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甲一书生：毛泽东与武汉东湖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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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武汉东湖的故居主要是指“南山甲所”和“梅岭一号”两组房子，这本是专治1949年以后毛泽东历史的学者关注的话题。近日习总书记参观“梅岭一号”，见诸媒体的文字不少。笔者也凑一下热闹，谈点毛泽东与武汉东湖故居的事儿。


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毛泽东最早到武汉是在1953年2月16日，当时湖北省委接待仪制未备，没有专门为他修房子，遂下榻于汉口市委大楼后面的18号。这是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岗村宁次住过的房子，有“土暖气”，旁边有一排平房，给随行的刘少奇、周恩来、罗瑞卿等领导住，每个屋里设了一个火盆（参见《毛泽东在湖北》，第60页）。2月18日毛泽东游览东湖，对山色秀美，水面浩瀚的风景备加赞赏。次日，他对李先念、王任重等人说：“你们的东湖不错嘛！昨天，我在船上大致观察了一下，湖的北面，地势平坦开阔，南面层峦叠翠，东西两面，丘陵起伏有致，整个湖区，山水相依，自然条件绝好，是游览休息的好去处，特别是如此浩瀚的湖面，如此清澈的湖水，真是少见啊!”王任重告诉他，东湖面积33平方公里，是杭州西湖的5倍（《东湖情深—毛泽东与王任重十三年的交往》，第96页）。1954年秋，毛泽东来到湖北，邀请中南军政委员会的主要领导李先念、李雪峰以及时任湖北省长的刘子厚再去逛东湖，显露出对东湖的特殊兴趣（参见《毛泽东在湖北》，第34页）。

本来，湖北省委在1953年的时候已经在东湖岸边修建了两座楼房，用于接待贵宾。毛泽东却对两座房子不买账，批评说：“可真让人不敢恭维，像一个乌龟壳，有什么好看？落后的东西都要逐步废除。木船是民族形式，要不要轮船代替？人们为什么不喜欢旧茅厕，要用抽水马桶？飞机、汽车，还有坦克，哪一样是民族形式？我是说要提倡进步，反对保守，反对落后，不管怎么说，还是大洋房比小平房好”。他所说的这两幢房子为了突出古代特色，在两层顶楼上扣着比两层楼还高的屋顶，乌黑瓦从房顶一直爬到房檐，远远望去，活像两只匍匍在湖边的巨龟（《东湖情深—毛泽东与王任重十三年的交往》，第24—25页）。

1956年5月，毛泽东到武汉，入住风景秀丽的东湖宾馆“南山甲所”，这是一组新建的庭院式别墅，此后数年间他均下榻于此。1959年底，在东湖滨湖的一块高地的密林间修建了由3座房子组成的“梅岭一号”别墅。从此成为毛泽东在武汉的专用住所。

为什么刚刚修建了“南山甲所”还没两三年的功夫，又开建“梅岭一号”？

这与1958年大跃进以来各地普遍出现的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修别墅的热潮有关。各地原先那些1949年以前修建的别墅，或几年前刚刚修建的别墅此时大都被视为不合适毛泽东居住，由更新的更好的别墅所取代。在北戴河，1954年建成北戴河别墅一号楼，1959年又建北戴河小别墅；在杭州，1954年刘庄刚刚经过大规模修整改建，将“昔日的韩庄、杨庄、康庄、范庄揽于其内”（《百度百科·刘庄》），1958年又在汪庄新建主楼、配楼、连廊以及宽广草坪、雪松树丛，1959年投入使用（《毛泽东旧居考察记》，第593页）；在广州，供毛泽东居住的小岛一号楼于1956年落成（欧初《毛泽东与小岛一号楼》，载《我亲见的名人与逸事》），几年后又在白云山下盖了鸡颈坑别墅，1960年初毛泽东带着秀才们在广州读书时就住在这里（谢静宜《主席的衣服》，载《在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在武汉东湖宾馆的住所从“南山甲所”改换成“梅岭一号”，也是这一形势下的产物。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发言，曾谈到各地纷纷为毛泽东盖房子的不正常现象，从反腐败的角度把它当成一个问题提出来，无人回应。

“梅岭一号”备受毛泽东青睐，成为除了北京中南海之外，他居住次数最多、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每年少则1次，多则3次入住于此，确实不同寻常。笔者认为，除了湖南、湖北在地理、气候和民俗风情上比较接近，自古号称“湖广”一家，令居于此地的毛泽东有故乡之感，还有一些其他原因令其留恋东湖。

一是“梅岭一号”符合毛泽东对居所建筑美学的要求。1953年毛泽东游览东湖时就说过“大洋房比小平房好”，1957年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王敬先陪毛去苏联，发现毛住的房间都是落地大玻璃窗，在这样的房间里心情好像特别好。此后中南海丰泽园改造时即按此设计；后来毛搬去游泳池住也是因为“那里的房间都是落地大玻璃窗，比菊香书屋更敞亮”（田恒贵口述，王凡整理《中南海内修缮工程杂忆》，载《文史参考》杂志2010年第16期）。这类青砖灰瓦、高大宽敞、庄严肃穆的建筑，几乎成为毛泽东在全国各地绝大多数专用住所的样版。曾专门考察过毛泽东多处旧居的杨庆旺先生也注意到韶山松山一号“风格与中南海的建筑有相仿之处”；蓉园一号“这栋小楼与东湖梅岭一号、刘庄一号大体相似”；郑州三所“八号楼和我见到那个年代修的别墅，如梅岭一号、刘庄一号、蓉园一号、明园饭店五号楼，外表大体相仿”（《毛泽东旧居考察记》，第576、第561、第602页）。其中，除了刘庄一号楼、蓉园一号楼、明园饭店五号楼的修建、改建时间略早，韶山松山一号、郑州三所八号楼、庐山庐林一号、杭州汪庄、韶山滴水洞、武汉梅岭一号都是在1958年至1961年期间建成的，外部建筑风格比较一致，当是参照设计的结果。

更为重要的是内部格局功能。曾任《南方周末》编辑的鄢烈山先生回忆他于1994年，东湖梅岭刚刚对外接待游客不久后参观的情景：“别墅区分梅岭一号、梅岭二号、梅岭三号，毛泽东住在‘梅岭一号’。禁区面积很大，警卫员，服务员，秘书们，来请示汇报的中央党政军大员们，当然都要地方住嘛。”“那次参观，印象最深的是：这里有一座专为毛泽东建的冬泳馆。那年头没有恒温游泳池，冬天只能烧锅炉，挺费事费钱的。但介绍说，费那么大劲那么多钱，毛主席只游过一次！还有那个梅岭礼堂，建得也够大的，完全是为开中央全会准备的（万一主席哪天想在这里开全会呢），但是根本就没有在这里开过什么全会。梅岭对外开放后，这里一度成为湖北省直机关借用的会场。我去参观那天，主席台前还挂着会标呢，精神文明建设之类的会刚在这里开过。”“在毛主席的住处，我看到了与中南海‘菊香书屋’毛的卧室差不多的倾斜的大木板床（我大学毕业的1982年，中南海毛主席故居允许我们参观），房间里有德国进口的大收音机，以及娱乐室里有供江青玩的从英国进口的台球桌……”（鄢烈山《何必过滤武汉“毛泽东故居”？》）。

事实上，由于“梅岭一号”完全是在东湖风景区这张“白纸”上建造起来的，其规格布局甚至比靠改建而成的杭州刘庄、汪庄更符合毛泽东本人的欣赏趣味和实际需要。比较一下新修的庐山庐林一号、韶山滴水洞、广州南湖宾馆与改建的中南海菊香书屋、杭州刘庄和汪庄，不难明白这个道理。“梅岭一号”别墅1号楼，毛泽东住，有会议室、办公室、卧室及内庭院；2号楼，两层楼，警卫、工作人员住，有10多个房间和会议室、餐厅、接待室等；3号楼，毛泽东等人的活动场所，有宽30米，长60米游泳池、舞厅及剧场等（参见烟波浩淼等《“梅岭一号”》）。建筑面积分别为：一号楼地上一层局部两层，3003.11平米；二号楼地上二层地下一层，6025平米；三号楼地上一层局部两层，4069.42平米(武汉建筑设计院陈焰华、张兵、张再鹏《武汉东湖宾馆1至三号空调设计》2006年1—5月设计)。室内空间宽敞高大，居住舒适。

二是“梅岭一号”符合毛泽东对居所环境的审美要求。据资料介绍，武汉东湖宾馆坐落于风景秀丽的东湖之滨。东湖山水秀美，景观别致，风光迷人。东湖风景区共分为5大景区，目前已对外开放的有听涛、磨山、吹笛、落雁4大景区，景观景点100多处。33平方公里的水域浩瀚，12个大小湖泊，120多个岛渚星罗，112公里湖岸线曲折，环湖34座山峰绵延起伏，10000余亩山林林木葱郁，湖水镜映，山体如屏，山色如画。东湖一年四季，景色诱人；春季山青水绿、鸟语花香，夏季水上泛舟，清爽宜人；秋季红叶满山，丹桂飘香；冬季踏雪赏梅，候鸟竞翔（《武汉东湖——中国最大的城中湖》）。湖面比西湖大很多。毛泽东对浩瀚的湖面、清澈的湖水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他居住的北京中南海，杭州的刘庄、汪庄，庐山庐林一号附近都有大片水面；广州小岛虽然靠着珠江，但因为经常有航船通过，马达声、汽笛声吵的很，江青入住时甚至因此暂时封航，后来改在南湖之滨再建别墅，就是为了满足在毛泽东这方面的需求。他常说：“一到东湖就睡的比别的地方好”。“文革”期间，毛家“生活大总管”汪东兴告诉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丁盛说：“主席有两个地方最为满意，一个是武汉的东湖，一个是杭州的西湖，主席住的地方。这两个地方，一个是休息得好，一个是玩得好，活动得好”（丁盛口述，金光整理《丁盛回忆录》）。“休息得好”是指环境幽深，远离闹市，门前一片浩瀚水面，庭院幽深，没有杂音打扰，“梅岭一号”堪称这方面的佼佼者。

三是为毛泽东“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提供了便利条件。他久有在长江“中浪击水”之志。1955年初夏，他在听完湖北省、武汉市领导的工作汇报后，突然提出“我要游长江”，当时在场的大多数人都反对。同年12月23日，他乘专列到汉口，又提出了游长江的问题。罗瑞卿、汪东兴等人极力劝阻，找出种种理由，都不能让他回心转意。26日，他特意派来卫士孙勇与武汉当地领导和工作人员开始在正在建设的长江大桥附近及汉水入长江之处试游，证明长江是可以游泳的。31日，毛泽东从长沙乘飞机到武汉，下午在长江中游了2小时零3分。以后又多次游长江，大多数时间是在武汉，并乐此不疲。

四是细心周到的服务。武汉东湖宾馆为毛泽东服务有许多独特的地方。

第一，为保障毛泽东的饮食，第一次在中国大陆使用上了冰箱。在武汉“梅岭一号”的“餐厅里，最破旧的物什是一个小冰箱。毛泽东有个习惯，中午吃剩下的半盘菠菜，晚上还要接着吃。武汉的夏天很热，为了不让菜馊掉，宾馆就琢磨着弄个冰箱。在五十年代的中国，并不存在冰箱的概念，最后只好托北京医疗器械厂做了一个冷藏箱，箱内温度最低维持在6摄氏度，基本上可保证领袖吃剩菜不拉肚子。到了上世纪60年代，雪花牌冰箱问世，温度能控制在零摄氏度以下——据资料，一直到七十年代中期，这种冰箱才开始进入北京的某些家庭——宾馆方面给毛泽东换上了新冰箱，可他只是问‘我的冰箱哪里去了？’工作人员只好把旧冰箱找回来。”

第二，为了让毛泽东在北京之外的地方看上电视，湖北台和央视同时建台，可以在东湖宾馆里收看电视。原西德共产党曾赠给毛泽东一套组合机，由电视机、电唱机和收音机组成，这台足有四个电脑屏幕大的机器是当年世界工业界的尖端产品（鄢烈山称之为“德国进口的大收音机”，是赠送的还是进口的，待考。见鄢烈山《何必过滤武汉“毛泽东故居”？》）。1956年的湖北，还没有电视台，放在东湖宾馆里的这台洋玩意，一度面临沦为摆设的命运。为此，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王任重找到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筹建湖北电视台，一年后建成。有了电视台，没有节目，没有发射信号，电视还是没法看，直到1960年12月1日，湖北台终于开始播出节目了，成为中国最早开始发射电视节目的电视台之一。

第三，专门按菊香书屋毛泽东卧室的床的样式做了床。毛泽东不愿意睡弹簧床、沙发床，而喜欢睡硬板床。一开始，东湖宾馆“曾经找了最好的木匠打造了一个弹簧床，没想到主席当天根本没有睡在床上，因为睡不惯，他在地板上睡了一夜”。后来，又特意做了一个长2.5米、宽2米的大木床，从床头向床脚倾斜。这样，晚上喜欢看书的毛泽东就算睡着了，书掉下来，也只是顺着床板滑到床脚，不会掉到地上，让他从梦中惊醒（《怀念毛主席——毛主席在武汉东湖梅岭一号二三事》）。1994年参观过梅岭一号的鄢烈山先生对这张“与中南海‘菊香书屋’毛的卧室差不多的倾斜的大木板床”印象颇深。因为1982年他大学毕业时曾参观中南海毛主席故居，也看见了相似的床（鄢烈山《何必过滤武汉“毛泽东故居”？》）。

第四，为他配备了专职厨师。毛泽东到外地，一般都有毛家“小灶”的厨师随行。如程汝明师傅就随毛到过上海、武汉，甚至毛泽东回家乡韶山也随同前往，参与了毛招待乡亲的宴席制作。各地有关部门也派厨师前来帮助工作。比如1959年毛泽东回韶山，跟随的不仅有程汝明、李锡武两位师傅，还有湖南省委、长沙市招待所、宾馆的厨师们。1966年毛泽东第二次回韶山，省委特别派招待处特级厨师石荫祥到滴水洞主厨。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为他服务的除了从北京随行而来的韩师傅、徐师傅外，还有庐山宾馆派去的陈里全和南昌滨江宾馆派去的敖师傅（李国强等《毛泽东与庐山》，第274-275页）。但在外地专门为毛泽东配备随行厨师只有湖北一处。东湖客舍（即东湖宾馆）特级厨师杨纯清说，他于“1953年受聘于中南行政委员会，作为毛泽东主席在湖北的随行厨师，多次为主席举行的国宴执厨担纲，在主席身边断断续续工作了6个年头。”（《毛泽东在湖北》，第314页）

由杨师傅身上还牵出了个毛泽东《水调歌头·游泳》词是吃了谁做的武昌鱼后所写的“疑案”。

据毛家“小灶”厨师程汝明说，1956年5月31日，毛泽东乘专列到武汉，第一次在长江中游泳，6月2日、6月3日又边疆两天畅游长江，6月3日晚，他写下了《水调歌头·游泳》词。“主席诗中写的武昌鱼是我做的。湖南人爱吃紫苏，主席吃的那道‘武昌鱼’是用紫苏米烧的，这条鱼是从长沙带来的。用紫苏烧鱼可以去掉鱼的土腥味，使这道菜别有风味”（《毛泽东健康饮食生活》，第6—7页）。

杨纯清则说：1956年5月31日，毛泽东在汉口王家巷码头登上“武康”轮，船到金口，毛泽东下水游泳，在沌口上船吃饭。“我替主席做了四菜一汤：清蒸武昌鱼、烧鱼块、回锅猪肉、炒青菜、榨菜肉丝汤。主席喝了一小杯茅台酒，吃了一小碗米饭，武昌鱼全吃光了”（《毛泽东在湖北》，第314页）。回到东湖宾馆后，毛泽东从客厅里走出来，对在屋外闲谈的杨纯清说，杨师傅哎，你做的武昌鱼蛮不错。后来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条幅，对杨说：“杨师傅，我刚刚写了一首新诗给你，要不要？不吃你做的武昌鱼，我是写不出诗来的。”——这就是脍炙人口的“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毛泽东在湖北》，第315页）。

以上两个说法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毛泽东是乘坐什么交通工具到武汉的？程汝明说是乘专列到武汉。据他说，当时随专列到了长沙，当地特供了武昌鱼。但毛泽东随后去了武汉，当时没有冷藏设备，他就用了几块冰做了“土冰箱”，把特供的武昌鱼带到武汉，毛泽东因此写下“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的诗句。但《东湖情深—毛泽东与王任重十三年的交往》一书绘声绘色地描写了31日凌晨5：30分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打电话给王任重，说毛泽东6时从长沙起飞，7时20分到武汉的情节；并且讲了毛泽东看见武昌南湖机场休息室里有一座他的大型雕像，要求搬掉的故事（第76—77页）。当时陪着毛泽东视察武汉长江大桥工地的工程局局长彭敏却回忆说，他们是31日早上8时到毛泽东的专列上去做汇报的，似乎暗示毛泽东是乘坐专列到武汉的（《毛泽东在湖北》，第57页）。又支持了程汝明的说法。如果毛泽东不是乘坐专列到达武汉，为何他的专列31日大清早就停在武汉？笔者以为《东湖情深—毛泽东与王任重十三年的交往》的说法是对的。据王任重“日记”记载，确有杨尚昆早上5：30分给他打电话，告诉专机到达时间之事（《毛泽东在湖北》，第6页）。至于为什么彭敏回忆说31日早上8时到毛泽东的专列上汇报工作，这辆专列（通常是3列专列同时开行）是怎么到武汉的，还搞不清楚。

其次，毛泽东第一次在长江游泳是在上午，是在下午？杨纯清说毛泽东在汉口登上“武康”轮，船到金口，下水游泳，在沌口上船吃饭。杨说显然有误。湖北、武汉各级领导对毛泽东游长江，担心的重要事项之一就是水温太低。所以31日专门派人测量长江武汉段的水温。一般来说，室外水体受日照影响，在下午13时至15时水温最高。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局长彭敏说，“午饭后，休息了一会儿，毛主席就兴致勃勃地从船上下水游泳”（《毛泽东在湖北》，第58页）。《东湖情深—毛泽东与王任重十三年的交往》一书描写的更具体：已到11时半了……王任重对毛泽东说：“时间到了，请主席用餐。”并告诉毛泽东，“下午可以游泳，长江水温已经测了，摄氏20度。”……“下午2时，船至新亚码头。晒得黝黑，嗓子沙哑的王任重站在甲板上指挥调度人马。……毛泽东喝了一小杯茅台酒，悠闲地走下扶梯，孙能帮他在扶梯上抓牢蹬稳。毛泽东笑咪咪地左右端详了一会儿，先让江水浸一下，使体温适应，然后两手一撇，跃入江中，舒腿伸臂，自由自在地游了起来”（第82—83页）。毛泽东在午饭后游泳的说法也可以从王任重日记中得到证实：“午后2时许，我们陪毛主席（杨尚昆同志也一起下水）从蛇山北边下水，一直游到汉口的丹水池附近”（《毛泽东在湖北》，第7页）。

其三，毛泽东的《水调歌头·游泳》词是在5月31日游长江当天写成的呢，还是在6月2日、3日两游长江之后，于3日晚写成的？这涉及到究竟是吃了谁的武昌鱼才触动灵感的关键。笔者认为，通常吟诗填词讲究词句、意境双美，需要反复锻炼词句，很费时日的。王任重“日记”说过，毛泽东的七律诗《到韶山》，“先是在韶山写出草稿，到庐山定稿”（《毛泽东在湖北》，第16—17页）。毛泽东写成《水调歌头·游泳》草稿后并不是不能示人，但一般是请诗友帮助提意见。环顾毛泽东1956年5月在武汉时，身边几乎没有一个诗家（王任重在韶山松山一号曾写过诗，水平不算高，在“文革”时期惹了大麻烦），杨纯清师傅恐怕连诗词格律也闹不清爽。毛泽东在5月31日游长江的当天，就把自己刚刚写成、未经仔细啄磨过的词章送给第一次为他做饭的杨师傅，于情于理说不通。但说6月3日写成此词，也有令人不解之处。据王任重“日记”记载，“晚8点我们请主席到省委大礼堂看楚剧。省、市1300多名干部集中在这里，一见主席到来，大家热烈鼓掌”（《毛泽东在湖北》，第8页）。照此时间计算，毛泽东看完戏回到南山甲所怎么也快11时了，如果从此时开始填词，恐将通宵不眠。看来在没有明确证据说明毛泽东是哪一天写出草稿，哪一天最终定稿之前，只能将其看成一个写作的过程，武昌鱼也是泛指，杨纯清师傅的清蒸武昌鱼、程汝明师傅的紫苏武昌鱼都可能与之有关。

东湖宾馆为毛泽东服务极为细心，如“主席办公室的台灯是经常亮着的，有两次灯周围都烤焦了，电工师傅就把电压由220伏改为了60伏，就算主席不小心碰到了电源，也不会被电到了”（《怀念毛主席 --- 毛主席在武汉东湖梅岭一号二三事》）。又如东湖宾馆毛泽东“卧室中一张高大的沙发，也是依照中南海毛泽东坐的沙发做的。但毛泽东身高1.83米，坐在沙发上读书、批文件，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天热，皮肤上易起湿疹，王任重想了个办法，要东湖客舍将沙发上的弹簧垫取下，代之以海绵。又在海绵垫下挖一个孔，便于通风透气。使毛泽东每次来东湖客舍，都有一种身在自家的感觉”（《东湖情深—毛泽东与王任重十三年的交往》，第97页）。

当然，有时毛泽东留恋武汉东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仿琴先生在《给东湖宾馆正能量补充点资料》的博文中曾有所提及，兹不赘述。


二

毛泽东从1953年2月16日建国后第一次到武汉，至1974年10月12日最后一次到武汉，居住时间短则十天半月，最长的一次达半年之久。他在这里处理党务国务，接见外国首脑、政要和国际友人。东湖宾馆因此有湖北“中南海”之称。

他住在东湖宾馆期间，都有哪些与之相关的人命运沉浮跌宕？笔者孤陋寡闻，只提及3个人：湖北黄冈县马庙乡农机站长刘介梅、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和武汉大学校长李达。

毛泽东与刘介梅从来没有见过面。但1957年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东湖宾馆南山甲所汇报刘介梅的情况，引起他的特别关注。

1957年，在黄冈县委干部会议上，马庙乡农机站长刘介梅站出来对农业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政策提意见，说“天天叫喊群众生活改善了，水平提高了，只有鬼才相信。”现在“要吃点粮食只有那么多，要穿点布票又很少。买肉要肉票，买油要油票，要得农民拥护，最好取消统购统销。”还说“光上头喊合作化优越，哪优越，我看一点也不优越。”他在小组会上放了一通，又到千人大会上开了一‘炮’”（《东湖情深—毛泽东与王任重十三年的交往》，第101页）。

今天再来看刘介梅的这些意见，句句都是实情。在并非兵荒马乱、又没有发生全国性普遍灾害的和平年代，农民吃不饱饭主要是制度上出了问题。粮食统购统销制度要求种粮的农民勒紧裤带过苦日子，用从农民嘴里挖出来的口粮到国外交换机器，偿还债务，进行对外援助；票证制度把广大民众的日常需求压抑到最低限度，整天过着清汤寡水的日子。想过好日子是人的天然欲望，农民自己种的粮食却吃不到嘴里，而要饿肚子。他们对此有想法，不满意，有什么错？

在当时，敢说真话的刘介梅却受到湖北省委、黄冈地委、黄冈县委领导们的严厉批判。据介绍，1956年实行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后，刘介梅家人均吃粮540斤、油12斤。因此干部们对他做新旧对比，刘介梅心悦诚服，承认自己“忘本”，痛哭流涕。黄冈县委为了挽救刘介梅，举办了“刘介梅今昔生活对比展览”。一边是解放前三代讨饭的饭碗、烂衣，一边摆着新衣、新家具（《东湖情深—毛泽东与王任重十三年的交往》，第101页）。刘介梅成了极好的反面教材。1957年10月20日、12月6日，《刘介梅今昔生活展览》先后在汉口、北京展览。在汉口展览时，5天内有6万人参观，在北京半个月参观人数达10万人。

《刘介梅今昔生活展览》的内容有多少是真实的，今天已无从查考，联想到高举“三面红旗”时代普遍的弄虚作假故事，读者不难自己揣度。两年后，刘介梅所说的“恶果”充分显示出来：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因口粮不足患浮肿病而死，即使是受到重点供应保障的城镇居民也吃不饱饭，大饥馑在中国大陆整整延续3年之久。

农民每年要有多少口粮才够吃？笔者在《1959年毛泽东回故乡，一次不成功的农村调查》中引用了时任韶山公社书记的毛继生的说法：“我们韶山原来是一身一口，七担一斗，就是说一个人一年要7担2斗稻谷。每担谷折合125斤谷，一人一年要吃925斤粮，才勉强满足口粮要求。现在这点粮食，当然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啰。”1959年9月17日，中央正式批转甘肃省委关于粮食工作的报告给各地，同意“农村一般每人全年平均留原粮400斤上下，最低不少于365斤”。这就意味着，农民即使能够按照官定的口粮标准拿到全部口粮，每天也只能吃到7两－8两粮食。更不要说农民所得的这七八两粮食相当部分是杂粮，不仅包括豆子在内，还有不少地瓜干（杨奎松《毛泽东是怎样发现大饥荒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1950年代的后半期，农民的口粮被不断压缩，以满足因工业“大跃进”爆发式增长的城镇人口及外贸出口的粮食需求。到了饿殍遍野的1959—1961年，农民不仅在公共食堂里吃不饱饭，就连外出要饭的自由都没有，民兵在村口要道设卡拦截，只能眼睁睁地在家里饿死。被大肆宣扬的刘介梅家1956年人均吃粮540斤，与其解放前三代讨饭的饭碗、烂衣相比较的优势至此荡然无存。这时刘介梅本人是怎样想的？笔者无从揣测。如果他仍然“痛哭流涕”，是为自己的“忘本”哭泣呢，还是为自己说了真话却被别人批判而哭泣呢？当初批判他的黄冈县委领导人会怎样想，如果他们没有毛泽东、湖北省委领导人的特别供应，也可能吃不饱饭，还会为批判刘介梅的伟大成绩（展览都办到北京去了）而欢呼雀跃吗？

毛泽东的日常生活并非依靠票证供应制度支撑（参见拙文《毛泽东日常生活与票证供应制度》）。他爱吃的武昌鱼和红烧肉也都用不着拿着发给普通居民的鱼票、肉票去购买，却需要全力维护粮食统购统销和票证制度。在东湖宾馆听到王任重的汇报后，他非常感兴趣，急调黄冈地委的姜一来汇报。

当毛泽东听完姜一的汇报后说：“这个故事好，你们可以把他的东西买下来送到北京展览！”“今昔生活实物对比教育，是对农民进行教育的好方法，群众性批评教育，是群众路线的根本。”

吸了一口烟，毛泽东继续说：“刘介梅不是黄冈的刘介梅，不是湖北的刘介梅，是全国的刘介梅，可以登报拍电影。”

……

毛泽东说了话，王任重立即执行。9月12日，湖北省委发出通知，决定在全省各地讨论“刘介梅忘本事件”，以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13日，湖北日报发表题为《惊人的教训，可喜的转变》的社论和通讯《一个惊心动魂的故事》。

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3 次会议上讲到刘介梅：“现在是过社会主义关，有些人就难过。比如说湖北省那么一个贫农出身的党员，他家是三代要饭，解放后翻身了，发家了。当了区一级领导干部。这回，他非常不满社会主义，非常不赞成农业合作化，要搞‘自由’，反对统购统销。现在开了他的展览会，进行阶级教育，他痛哭流涕，表示愿意改正错误。”（《东湖情深—毛泽东与王任重十三年的交往》，第102页）。这段话有两处不妥，一是刘介梅只是马庙乡农机站长，而不是什么区一级干部；二是说他“解放后翻身了，发家了”，不知根据是什么？如果说有了“新衣、新家具”就算是，标准太低。即使是按照丰收的1956年光景，刘介梅家人均吃粮540斤，也仅为韶山公社书记毛继生所说的当地普通农民吃粮标准的三分之二左右，还是比过去低，远远谈不上“翻身了”、“发家了”。

毛泽东对“忆苦思甜”很感兴趣。他于1959年回家乡韶山时呛白昔日同学、好友邹普勋的儿子邹长卫时也是这样。邹说：“每餐吃四两米。”毛泽东告诉他：“现在餐餐还有三、四两，总比过去吃百家饭（指讨米）好。至于人民公社化之后，粮食亩产比1949年以前还低，农民每天吃粮比以前数量还少，却不愿提及（参见拙文《1959年毛泽东回故乡，一次不成功的农村调查》）。

《东湖情深—毛泽东与王任重十三年的交往》的作者章重讲述了这个故事，同时为了维护毛泽东以及湖北省委、黄冈地委、黄冈县委主要领导人的正确，依然说“当时对刘介梅的思想讨论虽然有不尽妥当之处，但这种现身说法的忆苦教育，是对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的生动而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第103页）。刘介梅家祖孙三代在1949年以前是不是年年都出门讨饭，现已无从察考。但“忆苦教育”确实成为毛泽东时代经济效率低下，日用品供应紧张，民众生活困苦甚至有时连温饱也难以维持的“挡箭牌”。笔者在“文革”期间多次参加所谓“忆苦思甜”活动，每每见到“苦大仇深”的老贫农说着说着就控诉起“三年困难时期”饿肚子的光景。“二战”以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经济都在迅猛发展，像中国这样靠剥夺农民以取得原始积累，让广大民众过苦日子的情况却不多见。对刘介梅的批判，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抑制农民需求的一次舆论预演。1958年因地方干部频频“放卫星”、“报假账”致使国家征购粮、出口粮数量一长再长，其后农民因口粮不够吃而大批死亡的现象皆是其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就连主持对刘介梅思想讨论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1959年也不得不反思：“最近到麻城、新洲去参加劳动，看到农民面有菜色。去年大丰收，为什么群众反到挨饿了呢？”（《毛泽东在湖北》，第11页）。章重在近半个世纪之后仍然称颂毛泽东、王任重、章一等各级领导人“对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的生动而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性。如果这种“教育”的目的是让广大农民兄弟姐妹饥馑而死，让广大城镇居民半饥半饱，则显示出当时的中央和地方干部对广大农民生活质量乃至生死存亡的非“人性”态度。章重于2004年在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东湖情深—毛泽东与王任重十三年的交往》时，依然没有放弃“革命牺牲理论”，为“忆苦思甜”教育方式辩解，可见从反人性到回归人性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与毛泽东及武汉东湖宾馆相关联的另一个人是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

蒙哥马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雄，曾在北非和欧洲第二战场上担任重要指挥官的角色。1958年，退役后的蒙哥马利产生了到中国看一看的想法。1960年5月，他第一次访华，仅仅5天时间，感到意犹未尽。临走时，他向周恩来总理表示，很想再来一次以便进一步了解中国。周恩来表示欢迎。1961年9月，蒙哥马利第二次受邀访华，先后访问了包头、太原、延安、西安、三门峡、洛阳、郑州、武汉。蒙氏访华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想验证国外盛传的中国发生大饥荒的事实。1961年，毛泽东在接待来访的法国社会党领袖（后来的法国总统)密特朗时，针对西方世界有关中国发生大饥荒的传言说，“我再重复说一遍，中国没有饥荒。”（周宇新《1961年，毛对来访者说：中国没有饥荒》）中国有关部门也有意识地组织一些外国记者撰写了一批“中国没有饥馑”的新闻报道。为了验证这些情况，这次蒙哥马利在延安特别起了个大早，散步到自由市场，同那些卖镰刀蔬菜的人广泛交谈，而后又走进了路边的男子公共浴室，审视着浴池里的一个个裸体。陪同人员大为惊讶，不明白这位元帅为什么对公共浴池感兴趣。从浴室出来后，蒙哥马利说：“这里的人肌肉都很好，丝毫看不出饥饿的现象。”（史诚《蒙哥马利元帅两次访华毛泽东用英语问好》，《环球时报》2008年11月21日）。

毛泽东很重视蒙哥马利的来访。1961年9月23日，蒙哥马利从北京坐专机抵达武汉。一直陪同蒙氏访问的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晖和总理办公室秘书浦寿昌已先到“梅岭一号”向毛泽东汇报了蒙哥马利在中国参观访问的情况。晚上18：30时，蒙哥马利来到了风景秀丽的东湖，先与毛泽东共进晚餐，然后交谈。

毛家“小灶”厨师程汝明回忆自己筹备这顿晚餐的情况时说：“我接到任务后，就开始进行宴会的准备。因为是接待外国客人，所以免不了有几道西餐菜式及一些点缀。

宴会的菜谱是六道凉菜、四道热菜。

6道凉菜是：花篮红鱼籽（由鸽蛋和鱼籽做成）、酿鸽子（鸽子去骨，放肉馅、虾泥、蟹泥等）、奶酪虾卷（生菜垫底，虾煮后去皮、籽，浇上汁）、烤猪排、麻辣牛肉、什锦色拉；4道热菜是：烫片鸭子、铁板扒桂鱼、牛肉扒、炒豆苗（参见《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3页）。

吃完饭后，蒙哥马利对主席说：“我吃的太饱了，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饭菜。”主席笑着说：“这顿饭不是我们的人做的。”这时，吴旭君来问主席：“主席吃好了没有？”主席笑了。吴旭君又问：“主席，您笑什么？”主席说：“今天的菜不是咱们的厨师做的吧？”吴旭君跑去问我：“今天的菜到底是谁做的？”我回答说：“那还能有谁，今天的菜当然是我们做的。就是临场发挥，点缀点缀，把以前学的东西搬上去了。”（参见《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3—14页）

24日，毛泽东与蒙哥马利再次会见。下午17时，毛泽东邀请蒙哥马利坐船看他在长江上游泳。在船上，他向蒙哥马利介绍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说他是农民出身，没读过书，打仗很勇敢。晚上，毛泽东突然来到了蒙哥马利的住处。一见面，毛泽东就说：“为你送行，送给你一件礼物。”蒙哥马利接过毛泽东的“赠蒙哥马利元帅”——《水调歌头•游泳》词手迹。

应当说，邀请蒙氏访华的目的达到了。蒙哥马利认为他已经了解中国并无饥馑的“真相”。孰不知道连中国首都北京的居民也从1961 年1月份每人发肉票2张，每张供肉0.2斤；春节另发肉票1张，供肉0.2斤。从4月起用熟肉、鸡、鸭、鱼罐头顶替肉供应。从 6 月至年底对居民暂停猪肉供应（北京《副食品商业志》第一篇·第一章·第三节）。他所吃的那次大餐，多日不闻肉味的北京老百姓根本就请不起。

历史证明，带着“中国没有饥荒”的印象回国的蒙哥马利，闹了个“瞎子摸象”的大笑话。

对于毛泽东来说，刘介梅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蒙哥马利是久闻其名，方见其人。李达不同。他是中共“一大”代表，与毛泽东相识数十年，算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又是中国哲学界的知名人物。

毛、李在东湖宾馆相见是因为“1958年，湖北鄂城县委门口贴了两条标语。一条是‘宁肯少活十年，不愿落后一天’!另一条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兼中国哲学学会会长的李达得知后，认为第一条是表示决心，害处不大；第二条是唯心主义，属于哲学问题。他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有条件的。适逢毛泽东来武汉考察，李达抓住机会，便请时任湖北省政府副秘书长兼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的梅白陪他去见‘润之’”。

“李达一见毛泽东，并不寒暄，劈头便问:‘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句话通不通？’梅白赶紧解释说标语是武汉大学学生在下乡搞调查时发现的。毛泽东要梅白写出这个口号来。梅白说，我也收到群众来信，请求公开批判这个口号。我以‘龚同文’名义写了《论口号不能乱提》。毛泽东看后说:‘这个口号同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一重性不好理解，一重性是讲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且用红军长征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等历史事实来加以证明。”

“李达听得不耐烦，打断了毛泽东话，说:‘你的时间有限,我的时间也有限。你说这口号有两重性实际上是肯定这口号是不是？’”

“毛泽东当即反问:‘肯定怎样？否定又怎样？’”

“李达气冲冲地说:‘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我虽然没有当过兵，没有经过长征，但是我相信，一个人要拼命，可以以一挡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要有地形作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无限大的。现在人的胆子太大了。润之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

“梅白见李达越讲越激动，未等他把话说完，便碰了碰李达的腿，示意他不要再讲了。不料，这个动作被毛泽东发现了，他也生气地说:‘小梅，你不要搞小动作，你让他说，不划右派。’”

“李达继续说:‘你脑子发热，达到39度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40度、41度、42度……这样中国人民就要遭大灾大难了。你承认不承认？’”

“毛泽东听到这话就坐不住了。梅白见天色已晚，就叫卫士长李银桥准备饭菜。李达执意要走，说:‘我不吃饭。我是校长，大跃进饿不了饭……。’”

“毛泽东只好说:‘小梅,你送老校长回家。今天他火气很大，我火气也不小。’说完，又对李达说:‘你说我发热39度，我看你也有华氏百把度了。在成都会议上我说过，头脑要热又要冷，你问梅白。’”

“李达说‘对，现在你先下马!’”

“在回家途中，李达对送他的梅白说:‘My dear younger Mei(亲爱的小梅)，毛泽东的两论都好，却想不到现在把主观客观颠倒至如此程度！他说斯大林‘三七开’，他自己将来如何开？！他的根本东西是创建了党,创建了人民军队，进行武装斗争。不仅开辟了革命根据地,而且强调了统一战线。这些都是无可非议的。毛泽东思想的价值就在于她善于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而能够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但是如果不能正确地说明世界，就不能正确地改造世界。首先得弄清楚情况才好下决心，你劝劝毛主席吧！’”

“梅白送李达回来,毛泽东对他说:‘小梅，今天我们两个老家伙很不冷静，这在你们青年同志面前示范作用不好。我肝火大，差点与李达干起来，但我还是压制。’”

“毛泽东带着自责的口吻接着说:‘我现在在认识论上发生了问题，离开客观走向主观唯心主义。我和李达的争论，我是错误的。’”

“梅白向毛泽东转达了李达在路上说的那些话。毛泽东听后说:‘很好！’”（储建国《李达批评毛泽东》）

毛泽东与李达之争发生在什么时间？查1958年毛泽东到武汉，共有3次。一次3月29日至4月12日；一次是9月10日至15日；一次是11月21日至12月28日（《毛泽东在湖北》，第330—第333页）。从时间上看，3、4月份是成都会议刚刚召开过不久。成都会议虽然再一次批判了1956年的反冒进，在全国农村掀起更大的跃进高潮，但各地大放“卫星”，搞浮夸还是从夏天才开始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样的口号不可能这么早就提出。当年9月，毛泽东视察了武汉大学等几所学校，令人奇怪的是，只有武汉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刘仰峤、副校长张勃川两位校方领导相陪（《毛泽东在湖北》，第245—第251页），身为校长的李达不在其列。对照8月份毛泽东在河北、河南、山东视察人民公社，尤其是他沿途盛赞公社“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还考虑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二卷，第84页），在“热气高，干劲大”的火热形势下，他不可能承认自己“在认识论上发生了问题，离开客观走向主观唯心主义”，说出“我和李达的争论，我是错误的”这样的话。那么剩下的就是11月21日至12月28日这段时间。这期间住在南山甲所的毛泽东都做了些什么？11月21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武昌召开。会上既批了“共产风”，也着重讨论了浮夸风和高指标问题。毛泽东本人也强调中央、省、地领导都要有个清醒的头脑。特别是12月1日，他撰写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谈到了冷与热的关系：“可能性与现实性是两件东西，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头脑要冷又要热，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筋头，这些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另有一些人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对这些人，应当使他们的头脑慢慢热起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57页）这些看法与他跟李达他讨论“发烧”问题的态度是一致的。所以李达在11月底到12月期间到南山甲所去见毛泽东比较可信。

但说到“梅白送李达回来，毛泽东对他说:‘小梅，今天我们两个老家伙很不冷静，这在你们青年同志面前示范作用不好。我肝火大，差点与李达干起来，但我还是压制。’毛泽东带着自责的口吻接着说:‘我现在在认识论上发生了问题，离开客观走向主观唯心主义。我和李达的争论，我是错误的。’梅白向毛泽东转达了李达在路上说的那些话。毛泽东听后说:‘很好！’”他是不是有过这种态度，说过这些话，令人生疑。

林彪曾称毛泽东为“拗相公”,意思是说他很难改变自己的观点，承认自己错了。毛泽东在1958年11月举行的武昌会议上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纠左”，反对浮夸和高指标，但显然是对“热”与“冷”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为了保护“冲天干劲”（热）而不愿意完全肯定“科学分析”（冷）。如果当时就认识到自己有错，甚至提到在认识论上“离开客观走向主观唯心主义”的高度，接下来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1959年3月，毛泽东在上海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进行了一些调整。7月，中央在庐山举行会议，否定“大跃进”的彭德怀等一批领导人被打成反党集团分子，接着在全国各地开展反右倾运动。1960年1月，毛泽东在上海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1960年还将是个“大跃进”。

毛泽东与李达在武汉的最后一次交往是在8年之后，不过两人并未见面。

1958年9月12日下午，毛泽东参观了武汉大学的化学系、物理系工厂区，得知大学生们都参加了教育、科研、劳动生产工作三者结合为一的“教育革命”，仅化学系就有30多个工厂，其中在炼焦厂的学生每天分为两班，每班工作12个小时。对这个今天看来荒唐至极的所谓“教育革命”，毛泽东兴致勃勃，予以肯定（参见《毛泽东在湖北》，第245—252页）。校长李达却对这场闹剧式的“教育革命”由沉默、抵制到公然持反对态度。１９６１年武大党委开展整风，由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朱劭天主持，其后积极推动“教育革命”的武大党委第一书记刘真，副书记侯福珍、罗鸿运都被调离，改由朱劭天担任武大党委第一书记。朱、李二人在工作上配合颇为默契。1963年，当年陪同毛泽东视察武大的刘仰峤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主管文教。他想把被调离的侯福珍、罗鸿运二人重新调回武大担任副书记，李达不同意，一直闹到高教部部长杨秀峰那里，以致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不得不出面将调动取消。李达从此成为中南局、湖北省委领导人心目中的“另类”分子。

1966年４月１０日，在毛泽东准备发动“文革”的前夕，中共中南局广州举行“中南局学术批判座谈会”。１３日，第一书记陶铸在会上讲话说：“这是一场很大的仗，中南局下了决心要打”，“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反对我们内部的修正主义。”谁是修正主义的代表？他点了武汉大学李达、中山大学容庚和刘节的名字，并且与王任重商量向武大派遣工作组。

２５日，王任重在湖北省“学术工作会议”上作报告，说：“武大哲学系，哲学史学四年，马列主义只学一年，毛主席著作只学六周。”“工农调干学生为反对学哲学史，被迫退了学。这是共产党干的事么？”２８日，时任武大党委书记的庄果宣布省委确定武大为“教育革命”的试点，派人会同武大党委成立“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王任重特别指示，要把李达斗倒，关键在于做好知情人的工作。于是，包括李达的编书助手、秘书、警卫、司机以及与李达有工作关系的教员和干部，都被追逼写交待、揭发材料。６月１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并在《人民日报》发表。两天后，武大召开全体师生员工的紧急动员大会，庄果宣布：“我们学校也有一个‘三家村’黑店，李达、朱劭天、何定华是它的三个大老板。”

76岁的李达从此沦为“阶下囚”。

批判李达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举行各种群众大会，李达被叫到会场上接受批判，被按下头认罪。二是在报刊上发表各种声讨文章。但一开始报刊电台并没有点李达的名字。其中原因，王任重在“文革”中向群众组织“交待”时透露了答案，他曾经三次请示过毛泽东。第一次是在杭州会议期间，他问毛泽东“李达可不可以批判”，毛泽东不表态；第二次是在上海会议期间，毛泽东仍不表态；第三次问，毛泽东才说：“既然群众要求批判，在校内批判一下也可以。但不要点名，也不登报。”因此有一段时间湖北报纸、电台对李达的名字都冠以“某资产阶级‘权威’”。

６月３０日，李达被湖北报刊、电台公开点名揭发和批判。两天前，毛泽东刚刚从长沙来到武汉，入住“梅岭一号”。虽然目前无从得知对李达从“不要点名”到“公开点名”之间，经历了什么样的决策过程，但从常理上说，如果不是得到毛泽东本人的许可，极少有人敢突破他设置的界线。

7月16日，毛泽东游长江。李达从门外雀跃的小孩那里知道了这一消息。负责“管制”李达的武大教育工作队让刘秘书探听李达的想法。李达说:“毛主席在武汉，可我现在这个样子，不好去找，去，也可能不会接见我。问题这么多，毛主席怎么包得了！”

但李达的病情越来越重。他对刘秘书说：“你帮我一次忙，不知肯不肯，就帮这一次忙。”刘问：“什么事？”李达说：“我血压这么高，随时都可能脑溢血，今天气喘病又发作，这是心力衰竭的征兆。我７６岁了，死了算啦，你帮我一个忙，救一条命，毛主席在武汉，给我送封信到毛主席那里去。毛主席住在东湖宾馆，内有冷气设备，你去找。”

随即，李达用毛笔亲笔写了一封信。信封上写：“送呈毛主席武汉大学李达”。信纸上写：“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此致最高的敬礼！李达七月十九日”。

关于这封信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武汉大学的宋镜明、何文撰写的《真情留楚天》一文记叙的是：“主席：我有难，请救我一命。李达顿首七月十九日”（《毛泽东在湖北》，第143页）。

不管哪封信的内容为真，李达的核心想法都是希望当年一同参加过党的“一大”的老相识救命。但这封信送到“润之兄”手里极难。拿到信的刘秘书把信交到武大书记庄果手里。庄果让刘秘书告诉李达，说信已经送到毛主席那里了。李达怀疑地问：“信是否真送到了？”刘秘书说：“怎么没送到？毛主席住的地方还有绿色篱笆呢。”李达似乎还不放心地问：“有收条吗？”刘秘书愣了一下，说：“信交给了警卫，他说给主席的信是不给收条的，他保证送到就是了。”

10天之后，这封信终于换了个信封，走机要途径寄往北京。

李达不知道从武大到梅岭一号近在咫尺的路途上，一封信竟要“走”那么久，也不知道毛泽东７月１８日晨已离汉回京，更不知道王任重于１７日晚上在东湖召开省委常委会，一举通过了《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

8月10日，毛泽东得知李达请他“救命”。这是一张条子：“李达（武汉大学）要求主席救他一命。”是收到武大所寄李达给毛泽东救命信的工作人员写的。毛泽东批示：“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陶铸也批示：“即送任重同志”。

据王任重和时任湖北省长的张体学说，毛泽东此时还是要保李达的命。他曾当面指示王任重：不要把李达整死，要照顾一下。王任重保证：“武大的革命师生决不会对李达采取过分的行动。”参加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省长张体学也传达了对李达问题的两点指示：毛主席说李达是没有什么用了，我相信武大革命师生是不会对李达采取过火行动的。

８月１６日，张体学在武大师生员工大会说：“李达，过去我们叫他李老，现在我们叫他老不死。他现在已经搞臭了，你们再用不着斗他了。你们一定要相信省委，把他交给我们处理。让他进博物馆，吃饭、睡觉、拉巴巴！你们也可以回家看妈妈。”

但在武大教育工作队掌控下的李达并没有享受到“吃饭、睡觉、拉巴巴”的“优待”。

当时，校卫生科停止了对李达的公费医疗，连糖尿病需经常服用的Ｄ８６０药也停止供应。８月上旬，他多次请求自费住院检查、治疗，没有得到批准。８月１３日晨，李达在卧室突然摔倒；１９日晨，又高烧３９•４℃，从床上摔下；但直到２２日早上，奄奄一息的李达才被送往武汉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并不准夫人石曼华前去护理。身为6级高干的李达化名“李三”被安排入住普通病房。２４日，李达病逝。次日尸体被火化。当天晚上，武汉大学校文革召开全校师生员工“愤怒声讨地主分子李达”大会，宣布李达已死，宣读了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关于《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以及《关于开除李达党籍的请示报告》的批复：“同意你们给予李达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戴上地主分子帽子、进行监督改造的决定。”（以上关于李达之死的内容主要依据湘人《文革中的李达与王任重》）

武汉大学的宋镜明、何文撰写的《真情留楚天》一文谈到李达之死时说：毛泽东与李达这一对亲密的战友永远地分别了。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忘记他。1969年4月，九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讲话中概括回顾党的历史时，讲了党的“一大”代表情况，特别提到了李达，说他是党的创始人，在当武汉大学校长，前两年去世了。毛泽东没有重复林彪、康生强加给李达的所谓“地主份子”、“叛徒”等罪名。从此，李达的问题有了松动。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1974年1月13日终于举行了“李达同志追悼会”（《毛泽东在湖北》，第144页）。

以上文字并不真实。

其一，毛泽东虽然在接到李达的“求救书”后，提出不要把李达整死，但没有提出任何保护措施。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省长张体学传达了毛泽东的意图，却没有采取任何有效办法。可以说，毛泽东除了表示报刊、电台在一段时间内不能点名，要求不把李达整死之外，再没有做 “亲密的战友”应做之事。

其二，李达之死与林彪、康生没有任何关系，纯系在武汉大学荒唐的“教育革命”和李达与省委多年矛盾的背景下，陶铸、王任重等人对李达进行宗派斗争的结果。他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戴上地主分子帽子，进行监督改造都是发生在陶铸、王任重权力范围之内的事。除了毛泽东一度不同意点名批判，后来又说李达没什么用了，但相信武大革命师生是不会对李达采取过火行动的话，目前并无证据表明中央其他领导人插手李达案，更没有任何证据说是林彪、康生强加给李达“地主份子”的罪名。至于“叛徒”一说，根本没有在正式文件上出现过。

其三，说毛泽东没有忘记李达，在1969年4月九届一中全会上还特别提到了他，认为他是党的创始人。奇怪的是，毛泽东对李达的肯定与李案平反似乎毫无关系。此时，主张斗倒李达的陶铸、王任重甚至湖北省委、武大党委的领导大部分已被打倒，武大一些群众组织也公开提出要为李达“翻案”，但一直拖到1974年1月13日才举行“李达同志追悼会”，“没有忘记李达的亲密战友”毛泽东对此有什么影响，始终是个谜。

据说，王任重晚年时，曾说过自己对不起两个人，其中一个便是李达(《文革中的李达与王任重》）。既有此悔，何必当初？


三

毛泽东在东湖宾馆里并非全是平静的日子，也有惊心动魄的时光，这就是著名的“七二O”事件。

196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各地军队开始介入“文革”。在武汉，当时有“百万雄师”及与其对立“工人总部”、“三钢”、“三新”等两大派组织。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以及直接介入“支左”的独立师支持“百万雄师”一派，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下属组织，并将其头目和骨干抓了起来。武汉的武斗规模在6月中旬迅速扩大，“百万雄师”有组织有计划地对武汉造反派学校、工厂、广播站进行武装扫荡，态势日益严峻。26日，中央文革、军委文革电武汉军区：“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极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

７月１０日,周恩来对他的秘书们说：“主席对我讲，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 又说：“近二十多天，武汉没有发生什么事，两派之间的武斗已经停止，武斗器械也陆续上交。这说明什么？说明陈再道和钟汉华可以控制武汉局势。解决武汉问题，依靠力量还是武汉军区……”（《微行—杨成武在１９６７》）。但从安全考虑，林彪、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都不同意毛泽东到武汉，不同意他去长江游泳。毛泽东定了的事，轻易不容改变。武汉之行还是实现了。

据陈再道回忆：林彪和王力、关锋、戚本禹合伙炮制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十条命令”公布后，“武汉地区的形势出现了反复，前一个阶段抓的坏头头和骨干分子，大部分都放了出来”，“标语、漫画、大字报覆盖全武汉市，颇具火药味，什么‘彻底粉碎带枪的刘邓路线！’‘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油炸陈再道，火烧钟汉华！’等等，举目皆是。”（《毛泽东在湖北》，第19—20页）可见明确支持“百万雄师”的陈再道在武汉的日子并不好过。

毛泽东并无意打倒陈再道，但希望陈检讨过去的支左错误，支持造反派，这样造反派就会拥护陈。

７月１４日凌晨２时半，周恩来、李作鹏乘专机赴武汉，为毛泽东打前站。清晨，周恩来入住东湖宾馆“百花一号”，决定由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刘丰负责毛泽东的安全，还把原来属于“百万雄师”一派的宾馆工作人员换成另一派。中午，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解决西南问题的中央代表团也从重庆赶到武汉，入住“百花二号”。陈再道和钟汉华则住进了东湖宾馆乙所。

晚上9时，代总长杨成武、中办主任汪东兴和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等人陪同毛泽东乘专列抵达武汉。周恩来让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刘丰陪他去接站。毛泽东到达东湖宾馆后，跟以往一样入住“梅岭一号”。

谢富治以为毛泽东当天晚上要休息，反正没事，天气又太热，不如出去转转，便带领王力、余立金和工作人员步行上街去看大字报，结果被群众认了出来。群众以为中央来人要解决武汉问题，对立的两派都贴出了欢迎标语。谢富治、王力回来后报告了周恩来，周说，这也好，群众正怀疑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灯亮了，这样正好说是你们来了，以便保护主席的安全。

15日上午，毛泽东在“梅岭一号”听取关于西南情况的汇报，主要是谢富治讲，王力补充。当事人王力回忆说：直到这时，主席才说他要坐镇武汉，就地解决武汉问题，要代表团作有关准备。总理原定15号当天要赶回北京，我很着急，向主席请求：总理不要走，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我们都不知道，帮助主席处理武汉问题没有把握。主席先问总理的意见，总理同意留下。主席说，好。主席提出了中央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要先从部队解决。我请求总理亲自解决大军区的问题，方针解决了，我们除了保卫工作外，再协助主席作点具体工作，主席和总理都同意了。

从15日下午到17日，周恩来主持武汉军区党委扩大会，听取汇报。

几十年后，人们对当时究竟讲了哪些话，很少说的很具体，陈再道、王力的回忆都很笼统。而据参加会议的武汉独立师政委蔡炳臣说：“中央首长来了四天，听了三天汇报，作了一天报告。我和师长本来是代表大家意见去向中央首长汇报的，但一看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取大家的汇报。钟政委在汇报时说一句，总理问一句，问得钟政委答不上来，只好把汇报提纲放在一边作检讨”。

周恩来本着毛泽东指示的精神劝说陈：文化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犯了错误；错了改正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要打倒你们。主席对此都已经表态了嘛！陈再道不知周的讲话原则是毛泽东定下来的，十分抵触，当场对要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表示不服气，扬言让总理去调查嘛。又说：“毛主席自己说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军队战士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这三个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的，要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甚至“拍桌子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我还不知道”？空15军军长方铭在1967年8月进城组建武汉警备区时，也给造反群众回忆了当时拍桌子的情景：在陈司令说军区想不通，“百万雄师”工作更难做，周总理回答说：你不要用“百万雄师”来压我，不要说百万，你就是“千万雄师”我也不怕（徐海亮《武汉“720”事件真相》）。

武汉军区领导人的汇报搞成这个样子，原因相当复杂。既有性情鲁直的陈再道不理解自己为什么犯了错误，为什么要支持造反派组织，在思想上比较抵触的原因，也有此次中央来人，周恩来未通知陈再道到机场迎接，又将保卫工作交给武汉空军的刘丰，把宾馆内“百万雄师”观点的服务员换成造反派观点的，令陈、钟以及武汉独立师的领导心里不高兴，认为不相信他们等缘故。

１７日，毛泽东发话了：“（造反派群众）真正要打倒陈再道，怎么行呢？错误改正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陈再道就是不动脑子，少政治”。

当天深夜，“（杨成武）刚从周恩来那边过来”，“将几页纸交毛泽东”，并说“……总理有个总结讲话，这是总理拟的讲话提纲，请主席审阅”。由于事关重大，时间也紧迫，“毛泽东破例地没有留下处理，当即看一遍，还给杨成武说：‘同意，他讲吧。史无前例么，没有经验，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微行—杨成武在１９６７》）

18日，周恩来根据经毛泽东审看过的发言提纲在武汉军区会议上做了总结，其中在后来引起争议并直接触发“七二O”事件的“四点意见”（其实是“八点意见”，陈、钟以及独立师、“百万雄师”最反对的是前4点，后4点略）如下：

第一、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错误的是工人总部的解散。中央建议陈再道和钟汉华进行自我批评。出图片，是严重打击，压制了群众，要彻底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

第二、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

第三、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你们解散工总可能受我指名的影响。　

第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起来可能进行报复，这个工作中央帮助来做（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第１９６页）。

据说，陈再道也当场表示想不通，指着周的讲稿扬言：“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

晚上18时，周恩来带二人去“梅岭一号”见毛泽东，在座的还有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杨成武等人。“文革”后，陈再道对15至18日的汇报会，甚至他跟周恩来拍桌子的情形大都语焉不详，对于见毛泽东的情节却描述颇细：

“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这个人有话就直说，不会藏着掖着，也不会拐弯抹角。由于我思想不通，说话时有点气呼呼的。“方向路线错误怕什么？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都是方向路线错误。”毛主席笑着解释说，显得很轻松，因为在毛主席看来，犯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

“要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们马上开大会检查。”听了毛主席这么一说，我沉重的心情轻松了很多，赶忙向他表态。

“那可不行，你可不能开大会。你一开大会就下不了台了。你就写个东西，到处去发。”毛主席笑着给我出主意。

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要做好工作，慢慢来，不要着急，首先把部队的工作做好，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毛主席说这番话时显得很沉重，显然，他为武汉及全国各地迟迟不能进行“大联合”和“三结合”而担忧。

我直来直去地说：“中央文革有威信，解决武汉问题，希望中央文革能讲话。”坐在我们对面的王力，以为我们是在将他的军，一副满脸不高兴的样子，说：“‘百万雄师’就不听中央文革的。”（参见《毛泽东在湖北》，第22页）

王力的回忆却不承认自己说过这句话，说：“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而是毛主席说的。我有记录，在场的人很多，可以作证。当时主席接着陈再道的话说，这要看什么人，我看‘百万雄师’就不一定听中央文革的。”

毛泽东对陈再道、钟汉华说：“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做工作，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要做到拥护你们为止。”

毛泽东又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参见《毛泽东在湖北》，第22—23页）

晚上9时半，会议结束，

会后，周恩来认为陈、钟二人已接受了中央的意见，武汉的局势可以稳定下来，吃过晚饭后便连夜乘机返回北京。临行前又让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和政委肖前绝对负责主席的安全。

当晚，谢富治、王力等人到水利学院向造反派组织发表讲话。其中王力讲了这样一段话：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释放被抓的造反派；造反派是革命派、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后来被称为“四点指示”（其内容与周恩来所讲的“八点建议”前半部分相同）。

陈再道回忆说，当晚在返回乙所的路上，他对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仍然没有从思想上搞清楚。但想归想，一回到乙所，“我和钟汉华决定尽快落实毛主席的指示”（《毛泽东在湖北》，第23页）。

第二天陈、钟二人确实按中央的调子认错，起草、印刷公告，释放造反派头头，但在其他方面并没有“尽快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做军队及“百万雄师”的工作。陈再道后来在检查中说：“（我）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主席七月十八号的指示，要我们做好部队工作，做好‘百万雄师’的工作，也未传达，也未去做。”钟汉华也在检查中说：“周总理的指示，再三交待不要向下传达（他的18日讲话），我批准（独立师政委）蔡炳臣传达了。”正是这个没有预先做任何思想工作的鲁莽行为，成为事件爆发的直接导火索。

据事后揭发，18日独立师常委开会研究决定，19日上午各团级干部参加传达周总理对武汉运动的指示。深夜，师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到政委蔡炳臣家开会，第二天突然扩大了传达范围，通知机关排以上干部、直属分队连以上干部、部分支左人员参加会议。19日下午，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王力回忆说，谢富治与自己都参加了这次会议。谢传达了周恩来7.18讲话精神，自己讲的是理论问题，从“文革”发展的历史说起，说要理解文化大革命。我讲了“你们这些师级以上领导干部，对文化革命一点也不理解，像小学生一样，需要上文化大革命第一课，从ＡＢＣ讲起。”这些话武汉军区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不爱听。期间，怒气冲冲的独立师蔡政委、牛师长相继离开会场。牛回到师作战部，大发怨气，摔桌子椅子，大叫“拼了”。

下午16时，一些独立师的战士冲进军区大院，随后战士越来越多。军区负责人做战士工作，又派人找牛、蔡二人，要他们去做工作。独立师副师长、副政委到军区大院劝说战士，说“你们不通我们还不通呢，快回去”！19时，冲进军区大院的独立师战士强硬要求谢富治接见，质问王力凭什么把拥有120万人的群众组织（指“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后来独立师6台宣传车倾巢而出，跑遍了武汉三镇……。

也就是在19日这一天，武汉军区有人让另一群众组织派小车将“百万雄师”主要负责人接去，告诉他：毛泽东就在东湖，有什么问题，可将自己的意见向中央反映。

“百万雄师”对独立师立即予以呼应。19日晚上10点左右，“百万雄师”硚口区分站的宣传部副部长汪洋赶到联络总站，随后以来到达军区大院食堂，总站头头杨道安、孙德洲主持会议，杨说：“今晚中央来汉首长接见，我们与王力谈判。……谈判时要做好记录”。20日2时，独立师作战科长在军区会议室召集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开会，商议和组织了揪斗王力事宜，定下首先冲击东湖宾馆西门和北门的计划。

20日凌晨，住在“百花二号”的谢富治已经休息，代表团其他人员正在听王力传达毛泽东的讲话。突然“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许多人乘坐吉普车和3辆大卡车，拿着枪支、长矛、大刀冲进了东湖宾馆。此时东湖宾馆的外围警卫仍属独立师负责，8341部队只控制“梅岭一号”的3座楼及附近树林、要道。“百万雄师”的头头朱兆强、班尔杰、罗得胜、夏菊花等人包围“百花二号”后，随即冲进楼来，点名要谢富治、王力出来见面。住在一楼的代表团工作人员张根成、井岗山、吴介之、尹聚平、胡慧娟等人堵住了楼道，双方发生冲突。几个工作人员们都挨了打。朱兆强、班尔杰又带人冲上了二楼。

据戴维堤（他与在场的尹聚平后结为夫妇）描述，此时宾馆门口又陆续开进来几辆汽车，冲进来许多人，大门警卫形同虚设，而附近100余米的“梅岭一号”楼里就住着毛泽东。情况十分危急。

陈再道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7月20日上午，被（谢富治、王力擅自支一派压一派）激怒了的群众几百人愤怒地冲进东湖宾馆，要求王力出来回答问题，我上前力争劝阻，这些人先是对我一阵拳打脚踢，然后又强行将王力塞进汽车拉走了。”（《毛泽东在湖北》，第23页）

“百花二号”距毛泽东居住的“梅岭一号”只有百余米，离杨成武居住的“百花一号”也近在咫尺。在寂静的凌晨，吉普车、大卡车的马达轰鸣，几百人喊口号、争吵和打人、抓人，人声鼎沸，打破东湖宾馆贯有的幽静。它对梅岭一号和百花一号有多大影响，毛泽东、杨成武对此有什么反应，至今还没有正式公布的资料。

《微行：杨成武在1967》对这事的说法是：

（7月20日）又是杨成武吃罢早饭之际。不过，睡得晚，起得晚，早饭后已是日上三竿。

又是谢富治匆匆赶来。这次不是慌迫，而是神色严峻，走到身边才说：“出事 ‘百万雄师’和部队许多人包围了军区，冲击我们住的二号，把王力抓走。 ”

“警卫部队？”

“看来，他们是一气儿的。”

“你怎么出来的？”

“早晨陈再道来我这里，他刚坐下，‘百万雄师’的人也冲进来，要求回答问题。我和陈再道请他们出去谈，在房后一片草坪上。谈判中，我根据他们的要求，答应下午接见，回答问题。这时王力出来了，坐我旁边。‘百万雄师’这批人有一二百，已经准备走。可能王力出来的消息传开了，一下子冲来几百军人，动手打人，我和王力忙往回走，进门时，他们已经追上来。走廊两侧还有通道，是个十字形。在十字口，我猛一拐弯进屋，王力没经验，没拐弯，被他们一拥，从对面大门拥出去抓走，韩爱晶和谭厚兰他们几个也被拥出去了，我就忙跑到你这儿来。”

这段文字中，除了说韩爱晶和谭厚兰被“百万雄师”的人“拥出去”了，是闹了张冠李戴的大笑话外，说杨成武在嘈杂的喧闹声中能一直睡到日上三竿也难以令人信服。事实上，据时为中央代表成员之一尹聚平的丈夫戴维堤说，当时被抓走的除了王力，只有张根成和尹聚平。张根成被抓到独立师关起来，后来在周总理的命令下，才把人交出来；尹聚平在半路上乘人不备，跳下卡车逃走。只有王力最惨，被抓进武汉军区大院后，挨了打，腿也被打坏了。据说，当时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一个劲地劝部下们“别打了！别打了！”但根本制止不了。最后钟政委不得不向部下们下了跪，一边磕头，一边苦苦哀求部下们手下留情，以大局为重，放了王力。如果不是钟汉华的下跪磕头，王力可能会被当场打死。在钟汉华等人的帮助下，王力化装逃出，辗转藏身于驻武汉市的29师和武空。

在北京方面，７月２０日上午，“七二O事件”的情况被急报给正在北京钓鱼台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周恩来，周即告之可以根据情况把毛随时转移到安全处所，同时决定安排一下马上飞武汉。下午，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商议武汉问题及对策。《毛家湾纪实》说，“江青来到人民大会堂，十万火急地要见林彪……在江青之后，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姚文元也陆续到了林彪住的大会堂浙江厅，最后，总理也来了。……大约一小时左右，会议散了。叶群来到秘书值班室……作应急式的布置。”叶说“……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毛主席的安全。总理决定亲自去武汉，保护主席赶快向上海转移”。总后勤部长邱会作记得当时北京的情形是：“汪东兴、张耀祠连连向北京告急。周恩来知道后，从北京劝毛马上离开武汉。……总理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提议林出面给主席写封信，劝主席马上离开武汉。会议决定空１５军派部队赶赴现场。叶群开会回来告诉林：‘总理和邓大姐决定都亲自去武汉。江青要你和我也去，怎么办’？林彪说：‘闹这么大的乱子，我就不去，也没有本事处理。总理心脏不好，劝总理也不要去。江青自己为什么不能去？’……林彪看了武汉地区的军事地图后，和总理磋商，立即写了一封短信，劝毛速离武汉，并派我带上信立即乘飞机去了武汉。”

据吴法宪回忆，邱乘飞机于下午2时左右到达武汉，“之后邱会作由刘丰带往东湖宾馆，见汪东兴，然后再由汪东兴带着去面见毛泽东，当面把信交给毛泽东。送信的任务完成后，邱会作马上又乘飞机回到了北京。”（《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678页）

20日下午3时左右，周恩来座机和运送8341部队两个中队官兵的两架运输机北京起飞后，武汉“百万雄师”和独立师很快就知道了这一情报，派人乘车到达周恩来专机准备降落的王家墩机场，准备当面向周恩来告状，迫使他重新对武汉问题表态。

当时随行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说：“周恩来的座机在武汉王家墩机场低空盘旋时，见到机场上黑压压的人群，红旗招展。此时见机长走到周恩来身边说了些什么，飞机又拔高朝另一方向飞去。大约十多分钟后，我们便降落在一个军用机场，后来才知道叫山坡机场。飞机着陆时大约（下午）近5点钟，打开仓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乘坐两架运输机的8341部队的）解放军战士们好像比我们先到达几分钟。他们一个个浑身衣服都湿透了，但仍队列整齐，荷枪实弹地站立着作好战斗准备。”

当事人吴法宪却说“在（周恩来）飞机飞往武汉的途中，我突然接到刘丰的电话，说几十辆汽车冲进了周恩来的飞机预定降落的王家墩机场。这突如其来的情况让我紧张起来为了保证周恩来的安全，我要飞机临时改降落在离武汉大约六十公里的山坡机场。山坡机场的条件远不如王家墩机场，在那里降落有一定的风险，但我当时别无办法。”（《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678页）

在山坡机场，周恩来通过电话向在王家墩机场的刘丰问讯情况，刘随后赶来商量进城办法。由于“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人见不到周的专机，逐渐散去，危机解除。最后还是飞机还是飞回王家墩机场，天黑后由空司作战科长带路进城。晚上，中央代表团成员张根成看见周恩来戴黑眼镜穿军装进入百花一号，立即与杨、谢、李、汪、余商量确定安全转移毛泽东的办法，旋即去毛处，劝他转移。

对于劝毛泽东离开武汉，《微行：杨志武在1967》是这样描述的：

“主席啊，”一见面周恩来说，“为安全问题，是不是暂时离开武汉！”

毛泽东还是摆手：“我哪里也不去。就在武汉。”

周恩来一个眼色，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便各呈理由劝说毛泽东尽快离开武汉。谈到武汉市里的混乱，谈到“百万雄师”和部分军人的游行及情绪，分析社会的复杂性，特别是用毛泽东“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说服毛泽东。拖到晚八点，杨成武说一句带兵打仗的话：“主席，你多次讲过，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武汉问题不是一天两天能看清，能解决的，‘旁观者清’，离开一下，可以从容调查解决。”

毛泽东无语。他忽然记起那部“大书”上的话：“人主时为微行以避恶鬼。”

周恩来见毛泽东不再说反对话，便及时上前：“主席，中央的同志都主张你暂时离开武汉，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为党负责，为国家负责，就这样决定吧。”

“那好吧。”毛泽东终于同意，“我到上海。”

杨成武忙问：“天上走，地下走，水里走？”

“天上。”毛泽东定下决心。

众人松口气，忙做走的准备。这已是晚八点多。

据当事人说，半夜后，总理从主席处回来，吃过饭躺下睡了。不久周起来，问张根成那里有安静点的电话可以用，要找孔庆德副司令；张答在楼下有电话，带周找到电话。周接通孔，问“到了没有”，孔答“早就到了”，周生气说：“我跟你交代什么啊！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这个人这时到这里干什么来了”！孔作解释，与周汇报军区安排。周说“算了！到了就好，到了就好”！放下电话，一拍手（周轻松愉快时的习惯动作）说“到了就好了，睡觉”！刘、孔保证落实了中央安排，周落实了在武汉军区和空军的保护下转移毛泽东的措施，而且，空军政委余立金及秘书也落实了“空中走”的方案与工具，周恩来一阵轻松，拍手称好，这样周才真正安心睡了（１９日凌晨他回到北京以来，两天两夜一直没有时间真正休息一下）。周恩来２０日再次赴汉的主要任务之一完成了（《东湖风云录》，Ｐ２５０）。

据《微行》一书描述：

凌晨3点。夜缥缈，人朦胧，车队出发。

杨成武全身戎装，率警卫参谋乘吉斯车驱车走在最前，毛泽东的吉斯车紧随其后，然后是高度戒备的警卫部队乘坐的大卡车。车开得迅如疾风，警卫车几乎跟不上。幸亏夜深，街上已无游行队伍，没有发生意外情况，顺利驶达王家墩机场。

机场并不像吴法宪报告的那样，没有“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造反”的军人。毛泽东的专列静悄悄地停在机场旁。

杨成武跳下车快步奔向毛泽东的汽车，护送毛泽东登上专列。

吴法宪则提供了另外一个说法：

“在武汉那边，负责送毛泽东到机场的是刘丰。七月二十一日凌晨一点多钟，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刘丰找了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用一辆吉普车把毛泽东和汪东兴秘密送到王家墩机场。与此同时，杨成武和李作鹏则走另外一条小路，差不多也同时到达机场。凌晨两点，毛泽东等人乘坐的飞机从王家墩机场起飞。当时，我一直在指挥所里坐阵指挥，直到毛泽东等人乘坐的飞机在上海虹桥机场安全落地，我才松了一口气，离开指挥所。”（《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688页）吴本人虽然不在武汉，但他身在指挥所，对毛赴机场的各种信息都能及时掌握，其说法未可忽视。

据说，毛泽东到上海后，亲自打电话把陈再道骂了一顿：“你是陈司令吗？我告诉你，我毛泽东还活着。我正式命令你和钟汉华同志，无论如何给我把王力找回来，否则，惟你是问！……什么？你也挨打了？百万雄师还敢打你这位堂堂的陈司令吗？不管怎样，我毛泽东向你要人！”（戴维堤《震惊世界的武汉“七二零”事件》）

陈再道的说法是：“毛主席到上海后，一夜没有睡好觉，把身边的人叫来说，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吧？如果陈再道搞兵变，我们走的出来吗？这都是他们搞的”（《毛泽东在湖北》，第24页）。按陈的本意，“他们”是指写了劝毛离开武汉那封信的林彪、江青。但劝毛离开武汉是中央党政军领导人的一致意见，周恩来、谢富治、余立金等人为其安全转移耗费了大量心血。从周恩来及护送部队在21日不得不化装成“百万雄师”，一路高呼拥护“百万雄师”的口号，才蒙骗过满大街手持武器的“百万雄师”成员，顺利到达机场的情况看，当时的武汉当时确已成凶险之地。

毛泽东相信陈再道不会搞兵变，这个判断没有错。但并不意味着陈再道手下的人不搞兵变。独立师官兵手持武器，冲击中央代表团驻地，迫使团长、副团长出面改变已有决议，甚至绑架、殴打代表团成员，从某种意义上说，难逃兵变嫌疑，且直接威胁到住在“梅岭一号”的毛泽东的安全，迫使他不得不在大家的劝说，极不情愿地离开武汉，难以了却畅游长江的愿望。

在完成转移毛泽东的头等大事之后，周恩来开始频频过问被绑架的王力下落。他亲自要求陈再道找到王力，陈仍表示无能为力；又通过孔副司令、叶副政委去找。孔表示已经救出王力，但天黑后却不见了踪影。周几乎是怒吼地说：“不行！你们设法把他找回来”（《一代将星孔庆德》，第４３４页）。２１日早上，他命令刘丰亲自去找。后来，刘丰汇报王力已经在2９师找到，高兴地拍着手笑着说：“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21日傍晚，周恩来同北京全体来员在“百花一号”一块吃了晚饭，又让北航井岗山、吴介之同学陪着他去湖边散散步。井岗山至今还记得周恩来说：“武汉发生的事，是我们的家丑，回去要保密，不要乱说，一切听中央的口径。”又说，“出了这么大的事，我是有责任的。王力同志和谢副总理代表中央嘛，他们的讲话是主席和我同意的嘛！‘百万雄师’是对着中央来的。主席很生气，他老人家没有料到会这样，我们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这种情况……”（徐海亮《东湖风云录》，第２６０页）。

７月２２日凌晨，李作鹏、王力、刘丰等人，周总理、谢富治一行先后从武空司令部、东湖宾馆赶到山坡机场。凌晨５点，专机从山坡机场飞到王家墩机场。在机场，周恩来召集李作鹏、武汉军区孔庆德、叶明，武空刘丰等开会，由孔庆德暂时主持军区工作，由武空命令空１５军机关带直属队和第４４师赶赴武汉执行三支两军任务，进驻水院、武测、华工、湖大、武大等学校和武钢。下午两点多，周、谢、王、李等分头登机回京。

据陈再道《武汉“七二零事件”始末》一文回忆，２２日早上，他想请示总理还有什么事情要办，宾馆里周住处负责接待同志才告诉他，毛主席已经走了，总理也离开了东湖。

事件中几个重要人物后来的结局令人意想不到：负了伤的王力回京，在群众大会上受到“英雄凯旋”般的礼遇，但很快就身陷囹圄，在秦城监狱苦度岁月。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以及后来升为武汉军区政委的刘丰在“9.13”事件之后都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下场同样悲惨。“七二O”事件后来被淡化，陈再道于1972年被“解放”，担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

从一定意义上说，武汉东湖毛泽东故居是毛泽东时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状况的“袖珍读本”，反映出来的信息极为丰富，也颇耐人寻味。

最后顺便说一事：笔者曾因为一些好事者在毛泽东日常生活的问题上肆意编造假故事，因此写了一些文字予以揭露。目前这类造假现象不仅没有得到遏止，反而有蔓延其他领域的趋势。前不久有网友揭发，发表在网上的一份抗日英雄赵一曼的遗书实物图片，遗书使用横格纸、横排书写和简体字。文字横排是1955年10月才由教育部和文字改革委员会提出建议，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及各地报纸首次采用横排方式。1956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国务院的《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和《汉字简化方案》。1964年5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出版了《简化字总表》。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赵一曼烈士不可能在那时使用横格纸、横排书写和简体字，可见遗书不是真的。无独有偶，鄢烈山先生最近发表的一篇博文说：“去年春天我到武昌参加凤凰网搞的一个活动，重访东湖梅岭，却已面目全非。冬泳馆、礼堂被剔出‘毛泽东故居’范围了，而‘故居’里收音机、台球桌之类陈设也不见踪影……经过这么一过滤，一屏蔽，‘毛泽东故居’真是够简朴的，当年一党一国领袖的驻跸办公处、中国政治中枢的‘风范’全没了，竟比今天珠三角一些村官的别墅还密切联系群众！当然更比不上最近美国总统刚刚接待过习近平主席的那个庄园。”（鄢烈山《何必过滤武汉“毛泽东故居”？》）

读后无语。只是想，连革命传统教育都要靠弄虚作假来进行，那么共和国“前三十年”的道路自信在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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