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卫：被埋没的历史——北京地下文艺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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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些过来人回忆，北京地下先锋文学艺术社团，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初出现的“X诗社” [1] 。他们是以郭世英、张鹤慈和牟敦白等人构成的一个小团体，而这个小团体的灵魂人物就是郭沫若的六公子郭世英（1942--1968）。长期以来，对于“X诗社”当年的活动状况，外界公布很少，目前只能依据其成员牟敦白的一些零星回忆。据牟敦白回忆，郭世英是个很深沉的人，“有一种俄国文学作品中常描绘的冷漠贵族的神态。”[2]但是，虽然郭世英门第高贵、家世显赫，却对年少的牟敦白非常真诚，也非常热情，以至于牟敦白将他看成是自己“最早的启蒙者之一”。那么，郭世英又是怎样启蒙于牟敦白的呢？牟敦白这样回忆道：

1962-1963年，郭世英住在北大，我住一〇一中，相距不远，骑车十分钟可见面。但是他却喜欢写信，因之我们之间有若干书信往来。他问我除了他父亲的著作，我还喜欢哪些作家。我复函中说，我看海明威、格拉罕·格林、高尔基的书，前两位作家，我完全无师自通地热爱，当时我不知道他们是世界文坛举足轻重的巨人。郭世英显然也喜欢这两位作家，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他向我推荐，并借给我几本书，其中有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缓夫的《工人绥惠略夫》，俄国作家安德莱耶夫的短篇小说，以及易卜生的《娜拉》。当时我们生活在一种自欺欺人的贫乏环境中，我看了俄国作家的书后，那些抑郁、沉闷和痛苦和作品深深震撼了我。[3]

牟敦白文中提到的这些书籍，大都是当年出版的专供高级领导与高级知识分子内部参考的“灰皮书”与“ 黄皮书”。作为郭沫若的公子，郭世英对这些内参自然是拥有先睹为快的特权。这种特殊的家庭背景，使他们能够获得更大的知识面和更多的信息量，因而也更容易在比较中看到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郭世英组织所谓“X诗社”，与当时的社会主流唱对台戏，正在于他的思想已经提前觉悟。这就像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就再也收不回去。郭世英的意识出走之后，不仅对当时的文艺政策不满，甚至对自己的父亲也表示过怀疑。有一次，他指着自己父亲的背影不无讽刺地对牟敦白说：“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4]
   
郭世英对自己的父亲郭沫若的怀疑与反叛，某种意义上恰恰是继承了他父亲的衣钵，根源上都是得益于西方文艺思想的启蒙。在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里，以儒家伦理作为宗法制度的维系，固化为一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德框架，是不可能让郭世英萌生“审父”的意识，进而无情地审判起自己的父辈文化的。但是，在西方的文艺传统中，“弒父”却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情结。像俄犹浦斯王“弒父娶母”的古老传说，作为一出命运悲剧的经典，早就埋伏在了西方文艺史的创作源头。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创作的《哈姆雷特》，与《俄狄浦斯王》也是出自于同一个根源。可以这么说，“弒父”作为一种历史的推动情结，不仅只是反映在西方的文艺作品里，而且作为一种悲剧意识的超越，也体现在了他们的时代观念与历史意识中。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由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促使中国人开始反思自己的传统，不得已走上了西学东渐之路。从张之洞有所保留地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发展到陈独秀等人要彻底打倒传统，创办《青年》杂志，中国人在向西方的学习过程，也是由浅入深，由远至近，最终导致了拿西方价值来“重估自己的一切价值标准”(套用尼采语)。陈独秀早在1915年《青年》杂志的创刊号上就曾经作《敬告青年》一文，从西方的进化论角度这样告诫国人：

窃从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Keep young while growing old），英、美人相勖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及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欤？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与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5]

三年之后，他又在更名后的《新青年》杂志作《偶像破坏论》一文，大声疾呼：

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吾人信仰，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此等虚伪的偶像不破坏，宇宙间实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儿里彻底的信仰永远不能合一。[6]

这就是“打倒孔家店”的时代背景，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前奏。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思想前奏的索引，中国人开始取用西方的“弒父情结”，并将其转换为一种对传统的革命激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浪潮。郭世英的父亲郭沫若，正是在那个时代浪潮中脱颖而出的。尽管他没有直接参与“五四”，也不曾加入陈独秀他们的《新青年》写作队伍，但他后来之所以能够成为新中国的一个文化偶像，还是因为与成仿吾、郁达夫等人在那一时期组织过先锋文艺团体“创造社”，在铲除旧的文化神话中同样立下过汗马功劳。事实上，早在1920年，郭沫若就发表了他的白话新诗《凤凰涅槃》，诗中所洋溢出来的新生意向，无不渗透着西方文化中的那种“弒父情结”，即对父辈文化的超越与扬弃。且让我们在这里抄录其中的一小段：

哈哈，凤凰！凤凰！
你们枉为这会中的灵长！
你们死了吗？你们化了吗？
从今后该我为空界的霸王！

哈哈，凤凰！凤凰！
你们枉为这禽中的灵长！
你们死了吗？你们死了吗？
从今后请看我花翎上的威光！[7]

文学史家们对郭沫若发表于1920年的这首白话新诗《凤凰涅槃》，早已经有公论，他们认为：

《凤凰涅槃》是一首庄严的时代颂歌，充满彻底反叛的精神和对光明新世界的热切向往……凤凰自焚，象征着对旧世界的彻底否定；凤凰更生，象征着新世界的诞生。[8]

革命者被革命，一如控诉者被控诉，都有一个内在的因果。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小将们举着造反有理的大旗揪斗老干部，又为偿不是对这些老干部当年闹革命的一种精神继承呢？！悲剧一再上演，不是人们丧失了理性，而是社会没有提供理性的存在位置。所以，郭世英在文化意识上的“审父”，远远敌不过暴民的杀戮，结果是控诉者再度被控诉，革命者再度被革命，酿成了震撼人心的历史悲剧。据说，郭世英最终还是死在红卫兵手里，时间是1968年4月26日清晨，地点是在他后来就读的北京农业大学。有人这样描述了他死时的惨状：

他被四肢捆绑在椅子上，轮番批斗，连续三天三夜，受尽人身凌辱。然后，人反绑着从关押他的房间，一个三层楼上的窗口中，“飞”了出来……肝脑涂地，血染红了楼前的土地，死时年仅26岁。[9]

郭世英的死，成了解放以后地下文艺活动的第一桩血案。他作为这段历史中的最早殉道者，在生命遭遇和人生选择上，与第一御用文人的父亲郭沫若构成如此截然不同的对比，值得后人深思。郭沫若当初闻知儿子死讯时的心情，现在已经无处可考。据说，之后的郭沫若在案头一直摆着郭世英的一件遗物----一本日记本。也许在郭沫若的心中，六儿子郭世英的死，也曾带给过他灵魂深处的一些拷问吧。

与“X诗社”几乎同时出现在北京的地下文艺社团，还有一个名为“太阳纵队” [10]的文学艺术沙龙。其核心人物是著名艺术家张仃的哲嗣张郎郎（1943----），外围成员有：袁运生、丁绍光、张士彦、巫鸿、吴尔鹿、张久兴、张新华、张振州、杨孝敏、董沙贝、甘恢理、于植信、张润峰、周七月、张寥寥、王东白、陈乔乔、耿军、鄔枫、蒋定粤、张大伟、郭路生（食指）以及同时卷入“X诗社” 和“太阳纵队”的牟敦白等。从参与人员的名单上看，“太阳纵队”要比“X诗社”触及面更大，范围更广。比如袁运生、丁绍光、张士彦是画家，张郎郎和巫鸿是学者，郭路生和牟敦白为诗人和作家……而且据其组织者张郎郎回忆，他们沙龙的活动时间也较长，从1962年底一直持续到1966年。当然，“太阳纵队”也没有幸免于文化大革命，后来的命运还是跟“X诗社”一样。郭世英死后，“X诗社”的张鹤慈和牟敦白相继被捕，张郎郎也褴铛入狱，并被判处死刑，虽然因为周恩来写了“留下活口”四个字才得以保住性命，但还是因此坐了整整十年大牢[11]。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北京地下文艺社团，就是这样在惨烈和悲痛中宣告结束。

尽管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北京早期的这些地下文艺活动被迫终止，但他们植下的自由思想之种，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随同红卫兵的串连与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撒播到了中国的四面八方。这里有必要提到诗人食指，即曾经参与过“太阳纵队”交流活动的郭路生。因为正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未曾间断的独立创作，才保住了北京那些地下文艺沙龙燃烧起来的星火，并由此照亮过黑暗中许多困顿的人生。郭路生，1948年11月生于山东朝城（位于黄河北岸，河北、河南、山东三省交界处），因为母亲是在行军途中生下的他，故而得名路生。“食指”是郭路生1978年之后发表作品时为自己取的笔名，我们这里还是采用他的笔名来述说，以便更多人对照他的作品去慢慢了解。虽然食指也同属于北京的“高干子弟”，但他却有着强烈而健康的平民思想，这可能是他的诗作“能够闪电般眩目地突破X诗社和太阳纵队的求索者们极其狭窄病态的青年贵族圈子，楔入时代，以‘文革’中特有的手抄本文学的形式广为流传” （廖亦武语）的原因。大概从1964年以后，食指就跟“X诗社”和“太阳纵队”的成员，比如牟敦平、张郎郎、郭世英、王东白、甘恢理、郭大勋、黄沙贝等人开始接触，但那时候思想交流多于生命体验，食指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创作观点。食指创作观点的形成，应该说完全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触动。正是这种源自生命主体对时代客体的感悟，使他后来真正越出了沙龙那个狭小圈子的局限，走向了更为广阔的天空。在谈到自己最初创作的《鱼儿三部曲》时，食指这样回忆道：

那是1967年末1968年初的冰封雪冻之际，有一回我去农大附中途经一片农田，旁边有一条沟不叫沟、河不像河的水流，两岸已冻了冰，只有中间一条瘦瘦的流水，一下子触动了我的心灵。因当时红卫兵运动受挫，大家心情都十分不好，这一景象使我联想到见不到阳光的冰层之下，鱼儿（即我们）是怎样地生活。于是有了《鱼儿三部曲》的第一部。[12]

食指的这种创作体会，从生命的感受出发，剥离开早期受书本的一些影响，不仅使他的语言贴近了时代，也使他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民间诗人。1967至1968年，食指创作了大量诗歌，直至1968年底，他被卷入上山下乡运动之前，实际上已经完成了《相信未来》、《烟》、《酒》、《海洋三部曲》等经典名篇。1968年底，食指去了山西的杏花村插队，在离开北京火车站的那一瞬间，他有感于告别时的镇痛，又创作了那首感人肺腑的《这里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不过，真正使食指博得盛名的还不是这首，而是被千千万万知青们用手抄本形式不断传播的《相信未来》。全诗内容如下：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
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
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痛苦，
是寄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
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

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
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
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
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

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
相信未来，相信生命。[13]

食指创作这首诗的那一年，在他周围发生了很多惨不忍睹的事件。邓小平之子邓朴方被迫害致残，郭沫若之子郭世英被迫害致死，还有张郎郎冒死逃离北京都是在那一年。食指有感于那一年的沉痛，受张郎郎逃离时在王东白的笔记本上写下的“相信未来”四个字启发，创作出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篇，以对现实的怀疑与反叛转换为对现实的超越，用如此铿锵有力的诗词节奏来安排未来的精神进路，表明了他内心坚不可摧的生命信念。据说，这首诗曾一度受到江青的点名批判，理由就是因为食指把历史的评定锁向了未来时空。可以这么说，这是食指对文化大革命实质性的一种颠覆，他在那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彰显出一种“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刘禹锡语)的思想境界，无疑使他成为了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精神象征之一。

食指的诗歌因为有着这样一种对未来的坚定信念，成为越来越多青年人的精神粮食，并伴着他们一批一批地下放农村，与他们的行囊相随，带到了全国各地。许多年后，食指的朋友李恒久这样回忆起他在内蒙古时的插队生活：

1968年下半年我和钟阿城、孙立帆等人一同离开北京，辗转到了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阿荣旗插队落户。当我们每天干完繁重的农活，疲倦地披着星光从庄稼地里归来时，背诵、朗读郭路生的诗已成为大家共同的享受。他的诗使我们焕发着精神，憧憬着未来。阿城在读过的诸多诗人中偏爱郭路生，他近于强迫地责成我把我能记得的郭路生的诗全部抄录给他。许多年过去了，我无从得知在阿城后来的文学创作中究竟从他热爱过的郭路生的诗篇中得到过多少启迪。[14]

而在离北京不远的白洋淀，另外一批北京来的插队青年，也跟李恒久回忆中的阿城一样，受食指等人的启发，于农忙之余开始了文学的想象。白洋淀诗人多多（栗世征，1951--）在后来的一篇回忆中为我们罗列出了那时候影响过他们的一些书籍：

1970年初冬是北京青年精神上的一个早春。两本最时髦的书《麦田里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向北京青年吹来一股新风。随即，一批黄皮书传遍北京：《娘子谷及其他》、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他》等，毕汝协的小说《九级浪》、甘恢理的小说《当芙蓉花重新开放的时候》以及郭路生的《相信未来》。[15]

正是因为受到这样一股股春风的激荡，多多和芒克（姜世伟，1950--），以及根子（岳重，1951--）等人相继萌发了创作的念头，并通过一种更为彻底地颠覆，最终带出了一个新的创作时代。
芒克和多多，还有根子三人是北京三中的初中同学，十三岁就相识，成为了好朋友，并于1969年初共赴河北白洋淀插队。这三个人与“三”这个数字之间构成如此之多的巧合，暗示出“三人行必有我师”的那句古训，一度在现代诗歌史上被传为佳话。据多多回忆，他们三个人的诗歌生涯，均是在白洋淀起步，尽管早在初中二年级根子就有作文登上了《北京晚报》，并且多多和根子于1968年都尝试写过一些古体诗，但是真正开始现代诗的探索，还是在他们共同插队后的白洋淀，即多多前面提到的那股清风吹过之后。芒克是他们中间最先有作品问世的诗人，多多后来回忆道：

1871年夏季的某一天对我来说可能是个重要的日子。芒克拿来一首诗，岳重的反应令我大吃一惊：“那暴风雪蓝色的火焰……”他复诵着芒克的一句诗，像吃了什么甜东西。显然，我对诗和岳重之间发生的重大关系一点预感也没有。[16]

不过，虽然多多对芒克和根子迷恋上诗歌一点预感都没有，但以后的事情却发生了急剧变化，多多和根子也不甘雌伏，相继创作出了许多毫不逊色于芒克的现代诗。尤其是多多，后来还与芒克决斗般相约每年定期交换一本诗集，由此催生出大量的诗作，使他和芒克成了那一时期最为活跃的诗人。

当然，白洋淀不光只有芒克、根子和多多写诗，除了他们以外，还有宋海泉、张建中（林莽）、孙康（方含）、周舵等等一大批北京来的青年在这里从事创作，由此形成一个瞩目的白洋淀创作群体现象，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北京青年的向往。据说，于友泽（江河）、史保嘉、赵振开（北岛）、马嘉、鲁双芹、鲁燕生、甘铁生、彭刚、杨桦、严力等滞留在北京的一些创作青年，都曾到过白洋淀，跟白洋淀诗人有过密切的思想交流。那么，为什么白洋淀会形成这样特殊的创作群体现象呢？后来，白洋淀诗派早期诗人宋海泉这样总结道：

白洋淀诗歌群落的产生，同它本身的文化传统是没有必然的血缘关系的，诗歌作者群的产生在这里，也许正是由于它的这种非文化的环境，由于它对文化的疏远和漠不关心，因而造成一个相对宽松，相对封闭的小生态圈。借助于这个生态圈，诗群得以产生和发展。[17]

在同一篇文章里，宋海泉还进一步分析了这个生态圈的具体特点：

首先，它聚集了北京中学生中一批思想敏锐的分子。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流、切磋、撞击，时时产生一些闪光的东西。以写诗为例，他们时常就学习体会、书籍、诗稿进行交流，就诗歌理论、诗歌形式、写作技巧进行切磋。他们关心的领域非常广泛：哲学、经济、历史、政治、音乐、绘画……，不同的领域之间经常互相启迪、借鉴，这种启迪和借鉴开阔了他们的眼界，提高了他们的思想境界。

其次，每个村的知青基本是以原学校为单位的组合，他们各有自己的社交圈子，从中汲取必要的知识信息。白洋淀这个生态圈远不是一个封闭系统，而实实在在地是一个开放系统。
第三，安新县距北京300里，相对山西，陕西、内蒙、黑龙江、云南而言，简直就在家门口。所以，经常地来往于北京安新两地。外地的同学也能很方便地到白洋淀来，进一步扩大了这种交流。仅就我村而言，接待过山西、陕西、云南、内蒙、北京等地的同学朋友，少说也有几十人。少则几日，多则一两个月的留住，是很平常的事情。

白洋淀诗群的根在北京。

白洋淀诗歌群落这样一个文化现象，其本质是一种都市文化。[18]

宋海泉的这段分析，让我们了解了当年白洋淀的特殊背景，尤其是与北京的近距离关系，完全可以用北京的后花园来形容。可以这么说，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相对宽松的后花园，北京的地下文艺才能在政治高压下抽离出来继续活动，幸免于文化大革命的侵扰。也许，这就是白洋淀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成为一个文化象征的原因。事实上，当年插队在白洋淀的青年大都比较自由，因为是北京来的插队青年，搞不清背景的深浅，所以，当地人对他们还是比较放任。这就为他们自由创作，并经常往返于北京之间创造了条件。比如芒克，在根子和多多相继想办法离开白洋淀后，也经常潜回北京与城里的各种文艺青年滚打在一起。据说，那一时期他还在北京与号称“艺术疯子”的彭刚（1952--）成立过一个“先锋派”组织，并相邀一起南下传播“先锋”理论，扒火车流窜了一路。当然，结果却是无功而返，因为没有足够的差旅费，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磨难之后，他们俩的“先锋”实践，最终还是以被遣送回京告终。[19]不过，尽管芒克和彭刚的“先锋”运动没有成功，但他们的疯狂行为却为他们在北京的文艺青年中赢得了名声。北岛（赵振开，1949--）就是在那个时候经热心人介绍认识彭刚和芒克，继而开始亲密接触的。这是一段隐秘的接触，正是这段隐秘在地下的频繁接触，孕育出了后来的《今天》杂志和“星星画展”。而那些都已经浮出了水面，为大家所熟知了。

注：
[1]，[2]，[4]，见筱白（牟敦白）《X社与郭世英之死》，《民主中国》（民刊1995年5月号，总第27期）。
[3]，牟敦白《X社与郭世英之死》，《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廖亦武主编），19页。新彊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
[5]，引自陈平原选编《《新青年》文选》，166页。贵州教育出版社2003年。
[6]，引自陈平原选编《《新青年》文选》，201、202页。贵州教育出版社2003年。
[7]，郭沫若《郭沫若》，3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8]，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99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9]，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第91页。朝华出版社1993年。
[10]，见张郎郎《“太阳纵队”传说及其他》，《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廖亦武主编），30—52页。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
[11]，见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七十年代》（北岛、李陀主编），105—14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9年。
[12]，郭路生《写作点滴》，《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廖亦武主编），59、60页。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
[13]，食指《食指的诗》，10、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14]，李恒久《路生与我》，《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廖亦武主编），83页。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
[15]，[16]，多多《被埋葬的中国诗人（1972-1978）》，《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廖亦武主编），195、196页。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
[17]，[18]，宋海泉《白洋淀琐忆》，《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廖亦武主编），246、247页。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
[19]，见芒克《彭刚》，收入芒克文集《噍！这些人》，17—19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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