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歌子：1967年毛泽东为何抛出“王关戚”

bluesky

作者：渔歌子  2002年8月19日出版

原载《文革博物馆通讯(一四○)》增刊　第303期　

　　《华夏文摘》增刊288期/“文革博物馆通讯”127期上陈益南《文革中若干尚不清楚真实内幕的高层人事问题》一文提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其中第三个问题是：“毛泽东为何突然要将王力、关锋、戚本禹整下去？”问题提得很好，作者的思考也很能给人启发。作者指出，在武汉“七二0事件”后，“被中央文革视为十恶难赦的陈再道，却被毛泽东特批‘同志’称呼，并没被打倒，仅送去学习而已。可是，文革‘功臣’的王力、关锋却……在莫名其妙中倒被关了起来。”“根椐现能看到的资料中说，是由于王力于当年8月7日对外事口造反派作了一个著名的‘八·七讲话’，之中，观点极左得很。另外，则是王力、关锋在当年当期的《红旗》杂志上，组织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与‘带枪的刘邓路线’口号，因而，激起了毛泽东对王、关、戚的不满，指责他们是‘毁我钢铁长城’。”“当时的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在其回忆中，也说了周恩来让他将包括上述内容的材料，送给正在外地的毛泽东批阅的情况。当时，毛泽东在看了材料后，让杨成武在毛泽东住地等一天，然后，第二天，毛泽东才作出抓王力、关锋的决定。开始，毛泽东的命令中，还包括了抓戚本禹，但在向杨成武下达他的决定令后，中途，又犹豫了一下，结果，还是让杨成武在命令中去掉了戚本禹的名字，说：对戚先再看看，以观后效。”
　　作者提出：“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具体原因，促使毛泽东决定让王、关、戚下台呢？如果说是因对上述王力的‘八·七讲话’与《红旗》杂志上的‘揪军内一小撮’的观点言论不满，按常情，毛泽东完全可以对他们进行指责纠正就是，也可以撤去他们的一些负责职务，也完全属执行正常工作纪律。但，一下子却将他们三人抓起来关进监狱，上述理由似不够充份。毕竟，王、关、戚都是协助他毛泽东、为文革进行而推波助澜的干将，是属于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里面的人，何况，十天前(引者注：王力、关锋被逮捕的时间是8月30日，此前的7月25日天安门欢迎王力大会按推算应为36天前)，中央还将王力作为一个文革大功臣而举行过盛大的欢迎大会呀！”因此作者提出质疑：“周恩来托杨成武送给毛泽东的材料中，究竟还有些什么内容？是否还有些杨成武现在也不能说的东西呢？”“为什么毛泽东在看了杨成武送来的那些材料后，不能马上作答，而需要他思考权衡一整天？”“当时毛泽东能宽容有反中央性质的武汉‘七·二○’事件的首要陈再道，为什么他却会下如此大的决心，对王、关、戚采取一杆子整到底的断然措施？”
　　陈益南先生的思考，使我想到了有关“王、关、戚”事件的两条“最高指示”。一条是毛泽东对处理“王、关、戚”问题的指示，即毛泽东在上海要杨成武回北京向周恩来转达的口头指示：“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此外，毛泽东“并对王力八月七日讲话批：‘大、大、大毒草’。”(见《周恩来年谱　1949-1976　下卷》18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
　　另一条“最高指示”，则是至今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或是被一些人有意“忽视”)的毛泽东亲笔批示。9月7日，毛泽东在戚本禹写于9月4日的检讨信上批示：“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之关、王二同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41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批示(可称之为“九七批示”)的日期是在作出前一指示(8月26日)的近一个半月之后。然而，"九七批示"的提法、语气，与前一指示显然有着本质的不同，前一指示认定王、关、戚犯了“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逆天大罪，而“九七批示”却认为他们只是“犯些错误”(并认为这“有益，可以引起深思”)；前一指示称他们“不是好人”，而“九七批示”却称之为“同志”，前一指示叫“把他们抓起来”，而“九七批示”却似乎不存在他们已被抓起来了的事实，还嘱戚本禹将他的这个批示“便时”“告之关、王二同志”(可以想见戚本禹看到此批示时哭笑不得的表情)。“九七批示”的态度是善意的，温和的，爱护的，同志式的，而且，显然毛泽东对戚本禹的检讨是认可的。戚本禹检讨了些什么呢？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编者为“九七批示”所加的注释中可知，戚本禹检讨了这样三点“严重错误”：(一)错误地估计了全国的形势，把斗争过程中的反复现象，看作是全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看不到革命群众的斗争成果和力量。(二)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报纸、电台到处号召“抓军内一小撮”。(三)怀疑一切，随便动摇毛主席司令部的领导。按照这三条，王、关、戚只是思想认识问题，并非“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重罪。
　　毛泽东的态度，怎么会在一个半月之间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这不由得不使人“多问几个为什么”。
　　前一个指示，没有原文，只是杨成武根据自己的笔记记载向周恩来传达的，而且按照指示中的要求，“只向总理一人报告”；而“九七批示”则是毛泽东的亲笔(《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注明是“根据手稿刊印”)。按说，这后一个批示的份量应更重些。然而奇怪的是，前一个指示，当时很快就通过官方的或民间(造反派红卫兵)的渠道传遍全国(同时传遍全国的还有另一些相关的“最高指示”，如“打倒王力，打倒，打倒”，“打倒王力，还我长城”之类)，而这后一个“九七批示”，却始终没有公开传达，无人知晓。须知，若是在当时就传达出来，“王、关、戚”诸人定会如释重负甚至欢欣鼓舞，正如陈再道得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仍称他为“同志”一样，马上就会明白自己的“问题”性质已定为“人民内部矛盾”，不会被打倒了。可是，当时“九七批示”并未传达出来，因此不仅“关、王二同志”继续身陷囹圄，“戚本禹同志”不久也跟着进去了。那么，又是谁封锁了这个“九七批示”？为什么？从“九七批示”可以看出，毛泽东并未将“王、关、戚”视作“坏人”或“罪人”。那么，为什么又要让他们下台呢？
　　有一则故事，从另一侧面道出了事情的某些玄机。
　　在宗道一《“王八七讲话”与外交部“夺权”闹剧》(载《中华儿女》2002年第一期35-42页)一文中谈到，王力、关锋在8月底被捕后，因中央对外秘而不宣，直到9月底人们都还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消息。外交部反对王力一派的刘华秋和王海容等急于了解毛泽东的态度，便在9月24日凌晨毛泽东刚回到北京时，由守候在中南海的王海容去向毛泽东汇报王力“八七讲话”在外交部如何不得人心，想探听毛泽东的态度，而毛泽东却只吟出了两句古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然后就以要休息为由对这位表侄孙女下了逐客令。王海容回来汇报后，刘华秋等人翻遍唐诗宋词，也没有找到这两句古诗的出处，只得去请教王海容的爷爷王季范老先生。这才知道这是出自晚唐诗人罗隐《筹笔驿》诗中的句子。于是，刘华秋、王海容等人认定王力倒台已成定局，“当天，王海容、刘华秋将这一情况用最快速度报告了周恩来总理，同时又大胆撰写了题为《王八七讲话是一株大毒草》的大字报……”
　　按宗道一文中所述，刘华秋、王海容等人当时对罗隐这两句诗的理解，是“曾经不可一世的‘英雄’已经被历史的车轮辗得粉碎”。其实，这个理解是文不对题的。罗隐《筹笔驿》是凭吊诸葛亮的，“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的原意，充满对诸葛亮虽有雄才大略，然而因时运不济，终于壮志难酬的感叹。原诗句对这位失败的英雄只是表现出痛惜，哪里能从中体会出什么“被历史车轮辗得粉碎”的意思？若再联系上原诗中这两句的前边两句：“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就更可以看出作者对诸葛亮这位失败的英雄的衷心赞美了。毛泽东引用这两句诗，其实应该理解成是对王、关、戚的倒台充满不得已的痛惜之情。若是按刘华秋、王海容当年的那种理解，毛泽东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引用另外的诗句，如“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之类，这样内容和感情的诗句多的是。然而毛泽东却偏偏引用了这样两句，这不是曲折地反映出了毛泽东对抛出王、关、戚的无奈心境吗？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所表达出来的对王、关、戚的感情，与毛泽东“九七批示”是一致的。他并未将王、关、戚归入应被打倒的敌人之列，而只是迫于当时的某种形势，不得不抛出他们来作牺牲，以求得政治上的平衡。他这个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的史无前例的大“英雄”，有时候也不得不受“时运”的制约，他也常常是“不自由”的啊！
　　那么，毛泽东当时为什么会感到“运去英雄不自由”？当时有什么形势逼得他非要以王佐断臂的决心抛出王、关、戚？这还有待历史档案的解秘及人们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