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鸿生：一個台灣人的紅衛兵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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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文革爆發時我剛升上高中一年級，那幾年念高中的在大陸就是所謂的「老三屆」。我們雖然沒有親身經歷，文革卻是伴著我們長大，文革其實內在於我們。上午錢永祥提到與文革平行成長，文革跟我們的生命確實是重疊的。後來我留學美國，碰到不少一九七○年代初的老保釣與統運人士，這些人在保釣運動過程中受到文革很大的衝擊，文革的理想也成了內在於他們的東西。
◎本文原發表於2012年6月9-10日在香港嶺南大學舉行的「歷史敘述與文學敘述──以中國當代文學史的研究與書寫為討論中心」，修訂後刊登於《人間思想》第2期，2012年冬季號）

我很早就知道陳光興他們在籌辦這個會議，當我接到第一個議程草案發現我也列在發言名單，就跟光興說我對中國大陸的事情是越看越迷糊，對於這些事我只有繼續學習的分，不敢多言。他要我隨便說什麼都可以。與錢老師的書沒關係也沒關係嗎？他說沒關係，隨便我說什麼。顯然他就是要我說些話，我只好勉為其難答應了。
那麼我要說什麼？隨便說也不好，後來我想到早年一些與紅衛兵的遭遇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跟錢永祥同一個世代，我晚他兩年，1951年出生。1966年文革爆發時我剛升上高中一年級，那幾年念高中的在大陸就是所謂的「老三屆」。我們雖然沒有親身經歷，文革卻是伴著我們長大，文革其實內在於我們。上午錢永祥提到與文革平行成長，文革跟我們的生命確實是重疊的。後來我留學美國，碰到不少一九七○年代初的老保釣與統運人士，這些人在保釣運動過程中受到文革很大的衝擊，文革的理想也成了內在於他們的東西。不只如此，在一九六○到一九七○年代那個時期受到全球青年運動（包括文革）影響的一些海外台灣人，還曾組織過一個「台灣人民社會主義同盟」，到今天都還有台灣人毛派存在。不過我今天不談這個，關於文革與毛澤東思想我也不敢在這裡班門弄斧。我只想講一個台灣人的紅衛兵印象，不是文革的親身經驗，而是在這種文革既外在又內在於我的幾十年來，我接觸到的一些紅衛兵的經驗。不談理論，只是提供一些感性經驗。
我在1975年在台灣當完兵後去美國留學與工作，解嚴後的1988年回到台灣，我就用這個來分成三個時期講我的這些與紅衛兵相遇的經驗。出國之前的第一個時期涵蓋1966年到1975年，大概就是大陸文革時期。接著是1975年到1988年我在美國留學與工作這段期間。最後再講我回到台灣後一九九○年代的一件事。
在一九六○至一九七○年代之間，我出國之前的台灣正處在國民黨的反共宣傳之下，也正是大陸鬧文革的這段期間。那時有好幾個紅衛兵來到台灣，他們的形象曾經引起不小震撼。1966年文革爆發，當時我們一直聽到的國民黨反共宣傳就是大陸發生大動亂，紅衛兵胡作非為，打來打去。其中有一項是紅衛兵宣揚「破四舊」，即是「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特別吸引年輕人注意。這是因為在這稍早的一九六○年代初，在台灣知識圈發生了一件大事，就是李敖的反傳統以及殷海光的弟子們在宣導全盤西化。於是文革的「破四舊」就被台灣的叛逆青年連上了殷海光的自由主義、李敖的個人主義、反傳統、全盤西化這些東西。那個時候國民黨為了對抗大陸的文革，就搞了一個有名無實的「復興中華文化運動」來對著幹。而受到殷海光、李敖等人影響的叛逆青年要對抗國民黨，紅衛兵的破四舊就有著隔海唱和的意味了。所以那個時候對於我們這世代的叛逆青年來講，文革是有著特別意義的。
今天上午錢永祥提到他的口音在台灣人聽來是比較有北方口音的，現在卻被北京人認為他講的是一口「綿軟的」台灣國語。這種差異感在我們年輕時候就有過經驗，在文革高潮1966年到1969年，我們念高中的時候，會偷偷聽大陸廣播，那個時候雙方都用電台互相宣傳。我們打開收音機搜尋電台，大陸電台的電波很強，一下就接上了，馬上傳來「大海航行靠舵手，萬物生長靠太陽」的歌聲。那個聲音很震撼，至少就我個人的經驗來講，心想：哇塞！怎麼跟我們台灣愛唱的所謂靡靡之音一點也不一樣啊？那真是陽剛之聲，殺氣騰騰。生活在台灣環境當下的人真會感覺到喚起了另一個自我，原來你生活得那麼謹小慎微，講話那麼溫柔敦厚的樣子。我接下來就講在台灣那個時期的那種環境下，我與紅衛兵的三次遭遇。
第一次遭遇。1966年底黑龍江一位紅衛兵叫王朝天，逃到香港，據說是游泳過去的。他在1967年初被接到台灣當做反共義士到處演講，也來到我們台南一中。王朝天的演講給我們學生帶來了很大的震撼，不是因為他演講的內容。其實他講了什麼我都忘了，但是心目中卻清楚記得他的形象、他的神態、他的思想與他的口才。同學都覺得：哇，同樣是高中生，王朝天怎麼那麼厲害？他的思想那麼有深度，口才那麼好，行為那麼大範，行動那麼勇敢，居然是游泳游過來的。那個時候一心一意要準備大學聯考的台灣高中生，紅衛兵王朝天的形象是相當有震撼力的，這是我讀高中1967年的時候。
第二件事發生在我就讀台灣大學的時候。1972年台大校園歷經了保釣運動和校園民主抗爭之後，一位就讀電機系的前紅衛兵以淩耿為筆名寫了一本回憶文革的書《天讎》，轟動一時。這位紅衛兵叫郭坤仁，來自廈門，1968年與他哥哥兄弟兩個人從廈門游到金門。他們兩人比較低調，沒有像王朝天那樣到處演講。郭坤仁很快決定自己的出路，1970年低調地到台大念電機系，卻在1972年底出版了《天讎》這本書。他能言善道，文筆也好，但更大的震撼卻是來自於他這本書所寫的文革與日常生活這些內容。他在書上寫到文革之前在廈門怎麼生活，他們家有鋼琴可以彈，還有牛奶可以喝。這對我們可又是個大驚奇，大陸不是民不聊生嗎？怎麼還有牛奶可以喝？還有鋼琴呢！當時的台灣，鋼琴是有錢人家才能擁有的東西。郭坤仁對他家鄉的這些描寫帶給我大學畢業前的另一個震撼。
1973年我大學畢業，入伍接受預備軍官訓練。1974年春天結訓時抽籤分發下部隊，竟然抽到綠島指揮部。綠島在台灣東南邊的太平洋上，原叫火燒島，因為土地貧瘠，沒什麼樹木，夏季酷熱。在一九五○年代白色恐怖時期，當局曾經在這裡建了一個關押政治犯的集中營。1974年那時除了政治犯外，綠島也關押嚴重竊盜犯與重大刑事犯，分成三個監管單位。我抽到的那個單位除了負責全島警備，以及少數劫後餘生的政治犯外，主要關甲級竊盜犯，就在原來集中營的營區。我要說的是，我竟然在那裡又碰到了王朝天。
王朝天既不是盜竊犯，也不是政治犯，為什麼會在那裡？他名義上屬於其中一個大隊部的一員，但整天沒事可幹。然後我又知道，他只能待在綠島，不能到台灣去，他被軟禁在這太平洋上的小孤島了。後來我才知道，他來到台灣後大概只有半年的風光時間，半年之後這位黑龍江的紅衛兵與有關單位互相受不了對方的一套，他開始反抗有關單位對他的種種束縛，當局就把他送去綠島軟禁起來。他住在我們營區的一個大隊部營房裡，雖然不被當成犯人，跟我們軍官一樣吃住，應該還有薪水可拿，但就是不能跨海到台灣去。大隊部也不敢指派他任何工作，還必須派人監視他。
他於是只能在綠島活著，跟鄉民混得很熟，穿著運動衫與球鞋，天天打球、跑步，把自己曬得像黑炭一樣。那時我在想，他是不是準備隨時逃出這惡魔島，那首先要游到台灣。但那是不可能的，因為綠島和台灣之間有個強大洋流──黑潮，從菲律賓東邊北上經過台灣，再流向琉球、日本。如果他跳下去就會給黑潮帶到琉球和日本去了，不會漂流到台灣。那個時候我們指揮部派了兩個與我同期的預備軍官來看管他，預官怎會是他的對手，被他耍得團團轉。他於是老嘲笑負責監視的預備軍官弱不禁風，整天窮緊張。這是我與這位黑龍江北大荒出身的紅衛兵王朝天的再次遭遇，卻很荒謬的是在西太平洋的熱帶荒島上。
我在1975年退伍後出國，那年老蔣去世大赦天下，卻沒有放他走。他繼續被關到1986年才出來，在綠島待了十三年。比起郭坤仁，王朝天可說是命運乖舛。郭坤仁也不是沒碰到麻煩，他在台大畢業後想出國，當局不讓他出去。後來他就娶了台灣女子，如此娶妻、生子、買房子，落地生根之後才被允許出國，這是郭坤仁的情況。
以上講的是文革期間我在台灣的三次紅衛兵遭遇，接下來我來講1974年出國後在美國碰到的文革和紅衛兵經驗，也有三件事。
我1975年去美國底特律留學，路過加州的舊金山找朋友。當時出國有很多令人興奮的急於要做的事，例如尋找在台灣看不到的，其中之一就是台灣的禁書，主要就是大陸和香港兩地出版的圖書。我到舊金山後就去那裡最大的中文書店叫東風書店，那裡擺滿了台灣看不到的各種中文書刊，琳瑯滿目。然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卻是牆上掛著的一系列文革宣傳海報，現在有人專門收集這些東西。讓我驚訝的不是畫的內容，這些畫的不外是高大的英雄，工人、農民、解放軍、革命小將等，都是很英雄威武，並不特別令我心動。令我吃驚的是這些人物的長相，我一看，跟台灣真不一樣。這些人物一看你就知道是黃種人，他們的眼睛、顴骨、嘴唇、身材比例等等。我會這樣特別感覺到，是因為在台灣看到的漫畫或電影招貼，每個英雄主角都是眼窩深深、鼻樑直直、個子高高，那種很白人的形象，你不會一看就覺得是在畫自己周遭的人。而文革的這些宣傳畫卻給我很大的震撼，讓我感覺到那是在一種很不一樣的自我認識的環境中產生出來的東西。我小時候日本漫畫也看了不少，日本漫畫人物的眼睛都畫得特別大，跟台灣有一樣的問題。這是我剛到美國，回頭看到文革宣傳畫給我的第一個震撼。
隔年1976年我在美國中西部的底特律碰到了一個女紅衛兵，居然是個洋鬼子。我碰到的是CarmaHinton（韓倞），她父親就是有名的韓丁（WilliamHinton）。韓倞是在北京長大的，生於1949年，正是老三屆。1976年那時她已經到美國來上學了，也到各地華人社區演講文革與她參加北京紅衛兵的故事。為什麼會有這種場合？1976年被海外保釣運動與統一運動影響的台灣港澳留學生，對文革還是充滿著理想，所以會歡迎韓倞來跟他們講這些東西。那天聽眾反應極為熱烈，就是說一個洋鬼子也可以當紅衛兵，居然還講的一口很溜的北京話，我想大家共同感受著某種國際主義的情懷。韓倞後來拍攝了多部很棒的紀錄片，包括《天安門》、《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等。
接著我講在美國的第三個故事。來到了一九八○年代初的美國，那個時候改革開放了，文革在整個北美華人圈退燒，文革的問題也一一暴露出來。同時從中國大陸來到美國的人越來越多了，有來留學的，有來依親的。我有個好朋友在中國餐館打工，當侍者，她那裡就有個一起打工的大陸來的女青年。通常你要在前台服務，要當侍者的話就要會講英語，那個大陸女青年剛來，英語不好，在廚房裡打雜。那家餐館經營得不好，老闆是香港來的。有一天他們幾個打工仔聚在一起聊天，談起餐館總總問題。這位大陸女青年竟然提議說「那我們來開個會討論怎麼改善餐廳的經營」，這個建議馬上遭來其他香港台灣來的打工仔的嘲笑，他們想「你算老幾啊？你只不過是個打工妹，在這裡有你發言的分嗎？」對那位大陸女青年的提議有著這樣揶揄的反應，對資本主義體制長大的港澳台灣青年來說是很正常的。如何經營餐館是老闆的事，不是我們可以插嘴的，我們只能在背後抱怨。這個大陸女青年的「奇談怪論」，對大家來說一定是中了「文革的毒」太深了。我從朋友聽來這件事，其實還蠻感動的。最後我來說回台後的紅衛兵經驗，只講一件事。我在1988年回到台灣，那時候還沒有有線電視，大家流行接小耳朵收看外國節目，尤其是NHK的。六四前後現場發生的，我從NHK頻道看了不少。那時我的專業是電腦網路，工作很忙，對於大陸發生的事情感覺都有點隔閡了，但也一直保持密切觀察。我要講的故事卻是已經到了1999年的時候了，那年大陸知名的自由主義學者徐友漁來台訪問。他也是老三屆，那年年初剛在香港出版了《形形色色的造反》一書，回憶他的文革經歷。錢永祥送了我這本書，我讀得興致盎然。這麼多年來我終於讀到了一個紅衛兵的親身經歷，以及他的那個時代。在回憶文革的書中，這一本應該算是很早的，書裡很多東西我受益很大。
那一年他來台訪問，錢永祥請他吃飯，找我當陪客。我當面感謝他開始書寫文革的經歷。席間除了談文革之外，也天南地北談起中國大陸總總。我知道他是自由主義者，對於自由主義的主張我不以為怪，環境變遷引起的正常現象。台灣在一九六○年代也有過自由主義的大潮，叛逆青年要全盤西化，我想這是生命成長的必然階段。
然後不知怎的談起了越戰，他突然出言說當年反越戰的人都是壞蛋、幫兇，與邪惡同道之類。我聽了嚇了一跳，不只嚇一跳，還跟他爭辯起來，差點當場跟他翻臉。我是一九六○年代成長的，六十年代的全球反越戰與青年運動給我很大的啟蒙與影響。今天居然有個老紅衛兵來跟我說你們這些人都屬壞蛋、幫兇、惡魔之流，以致我克制不住地跳了起來。
反越戰這件事是一九六○年代全球青年造反運動的一個重要主軸，我可以理解徐友漁自由主義的反共立場，但他竟然走到了否定一九六○年代的歷史意義，還把它妖魔化。他的看法跟我對紅衛兵的想像真是差得太遠，對於我這個基本上是在六十年代成長，而且對大陸改革開放之後的諸多思想和意識形態變化不是很理解的人，他的這個反動是可忍，孰不可忍？但是我還是壓下了我的憤怒，畢竟我們都有共同成長的背景，而且他又是錢永祥的貴客。我一邊壓抑憤怒，一邊瞄著坐在一旁的錢永祥，居然發現他面露微笑，一個台灣人的紅衛兵印象書寫毛澤東與共和國六十年有著幸災樂禍的表情。他顯然很高興我當面與徐友漁爭辯，我不確定是不是這樣，這是當時的感覺，他很高興我當面挑戰了徐友漁。
這次意外確實讓我領悟到對大陸發生的事情實在太一廂情願，理解太少。此後我就不敢多言了，尤其是對文革和紅衛兵的事。我也想起一九八○年代初在美國餐館打工的那個大陸女青年，我想如果那個時候她還是帶著「文革遺毒」，到了一九九○年代之後她是否也已轉型成功，成為另一個徐友漁了？以上是我的「形形色色的紅衛兵印象」，就講到這裡，謝謝。有著幸災樂禍的表情。他顯然很高興我當面與徐友漁爭辯，我不確定是不是這樣，這是當時的感覺，他很高興我當面挑戰了徐友漁。這次意外確實讓我領悟到對大陸發生的事情實在太一廂情願，理解太少。此後我就不敢多言了，尤其是對文革和紅衛兵的事。我也想起一九八○年代初在美國餐館打工的那個大陸女青年，我想如果那個時候她還是帶著「文革遺毒」，到了一九九○年代之後她是否也已轉型成功，成為另一個徐友漁了？
以上是我的「形形色色的紅衛兵印象」，就講到這裡，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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