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自传与“X”事件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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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平《岁月与性情》出版以后，其中涉及“X小组”与郭世英的部分引起了当事人、知情者的高度注意和读者的兴趣。当事人之一的曹天予被化名为曹秋池，在书中被指为“告密者”。曹天予本人读到这本书后十分愤慨，在2004年8月5日的《南方周末》上发表言论，对书中的一些情节和观点提出了异议。报道出来以后，更多的当事人就周国平与曹天予两人的争执做了一些澄清。为了尽可能展现事件的原貌，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的当事人，力图还事实以本来面目。
写作过程中，除采访了相关当事人之外，另还引用了部分当事人文章中的相关内容。其中有陈志尚《讲明事实真相，还历史本来面目》，曹天予《周编“自传”与往事解读》，周国平《岁月与性情》，某海外学者的《访“X”社张鹤慈》中的部分史料，以及张鹤慈的《不要逼死人说话》、《谁是谁非》、《跨过底线的曹天予》等。
郭世英、周国平、曹天予的交往
郭世英从外交学院休学一段时间之后，于1962年转学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与周国平、曹天予、方小早、林建初等人成了同学。其中，郭世英、周国平在二班，曹天予、方小早在一班。时任班主任的陈志尚回忆说：“郭世英曾是北大哲学系1962级的学生，当时约20岁。我的印象中他是很英俊的青年，很聪明，思维敏捷，性格热情、开朗，敢于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但有时比较任性、散漫、待人处事比较单纯，好感情用事，所以思想和行动容易发生偏差。”
对于刚入学时的情况，周国平有这样的记忆：“我一进北大就跟郭世英很亲近，因为我们在一个班，住在一个房间。我比较小，他也很喜欢我，我一开始就很珍视这种友谊。我和曹天予从来就没有成为过好朋友。因为实际上在北大上学的时候，我基本上与他没有什么来往，就是与郭世英来往比较密切，他有一段时间也与郭世英来往比较密切，但是我与他之间没有个人接触，从来没有两个人在一起聊什么事情，他倒是和方小早来往更多一些，在一年级的时候他们关系很密切。”
这一点，与曹天予后来所写的“交代材料”所透露的情况并无差异，有差异的地方在于郭世英和曹天予在结交中谁更主动。对此，周国平在书中写道：“一班还流传着一个笑话，说刚入学时，他（指曹天予）知道郭沫若的儿子在我们年级，便使劲靠拢他们班上一个姓郭的同学，不久发现弄错了目标，马上和那个同学疏远了。我不知道这是否事实，只知道后来他到我们班来结交郭世英是非常主动的。”
但是，在郭、曹结交的过程中，到底谁更主动，周、曹的分歧很大。而郭世英、曹天予在大学一年级开始的大部分时间里关系比较密切，这一点周、曹的回忆是一致的。此外，曹天予因为自己的才气在大学里十分自负，这也是两人都承认的。当时，郭世英从《黑格尔美学初探》中发现了曹的才华，遂有后来的密切交往。这一段时间的情况，曹天予有这样的记载：
62.11.23.……其中最带关键性的是他告诉我，他一个朋友[孙经武-04]从军队里出来了。接着就告诉我他以前送人越境叛国。组织[上]偷拆他们信件。他们要争自由。孙经武为此进军队去改造……最后，他：现在把傻子当作理想来提倡，简直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我笑笑：人道主义要把人培养成聪慧的智者。这是要他“认清”应追求苏修，“认清”我的马列主义与党的不一样。
第二天，他把他父亲的内部购书证给了我，让我冒充郭沫若去内部书店取书。我没有利用，后来还了他。他问我，愿不愿与那个孙经武见面，我说，可以。（那时先问我愿不愿上他家去玩）。他问我：是否把张也叫来？我：那也可以。
需要指出的是，曹天予在今年八月在《南方周末》上的说法是“郭世英经常带我去王府井内部书店，凭他父亲的一张卡就可以随便拿，不要钱，只要他喜欢。”后来，张鹤慈指出，“购书证不是取书证。其实这张内部购书证也不是只有郭沫若本人才能用。我和郭世英去过多次（王府井内部书店），我自己也去过几次，凭证就可以买书（但不是随便拿书）。北京十几家内部书店没有一本书是不要钱的。因为我们年轻，有些书给钱也不让拿。”因此，张鹤慈认为，曹天予的说法“他把他父亲的内部购书证给了我，让我冒充郭沫若去内部书店取书。我没有利用，后来还了他”是不能成立的。
根据曹天予透露的情况，他在1962年11月下旬经由郭世英介绍认识了张鹤慈和孙经武、叶蓉青，曹天予在“交代材料”里还摘录了一封孙经武写给他的信，信上的落款日期是12月2日。但是，在认识孙、张、叶的日期与孙经武写信给他的日期上，孙经武表示，自己12月18日才从部队退伍回来，认识曹天予是在退伍回来之后，怎么可能在12月2日给曹写信？孙经武说，“我就给他写过一篇——就是批判郭世英拿给我的他那篇论黑格尔美学的文章。”在孙的印象中，不记得有这封信，所以，他希望看到曹能出示信件的原文。孙经武还说，他们三个人（指孙、张、叶）从第一次见面就不喜欢曹，只是看在郭世英的面子上才与曹有来往。
但是，曹天予给郭沫若写信确有其事，这件事周国平也见到了。以下是曹天予对此事的说明：
到十二月十四日，[晚上]十一点多了，郭来找我出去。说是刚从家里回来。他家里父母与他谈起（北大汇报的）他的交友情况，也谈了我，并不让他与我来往。我听了之后，只是沉默地走。郭当时哭了，问我怎么办。我叹了口气，说，这都怪我，我原该知道身份，不与你来往的。结果害得你们家里来干涉，不愉快。我是很惭愧、很难过的，很对不起你。过了好一会儿，他：他妈的，我还算人吗，连交个朋友都不允许了。告诉他们你是要弄马列主义的也不行。嗨，我真烦死了。我：算了。正视现实吧。
……随后，郭世英给曹天予借来了郭沫若的七种史论，曹天予开始阅读。读完后写了一篇数万字的长信与郭沫若商榷。因为他的字迹很潦草，郭世英怕郭沫若不能辨认，就决定自己重新誊抄一遍。在周日抄写时，郭世英有时还去找曹争辩几句。对于这封信的内容，曹天予在“交代材料”中如是写道：
除了学术细节以外，一，攻击学术界不敢谈人道主义，是怕鬼。并攻击整个学术界空气滞重、僵化。二，宣扬“历史主义”、宣扬人性论人道主义，并隐约攻击现实的压抑，宣扬合二而一的调和哲学，用它来论证历史主义。三，攻击阶级路线，为自己“失学三年”喊冤，似乎是党迫害了我。四，攻击学校歧视我。五，直接骂于立群是贵族夫人，骂郭世英为侯门公子，骂他们高高在上做老爷、被特权意识所侵袭。就这样来谩骂国家干部。六，表示不怕因这信而受报复，遭到不堪的命运。用这个来发泄自己的阴暗心理、诬蔑政治迫害横行，压力很大、无言论自由等。
曹天予还这样说明自己写信的目的：（1）攻击党、发泄反动情绪；（2）宣扬反动学术观点；（3）在党内寻找代理人。附带的目的是想使与郭世英的来往合法化。
但是，曹天予写完这封信所导致的后果，周国平在本书中的记录是：“后来听说，郭老看了长信很生气，不准世英再与曹来往”。曹天予的说法却是：“63.1.10左右，他父亲来信（给他的），其中劝我相信组织，不要猜疑。组织是相信每一个青年的。还要我们把字写得清楚些等等。”曹天予在8月5日《南方周末》的报道中还说：“那以后我们继续交往，还去他家里玩过几次。”
对于这件事，班主任陈志尚还说：
记得郭世英在河南农村劳动中间回京休假来看我时，他曾对我谈到了对曹天予的看法，其中就有给郭老写信的事，同曹所说根本不同。郭世英告诉我的事实经过是这样的：曹接近郭世英是想利用郭世英的关系见到郭老，企图得到郭老的赏识，得以提拔他。郭世英对曹说：“我爸不可能见你。”曹再三要求郭帮忙。郭世英说：“除非你写出有分量的学术文章我爸看了，才有可能。”
曹问郭：“你父亲最喜欢自己写的什么作品？”郭说：“那几部历史著作。”于是曹很快把书找来，匆匆翻了一下，就针对这几本书写了一封批判的长信，意在刺激郭老而得到召见。结果当然不可能得逞。郭世英以厌恶的表情对我说：“曹这个人心计太坏。”
“X”小组的诞生
根据公安部材料的记载，“X”正式成立的时间是1963年2月12日，当时的成员有郭世英、张鹤慈、孙经武、叶蓉青共四个人。谈到当初的动机，张鹤慈说：
“我们曾经想干很多事，后来觉得不太合适，又想这段时间不能虚度，总能做点什么，于是就想把原来写的一些东西办成杂志，名字就叫《X》。X在数学里面是未知数，表示疑问、怀疑、探索。第二，X像个叉，表示疑问，否定精神；此外的含义就是十字路口，徘徊。但没有一点政治含义。二月份决定做，到五月我们被抓，就出了三期。当时大家都用活页纸写，写完后交到我这儿，把它装到一起。
具体操作就是大家分头写，写完了就让我装订，也没有审稿。当时我们很少用《X》的整个杂志去传阅，倒是拿出去一部分在我们的一些朋友和郭世英的同学之间传阅。传阅的范围并不大。当时写的文章不多，主要是诗和杂文多一点。《X》主要是一个文艺刊物，不涉及政治，诗歌比较朦胧，但小说可能都有一点怀疑的倾向。“
而曹天予则表示：他（郭世英）告诉我先有张、孙，也把我算在内，不知我意思怎样。原来想13日成立，但接我信后，推迟到20日了，性质是搞无政府主义（不过他讲的无政府主义是望文生义的东西，并不是欧洲的无政府主义，而是小集团内部组织方面不立负责人之类）。名字叫X小组，表示对未知世界的不断探索，而不是教条主义地认为一切已知。我：打算搞些什么活动？他：出刊物，要印了去散发，我：内容是什么？他：什么都行。文艺、学术、政论。他又讲了怎么发起的，是他与孙在酒店里喝酒讲起来的，是2月6日的事。
……后来，我出了几个主意。（1）刊物不能印，无论如何不能印。这一点张也接受了。（2）不谈政治，不搞创作。张似乎还要搞创作，但政治可以不谈。郭：主要也是促进大家活跃活跃思想。我：那每星期大家聊聊就得了，何必搞组织呢？
郭问起我，方小早如何？我一口否定了：先别拉他吧，等我定了再说。等张走后，郭：干脆你出来领头干，怎样？我拒绝了：我还不想参加呢……
如果真像曹天予所说“原来想13日成立，但接我信后，推迟到20日了”，那么显然与“X”真正成立的时间2月12日有矛盾。此外，张鹤慈表示，自己从没有那么凶地要曹天予参加“X”，更不会威胁他加入。因为“我当时既瞧不起曹天予的为人，也看不起他的所谓学问”。“我的日记是思想记，而不是琐事记，日记中根本没有曹的名字。”
关于“X”成立时的具体情况，曹天予是这样说的：
在五道口餐厅开所谓“成立会”轮流表示态度（宣誓？）时，我也在场。（共五人：孙、张、郭、叶、我）。最后轮到我，我表示我不参加，不干。张火了：你不参加你来干什么？我：那我就走。张：你走也不行，出了事也跑不了你。你是幕后军师，是主谋！我：要是那样，那我先去交代（当时弄僵了）。
我后来又说：我只希望你们出了事别连累我，我是不会去检举的。张也表示这可以，说：把你牵出来，你是出过问题的，对我们也没好处。只有使问题严重。于是，事实上订了攻守同盟。
而张鹤慈则表示，根本就没有这次成立会，上面的对话全是编造：“我们办X并不认为是犯法，甚至没有考虑过保密措施，所以才有那么多外人知道X的事。我们当时既没有想到后果的危险性，又怎能以此来要挟别人？订立什么攻守同盟。根本无此事，这应该是你曹天予的检举和自我表功的文字。”“X”的另一成员孙经武也表示，“X”的成员就是“郭世英、张鹤慈、叶蓉青和我”。他也同时证实，根本没有这样一个会议。在整个三期《X》中，政论文就是一篇由孙经武写的《论纸老虎》，这就算是问题最大的一篇了。孙说：“其实里面提的是，对于敌人，不但战术上要重视，战略上也要重视。我说古今中外的战略家都不是站在轻视敌人的基础上，我觉得毛主席的观点用词不当。我那时的观点就是，你就是再大的人物还能大过理去？真理最伟大……但是出了几期以后，就想一个演员在台上唱戏没观众，自己也慢慢扫兴了。开始都满腔热忱的，慢慢大家也都凉下来了。也不写了，也办不下去了。”
孙说，“我们没有把我们编的《X》拿给他看。但因为是活页纸，所以郭世英就把一些他认为有意思的文章拿给曹天予看。我没有拿给任何人看，全是他们拿给别人看。他们各自都有朋友，叶蓉青给谁看我都不知道，没准她给她姐妹看也可能，张鹤慈拿给谁看我也不知道，但郭世英拿给曹天予看我是知道的。”根据周国平的叙述，他也看过其中一些文章，其中包括《论纸老虎》。
在《岁月与性情》中，他提到自己还写了一篇回应文章给郭世英看，但郭并未转给孙经武。此后，关于郭世英与曹天予的关系发展，周国平也在书中做了记录：“一年级下学期，他们的关系相当冷淡。原因之一，是上述事情（曹给郭沫若写信）发生以后，曹经常在郭面前辱骂郭老是宫廷文人、御用学者，伤害了郭的爱父之情。”
4月初，孙经武因其父在杭州疗养，所以他也去了杭州。在曹天予后来的“交代材料”里，他记录了这一段时间的经历。曹天予的“交代材料”可以证明，在1963年3-4月的时候，郭世英、曹天予两人的关系的确开始冷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因此于4月4日给郭沫若写信，想借郭父力量把郭从张手中拉出来”。但曹给郭沫若写信的具体内容却并未透露。张鹤慈透露说，“曹写信给郭沫若的秘书，告发了X小团体之事”。
由于曹天予写给郭沫若的信反而使郭世英对他更加冷淡，所以才有了曹天予后来的检举揭发。1963年五一放假，郭世英没有回家。按照张鹤慈的透露，他们住在李健智家，事前没有发生什么事。后来的情况，张鹤慈是这样描述的：“五一后郭没回学校也没回家，一度想自杀。他当时住在我家，不见外人，也就是一两天。而我当时并不知道郭世英在自己家里留了个小纸条，短短两行表示和家人永别。为此郭家大为紧张，四处找人。我母亲通知了于立群（也算告密）。于来到我们家领回了郭，向学校请了病假。“
曹天予这样解释他当时的动机：
4月5月，种种蛛丝马迹令我极度不安。为了抢救挚友我不顾一切两面作战。到5月7日周告诉我外逃计划即将变为行动时，我的抢救也进入白热阶段。这一个月里，我决心从X小组中抢出郭，免其任性出事、铸成大错。我在走投无路中用尽一切不是办法的办法，包括4月4日给郭老写信，（我又何尝愿意把年轻人的事捅给家长？）4月23日以威胁绝交施加感情压力，（我又何尝忍心如此决绝？）5月6日打电话给于立群促其从张家接郭回家，5月7日访于，此后拉周国平帮我劝郭回校。凡此种种，只有救出朋友这一个目的。
……从私人友谊的角度讲，5月10日前，我尽力挽救局势。待到一厢情愿的“悄悄解决”方案失败、事情被捅到官方（校方和公安机关）、官方于5月10日找我核对5月7日对于立群讲的情况时，早已不存在“告密”的问题。
根据曹天予所述，遇到周国平后去郭家见于立群的时间是5月7日。对于那时的情况，陈志尚的记忆则是：63年五一假期后的一个晚上，他母亲于立群同志到我家找我，她说郭世英离家出走几天了，希望我能帮助找到他。我当即到学生宿舍38楼去找郭世英，郭不在。我向郭同寝室同学打听，都说不知道。考虑到曹天予和郭来往较多，我也问了曹，曹也说不知道。我只能安慰于立群不要着急，答应一有消息就告诉她。第二天，我去38楼查看郭世英是否回校，离开时曹天予跟出来主动找我谈话。他一开始就问我说：“陈老师，我坦白能否从宽？”我当时就感到他肯定知道郭世英的事，而且与他有关。由于我曾向他查问，他已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不可能再隐瞒了，急于摆脱自己，以求减轻责任。我当即回答说：“坦白从宽是党的政策，但你不应以此作为条件，有什么问题你应尽快如实向组织报告。”他就说：“我知道郭世英的下落，他在中关村张某某家中，他们可能要走（偷越国境逃亡国外），要赶快想办法阻止他。”我说：“你能及时报告是对的，但一定要保密，不要告诉其他同学，因为事情还不清楚，免生意外。”他还说：“我是否可以去找郭世英，劝说他？”我说：“你不要再参与这件事，有什么问题直接与我联系。”他答应了。但实际上他还是背着我搞一些活动，我发现后批评和制止了他。根据曹天予提供的情况，我当即打电话告诉了于立群同志，让她放心。同时向学校领导报告。
按照时间顺序推算，曹天予向陈志尚“坦白从宽”的时间当是5月6日。周国平的回忆则是：5月6日晚上（在书中，周记为5月5日晚上），曹天予跑来找我，一见面就对我说：“哎哟真紧张，出事了。”然后告诉我郭世英他们想跑（偷越国境）被发现了，郭世英在张鹤慈家里，他没有说更多的，说完这几句话然后就走了。
曹天予一走，我立刻去陈老师家里，想从他口中了解一些情况。他刚送走金捷（《岁月与性情》中记为叶蓉青），得意地说：“过去你们不来找我，现在出了事，都来找我了！”我坐下以后，他接着说：“即使你们不来找我，我就不知道情况了？我什么都知道！有什么不得了的事呢，不就是X嘛。”我听了心中一惊，知道X之事已经暴露。他对我进行了一番教育，中心意思是要我相信组织，组织上了解郭世英，一定能够挽救他。
5月8日（按照曹天予的说法是7日），周国平接到郭世英让张鹤慈带给他的纸条，于当天下午去中关园张鹤慈家，在途中遇到曹天予。曹刚去过张家，遇到周后又与周一起折回。在张家，遇到了孙经武和叶蓉青。等了一会儿后，郭世英和张鹤慈就回来了。郭对曹极其冷淡。
在周国平、曹天予所说的日期上，周说是8日，曹说是7日。如果周所记不差，当天在张家遇到孙经武、叶蓉青的话，那么8号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按照孙经武的记忆，他8号才从杭州回到了北京。但是，周国平也表示，与曹天予一起谈论郭世英，然后曹去郭家的那一天也有可能是7号。因为郭世英失踪几天后，他很着急。由于事情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有些细节的先后次序不太可能弄得特别清楚。
对“X”小组的处理
对于整个“X”的情况，现在大致可以整理出这样一个事件发展的次序：
1963年“五一”放假，郭世英没有回家。因为以前他经常放假不回家，所以家里没有太注意。放假期间，他在同学李健智家里。
“五一”放假以后，郭世英也没有回家，他一度想自杀，住在张鹤慈家里。于立群发现了郭世英留在家里的纸条，其中流露出悲观、想自杀的意思，5月5日去北大找陈志尚。
5月6日，陈志尚去学生宿舍38楼找郭世英，曹天予向陈反映了“X”的事，并宣称“他们可能要走（偷越国境逃亡国外），要赶快想办法阻止他”。上午，金捷（女）去找曹天予，曹天予陪她去张家找郭。“一见郭，一副堕落的醉鬼样子。我又心疼又急，立即打电话给于立群（工作人员接），让接郭回去。但未告诉打电话的是谁”。就在这天晚上，曹天予去找周国平，告诉他“出事了”。然后，周国平去找陈志尚，得知X已经暴露。
5月7日、5月8日，周国平、曹天予见过郭世英后从张鹤慈家里回来（张鹤慈家是在中关园，在北大外面，靠近北大），没有回宿舍，两人都很担心郭世英。按照曹天予的说法，是两个人商议去找于立群，“让她把世英带离北京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分析主要是张和孙想跑，他们都有海外关系。”并且，因为曹没带钱，周借给了他一块钱车费。
然而，周国平的说法却是，当时在交谈的过程中，周从未说过让曹去找于立群。而是曹突然说要去郭家，但未说找谁，做什么。
郭平英说：“曹天予说他7号到我家里，我们不在家，也不知道，我到现在也没有见过曹天予。但是这件事情有，是在我母亲去学校找世英之后两三天。郭汉英的记忆是我母亲见过他，跟他谈过话。”
郭平英也同时认为：曹天予的家庭背景我家里之前已经知道了。如果他7号来，把X小组要往国外逃的事情告诉我母亲，我母亲也不会仅听他一面之词后就当面对他说要“大义灭亲”。这事情要调查的。
在“五一”放假以后，郭家找到了郭世英。因为他情绪低落，很不稳定，所以郭家想让郭世英、张鹤慈一起去南方散心，但两人计划利用南行的机会出逃。8日，孙经武回京，郭世英告诉他：“曹天予把我们给告了。”后来，大家商量以后终止了出逃的计划。
……5月18日，郭世英、张鹤慈、孙经武一起被抓。20日，周国平、方小早也被公安机关带走，协助调查。自然，曹天予也是协助调查的人员之一。
郭世英被抓后，抵触情绪一度很强。陈志尚透露说，郭沫若夫妇得知后，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明确表示，虽然很疼爱他，但是基本原则还是要坚持的，如果他不好好交代，就不会认这个儿子。由于这封信的原因，郭世英的态度开始转变了，开始积极与公安人员合作。因此脱身比较早。他放出来以后，思想转变也比较大。曹天予记载了郭世英释放后与他相遇的情形：
[64年7月30日交代记录稿：（63年）7月25日，郭世英来校，谈话之间，他已转变得很厉害。我觉得自己更孤独了。那时也曾产生过要进步的念头。][64年9月材料：7.25郭来校。见。谈了一个多小时，对错误的认识。我给他看了5.29信，他似有泪水。但终于冷冰冰地说：“咱们以前不一样，现在还是不一样。”这是在划界限了。[指以前我亲苏、他亲英美；现在他要革命，而我是反革命].他走后，我又给他一信，很短。内容可能有这个：自己也觉得该改造了，之类。]
此外，叶蓉青也基本没受什么影响，较早就被释放出来。但每月必须到指定的公安人员那里汇报思想。张鹤慈、孙经武两人因前者有叛逃国外的动机，后者有叛逃国外的“前科”，因此被判处劳动教养。
陈志尚一再申明：“根本不存在所谓X反动小集团，也没有作为定案的根据。”但是，某海外学者在美国远东研究图书馆看到的1963年一份文件，与陈的说法不太一致。尽管它仅仅属于内参一类的传阅资料。
对于后来曹天予被打为“反动学生”，陈志尚也做了解释：64年暑假前曹天予在班上遭批判可以说一半是咎由自取。简单地说，当时他追求一女子，那女子不从，他仍纠缠不休，女的一怒之下就把曹写给她的一些信交给了学校保卫部，揭发他反党反社会主义。曹确实在信中恶意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赞扬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同时他在信中大肆发泄他对新中国的仇恨，认为像他那样家庭出身的人在新社会是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的。另一半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全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北大是试点单位，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形势下，学校就根据上述材料在他所在的年级揭发批判了曹天予。他曾参与所谓X事件的事也被提出来作为一条，老账新账一起算，是说明他屡教不改。当时曹自己也承认错误并作了检讨。过了半年以后，学校根据当时的政策把曹定为反动学生，开除学籍，送公安部门劳动教养。现在看来，这么处理，是过分了，因为主要根据是他给情人的信和对她说的话，不是公开向社会散布的行为，这也可能是后来给予平反的一个理由吧。
■相关人物
●周国平
作家，哲学家，原北京大学哲学系1962级学生。
●曹天予
美国波士顿大学副教授，原北京大学哲学系1962级学生。
●陈志尚
北京大学教授，原北京大学哲学系1962级班主任。
●郭世英
郭沫若之子，原北京大学哲学系1962级学生。1963年因“X小组”事发下乡劳动两年，回来后转学至北京农业大学植物栽培系。1968年4月22日因“高空坠落”死亡。
●张鹤慈
著名学者张东荪之孙。
●孙经武
原解放军卫生部部长孙仪之之子。
●叶蓉青
原北京第二医科大学学生。
●郭平英
郭沫若之女，郭世英之妹。现为郭沫若纪念馆馆长。
●方小早
原北京大学哲学系1962级学生，现居成都。
●于立群
郭沫若夫人。
■“X”事件焦点争论
●给郭沫若写信？
曹天予：郭世英提出，让我给他父亲写出有分量的学术论文，以求得到赏识。
陈志尚：郭世英告诉我，曹接近郭世英是想利用郭世英的关系见到郭老，企图得到郭老的赏识。郭世英以厌恶的表情对我说：“曹这个人心计太坏。”
●曹天予与“X”有无关系？
曹天予：……最后轮到我，我表示我不参加，不干。
张鹤慈：X小组只有孙经武，叶蓉青，郭世英和我。和曹天予从来没任何关系。
孙经武：X小组与曹天予没有任何关系，也不存在这个“成立会”。更不用说订立什么攻守同盟。
●算不算告密？
曹天予：我在7日向于立群反映情况，不算告密。
陈志尚：5月6日，曹天予就向我反映了“X”情况。
●“X”小组
由北京大学哲学系1962级学生郭世英、社会青年张鹤慈、孙经武和北京第二医学院学生叶蓉青组成的一个文学团体。该团体于1963年2月12日成立，以活页杂志《X》为载体，主要发表四位成员的诗歌、散文和杂文。
杂志共出了三期，主要以取出活页文章的形式在成员的朋友中传阅。1963年5月，“X”被告发。5月20日，四位成员均被公安机关带走。郭世英、叶蓉青不久被释放，郭世英下乡劳动。7月，张鹤慈、孙经武被劳动教养。
郭世英1968年4月22日因“高空坠落”而死亡。叶蓉青上学、分配基本未受影响，现居美国。张鹤慈被劳动教养了17年，现居澳大利亚。孙经武劳动教养两年后去重庆某工厂工作，现往返于日本与中国之间。
本报记者张弘
《新京报》2004年10月22日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RS/68663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