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未来与偏颇——读仲维光“‘郭路生’现象的双重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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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最近，《自由圣火》公布了郭路生为2008年自由文化奖诗歌奖的候选人。就此，仲维光先生写了“‘郭路生’现象的双重含义”，并公布了2006年他写给史保嘉的两封信。评不评奖不重要，但我认为仲先生对郭路生的评述很是偏颇，忍不住冒昧说两句。



首先来说，仲先生对郭路生的作品是误读。以《相信未来》为例。这首诗的主要价值在前三节，是心底之音，而第四节是败笔，尚有“革命”痕迹。“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其将绝望转为悲凉之美，承屈宋楚辞一支传统美感。“相信未来”是对绝望的自我精神安慰。就算是诗的结尾“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这也在艺术之内。而仲先生说：“郭路生的相信未来，不是相信人性的追求和生命的展开，不是相信知识和精神给正在成长的年轻人所能够带来的丰富多彩的未来的内容。郭路生的相信未来，犹如党卫军所相信的未来，要操控别人生杀大权，专制社会一切的未来。这和骆小海，要解放全人类，血染太平洋，头断华盛顿的豪气是一致的。”这种文革式的政治图解，生拉硬拽，让人遗憾。我再看看诗人怎样理解，余坚写郭路生：三十年前，“我读到的时候正年轻/……广场上亿万只臂正向着一只巨手欢呼/一根食指在疾风中，与芦苇们一起/自然地弯下来，那就是未来。”至于郭路生的“相信未来”和北岛的“不相信未来”，我要说一句，二者是一回事，都是“失败”的个人，但是趋向和姿态不同，前者是由现实朝向理想——绝对精神；后者是由理想——绝对精神——挑战现实——“我不相信梦是假的”。前者是美感的，后者是意志的。世故地说：前者是白日梦，后者是堂吉哥德。



仲先生说“郭路生的诗歌没有任何新意和创新，完全是在走贺敬之等人的路。他想写贺敬之的诗歌，但是，他当然不能，也终究没有写出来。不仅因为他的文字功力、修养不够，还因为他生错了时代。”这话说得外行了。中国新诗的历史只有百年，不是很成熟，和中国古典诗歌、西方现代诗歌的成就相距甚远。但是就中国新诗，郭路生有重要的位置。这不仅在于，他对中国当代新诗的影响，而且也在于他作品的质量。《相信未来》的前两节是中国新诗的经典之一，精神的绝望和语言的唯美都达到极致。此八行可使贺敬之黯然。《鱼群三部曲》也是新诗史中的一部优秀之作，特别是作为一部长诗。“好的声望是永远找不开的钞票，坏的名声是永远挣不脱的枷锁”，作者将现代意像，生存的剧烈冲突，带入汉语传统的对仗，展开张力，表现命运的被制。他的这种对汉语传统诗歌语言的现代运用，正是语言的创新。



郭路生对中国新诗有两个重要贡献。49年后，中国文学大致死亡，反人性反人文，特别是进入文革。在擂天的革命中，郭路生首先把新诗带回个人，回归人性和人文传统。《相信未来》、《烟》、《酒》、《命运》、《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疯狗》、《鱼群三部曲》等等都体现了人文精神，包括人的绝望、悲哀、愤怒、希望、亲情。“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这是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海洋中，作者写告别的悲哀和亲情。再，郭路生的诗回到了文学语言。他是中国青年从共产革命到《今天》的一个转折（《今天》有更重要的意义，其挑战极权，颠覆了中国的专制语）。和仲先生说的正相反，郭路生在六十年代末带领诗走出了“革命”的思想、语言“框架”。这也就是那个时期，郭路生的作品在地下争相传阅，不胫而走的原因。中国共产主义精神死亡于那个时代。革命的幻灭之后，暴力的废墟上，青年人开始怀疑反叛，寻找新的“真理”，这也就是仲先生说的“转折”。郭路生的诗代表性地反映了这个转折——他代表了那个时代。十年，这一代人完成了思考和转变，对共产主义极权制度的认识批判已经成熟，因此这才有西单民主墙运动，有《北京之春》、《探索》、《今天》、《四五论坛》。这场精神的转变，就诗而言，郭路生是开始，北岛和《今天》是完成；郭路生是由反人性回归人性，而《今天》的诗人们，则体现了自由对极权制度挑战；二者是呼应的，是一场新诗运动。不明白，仲先生怎么会将他们对立起来，“肯定郭路生则必定抹杀北岛的价值”。历史的图谱足够广阔，北岛自有他的位置和意义，如果我们只看到一把椅子，就走向了权力。



的确，郭路生谈不到大师，更扯不到建安才子，中国当代何尝有建安风气？但是郭路生是个优秀的诗人，体现了那个时代，影响了许多诗人和读者。当时，郭路生的诗是以手抄、背诵的形式在地下流传。许多知青是在地头、油灯下阅读、背诵郭路生的诗。阿城下乡时曾让人抄录的郭路生的作品给他，李恒久在牢狱中背诵郭路生的诗，以为精神慰籍。在严酷的极权统治中，出现这样的文化现象，是让人感动的，体现了人们对“革命”的背离，对人文精神的追求。但是仲先生指责说是炒作（ 仲先生批评，对郭路生有三次炒作，这是第一次），让人费解。



郭路生歌颂过《红旗渠》、也歌颂过红卫兵，但那个时代谁不曾歌颂过“党”、革命和毛呢？五十年代，连穆旦也写过抨击美帝 、歌颂新时代的诗。看一个诗人，要看他主要的作品和影响。北岛曾说，读了郭路生，才知道我们自己也能写诗。多多说，“郭路生是我们一个小小的传统”，“是第一个为新诗伏地的人”。芒克也将郭路生作为老哥们，大春更是将老郭视为兄长，后来的海子对郭路生的诗也很称赞。89年初，在“幸存者”诗歌朗诵会上，第一个朗诵的是郭路生。当时，他住在精神病院，社会早将他遗忘了。诗人们尊重老郭，尊重他的作品，也尊重那一段历史 ，这和他是否是“干部子弟”无关。 郭路生的那些“歌唱”可以批评，也可以“清算”，但是将郭路生划为“党卫军”，就是政治帽子了。



需要补充一点。郭路生的幸运是他的作品当时尚能在地下流传，这得感谢“干部子弟”的“特权”。而另外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和文字，则连在地下流传的可能也没有，这是极权制度之罪。六十年代初，四川野草诗社便有一批诗人在地下写作，邓垦、陈墨、殷明辉、徐坯、蔡楚、杨枫等。可惜他们的作品当时没能流传出来。贵州黄翔的地下写作，到78年才在民主墙浮现。57年穆旦在被打为右派之后，到79年去世，一直都在孤独地翻译和写作，包括文革期间。76年，他写了“冬”、“问”、“神的变形”、“老年的梦呓”、“秋”、“沉没”、“自己”等的一系列作品，其中“冬”是新诗高峰之作，但是它们在八十年代才见世。这说明，在毛极权统治下，中国还有另外一支地下文化潜流，特别是老一代对中国传统及“五四”新文化的孤立持守。今天看来，这支潜流特别需要我们给予关注和吸收；当初我们急于反叛，显示自己的时候，忽视了他们。这是中国文明的损失，需要弥补。在今天中国，文化的承继持守重要于反叛。有人将穆旦称为新诗的终点，我同意这个比喻，但补充说郭路生将新诗潮的起点和穆旦的终点连接了起来。至于北岛和《今天》的发展及新的挑战姿态，不在这里论述。



　　　　　　　　　　　　　　　　　二　　



郭路生非常善良，质朴而谦和，在他那里没有世故，谁都是朋友。文革打老师，他先冲上去救助。他住在精神病院，也总是帮助护士清扫，照顾病友 。记得那年从精神病院接他出来散心，回去时，他还想着给病友带去烟和食品。他的生活极简单，有劣质烟就很满足了。他总是想着贫苦农民，说和他们比自己已经是很好了。几十年了，郭路生是唯一没有变化的人，球鞋、布鞋，四兜的旧蓝制服，永远地质朴、谦和地微笑，不卑不亢。所有接触过郭路生的人，都会感到他的温暖和善良。仲先生根据什么说：“……那时在郭路生们看来(平民子弟) 是专政的对象，是脚下不值得一提的群体”“ 现在张建中们没有受到郭路生的侮辱，不过是因为郭路生神经不正常了而已。否则，即便你再取媚他们，再取媚那个社会，自称是‘毛泽东的儿子再世’的郭路生也不会把你当人看。”这些话讲得很凶。



诗和艺术极端而远离实际，而诗人艺术家又脆弱敏感，因此他们的夭折或毁灭是常有的事，这是文明的悲剧。郭路生敏感单纯，而他对诗又是全身投入，加之那个激烈而残酷的年代，他的崩溃是自然的。70年代初，他由抑郁而精神分裂。他的病时好时坏，在病院里住了很多年。这让人悲哀，痛心。他是为诗“伏地的人”，是诗的受难者殉道者。但仲先生说：“今天的郭路生更是崩溃在精神病院中，沉溺于自己是毛泽东的儿子的‘浪漫’革命幻想中。而我们这些人，无论是求生，还是精神上的自我展开，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现实生存上都远比他们坎坷，但是我们的精神的成长却使我们得以和那个社会的知识界，和人生的岁月抗衡。”“毛泽东的儿子”这句话，是不是郭路生说的，我不清楚，但即使郭说过，那也是精神病人的病症，但是仲先生拿来对患者做道德讥讽，有失人道。在西方社会，人们大多不会用患者的疾病作讥讽的材料，无路是对手还是敌人。进而，仲先生作比郭路生，显示“我们这些人”如何“自强不息”，“和人生的岁月抗衡”。这倒让我为仲先生悲伤了。仲先生视郭路生患精神病是“堕落”——因为“堕落”而患精神病，这是什么思路呢？



说到郭路生的病，我在此额外说一点。八十年代末，我和林莽（张建中）去看昌平福利院看望老郭。当时，他已经在医院住了很久，我们去的目的之一，是和院方谈谈，能否在医院图书馆给老郭安排点事。老郭的处境挺惨，母亲不在了，父亲再婚，家也就不能回了，而且他也没有收入。想到老郭的下半生可能都将在精神病院中度过，我们很是悲凉。骑车回来的路上，我们闲谈，商量着得帮老郭一把，让他从福利院出来，回到社会。特别谈到要使他恢复生活的信心，恢复写作，而这也就需要社会不要忘记他。但不久就是“六四”，之后我离开了中国。数年后，我们相约的事情，由林莽一个人默默地做了，包括联系发表郭路生的作品、出版他的诗集、朗诵作品、介绍他参加作协、写文章介绍他等等。对于一个被掩埋在地下二十多年的诗人，这是社会对他的一点微小的回报。之后，老郭重新获得人们的认识和尊重，他出了病院，更多地写作，还成了家。林莽“救”了老郭，这诗人间的友情，也是善举，大概这就是第二次“炒作”郭路生的由来。自然，语言在传播中会膨胀，商业社会媒体的夸张也是难免的，这在任何国家社会都一样。批评郭路生是可以的，有肯定也就必有否定，文化需要这种平衡。但是将肯定郭路生断为“抹杀北岛”的政治“阴谋”就过分了，至于“取媚”就更谈不到了。



　　　　　　　　　　　　　　　　　　三



看仲先生的通信，觉得他似乎不认识郭路生，也不熟悉郭路生的作品。他在第二封信中说：“接到你的信后，我再次看了一些他的诗。更觉得不知从什么地方能说他的诗好。至于六十年代末期，确实他的诗比我们之中的任何人的诗都相对成熟，孙康的诗那时无法和他比，刚刚起步的芒克和多多不过显示出灵感和才气，北岛则还在诗歌的门口徘徊。”显然，写第一封信的时候，他对郭路生和其作品所知很少。但是，仲先生为什么对郭路生有那么大的怨愤呢？开篇就是：“郭路生何许人也？”“ 年轻人似乎也没有必要知道这么一个郭路生，因为无论就其作品和其人都是一个早已经在生活以外的人了”，然后又是“郭路生们”，“党卫军”，“毛泽东的儿子”。这已经是蔑视和谩骂了。我想如果仲先生接触过郭路生或熟悉他的作品，一定不会这样。但仲先生是为什么呢？



再读仲先生的文字，我还是可以理解仲先生的偏颇。毕竟，“红卫兵”太残暴了，清华附中还是其发源地，仲先生一定经过极大创伤和恐怖。我读过郑义先生的回忆，他在当时所遭受“干部子弟”的暴打，几乎丧命。红卫兵屠城的血难是难以遗忘的，永不该遗忘。大概是仲先生难以抑制对红卫兵的愤怒，而将郭路生当成了它的符号，于是郭路生也就成了仲先生声讨的靶子、替罪羊。但是，对暴行的愤怒、正义的热情是一回事；而理性地思考，客观地叙述，公正地待人处事是另一回事。严格地说，仲先生的这些文字很是失态。对红卫兵“操控别人生杀大权”“血染太平洋”的愤怒是对的，但是加到郭路生的身上则是冤枉。仲先生由于愤怒，信口而言；但那些羞辱郭路生的言辞，恰恰有损作者的“自重”。需要警惕，由于我们的道义愤怒，而成为对方。愤怒和仇恨可以摧折人的理性，扭曲人性，遮蔽我们的目光。记住，但不是记住仇恨；愤怒，但不要被愤怒所吞没。



我在这里，还要指出仲先生的几处失误。于中共极权制度，“干部子弟”是个重要课题：一、文革期间，“干部子弟”是如何依靠“革命”特权，建立“红卫兵” 组织，进行大规模的野蛮杀戮？他们为什么如此残暴？这场暴行到底残害了多少人？他们与极权的关系？二、在八、九十年代，中共是如何进行权力的血缘移交的——红色江山交给红色后代？他们移交了哪些权力？控制了什么？移交的过程和方式？三、改革之后，“干部子弟”是如何依靠权力，掠取国家资源和全民财富的？掠取了多少、比例？掠取的过程和方式？如何向国外转移？这三点涉及极权制度的本质。



我可以理解仲先生对“血洗太平洋”的愤怒，但是仲先生将之转到“干部子弟”与“平民子弟”的权利斗争，则降低了反极权的意义。阶级不平等不是极权制度的要害，而是人的基本权利被剥夺，财产、言论、思想、信仰，乃至他们的居住和生命安全，即使国家主席也可以被随意逮捕、处决。与此之下，官员们有汽车、厨师、特供，其子女们趾高气扬，能进好学校有好工作，看外国电影，就不那么重要。任何社会都有权贵与平民的冲突，前者歧视欺压后者；后者愤恨反抗前者。就是当今美国也还有贵贱、贫富、种族之争。美国，1954年黑人才能进白人学校；1964年才取消公共场所种族隔离政策；1968年马丁路德金遭暗杀，中国正值文革，毛还发表了声明。今天，德国也还有东德人、西德人的权益之争和地域歧视。就阶级差异、权贵与平民的不平等，毛的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倒小些。毛发动文革的原因之一是官员“比资本家还厉害”。但是极权制度的“平等”是对所有人监视、强制、人权被剥夺的平等，于此刘少奇并不比一个工人幸运多少。由于，一人一党独揽国家权力，没制约无监督，超越法律，国家就可以实行恐怖统治，任意掠夺，乃至进行大规模杀戮和迫害。因此，极权国家需要改变制度，而不是反特权倒权贵；今天，中共也在严惩处贪官，让民众出气，但是把毛请回来，杀光贪官除尽腐败，就好了吗？



仲先生说“干部子弟”和“平民子弟”是：“两个群体，两个世界”，他们有“根本的不同”，“绝对不一样”；“平民子弟的转折，是转向个人与反叛。这从个人生活、对未来的追求，到思想、精神、感情……”；“平民子弟几十年走下来，是自强不息的路。正是这种精神和知识的追求，使得平民子弟不断地成长” ；而“干部子弟、权贵子弟的转向是对权势的留恋和哀伤，是没落、是堕落”；“我们有‘精神和知识’的野心和抱负，而他们没有”，“平民子弟的追求精神与知识的冲动也远远要比那些干部子弟群体来得强烈”。这已经是成见了，是又一种出身论。



文革期间，或老红卫兵，或造反派，或“干部子弟”，或“平民子弟”，都狂热比赛革命，高标毛主义，实施暴行，要更彻底地实现共产主义。魏京生、杨小凯、张郎郎，他们的转向并不是“对权势的留恋和哀伤”，也不是“没落”“堕落”。魏京生是因为在西北看到大姑娘穷得穿不上裤子，而改变他的一生。而70年代“转折”的“平民子弟”，在改革后大多也又“转折”了回去，成为了新贵。奥运会开幕式的总导演张艺谋是平民子弟。习仲平是权贵子弟；李克强出身平民。张郎郎和遇罗克同关于死囚，张因父亲被周恩来保了一条命，遇则被处死。但在死囚内，二人都是好汉，是生死好友。陈凯歌和孔丹宴会上争风吃醋，是新贵和旧贵之争，与千百万血汗民工没关系。当今中国的各界新贵们并不比旧贵更清廉更高尚，他们个个来自平民，由自强不息获得财富权势。今天，中国的新贵肯定大大多于旧贵。进而言之，旧贵的父辈们也都曾是平民，而且更贫苦，通过革命，他们抢得权力而权贵。几十年来，中国确有许多优秀个人，在精神的道路上自强不息，但他们并不以“干部子弟”“平民子弟”相分。中国要改变的是制度，而不是回到阶级斗争。



极权也好，文革也好，最深的害处是那些毒素是会作为经验储藏在我们的生命中。受害者也会在被害中也会接受残害的方式，施向他人。人由经历所塑造。仲先生说：要“反省自己”，“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和我一起来从事这种清除党文化”，“它和自由主义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根本区别究竟是什么？”他是真诚的。这里，就此我试图谈一点。共产党意识中最有害的是，他们自视掌握真理，代表道德、正义和未来，而且是唯一的，因此他们有权审判强制他人，消灭恶。共产主义者勇于上百万地杀戮，就是他们确信这些。“正义”和“真理”是他们杀戮的理由，也是动源。因此，有关“正义”“真理”的发言，需要十分慎重，也需要十分警惕。最高的最耀眼的，常常是毁灭。人类赖以存在的真理是伦理的常识性的，以人性为根据，那就是善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爱、正直、诚实、宽容，谦敬，自省，尊重他人，帮助弱者等等。它们是文明的基础，世代不变，文明的大厦由此而逐步建立。混乱中，最可靠的真理是持守常识，而它们多来于儿时母亲和师长的教诲。中国需要的是回到常识。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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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郭路生”现象的双重含义——文化的墮落和墮落的文化

作者：仲维光 文章来源：新世纪 点击数：127 更新时间：2008-12-4 3:06:37

（2006年6月给青少年时代友人史保嘉的两封信）


郭路生何许人也？

恐怕现今的年轻人都不知道。本来年轻人似乎也没有必要知道这么一个郭路生，因为无论就起作品和其人都是一个早已经在生活以外的人了。

以 外的原因很多，这里要谈的却是以“里”的问题，也就是当年郭路生在社会中的影响，以及九十年代以后又曾被一些人再次炒作起来一次的问题。而这两次郭路生的 泛起不过都是因为那个“老三届”，也就是作者本人也在其中的“老三届”。这个伴随着共产党社会成长起来的老三届有着非常独特的特性，可以说是一个解析极权 社会，共产党社会非常典型的案例。可惜笔者要做的事情太多，一直无力从事这个工作。

然 而现在我之所以不得不谈郭路生却是因为突然发现，郭路生问题居然从国内开始向海外的网页上蔓延，又被人第三次炒作。八年前，在第二次炒作的时候，我曾经和 青少年时代的友人史保嘉有过关于郭路生问题的来往通信。如果不是如此荒谬事情居然还在继续，一个专制文化的产物，居然被推到自由主义文化的座椅上，我大约 还会让这八年前的两封信，这些原来准备写篇像样文章的思想线索，继续保留在自己资料库中。这一次使我感到，既然现在仍然没有时间来写篇完整的总结郭路生现 象的文章，那么不如先把这两封信公开发表，以使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讨论和思索，免得关于这一问题讨论继续停滞。

在发表这两封信的时候，我要强调的是，这个荒谬现象迫使我们反思的还是那个问题，

“我们的精神究竟在什么地方病了？！”

时 至今天，很多人在哀叹，我们的时代没有好的作品，事实上这些垃圾就是我们自己培植生产的。这原因不是别的，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共产党垃圾工厂的产物。所以我 们如果不从反省自己入手，我们这些共产党社会生产的“垃圾”，接下来生产出来的更是垃圾。为此我要说的是，首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否定自己！反省自己！

从李慎之甚至上一代那些曾经走向共产党，跟随共产党的人开始，谁不能够否定自己，反省自己，谁就只能证明自己的智力和良知有问题！！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和我一起来从事这种清除党文化，这一基督教世俗政治化的产物——极权主义文化。而清除的首要问题就是甄别它和自由主义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根本区别究竟是什么！


为了保持那个时代的气氛和真实，这两封信我除了只修订了一些错字，漏字外，其它一切照旧，包括我们之间的昵称、绰号、玩笑。为此，文字粗疏、思维跳跃、叙述唐突的地方也请读者原谅。


2008-12-02德国埃森




给青少年时代的友人史保嘉的两封信

（2000年6月）




第一封




保嘉，你好！


看了刘双的“丑陋的老三届”，观点我基本同意，但是，这篇文章从语言到论述方式我都不很喜欢。他的那篇评郭路生的诗的文章很有些灵气。这篇东西则缺乏灵气，而且论述方式很也不好。李恆久的那篇反驳他的文章则更是把文章写得毫无可读价值。

刘双的第一篇文章曾经使我惊奇，何以突然会冒出这样一位以前从不曾知道的作者。他的这篇文章使我再次看到，如果有水平，总会脱颖而出，你总会有所闻。

关于你邮寄来的《十作家批判书》，我读来感觉是，此中偶有段落不错，只有徐江在行。

关 于郭路生的诗歌评价，在你寄来的东西的刺激下，我也许真的要写一篇东西。我和你们对他的评价不一样。蔡其矫的话很得要害，郭路生是相信未来，而北岛是不相 信未来。这中间无论就对人生的追求，还是美学追求来说都有根本性的区别。肯定郭路生则必定抹杀北岛的价值。我认为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值得提出思索︰

第一，根本的区别︰

我 们必须看到，六十年代末期、七十年代初期，干部子弟和平民子弟的情绪是不一样的。虽然都是出于人生的转折时期，但是，平民子弟的转折，是转向个人与反叛。 这从个人生活、对未来的追求，到思想、精神、感情，从思想方法到使用的语言都染有这些特点。当然在很多方面，这一代被共产党教育长大的人，包括受迫害的平 民子弟，几乎在一切方面都带着共产党文化的烙印。但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和干部子弟有着根本的不同。六十年代末期，干部子弟、权贵子弟的转向是对权势的留 恋和哀伤，是没落、是堕落。

文 化革命是一个怪圈，它居然使那些在六六年六月以前从来没有丝毫怀疑过，“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权贵子弟，一下子丧失了一切。偶然失去一切的郭路生，和从来 就没有一切，天生因为出身低人一头，不敢正视共产党社会的、像遇罗克等人那样的平民子弟是绝对不一样的。像遇罗克那样的平民子弟，不要说被打压得时候，就 是能够稍有伸张的时候，也不会吟出“相信未来”。未来对于他们来说，永远充满变数，能够平安，稍有发展就算是不错。在这一点上，平民子弟甚至没有没落和堕 落的权利。如果他们敢于公开表现出这种倾向，那是自取灭亡。

所以他们不仅是没有成熟到像郭路生那样吟出“相信未来”的诗句，而是在生命的深处根本就不可能唤出相信未来的声音。

第二，两个群体，两个世界︰

为 什么在那时，这一派中学生从来没有和郭路生那些人来往过。他们和干部子弟的交往绕过了一个大圈子，从猴子（芒克），多多，再通过张朗朗的弟弟张辽辽，转了 如此一个大弯才和他们搭上一点界。因为现在被称为“平民诗人”，歌颂红旗渠的郭路生们，那时是不屑于和平民子弟来往的。现在吹捧郭路生的那些人，例如张建 中、老羊，那时在郭路生们看来是专政的对象，是脚下不值得一提的群体，是无论在上大学，还是在学校中一切事物上都应该给他们让路的人（这就是骆小海、宋彬 彬，乃至卡玛丽达现在津津乐道的，当时这些干部子弟推动的教育革命的目的）。

张朗朗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到，现在自以为已经出人头地，步入社会“上层”的导演陈凯歌，被酒后的孔丹侮辱蔑视，弄得狼狈不堪。这是一件非常典型的事情。今日尚且如此，更何况当时。

现在张建中们没有受到郭路生的侮辱，不过是因为郭路生神经不正常了而已。否则，即便你再取媚他们，再取媚那个社会，自称是“毛泽东的儿子再世”的郭路生也不会把你当人看。

从 干部子弟看来如此，而另一方面来看也是如此。平民子弟的自卑和不成熟，尤其是出身不好的人，这种自卑和不成熟在共产党社会是先天存在的，也许如契珂夫谈到 平民时一样，要经过终生的努力，才可能达到“贵族们”天生就有的起点，甚至很多人一辈子就是被扭曲的，永远没有了正常人的所有的心态，更不要说傲气。这也 就决定了那时平民子弟无法和干部子弟对话、来往。但是，平民子弟一旦反叛，不再屈服于那个社会的侮辱，他们所显示出来的傲气和追求，是在郭路生看不到的地 方，不是否相信未来，而是个人要站立起来，而是“精神和知识”的追求。

在过去不被郭路生们看上眼的老羊们，如果今天还以沾上郭路生们沾沾自喜，在精神上实在是比骆小海等人还要猥琐。这是不知自敬。

平 民子弟几十年走下来，是自强不息的路。正是这种精神和知识的追求，使得平民子弟不断地成长，使得几十年后，我们今天不屑于和郭路生这些权贵子弟们对话了。 例如骆小海，我在电视片中曾经看到过他，现在的气质那么庸俗猥琐。七十年代初期，我们有“精神和知识”的野心和抱负，而他们没有，这当然也包括郭路生，所 以他才有后来的没落（我指诗歌，没有任何进步）。郭路生的相信未来，不是相信人性的追求和生命的展开，不是相信知识和精神给正在成长的年轻人所能够带来的 丰富多彩的未来的内容。郭路生的相信未来，犹如党卫军所相信的未来要操控别人生杀大权，专、制社会一切的未来。这和骆小海，要解放全人类，血染太平洋，头 断华盛顿的豪气是一致的。这种豪气也就是当年他们要搞教育革命的真谛、目的。当我们今天，几乎连骆小海本人都会感到这种“豪气”的丑陋可笑，但是，我们的 “诗人老羊们”居然还在回顾、歌颂郭路生的这种豪气，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

第三，蜕化与萌发︰

带 有自以为佔有真理，专断倾向的左派文化思想，在完全实现极权主义以前也确实走过一段上坡路，这在世界上是从十月革命吸引了一批带有狂热色彩的知识分子开 始，到二十年代末期开始走下坡路，在中国则是从五四运动以后，一直到贺敬之这一代人。他们吸取的是人类文化传统的奶水，吐出的是党同伐异的，充满热情也 罢，充满血腥也罢的文化。但是到了郭路生这一代，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汲取的是没有了人性、没有了传统的极权主义文化的毒汁。所以这一代人成长的结果如果 只是蜕化也就罢了，严重的是长出来的是如党卫军一样的怪胎。在那种共产主义毒汁的滋养下，生长出来的是偏执、夜郎自大、恶毒的侏儒。

“毛 泽东的儿子”（用郭路生自己的话来说）当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思想上，还是在所谓艺术追求上，都不会脱离这个框架。和上一代人相比，他们已经丧失了创造的沖 动，追求的基础。人们很容易看到，郭路生的诗歌没有任何新意和创新，完全是在走贺敬之等人的路。他想写贺敬之的诗歌，但是，他当然不能，也终究没有写出 来。不仅因为他的文字的功力、修养不够，还因为他生错了时代。他生在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没有这个可能。他的相信未来是典型的知青诗歌。这种知青诗歌，不是 你我后期开始反叛的转折前声，而是三论造反，废除高考等一系列红卫兵运动的延续。

如 前所述，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平民子弟远远没有干部子弟成熟，这是因为在那个社会中不允许我们正常成长，从平常的做人，到知识的寻求，我们都没有一个正常的 条件。到六九年，七零年时，如孙康写的诗还非常简陋和幼稚，还只能仰望着干部子弟，但是，前几年的对垒已经使得这些人在做人上，试图和郭路生们平起平坐。 由此，平民子弟的追求精神与知识的沖动也远远要比那些干部子弟群体来得强烈。

我们能够在生存中寻到一些正常成长的空间，是在六六年十月以后，甚至是在六八年以后，由于文化大革命，共产党政府无法正常管理我们，社会脱序才造成我们能稍微正常地发展。

孙 康沙龙的努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孙康还只有加上干部子弟的张鲁生，才能在社会和自己的群体中找到一些能支撑自己的东西。事实上，孙康 维系的那个沙龙和群体是六十年代末期、七十年代初期，对以后几十年的当代中国文化起了非常根本性影响和作用的沙龙。孙康由于其知识分子、诗人的天性，而如 一条内陆河那样消失在专制文化的沙漠中。然而匪夷所思的是，在我们还都活着的时候，当年在北京中学生中，也就是在老三届中，比北岛影响还要大的孙康，居然 被趋炎附势的文人们刻意地遗忘。

可以毫不为过地说，作为当年孙康好友的老羊的文章，是对孙康的努力的毁灭与亵渎。

第四，荒唐的评价︰

对 郭路生如此高的评价，除了在那个社会，甚至除了我们这一代人，对于正常社会中的人来说，甚至对于上一代人，乃至下一代人来说，都是可笑的。他们不会理解为 什么在那个社会的人会如此评价郭路生。你看过我在那篇当代中国无大师中引述的李欧梵评述北岛前期诗歌的话，就能想象出他会如何评价郭路生这种诗歌了。关起 门来夜郎自大，到头来白纸黑字，留下来的只是让人嘲笑。

我自己看自己以前的作品，就经常感到脸红，但是，没有办法，我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我唯一自己感到欣慰的是，我还有脸红的能力。而正是因为我还有脸红的能力，我相信目前我虽然五十岁了，还是可能再提高一点。

第五，重造历史和吹捧郭路生的辨析︰

为什么目前这么炒作郭路生，我认为细究动机是令人脸红的，因为，可以就所有这些吹捧郭路生的人，和从他们现在如何写历史中考证出他们的动机。

在 杨建的《文革地下文学史》一书中，不知什么人对他说，当年北京中学生沙龙，张建中是一个中心。所有曾经在那个岁月中从那个群体中走过来的当年的北京的中学 生，都会知道，张建中是一个毫无影响，非常边缘的人。尤其在诗歌上，包括今天吹捧张建中的老羊在内，当年没有人认真对待过张建中的诗歌。今天张建中拉抬郭 路生，老羊拉抬郭路生、张建中，这又在北京的文学界营造出一个拉拉扯扯的气氛，这样一来大家都成了建安才子。这是一种典型的手淫，自欺欺人。如果它只是给 他们自己带来快感，也就罢了，人们可以不必理会，但是，它浪费的纸张和铅字，扭曲、阻碍了时代和社会，扭曲、阻碍了艺术的追求。

保 嘉，我是觉得你不应该这样跟着炒作郭路生。当年记得在去白洋淀的路上（注︰九四年笔者出国五年后第一次回国，参加白洋淀诗歌群体座谈会路上），你对我说， 要小心，有一些人是想要否定北岛，把白洋淀说成是诗歌的中心。我对你，此后也多次说过，正确评价北岛，可以维护他的真正价值。不适当，不准确地吹捧北岛反 而会伤害削弱北岛的价值。

当 年多多那篇文章，很多人都看到那是削弱北岛独佔光环的开始。很多人也是这样利用多多这篇文章的。我不否认多多那篇还历史真实面目的文章的积极方面。但是， 我必须说，那篇文章所有消极的地方，对诗人诗歌的定位看法上，在如今评价郭路生的时候，被人运用的淋漓尽致。而如果沿着这个在这个方向评价历史和那一时期 的诗歌，北岛就更没有价值了。我必须要说的是，在涉及到美学、诗歌本身的评价上，任何象老羊那样的吹捧，说北岛显示出深厚的文字功力，就等于把北岛送上了 断头台。因为就这方面来说，那是不能经受任何推敲的。只要是内行（例如李欧梵）来看和品评，就不攻自破。这种关起门来自吹自擂，害人害己。而北岛经得起推 崇的地方，或者由于那样推崇对他们自己不利，或者由于他们不能分沾光芒，他们却都不敢面对。

那么简单的问题，连蔡其矫都能感觉到，老羊等人为什么看不到，我不想多说了。郭路生在诗歌的追求和对那个社会的文化的贡献上无法和北岛相比。我认为，北岛也就是不知道自己年轻时的价值在那里，所以今天的《今天》才办得如此糟糕，才和那些官方和半官方人物拉拉扯扯。

事情是简单的，连蔡其矫都能感到，为什么老羊，北岛却感觉不到，这是人生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但是，人们却总是重蹈覆辙。其实人生真的很简单，谁能把一二三，ABC说清楚，谁能按照一二三去作，谁就能够作些真正有价值的事情。这也是我根本拒绝人们说我过激的原因，因为，那是一二三，最简单的东西。

贝岭曾经对我说过，他看了遇罗克六十年代的文章，他和一些年轻一代的人不明白那东西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水平。这是很典型的一个事例。是如此介绍，才导致贬低了遇罗克，是我们自己亵渎了遇罗克。

保嘉，我非常感谢你给我寄来这么多关于郭路生的东西，它促使我想到很多，感到有些东西必须要说，我希望它能促使我此后能写一篇东西。如果真的能写出来，我肯定会献给你，当然不管你接受不接受。

先写这么多，写到这里才突然想到，不要由于讨论问题再伤感情。我放下笔，又看了一遍我在那篇《当代中国无大师》中，对你的涉及，还是感到自慰，没有任何伤害你的光芒的地方。

如果你能容忍我，我有想法会立即再写给你，如此慢慢形成我的文章的构思。

收 到你的信，确实，那本英文本的《爱因斯坦语录》是我需要的。不过暂时没有没关系，因为一是我可以、也准备按照德文本翻译，二是实在需要在这里也还是容易找 到。可以立即到书店去定购。如果老潘能邮，只请邮寄这一本就行了。怎么能谈得上向我道歉呢，朋友们为我做得够多了！我只有感谢！

再谈。

洋人

2000年6月12日




第二封︰




保嘉，你好！

上周的信收到。上周末由于去参加一个妇女会的庆祝活动，所以无法及时回信。有大约一百多位女士，只有三五个男士。可居然没有一个我喜欢的女士，因此两天的会议，落落寡合。回来，我才感到，我真的还不会作记者。

潘青萍的信我还没有收到。你的信给我印象是，口气大得令我不可想象。你竟然把我们七零年时的变化和建安、与五四时期相比。你的胆子是太大了些。

再 有贺敬之的诗歌，似乎也不应该归于民歌，而是格律融合了民歌，但是这也只是回延安那首诗。而他的三门峡中的一首，以及雷锋之歌等则是受马亚科夫斯基的影 响。三门峡中的另一首，以及其它诗歌，说它是继承了闻一多的诗歌传统应该是是没有错误的。我在《当代中国无大师》一文中对贺敬之的评价，从文字上是不低 的。但是，正是从贺敬之这两代人开始，西方社会中，和自由民主俱来的另一种东西——极权主义文化，或者说左派文化也同时进入了中国。自由主义文化和极权主 义文化，这两种文化，套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话说，是相辅相成，相反相成的两面，有人推崇自由，就有人倾向专制，有人推崇民主，就有一部分精英要施行集 中。

今 天人们如果认真研究，不仅贺敬之的诗歌，就是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和苏联等东欧共产党国家的歌曲，和希特勒德国的歌曲有着非常类似的旋律和节奏。出国 以后，才看到，中国的很多社会主义歌曲，其实都是抄袭苏联和东欧的。因为在中国传统中根本没有那些带有东欧民歌特点的曲调。天下文章一大抄，如果你观察五 十年代，六十年代，乃至向前延伸到三十、四十年代的当代很多革命音乐作品，都有很明显的抄袭痕迹。我并不是完全贬低这些抄袭，而是说，贺敬之的诗歌中很多 东西是西化的东西，是典型的共产党文化精神，已经不是我们中国的了。

闻 一多的诗歌，我非常喜欢，上中学时抄过背过他的诗。也正为此，我不觉得郭路生等人是类似建安时代的诗人。我曾经大量抄录背诵过贺敬之，沙白、石方禹（如古 巴、革命及其它），程光瑞，乃至臧克家，袁水拍，闻捷，甚至还有公刘的一首诗。其中特别是沙白，他的诗我几乎每首都下功夫背过，如“雨花台”、“大江东去 ”，并且经常在各类报刊上搜寻他的新作。当然更不要说闻一多，郭沫若了。那时也抄背过马亚科夫斯基的诗。但是，就是在那时候，我却怎么也不喜欢郭小川和何 其方的诗。

现在想起当时背诵那么多这类诗，也是我如今分外痛恨共产党的原因。如果，在正常社会，我儿时的记忆会记忆更多有用的东西。但是，也正是上述这一切背景，使我对郭路生感到无论就思想还是艺术来说都非常粗糙。

接 到你的信后，我再次看了一些他的诗。更觉得不知从什么地方能说他的诗好。至于六十年代末期，确实他的诗比我们之中的任何人的诗都相对成熟，孙康的诗那时和 他无法比，刚刚起步的芒克和多多不过显示出灵感和才气，北岛则还在诗歌的门口徘徊。至于，现在老羊居然吹捧的、所谓又一个几年后出现的张建中的“二十六个 半音节”，老羊自己的“海盗船”，当时确实都无法和郭路生相比。其原因不是水平问题，而是社会和时代，而是共产党根本不允许平民子弟的精神走向独立和成 熟，

我 们直到七十年代初期还只是孩子，尤其在精神上。就很多方面来说，当年的干部子弟比我们要“成熟”，然而这种成熟不是智力上的，而是权力和社会给他们的，所 以，一路几十年走下来最终水落石出。今天的骆小海、卜大华、匡桃生，没有一个能够凭借自己的智力站立在社会和人生中的。今天的郭路生更是崩溃在精神病院 中，沉溺于自己是毛泽东的儿子的“浪漫”革命幻想中。而我们这些人，无论是求生，还是精神上的自我展开，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现实生存上都远比他们坎坷，但 是我们的精神的成长却使我们得以和那个社会的知识界，和人生的岁月抗衡。

无论如何我的确无法理解你从什么地方出发，敢把这个时代和建安时代相提并论。

我所能够说的是，我们不仅不如五四一代人，而且不如贺敬之那一代人。当然可能是我修养太差，也可能是我太自卑了。就这一点来说，我确实狂妄不起来，非常不喜欢你们的这些观点。

暂此，再谈。


洋人

2000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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