杂志上发表文章，记述了他和金钟与陈惠敏见面的情况（http://www.spectator.co.uk/essays/7342808/me-and-maos-girl.thtml）。本刊获《旁观者》杂志许可，译成中文发表。

1997年，毛泽东众多性伴侣中的一位——这回是一位未成年少女——在香港向我讲述了她的故事。当时，作为暴君的毛已臭名昭著：他的疯狂政策导致了全世界最严重的饥荒（1959至1961年），饿死了四五千万中国人；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1966至1976年）又导致了数百万人死亡。1949年毛夺得权力之前，他常下令害死那些敢于在共产党内挑战他野心的人。

恋童癖？没错。毛从1962年就开始跟这位陈女士上床，当时她才14岁。主席是1893年生的。虽然“四人帮”之一的江青是他老婆，但他喜欢玩弄年轻女性早已恶名在外，尤其在他的医生李志绥于1994年出版了《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后更广为人知。李医生多年来一直听毛吹嘘他的房中术如何了得；他还为“伟大舵手”治疗过各种性病。毛拒绝李医生的劝告，继续跟他众多年轻性伴侣睡觉，其中有些被说成是他的护士。至少其中一位怀了孕，李医生知道毛没有生育能力；不过他从未将此透露给作为他病人的毛。

我认识陈女士是通过《开放》杂志主编金钟介绍的，当时我担任《时代》周刊驻香港的东亚编辑。《开放》是一本有关两岸三地的政论性杂志。金钟告诉我，陈女士很担心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回归中国后她可能会遇到问题，他问我：能不能从英国人和美国人那里了解一下是否可以帮她离开香港？

我见到陈女士时，她大约50岁，她已不再是她展示的她在空政歌舞团拍的照片上那个亮丽苗条的女孩了。当时，空政歌舞团负责为北京中南海的毛和他的同事们提供娱乐。眼前这位50岁左右的发福女人，裹在一席猩红色旗袍里——一种许多中国年轻妇女都爱穿的开叉紧身传统服装。不过陈女士穿的这件，至少比她的尺寸小了两个号；叉开到大腿，露出长筒袜的吊带。我听不懂她的南京口音，特意请了一位中国女士朋友一起来吃饭。午餐在港丽酒店，陈女士讲她的故事，不时停下叭叽叭叽地吃她盘中的十多个生蚝。当她忙着开始吃另一盘时，我的中国朋友说：“我们对这种女人有贬义的称呼，我可不愿意再见到她。”

陈女士的故事是这样的：1962年，14岁的她已经是李医生提到过的“空政文工团”的一员。她给我看她那时和朋友们的“幸福快照”：穿着制服，帽子戴在后脑勺上。女孩子们——如果用婉转的话说——都为能给伟大舵手、伟大导师、“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提供娱乐而显得十分兴奋。起初，她们的工作包括为毛和他的同事们唱歌、跳舞，然后，是陪他们跳舞。陈女士告诉我，毛跳舞像是在轨道上走，推着舞伴径直往前，从房间的一头走到另一头。她发现，有时候毛会邀请一个女孩子进他的睡房“陪他喝茶”，然后就是陪他睡觉。有关伟大舵手的性雄风和持久力，她有许多故事好说。

李志绥在写到那些为主席提供服务的人时说：“想象一下……对一个能被召进毛的房间去使他快活的女孩子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在陪他睡觉的女孩中有几个是他最感快乐和满意的……”一位年轻女孩曾对李医生谈到毛的性能力，她说：“他样样都伟大，真让人陶醉。”

毛是陈女士在中南海的唯一性伴侣。陈女士说，另一个空政文工团的女孩是周恩来总理的相好。周有时候会打电话到文工团住地找她。

1967年，江青坚持要把陈下放到东北做基层工作。陈说，毛把她拉过去，让她坐在他腿上，难过地掉了眼泪，但说他无能为力。陈女士在经过几年下放生活后被召回北京，不过时间很短，毛又难过地掉了眼泪，说他实在没办法留她，要把她送回南京老家。她在那里嫁了人。

1971年在家，她把有关毛的真实故事告诉了父母。此前，她父母一直为女儿的文工团能为主席提供娱乐而感到骄傲。她父亲是个老党员，听到女儿讲的这些细节，愤怒地要写信给毛。家人竭力劝阻，但他还是写了并寄了出去。当地邮局一位好心人把信退了回来。不过，信已经被打开，陈的父亲受到警告：寄这种信是要冒杀头风险的。当时文革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诬蔑毛会被处死。后来，陈女士有了一个孩子，又离了婚，并逃到了香港。

陈女士一边吃着生蚝，一边求我到美国总领事馆了解一下，看看能不能帮她在主权回归之前逃离香港。当时离回归只有几个月了。第二天，美国总领事给我看了有关陈女士的厚厚的档案；之前，总领事已经见过她。总领事说，美国和英国对陈女士的背景作了调查，她的故事听起来像真的。英国将允许她入境。

陈女士知道李医生写的书。她嘲笑他的书根本没什么内容。她说，李医生确实认识很多毛的女孩，但却只知道毛睡房外面的事情。她回忆了她所知道的每一件在毛的大床上——这张床的一边堆满了书——发生的事。她预期她的故事——尤其是如果我来帮她写的话——值一百万美元。

我没法想象要跟陈女士和她的故事相处一到两年会怎样，我拒绝了她。不过，我还是给美国一家大出版社的一位编辑打了个电话。这位编辑表示，他很高兴出版这样一本书，尤其是如果由我来帮她写的话——就像安妮·瑟斯顿帮助李志绥医生那样。他表示会预付很大一笔钱，但稿酬不会是七位数。我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陈女士，然后，我们友好地分手了。她去了英国。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

为什么现在我要讲这个故事呢？因为《开放》杂志的编辑——就是1997年介绍我见了毛的未成年情人的金钟——看到最近去世的香港民主斗士司徒华在其刚出版的回忆录中提到了陈女士的故事，金钟认为这个故事有发表的价值，而且现在发表不会让陈女士有安全问题。《开放》杂志十月号的封面登着陈女士年轻时的照片，副标题是“高层性享受周邓不例外，晚年毛性变态。”

最后，在这个糜烂、腐败的故事中出现的唯一的好人就是陈女士那位愤怒的父亲。

2011年10月29日

附：

毛泽东情人自白录*

金钟

开放杂志编者按：新近出版的《司徒华回忆录》，提到八九年六四事件后港支联曾协助一名「毛泽东情妇」移民美国。她就是毛身边仅次于张玉凤、孟锦云的女人陈惠敏（陈露文）。本刊主编一九九七年在香港与其相识，协助她出版回忆录，并记录多次深入谈话的内容，撰成此文，以飨读者。

这是一段奇遇，故事发生在香港回归的一九九七年，迄今已经相隔十四年。

我在香港做新闻人物专访，可谓「不计其数」，一般都是当月发表，为什么对这样有趣的人物故事，竟能搁置十馀年隐忍不发？那要从和陈小姐的最后一次见面说起。

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三日，是我太太的生日，三天前约陈小姐一聚，她说要请我们吃饭。晚上七点，我们在铜锣湾雪园酒家相会。陈小姐是一位很健谈的人，我们已经见面谈过几次。谈她要出书的事。她委托我做经理人（口头表示），帮她找出版社，让出版社出钱买她的故事，她深信「李志绥写的都是关着门外的事，关着门里面的事，要我来写」，一定比李志绥的书更畅销。她说台湾两大报都要连载她的故事，还有一位女作家蒋×也要为她写书，她拒绝了。她问我李志绥回忆录赚了多少钱？我听说四十万美金。她不屑地说：「四十万？炒一层楼就够了，我不是垃圾，我是贵妃。」


文革中的空政舞蹈演员陈惠敏

雪园饭店：不愉快的分手

她跟我谈过不少跟毛一起的事。我也确实看好她可能出版的这样一本「红朝秘史」。我曾认真地追踪李志绥的故事，在李医生生前做过对他的独家专访，发表过李医生回忆录续集的片断。他去世后，专门出版纪念文集《反叛的御医》。李医生是第一位站出来指证毛荒淫无道的人，他的权威见证，引起广泛关注与好奇，他的回忆录一九九四年出版后，畅销至今。但是，还没有第二个人出来现身说法印证李志绥的书，现在有了这位当事人，和毛有过多年亲密关系的前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女演员，要和盘托出，我当然义不容辞，竭力成人之美。

她问我，找出版社的事进展如何？我坦告：「不顺利，人家嫌你要价太高，中国时报总经理黄肇松先生告诉我，鲍威尔（美国三军联席会议主席）的回忆录才值五百万美元」！鲍书中文版权才二万美元，但陈小姐一直不愿接受降价的条件，我反覆解释，西方出版社打造一本畅销书要下很多功夫……当她知道出书的困难后，就开始抱怨我不懂得「报喜不报忧」，抱怨我没有安排她亲自跟出版商谈，她说她的精采故事一定能使对方高价出手。

说着，她突然问我：「我跟你说了这么多，你为什么不写？徐四民带个摄影师找我，我没有同意，就写了一篇，说我是毛的『红颜知己』。」徐是《镜报》月刊前社长。

我一再解释，我没有写，因为是谈出书而不是报导。她说，写访问和写书，有什么不同！我说，要写，也要在七一之后，马上就是「七一回归」了，我们要准备大型专刊。她仍然听不进去。直到晚餐结束，我们走在街上还在大声和我争吵——没想到会是这样不愉快的结局，她说以后见面难了，她不会再来香港。九七之前她一定要离开香港，她计划去澳洲，做投资移民。

我太太非常失落，一个生日晚会，竟然要忍受老公和一个女人不停地争吵。直到和陈小姐分手，她才大叹一口气，一路无语——嫁给这样的老公多么无趣！没完没了的政治！政治！

我也异常沮丧。九七前的生日——我记住了这一天。那是我和「毛的女人」交往的终结。留下的是一个专事记录她谈话的小本子，和为她拍的一些照片。接着是香港百年历史的大日子，九七回归大典，全球数千记者涌来香港。采访和被采访，夜以继日，陈小姐的故事，当然排不上日程，而且，那最后不愉快的记忆也让我不 自觉地压抑了平日采访中的写作冲动。最近司徒华回忆录提到「毛泽东的情妇」，提醒我不能再拖延这笔文债。

揭开和孟锦云当「现行反革命」之谜

第一次会见陈露文小姐是在一九九七年春节期间的二月十二日，在九龙祝家庄饭店，那是透过张宁（林彪的未婚儿媳）的介绍，因为九六年八月同事蔡咏梅采访过张宁，而张宁和陈露文同是前空政文工团的舞蹈演员，她们都是来自南京的军人家庭。张宁和陈露文还有联系，知道陈在香港。于是，我和蔡一道去见她。

我的好奇心可想而知：为毛所宠的宫女，是天生丽质，还是美人迟暮？我们见到的是一位中年妇女，笑脸相迎，剪着短髮，挽着一个啡色手袋。精神旺盛，一眼可见是属于性格开朗热情的一类女性。个子大约有一米七，根据她后来的描述，她应是四十九岁。当然，此时很难想像她在毛身边的容貌，毕竟，她离开毛已经二十一年。

打开话匣子，她可真是有点「口没遮拦」，非常爽快地说往事。我们没有一句废话地便切入毛的话题上，问她是怎样走近毛的身边？她说，第一次见毛主席时，只有十四岁，那是一九六二年。她在空政文工团舞蹈队「上班」，直到一九六七年文革初期。她们那时每週两次去中南海陪毛跳舞。

「为什么一九六七年就停止了？」

「那时文化大革命造反有理」，陈露文说：「我们也不懂政治，跟着发牢骚，我和孟锦云一起议论毛主席，说毛像皇帝，三宫六苑，我们算什么？是妃子要册封，是妓女要收钱，是舞女要好玩，我们什么都没有——这话被文工团的头头刘素媛听到，刘连夜去向毛报告，毛听后只说了两个字：造谣！就把孟锦云和我抓起来，打成现行反革命，遭到毒打，我被送去东北。说我们反对毛主席。」

我们知道，毛晚年身边有两个宠女：张玉凤和孟锦云。张之受宠，介入政治之深，已不是秘密，孟在毛死后较低调，只有一本郭金荣着《毛泽东的黄金岁月》（一九九○年出版，二○○九年又重炒一本《走进毛泽东的黄昏岁月》），是孟的口述之作，虽是党性作品，却也透露了一些细节。最引人生疑的是，孟这样一个陪毛跳舞的女孩，怎么突然成为反毛的「现行反革命」？郭的书中称，孟案是当年的「一号问题」，谁也不准打听，不准传说，是涉及毛的绝密。而七五年夏天，毛又突然将孟收回身边工作，此时已婚的孟，想要一个孩子，毛竟不予批准。孟戴着反革命帽子，在毛身边，甚至可代毛圈阅机密文件……这在那全国斗得你死我活的时代，是何等荒谬的事！


文革中，中南海一组，毛身边的工作人员：前排右三陈惠敏， 右二张玉凤。（陈惠敏）

自由进出香港许家屯办公室

因此，海外许多评论都认定孟和毛的关系不仅陪舞还有陪睡。现在，陈露文的披露可视为一个旁证。她和孟锦云同年，事后遭遇更惨。林彪事件后，她得以从东北送回北京，挨打的伤痛，遗留至今。后来再进中南海，直到毛死前。前后经历十四年。

陈露文说，她的本名是「陈惠敏」，为了隐蔽其身份，才改名陈露文。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采访名单之「身边工作人员、女朋友」中，陈惠敏和张玉凤、孟锦云在列。

陈露文说，她是毛身边女伴中，唯一的干部子女。张玉凤是东北籍的列车服务员、孟锦云是出身不好的湖北平民之家。而陈露文之父陈玉生是新四军第三军分区的司令员，前香港新华社社长许家屯曾在陈玉生部抗日地区任泰兴县委书记，后任陈部政治部副主任。许在九七年九月香港《苹果日报》专栏中提到陈玉生抗日初期是中共秘密党员。

因此，凭借其父曾是许家屯的上级，陈露文八三年来香港后，便可自由出入新华社，有时直入许家屯办公室。陈说，许家屯常告诫她不要「乱说话」，尤其是关于毛的话题，甚至吓唬她，要小心，否则会被暗杀，被绑架回去。（许还说他亲自批示过江苏歌舞团一名因说出和毛有一夜情的演员判处死刑）。后来怕影响不好，许家屯便下令新华社门警不让陈露文随便进入。

一九八六年八月，陈露文果然出事。那年她回北京被国安在西苑饭店绑架。藉口是她在外面讲毛的私事，泄露党的机密。关在香山双清别墅，被严密看守，住在一个二层楼上，关了一年八个月，才放她回南京老家。

后来，中央派向守志（南京军区司令员）和江苏省委书记等人向她父亲宣布陈露文没有问题，「父亲对我的事管不了，只盼我走远点」。她父亲一九九四年去世，九十六岁。去世前住南京，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陈父受到尊重，是因为早年自组游击队抗日，为国民党收编后，接应新四军建立苏北根据地，立下大功，任新四军（三野）第三纵队司令，副司令为叶飞、张爱萍。陈露文仅有的小学教育就在南京军区子弟小学（卫岗小学）入读，和张宁、刘伯承之女、许世友之女同窗。


前香港新华社社长许家屯（左二），曾是陈惠敏（左一）父亲新四军部队的下属。摄于文革期间。（陈惠敏）

英国特工认证她是毛的情妇

八九学潮失败后，陈露文看到很多人逃亡香港，她便趁机偷渡，重返香港。走的什么路线？她没有说。最近司徒华回忆录《大江东去》出版，其中提到「黄雀行动」也帮了一名「毛泽东情妇」去美国。当即令我想到陈露文。

华叔提到此妇人的特徵：①带有一名八岁儿子；②曾是解放军文工团；③毛死后嫁给南京军区副司令之子；④从事军火生意；⑤曾关押北京西山；⑥花了二十万元偷渡来港。

对照陈露文向我谈到的情况，此妇是她无疑。她确有一子相伴，我也见过，九七年十九岁，个头高瘦。八九年应该是十岁。陈露文的婚姻也没错，是南京军区副司令之子，名叫「段焕京」（这是陈所述，查当时南军副司令名段焕竞，怎么与子同音？）她说，毛死前四个月曾嘱咐她，赶快离开北京，到南方去，嫁人。她将此事告江华、叶飞，他们认为是毛安排后事。她遂下嫁段家，一年后诞下男婴。丈夫湖南茶陵人。对这段婚姻，她描述道：

「结婚几天，我就感到厌倦，我们在一起，一点情趣也没有，乏味之至。他甚至不能谅解我和毛的关系，我们的孩子被他骂做毛的杂种，竟拿来摔，只有离婚。」

为查证华叔回忆录的记载，我特地询问支联会常委、立法会议员张文光先生。原来「毛情妇」这单案子是他经手办理的。张文光说：八九年的一天，有人带了这位妇女和他儿子来见我，说了她和毛的关系，要我们帮她移民美国。我立即报告港府政治部保安科，希望安排和这女人接触，查明真相。港府一名老外，相信是英国高级特工，随即和该母子见了面，很快通知我，说没错，是毛泽东情妇。

张文光说，他将此事报告华叔，我们都很惊讶英国特工收集中国情报的能力。但是有些细节，华叔老了，记得不准确。例如是否去了美国？

这点，华叔书中是有差错。因为陈露文八九年来港，一直到九七前才办成移民，她告诉我已办好去澳洲。几年后，又有人告诉我，她其实是去了英国。九七后我和她就断了联系。

毛认陈露文是女儿和情人

春节期间见过陈露文之后，二月十九日，邓小平死了，这是大事。两天后，陈约我去她家看照片。二十二日下午七点，我赶到她在西贡西沙小筑９Ｅ的家中拜访并看照片。这是我最关注的事——现在，史料对于出版者而言，最重视的莫过于「老照片」，李志绥医生如果没有那些和毛的合影，其公信力一定会大打折扣。香港八卦报纸的「狗仔队」，目标也是为了猎取现场照片以取信于市民。

但陈露文坦白告诉我，她没有和毛的照片。为什么？她说，这方面毛很谨慎。尽管外传毛的女人无数，但公开的照片只有两个：张玉凤和孟锦云。因她们二人是有正式身份的：毛的机要秘书和护士。可以出镜。而她「什么也不是」。我问她：毛认为你是什么？

「毛说过，我是他的女儿和情人。我反问他，那不是乱伦吗？毛听后大笑不语。他的伦理就是与众不同。他也说过我是『尤物』，初初我还不明白尤物是什么？后来才知道，就是今天香港很爱说的性感。」

我跟她解释，大陆过去没有「性感」一词，就像「做爱」二字也是文革后才流行一样。尤物，字面上是你特别喜爱的物品，用之女性，便有风骚、妖艳之类的意思。俗语难听点：叫「骚货」。她听了笑起来，说，我比张玉凤、孟锦云大概要骚一点。（干部子弟总是比较放肆吧。）

她说没有和毛的照片，其他的都有。于是，她拿出一大盒照片，倾倒在沙发上，让我看。大部份是黑白的老照片，而且尺寸小。我顺便挑了几张，她同意我去复制。如图这张在中南海和张玉凤等的合影，她在前排中间。似乎没有孟锦云。还有和一些老干部的合影。

毛是政治家，邓小平只是政客

趁邓小平尸骨未寒，我挑起话头，问她毛邓的恩怨，可有所闻？陈露文说了不少。

她又是从自己说起。她说，八六年她在北京被国安关押，事关邓小平要整杨得志。邓小平之女毛毛的丈夫贺平（总 参装备部副部长）被指垄断军火生意，又不报告总参谋长杨得志，直接向邓汇报。杨为此而不满，曾在军委会议上，当着邓的面，指责贺平做法反应不好，让邓很难堪。邓便找岔报复杨：抓她，逼她交待「出卖情报」。她说，因为杨得志是她爸陈玉生的部下，她也和杨相熟，邓要借她打杨。

其间是否有生意上的冲突？她在二月十六日对我说过杨得志追求她，给她军火生意做。华叔回忆录也提到过她和前夫「做军火生意」。她说过，毛死后，粟裕（大将，陈父上级），杨得志都爱她，表示可以离婚，和她结婚。

陈露文对父执辈的将领中，对杨得志上将（1911-1994）最为好感，说他为人正直，是一名杰出的战将。她告诉我，一九七九年，邓发动的惩越之战，许世友指挥东线，大败；杨得志指挥的西线却获得大胜，因而，八○年晋升为总参谋长。粟裕曾对陈露文称赞其父早年救援新四军，说「没有你父亲，我们待不下去」。粟裕曾任新四军一师兼六师师长。（毛曾盛赞粟裕的战功，说粟裕应领元帅衔，但粟裕谦让，三次辞帅，故位列大将第一名）。陈露文没有接受两位将军的追求，尊敬他们为父叔长辈。对我说，他们都是「你们湖南人」。

陈露文口中的邓小平根本不值得尊敬。她拿邓与毛比，说毛从未动用军队攻打学生；不会当众训斥耿飚黄华「胡说八道」；邓在军内排斥三野，重用亲信，刘伯承元帅性格内向，功名就被邓抢了去。她说，重用太子党，其实是邓的主意，邓说还是自己的子弟好，邹家华、李鹏、江泽民才上得去。她说毛是政治家，邓只是个办事能力还不错的政客。邓恨死了毛，要拉毛下神台，故意放李志绥出来，搞臭毛……

对英国记者介绍中南海舞会

我问她，毛还有什么东西赠送给她？

她说，毛有诗和手稿赠她，她都已转送给人，包括宋任穷、江华、陈昊苏、陈小鲁、陈丕显、陶斯亮、杨得志、粟裕等，共有十多首诗。我问她写了什么？她说只记得一句：「来年相会在梦中」。

她说，高干中不少人都知道她和毛的关系，有的见了她还下跪叩头，叫她「娘娘」，求她在毛面前说情，让他们「落实政策」。她和陶斯亮是好朋友，是干姐妹，她多次和毛关说陶父亲（陶铸）的事，但不管用。她说理由（陶斯亮丈夫，报告文学作家）还打算写她的故事。


1997年3月摄于香港万豪酒店。左起：金钟、陈惠敏、梅兆赞。（金钟）

陈露文和毛泽东的性关系，究竟是玩伴还是宠妃？是我一直是想探清的问题。每次见面她都会谈到一些。例如三月七日，我特地安排英国资深记者梅兆赞（Jonathan Mirsky）博士和陈露文见面。在万豪酒店自助餐谈了两个多小时。那天她着一袭红色套装，短裙合身，神采奕奕。梅博士懂中文，不用翻译，对中国问题素有研究。我请陈小姐说话慢一点就行。

她说了八六年在北京被关押三年的经过后，便说明中南海伴舞的情况。她说那是一九六二年开始的一项「政治任务」：中央首长要借跳舞有益健康。那时是困难时期，她十四岁，已发育得有一米六八的个头。去中南海跳舞，对她们这班女孩有一个实际的好处，就是可以吃一顿丰富的晚餐，富强面和美味的炒菜，外面是吃不到的。她们的舞场，由空政、公安文工团负责，专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三首长服务。舞场百余人，乐队伴奏，女孩子一排坐在一侧等候邀请上场。

她说是有休息室，有女演员陪毛，端茶入室，一个多小时不出来，有没有人上床？她不知道。舞会每周两次，每次要跳到三、四点钟，白天还要上班排节目，宣传演出，「非常累」。周恩来的舞场要低一级，由海政文工团伴舞。

高层个个玩女人，周邓都不例外

当问到《叫父亲太沉重》，周恩来有没有婚外情时，陈露文毫不犹豫地说：周有情人，是一位将军的妻子，比她大十岁，是海政的舞蹈演员。周常打电话找她，在她们那圈子里人皆知道。她说「艾蓓完全是周恩来的女儿！」艾的养父是个副部长，生母在北京，当然不会公开。

陈露文解释说，高层除陈云身体衰弱，林彪「抽白面（鸦片）」外，个个都玩女人，老帅朱、叶、老邓都不例外。他们当这是最高的特权享受。有的高干还「扒灰」，搞儿媳妇，告到毛那里。下级为了巴结上级，也以介绍女孩子为最好的手段。有人专机从杭州送一女给毛，毛看不上眼，当即飞返杭。毛曾要她介绍姐姐来京（陈露文一家十姊妹，她排行老七），被她拒绝。张玉凤就没有拒绝介绍其妹到中南海服侍毛。

陈露文谈到毛的生育能力时，说一段颇为大胆的话：「毛有生育能力，李医生有帮毛的女人打胎。只是到老了，才不行，后来已经不能射精，只是精神上发泄，玩一玩。」

当时，我特别注意到梅博士对「不能射精」一语的反应，可能是陈说得太快，梅博士没有听到，我却听得很清楚。陈还说，文革开始后，江青大出风头，她完全不理会毛的性事，只盼他多玩些，她好在政治上尽情发挥和抓权。

梅兆赞后来问我：关于陈露文的事，香港记者为什么没有人去追踪？我回答说，可能是怕太敏感吧，连李志绥的书出版，香港媒体兴趣都不大，感兴趣的是大陆人。针对陈露文想移民美国的要求，梅博士还帮她找美英驻港领事探听过，他说，领事馆的人早已认识她，说，和毛上过两次床，就想办政治庇护？

　　

那天在万豪，陈露文胃口很好，吃了不少生蚝。

和毛是如鱼得水的忘年之交

谈毛的私生活，正月初十那天，在铜锣湾航空大厦的谈话较为详备。下午三点四十，我迟到十分钟，陈露文已在拐弯街口等我，身着一套白色裙装，配白色高跟鞋。她带我上六楼，介绍这是她以每呎九千元炒得的一层楼，正待价而沽，我们在一张写字枱，相对而坐。她一开口就讲了半小时。说做军火生意、炒楼曾赚到两个亿，现在还有三千万港币在手。

我问她：来香港多年为何不结婚？

她说：「我在大陆有很多人追，文革后有两个中央委员追我，简直疯狂。来香港也有什么董事长追我，还有人给我介绍大富豪×××。我无动于衷。我为什么要离婚？就是因为和毛主席的那段关系太刻骨铭心，其他人就显得[平淡无味。」我一边记录，一边请她解释。

「随着权力的增长，他的性慾也变得旺盛，以至变态，无人可以适应。因为毛是一个非常态的人，性自然如此。毛是做爱的高手，不是一般的性交。他很反感周恩来装圣人，情人多，不敢做。也反感刘少奇说他老婆都是正式结婚，只有我一个乱来？毛的可爱就在于他的真，他敢说，他就是秦始皇。」

「有张玉凤、孟锦云在身边，还不能满足他吗？」我问道。

她说：她们两个贤淑，听话，但呆板，不会做，只当自己是工具，不主动，没法让毛有如鱼得水的快乐。我不同，毛可以当她们的面叫唤：「陈惠敏勾引我，让我看不了书！」

她没有说怎样勾引毛。但说她常在毛面前赤裸裸地看书，以请教问题靠近毛，毛很欣赏她的眼神……只能想像，六六年才十八岁的她，以舞蹈演员的裸体示人，七十岁的毛怎能招架得住？她说，毛的性意识特强，第一次强暴她时，将她的衣衫撕烂，让她「一下子完全崩溃了」，经过多次强暴，他们终于成了忘年之交！她说毛的肤色光滑红润，可爱极了。

她透露毛有些怪癖，爱光屁股放响屁，还让她们记录一天放多少次。他认为放屁是健康的表现。毛喜欢和她互相逗弄，不是单方面满足。还不止一次让她看他怎样和其她女孩玩。她说毛熟读《金瓶梅》，说「贵在意淫」。他不看色情电影，「有我们在身边陪他，足够了。但江青看三级片。」她说，毛的性致很高。我有时和他说文革的事，他很烦，说：不要理那些屁事，还是办我们的事要紧。

陈露文和毛讨论过恩格斯的婚姻理论，一夫一妻制由私有制而引起，也会随私有制消灭而灭亡，她和毛都赞成「共产共妻」。


陈惠敏（右）与粟裕大将摄于文革后期。粟裕曾是陈父军中上级。

恋恋不忘毛的帝王之恩

和陈露文的谈话，根据我的记录共有六次，每次都在两三个小时以上，出书始终是她最关心的事。她说，很多人都是想利用她发财。北京也有人找她，要她为党史留下材料，被她拒绝。我相信，她是有心出版一本比李志绥回忆录更为真实的书，记载她和毛的前后十余年的情缘。她一再说明，所以要价数百万美元，是要得到补偿，「蹂躏了我的全部青春」，有一次非常伤感的诉说，「毛把我害得这样惨，弄得我和任何男人都不能满足，结婚的慾望也没有了！」但是，她并不缺钱。她也想出名，甚至说，以后要别人提到毛就知道我，像杨贵妃和唐明皇一样。

她非常自信。声称沾上了毛的灵气。其实，也有毛的不可一世和无知，造就她的野心。大陆给她「封口费」，让她炒楼，一次损失三千六百万，面不改色。她气愤地骂，英国美国当她垃圾，不给她移民，视她比一个流亡学生还不如。她要出一本超过李志绥的书给他们看看。

她不讳言，对毛的至高崇拜，怀念毛。她说时常托梦，毛对她说，「只要不跟别人一道反我就好，对我的事，实事求是就行了，我不怕暴露。」她说，毛是天才，超凡脱俗。毛喜欢她，也是因为她聪明、坦白、反潮流，不仅仅是她漂亮性感。江青也是和毛的性格相互吸引，她是绝对忠于毛的。毛身边的人，如「汪东兴很坏，干了很多你想像不到的坏事」。

她说，她不怕国安追杀，他们找她谈了五次，要她回国去住，给她房子。她不要。但是香港不安全，她一定要走。到外国生活，和儿子相依为命。她预言毛派还会在中国上台。

从一九九七年，她对我寄与希望，出版她的回忆录，匆匆十四年过去，事如春水了无痕。她在哪里？别来无恙？在大时代的洪流中，多少风流人物都已瞬间即逝，她想做的「乱世佳人」之梦，不过是一代暴君的一个注脚而已。

她说的这些故事有多少份量？读者和红墙中人自可判断。「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也算一篇故事新编吧。

（二○一一年九月二十日于香港。原载《开放杂志》2011年10月号，照片作者提供）

金钟注：本文发表后，承不少朋友读者表示兴趣，并询问有关情况。谨此致谢，同时对个别细节、错别字作出补正。

——2011年10月18日NY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252

yangharrylg

Mao’s girl and me
An encounter with one of the Chairman’s underage lovers




In 1997 in Hong Kong one of Mao Zedong’s numerous sexual partners — in this case an underage one — told me her life story. Mao the monster was already notorious: his lunatic policies had caused the world’s worst famine (1959–1961), in which 40 to 50 million Chinese starved to death; he inspir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6), when a few million more died. And before he came to power in 1949, Mao often ordered the murder of those who -challenged his ambi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But a paedophile? Yes indeed. Ms Chen, the young woman with whom Mao began sleeping in 1962, was 14. The Chairman was born in 1893. His consumption of young women, while he was married to Jiang Qing, one of the Gang of Four, was notorious, and became more so after the publication in 1994 of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by Li Zhisui, Mao’s doctor. For years Dr Li listened to Mao boasting about his sexual practices and prowess; he also treated the Great Helmsman for various venereal diseases. He continued, against Dr Li’s advice, to sleep with his numerous young partners, some of whom were described as his nurses. Although at least one became pregnant, Dr Li knew that Mao was infertile; he never revealed this to his patient.

I was the East Asia editor of the Times, stationed in Hong Kong, when I was introduced to Ms Chen by Jin Zhong, the editor of Kaifang [‘Open’] magazine, a journal devoted to politics across the border. He told me she was worried about what might happen to her when China took over Hong Kong on 1 July 1997. Could I find out from the British or the Americans if they would get her out?

By the time I met Ms Chen, then 57, she was no longer the pretty slip of a girl in the pictures she showed me of her in the Chinese air force singing and dancing troupe which had entertained Mao and his senior colleagues in the Chairman’s enclave in Beijing’s Forbidden City. Now she was a plump woman in her fifties, squeezed into a scarlet qipao, the traditional tight dress slit up one side worn by much younger Chinese women. Ms Chen’s qipao, two sizes too small, was slit well up her thigh, revealing the suspenders at the top of her stocking. Her Nanking accent was hard for me to follow so I invited a Chinese woman friend to accompany us to lunch. There, at the Conrad Hotel, Ms Chen talked about herself, pausing occasionally as she slurped down a dozen or so oysters. While she was helping herself to another plateful, my Chinese friend said, ‘We have names for women like her. Please don’t ask me to meet her again.’

This was Ms Chen’s story: in 1962, age 14, she was already in what Dr Li terms the ‘cultural work troupe of the air force’. She showed me happy-snaps of her with her friends, all in uniform, their caps perched on the backs of their heads. The girls were excited, to put it mildly, at the prospect of entertaining Mao, the Great Helmsman, Teacher and Red Red Sun in Our Hearts. At first their responsibilities included singing and dancing for Mao and his coterie, and then dancing with them. Mao, Ms Chen told me, danced as if on rails, pushing his partner straight ahead across the room and back again. At some point, she discovered, Mao would invite a girl into his bedroom, ‘to make him his tea’. Then there would be sex. She had plenty to say about the Great Helmsman’s virility and stamina.


‘Imagine… what it meant for a young girl,’ wrote Dr Li of those who did their bit for the Chairman, ‘to be called into Mao’s chambers to serve his pleasure… he was happiest and most satisfied with several young women simultaneously sharing his bed… “He is great at everything — simply intoxicating,” one of the young women confessed to me one day, referring to Mao’s sexual prowess.’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pp. 357-58]

Mao was Ms Chen’s only partner in the Forbidden City; another Air Force girl was the favourite of Premier Zhou Enlai who, Ms Chen claimed, sometimes telephoned the girl at the troupe’s residence.


After five years, Jiang Qing insisted that Ms Chen be banished to the north-east, to a lesser job. Mao, she claimed, took her on his knee and wept, but said he could do nothing. After some years in exile, she was summoned back to Beijing for a brief stopover where Mao, again weeping, said he could do nothing for her and was sending her back to Nanking where her marriage had been arranged.

In 1971, now at home, she told her parents about the real Mao. Until then they had been proud that their daughter’s troupe had entertained the Chairman. When her father, a Party member, heard the details, despite the entreaties of his family he wrote Mao an outraged letter and posted it. A kindhearted man at the local post office brought the letter back. It had been opened and Ms Chen’s father was warned that sending such a letter was risking extreme retributi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 now in full swing and insulting Mao could lead to death. Ms Chen had a child, divorced, and fled to Hong Kong.

While she was eating her oysters she begged me to go to the American Consulate-General to find out if they would help her escape before the handover a few months later. The next day the Consul-General, who had met Ms Chen, showed me a thick file on her. He said that the Americans and the British had investigated Ms Chen’s background and her story rang true. The British would allow her into the UK.

Ms Chen knew about Dr Li’s book. That was nothing, she scoffed. He knew a lot about Mao’s girls but his knowledge stopped at the bedroom door. She recalled everything about what happened on that wide bed with books down one side. She expected $1 million for her story, especially if I helped her to write it.

I imagined what a year or two with Ms Chen and her story would be like and declined, but I did telephone the editor at a major US publishing house, who said he would gladly publish such a book, particularly if I helped write it, as Anne F. Thurston had helped Dr Li. He mentioned a substantial advance, but not one with six noughts. I told this to Ms Chen and we parted amicably. She came to Britain and I have never seen her again.

Why tell this story now? Because the editor of Kaifang, who introduced me to Mao’s underage girl in 1997, noticed an account of her in the autobiography of Szeto Wah, a recently deceased champion of democracy in Hong Kong. He thought the story was worth re-telling, and that now, finally, it was safe for Ms Chen to do so. Kaifang’s October headline, next to a picture of the teenage Ms Chen, reads: ‘Top Leaders, Including Zhou and Deng, Enjoyed Sex. Mao’s Sexual Perversions in Senility.’

In the end, the only person who emerges well from this corrupt and corrupting story is Ms Chen’s furious father.

https://www.spectator.co.uk/2011/10/me-and-maos-gi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