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文革中的《伯达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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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伯达文选》

王锐

    年前有文章谈及“文革”中曾有红卫兵、造反派编有《江青文选》，并有追随
讨好者欲正式出版《江青文选》，后因故作罢。今年《炎黄春秋》第３期上甘惜分
先生在《我见到的陈伯达》一文中谈及对陈伯达的评价，又建议说：“但是作为一
个学术人物，他的前半生还是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按照不因人废言的传统，我们
是否也可以把陈伯达著作择其精华编成文集，让后人研究中国历史时有所参考。”
又说：“据我所看到的陈伯达著作中比较有学术价值的大约有几十篇，即使其中个
别地方并非都完全正确，也可全文收入，使后人能够从中了解一个真实的陈伯达。
”

    其实，许多人并不知道，正如当年的《江青文选》一样，早在“文革”高潮期
的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６９年间，即已有红卫兵及造反组织，编印发行过《陈伯达讲
话集》、《伯达文选》之类。笔者收藏至今的一册《伯达文选》，由四川大学革命
委员会政工组于１９６９年７月编印，大１６开本，篇幅颇巨，达４８８页，约有
３斤重量，估计有１００万字以上。共收录陈伯达从１９３３年秋至１９６９年４
月，三十多年间的著述、文章、讲话共１００余篇。其中已出单行本的诸如《中国
的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窃国大盗袁世凯》等名篇，部分编目仅有
篇名而无正文。依笔者所见，这大概是收辑陈伯达著述最完整的一个《文选》版本
。

    也许正因为编者系四川大学这样有学术文化含量的单位，又是以“革委会政工
组”这种官方正式机构出头，不比“文革”普通的只知冲冲杀杀以批判揪斗为能事
的群众造反组织，这册《伯达文选》不仅内容较厚实，选编态度上也比较严谨慎重
，而且印刷也很美观（封面设计及扉页印刷均不错，另有三幅大照片），在当时“
文革”的印刷出版物中，恐怕算是佼佼者了。为显示这种审慎严谨，编者煞费苦心
地在正文前，专门附有一页《说明》，全文如下：

    为了帮助我校的广大的师生、教员、工人、干部认真学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的基本经验，认真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
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斗私批修，继续革命，我们选编了《伯达文选》，作为内部
学习参考资料。

    为了力求资料尽量完善，《伯达文选》所收的文章，讲话等，虽然基本上是解
放后公开发表过的，但也有少数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和解放前发表过的，而且我
们无法一一加以订正，这是特别加以说明的。因此，本书只作内部学习参考资料，
不得外传。凡未公开发表的文章、讲话，一律不得扩散、引证。“保守党的机密，
慎之又慎。”要严格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有关规定。若有违犯，要严加追究。

    编者一九六九年七月

    从这个说《说明》的前半部分，可以看出是将陈伯达视为类似江青那样的“文
化革命旗手”、党内路线斗争的正确路线代表，按照当时流行说法，叫“毛主席司
令部”或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这种至高无上地位来看待陈伯达的。从一定程
度上说，连周恩来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不能享受这种“尊荣”。当时无任何机构
组织出头编印《周恩来文选》便是证明。因此才有说明中要帮助人们“学习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认真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那些非常高屋建瓴
又相当针对现实的话。

    从内容方面讲，这册《伯达文选》，所有文章、著述、讲话按时间顺序通排，
大致可分作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建国前，从１９３３年到１９４９年止。第二部
分为建国后至１９６６年６月“文革”爆发前。第三部分为“文革”时期。陈伯达
一生著述的“精华”，几乎都在建国前的那部分里。甘惜分先生文章所说的“比较
有学术价值的几十篇”，大约其多数包括在其中。

    《伯达文选》开篇文章，为陈伯达写于１９３３年的《论中国启蒙思想家谭嗣
同》，（平心而论，这是陈氏较有学术水准的文稿之一，同类者还有《文选》中的
《从名实问题论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分野》、《关于知行问题的研究》、《扬子哲
学思想》、《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等）最后一篇是１９６９年４月底或５月
初（原稿无具体日期）在中央直属机关传达“九大”精神大会上的讲话录音记录稿
。此《文选》编于１９６９年７月，算是包括陈伯达的最新讲话文稿的一个文集。
以陈伯达“一贯紧跟”的政治形象，当时身居高位的显赫，编纂者这也算是“跟得
紧”的一种表现了。尤引人注目的是《文选》卷首有三页篇幅占上整版的大幅照片
。第一幅是毛泽东与林彪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第二幅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
伯达４位最高领导身穿军装满面笑容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时的合影照，世称“
四巨头”照。在当年（陈伯达倒台前）极为流行和有名。此照片的说明文字是：“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和他亲密战友林彪
同志，以及周恩来同志、陈伯达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军
。”最后一幅照片是陈氏在天安门城楼代表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发表讲话。照片上，
陈伯达处于突出位置，他左边是毛泽东及林彪，毛泽东正呈拍手状，为陈伯达的讲
话鼓掌喝彩。照片的说明文字也别有深意：“陈伯达同志向文化革命大军说：毛主
席时时刻刻都是和群众在一起的。他的心，永远向着群众。”显然，这幅照片更是
突出了陈伯达在“文革”中的显要作用，对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的路线紧跟，以及
受毛泽东高度信任的政治姿态。

    其实，照片中所展示给世人的，在实际上也确实如此。这册《伯达文选》的“
文革”部分中，收有一份题为《拥护毛主席的大字报》的短文。其实，那是陈伯达
的一份大字报原稿，是在１９６６年８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紧
跟毛泽东将攻击矛头对准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一次政治表态，当时就很引人注目
。

    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开幕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写下
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将“文革”运动的攻击点指向刘少奇、邓小平所谓的
“资产阶级司令部”。此举极令与会者震惊与困惑。而身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组长的陈伯达，则是毫不犹豫地，无条件地紧跟毛泽东“炮打司令部”，于毛泽东
大字报的第二天，写下这张《拥护毛主席的大字报》的大字报。在这份大字报中，
陈伯达如毛泽东在大字报中一样，没有点刘少奇、邓小平的名，但是却露骨地攻击
刘邓是“镇压群众”，“这样做不是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引向胜利，而是把无产阶
级革命事业引向失败，引向资本主义复辟。”同时，还从所谓的理论高度，对毛泽
东大字报的观点予以阐释，并试图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经验方面，为毛泽
东发动“文革”寻找依据。

    无论当时还是事过之后来审视，陈伯达这种“亮相”都是很出彩的。由此，他
也获得了相当的报偿。几天之后中央领导机构出人意料地作出大幅改组，此前，仅
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陈伯达，一跃而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名列刘少奇、邓小
平、朱德、李富春等老资格领导人之前，成了中央第５号人物（据中央文革小组成
员王力回忆，本来陈伯达在毛、林、周之后名列第４位，因江青嫌陈伯达文人出身
，怕其压不住刘、邓等人，就将本来名列末位的陶铸提到陈伯达之前的第４位，以
镇住刘、邓等。不过，几个月后陶铸因故被罢，陈伯达名正言顺成了中国政坛第４
号人物）。两个月后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由他代表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对与会
者（也是对全党、全军、全国）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条路线》的“主
打讲话”（这册《伯达文选》中亦全文收入该讲话）。这个讲话被称为“文革”的
“经典讲话”之一。这个《讲话》中，陈伯达“创造性地”使用了“资产阶级反动
路线”这一“新提法”，将所谓“刘邓路线”称之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此
，“文革”开始了一个新的进程。毛泽东对陈伯达这个《讲话》深为赞赏，并于几
天后不仅亲笔批示：“该稿看过，很好。”而且还进一步批示说：“印成小本，大
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一本。”毛泽东将陈伯达这篇讲话大量发
行到全国每个党支部，甚至红卫兵小队，可见对其赞赏好评到什么程度。反之也可
证实，此时陈伯达其人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

    从历史事实来看，这册《伯达文选》编印之时，尽管表面上陈伯达仍然以中央
“第４号人物”的身份在“无限风光”，其实私下里，他因为与江青的矛盾在中央
文革小组里已经失势，被排挤到了次要位置。这也是陈伯达下决心改换门庭投靠林
彪集团的主要理由。只是当时此事仍为“高层机密”，一般人无从知道罢了。也因
此才有《伯达文选》的问世。一年后陈伯达在庐山翻船，这册《伯达文选》不仅成
了“禁书”、“毒草”，被收缴，被焚毁，而且编印者均受到严厉无情的政治审查
，有些人还因此而身入囹圄大吞苦果。这又是当年试图对陈伯达这个“文革红人”
讨好拍马，跟风吹捧的造反先生们始料不及的。如今，这册难得的《伯达文选》不
仅成了较为珍罕的“文革藏品”，也成了当年“文革”进程的一份历史见证，可供
史家学者们研究之用。

《炎黄春秋》２００４．１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