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亮：吴法宪、李作鹏与邱会作回忆中的1967年武汉事件

bluesky

吴法宪、李作鹏与邱会作回忆中的1967年武汉事件

作者：徐海亮

原载文革博物馆通讯（632）增刊第800期2011年5月23日出版


　　1980年代以来，对于1967年武汉“720事件”的回忆、论说渐渐多了起来，但是除杨成武和王力之外，其他的回忆对于当时中共中央高层的运作过程不太可能记载清楚，甚至有的脱离历史环境去捕风捉影，把林彪、江青作为罪魁祸首，扭曲了一些历史事实，否定了毛泽东、周恩来主持下的中央领导集体的组织运作。当时参与主持军队高层工作的吴法宪、李作鹏与邱会作，在不同的地点和时间，在中央组织下——特别是周恩来的领导下，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中央对于武汉问题与“720事件”的处理工作，亲历漩涡中心，近年他们三人的回忆录相继出版，给该事件的历史研究留下第一手资料。对比他们的相关回忆，使研究者更能贴近事实真相去探讨这个历史事件。

开始参与处理武汉问题
　　吴李邱三人回忆中，仅李作鹏从一开始就参与了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事宜。其回忆云：“7月中旬，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运动有一个新的指示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此后就离开北京，视察大江南北，亲自看看外地情况。当时由中央办公厅和总参组织了一个精干指挥班子随行。由于此行有毛主席可能要在长江游泳的计划，为了保护毛主席游泳的安全，周总理决定我也参加陪同。而周总理则是两地跑，有时在外地毛主席那里，有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
　　这期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我亲眼目睹和参与处理了事件的前前后后。”（《李作鹏回忆录》，页428－429）
　　李的回忆没有叙述他是否参加了7月13日在大会堂的党政军最高层会议，笔者认为，既然上述内容就是这次高层碰头会的基本精神，而且“总理决定”李也参加陪同，他俩当晚就离开北京去武汉打前站，李作鹏有可能也参加了13日下午的高层会议，尽管他此前没有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吴法宪的相关回忆，也没有提到13日的重要会议，对毛泽东的南巡讲的不甚清楚，但作为碰头会议成员，吴法宪应该参加了13日的高层会议，该会议也涉及一些人事安排，吴有实际的任务——比如调动专机师飞机当晚就送总理和李作鹏去武汉，以及通知武汉空军领导接机。邱会作回忆同样没有提到自己是否参加该会议，可能没有参加，从他回忆文字看，当时一些重大事情，最先都是吴法宪告诉或通知他的。
　　从回忆看，他们三人在武汉事件之前，对武汉形势的基本认识一致，同情军区倾向。

事件之前中央在武汉的工作
　　这方面，只有李作鹏在现场，回忆最为直接：“7月15日，毛主席在别墅听取华东、中南地区的领导汇报。周总理、谢富治、王力等人听取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对武汉文革情况的汇报。我则随杨成武及中办、总参、海军、武汉军区的有关人员，按主席原定的行程计划，到长江岸边检查主席游泳的准备情况。
　　7月16日，毛主席召集会议，听取周恩来汇报武汉地区文革情况，杨成武、汪东兴、谢富治、余立金、王力和我等人参加会议。　……
　　接着，17号、18号连续两天，周总理及谢富治、余立金、王力又连续召开会议，继续听取武汉军区负责人，对武汉地区文革情况和军队支左情况的详细汇报。我也参加了旁听……
　　依我旁听者对两天会议的感觉，汇报会上，中央领导与武汉军区领导的意见十分对立，会议没有解决多大问题。”（《李作鹏回忆录》，页429）
　　李作鹏作为旁听者对当时情势的基本估计，十分重要，即中央领导与军区领导意见“十分对立”。笔者理解他这里指的中央领导决非王力，而这是事件爆发前的重要背景。
　　吴法宪的回忆中，涉及这几天的内容，基本上是从其他人的回忆间接（如杨成武、陈再道）得来的。但他也有一段完全属于自己参与的重要记录，即回到北京的当天晚上（按：应该为19日凌晨），“周恩来就主持召开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上，周恩来介绍了武汉的情况和毛泽东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意见。会议决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一个文件，……同时，会议还要求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各自打电话给所辖的驻武汉部队，做好工作。
　　第二天，我根据回忆上的决定，给武汉军区空军司令员傅传作、政委萧前和副司令员刘丰打电话，要求他们按照中央的决定办。当时我想，中央的决定一定要执行，何况，作出这一布置的是周恩来总理。”（吴书，页684－685）
　　这段回忆说明周恩来在18日深夜回北京，立即将武汉情况和中央处理意见，向中央文革碰头会传达，并布置了军队系统的配合、执行动作。这是邱的回忆中未提到的。
　　但是，邱会作的回忆也涉及更多的后来北京方面的反应。
　　邱在北京，事件之前，他是属于同情和理解陈再道观点的。但很快就听说了陈再道无视总理的劝说发生冲突。邱说：“总理那么难，总理那么苦口婆心地做工作，陈再道听不进去，反而跟总理顶撞说：‘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总理批评他，总理最后命令式地提出要陈再道遵守纪律！他竟然跟总理拍桌子，并顶撞总理。陈再道不执行命令，我认为他的错误就在这里。”（《邱会作回忆录》，页532－533）在2004年，笔者采访该事件知情者时，找到采访过邱会作的军内研究者刘家驹，他的文字记录是（事件爆发当天）“听说前天总理做工作，陈和总理争吵，陈还拍了桌子”。（《武汉720事件实录》，页100，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李作鹏相关回忆将武汉和北京两地高层领导在事件爆发时的判断记载如下：“形势急转直下。谁也说不清，‘百万雄师’是否还要冲击东湖宾馆，毛主席的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当时我们在主席身边的人都高度的紧张。
　　“20日上午，中央知道了武汉情况，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决定，为了保证毛主席的绝对安全，要求毛主席立即离开武汉。
　　“周总理当天下午由北京飞回武汉。林彪、江青等人来信与毛主席商量，决定毛主席秘密转移到上海。”（《李作鹏回忆录》，页430）
　　李作鹏的回忆记述了事件爆发，局势紧急，在毛泽东周围的人都很紧张，他所知在北京的中央领导，是以组织形式决定（非个人行为），要求毛主席立即离开武汉。

北京方面的反应
　　邱会作回忆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北京对武汉事件的反应：7月20日中午，“吴法宪同我说：毛主席、杨代总长他们都在武汉　。武汉形势很紧张……林副主席要派一个得力干部到武汉去一趟，准备应急措施……林副主席决定要你去一趟，各方面的条件都合适。”（《邱会作回忆录》，页533）
　　当天下午四时，邱会作到大会堂新疆厅去见林彪。叶群对他说：“汪东兴、张耀祠连连向北京告急说：‘军区独立师警卫不力，二十号凌晨反革命分子己经冲进来了，快冲到主席住处。’上午总理来和林总商量决定，劝主席马上离开武汉，总理已经又回武汉了。”
　　“过了一会叶群带我去见林总。林总说，‘你到武汉去一趟很好。我先说一下你的任务：一、向主席报告全国的形势；二、建议主席转移一下，地点由主席自己选定。主席的安全就是全党的安全，你就说这句话是我说的；三、武汉要是发生全市动乱，陈再道又不听指挥，围困了主席，就设法告诉总理就在武昌固守待援’。接着林彪看了武汉地区的军事地图后说，如你无法和总理靠拢就在王家墩机场建立指挥所，同北京保持密切联系。武汉附近的二十九师和空降军已经做了战斗准备。林彪说：‘你要告诉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要部队不惜一切代价绝对保证主席安全，避免流血事件’。临走时，叶群交给我一个牛皮纸大信封，叮嘱我带好。”（《邱会作回忆录》，页533－534）
　　邱会作生前给刘家驹也述说有一段类似回忆，录下以作佐证：“汪东兴他们要求毛离开武汉，毛不同意。汪东兴、张耀祠连连向北京告急。周恩来知道后，从北京劝毛马上离开武汉。在北京的江青哭哭啼啼来找叶群，……江青要死要活求林彪、叶群亲自去武汉保证毛的安全。总理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提议林出面给主席写封信，劝主席马上离开武汉。会议决定空15军派部队赶赴现场。
　　叶群开会回来告诉林：‘陈再道只会打仗，脑子简单，在武汉支持保守派，助长了保守派气焰，你赶快给主席写一封信，劝他离开武汉，不然，很快就会发生一场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叶群还说，‘……总理和邓大姐决定都亲自去武汉。江青要你和我也去，怎么办’？林彪说：‘闹这么大的乱子，我就不去，也没有本事处理。总理心脏不好，劝总理也不要去。江青自己为什么不能去’？‘你立即告诉吴法宪、余立金，要部队不惜一切代价绝对保证主席安全，避免流血事件’”。（见《武汉720事件实录》，页100）
　　以上一长段邱的回忆，记载了当天在武汉和北京最高层的反应，涉及到毛泽东和在汉的数位中央军政要员的态度，也涉及到在京的周恩来、林彪与其他军政要员的言行，特别是这些领导对于局势的估计和紧急行动，是研究“720事件”的非常重要的参考。林彪提到空15军和29师，绝非有人事后认为是打压武汉军区的阴谋，因为这些部队是毛、周决定去武汉就认定要借重的，是20日中央在大会堂研究对策时集体确认的，也是杨成武、李作鹏、余立金和作战部长们在东湖商量要调动的。尽管邱会作当天没有见到周恩来，但周在上午的紧急会议上起到关键的决策作用，周和林商量后，中央集体决定要求毛泽东立即离开武汉，周也立即飞赴武汉处理问题。吴法宪也有类似的回忆可作参考：“为了毛泽东的安全，江青当即找到林彪，问他怎么办……林彪说：‘你去怕有困难。你还是去和总理商量一下，派个人去劝毛主席离开武汉’。江青听了林彪的话，去找到周恩来。周恩来说：‘林副主席的意见是对的，你不能去。可以写封信，派个可靠的人去。’按照林彪和周恩来的意见，江青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吴法宪回忆录》，页687）中央在那时的运作规则，不容戏说。
　　以上有关过程，当天在场的戚本禹回忆也是一致的，据说他还修改了该信。

邱会作赴武汉，毛泽东飞离武汉
　　邱会作当日即飞武汉，但到次日凌晨才在汉口机场见到毛泽东，转林彪的话和信，亲见主席座机飞离武汉。他是这样回忆的：“当天晚六时左右，我带着秘书吴瑞云、警卫员蒋平安从总后出发，路过301医院时带上了外科主任陆维善和一个有工作经验的护士，到了西郊机场，吴法宪还为我们派了空军门诊部主任和两名护士，我们乘依尔ｌ8专机夜航，于二十日晚十一时左右达到了王家墩机场。……我立即同周总理打通了电话，总理高兴地说：‘好！你在机场待命，过一会有人找你’。
　　“我坐在房间的沙发上抽烟待命。大约21日的凌晨三点多钟，杨成武来了，第一句话就说：‘我们胜利了！跟我走。’我听到杨成武的话后，估计主席已经安全转移出来了，我心里也很高兴！我坐上杨成武的伏尔加车，开向主席在机场的专列。毛主席在火车上召见了我。主席见到我时，心情还平静，他同以前一样，首先就说：　‘兴国佬来了。你那个总后勤部的人现在听你的话吗？文革是个好办法，好人坏人都会自己去表演的。’接着，我把林总的信，把林总要我转告主席的关心话向主席做了简要汇报。主席一边抽烟，一边听我说。待我说完之后，主席说：‘我要先睡一会觉了，待一会给他们写几个字。’我即回到机场宿舍休息去了。
　　“天刚蒙蒙亮，汪东兴又来了，说主席叫我去。我上到主席的专列，他正在洗漱。
　　“主席见到我就说：‘太疲劳了，又睡不着，我也没有写信，你回去向林彪同志说，我完全同意他对全国形势的看法。有一点他没有提到的就是对造反派也要加以分析，不是一切都是好的。’主席和我谈完话，杨成武来到主席房间，记得他们在商量主席去哪里，正在给主席做工作。我怕有些不便，就给主席敬了礼，回到机场住处。这时，我即向林办汇报了情况，并给吴法宪打了一个电话。”（《邱会作回忆录》，页534－535）
　　这一段回忆准确地记载了邱飞赴武汉的经过，他并未如某些书说的到达武昌东湖宾馆，而是在汉口机场待命，并在凌晨和清晨两次在机场的专列上见到毛泽东，最后到专机上又去看了主席，亲见飞机起飞。而吴的回忆则细致地说邱在20日下午两点多到武汉，由刘丰带到东湖，把信交给毛泽东，这个说法，显然受了陈再道署名的回忆思路影响，是不实的。（陈回忆录中有关事件的某些细节，陈非当事人，回忆录撰写者更非当事人，仅凭一些后来林彪与刘丰审查传言，与事实大有出入）笔者担心记忆时间有误，还特地采访随同邱去武汉的警卫员，确认他们没有去武昌东湖（蒋平安证言见《武汉720事件实录》，页104）。
　　吴法宪的回忆了毛泽东转移的过程：“周恩来当时在北京也很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他决定再一次去武汉。我很快安排了一架飞机专门送他去武汉。”
　　又回忆道：“我深知这次飞行任务非同小可。为了保证毛泽东的绝对安全，我立即命令空军34师对飞机进行仔细检查，并进行试飞，待确保一切正常以后，我才在7月20日晚上9点多钟批准飞机从北京起飞，降落在武汉的王家墩机场。
　　“在武汉那边，负责送毛泽东等人到机场的是刘丰。7月21日凌晨一点多钟，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刘丰找了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用一辆吉普车把毛泽东和汪东兴秘密送到了王家墩机场。与此同时，杨成武和李作鹏则走另外一条小路，差不多同时也到达了机场。凌晨两点，毛泽东等人乘坐的飞机从王家墩机场起飞。当时，我一直在指挥所里坐镇指挥，直到毛泽东等人乘坐的专机在上海虹桥机场安全落地，我才松了一口气，离开指挥所。”（《吴法宪回忆录》，页688）
　　但当时空军总指挥的吴司令也记错了，232号专机不是凌晨，而是上午飞上海的。

周恩来在武汉善后
　　周恩来再次到达武汉，除了劝毛泽东离开和组织毛泽东安全转移外，另一个任务就是要求武汉军区找到被绑架走的王力。李作鹏此时就在周的身边，他目睹了总理做陈工作遭到拒绝，回忆披露了周、陈重要对话过程：“我随周总理住在同一座别墅内，为了总理的安全，我们约定，夜间我秘密搬入总理住的那套比较宽大的房间内睡觉，并按照总理平时夜间办公的习惯，凌晨3时后才熄灯，上午9时后拉开窗帘。而总理则搬到我住的那套比较小的房间内，于11时前就熄灯休息，上午7时拉开窗帘。采取这样的办法，我们一直住到离开武汉。
　　“21日上午，周总理在别墅里再次接见陈再道，我在场。
　　总理要陈再道把王力送回来，陈说：‘我不知道王力在什么地方。’
　　总理说：‘你派人去找回来。’
　　陈说：‘我找不回来。’
　　“看到陈再道这样，总理就生了气，‘啪’一声拍了桌子，站起来大声说：‘你这是什么态度？你不要以为你有‘百万雄师’撑腰，‘百万雄师’算得什么？如果把你反对中央决定，威胁毛主席安全，揪走中央文革成员的事情通报全国，八亿人民就要起来反对你们。你看是八亿人民力量大，还是你‘百万雄师’力量大。你既然采取这种态度，你离开这里到北京去！’
　　“陈再道低着头，告别了总理。
　　“当时周总理最关心的是王力的下落，派人到处寻找。20日和21日上午均无任何消息。”（《李作鹏回忆录》，页431）
　　李的回忆说明，毛泽东离开以后，宾馆的气氛仍然很紧张；当时北京来人集中住到百花一号，李本来和杨成武等军队领导住二楼（其二楼房间不多，开间也很小），周恩来住在一楼尽头大套间，为了周的安全，李和周交换了住房，连拉窗帘和开关电灯习惯也不做变动。更重要的是，李作鹏在周恩来身边，亲眼见到了周与陈再道做工作和严词训诫陈的过程，周恩来对陈在武汉事件里的言行、态度，作了极严厉的定性批评，以至提出要陈再道离开武汉到北京去，含义十分明显，这些是其他任何回忆与采访没有披露的。吴法宪回忆里（页688）说周恩来22日临离开汉口机场时召开会议，对陈、钟“采取了临时措施”，指定孔庆德、叶明“暂时负责武汉军区的工作”，应该指的也是周当时采取的人事变动措施。
　　李对于事件有一个很贴切的概括：“武汉‘七•二○’事件，起因是毛主席批评武汉军区镇压了造反派，过程是‘百万雄师’反对中央文革，对抗周总理指示，冲击毛主席驻地，抓走了王力，威胁到毛主席安全。”（《李作鹏回忆录》，页433）
　　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当事人的评价，他在当时中央的立场上维护此历史事实，不论中央后来出现和发生过什么重大的原则与人事更迭。虽然，许多非当事人或后来者在毛泽东与周恩来辞世之后，已经不这么去看史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