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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洁非，男，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先后在新华社、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主要从事当代文艺思潮研究和作家作品评论，九十年代后转入小说理论、小说文体史、城市文学、延安文学等专项研究，近年从典型人物和事件个案以及文学体制、文学生产方式入手，展开重新认识和描述当代文学史的工作。此外，还写有很多文化学术随笔。已出版《告别古典主义》、《小说学引论》、《中国当代小说文体史论》、《城市像框》、《袖手清谈》、《不入流者说》、《翻了一半的书》、《龙床》、《典型文坛》等著作近二十种。曾获首届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第三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中短篇）奖等多项文学奖项。近两年在我刊主持“钟山记忆”专栏。
1
1962年的冬日，北京东安市场旧书店里，中学生牟敦白找到一本书。那是他所崇敬的文豪郭沫若几年前出版的诗著《百花齐放》。他付钱，将这书名有着春天气息的旧书买下。这时，他意外邂逅了一个人：“身着中式棉衣，头戴罗宋帽，脖子上系一条大长毛围巾，服饰得体，气质高雅”。偏偏正是刚刚所买之书作者的六公子郭世英。牟敦白所以将他认出，系因彼此曾为101中学校友，后者时为高三学生，名满校园，“我认得他，他不认得我。”对眼下巧遇，牟敦白事后认为是一种“命运”。他迎上去，请求郭世英在那本书上签名。郭世英笑了：“我怎么有资格在父亲的著作上签名呢？”然而，这终于使他们结为朋友。不久，郭世英将牟敦白引见于也是名门之后的另一位朋友，张东荪之孙张鹤慈。此人“长发蓬乱”，“天马行空，对旁人蔑视全然不顾”，还有着“女人一般纤细的手指”。
这样，牟敦白走近“花衣锦食家庭的子弟”，以及他们的生活。他见过从“一辆又高大大的黑色‘吉斯’汽车”走下来的郭沫若本人，握过“保养很好，口里嚼着糖”的郭夫人于立群“胖而白的柔软的手”。
牟敦白的记忆，还特别指向一个场景：他在郭府的窗台和卫生间，都曾看到“零零散散放着好几张粮票”。这个记忆，将时代背景鲜明地凸显出来。其时，饥馑未远，“粮票比金钱还要珍贵”。这种感情，后人无从设想。郭府中粮票的那种慵懒、闲散、若无其事状态，显示了真正的优裕。
牟敦白对这优裕生活与躁动不安的心灵之间的关联，感到不解。他问郭世英：“为什么要自寻烦恼？”郭世英回答说：“人并非全部追求物质。俄国的贵族多了，有的人为了追求理想，追求个性解放，追求社会进步，抛弃财富、家庭、地位，甚至生命……”
笔者从牟敦白所著《X诗社与郭世英之死》读到这些场景和对话，立刻产生非常奇特的感受。它们出现在1962年那样的背景之下，形成极大反差。为感受这一点，我们将引用一些不同的讲述；当然，我们会注意在北京范围内寻找这种讲述，以使所呈现的反差具有可比性（假如来自河南、安徽、湖南、四川等地，虽然反差无疑更大，可比性却相对不足）。笔者从自己所居北京某小区社区网上，看到年龄与牟敦白相仿的一位高邻，如此讲述当年往事：
那是1960年大饥荒的年代，我已经上了初中一年级。一天放学后爸爸叫我到五道口粮店找妈妈，谁知当我走到那里，粮店周围已经是人山人海，大家等待买粮。虽然家家都有粮本，按定量供应，可是粮店没有粮，百姓又不甘心空手而归，只好等待。我好不容易在长龙中找到疲惫不堪的妈妈，她那褐色的呢子外套的后背上被人用粉笔写上硕大数字，防止有人加塞儿。那一天怎样结束的我已经记忆不清了，但我感觉总从那天起总是是吃不饱。尽管学校全部取消体育课，但是由于正赶上自己长身体，所以总觉得饿。有一天家住五道口居民区的刘海同学叫我和他们邻居一起去前八家村里农民土地里挖剩下的白薯，我们和一帮老婆子刚到那里，地里已经涌入不少的市民手持铁锨、镐头拼命地挖地，还遭到当地农民的围攻、驱赶。我和刘海一到“战场”，立刻投入“战斗”。农民用土块打我们，我们也顾不上还手，只是低头挖土。如果要是挖到一块白薯，就迅速地抓在手里放在背包里。挖着挖着，突然有个大点的孩子大叫：
“你不是雷凤超吗？怎么？大教授的儿子跑到这里抢俺农民的粮食？你还要脸吗？”
以当时教授之稀少，这家庭在北京应属中上。然而，教授夫人需要夹在饥民当中、身上被人“用粉笔写上硕大数字”排长队买粮，教授之子也随市民一道，到田间抢夺农民劳动果实。在这种景象面前，郭府那些随处扔放的慵懒、闲散、若无其事的粮票，令人震撼。
然而，牟敦白对1962年的回忆，不只包含一种描述。透过郭府和郭世英这种相对特殊的环境和对象，我们看到当时中国同时陷于两种贫乏和饥饿。首当其冲的是粮食匮乏和身体饥饿。但这并不是全部，也有精神的贫乏和饥饿以及随之而来的苦闷。后者虽然距离现实相对遥远，为生存困境所掩，显得并不迫切抑或微不足道，但其程度却未必亚于口腹之缺。
这是一个全面饥饿的年代，从物质到精神。有位这年出生、后来成为作家的女士，写了一本带着自传意味的小说，题名《饥饿的女儿》。她并非信手拈来，其中沉积了最基本的生命感受，而对于每个生于六十年代初期的人来说，这感受是共同的。
2
著名的“大跃进”运动，1958年发动，实际收场于1960年（名义上还没有），历时三载。三年下来，所导致的结果之一，按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本文所引薄氏论述，如未另行注明皆出此书，不赘）的概括，是农牧业“大幅度减产”，发生“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危机”。他并且提供了下列数据：跟“大跃进”之前的1957年比，1960年中国的粮食、棉花、油料作物产量，分别减少26%、35%、50%以上，生猪存栏数减少56%、大牲畜饲养量减少12.5%。下降比率大得惊人。假如对这些抽象数字意味着什么，我们难以取得具体认识，那么，薄一波如下一语可以对此做出解释：“这些农牧业产品的产量，大都退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作物的产量仅及1951年的一半。”换言之，建国十年等于白干。不仅如此，问题严重性在于，在农牧业生产下降到1951年水平的同时，中国人口却从1950年的五亿五千万人，增长到1959年的六亿七千万人，这多出来的一亿二千万人如何解决吃饭穿衣？问题严重性可想而知。
迄今为止，还没有上述饥饿现实对人口变化所造成直接影响的官方数据发表。但是，经国务院批准，1983年国家统计局的《中国统计年鉴》公布了1949-1982年各年度人口数字。在1959年至1961年的“人口数（年底数）”中，我们发现这样一些变化：1959年，中国总人口为六亿七千二百零七万人，1960年为六亿六千二百零七万人，1961年为六亿五千八百五十九万人。亦即，到1961年底，这三年中国人口连续下降了一千三百四十八万人。这些数字尚非对于因饥饿而死亡人数的专门统计，但从中已经可以窥见相关事实的严重。上述数字公布之后，外电评述为“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在并未遭遇战争、瘟疫等重大非常情形之下，上千万规模的人口突减是不可思议的。
作为参考附带提一下，有关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人口非正常下降，西方学者根据各自研究提出不同数字———最多的估计，竟至三千万人（参阅彭尼·凯恩：《中国的大饥荒（1959-1961）：对人口和社会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3
粮食问题，成为最高领袖毛泽东1960、1961年案头上的最主要问题。研究这段时间的毛泽东文稿，可以发现很多有趣的情形。
首先令人惊讶的是，虽然饥荒早已普遍发生，而且导致了严重恶性事件（例如著名的“信阳事件”早在1959年11、12月就达到巅峰），但是直到1960年3、4月间，各地呈送中央的报告仍旧“形势一片大好”。
中共贵州省委1960年2月24日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称，80%食堂饭菜质量不仅没有下降，而且得到“提高”。“这些办得好的食堂，已成为生产小队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巩固了人民公社，生产也搞得很好，显示了食堂的优越性和重要性。”报告虽然提到“个别”出现“外逃、肿病和死人现象”，却将原因首先归结于“基层组织有问题，有的被富裕中农把持，千方百计拖垮食堂，挖人民公社的墙脚”。报告表示将“进一步把食堂办好”，甚至说“食堂势必要适当扩大规模”。
毛泽东于该件批复：
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写得很好，现在发给你们研究，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中央所以这样下断语，是因为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至十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仿行时要有步骤，要有坚强领导，要提高干部和群众觉悟，要走群众路线。在1960年一年内，全国食堂达到贵州现时的那种水平，也就很好了。在领导不强的地方可能一年达不到，那就在1961年达到也可以。即使更长一点时间达到，也可以。总之一定要达到，并且还要提高。请你们在今年春季专为食堂问题开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是为至要。（《中央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报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
不仅予以热烈肯定，而且看得出，对报告内容颇感兴奋，期待之情溢于言表。
同年3月，湖南就本省农业情况报告中央，称“作物普遍长势良好”，“创造了不少高速度发展的先进事例”，“群众的福利和健康普遍较好”。毛泽东3月15日决定向全国转发这个报告，并批曰：“此件很可以一看，其中有些新鲜东西，可以看到农业全貌。”（《中央转发湖南省农业生产情况综合报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末一句，还透露了一种心情。
大概什么时候，毛泽东终于知道真实情况，从而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情况来看，约为1960年10月。是月12日，山西省报告说四、五月份农忙期间，全省参加种地的劳力仅占48%，且“女多男少，老多壮少”，即不仅人数不足一半，劳动力质量也差。不言而喻，这意味着什么；当年收成可想而知。同月27日，胡乔木写信给毛，建议推广小球藻作为“粮食代用品”，信中谈了三条理由，“１．至少可以保证不饿死人，减少甚至消灭浮肿病。２．减少乱采代食品而引起中毒的事件。３．保证劳动生产率和工农体力不至因粮食不足而降低。”这三条，同时可以解读出当时粮荒的严重性及其隐藏的后果。也是27日这一天，毛泽东还批阅了中央办公厅《情况简报》上登载的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阎达开关于针对农村生活将要采取的措施的汇报要点，其中说：“关于农村口粮的安排，坚决实行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
毛泽东看了山西报告，要求书记处督察各省“压缩劳动力到农业第一线”，并嘱事后汇报，“各有多少，共有多少，何处成绩大，何处成绩小，告我为盼！”（《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村劳动力问题的报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农村劳动力的主力都上哪里去了呢？从山西省委报告看，主要是被抽调去炼钢、修水利等，换言之，还是“大跃进”造成的。10月27日，中央批转了山西省委报告，指出：“农村劳动力问题是目前发展农业生产的一大问题”，“人是每天要吃饭的，不论办工业、办交通、办教育、搞基本建设，办任何一项事业，都离不开粮食。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当忘记这个最简单的、千真万确的道理。”要求“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迅速改变当前农业缺乏劳动力的严重状况。”
10月31日，由周恩来起草了中央关于当前农村政策的紧急通知稿，就“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做出十二条指示。11月3日，毛泽东进行多处修改，这些修改的一致特点是在原稿基础上加大了对农民“让步”的力度。例如“社员户养猪也不可偏废”，改为“社员户养猪也应该鼓励”；公积金和公益金合计的比例，“一般以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到十为宜”，改为“百分之五左右为宜”；对于收入少、公积金少的穷队和遭灾歉收的队，公社对其公积金提成的比例，“可以更低一些，也可以不提成”，改为“应该更低一些，或者不提成”。“三五年内，县以上各级各单位都不许再从农村抽调劳动力”，改为“五年内”。除以上修改，毛泽东还特别指示，通知要“用电报发出，越快越好。”或许，这时他已明白形势刻不容缓。
但即使这时，传递到高层的信息仍不透明。中央办公厅河北工作组关于河北三个公社的调查简报（1960年12月25日）、中宣部《宣教动态》第113期（1960年12月26日）刊载的辽宁省委工业部《关于在职工中迅速开展一次粮食问题的思想教育运动的报告》，有不少似是而非的汇报。前者在唐山丰润县搜集了三种不同例子，描述当前农村状况并非一团糟，而是有好有坏；好的公社“保持了连续跃进，年年增产，生活安排好，群众情绪高，劳力外流很少”，差的公社“从一九五八年起，粮食产量逐年下降，致使人口大量外流，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现象大量增加”，同时还有已经渡过难关、由坏转好的例子：“在克服重重困难的情况下，获得了丰收，人均产粮近八百斤。目前群众情绪已安定下来，外流人口也纷纷回来了。”这种汇报，使毛泽东感到高兴，赢得了他的共鸣。他在批语中说：“此件请你们迅速一看，并加以讨论。全国的情形，我看大体都是这个样子，好的、坏的、中等的三类。”（《印发关于河北省三个人民公社调查简报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
而辽宁省委工业部的报告，则明显罔顾事实，隐瞒真相。该省自三月以来，“生产一直上不去，主要是因为闹粮问题”，而报告将“闹粮”原因解释为三点：“一是人们心理紧张，二是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影响，三是五类分子趁机造谣生事。”它声称：“解决闹粮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政治挂帅，以增产节约为目的，对粮食问题进行正面教育，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组织老工人现身说法，回忆对比。”它居然极肯定地报告：“凡是采取这一办法的单位，粮食问题都解决了。”并举例说，锦州某厂原有85%职工闹粮或同情闹粮，经过教育辩论后，“反而压缩了九千余斤定量，没有一个人再喊粮不够吃。”辽宁省委也对其工业部的这一报告完全首肯，在转发时强调，“解决粮食问题的主要办法在于深透的政治思想工作，进一步树立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精神，同时在干部中狠反右倾畏难情绪。”毛泽东相信这个报告的办法可行，批示：“锦州的经验很好，可在各工矿企业中推行，机关、学校、部队中也可推行。”（《印发〈在粮食问题上进行思想教育的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一文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
但是1960年底，信阳事件为中央所知。在如此重大的事态面前，含糊其辞、模棱两可无法奏效了。毛泽东对于他所收到的信息，表现出明显的不信任。标志是，在获知信阳事件以后，他突然敦促开展“调查研究”。
他先于1961年1月21日致信秘书田家英，信中谈了两件事。第一，将他写于1930年的一篇旧作《调查工作》分发三大秘书田家英、陈伯达、胡乔木各一份，此文即日后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并改了名的《反对本本主义》。第二，命田、陈、胡各率调查组，分至浙江、湖南和广东，“去搞农村”；每组要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向我作报告”。末了又加嘱一句，命调查组每个人均看到此信，“至要至要”，后面一连跟着三个惊叹号。（《关于组织三个组下去调查研究给田家英的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
3月11日，毛泽东吩咐将《调查工作》一文下发更多的人：“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对〈调查工作〉一文的说明和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
3月13日，他致信政治局常委主要成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等，以比较激烈的口气提出：“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他所以显得生气，似乎也跟《调查工作》一文下发之后反应不够强烈有关：“我的那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也请同志们研究一下，那里提出的问题是作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因此建议同志们研究一下。可以提出反对意见，但不要置之不理。”（《关于认真调查公社内部两个平均主义问题的一封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
在毛泽东这封信之后，中央起草了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指示。3月23日，毛泽东修改了这份文件，并将其定名为《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由此，一个以农村为重点的“调查研究”，自上而下席卷全党全国，成为1961年春季的一项热火朝天的行为。例如西北局4月11日向中央报告，他们决定“把调查研究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领导干部特别是第一书记要亲自动手，西北局机关的干部都要分期分批地轮流下去，书记处的大多数同志和各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都要带领干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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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材料可见，毛泽东在全党发动大规模调查研究活动，首先是因农村和粮食问题发生危机以来，他颇为不透明乃至颇相矛盾的信息所苦。这些信息往往被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书面语言“包装”了起来，而且一个地方传来的信息是这样，另一个地方传来的信息却是那样，使他难以确切了解全局情况到底怎样。
他非常怀疑汇集到案头的各种报告。不过，这种怀疑似乎并非嫌各地反映问题不够彻底，相反他内心更倾向于怀疑那些负面信息在多大程度上有所夸大。他担心，官员们犯着官僚主义，高高在上，并未亲自核实，就将一些并不确实或并不具有普遍性、乃至与实际相反的信息上报中央。
这可以从他给刘、周、陈、邓、彭的《关于认真调查公社内部两个平均主义问题的一封信》中隐约地体会到。他批评省级以上领导干部“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将自己的信息渠道限制在会议范围内，从而得出错误的判断。他点了邓小平和彭真的名，质问在“两个平均主义问题”（即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上，“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不是吗？我说错了吗？”说：“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着重号为引者加）换言之，对平均主义引起的问题，他强烈怀疑人们是否单纯从负面来认识，以致在纠正错误的同时，忽略并挫伤了对人民公社运动的“群众积极性”。
在《对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的指示信的修改》中，毛泽东的态度则相当明朗了：
中央认为，最近几年的建设成就是伟大的，证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在农业、工业等方面的具体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造成了一些损失。这些缺点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进行得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满足于看纸上的报告，听口头的汇报，下去的时候也是走马看花，不求甚解，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性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断和决定。在这段时间内，夸夸其谈，以感想代政策的恶劣作风，又有了抬头。这是一个主要的教训，全党各级领导同志决不可忽略和忘记这个付出了代价的教训。
黑体字部分，为毛泽东亲笔。他的看法，归结一下有几点：一、近几年成就伟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方向都没有错误。二、错误发生在“具体工作”环节，亦即，“具体工作”没搞好。三、导致错误的原因，在于干部对实际情况缺乏了解，瞎指挥，致正确政策被歪曲。
这里清楚地表明，即便在形势彻底恶化（参考前面由薄一波提供的1960年农牧业一系列数据）的1961年春天，毛泽东仍不愿相信他的“三面红旗”已经失败，仍不认为几年来基本政策出了岔子。他的估计是，好经被念歪了。由于坚持这样看，尽管他从上报材料了解到经济尤其是农业以及农村生活出了严重问题，也并没有打算审视和修正政策本身，而寄希望于在干部中加强调查研究，通过改善领导工作使错误的指挥为正确的指挥所替代———他以为这样就能扭转局势、补回损失。此外，加强调查研究除了用于纠正“恶劣作风”，或许还反映了毛泽东另一个愿望，即他坚信“缺点错误”、“损失”之类既非“三面红旗”的主流，更不是其全部，而这些次要、非主流的东西一段时间以来恐怕被夸大了；通过调查研究，各级干部应该可以从困难所带来的失败情绪中清醒过来，看见光明面和“积极性”。
简而言之，在六十年代初大灾荒过程中，毛泽东视“大跃进”等为无比正确的立场，从来没有动摇。在其内心，始终充满乐观。
说到内心，公文以外的显现会更加直接。诗词之于毛泽东，不特是才华所凝，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位政治家主观精神世界的比兴。这是我们研究他心态、意绪的很好素材。
1961年9月16日，庐山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当日，毛泽东手书李白《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四句，赠常委各同志。诗曰：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毛解释道：
李白庐山谣一诗中的几句。
登庐山，望长江，书此以赠庐山常委诸同志。
其意如何？《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编者的注释说：
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认为问题暴露出来了，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
实际上，大约一年后形势才谈得上好转，这里只是反映了毛自己的一种心情：不必悲观，要登高望远。
他的心情一直保持着昂扬的状态，并没有低沉或忧愁之色。1961年初，他提议何其芳编一本《不怕鬼的故事》，并对这本书的序亲自加写了许多内容（1961年1月23日、24日）。例如：
世界上并没有过去的故事里所说的那种鬼，但是世界上又确实存在着许多类似鬼的东西。大而至于国际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以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严重的天灾，一部分没有改造好的地主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分子篡夺某些基层组织的领导权，实行复辟，小而至于一般工作中的困难、挫折等等，都可以说是类似鬼的东西。
原来，“鬼”之喻如此，而他奉劝于人的是两个字：不怕。稍后，他再次针对这些“鬼”强调：
一切都不可怕。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对这一切完全可以而且必须加以藐视。
不仅无须怕，实际上应该采取“藐视”。他以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指出：
一切革命工作中的困难和挫折，都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都不过是前进道路上的阻碍和曲折，都是可以克服、可以扭转的。《对何其芳〈《不怕鬼的故事》序〉的修改和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
1961年，他有几首诗词新作。读之，一派烂漫，豪气干云。11月17日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寓意显然与“不怕鬼”思想有渊源，金猴棒起，“妖魔”辄立现原形，何足挂齿？12月某日的《卜算子·咏梅》是“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陆词写得凄凉抑郁，“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反其意，自然是高蹈奋拔了：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百丈冰”与“花枝俏”这一对意象，尽显作者胸壑，而“她在丛中笑”，更写活了他真实的心态。是年，还有一首七律《答友人》，极为妩媚、旖旎、华美、飘然：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友人”指周世钊，毛泽东当年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同窗，此时任湖南省副省长。因这层关系，此诗有叙旧之意，又兼蓄故乡之怀。那么，当着昔时同学、今之“父母官”，对于多年未回的故乡，作者是怎样展现他的想象呢？“芙蓉国里尽朝晖”，良辰美景、灿然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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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响应毛泽东号召而纷纷下基层的众多中央领导人，看到和带回的景象却大相异趣。
1961年春兴起的调查研究热潮中间，许多高层人物都亲自下到公社甚至生产大队。刘少奇去了自己老家湖南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周恩来去了河北武安县伯延公社，朱德去了四川和陕西，邓小平、彭真如毛泽东所嘱去了京郊，其余如胡耀邦去海城、胡乔木去韶山、谢富治去邯郸等。倒是毛泽东本人未曾躬行这样的活动，他所做的，如《关于组织三个组下去调查研究给田家英的信》所示，是从身边派出三个调查组，然后“向我作报告”。
这些下去的领导人，由于不是听下面送上来的报告，而是亲身历访、直接目击，收获都很翔实。周恩来说，“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他亲自访问了三户“劳动都很积极，思想品质很好”的老贫农，无一愿意吃食堂。朱德说，陕西农民反映在食堂“社员口粮吃不够标准”，“浪费劳动力”，“一年到头吃糊涂面”。邓小平、彭真说，北京郊区实行食堂可办可不办后，“食堂大部分都散了”。胡耀邦说，“青壮年、妇女、老年人，基层干部，没有一个说食堂好话的。”谢富治领导的调查组在五个生产队搞了一个无记名投票公决，结果赞成停办食堂的户占90%。（《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食堂成为群众意见焦点毫不足怪，它是共产风的典型症候，在乌托邦式假说妆点下，实际带给农民彻底的剥夺———从口粮到吃饭家伙，这些我们马上即可从刘少奇的调查中了解到。
4月1日至5月15日，刘少奇在湖南乡下整整呆了一个半月。1985年出版的《刘少奇选集》下卷收录了《同炭子冲农民的谈话》，谈话时间为1961年5月7日，这不仅是刘少奇此番调查研究活动的唯一记载，也是迄今普通公众很少能够看到的为官方所认可的有关“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份材料。
他的开场白这样说：“我将近四十年没有回家乡了，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注意他所用的词，不是生活“不够好”、“有困难”，而是“很苦”。作为一个以“为人民谋幸福”为使命和己任的革命家，当吐出这种字眼时，内心愧疚可想而知。
他请乡亲们谈真实的情况，现在生活比1957年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前“是好了还是差了”，并请他们就原因发表看法。这些内容恐怕没有反映到文稿之内。文稿中，群众的话记录极少，不过，现场农民显然直率地回答了刘少奇的提问。所以刘紧接着有这样一段回应：“有人说是天不好，去年遭了旱灾。恐怕旱有一点影响，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工作中犯了错误，工作做得不好。”我们不知道著名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之说，刘少奇是否在这次交谈中听到，但他上述所谈其实就是这个内容。
以下谈话，随即围绕“食堂”展开。他问农民：“你们食堂散没有散？”农民答说：“散得多。”刘少奇承认，对食堂这个事物，自己以前“也不清楚”，听说“食堂有优越性，可以节省劳力，解放妇女等。下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认识到那纯属诗情画意的想当然，“专人煮饭，专人炒菜，专人砍柴，专人担水，专人舂米，一个食堂占用三分之一的劳动力，甚至半数的人都去做饭了。”设想与实际完全相反。
“大锅饭”糟蹋、浪费粮食，带来平均主义，这些都不难想象。然而，办食堂对农村社会和农民生活的摧毁，远不止乎以上一些抽象的概念，而是种种极实际、极具体的切肤之痛。谈话中，有这么一段：
食堂一散，有些社员有困难，没有锅子、铲子、坛坛罐罐，回家做饭怎么办？要赶快生产这些东西。大队、公社、县、省、中央，都要赶快动手，组织生产这些东西，组织铁匠打铲子，组织木匠、篾匠生产炊具。
原来，不光口粮归公支配，连锅、铲、碗这些吃饭家伙也通通被收走（许多在炼钢中付之火炉），现在食堂要散，农民甚至连居家过日子最基本的用具都没有，可以说举家荡然。
这是中国数千年迄今所无的一幕。其情形，也被毛泽东本人1958年11月19日加在一份报告上的几句亲笔所证实。当时，他满意地表示：
在公社化的过程中，自留地等残余的私有生产资料归社公有，比较顺利，个别地方出现过某些波动（例如卖猪、宰鸡等等），时间也只有几天，政策交代清楚，就稳定下来了。运动是健康的，比过去的初级合作化和高级合作化都顺利得多。（《对谭震林、廖鲁言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情况报告的批语和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
“共产风”还将农民房产席卷在内。其盖源于一种畅想；李锐《庐山会议实录》记述：“……由于拆房建居民点，有些群众无处栖身；不少地区抢着实行“园田化”（即耕地、休耕地和种树栽花各l/3，这是1958年愁“粮食多了怎么办”，毛泽东提出过的设想）”。1958年11月武昌会议后，彭德怀回家乡乌石，“看到为搞居民点，有的房子空了，有的房子拆了，煮饭的锅都砸了。”（同上）直到1961年，刘少奇在湖南看到的仍是这种情形。他说：“散食堂以后，马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房子。”农民被驱至“屋场”集中居住，而其自己的房子要么已经被折，要么被公家占用。“房子不确定，社员的很多事情不能定，自留地不能定，养猪喂鸡也难办”，所以刘少奇吩咐“公家”退房，自己“挤一下”，“把多占用的房子都退出来给社员住”。
刘少奇还发现，“大跃进”使植被和山林遭受了毁灭性破坏。“像现在这样砍下去不得了”，“现在山上的小树只剩下几个枝子，要有几年不劈树才行”。各地情况，薄一波书中提供了一些具体数字。长沙县某大队“土改后有55亩大树林，到公社化后，砍掉31亩，剩下的24亩，近两年也陆续被砍光。原有竹林70多亩，现在一株竹子也没有了。”临湘县“公社化前有十几万亩山林，两年多后，差不多砍光了。”茶陵县用木炭炼钢，“两年多时间，就把它周围30里的林木砍光。”在浙江嵊县，某大队原有山林840亩，竹园80亩，自公社化以来“遭到三次大破坏”：1958年炼钢、1960年办木炭窑，1961年毁林开荒，“几年的破坏导致‘四荒’：砍光、烧光、偷光、开（荒）光。”
物力的破坏、损失、浪费以外，人心之窳隳更加不可收拾。在湖南，饥困农民已无视法度，随意从公家拿东西，据为己有。“稻谷、小菜，随便就拿走了”，“红薯种上就被人拿走了”。人心涣散，根本“不能安心生产”。但起因正如刘少奇所说，“个人的东西被随便拿走”在先，“公家的东西被社员随便拿走”在后：
为什么有些社员不尊重所有制呢？一个原因是肚子有点饿，主要是想拿点吃的东西。还有一个原因是“一平二调”成了风气，公社、大队拿社员的东西，社员就拿公家的东西，也拿别的社员的东西。首先是公社、大队不遵守社员所有制，社员这样想：你拿得我就拿不得？你大拿我就小拿。这种风气是上边造成的，不是社员造成的。
当初，之所以堂而皇之搞“共产”，是基于一个主观假设：“集体化”乃人心所向，走共产道路皆大欢喜。这种假设，自以为“代表”了老百姓，认为自己所想就是老百姓所愿，对实际上是强制老百姓接受其主观假设而不自觉。因此，先是老百姓被共产，继而被老百姓共产，社会失去条理，一切搅成一锅粥。
1961年春季的广泛调查研究活动，确使许多领导干部亲身了解到农村现实真实一面，虽然这与发起这项活动的预想有些错位。薄一波说：“一大批来自实践的有说服力的调查报告，终于使我们党在这个曾经被视为‘共产主义萌芽’、许多人为此吃过苦、挨过整的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认识基本统一了。”里面“吃过苦、挨过整”，无疑是指彭德怀事件。所以在这次调查研究活动后，事情重新回到两年前在庐山被强行按下的话题，所不同的是，此时此刻“认识基本统一了”。
意义何在呢？很显然，是导致了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这次调查研究活动，为“七千人大会”打下基础，定了基调。
6
在饥荒压迫下，1958年以来的政治形势、格局和路线，不得不发生变化。但是变化过程并不迅速、及时，跟事态本身比，应该说相当迟缓。首先，事情显现苗头时，彭德怀的“万言书”被当成猖狂攻击；这一打压，就错过了纠正错误的第一时间。又经过一年，方于1960年8、9月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然而即令如此，“大跃进”浪潮也未立刻退却，相反它还在支撑，一直顽抗到1961年。薄一波说：“这一年（1961），最初的计划仍然很高，调整后的指标也不低，始终没有放下‘跃进’的架子。”所以情况并没有好转，实际还在进一步恶化。国民对粮食、棉布、猪肉、食油等的基本生活消费，在1960年基础上“续减”，“吃穿用的紧张”在加剧———这跟1961年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继续，相互吻合印证。薄一波明确指出，真正的转变，在1962年到来。“经过1962年‘七千人大会’统一了全党认识之后，在‘西楼会议’上才真正下了退够的决心。”
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意外地没有找到对于召开和筹备“七千人大会”的指示。通常，关于中央会议毛泽东事先都有所安排，例如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不仅写有《关于起草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给邓小平的信》（4月25日），且当会期需要推迟时也由他亲自写了《为推迟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起草的通知和批语》（5月4日）。而“七千人大会”，作为规模和意义皆超乎一般中央工作会议的一次特别会议，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来看，毛泽东在会议召开前居然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有些出人意料。他与这次会议之间形诸文字的关系，始见于1962年1月10日在已经草成的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第一稿上的批语。
从薄一波那里，我们知道中央关于召开“七千人大会”的通知于1961年11月16日发出，但这一决定如何形成，也没有交待。本次会议特点，在于“扩大”二字———扩大到县级，致与会人数达7118名。换言之，大会期间从中央到地方整个领导系统都在北京会师，这是绝无仅有的。前后实际上开了三次会议，1961年12月20日至1962年1月10日先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作为预备，1月11日至2月7日是“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举行时间，之后（2月8日）马上又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来消化“扩大会议”成果。
今天研究“七千人大会”资料，发现有三份文件最为重要。一是刘少奇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二是刘少奇1月27日在大会的讲话，三是毛泽东1月30日在大会的讲话。
刘少奇《报告》，又称为“《书面报告》”，以区分于1月27日那篇讲话。这份报告以刘少奇名义发表，实际则体现和代表中央的正式看法。它经过毛泽东的反复审阅和修改，1月10日、24日和2月23日，对报告给出七处批、改（见《对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该报告现可从《刘少奇选集》下卷看到，长达四万五千字，占了六十八页篇幅。报告就1958年以来的成就列举了十二条，而就“主要缺点和错误”只谈论了四条。这种成绩与不足的比例，满足先前毛泽东“最近几年的建设成就是伟大的，证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的主张。
但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又作了一次讲话。该讲话也可从《刘少奇选集》下卷看到，虽是删节本，篇幅亦达一万七千字上下，可见是经过认真、充分的准备。这个讲话发表了与《书面报告》明显不同的意见。讲话伊始他就申明：“我代表中央向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一个书面报告。现在，在这个书面报告基础上，我再讲几个问题。”也就是说，在这个讲话中，他将从“代表中央”以外的个人角度表达一些看法。随后他马上谈到《书面报告》对成绩与不足的估计：
这几年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有哪一些？书面报告上写了四条。请大家看看够不够。成绩写了十二条，缺点和错误只写了四条。你们如果认为缺点和错误写得还不够，再加一两条也可以。我们应该实事求是，不够就加，多了就减。
那么，从“实事求是”出发，他认为情况怎样呢？
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
“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论，来自毛泽东。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数次谈及，例如：
对去年一些缺点、错误要承认。从一个局部、一个问题来讲，可能是一个指头或七个、九个指头的问题；但从全局来讲，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或三个指头与七个指头，最多是三个指头的问题。成绩还是主要的（彭老总说一个指头多一点），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找事情，可以找几千几百件不对头的，但从总的形势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李锐《庐山会议实录》）
这套说法自彭德怀“罢官”并开展“反右倾运动”后，被国人广泛熟知，那时很多批判发言都围绕着“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展开。所以，刘少奇在这里公开表示异议，乃至认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在座每个人都明白其来龙去脉。
也是在这篇讲话中，刘少奇转述了湖南农民那个著名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看法，并明确表示认同（“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这样的内容，《书面报告》看不到，他把它放在自己个人的讲话中说了出来。类似的还有，对“三面红旗”的保留态度、对“左”比右好的不赞成、主张做老实人说老实话、称“大跃进”以来国家建设“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它在视觉上给人爬得高、跌得深的形象）等，都不见于《书面报告》而借讲话面世。
刘少奇讲话后三天，毛泽东也在大会发表讲话。也是一个超长的讲话，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收录的版本（肯定不是原始状态）来统计，字数也有一万六千余，跟刘少奇讲话旗鼓相当。毛泽东这篇讲话的语言学或者说文本分析价值非常高，尤当与刘少奇讲话对照阅读的时候。一直以来，对这篇讲话的解读普遍看重和强调其纠正错误、发扬民主的意义，而讲话中不少言语直接看似乎确可如是观，但细读或者潜读之，却每每可见言外之意，每每可闻弦外之音。就论说技巧论，这篇讲话堪称高超政治语言的巅峰范本；作为历史文献，这篇讲话又足以鉴证此后四、五年中国即将开启的天翻地覆的一幕。唯一的悬疑是，当年当日，现场聆听者不知有无意识到上述两点之人。凡此，本文拟于稍后合适的时候，再作具体读解。
就像一种常见说法描述的，“七千人大会”导致“务实路线”占了上风。更准确的描绘是，“七千人大会”后，话语环境或氛围比较有利于务实路线；以前不易讲的话，现在容易出口了，以前容易孤立的声音，现在得到很大共鸣。这一点，很快通过下一个重要会议体现出来，亦即两周后于1962年2月2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因为开会地点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以后也称“西楼会议”。
“西楼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也没有找到毛泽东跟这次会议有关的线索。薄一波对这次会议评价很高：“我认为它是‘七千人大会’的继续，是贯彻大会指导思想的一次务实的重要会议；‘七千人大会’出了题目，西楼会议及其后召开的国务院扩大会议则交了一份比较完满的答卷，对克服当时经济困难起了不可磨灭的重大作用。”
关于“七千人大会”仅仅“出了题目”，薄一波解释说，当时许多与会者“由于对国家的经济底盘了解不全面，或者出于顾虑，未能尽言”。暗示“七千人大会”只是打破了一种气氛，并没有改弦更张的实际决策。
“七千人大会”主要起到一个作用：经过此会，在中央核心的范围“统一了认识”，形成齐心协力的局面。这其实是最重要的。“西楼会议”强烈体现着这一变化，与会者态度非常一致和鲜明，周恩来提议“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而“大家一致同意这一建议”。陈云深入剖析经济形势并拿出一个克服困难的详细方案，其他人积极插话、补充。会中，刘少奇慨言：“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已是一往直前之色。“西楼会议”的成果，须用一连串经济数字表示，本文不拟引述，而想强调，那些本身没有生命的枯燥数字背后，是直面现实的勇气；唯有直面现实，不再文过饰非、忧馋畏讥，形势才切实有所转变。薄一波说，“七千人大会”中，毛泽东请陈云讲话，陈云以“对问题摸得不清”推辞了；“西楼会议”后，有人非议陈云“七千人大会”不讲、“不久就在西楼大讲一通”。很奇怪这会引起非议。如果说其中包含一种变化，也恰在于经过“七千人大会”，积极、健康的风气终于艰难地重新回来了。
7
1962年的任务是扭转经济形势，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却是意识形态。因为1957年以来糟糕被动的局面，虽然通过经济表现出来，根子其实是在指导思想上。这可以从毛泽东《对一封信的评论》看出：
收到一封信，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信的作者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搜集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专门属于缺点方面的。作者只对这一方面的材料有兴趣。而对另一方面的材料，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发生兴趣。他认为，从1958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作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则是在1957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作者李云仲同志（他是国家计委一个副局长，不久前调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组长）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一切。他认为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极大而毫无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对基本建设极为悲观，对农业他提到水利，认为党的“‘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错误是由大办水利引起的，他对前冬去春几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大办水利，没有好评。他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某些地方简直是“有失无得”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
李云仲两万多字的来信，毛泽东于“庐山会议”前的1959年6月9日收到，他在会议后期也即发动批判彭德怀后，将它下发与会者，同时写了这篇长达三千字的批语。李云仲来信，中肯而且专业。例如对大办水利的批评：“许多地方大量的大中型水库、灌渠、河流工程，在既无勘查设计，又无设备、资料的情况下，就大规模施工了，结果有许多工程建成后毫无效果，或者成为半成品；但是耗费掉大量的劳力和器材，这种工程我看过很多。”很明显，他反对的不是办水利，是非理性的一哄而上。类似这种用心含意，本来不难鉴察。但毛泽东的解读却是李云仲“否定一切”、“悲观”、基本观点“错误”。据悉李的结局是“被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下放劳动。‘文化大革命’时，他曾长期在黑龙江一个煤矿井下劳动。”（《庐山会议实录》）但历史清楚地表明，他完全说在了点子上。这番既切中时弊又颇为及时的进言被摈弃，足以显现“三年”困局以至危局，全然是一幕思想或思维方式的悲剧。
所以，1962年的工作，势必不仅仅是调整经济指标，势必要引起思想上的调整，势必要就1957年以来问题的思想根源展开反思。
2月3日，在“七千人大会”福建组会议上周恩来讲话（《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周恩来选集》，下卷），有不少颇具针对性的痛切之言。他说：“我们检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团结。”隐指由于方针不对头党内并不团结，所以必须对几年来工作加以检讨，不检讨就达不到团结。那么，在什么基础上才能达到团结？那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显然，以上四点的反面，说假话、鼓假劲、做虚事、收虚效，便是周恩来眼中几年来的顽疾。
他说：“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讲假话。”而现实中，干部往往“准备两本帐，揣摩一下才讲，看你喜欢听什么再讲什么。”接着，他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你们说假话当然不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压你们。”这个“我们”，将责任人或者“检讨”主体明确归之于中央领导核心，即：错在中央。
而更意味深长的，是下面一段：
要提倡讲真话，即使是讲过了火的也要听。唐代皇帝李世民，能听魏征的反对意见，“兼听则明”，把唐朝搞得兴盛起来。他们是君臣关系，还能做到这样，我们是同志关系，就更应该能听真话了。
这番话的后面，有来由、有故事。
1957年“鸣放”中，“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提出了几句批评：“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这几句毛泽东一直记着，记得很深。后来他在好些场合都提及，反唇相讥，并发表一种强硬的“偏听偏信”论。1958年1月28日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中说：
陈铭枢说我“偏听偏信，好大喜功，喜怒无常，轻视古董”。好大喜功我已经讲过了，至于偏听偏信，陈铭枢是叫我听梁漱溟、陈铭枢的，我不能偏听右派的，是偏听共产党，还是偏听国民党、杜勒斯。君子群而不党，没有此事。（《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文革”群众出版物《毛泽东思想万岁》，1968年）
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先于7月10日晚小组组长会上讲：
陈铭枢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我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有什么不好呢？去年1900个项目，搞得多了一些，现在改为788个，不是很好吗。我还是要好大喜功，比较接近实际的好大喜功，还是要的。偏听偏信，就是要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左中右，总有所偏，只能偏听偏信无产阶级的。同右派作斗争，总得偏在一边。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没有一点志气，还是不行的。还是要偏听偏信，要偏听偏信无产阶级的，而不能偏听偏信资产阶级。（《庐山会议实录》）
8月16日，在八届八中全会又讲：
有人说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海瑞，那也是真的，有一半是真的，右派海瑞说的不听。我是偏听偏信，只听一方面的。（同上）
这个“偏听偏信”论，毛泽东只要谈及都很强势，而且讲过多次，大庭广众、听者甚多，在高级干部中应该很著名了。所以周恩来这里径直呼唤“兼听则明”，引魏征典故，论以“君臣关系”、“同志关系”，其所指毋待明言。其实，这正是周氏一个时期以来最欲剖陈的肺腑之言；半年前他有个讲话，起始即说：
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现在却有好多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只许一人言，不许众人言，岂不成了“一言堂”么？“一言堂”从何而来？是和领导有关的，所以，我们要造成一种民主风气。……“一言堂”，说出一句话来就是百分之百正确，天下没有这种事情。（《在文艺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周恩来选集》，下卷）
为“大跃进”做思想准备的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毛泽东翻1956年“反冒进”旧帐，指名批评周恩来和陈云，“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反‘冒进’，六亿人民泄了气”。同时他树立了一个“正面”典型———柯庆施；16日大会，他拿着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党代会上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当众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答：我写不出来。毛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9日晚，周恩来被迫在会上做了检讨。同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周再次做检讨。
由于作为“反冒进头子”受到重击乃至当面折辱，周恩来一段时间内没有畅所欲言（这种情况当时很普遍），“庐山会议”中即如此。7月23日，毛泽东在那个大批彭德怀信的讲话中，旧事重提；以下，是李锐的当场笔录：
那时的反冒进，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什么性？狂热？资产阶级它不狂热，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泄气性、悲观性了。我们那个时候不戴帽子，因为这些同志跟右派不同，右派不搞社会主义，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于是反冒进。（讲到这里，偏过头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庐山会议实录》）
受此“表扬”，周恩来内心滋味不足与外人道。显然，他感受着揽镜自嫌的苦涩，因为他真正主张的，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
所以，当1962年2月3日，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福建组说出“已经有四年的浮夸风气”这几个字时，满含切身体会。从南宁会议批反冒进至今，刚好整整四年。这四年，周恩来不仅亲眼看见国家建设怎样一步步走向不堪收拾，而且最清楚根由何在。他提到刘少奇回乡调查，“有人封锁了真相”，自己的调查也有同样遭遇。他将问题归结于党内民主，归结于要让人讲真话、要听真话，不能强制人们说假话，用专政方式堵塞言路，“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的修改党章报告，对党内民主生活都有过说明。乱斗争行吗？不行。随便撤职，随便开除党籍，随便捕人、打人，都是不行的。”他呼吁“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要尽快恢复过来”，开出三剂良药：“党内要有正常的民主生活，要实事求是，要按照党章办事。”这三条，从中又可以抽取一个核心观点：至少在党内应该遵循法治、摈弃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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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谈“兼听则明”和魏征，不光有上述历史渊源，在现实中也引起不小的波澜。黎之说：“为了配合兼听则明的发扬民主的精神，包之静根据陆定一的意见，让中华书局赶印《魏征传》，根据新旧唐书中的魏征传记，除重印原文外并附有白话译文和详细注释。有些戏剧作者创作改编了《唐太宗》、《洛阳宫》、《唐皇纳谏》等剧本。”也有人以灵敏嗅觉，报以高度警惕：“‘文革’时看到有的材料中提到：‘当时担任华东局第一书记的柯庆施同志，针对上海刮起“魏征精神”的妖风，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大喊大叫要提倡“魏征精神”，那么你们指的唐太宗是谁？’”（《回忆与思考———所谓“全民文艺社论”和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周恩来在福建组的讲话，似乎只是一番“个人意见”。但是，对比一下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和八大二次会议的情形，这样的“个人意见”能够公开地谈出来，本身就说明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陈毅在广州以相当开放的尺度讲知识分子政策时，也说：“我参加了中央七千人的扩大会议，我才敢讲。”的确，“七千人大会”之后一段时间，中央领导集体的声音主掌了话语空间，越来越多的事情经中央常委会或国务院集体讨论后予以决定，而“一言堂”的情形则一时销声匿迹。
怎样看待1962年发生的事情？大约可以有两种角度。一是作为克服经济困难、走出经济危机阴影的应对来看，一是作为一次旨在修正、挽回几年来一系列方针、政策错误，重回正确、健康的思想路线的改良来看。这两者的深度截然不同。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回顾说，从南宁会议起，“党内组织生活开始出现个人专断的格局。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无产阶级政党这一有史以来的基本原则，从此遭到严重破坏。”过去，经济建设方针，包括一些主要指标，“本来都是党中央常委和政治局集体领导的决定”，但“在南宁会议这样的会议上，对本来集体决定的正确的东西，进行不容反驳的指责，如同对待右派一样，过火批判，予以否定。从此，这种中央主席个人专断个人随心所欲的局面，就再也难以改变了。”
时隔两个月，到1958年3月成都会议，陈伯达就在其长篇发言中大谈“正确的个人崇拜”。考虑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中央已明确宣布反对个人崇拜，并于同年将这一精神写入八大党章，这可谓特别惊人的变化。陈伯达说：
对个人崇拜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应当把必要的权威同个人崇拜区别开来，这是两种不同的事情，没有权威是不行的（毛泽东：委员会要有一个主任，总要有一个委员长。）恩格斯写的《论权威》的文章，轮船在海上航行，全船命运就交给了舵手。权威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一种常识，没有权威，革命就不能向前进；正如没有舵手，轮船不能前进一样。任何阶级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代表群众的中心人物和中心思想。马克思、列宁如此，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也是如此，他是我们中国无产阶级思想的中心代表人物。（《“大跃进”亲历记》）
这段话，盖即“文革”著名口号“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的出处。陈伯达发言过程中，毛泽东极为兴奋，多次插话。大概碍于字面，陈伯达玩弄辞藻将其表述为“权威”，解释说这并非“个人崇拜”；倒是毛泽东不耐此种文字游戏，插话道：“怎么不是个人崇拜？你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你又承认恩格斯，你又反对个人崇拜。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就是说，正确的主张赞成，错误的主张反对。”陈伯达马上改口：“是呀！个人崇拜如果按这个定义，全部是正确的。”
成都会议上，尽管陈伯达有关个人崇拜的一通宏论最突出，但类似声音却并非只从他口中才听得见。柯庆施发言称：“对主席就是要迷信，对主席就是要盲目服从。”刘少奇也有这样的话：“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不论从思想、观点、作用、方法哪一方面，我们都比他差一大截。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向他学习，应当说是可以学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不是高不可攀的。当然，主席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像他那样丰富的历史知识，那样丰富的理论知识，那样丰富的革命经验，记忆力那样强。这一切不是谁都可以学到的。”（《“大跃进”亲历记》）这些发言内容，当时作为秘书的李锐都向毛泽东汇报过。
显然，“大跃进”与个人崇拜、个人专断同时起步；目光伸展更远一些，还可以看到，“文革”巨祸亦由此而来，所谓“青苹一点微微发，万树千枝和根拔”。由于历史的、个人的以及制度上的种种复杂原因，1958年毛泽东猛烈发起反冒进攻势时，没有受到阻碍，相反迎合者颇众，包括“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整肃也是如此，于是一路“摧枯拉朽”致有“三年困难时期”。但是，当严重后果祼露出来后，以刘少奇、周恩来为代表的忧党忧国之士终于意识到这种趋势不可任其发展，必须有所拗救和改更。当然，此时还谈不上有“改革”意识，更多属于挽回或补天工作，稍稍拨转船头，使之不致一头撞向冰山。如果说，1957年标识着共和国史一个大的转折点，那么，1962年则可谓在这个趋势形成之后，或历史车轮最后滑向“文革”以前，人们为阻止、改变它付出努力的一个时刻。经济问题是表，路线问题是里。1962年的意义其实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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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借着整顿经济，伴有诸多制度上重大改良的探索。除了重振集体领导、按党章办事等党内政治原则，还开始制定一系列针对具体工作、具体领域的各种“条例”，例如聂荣臻领导制定的《科研十四条》、蒋南翔领导制定的《高教六十条》、周扬领导制定的《文艺八条》。搞得最早的《科研十四条》是一个示范；讨论中，刘少奇、邓小平这样论其意义：“使其成为科学工作中的宪法。”（《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寄予的希望和目的非常清楚，从此结束反反复复、紊乱无序、折腾不断的历史，定出规则，让事情有章可循，以法治代人治。
就像一个轮回，1962年的思想环境仿佛又回到1956年：强调规范、理性、建设与和睦。如果说各种“条例”出台相当于立法，相当于支撑相关工作的刚性骨骼，那么，“广州会议”则可谓使之生长、获得活生生的血肉。
党史、国史上，以“广州会议”得名的重要会议有多次，这一次，特指1962年3月以调整知识分子政策为主旨的“广州会议”。它实际上同时开了两个会议，即由国家科委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者会议，以及由文化部和中国剧协召开的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虽然有两个会场，但来自统一部署，所以合称“广州会议”。据于光远说，会议的酝酿可追溯到1961年夏的北戴河，在那里，周恩来、陈毅、聂荣臻议论了“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主张”（《忆“广州会议”》，《同舟共进》，1997年第5期），不过，此文有些地方明显误忆，录此聊备一说。较可靠的线索，见周恩来1962年2月17日《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提到：“你们之中半数要到广州去开会，在会上还可以议论。”此时，“七千人大会”刚开毕十日。或许，将“广州会议”视为“七千人大会”的成果扩展，更为合理。
会议开幕时间，黎之记为3月2日（《回忆与思考———所谓“全民文艺社论”和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于光远记为3月5日。可能后者比较确切，因为他提供了一个重要细节，3月2日周恩来著名的《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不是讲于大会，而是讲于羊城宾馆一个不到一百人的场合，主要是对住在羊城宾馆的科学工作者代表讲的：“在羊城宾馆举行的这个小会，在越秀宾馆参加文艺会议的人也来了，但只来了不多的几个人。周恩来的讲话中也讲到文艺方面的工作，但讲得不多，因为这个小会是为我们这个会举行的。我不知道他是否另外去过越秀宾馆，同那里的人见面。当时没有听人说过，我估计没有。”我们也确实没有见到他曾在全体大会上露面的记载。3月4日，周恩来就因事动身回京。会议如果3月5日前就正式开幕，人们应能在开幕式见到他。
从如今收在《周恩来选集》下册的文本来看，《论知识分子问题》的亮点，是重提1956年周本人代表中央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那里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已是工人阶级一部分）：“一九五六年我曾作过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对知识分子的状况作了初步估计。”很简单地提了一下，没有展开，更没有应当给知识分子摘掉“资产阶级”帽子的直接表态。然而据龚育之说，周恩来在广州先于3月1日约见科技界、文艺界党内领导，谈“知识分子从总体上不能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问题，“周恩来要到会的一个个表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聂荣臻表示赞成给知识分子摘掉资产阶级帽子。张劲夫等科学方面的负责人都表示赞成。周恩来还特别问了于光远，说：你是中宣部的，说说你的意见。于说了一番，也表示赞成。最后，周恩来郑重地说：大家都赞成，我们就决定了。我们大家一起负责啊！”然后，“第二天，周恩来向科技会议作报告（即《论知识分子问题》———引注），宣布了我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一般地不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陆定一的最大失误》，《学习时报》，2006年10月9日）需要指出，以上情节，在于光远回忆中并未出现；或许，《周恩来选集》里的报告文本是经过整理和删改的。
有关“脱帽加冕”的世人熟知的表达，来自陈毅。陈毅的讲话不仅跟周恩来讨论过，也得到了明确的支持。陈毅说，3月4日周返京前对他表示：“我们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引述周恩来的话之后，陈毅从头上摘下帽子，一语双关地说：“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明确指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的三个组成部分”，他们都是“主人翁”。（陈毅：《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之前，1961年秋，陶铸率先在广东及中南地区宣布从知识分子头上去掉“资产阶级”称谓。不过，同时他打了一个比方，说自己“发的是‘地方粮票’，只在地方通行，不是‘全国粮票’，不能全国通行。”据说“广州会议”的选址，就考虑了上述陶铸这层因素。（《陆定一的最大失误》）
本来，1956年初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已宣布过，知识分子总体上是工人阶级一部分。但经过反右，“资产阶级”帽子重新回到知识分子头上。因此准确地说，陶铸也好，周恩来、陈毅也好，他们所搞的其实是第二次“脱帽加冕”；进而言之，是因反右才引起的“脱帽加冕”。
两次“脱帽加冕”之间，有一点引人注目，即毛泽东的变化。
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由毛泽东亲自引领和布置，相关政策也都在他直接审视与匡定之下。但是，“广州会议”却完全没有毛泽东的因素。到现在为止，没有毛泽东事先针对此次会议的观点传出，相反，事后他倒是表达了一种态度———这就是于光远、龚育之文章都提到的，事后毛泽东听取“广州会议”汇报时，“不予表态”。龚育之还提供了一个权威材料，即胡乔木在审阅他的一篇稿件时，亲自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在党中央内部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在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时，毛泽东竟没有说话。”不表态，通常是毛泽东不喜欢、不赞同、拒绝接受某件事的表示方式。例如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那篇“反冒进”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毛泽东就只批了“不看了”三个字。南宁会议上回首此事，他这么说：“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既有“骂我的”感想，可见其实是看过的，批复“不看”，是传递反感之意。
周恩来“大家都赞成，我们就决定了。我们大家一起负责啊”，其言之所出，或即在此。它表明：第一，再度提出“脱帽加冕”没有经过毛泽东；第二，深知此举可能触忌；第三，事关紧要已不能犹豫，只能以集体决定、集体负责的方式果断处置。正因此，陈毅在大会讲话中有“垂涕而道”之语，并如此剖白：“我是心所谓危，不敢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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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一再显示，知识分子问题有如风向标。每到一个关口，国家建设面临分野、经济政治产生重大机遇或障碍，知识分子问题就成为矛盾焦点。这几乎是个规律。建国初、1956年、1962年、“文革”、改革开放……无不如此。然而，何以如此呢？
问题不来自知识分子本身，而来自知识分子所代表和体现的东西。概括一下，大致主要有两点。
其一，曰“知识权”。比较重要的社会权力有三种，政治、经济和知识。一般情形下，政治权力掌握在政治集团及其领袖手中，经济权力则由大商人、大企业主、大金融家们瓜分和操执。这两种社会权力，平时都很显赫，一望可见。还有一种权力，不那么直接，也不那么赤裸裸、不可一世，人们容易忽视或感觉不到，但其实相当有分量。它就是“知识权”。一个具体决策也好，一种经济发展方案也罢，乃至一段城墙该不该拆、一座水库该不该建……等等各种种样大大小小的事情，背后都存在正确与否、合理与否、科学与否以及与历史趋势、人类文明准绳是否相符的考量，都要接受这种考量。那么，谁有权力进行这样的考量？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以博学、专业性和客观理性立场，掌握了这种权力。
其二，曰“真话”。握有“知识权”的知识分子，其天职就是讲真话，存在理由和价值也是讲真话，否则，就是失职和自我解构。所谓真话，是指循其所学所知，原原本本、不遮不掩、不矫不伪，独立客观陈述见解。这些见解，要对知识负责、对历史负责、对真理负责。它们未必都是指摘，但绝对不可以是逢迎腴奉。因此，知识分子一般不会让人觉得顺服可爱，相反，在需要对方顺服可爱的人眼中，往往像绊脚的石头一样多余甚至可厌。这就是知识分子与其他社会权力之间冲突的由来。但对知识分子来说这并无别的选择，他们只能依据科学和良知说话。
理想的情形是，各种社会权力之间在自我限制基础上互相容受。如果某种权力将其边界拓至特别远大，它对其他权力的忍受力就降到最低。这是毛泽东时代的突出特征。它追求权力的高度统一和集中，将一切社会权力打包整合，对所有事情大包大揽。政治即经济，经济即政治；其次，也用政治涵盖了知识领域，取消或不承认有独立于政治经济权力之外的“知识权”，用阶级斗争理论推翻知识分子对于知识王国的统治，批判他们“知识越多越反动”。
薄一波概括说：“把知识分子都看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逻辑很荒谬，好像知识是资产阶级的私有品，一有知识，就归到资产阶级队伍里去了。”正如他所说，这种做法一望就“很荒谬”，但它却是将“知识”进行封存处理的最简便方法。因为政治权力需要独大，不欲接受“知识”的质证，那么，以“资产阶级”罪名为之贴上封条，在当时就是一种最便当又行之有效的策略。而且我们观察，政治权力自我推行意愿愈强，“知识”、“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的捆绑也愈紧，反之，政治权力有所收缩时，这种捆绑也就有松弛的迹象。反右以及“文革”代表了政治权力扩张的样态，而1956、1962两个时刻则显示了政治权力相对有所退让的局面。
给知识分子贴什么标签，这件事理应从政治策略层面同时作为一种政治博弈来看，单论它本身，则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并没有什么实际的道理。比如，以过去知识分子出身旧时代、在资产阶级学校接受教育，就为之贴“资产阶级”标签，好像言之成理，实际上，援以实际能够轻易发现根本站不住脚。因为即便在“资本主义国家”，大量知识分子也从来站在批判立场思考和说话，是其社会现实的质疑者。在中国，贴标签所以必要，根由在于思想环境的治理。通过贴“资产阶级”标签，知识分子发言权以及政治正确性被置于“待审核”状态，这样，造成一种有利于高度统一集中的政治权力的思想环境。反之，揭掉“资产阶级”标签、换上“劳动人民”标签，则意在形成相对宽松、允许“知识”因素介入各种争论的思想环境。
这于1962年“脱帽加冕”，可谓一个特别重要的动机。而其背景，则是1957年反右之后，“知识权”出局的恶果累累，十分昭彰。陈毅“广州会议”讲话提及的教训包括“不合理的事”、“不合科学的事”、“浮夸、谎报”，以及“把不可能的事认为可能”。尤其“把不可能的事认为可能”这一条，将排斥知识、对知识分子禁言的可怕而可笑的作用，揭现得特别精准。
对此危害，中共内清醒者、有识者并不缺乏了解。薄一波后来就有一番总结：“人们常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似乎也可以加上‘无士不兴’。”认为，必须“让‘教育兴邦’、‘科技兴邦’的道理深入人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全党和全社会蔚然成风，并变为人们的自觉行动。”但这种声音，以及对于否定知识和知识分子那股力量的制约，久久不能取得优势，一直等到那股力量经过“文革”释放一空，才终于脱离它的笼罩。
“脱帽加冕”，试图较正面看待知识分子，其实只是对1957年以来过度打压知识分子、思想环境太过严苛这一现实的报复性反弹。它既不具备根本改变局面的能量，鉴于实际也不曾真正动过这种念头，而是带着相当的“改良”、“补天”意味的探春式现象。不过，我们仍饶有兴趣地注意到，在努力解决六亿人民饿肚子问题同时，立即着手解决国家的精神健康问题，说明改良者眼中“大跃进”三年根本不仅仅是将中国带入身体的饥饿状态，精神上同样到了捉襟见肘、体弱难支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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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饥饿问题有更加漫长的过程，不像身体饥饿那样随着“大跃进”失败突然降临。精神饥饿，也不像身体饥饿那样简单地表现为“断粮”，它的主要表现是精神的多样性与可选择性下降。
1949年后，精神多样性及可选择性一直在不断降低。以文学而论，过去，既可以选择革命文学的作品，也可以选择一般现实主义的作品，如果对这些都不感兴趣，还可以选择言情武侠等通俗作品———这只是最大而化之的区分，实际的可选择性不可细数，大的方面无论古、今、中、外，小的方面如各种流派、风格、旨趣、样式、观念……纷然杂陈。可是进入共和国后，万径归于一途，百家定于一尊，延安-解放区文学套路通吃一切。且不说别的，即便钱钟书、废名、沈从文，乃至胡风、路翎，乃至茅盾、老舍那样的作家，也施展不开。有的从创作中搁笔退隐，有的碰得头破血流，有的转换文体，有的貌似转型成功最终却面目全非。这种种的情形背后，都显现着文学大一统力量对多样化生态空间的挤压。
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萧也牧。这位出身解放区的作家，在“进城”的形势下，不是以领先者、胜利者、占领者姿态出现，却反其道行之，认为既然进了城就应该适应城市读者的需要和口味，转而对革命文学叙事和解放区文学样态加以改益。他的做法，其实是成功的。读者眼睛为之一亮，仿佛在到处是严肃面孔和表情的人群中忽然发现一张微笑温和的脸。为此，萧也牧在建国初期文坛迅速升起，作品不胫而走。他的成功其实是一种警告，显示精神多样性与可选择性正急遽下降。但没有人理会这一警告，相反，如此微弱的改益仍然要遭致断然、声势浩大的禁遏。从《文艺报》到《人民日报》，文学大一统力量对萧也牧发动了整整半年的攻势，将他从此从作家行列抹去，亦藉此告知读者：今后文学既不可能也不允许比延安模式提供得更多。
随后一个例子是赵树理。不可思议的是，作为跟随《讲话》脱颖而出的延安时期标志性作家，赵树理在五十年代也逐渐被认为“落伍”。原因是，塑造英雄人物的标准与高度不断加码，以至于赵树理笔下人物已不能与之相埒，被诟病为擅写落后形象却诎于写英雄。连赵树理亦遭讥疑，到了此时，文学格局之逼仄实在可想而知。
经过反右和三年“大跃进”，六十年代初，文学已经走进死胡同。在文学中追求革命意识形态的“提纯”，成为不可理喻的竞赛和攀比，其程度，即便文学体制有的领导者也不能不觉得过火。我们来看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1962年夏在“大连会议”上的一番话：
要研究人物与矛盾的关系。有些简单化的理解认为，似乎不是先进人物就不典型。一个阶级只有一个典型，这是完全错误的看法。从这个理论出发，又发生拔高问题。要人物高，这就容易把人物孤立起来。（《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邵荃麟评论选集》下册）
“一个阶级只有一个典型”，“文革”间的“三突出”幼芽隐然钻出地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1949年以来，文学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前进，从未间断，于会泳并非以一人之力提出那理论，“三突出”实际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陈毅例举了许多具体现象。“目前就是整得很多同志精神上不痛快，心情不舒畅，不敢写，写的时候也只能奉命作文”。“郑律成同志做了一个乐曲，五年没有给人家批准。”“有这么个故事，要人写个作品，写好了，这个说要加大跃进，作家便加大跃进；那个说要加大办钢铁，又加大办钢铁；这个说要加大办水利，又搞了大办水利。”“我们说《洞箫横吹》基本上是个好电影……这个电影告诉群众：县委是可以批评的。这一点就有很大的价值。现在搞到不能批评，一批评就是反党，一批评就是反社会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现在科学家有这么个反映，说我们的电影，都照例写成：工人是进步的，工程师是落后的；工程师穿西装，整整齐齐，工人满脸煤烟；最后一个斗争，党委书记作结论，工程师就是保守分子。”（《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政治对文学影响、介入、干涉太大太深，政治对文学的审核无处不在。这种审核，远不限于载于“明文”的已经相当繁琐的各种政策、规定和理论，而且像空气一样，随时氤氲着、飘浮着，从任何方向突如其来地发生。陈毅身为曾经主管文教的副总理，也不明白这样一种疏而不漏的检查制度或方式从何而来：
什么人给了你这个权，可以把人家的作品五年不理？动员人家写了半年、一年，结果一分钟功夫，就否定完了？对人家的劳动为什么这么不重视？一定要人家改、非改不可？！又是哪个给你的权？中央给你的？中央宣传部给你的？宪法上载有这些吗？都没有。昨天我对一位同志说：中央没有决定要审查文艺作品。……作者不是你的马弁，你又不是军阀，可以对人唤之即来，挥之便去，因此有同志跟我说最好是不要搞什么审查。今天我们有几个人一起谈，有同志说倒还是有个审查尺度还好办，没有尺度的审查是“无期徒刑”，更难受。没有个框框，权力无边大。一个党委书记，一个什么处长呀、什么文教书记，他的权力可以无边大。假如我当作者，恐怕还是愿意有个检查尺度哩。规定出一些条件，我们作者还有办法，我就可以适合你的套套，搞个东西，还可以出版嘛。有一个网，我可以漏网求生，没有个网，到处都是网，你哪里能够生呐！（笑声）是呀，无网之网，大网也。（《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真乃石破天惊之论。“无网之网，大网也。”陈毅元帅1962年如是说，研究当代思想、文学、出版等一切精神生产活动者可以留意。
我们姑不讨论对错是非，只是想象一下，在这样一种思想文化环境之下，精神生活余地能有多大？且以上面提到的《洞箫横吹》为例，该影片写志愿军某退伍兵回乡，兴办合作社，县委不批准，他就反抗县委，自己搞，县委斗争他、要开除其党籍，他就写信上告；上面派了一位副省长来作结论，退伍兵是对的，将县委书记撤了职。就其内容而言，这部电影歌颂合作化，极为“革命”和“进步”，乃至也是“斗争哲学”的崇尚者，怎么也被批判呢？只因主人公顶了县委、反了县委书记。这是一个颇典型的例子；我们不要以为当时被批判斗争对象都是“右”的，实际有相当一些本身就很激进，从今天来看甚至“左”得可以，但即便如此，也可能在某一点上触忌而不见容。这只说明，整个思想环境、创作环境实在太过扁平，被挤压到匪夷所思的狭窄地步。
人们抱怨，“文革”只有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文革”前确不至于此，表面上看作品源源不断，新作家也屡有产生，然而透过《洞箫横吹》一类遭际，你可以看到，文化生产数量是一回事，多样性与可选择性是另一回事。“文革”间中国人只有屈指可数的作品可以看，“文革”前中国人可以看到许多作品却大致在看主题、内容差不多的故事，或许这就是仅有的区别。从1949年起，这种趋势逐年加重，愈演愈烈。如果你意识到，上述情形是发生在面积大小近乎整个欧洲的土地上，是发生在人类四分之一人口中间，是发生在历史、民族和文化丰富性原本极高的国度，你就会真正为之震惊。
关于六十年代初，后代人听到的传说主要与粮食紧缺、人口减少联系在一起，对于它的精神逼仄以至于贫瘠则并无概念。其实那是一个双重饥饿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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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一个有关康生的细节，有助于了解当时精神园地之萧瑟、文艺的路之越走越窄，已怎样难以忍受。
那是在周扬组织制定“文艺十条”（批准后改为“文艺八条”）期间，作为参与者，黎之亲见亲闻康生的一些表现：“他特别关心起文艺工作来了。好像对纠‘左’特别起劲。”“有一次周扬在教育楼小会议室主持几个人的小会，他突然破门而入，站在门口大批如今青年如何不读书，声音响亮，用词严厉，讲完后转身走了。我觉得这位首长真有意思。”1961年夏新侨会议前，周恩来约请部分文艺家在紫光阁座谈，康生也“讲了一通大‘放’的道理”。他还讥讽“大跃进”民歌运动：“什么人人会写诗，就那些顺口溜，我一天能写一百首。”
在“十条”草稿印出后，他看了把袁水拍叫去，逐条发挥，大讲反“左”不彻底，又讲了不少惊人之语，提了些当时不敢写进去的意见。袁在一份草稿上顺手记下他的意见。“文革”中造反派从袁处查到这份草稿，以为这是周、林（指周扬、林默涵———引注）的意见，可以大批一通。找我查问，我说：那是记的康生的意见。问我那位同志也是“过来人”，她说：我看也像康老说的。也就无法再批判了。（《回忆与思考———“文艺十条”———“文艺八条”》）
相较于一年之后的态度大变、痛批《李慧娘》，康生这里的言行，政治作秀成分大约不多（盖因其中可图之利不多），反倒可能流露的是他本来的看法。对我们来说则不能不瞩目于当时文艺状况，即使是康生也觉得难以为继，以致于也在那里讲反“左”，主张非“放”不可。
康生“大批如今青年如何不读书”，这种趋势是必然的；不是青年不读书，而是委实无书可读，或虽然有书，读之无趣、令人生厌，读来读去无非是那样一点单调的内容和体验，所以不读也罢。
正常情形下，精神生产这样是搞不下去的。所谓“正常情形”，是指不走向“文革”。尽管事后拉开距离来看，中国的意识形态始终在渐近地不可遏制地走向“文革”，但是当时的人一般却意识不到已经处在这个过程中（甚至1962年上半年以前的康生也未必意识到），还没有割断“正常”的思维。所以，经过反右、“大跃进”三年的极“左”，人们普遍感到事情已经搞得太过分，继续这么走死路一条，因而必须掉头回转，思维不要这么乖戾，适当放松一些尺度。
这就带来了1962年的改良。体现在文艺上，有三大标志。一是1962年4月30日中央批准的“文艺八条”，二是1962年5月23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三是1962年8月2日中国作协召开的“大连会议”。
“文艺八条”与《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之间，存在互文性，可参照起来看。社论的起草，颇费心思。它试图就文艺提出某些新思维，而为修饰这一点，或者说为了使事情不那么突兀，特意以纪念《讲话》的面貌出现。众所周知，《讲话》以指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向著称，社论称颂了这一点，然而它强调的却是“今天的情况同二十年前不同”，文艺“有了更大的可能去影响更多的群众”，“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都应当是我们的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它显然意识到，文艺从“工农兵方向”上受到的限制太大，创造、发展的空间日益萎缩；要克服这一点，唯有将文艺放到稍广的生活区域，增加它的丰富性和可选择性。
社论虽然使用了大量政治化术语，但是细读之下应能看出，它对文艺现状、对多年来的弊端，认识清晰，确切知道自身顽疾何在———只不过是用正面提倡而不是批评的口吻来谈。它说：“需要多种多样的文艺作品和艺术活动”；“群众需要的多样性，生活本身的多样性，决定了文学艺术的多样性。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符合人民群众的广泛需要，促进文艺事业发展和繁荣的最有效的途径。”“决不可以忽视人民群众的这种日益增长的需要”。一言以蔽之，文艺的路太窄，内容单调，形式贫乏。
这篇社论后在“文革”间被斥为“全民文艺论”加以讨伐，视为公然挑战《讲话》的“黑线”狂潮，罪不可逭。某种意义上，这一批判未为无理。就其主张来论，周扬主持起草的此文确有些逸乎《讲话》之外，以求明显身陷死胡同的文艺抽身后退，获得转机。当然它既无背离《讲话》的意识，亦无此胆量，唯改良的拳拳之心历历可见。内中，“多样性”的提出让人耳目一新。须知，这不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而是充斥着“一个阶级一个典型”极端思维的六十年代初。对这一字眼的触及，显示了敏锐与卓异。
将这段历史的上下文连贯起来，我们感到，“全民文艺”社论就像对即将到来的“文革”时代一次哀婉的推辞。我们说了，当时的人未必明确意识到那一前景，但是，过去十几年的趋向和文艺所明显陷入的困厄，足以使思维仍旧“正常”的人明白情势已达非予阻止的地步。他们或许不知道前面有“文革”，然而他们知道，这样下去没有前途，文艺将不成玩意儿。
做出同样努力的，还有“大连会议”。自文学有国家体制以来，这是其会议史上唯一对自身工作表示怀疑的官方会议。它企图遏制一种不断膨胀的文学主导倾向，从整体上修正文学思想，调校理念。这一切都反映在其中心议题“中间人物”上。
“中间人物”独具中国当代文学特色的概念，欲了解其意义，前提是知道“写英雄”和“英雄人物”理论。后者是1949年至“文革”结束全部三十年里中国文学的主导理论，“中间人物”则是对它的游离。这二者的关系，简述之，就是“英雄”和“普通人”的关系。前者对文学的统治，以“文革”间的“根本任务论”达于极致；后者则在“新时期文学”终于从异端变成主流。
“中间人物”的意识形态来源，其实是毛泽东1956年和1957年初形成并阐述的“人民内部矛盾”思想。这思想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建立，敌对的阶级矛盾在中国退居次席，主要的、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本来，毛泽东拟以此为治国方略，但1957年的春季形势使他急转直下，不仅重回阶级斗争思路，且程度益胜从前。“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未及在文学上吸收消化。越五载，经历反右、“大跃进”和大饥荒，各领域全面反思极“左”，这时，作为对未来文学较为合理的支点的寻找，人们重新想到“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并将它引申为“中间人物”。
以笔者所见，首先替文艺确定此新支点的，是周恩来。1962年2月17日，他在“广州会议”前对在京文艺家讲话中说：
人民内部矛盾比敌我矛盾难写，这是事实。因为这里面有些框框。敌我矛盾，跟反动派的斗争，必须写。大敌当前，应当写敌我矛盾。但是，日常生活中更多的是人民内部矛盾。避开它，就不能写出更多的剧本。如果写现代剧，更多的还是写人民内部矛盾，不能避开它。（《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着重号系引者加）
茅盾说“两头小，中间大”，邵荃麟说“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与“日常生活中更多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一脉相承。
强调“大多数”，强调“日常生活”和“中间状态”，符合阶级斗争已非社会现实及生活主流的判断，而它在文艺上想要纠正的，是与重视阶级斗争相对应的“写英雄”的狭隘格局。周恩来说：
现在一提就是英雄人物……要有多方面的描写，不要简单化。有人提“高标准”的英雄人物，怎么会有那样的英雄人物?性格是各人不同的，如果人人都说一样的话，还有什么听头?陈老总说话有他的方式，我说话有我的方式，怎么能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呢?写出性格来就会有不同的人物，不能把活生生的生活写成死气沉沉的。（同上）
突出阶级斗争，势必从极端的而非日常的眼光看生活；于是，寻求完美的阶级典型、高大英雄形象。而这几乎无可避免地从一些概念出发，将人物类型化，使描写远离生活本身原有的摇曳多姿，使文学失去活力。
“英雄化”是建国以来文学愈益僵化的一个主因，“中间人物”就是为克服这一痼疾、使苍白文学稍稍恢复血色而投下的一剂药石。这在主张者心中，是相当明确的。邵荃麟说：
茅公提出“两头小，中间大”，英雄人物与落后人物是两头，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文艺主要教育的对象是中间人物，写英雄是树立典范，但也应该注意写中间状态的人物。
工人农民也是写两头的多，但中间状态的少，写中间状态的也有，但不是作为典型。即不是作为学习榜样，又不能作为批判对象的就不写。其实还是可以作为典型的。（《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写“中间状态的人物”，不为“树立典范”，为的是贴近生活。这种人物，既不“作为学习榜样”，亦不“作为批判对象”，他们不提供表现阶级斗争的功能。茅盾说：
强调写先进人物、英雄人物是应该的。英雄人物是反映我们时代的精神的。但整个说来，反映中间状态的人物比较少。两头小，中间大；好的、坏的人都比较少，广大的各阶层是中间的，描写他们是很重要的。矛盾点往往集中在这些人身上。（《茅盾全集》第二十六卷）
“广大的各阶层”既不简单地“好”，也不简单地“坏”，然而他们才是生活中大多数，生活中的真实矛盾、文学需要抓住并揭示的东西，在他们身上。
有关此时文艺思想上的周恩来背景，有必要再强调一下。林默涵揭露：“‘文艺黑线专政’论，不只是强加给文艺工作者的精神枷锁，更重要的是借此反对周总理，打倒周总理。”并说江青曾抱怨“‘文艺黑线’批不下去，因为一批就批到周总理身上”。“文革”主导者炮制“黑线专政论”时，让刘少奇顶此罪名，然揆以实际，刘过问文艺、就文艺问题发言的情形极为稀少。前十七年，唯一谈得上在毛泽东之外对文艺有总体的思想指引的，便是周恩来。且周恩来此类言行，以1961、1962年最集中、最系统。他就文艺多次发表深入讲话，领导和组织“广州会议”，督视、促成“文艺八条”。他对形势有个判断：“新的局面来了”，“从政治条件上看，会出现一个生动活泼的局面。”“政治上出现了新局面，文艺上也一定会出现新局面。”（《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这显然是指“七千人大会”的成果。他热诚期待，借这难得时机清除几年来的“新的迷信”：
这几年树立了许多新的偶像，新的迷信，也就是大家所说的框框。比如写一个党委书记，只能这样写，不能那样写，要他代表所有的党委书记。这样就千篇一律，概念化。这样就一个阶级只能有一个典型，别的典型不能出现，反面人物也只能有一个典型。把代表人物和典型完全混同起来了，这还有什么典型？这样当批评家就很容易了，党委领导文艺也太容易了，只要订出几十条就行了。
新的迷信把我们的思想束缚起来了，于是作家们不敢写了，帽子很多，写的很少，但求无过，不求有功。
“大连会议”及“中间人物”，是周恩来引领之下文艺自我修复努力所得到的颇有希望的思路。惜乎刚刚提出、不及实践，即遭批判（这批判也是“文革”最早信号之一）。因缺少创作支撑的缘故，后世论家对它不甚重视。但置于共和国文学史上下文关系看，其所隐含的“从英雄到普通人”指向，应是前十七年甚具艺术潜质并包纳广泛可能性的文学思想成果，可叹“生不逢时”，出现太晚。当然，话说回来，“中间人物”究非主动求变的结果；假如文学尚未走到死胡同状态，又意外闪现1962年“新的局面”，多半是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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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乃至“文革”结束前近三十年内，中国精神生活中影响最久远的一件事，出现在出版领域。
它有一个活泼俏皮的代号：黄皮书。这是民间俗成的称谓，而其本来的名目却严肃得多，也神秘得多：内部发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张福生，据闻是目前国内收集黄皮书较富者，他描述说：
“黄皮书”的封面或封底印有“内部发行”字样，有的书中还夹着一张长一寸、宽二寸的小字条：“本书为内部资料，供文艺界同志参考，请注意保存，不要外传。”开本有三种：小说一般为小32开，理论为大32开，诗歌为小32开本。（《我了解的“黄皮书”出版始末》）
此物的缘起，至今未见很翔实的报道。当年是“内部”从事，而今，决策人及赞画者又大多过世，因此不甚了了，张福生说，连出版界前辈陈原先生也为着了解黄皮书原委而打电话向他求问。黎之（李曙光）先生在其《回忆与思考》系列的两篇文章，即《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宣传工作会议”》及《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前后》里，分别谈了几句，均极简：大致是与“及时地向中央反映二十大后苏联、东欧各国和世界新的思想文化动态”有关，并安排了陈冰夷、叶水夫等专家组织力量做编译工作。还提到1960年初文化工作会议后，开了一个小型理论问题会议，在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主持下，确定了一些出版计划。而张福生1998年访问陈冰夷得到的情况也差不多，说文化工作会议透露出来“比中宣部周扬更高一层人物的精神”，“会后周扬找一些人谈话，讲要出版反面教材，为反修提供资料。这是很明确的，但没有正式文件”，“要了解情况，掌握材料，配合即将爆发的两党斗争”。这些回忆都不够具体，张福生说：“就‘来龙’问题，我问过许多老前辈，因为没有文件，大家都说得不很明了。李曙光和高莽先生认为陈冰夷先生的这个说法合乎实情，是可信的。”
不知为什么没有文件。也许当时只是视之为内部资料工作，并不特别郑重其事；换言之，有关方面及人士做了一件播撒种子、起码影响了两代人的大事而不自知。其次，组织者的本意，看来是备战意识形态反修斗争，但收获恰恰相反，为中国精神生活打开了好大的透气天窗。
不论动机、方式如何，客观上，十几年来文化上基本与世隔绝的状态由此打破，特别是二战以后当代西方人文作品被挡在国门之外的情形，终于结束。黄皮书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进入中国之始，是美国“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文学进入中国之始，也是英国“愤青”（愤怒的青年）文学进入中国之始。
就此而言，1962年是精神思想领域一个划时代标志。以下书目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一点：斯蒂尔曼编《苦果》（作家出版社，1962），F.A.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商务印书馆，1962），爱伦堡《人，岁月，生活》（作家出版社，1962），杰克·克茹亚克《在路上》（作家出版社，1962），康·西蒙诺夫《生者与死者》（作家出版社，1962），约翰·布莱恩《往上爬》（作家出版社，1962）。此外，1961年12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加缪《局外人》，也可以放入这个名单。如此集中地出现世界范围的当代一流文学与思想著作，令1962年有些不可思议。现在关于第一本黄皮书说法不一，但我们能够确定，它们成批涌现和绽放的时刻位于1962年。
“七千人大会”、“脱帽加冕”、“全民文艺”、“中间人物”、“黄皮书”，这些符号和徽记上面，都打着“1962年”的字样。或许有些凑巧，但巧合本身往往也感应并挑选时机，比如说，上述这些东西不会在1960年以前聚合。
注视以上书目，以及稍后出版的贝克特《等待戈多》、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阿克肖诺夫《带星星的火车票》、萨特《厌恶及其他》、索尔仁尼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等赫赫有名的现代派作品、社会主义国家异端作品，我们倍感好奇的是，组织者在确定将它们翻译出版前，怎样评估其效果的？据说存在主义、荒诞派、垮掉的一代、愤怒青年等作品，被认为“反映这些国家中青年（尤其是工人）对社会颇为不满的情绪”。这大约是一个站得住的理由。同时，组织者感到放心的，是对于这些书籍的传播范围有极严格控制。张福生询访到的情况如下：
每种只印大约900册。它的读者很有针对性：司局级以上干部和著名作家。……据当年负责“黄皮书”具体编辑工作的秦顺新先生讲，他曾在总编室见过一个小本子，书出版后，会按上面的单位名称和人名通知购买。曾在中宣部工作，后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副总编辑的李曙光先生也讲，这个名单是经过严格审查的，他参与了拟定，经周扬、林默涵等领导过目。俄苏文学的老编辑程文先生回忆说，他在国务院直属的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工作时，具体负责对苏调研，所以他们那里也有一套“黄皮书”，阅后都要锁进机密柜里。
日后的《今天》诗人林莽回忆，他有个朋友杨桦，“他爸爸是总政文化部的干部，有特别购买证能买到此类的书”，并提到这个秘密书店位于王府井，“有个213号，卖一些内部书”，“它开在街面，上一个楼梯进去，外面没有橱窗，不摆书，而摆一些别的东西。”（廖亦武、陈勇：《林莽访谈录》，《沉沦的圣殿》）这种卖内部书的去处，上海亦有，记得在福州路一拐角处，有门无窗，约三十平米大小，八十年代初仍存在，笔者曾随人入内一次。
但黄皮书的魔力明显被低估了。自其问世起，便如包在纸里的火，根本封锁不住。尽管每种只印大约900册，购买需要特殊的地位、身份和证件，出借手续也异常严格，然而但凡一心欲读之人，又总是能够拐弯抹角设法读到。这一点，只须读一读《沉沦的圣殿》中对六七十年代那些“文学青年”的访谈，便一目了然。并不夸张地讲，书中所有人关于这个年代精神生活的回忆，一律凸显着“黄皮书”三个大字，有关的诉说引不胜引。只要能弄到一本黄皮书，便以极快速度传遍每一个熟识者之手，大家以至于约定必须在一至二天内看完，所以印数虽然极少，阅读率却高得惊人。最令人称奇的，是“太阳纵队”核心角色张郎郎所讲一个情景：
当时狂热到这样程度，有人把《麦田守望者》全书抄下，我也抄了半本，当红模子练手。董沙贝可以大段大段背下《在路上》。（《“太阳纵队”传说及其他》，《沉沦的圣殿》）
尽管未暇考证，笔者仍确信黄皮书就是手抄本现象爆发的源头。正如护堤者往往料不到涨满的水会从哪里找到缝隙渗出溜走一样，控制黄皮书的人显然也不能预见群众性的手抄妙招。你可以只印900本，可以规定它们是特殊人物独享的禁脔，但却无法管住一只只不惧勤劳辛苦的手，它们用硬抄的办法，顽强地做到了“翻印”黄皮书。
其实，与其说组织者低估了黄皮书的魔力，不如说低估的是国民尤其是求知欲旺盛的青年国民对精神食粮的饥渴。在那年月，黄皮书狂热所衬托的，是精神资源极度稀缺和精神自由极度禁锢。同样是那些书，今天却乏人问津，只能拥有一点可怜的印数。可在六十年代初，它们却被在精神上饿坏了的孩子们疯狂追逐和争抢，并使他们的生命变得如此充实。对此，张郎郎有句话生动而形象：
在困难时期前后，“人们饿瘦了身体，养壮了灵魂。”（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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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事物会在看似最糟时悄悄孕育生机。对当代文学来说，1962年就是如此。
前面我们谈论过经过十几年的自我束缚、自我封闭，文学已经如何走入死胡同，并对体制下文学1962年尝试改良或调整表示赞赏。但这并不意味着那就是1962年文学最重要的变化。事实上，改良或调整并没有实际形成，它不过刚刚伸出一点触角，就被有力中止，随即回归往日惯性，高速奔向“文革”。
循体制下文学的线索看，1962年更像某种势在必然的力量最后冲顶前的一次停顿；这种停顿绝不表示力量衰减，反之，毋如说是在积蓄更多能量，以形成终极性释放。看看1962年夏季之后发生的事情———小说《刘志丹》事件、两个批示、批《李慧娘》、京剧革命、批“中间人物”、批夏陈电影路线、批《海瑞罢官》……便清楚势不可挡的究竟是什么。
然而，1962年还是具有一种真正的转折的意味，或者说，有某种真正新的因素浮现出来。虽极弱小，微不足道，却毕竟是前所未有的萌芽。在当时，以至于十年之内，与雷霆万钧、不可一世的“洪流”相比，它简直状若游丝，然当乌云远遁、尘埃落定之后，人们才发现它的根须已如此发达，深扎土壤，纵横密布。
———它就是民间自发文学。“文革”一结束，自发文学立刻浮出地表，而与体制下文学分庭抗礼；且从此以后一直如此，历八十年代的时进时退、时升时降，到九十年代中期后终于执了文学的牛耳。
寻其踪迹，1949年以迄五十年代末，没有任何的发现，只怕永远不会有所发现。因为根本而言，变异的条件既未生成，转化的必要也尚未来临。而到六十年代初，多年来的风雨晴晦、特定的现实境状及诸多客观因素之成熟和具备，使自发文学的温床铺就，何时发芽，只须等待一个适合的小气候形成。果然，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簇拥下降临了，自发文学随之破土而出。
这里，需要特别地观察一个人口代群。他们出生于四十年代中期前后，此时年龄约在十五至二十岁区间。实际上，这是真正从“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第一代青年。1956年“青创会”那代青年，刘绍棠、王蒙、邵燕祥、刘宾雁等，成长期在解放战争至建国初这段时间，共和国经历并非他们的成长体验，他们不是第一代共和国人。第一代共和国人，应是1949年后入学开蒙的孩子，经过小学、中学，1962年正处青年时期或接近这一时期。这意味着，真正与共和国感同身受的一代人，进入了思考期，也进入了表达期。
青年的思考与表达，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缺陷，但有一点，他们总是那样直接、真实、自主，不接受禁忌、告诫和阻止。他们渴望自我。这一年龄段的性格特点，与对共和国十几年历史的真实感受相结合，使他们注定不会钻到体制下文学的格式、套路里，揣摸着文艺政策，从事思想与写作。明摆着，“文坛”也不可能给他们提供空间和位置。这种互不融入的局面，只能用一个办法解决，那就是自发文学。自己写、自己看、自己传播和交流。1949年以来，第一次发生中宣部和中国作协掌控之外的文学活动。
1962年那个冬日，牟敦白在东安市场书店所看见的远远走来的郭世英，心中正在盘算组建X诗社的事情。对此，郭世英在北大的低年级同学周国平有较详尽的记述：
第二学期开学后，有一天，世英给我看他写的一首诗，题为《献给X》。开头几句是：
你在等待什么？X，X，还有X……
得到X，我就充实，
失去X，我就空虚……
后来我明白，《献给X》实际上就是世英为《X》写的发刊词了。这份如今被视为地下文学史上的经典的手抄刊物，其实不过是郭世英、张鹤慈、孙经武三人写了作品互相传阅而已。围绕这个刊物有一个小团体，成员除他们三人外，还有一个女孩叫叶蓉青，是北京第二医学院的学生，因为与孙经武关系亲密而入伙。按照世英事后的说法，我算一个外围。为什么叫X呢？三人各有自己的解释：郭说是未知数，张说是十字街头，孙说是俄文中赫鲁晓夫第一个字母。（《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
这个X为当代文学史带来全新的表情。在体制下文学、官方文学或曰“文坛文学”里，没有X。一切都是明确、坚定、不容置疑的。然而，现在随着自发文学，X出现了。不确定、未知、困惑、多义、无归属、隐语、私密性……许许多多重要的文学涵义和情绪，开始受到来自新中国的触摸。
同样在北京，1962年某日，“一伙中学生”意外得到展示的机会———中央工艺美院学生会拟举行大型诗歌朗诵会，邀请他们参加，“上半场朗诵名著，下半场朗诵自己的”。张郎郎朗诵了他的长诗《燃烧的心》，全诗以“我们———太阳纵队！”一句煞尾。朗诵会至半夜方散，回去的路上，大家为成功激动不已，董沙贝“突然兴奋地大叫：‘咱们就真的立刻成立“太阳纵队”！’”
一句话，把谈话中的火花，变成熊熊火光了。七嘴八舌，如何活动，如何自己动手刻钢板，自己印刷，等等，一系列的计划。那天人太多了，有一半人留在我家继续聊了一夜，另一半人在大街上蹓了一夜。（《“太阳纵队”传说及其他》）
不久，“太阳纵队”还追加了一次“正式的成立大会”，地点在北师大一间教室，时间为1962年底或1963年初。张郎郎起草了章程，昂然道：“这个时代根本没有值得称道的文学作品，我们要给文坛注入新的生气……”
自发文学最早的两个组织均产生于北京，这与思想文化信息的疏密、迟速状态相对应。在政治主导型社会中，越是政治中心，思想文化信息密度就越大，接触信息的渠道就越多，距离最短、速度也最快。因此北京得天独厚，北京的上层人家子弟尤其如此。
这就是为什么X诗社、太阳纵队的领袖及骨干几乎都来自高干或高知家庭的缘故。郭世英不必说了，张鹤慈是张东荪之孙。太阳纵队成员中，张郎郎、张寥寥系不久前谢世的焦炭画大师张仃之子，董沙贝之父是著名油画《开国大典》作者董希文，蒋定粤乃民国名将蒋光鼐之女。对此，后世批评家称之为“极其狭窄病态的青年贵族圈子”，其“小众性”显而易见，无须讳言。然而稽诸历史，各种事物的发端毫无例外都是“星星之火”，得风气之先者毫无例外都是小众。事实证明，自发文学确从这“青年贵族圈子”点燃，之后假“平民诗人”郭路生（食指）为中介，薪火相传，至“文革”间放大为白洋淀知青诗群，七十年代末再延伸至《今天》和“星星画展”，细流渐为江海。
自发文学发生于“青年贵族”有两个必然性。其一，获取精神资源的可能与便利。无论周国平自传相关回忆还是张郎郎《“太阳纵队”传说及其他》，都大书特书这些“青年贵族”在阅读方面的优越地位。他们的书目内容及范围，令普通青年徒然兴叹。这些难以借阅（更不必说购买）的书，尤其是被严格看管的黄皮书，普遍读者大多等到“文革”后乃至八十年代初方能无障碍地获得。由政治定义的接触精神食粮的等级与顺序，将社会分割为若干层次，而“青年贵族”因家庭背景之故，混迹于第一等级和顺序之中。例如张郎郎说：“当时我父亲有北京图书馆的内部借书证，可以借许多当时中国的禁书，像《十日谈》、《地粮》等。同时，我父亲也买了许多后来被称之为黄皮书或灰皮书，这才读到了《麦田守望者》、《在路上》、《向上爬》、《愤怒的回头》等作品。”其二，精神超越的可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在思想上，大众总是处在以下承上的仰视者位置，受统治地位思想的支配却又盲然无觉，尤其在文化被垄断的时代。超越、逃逸或反叛，唯在社会精神秩序的高端内部才有可能。郭世英、张郎郎一类“青年贵族”，就站在这一高度上。牟敦白讲述了一个精彩瞬间：他在郭府门前遇见从“吉斯”汽车走下来的郭沫若，正当他朝那个背影投去自己作为普通人的景仰目光时，传来身旁郭世英的话语：“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X诗社与郭世英之死》）此语将牟敦白、郭世英之间精神上巨大落差表现无遗。同样，张郎郎在其环境中“耳濡目染”，亦非“仰视才见”的蓬雀心态。“太阳纵队”诞生之前同伴们在张家就形成一个文化沙龙，而这沙龙与两个人密不可分，一个是张郎郎的母亲陈布文，一个是张家好友、“广州会议”上经陈毅宣布“无罪”而回京治病的海默。他们被视为沙龙的“精神导师”。“我母亲和海默在言谈话语中，对官僚的蔑视，对文化界党棍的鄙视，直言不讳”。有此环境，蓬雀心态相对较弱，而超越意识则较易生发。
自发文学的发生，映射了随着第一代共和国人进入独立思考的青春期，当代文学模式开始面临质疑。这种质疑，过去基本没有遇到。因为在这代人成长起来之前，文学上要么是这种模式的共舞者，要么是作为另类、异端已经偃旗息鼓的人；他们的共同之处是，无论对这种模式怎么看，心中皆如明镜，并无困惑。郭世英、张郎郎们不同，他们在共和国文学模式中长大，对文学本身或这边界之外的文学究竟怎样，没有知识和概念，但时间和年龄一点一点地增加他们的阅读，使其了解过去的、以外的文学竟如此不同，知悉文学原本可以那样。这种新奇感，这种发现新大陆般的意外，也是自发文学所以浮现于六十年代初并在以后绵绵不绝的重要缘故。它明显带着共和国第一、二、三代人（大致分别出生于四十年代中期前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成长于精神封闭环境且为之困惑和反抗的特征。我们可以设想，老舍那样的作家不存在这种困惑，他由民国入共和国的转变，完全是在清醒的意识中去抉择、适应和迎就。钱钟书也不存困惑，他是在清醒的意识中放弃和远离着什么。七十年代后出生者既不困惑也无须反抗或争取什么，因为他们面前的文学已与历史、现实恢复了全方位关系。
我们来看郭世英与于立群之间一番对话：
我母亲说我，不应该自寻烦恼。我对她说，你看看父亲青年时代的作品，他可以自由地表白自我，为什么我不行？何况我写的东西不供发表，也不可能发表。都是人，都有追求。母亲说时代不同了，新社会新青年有新的追求和生活———所以我说，等离开我们，离开我，你还是和大家一样，走大家应该走的路。不要学习我，不要显得与众不同，我们都是普通人，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了。（《X诗社与郭世英之死》）
“自由地表白自我”，这就是郭世英在“父亲青年时代的作品”中看到却在现实的文学中看不到，而他却渴望着的东西。于立群回答不了儿子的疑问，她的话是苍白的，不过这并非她个人的苍白。
“我们那时有两套系统，一套对付社会，一套是我们自己的游戏。”张郎郎说。“秘密写诗，只是怕别人破坏我们的游戏。但我们也没想用诗来反对‘现政’，对抗当局。我们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反革命，只是不革命而已。”（《“太阳纵队”传说及其他》）这跟郭世英“不供发表，也不可能发表”说法相近。
自由表白，是一种苏醒。这跟“中间人物”那样的体制内文学话语改良截然不同，它是作为主流文学容纳不了也不可能容纳的异质出现的，但是它来自文学本原，代表文学古老内在的本质。文学自从进入“职业状态”（在中国，以1905年取消科举为标志）以来，就离不开发表、出版、稿费、版税这类元素，包括“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文学在内，归根到底都隐含利益因素，或者说都有“谋生”之义。唯独自发文学真正做到了为文学而文学，即只凭籍“文学该当如此”的信念、不务实际地从事文学。令人惊讶的是，这种理想主义精神现象恰恰在物质极度匮乏的饥饿年代产生。也许，越在寒冷地带，越懂得火光的温暖。
安徒生《卖火柴的小女孩》写道：
“唉，真冷啊！要是能擦亮这根火柴该多好！我可以暖和一下冻僵的手指。”最后，小女孩抽出一根火柴———她本来应该卖掉的火柴。
火柴燃烧起来，照亮了四周，接着，小女孩跟前的墙壁突然变得像玻璃一样透明。透过它，小女孩还看到一间温暖的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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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文学确实就像擦燃火柴的小女孩，使1962年显出可贵的一丝光亮和暖意。但童话究竟不敌现实；总体而言，1962年的故事是以严酷的现实主义方式编织的，并且带着最佳的惊心动魄的戏剧力量，就像亚里士多德概括的那样：“最完美的悲剧的结构应是复杂型的、而不是简单型的”；“最佳的发现与突转同时发生”；“突转，如前所说，指行动的发展从一个方向转至相反的方向”、“发现，如该词本身所示，指从不知到知的转变”。（《诗学》）
任何俯察过1962年全局的人，都不能不为其上下半年黑白分明的格局所震撼。上半年，还是“水光潋滟晴方好”，也即周恩来所谓“生动活泼的局面”；下半年，突然“石头城上望天低”，威云垂地。这一惊人对比，亦借两个标志颇富戏剧性地矗立眼前———元月，有重新伸张党内民主的“七千人大会”；九月，却召开了确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八届十中全会。
突变，生于7月25日至8月24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起初，风平浪静。8月5日起，毛泽东突然在会上突出谈论阶级斗争。他说得到消息，“农村形势已经好转，不是一片漆黑。”由此“集中讲了阶级斗争形势问题，号召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王琢：《风云变幻的北戴河会议》，《同舟共进》1999年第7期）薄一波回忆：
8月9日在中心小组会上，毛主席又说：1960年下半年以来，大家只讲黑暗，不讲光明，已经有两年了。……这两年讲困难讲黑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了。这次会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与会者大多措手不及。这种急转直下的事态，1957年宣布“阳谋”时也曾有过，然大为不同的是，那次措手不及的是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这一回，却是党的领导集体措手不及。瞬息间，主动权尽操毛泽东之手，余皆望风披靡。
不过，将近五十年后，我们目光拉得更开，对事态经过虽然仍有黑白分明之感，却并不觉得措手不及、急转直下。事实上，1962年的突转是一个太极图形，黑中有其白，白中有其黑，伏笔早存，只是未曾发现而已。
这要回到“七千人大会”。刘少奇长篇讲话之后三日，毛泽东也发表了篇幅旗鼓相当的讲话。本文前面提到过这篇讲话，但将其内容暂时按下未表。原因是，该讲话的内容，以及对它的解读，相当重要，非单独讨论不可。
本文曾说，这篇讲话是高超语言艺术结晶，和文本分析极佳对象。此话怎讲？作为深度阅读和理解的准备，恐怕必须明确三点意识：第一，意识到“七千人大会”的语境，尤其是三天前刘少奇讲话的内容（最好将两者同时参较着读）；第二，意识到语言的修辞性质，亦即是一种技巧、一种方式方法，有着充分的弹性和曲折的指向；第三，意识到机锋、谈锋，思维机敏、活跃之人，其意念的闪现与收放为常人所不能到，跳动、变向、水中望月、羚羊挂角、止当所止……不一而足。如能以这三点意识去读，对细腻领略毛泽东话中意蕴，起码是“虽不中，亦不远矣”。以下，便来细读这篇讲话。所据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收录之版本，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后面不再一一注明出处；另外，着重号均系引者所加，亦不赘述。
我们提到过，大会前，由刘少奇主持搞了一个书面报告，本应先在政治局讨论，但毛泽东却意外提出：“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他这样说：
同志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个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的角度提出问题。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
理由是“先民主，后集中”，除此并无明言，但信任“下边”而不信任“中央”之意，或借重各地方及具体部门干部以缓冲中央之意，都跃然眼前。对其效果，毛泽东甚感满意，说：“果然议论纷纷。”他赞赏道：“听说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种开会的方法，就是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大家举手赞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
我们看不到第一稿，不清楚毛泽东所说“在第二稿里面，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很大的修改”，究竟大到什么样子。我们仅能从《刘少奇选集》读到第二稿本身，就此论，该书面报告四平八稳，对现实基本维持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评价，而这跟刘少奇以个人名义所做大会讲话，差异很大。我们也还知道，薄一波回忆“七千人大会”时，流露了失望情绪，说它“存在着明显的缺点和历史的局限性”，对“左”的纠正只是“初步的”，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左’的指导思想”。
接着，突然引用司马迁《报任少卿书》那段名言：“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借言处逆境而不屈之状，并发了一通议论：
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而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
注意他在谈论“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照理说，自从确立毛泽东最高领导地位以来，党内就只有一个路线，即毛泽东路线。这里，突然提出有“正确路线领导时期”，也有“错误路线领导时期”，且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等于明指讲的就是当下，并非从前，至有“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将“在适当时机”，“起来纠正错误”之语。话虽幽深，弦外之音却并不难察。
然后话锋一转，大谈“不让群众讲话”。“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道理本身很对，但结合上下文，却发现机关暗藏。“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如果大家对问题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言至此，突然点题：
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吗？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反对分散主义，是为力行“八字方针”、确保经济调整而提出的“关于经济工作方面集中统一的要求”，刘少奇《书面报告》就反对分散主义谈了十条，27日讲话又严肃予以强调；换言之，这是刘少奇们用以规范经济、结束“大跃进”以来各种混乱的强力措施。对此毛泽东问号迭出，不满溢于言表，且暗讽并不“民主”。
接着，就讲到项羽、刘邦、郦食其和“霸王别姬”，非常有名的一段。表扬刘邦“豁达大度、从谏如流”：
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
这时，现场响起了笑声。轻松自如的妙譬，令人击节，而且看上去完全是从正面主张民主作风，人们印象很深。后来陈毅在“广州会议”讲话中，也在这意义上引用了“别姬”典故。可人们似乎对笑声之后毛泽东继续讲出的话，未曾经意：“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几十分钟后，又闪出一句：“我在这个讲话里批评了一些现象，批评了一些同志，但是没有指名道姓，没有指出张三、李四来。你们自己心里有数。”旁敲侧击，若实若虚，若即若离；其实并非“没有指名道姓”（稍后即知），而是深通“棋有不走之走，不下之下”之理，忽行忽止，撒豆成兵。
比如，谈民主集中制，却兀然提出了变修、变资的告诫：“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称“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又说,人民大众90%以上“总要革命的”，“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人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这是泛泛而谈呢，还是另有深意？四年后，毛泽东揭开谜底。1966年2月，也即“文革”正式发动前夕，毛泽东将这篇讲话印发党内并加上一段话：
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这段话不讲于“七千人大会”，而讲于八届十中全会，特意加在这里，无异于点破“七千人大会”所讲的这个段落究竟针对什么。
“七千人大会”为纠正错误、吸取教训而开，而毛泽东这篇讲话，全文始终没有认真讲过错究竟在哪里，对几年来灾难局面所愿认识的限度只是“没有经验”，借介绍其与斯诺、蒙哥马利谈话内容，重复地强调这一点，却从未涉及思想和方向问题。
相反，有一段大谈真理在少数人手里：
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马克思、恩格斯手里有真理，可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是少数。列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也是少数。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经验，在陈独秀统治的时候，在“左”倾路线统治的时候，真理都不在领导机关的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
结合“七千人大会”前后形势，“少数人”、“多数人”的所指，何待明言？尤其这番话落在党史上，更是意味深长。又说：
不要有这样的空气：似乎犯不得错误，一犯错误就不得了，一犯错误，从此不得翻身。
这又是替谁说话呢？显然不是替胡风分子、右派分子说话。在奉劝不要揪住错误不放、搞得“一犯错误就不得了”的同时，也不乏强硬的警告：
我们是站在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一边，绝不站在占总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那一边。
以及不怕骂、不怕孤立的“大无畏”精神：
我们这个党是被人家骂惯了的。从前骂的不说，现在呢，在国外，帝国主义者骂我们，反动的民族主义者骂我们，各国反动派骂我们，修正主义者骂我们；在国内，蒋介石骂我们，地、富、反、坏、右骂我们。历来就是这么骂的，已经听惯了。我们是不是孤立的呢？我就不感觉孤立。我们在座的有七多人，七千多人还孤立吗？
这是一个战士的讲话，绝非一个道歉者或自省者的发言。不过，基于当日态势，毛泽东婉转其辞，将语言天才发挥到极致，嬉笑怒骂，寓庄于谐，棉里藏针，韬晦敛芒，间杂以双关语、隐喻、反话正说、用典等种种修辞技巧，使人听上去是对“实行民主集体制”，“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正面阐述，与大会主旨颇为和谐。讲话当场效果也很积极，薄一波说它“引起了强烈反响”，“把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至于弦外之音，听众（尤其是中央领导们）是否听出来，或听出来多少，至今我们不得而知。但薄一波在前述称扬之后，紧接着说：“这次大会以后，民主集中制在党内特别是党的高层政治生活中，并未得到严格遵守和真正执行，而且日益受到破坏。”似乎即便当时未曾觉察，不久却很快发现了言行不一。
至于这篇讲话的意义，则远远超出一时一地，成为六十年代中国历史一个最重要文本。不仅七个月后的北戴河会议、八届十中全会，如果我们致力于“文革”的追寻，其草蛇灰线、青苹之末，也应在此。
前面有一处，毛泽东说今天批评了一些人，并未“指名道姓”。当时我们按下未表，现特回头补上。的确，疏放看去，这篇讲话天南地北、挥洒自如、神龙摆尾、东一榔头西一棒，听者不易觉察它特别针对了什么人。但事实上，绝非没有“指名道姓”，相反明明有那么一段，而且力道遒劲：
我们有些同志惯于拿帽子压人，一张口就是帽子满天飞，吓得人不敢讲话。当然，帽子总是有的，刘少奇同志的报告里面不是就有许多帽子吗？“分散主义”不是帽子吗？但是，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戴在头上，弄得张三分散主义，李四分散主义，什么人都是分散主义。帽子，最好由人家自己戴，而且要戴得合适，最好不要由别人去戴。他自己戴了几回，大家不同意他戴了，那就取消了。这样，就会有很好的民主空气。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
作为批评反对分散主义，这是第二次；前一次的确没有“指名道姓”，这次不那么客气了，狠狠点了刘少奇的名，而且通过“分散主义”带出刘少奇有“许多帽子”一语，进而就“帽子，最好由人家自己戴”发了一大通议论，其意深刻。片刻，又冒出几句：
有什么就检讨什么，一个钟头，顶多两个钟头，倾箱倒箧而出，无非是那么多。如果人家认为不够，请他提出来，如果说得对，我就接受。让人讲话，是采取主动好，还是被动好？当然是主动好。已经处在被动地位了怎么办？过去不民主，现在陷于被动，那也不要紧，就请大家批评吧。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笑声）这个时候我坐下来，冷静地想一想，两三天晚上睡不着觉。想好了，想了，然后诚诚恳恳地作一篇检讨。这不就好了吗？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语气甚是潇洒风趣，内里则意气极盛。或者说，沉郁的意气巧妙化作了潇洒。“被动”，是对处境、心态和感受的描绘，“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是假以辞色，“难免有一天要垮台”却掷地有声、撕云裂帛。这里似乎也没有“指名道姓”，但列位有所不知，“倾箱倒箧”出处，就在三天前刘少奇的大会讲话中。刘的原话是：
如果根本不承认有缺点和错误，或者只是枝枝节节、吞吞吐吐地承认一些，又掩盖一些，而不是实事求是地倾箱倒箧地承认曾经有过的和还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经验就无从总结，也无从学习，坏事就不能变为好事。（《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刘少奇选集》下卷，着重号为引者加）
刘少奇这么说的时候，毛泽东声声入耳，即不如坐针毡，也如芒刺在背。产生同样效果的，想必还有这几句：
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同上）
就说话技巧论，刘少奇之逊毛泽东远甚。这几句，意思是把一切交给实践回答，然口气太硬，听上去似乎对三面红旗暂时高抬贵手、将来却秋后算账。
毛内心何感，不难想见。但他审时度势，在自己讲话中避免正面冲突，而用蜜蜂方式，冷不丁螫一下，绕一圈回来再螫一下———“没有指名道姓，没有指出张三、李四来。你们自己心里有数。”
其余，联系防修、反资，联系真理在少数人手中，联系当“霸王”要“别姬”，联系“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他提到自己被搞得“两三天晚上睡不着觉”），再联系北戴河会议上讲这两年讲困难讲黑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等等谈吐，都明显表现出毛泽东对批评之声，已经不胜烦扰，对高层批评者们嗛之颇深。
不仅如此，他心中还袭上了更厚的阴影：
我们不怕公开的反对派，只怕秘密的反对派，这种人，当面不讲真话，当面讲的尽是些假的、骗人的话，真正的目的不讲出来。
这是因极度不信任而生的心理。追溯起来，最早应是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使他产生这种警惕；此时此地，他大抵也在中国、在自己身边嗅出了相似的味道。四年后，在《五一六通知》里，他以此语重新描绘了需要高度戒备的这种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16
是的，1962年以大起大落和逆转的方式，演绎自己在当代史中的意义。但换个角度，也可以说它波澜不惊。
比如用林彪的眼光看———“七千人大会”上，当改良者们团结起来，悲壮地投效于“补天”事业时，1月29日，林彪紧跟着刘少奇讲话后也在大会发表一个讲话，别出心裁地说：“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是他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反之，他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事情就要出毛病。”表示军队将“处处按毛主席的意图、毛主席的著作、毛主席的指示来办事，向毛主席请示，向毛主席报告，以毛主席的思想来统一我们的思想”。
毛泽东的兴奋溢于言表，作了四点批示。其中说：“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此件没有什么特殊秘密，可以和别的同志的讲话一同发给那些人看或者读给另一些人听。这个问题向高级中级干部保守秘密，不让他们知道、好好想一想、早作精神和物质准备，是极为有害的。”（《对林彪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特嘱周知广大中高级干部，勿行封锁。
识时务者为俊杰。虽然从大历史方面看，林彪弃明投暗，但在“时务”角度，不能不说他是“俊杰”。他在乱象之中看到了岿然不动的存在，亦即毛泽东不可思议的权威。这就是1962年变与未变、陡起陡落却又依然故我的奇特态势。而且，也正像毛泽东所讲，吃了苦头、得到锻炼；他引长征为例，预言1962年处境对他来说将如长征一样，“我们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事实的确如此。1962年未有损他分毫，相反，却增添了更大动力，加速驶向“文革”。
当然，历史趋势的转易沉降，并不能只看眼前。1962年，中国在思想、精神上的新生萌芽，固然极为孱弱，以至于“动一个小指头”便予击溃。但再经一个轮回，到七十年代末，1962年的许多萌芽全都大放异彩：从“包产到户”到否定“阶级斗争为纲”，从消解个人神话、提倡实事求是到解放思想，从重审知识分子政策到改正右派，从四次文代会再度确认“文艺为人民服务”口号到自发文学浮出于地表……我们惊奇于如此之多的重要改观，源头居然都应追溯至1962年。
【时间检索】
1月11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史称“七千人大会”。
1月27日，刘少奇作大会讲话，引用家乡农民议论，形容三年困难时期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1月29日，林彪在大会讲话，歌颂和维护毛泽东。
1月31日，毛泽东作大会讲话，谈及“别姬”、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防修反资等。
2月3日，周恩来在福建省小组会讲话，提倡魏征精神和讲真话，反对“偏听偏信”。
2月17日，周恩来对在京文艺家讲话，为“广州会议”热身，称政治有了新局面，文艺也应该有。
2月21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召开，史称“西楼会议”。中央领导集体一致决心“对国民经济实行大的调整”。
4月8日，中央批准“文艺八条”。该文件由周扬主持制订，原为十条，一番周折改为八条，尺度不如先前宽松，但仍不失为纠“左”文件。
3月5日（或2日），“广州会议”开幕。陈毅分别在科技界、文艺界两个会场作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著名讲话。
5月23日，周扬组织讨论和撰写的《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一文，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发表。文章提出“为工农兵服务”应扩展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后被批为“全民文艺论”。
7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起初，会议热议主题是“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8月2日，中国作协“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在大连宾馆举行，后简称“大连会议”。茅盾、周扬、邵荃麟、赵树理、周立波等与会。会议检讨了文艺创作路子越走越死，提出旨在抑制“英雄化”倾向、具有改良色彩的“中间人物论”。
8月5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华东、华中组会议上吹风，重提阶级斗争。
8月6日，毛泽东正式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会议由此转向着重讨论阶级斗争问题和批判“黑暗风”、“单干风”。
8月9日，中心小组会，毛泽东说：1960年下半年以来，只讲黑暗，不讲光明。这两年讲困难讲黑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这次会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9月24日，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当众念了康生递上的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小说《刘志丹》问题由此定论，对习仲勋等进行专案审查。
9月27日，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发表。做出以下表述：阶级斗争“不可避免”、“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
12月21日，毛泽东同华东省市委书记的谈话，批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有点西风压倒东风”。半月后，柯庆施借对上海文艺界的元旦讲话，抛出“大写十三年”。
是年，黄皮书开始批量编译出版。
是年，“太阳纵队”、“X诗社”分别形成于北京（具体时间待详），是为当代自发文学之始。
http://www.zhongshanzazhi.com/wqzz_list.asp?articleID=16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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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5-2 04:4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