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谈刘少奇在1965年上海会议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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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少奇同志在一起的日子——王光美访谈录》
黄铮  原载《时代文学》2006年第4期


王光美先后三次到河北省基层蹲点，分别在抚宁、新城、定兴等地搞四清。第一次是1963年11月到1964年4月，在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1964年春节期间曾返回北京，9月又曾重返桃园），化名董朴，担任工作组副组长，第二次是1964年10月到1965年8月，在新城县高镇，化名鲁洁，职务为“一般队员”，第三次是从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在定兴县周家庄，化名林立。

制定《二十三条》前后
    我参加第二期“四清”是1964年11月，到河北保定地区新城县高镇大队。我们这个工作队总的负责人是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同志。当时觉得，高级干部下去还是身份不公开比较好，有利于工作。所以对外讲张承先同志是河北大学教务主任，我是河北大学的教员。这回我换了一个化名，叫鲁洁，是从少奇和我的母亲的姓名上各取一个字。少奇的母亲是姓鲁，我的母亲叫董洁如。这次下去我的工作方式和在桃园大队有些不一样，没有老在下面住。毛主席办公室的秘书林克和卫士，跟我一起到了高镇。林克同志负责离铁路不近的一个小队。
    1964年12月15日起，中央在北京召开讨论“四清”运动的中央工作会议。
开这个会我知道，但我没有参加。会议开始后的一天，大概是在12月20日，华北局通知我回北京，在会上介绍一下情况，作个发言。回来的当天，正好中南海春耦斋有舞会，我就想用这个机会见一见毛主席，以便向他请示一些问题，果然那天主席来了，我就请他跳了个舞，边跳舞边简要向他汇报我们发现群众不敢向工作队反映干部的“四不清”问题。还有，当时华北局书记李雪峰同志有一个说法，要求工作队“沉下去再沉下去”。我觉得这个要求欠妥。我们已经下到了最基层，再沉下去往哪儿沉呀？我向主席说到了这个问题。主席对我说：“不要搞得冷冷清清嘛，建议你们开万人大会，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就是要造舆论嘛！”主席还说：“我看过几个农村和工厂的材料。现在热心搞资本主义的不少，要注意那些热心搞资本主义的领导人，摸清楚到底有多少人。”
    回到家里，我感到毛主席的指示很重要，当时就向少奇同志办公室的几个秘书传达了，同时心里琢磨下乡后怎么贯彻。第二天，我应邀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厅里，向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作了关于“四清”情况的发言。21日开完会我就回乡下去了。
    从12月21日开始，举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这是一届换届的人民代表大会，是很隆重、很重要的。人大会议期间，讨论“四清”的中央工作会议仍在继续。中央的本意，是趁人大开会、各省负责同志都在北京的机会，汇报讨论一下“四清”运动。所以中央工作会议的开始一段，都是由各地的负责同志汇报运动情况。人大会议开幕后，这些负责同志的精力要转移到那个会上去。两个会实际上是穿插着开。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
    这两个会都没有我什么事，所以我照常在下面参加“四清”。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四清”运动过程中，在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之间，发生了不愉快的争论。可当时我什么也不知道。
    12月21日我回到了乡下后，为了贯彻毛主席的指示，我和工作队的同志在全县组织召开了好几个万人大会，大张旗鼓发动群众，大造舆论。确实，我从心里尊重毛主席，对他的指示，我是毫不犹豫地坚决紧跟、照办的。
    又过了几天，毛主席让秘书徐业夫同志通知刘子厚同志和我，1965年1月3日到人民大会堂的北京厅，参加毛主席召集的会议，内容是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准时去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毛主席主持的中央会议，心里有点紧张。到了会场，我不声不响地坐在后排。我环顾一周，想寻找少奇同志，却没有找见。
    原来，少奇同志是出席人大全体会议去了。这天是大会选举。少奇同志在会上再次当选为国家主席。人大会议一结束，他就到北京厅来了。少奇同志一进来，马上发现了我。我注意到他愣了一下，意思是说你怎么来了？可正在开会，我没法向他解释。
    在这次会上，毛主席对前一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批评。他说：一万多人集中在一个县，集中很长时间学文件，不依靠群众，搞神秘化，扎根串连，使运动冷冷清清，是搞了烦琐哲学、人海战术。他说：“要那么多工作队干什么？小站一个陈伯达就行了。”主席转脸对少奇同志说：“你在安源不就是一个人去的吗？”还说：“反人家右倾，结果自己右倾。”
    毛主席的这些批评，看来主要是针对少奇的。我后来才知道，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程中，毛主席和少奇同志对运动的性质、目的等看法不一，以至产生严重分歧。少奇同志认为：运动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交织在一起。毛主席认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尤其令人不安的是，两人的分歧在会上已经表面化，不少领导同志都看出来了。毛主席说：“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少奇同志对主席说：“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像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当即说：“怎么没有？张霖之就是。”张霖之是煤炭部部长。显然主席生气了，气氛紧张，少奇同志不敢再说了。
    发生了这样一些情况，中央工作会议时间一再延长。原已起草好的文件推倒重来，重新由陈伯达执笔起草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文件突出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整个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我一直在新城县高镇大队参加“四清”，就是中间接到通知回北京两次，一次是12月21日出席刘子厚同志召集的会议，一次是1月3日出席毛主席召集的会议。每次开完会我就回到乡下。高镇离北京很近，两三个小时就到了。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是1965年1月4日闭幕的。中央工作会议是则一直延续到1965年1月14日《二十三条》正式定稿通过后才结束。
    《二十三条》初稿曾发给一些工作队负责同志征求意见。我们的工作队长张承先同志，看到文件中有“在运动中，要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不要像小脚女人，不要束手束脚”一类的提法，他要我回北京问一问，问问“小脚女人”指什么？是不是批评什么人？他建议如果没有特别重要的含义，最好删去这个提法。“小脚女人”这个说法，原先是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毛主席批评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用语，流传比较广。张承先同志可能觉得，现在又用这个说法会引起人们不必要的误解，所以建议删去。我回去后，给陈伯达打了电话，转告了张承先同志的意见。陈伯达当时不置可否。后来正式文件发下来，一看，“小脚女人”的提法仍保留着。
    我在河北一共参加了四个地方的“四清”运动。先是抚宁县桃园大队，然后是新城县高镇大队，再后来是定兴县县直机关和定兴县周家庄。

“看来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
    1965年11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河北保定地区参加“四清”运动，突然接到少奇同志的卫士长李太和同志电话，说：“少奇同志发高烧，周总理叫我们通知你，请你回来一下。”我一听，脑袋顿时“嗡”了一下。我在乡下，最担心、最牵挂的就是少奇同志的身体。他已是年近70的高龄老人，体质不好，工作紧张，又不知道自己照顾自己，我总感到感到可能要出事，现在连总理都惊动了，可见不是小毛小病。接到这个电话，我真是归心似箭。
    我连忙收拾东西，交代工作。这里没有公路，也没有汽车。李太和同志说派车来接我，我就焦急地等待着。可一直到傍晚，还不见车来，我实在等不下去了。正好附近有一个空军机场，我也顾不得许多了，跑到那个机场，向他们说明情况，请求帮助。机场负责同志一听，派了一辆吉普车，连夜把我送回了北京。
    回到家里一看，果然少奇同志病情比较严重，躺在床上，烧还没有退。我一问，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11月17日、18日，少奇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余秋里等几个同志的工作汇报，讨论并审批1966年国民经济计划。18日夜里散会后，从人民大会堂出来受了凉，回到家里便发高烧，打针吃药也不退。开始少奇同志要求大家保密，只让保健医生治。他交代身边工作人员：“任何人不能对外说我病了。”可是有一天，周总理批来一个文件，安排少奇同志接见外宾，这下子瞒不住了，秘书只好将少奇同志生病的情况报告了总理。总理知道后，马上来到我们家。他进屋一看，见少奇同志躺在地铺上，惊讶地问卫士：“这是怎么回事？”还问为什么不叫光美回来。卫士们把情况说了，总理忙向前问候少奇同志。总理见少奇同志还没有退烧，身体十分虚弱，出来交代卫士们说：“请光美回来一趟，就说是我说的。”这样，李太和同志给我打了电话。
    我回来的第二天，总理亲自打来电话，先问刘秘书：“光美回来没有？少奇同志退烧没有？”当得到我已经回来，接着就和我通电话，问了情况，最后交代我说：“少奇同志不恢复健康，你不能离开。”
    我回家后，立即和医生护士联系，配合他们为少奇同志治疗，同时加强护理。少奇实际上是受凉后得了重感冒，由于他年高体弱，所以身体反应大，症状严重。经过医治，少奇同志终于退烧了，病情有所好转。为使他静心养病，尽快恢复，我们安排他转到玉泉山休息。
    在玉泉山休息没有几天，毛主席通知让少奇同志到上海开会。
    大约1965年12月6、7日，接到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同志从上海打来电话，要少奇、恩来等同志马上到上海开会，但没说具体内容。这时毛主席已经在上海。我们先从玉泉山回到中南海福禄居。12月8日，少奇、恩来同志乘坐同一架专机，飞往上海。我也去了。总理上机后，对少奇同志说，会议今天开始了。专机到达上海机场，停稳后，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同志登上飞机，手里拿着两本会议文件，一本交给少奇同志，一本交给周总理。后来看到，这份文件是李作鹏、雷英夫揭发罗瑞卿同志的材料。少奇、恩来同志下飞机时，来迎接的是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等同志。但开会时，没有见到陈丕显同志参加。
    从机场进城后，安排我们住在兴国路一个别墅式招待所。住在这个院的还有贺龙、叶剑英同志。因为住在同一个院，互相之间都有看望、见面说话。前几年我看到罗瑞卿同志的女儿点点写的书，说少奇同志见到贺龙同志，问他这次开什么会？贺老总回答说：“奇怪，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知道呢？”我没有直接听到他们的这个对话，但我想是有可能的。总之，到上海开会前，少奇同志并不知道是为处理罗瑞卿同志。
    我们在兴国路招待所住下后，当天下午，叶群打来电话，说林彪身体不好，指定她来向刘主席汇报。过了一会儿，叶群来了。我把她带去向少奇同志汇报，我就出来了。一般中央同志来谈话，我都不参加。可这次叶群硬拉我参加，还说，她一个女同志不方便。我听了特反感，但还是留下了。
    叶群向少奇同志谈了她受林彪委托，向毛主席反映罗瑞卿问题的过程。据叶群介绍，在她从苏州到杭州向毛主席反映罗瑞卿问题之前，林彪对她说：“你敢不敢去？这是要冒生命危险的。”毛主席在杭州听了叶群的汇报，很重视，决定开这个会。
    少奇同志只是听叶群谈，没怎么说话。叶群谈完后，当场用房间里的电话打到林彪住处，说“找一○一”。林彪来接听后，叶群只说了一句：“谈得很好。”
    这时到了开晚饭的时间，我留叶群一起吃饭。我同她以前打交道很少，很不了解。她似乎有意向我套近乎。在饭前上厕所的时候，她对我说：“中央就转发过两个女同志的文件，就是我们俩，碰巧我俩还是同学。”不知怎么，我对她的这些话一点好感也没有。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事，她不说我还真不知道。后来我查了一下，中央是转发过叶群下部队调查的一个材料。她说和我是同学，指的是我上中学的北京师大附中，她也在那里学习过。
    在上海开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由毛主席亲自主持。多数是小范围碰头、议论。少奇从北京出来时，病没有完全好，旅途上一累，就又发烧了。我只好给周总理写个条子，报告少奇的身体情况。总理批示让少奇同志休息。这样，开小会少奇同志就没参加，只出席了几次全体会议。我没有参加会议，因此会上的具体情况不了解，只听少奇同志说过“死无对证”这样的话。会议到12月15日结束，开了一个星期。
    由于身体没有完全康复，外出一劳累，病又犯了。上海会议散会后，我们回到北京，就又去了玉泉山。
    在玉泉山休息了几天，少奇同志的身体开始恢复。1966年元旦后的一天，天上下着雪，少奇要我把孩子们和身边工作人员召集来，他要同大家聊一聊。……这天他显得很感慨，好像是在和大家谈心。他说：“看来，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必须更抓紧时间多干些事。只要马克思再给我十年时间，我们是能够把中国建设得真正富强起来的。”他有点动情地讲了他关心、思考的一些想法。他讲到：如何整顿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如何改革教育制度，实行全日制教育和半工半读两种教育制度；如何提高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如何缩小工人和农民、城市和乡村、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三大差别，等等。他举例说：我们在山东、河北一带发现了大油田，在那里建立了工业基础，可以使荒僻的小镇发展成为新型的工业城市；要使那些地方有电、有油、有铁路和公路网，就能同时带动附近农村现代化；我们在招工时要注意招收女工，不要使农田中只剩下女社员干活。他一口气讲了很多，最后说：“到了那时候，我们就为中国的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也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可以瞑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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