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关于中央文革小组成立的回忆

bluesky

选自《王力反思录》

中央文革小组的成立

　　中央文革小组名单是刘、邓为首的常委、书记处提名的，5月28日发出，送毛主席，所以一般认为中央文革小组是5月28日成立的。实际上那天并没有成立。因为毛主席起初不同意王力为组员，所以没正式定下来，到6月份才定下来的。原起草小组的人留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吴冷西没有了，老的秀才保留了王力。陈亚丁换成谢镗忠（总政文化部正部长），加了姚文元。这还有个过程，张春桥极力要加姚文元，江青在上海向在京常委提出，要审查一下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张春桥说没有问题，于是就定了姚文元为中央文革成员。名单送主席后，主席不同意王力，说王力是彭真的人。
　　为什么毛主席不同意王力，其实就是江青搞的鬼。因为1964年9月，彭真、乔冠华和我到杭州毛主席处，谈国庆15周年邀请外宾事。说完这件事后，彭真提了个头，我接着讲了一通对学术批判和京剧改革的意见。我说一是不要动不动提高到政治；二是不要扩大化，要有个界限。京剧改革不要一律排斥传统戏，鬼戏也不必一律禁演。毛主席很不高兴，变了脸，说你这个同志是中宣部的人吗？（那时已经骂中宣部是“阎王殿”了。）但他还不是完全不接受。最后他讲：第一，江青有点“左”；第二，是要有个界限。他说对郭沫若、茅盾、范文澜不准批。我们告辞时，主席说再加一个翦伯赞。
　　因为我批评了京剧改革，触怒了江青。另外，1964年中央要我列席常委会，是彭真找毛主席谈的，彭真说王力是优秀干部等等，主席同意了。其实主要是因为我在钓鱼台，常委要我作点秘书工作。彭真讲的王力的好话，江青在文革中作为攻击王力的把柄。因为江青在毛主席面前说王力的坏话，毛主席才形成“王力是彭真的人”这个印象。毛主席不同意王力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可是当时康生、陈伯达觉得过去的秀才班子一个不留，不好办事，从起草文件一直到印刷整个过程，新来的人都不熟悉，所以要留一个王力。他们请江青向毛主席谈，说“要留一个王力，不然清一色了”（张、姚、关、戚都是响当当的左派），毛主席才同意了。因为有这样一个周折，而且各大区参加中央文革的人也还没定，所以文革小组成立会是在6月20日前几天才在上海开的，当时没有通知王力出席。他们从上海回来后才告诉我新的文革小组中有我。
    文革小组虽然成立了，但没有开会，也没有机构，反映情况靠《光明日报》的内部简报。陈伯达调尹达、关锋、穆欣到钓鱼台14楼，我还在八楼。吴冷西回了人民日报，姚溱自杀了，范若愚回了党校。有人说谢镗忠、刘志坚进中央文革是叶剑英提的，这不符合事实。刘志坚是林彪的主要秀才，当然是林彪提的。打倒刘志坚，林彪是不同意的。不能因为现在刘志坚是好人，就不说他是林彪提的，而说是叶剑英提的。

文革小组成立初期和工作组问题
　　文革小组正式成立是6月20日，在上海开会，没有通知我。我打电话问陈伯达，问我要不要去，陈说不要去，也没有说什么原因。开会回来后告诉我说文革小组有我。这时陈伯达还在人民日报，康生还是不管文革，曹轶欧正式参与文革，各机关大字报很热闹，很震动。在我观念上，文革小组不过是常委的参谋秘书性机构，由少奇、小平同志领导。这时文革小组没有机构，没有制度，没有刊物，还是由当时的党中央领导运动。怀仁堂每天都有会，各部门各个口在会上汇报，按原来的组织系统搞。各单位自己有简报，原来的机构还在正常运转。如团中央，后来有人说是王力去撤了胡耀邦的职，其实不是。是常委、政治局派工作组到团中央，宣布三胡一王停职，宣布的人是过去就管青年团的李富春，他是政治局委员分管青年团的，是按正常系统搞的。
　　清华的工作组长叶林，是经委副主任，日常工作是薄一波管。
　　北大工作组长张承先，是北京市委派的。
　　这些地方很热闹。最初文革小组没有什么措施，后来上海来电话，江青传达毛主席的意见，说文革小组要积极活动，要直接去看大字报，支持造反派，不要让原有机构控制运动。
　　6月下旬，文革小组虽然还是没有制度、没有机构，但执行上海指示，全部人马浩浩荡荡集体去看大字报。蒯大富这时还没有被隔离，薄一波和蒯大富辩论，薄一波说你这个名字就是资本主义！要富，还要大富，还要快大富！这样的话简报上就有。毛主席看到了。蒯大富是三好学生，登过人民画报的。这时各单位很热闹，积极执行五一六通知，挖黑帮、牛鬼蛇神、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没有把矛头对准走资派。陈老总在外事口汇报，说外事口有三个大牛鬼蛇神；一个是李昌，是对外文委主任，说他是阶级异己分子，他母亲是四川最大的地主，女恶霸，李昌一直养着她。第二是外交部的部长助理宦乡，说他里通外国，家里有美金，抄家抄出来了。第三是浦寿昌，是总理的外事秘书，后来放到外办当工作人员，是美国博士。这三个人后来证明都是优秀干部。外办工作组组长张彦主持搞李昌。
　　6月下旬，上海来电话给陈伯达，不赞成由原来旧的工作机构派工作组。陈伯达根据上海意见，在怀仁堂会议上递了个条子，说不要用工作组的形式，因为容易形成包办代替，妨碍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条子递给邓小平，邓小平批评陈伯达：自己解放自己，不就乱套了吗？会形成自发、自流、无政府主义，放弃党的领导。工作组是在党中央领导下，才能保证党中央的方针贯彻。
　　陈伯达说不出道理，回到钓鱼台十四楼就坐在地毯上哭，说上海不要工作组，这里又批评得这么凶！他报告了上海，江青传过话来很厉害，说你们文革小组要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到有工作组的单位支持群众反对工作组。
　　这时确有群众反对工作组，如对外文委，工作组整了一批“牛鬼蛇神”，李昌是大的，还有些小的。工作组同造反群众对立，群众要揭发领导，受到工作组打击。文革小组集体到对外文委找人谈话，群众对工作组有很多意见，贴了不少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如张彦当工作组长，整了李昌，但张彦的夫人杨纯是对外文委副主任，就没有事。所以有人说张彦去对外文委是保杨纯，不准给杨纯贴大字报，不准查对外文委的“黑线”，康生、陈伯达都去看大字报，支持反工作组的人，反对张彦。陈老总非常恼火，他召集群众大会，说张彦经过长期考验，是好干部，这是领导的看法，你们群众说他这样那样毛病，是群众的看法，这不对，要以领导的看法为准，不能轰走张彦，张彦是我派的。当时形成僵局。
　　北大六一八简报是刘少奇批的，康生、陈伯达都划了圈，简报说对“反革命事件”要镇压，少奇同志批了要全国仿行。那时上海电话还没来，康生、陈伯达也在简报上划了圈。
　　六一八事件经过大体是：6月18日上午9点到11点，北大工作组正在开会，群众离开工作，揪斗了40多名校领导人和教授，有些粗暴行动。工作组制止了他们，指出避开工作组乱斗的作法，有害于革命，已经被坏人利用。工作组认为这是反革命事件，见北大文革简报第九号。
　　少奇同志批：现将九号简报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工作组处理乱斗的作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地都可仿照北大办法处理。
　　据说当时有侮辱妇女的行为。我们没听说，有的书没有说简报认为北大事件是反革命，只说毛主席认为不是反革命，是革命事件，这是春秋笔法。
　　这一段经过是在上海来电话以前。事件发生在6月18日，上海电话是6月下旬。毛主席只知道北大工作组把群众说成反革命不对，毛主席认为是革命事件。为什么群众离开工作组就是反革命？他当时还不知有少奇同志批语。直到七月下旬，毛主席回北京，十一中全会开会以前，康生发现全国都发生工作组与群众的冲突，他认为来源于少奇同志的批语。可是他查了档案，看到简报上也有自己的大名，自己也画了圈。他在文革小组里说：“到处发生这个问题，和中央批语有关，我把批件揣在口袋里，几次想告诉毛主席，到现在没有拿出来。”
　　张春桥一听，马上把文件要过来。他马上送给毛主席，毛主席看了大怒，说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因此才有了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毛主席当时不但骂刘少奇，还骂了康生。因为张春桥告了康生的状，说康生把简报揣在怀里很久没有拿出来。毛主席说，要康生这种人有什么用处？
　　我想，康生不拿出来，一方面有个人顾虑，因为自己也划了圈；另方面据我观察，他也顾虑到是否要告少奇同志一状的问题。他当时对刘邓还是尊重的。他常讲，他自己在白区执行的是王明的左倾路线，少奇同志是正确的。
　　总之，六一八事件的重要性就在这里，毛主席的大字报和换接班人的决心来源于此，其它学校发生的类似事件并不重要。
    7月18日，毛主席从上海回来，江青是先两天回来的。她回来后第一件事是建立文革小组的办公机构和制度，筹办刊物《快报》，专门开了一个楼（十六楼）作为文革小组的办公楼，建立文革小组办公室，说是同毛主席商量的，要王力当办公室主任。为什么要我当办公室主任呢？
    我想主要是因为我1960年列席书记处会议，1964年列席常委会议，在党内人熟好办事，同各方面打交道都好办，别人在党内没有这个地位，人家都不知道他，办事就不方便。我推辞不干，江青说不行，非要我从8号楼搬到16楼。8号楼还保留我的房，陈伯达住14楼，江青自己住11楼，毛主席要来开会就住十二楼。王力为办公室主任，戚本禹、曹轶欧、穆欣为副主任。要我和萧华、刘志坚商量，调一百个团以上政工干部办《快报》，向常委、主席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动态。快报暂时放到解放军报印刷。这一百人等于是文革小组的联络员、巡视员，到各地、各部门了解情况，公开名义是用《红旗》、《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记者的名义，不用文革小组联络员的名义。其实人家也都知道是文革小组派的。这一百人是刘志坚、萧华从全国部队挑的，主要是从济南部队和沈阳部队挑的。这一套作法也是毛主席的思想，通过江青说的，说办公室不要大，联络人员要多。办公室除主任副主任外，只有三五个助手，他们只作些技术性工作，主要的事情应该我们主任、副主任自己办。毛主席就没有政治秘书，只有个收发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江青作他的秘书，都是兼职的。这也是毛主席的思想，把旧的机构、旧的作法改掉。文革小组人少办的事不少。不准配专车，需要人临时调。后来电话太多，搞了个接电话的组，三个人，是部队的。曹轶欧要搞个调查组，调了几个人，不住在中央文革，还是依靠北大。从文革的机构来看，毛主席的思想是对的，大批人到第一线反映第一手情况，坐办公室的人要少。简报一事一报，要快，不要积成一大叠才印。“快报”只发常委和中央文革成员。很多快报上有毛主席的批语。档案馆可能还存着。一百个记者得力的不多。后来又从《人民日报》、新华社调来一些人。江青第二件事是抓制度，建立碰头会，每天下午三点碰头，小组全体成员参加，另外需要谁就通知谁，稍微重要的事就通知周总理和陶铸。后来几乎每次都通知他们二位。周总理说，凡是中央文革通知开会，他从来没有不到过。最早的时候，中央文革每天开过碰头会以后，全体人马到一个单位去开群众大会，如各个大学（有的大学去了不止一次）。大会上都是把文革小组成员向大家介绍，每个人讲讲话。去的有王任重（中南第一书记、候补中委）、刘志坚、张春桥、姚文元。有一次王任重向大家介绍江青，说她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中央没有这么通知）。有人介绍我时，说我是党的理论家，九评的作者（九评有七评半是我主稿的）。关锋、戚本禹不用介绍，因为他们写的文章很多，人们都知道他。这时期，重点逐渐转移，刘少奇那里黯然失色，怀仁堂只讨论一般性问题，实质性问题都在钓鱼台。钓鱼台直接支持群众，矛头对着工作组。
　　7月22日（或23日）毛主席要我和关锋到清华去见蒯大富。这时蒯大富被隔离在宿舍。我们听取了他的申述，对他说，他的信收到了，不要着急，很快会恢复自由，有什么话可以对我们讲。他对工作组叶林、薄一波有意见。我们根据毛主席指示，表示支持他的革命行动。我们没说要释放他，可是我们一走，他就恢复自由了。蒯大富在学校是孤立的。开大会辩论时，蒯处于被告、辩解的地位。这次辩论会我去了，总理也去了。
　　蒯大富这人不怎么行，他的发言不是进攻的，都是被动辩解。批的人理直气壮，他都吓蒙了。
　　再一件事就是7月下旬，我们正在师范大学开会，突然有人递了个条子，说团校在展览馆礼馆堂组织大会，同彭小蒙辩论。根据毛主席指示，派我和吴德去支持彭小蒙。（这次会上有周总理。不知是谁来个条子给江青，据说说的是二月兵变，我没听到）。我和吴德到展览馆，青年团说彭小蒙那个组织是反动组织，要在大会上辩论。
　　彭小蒙比蒯大富厉害，口才很好，讲话逻辑性强，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十一中全会把她的发言印发了。
　　当时最重要的是支持不支持红卫兵或类似组织，对此首先鲜明表态的是我和吴德。当然是根据中央指示这样讲的。我们代表中央，表示他们的组织不是反动组织或反革命组织，是革命群众组织。对他们的革命行动应该支持，不应该阻挠。会上还有个问题，团校是不是要象其他学校一样搞文革？校方意见是不搞，我同吴德商量后表态说要搞，一般性学习是次要的，文化大革命应放在首要地位。这样就把团校冲垮了。这时团校校长是周杰。这时来不及请示，我和吴德就表了态。
　　因为文革小组天天到一个单位支持群众反工作组，这时刘少奇那里的指挥就不那么灵了，毛主席直接领导文革小组，取而代之。工作组不行了，到处轰工作组，有的被赶走了，中央不得不发出撤工作组的决定，不撤也被赶走了。
　　1966年7月29日，北京市委召开了大专院校积极分子大会。大会上，刘、邓讲话都是带检讨的。邓的检讨是自己写的，请我去修改过。他又打电话请康生、陈伯达来看，没有意见，他才讲的。这次大会我没去。刘、邓都是说老革命碰到新问题，没有后来提得那么高，没有提到毛主席不要旧机器、旧组织、旧纪律、旧方法的思想，没提到那个高度。毛主席认为旧的一套不行，要自下而上揭露脱离群众的阴暗面，少奇同志说文化大革命怎么搞，问他他也不知道，文革小组的人也并不清楚。刘、邓不是发牢骚，确实是手足无措。老革命碰到新问题，这句话来源于刘少奇，在这个会以前刘少奇就说过。毛主席认为再不解决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问题，党就要成为人民的敌人。群众对党是有不满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干部特权，群众都有意见。当然也不能认为群众意见都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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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谈毛主席为什么重视聂元梓的大字报


选自《王力反思录》

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发动

　　那时文革小组没有制度，没有机构，康生也并没有重视他这个顾问的职务。他是中央理论小组组长，还要管国际问题。理论小组派了几个人到北大去。5月份，北大就热闹了。何明、高炬文章发表后，各学校震动很大，大字报小字报都出来了。康生派一个组到北大，组长是曹轶欧，她是理论小组办公室主任。她到北大不是工作组，不是中央文革派的，不是搞文革的，是搞调研的。她本来就常去北大。她这个组没有多少权，也没有多少事，聂元梓大字报出现后，曹轶欧是很重视，因为五一六通知刚发下去，就出现这张大字报，是一个重要动态。曹轶欧向康生作了汇报，康生也向毛主席反映了。陈伯达也通过光明日报向毛主席反映了。6月1日毛主席在上海，给康生、陈伯达都来了指示（不知是经过什么人传来的）。毛主席叫在全国广播这张大字报，而且还讲了很多话，主要是同康生讲的多。毛主席说聂元梓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重大。陈伯达那时是人民日报工作组组长，是5月31日进驻的，是少奇同志主持的政治局决定的。他还兼顾新华社。康生找了王力、关锋、曹轶欧，让我们写一篇评论员文章。
　　毛主席为什么重视这张大字报？因为他想用大字报直接号召，自下而上发动群众。毛主席一贯的总的思想是，解放后17年搞的一套机构不行。他认为这一套机构、制度脱离群众，如果发展下去，会成为人民的敌人。必须把这一套搞掉，搞一套新的。怎么搞法？思想教育不行，整风不行，四清也不行，各种办法都试了，都不行。这次要用新的办法，自下而上发动群众运动，揭露党的阴暗面。要实行这种作法，依靠原来的组织、制度、纪律就不行了。他认为只用原来机构，自上而下传达五一六通知是不行的。光靠人民日报也不行。江青向来认为人民日报不在她手里。陈伯达的工作组是刘邓派的，而广播这张大字报是毛主席布置的，评论员文章是康生传达毛主席指示后，根据毛主席指示写的。6月1日传达，当晚写好，6月2日见报。对毛主席的思想，当时评论员文章还没有从理论上说得很明白，后来才说明白的。毛主席的思想就是要把束缚群众手脚的旧的机构、旧的纪律、旧的秩序打乱、摧毁，解放群众的手脚，让群众直接揭露当权派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按照他的指示，评论员文章当时写得不够。所以十一中全会印发时，在括号内加了一段毛主席的话，原稿上还有“毛注”字样。红旗公开发表时就正式加了一段。这一段是：“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对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这是毛主席加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修改。
　　对于聂元梓大字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毛主席为什么那么重视这张大字报，历史学家等估计不够。其实毛主席是借题发挥，把陆平作为旧组织的代表。问题也不在于江青和聂元梓有什么私交。当时陈伯达对这点就迟钝。评论员文章写好后，康生要我和关锋送给陈伯达，陈伯达没有把聂元梓的大字报和评论员文章放在人民日报第一版的上面。上面是他的社论。我们说主席指示应该放在上面，他说社论重要。他不知道光靠社论是不行的。
　　后来大字报的作用大了。聂元梓的地位突然高起来了，曹轶欧的地位也高了，她直接参与文化大革命了。康生同大字报也有关系，他把大字报送毛主席，毛主席指示是他传达的，他就把功劳归于自己，康生同外国人谈话时也居功。实际上他们三个人都没有份。后来曹轶欧和聂元梓的矛盾爆发了。曹轶欧不同意把聂元梓捧那么高。康生对聂元梓一贯印象恶劣。毛主席、江青都重视聂元梓，曹轶欧觉得过分，就揭她的底，说大字报她一个字也没有写，主要是杨克明写的。杨写了后，叫哲学系的人签字，聂元梓是哲学系总支书，叫她签她还不签，说服了好几次才签的。因为她是总支书，才把她放在第一名。有人说曹轶欧和聂元梓是老乡，大字报是曹轶欧组织的，这一点影子都没有。曹轶欧强调杨克明，十一中全会吸收北大的人参加时，江青提聂元梓，康生提杨克明。曹轶欧和聂元梓势不两立，聂元梓靠拢江青，江青支持聂元梓反曹轶欧。曹轶欧也列席了十一中全会，参加文革小组，当办公室副主任，后来被撤销。
　　以上所谈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是毛主席为什么重视聂元梓的大字报。毛主席认为历次运动都没有解决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变修的问题，这次运用大字报，采取新的方法，自下而上发动群众，不靠原来的组织，原来的纪律，原来的方法。第二是澄清关于大字报的一些胡说编造。没有那么复杂，有的人没有那么多功劳。
　　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它把五一六通知的精神和林彪五一八讲话的精神，还有毛主席历次讲话加以综合。它的发明权不属于陈伯达。如果说陈伯达有发明权，那只是在社论中第一次提出“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光这篇社论也没有用，如果没有第一张大字报，还是按过去搞法，旧的机器、旧的组织纪律还束缚着，还是不行的。毛主席利用聂元梓大字报、评论员文章来解决这问题，主要是自下而上，摧毁旧机器、旧组织、旧纪律、旧方法，同过去的运动都不同。人民日报工作组，组长是陈伯达。因为当时说人民日报不站在左派一边，不代表毛泽东思想，不是可靠阵地，所以要派陈伯达去夺取阵地，这是毛主席的意思，派他去还是刘邓统一派的，不过他比别的工作组早一点。工作组是陈伯达自己组织的班子，在政治局书记处的会上说了一下。主要依靠解放军政治部、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还有上海的一个人。这几个单位都是江青的阵地。具体的人有穆欣（光明日报总编辑）、钱抵千（总政宣传部副部长）、唐平铸（解放军报社长）、尚力科（解放军报编委）、红旗编辑杨某某、解放日报鲁瑛（当时未到，后来到了）。
　　陈伯达在人民日报开会，说要清除邓拓的阴魂（资产阶级办报方针），清除吴冷西的阳魂。宣布要一天写一篇社论。这些社论都是他自己主持写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定稿时请我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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