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圆 毛文革真有“人民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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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文革真有“人民性”吗？

方圆

《从“全红总”谈“人民文革”》发表后，针对拙文，闲话先生提出一个重要的命题：“通过对造反派独立性的强调，来论证‘人民文革’，是一个错误的思路。”

这个“错误的思路”，“错”在何处？

闲话先生认为，错在“不愿与毛的文革同流合污”，错在“把人民文革与毛文革脱勾”，错在没有发现“毛的文革本身就具有人民性”。

一、谈谈“毛文革”的“人民性”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闲话先生的立论基础：“毛的文革本身就具有人民性”。

闲话先生认为，“在毛主义中的反特权、反官僚，本身就有其人民性的一面”，“反特权、反官僚至少也是毛文革的重要的一面”。

闲话先生把“反特权、反官僚”作为建构“毛的文革本身就具有人民性”这个论点的立论基础，将“反特权”定义为“是一个争取普遍权利的斗争”。

不错，在“毛文革”中，毛是反过刘的特权，周的特权，邓的特权，反过好多不属于他这个土围子的山大王的特权。毛反这些政敌的特权的目的，“是一个争取普遍权利的斗争”吗？也就是说，毛在“毛文革”中为人民“争取普遍权利”吗？

如果认真而不是马虎地考察一下文革的过程，尤其是“毛文革”的全过程，我们没有发现毛在“毛文革”中有过这样的善举。

毛在文革的早期曾经为许多被“资反路线”打成“牛鬼蛇神”的群众平反，为他们争取过参加“毛文革”的权利。但是，请注意，平反以后的“牛鬼蛇神”们，只能参加“毛文革”，不能参加“周文革”,不能参加“刘文革”，更不能参加“人民文革”。如果你参加了“周文革”或“刘文革”，那你就是“保守派”。如果你参加了“人民文革”，你就是“反动派”。

以“全红总”为例，毛在“全红总”冒天下之大不讳，发动数万饿着肚子的临时合同工封闭了劳动部后，毛的确派出他的老婆“支持”“全红总”造反，造周恩来的反。这是“毛文革”的“人民性”的体现吗？如果真是“毛文革”的“人民性”的体现，毛就应当支持“全红总”造反到底，也就是说应当支持“全红总”去争取平等、民主、自由这些“普遍权利”。

事实上，毛不仅没有真正支持过“全红总”去争取“普遍权利”，就连“全红总”迫切需要的“特殊权利”——与正式工同工同酬的权利，不被无理解雇的权利，也就是闲话先生所言的那些“局部的利益”，毛都美其名曰“反革命经济主义”，一概封杀，一概镇压。闲话先生为毛的这种封杀镇压找出了合理性：“我认为，全红总不是在争取普遍的利益，而是在争取特殊的利益，所以才偏离了毛文革的基本精神，同时也偏离了普遍的‘人民性’”

闲话先生说：“只要想想广大的最底层的农民，就知道全红总为临时工争取转正的目标，不过是要临时工挤入当时的第一等国民的城市工人行列。他们并不为比他们更苦的其它人争取利益。”

在闲话先生的心目中，一个利益集团仅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没有争取其它利益集团的权利，是应当受到谴责的。而全红总这批饱受党国权贵，知识精英，“第一等国民”歧视的临时合同工，这批挣扎在饥饿边缘的可怜人，在争取自己权力的时候“忘了广大的最底层的农民”，“忘了比他们更苦的其它人争取利益”，就应当受到道德上的批判，政治上的取缔，因为他们也是在争“特殊的权利”，也就是在争“特权”呀！ “所以毛用“经济主义”来概括，是正确的”，也就是说，造反有罪，镇压有理。

闲话先生为中共设身处地担忧：

“试想如果各个组织都寻求自己的特殊经济利益，通过国家政策提高自己的地位，那么中共是不是有能力兑现呢？（临时工的问题可能可以解决，以后的临时工又怎么办，如果农民提出利益要求又怎么办？）。正由于全红总争取的是局部的利益，而不是普遍平等的权利，他们只求现实的解决，而不是政治的解决。

“各个组织都寻求自己的特殊经济利益，通过国家政策提高自己的地位”，在闲话先生看来，都是罪大恶极，必须取缔的。原因很简单：“临时工的问题可能可以解决，以后的临时工又怎么办，如果农民提出利益要求又怎么办？”

原来，闲话先生之所以所谴责“全红总”的斗争，就是担心“全红总”的斗争的骨牌效应，就是担心“全红总”的斗争引发其它利益集团的斗争，尤其是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斗争。也就是说，担心“全红总”争取“局部利益”的斗争引发争取“全面利益”的斗争，担心“全红总”争取“特殊利益”的斗争引发争取“普遍利益”的斗争。

其实闲话先生的这种担忧，毛周当年早就有了。毛周早就如今天的闲话君一般，担心“中共是不是有能力兑现”他们在野时对中国人民的种种承诺，担心“毛主义”（注意：不是“毛文革”）开出的种种“人民性”空头支票一旦跳票，愤怒的人民就要把他们的“为人民服务”的伪人民摊子撬掉。

除了“全红总”外，我们再考察一下其它组织，其它群体，其中包含给毛做过御用打手的上海“工总司”，其中包括给毛立下汗马功劳的“红卫兵”等等。我们可以看到，上海“工总司”的群众没有逃掉“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的劫难，“红卫兵”的娃娃们没有逃掉上山下乡的凄苦。推而广之，在“毛文革”中，我们无法发现毛给人民——不管属于哪一个群体的人民，争过什么“普遍权利”。我们只能发现毛在不断侵犯人民的“普遍权利”，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可以说是不胜枚举。现在，仅举毛的“无产阶级专政要在各个领域包括思想领域实行全面专政”，就可以看到，人民连思想自由都被老毛剥夺了，哪有甚么屁的“普遍权利”！

毛一再强调，“毛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也就是说，“继续革命”的前提是“无产阶级专政”。何谓“无产阶级专政”？毛讲得很坦率：“无产阶级专政或曰无产阶级独裁”。

专政独裁，不论是哪一个阶级的专政独裁，或者哪一个群体的专政独裁，或者哪一个人物的专政独裁，它都是专政独裁，它本身就是一种特权，它就是一种使用国家暴力强迫人民服从自己的特权。闲话先生注意，这种“特权”，可不是闲话先生所不齿所谴责的、“全红总”所争的做工吃饭养家活口的那种“特权”！

所以，毛在“毛文革”中，反的是别人的特权，不是反自己的特权。毛从来没有反过自己的特权。毛反别人特权的目的，是争自己的特权。毛在“毛文革”中是反过官僚，但反的都是他不喜欢的官僚，他不反他中意的官僚。毛在“毛文革”中从来没有普遍地反过官僚，或曰从来没有反过毛主义赖以生存的基本土壤——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官僚制度。“毛文革”的根本目的，是要把中共的“党天下”，变成毛的“家天下”。如果把毛反政敌的特权，解释为给人民争“普遍权利”，把毛反对非毛族类的官僚，解释为反对中共的官僚制度，那真是天大的笑话。如果以此把“人民性”的桂冠戴在这个独裁暴君的头上，那就不是天大的笑话，而是天大的屁话。

激进主义，民粹主义，并不一定被人称道。但毛在“毛文革”里玩的那点激进主义，民粹主义，也不过是“伪”的，“伪激进主义”，“伪民粹主义”而已。龚小夏小姐有一篇极精彩的文章《毛泽东的伪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对“毛文革”有很独到的剖析和见解，建议闲话先生空闲的时候找来读读。

二、为何要与“毛文革”同流合污？

上面我们谈了“毛文革 ”的伪人民性，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有没有必要与具伪“人民性”的“毛文革”同流合污？

“人民文革”的提出，并不是由于“毛文革”有“人民性”，由于无法解释“毛文革”的“人民性”，才提出一个“人民文革”，走出理论的困境。

“人民文革”的提出，恰恰是因为“毛文革”根本就没有“人民性”。“毛文革”反人民，反人性，反文化，反传统，极其肮脏，极其残忍。“毛文革”引发了“人民文革”,但“毛文革”无法容忍“人民文革”，毛没有可能也绝不允许“人民文革”包含在“毛文革”中。

在“人民文革”中，人民群众是趁毛玩“反特权”“反官僚”的荒唐游戏的时候，给他来一个假戏真做，顺水推舟，借子打子，也就是郑义兄所说的“趁机造反”。这个“趁机造反”，说小一点，是有的群众趁机出出十七年来一忍再忍，忍无可忍的恶气，有的群众趁机给自己挣点实际利益，用今天时兴的说法，就是维权，维护自己的天赋人权。说大一点，那就是“打着红旗发红旗”，趁机在中共自以为固若金汤的独裁政体上打开一个缺口，如果天时地利人和具备，奶奶的，就把老毛老周老刘这些骑在人民头上的魔王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它永世不得翻身，不要再来祸害人民。这种人民群众反迫害，反特权，反剥削，争平等，争自由，争民主的斗争，“随便你叫它什么都可以”（王希哲语）。你把它称为“人民文革”也罢，你把它称为“第二个文革”也罢，你把它称为“反动派造反”也罢，你把它称为“坏人乘机闹事”也罢，你把它称为“自由工人运动”也罢，或者你说它不配称工人运动或市民运动也罢，它不会因怎么称呼它而失去它存在的事实、价值与历史。

三、分清“毛主义”与“毛文革”

有的朋友，一再强调毛文革的“人民性”，并不是他们认为“毛文革”真有什么“人民性”。他们只不过意图建构一个“毛文革”的理想主义理论框架，以便在反对今天的中共新官僚的时候，把“毛文革”的幽灵当成一种武器使用，也就是借助钟馗打小鬼。

有的朋友，一再强调“毛文革”的“人民性”，大多把“毛文革”混同于“毛主义”。把在野时猛烈反对“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中共，混同于执政后拼命维持“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中共。

在这里，笔者要指出，“毛主义”和“毛文革”，虽然二者互有关联，但二者并不等同，更不可混同。因为“毛主义”是一种主张，一种思想，一种形而上的理论。而“毛文革”却是一种活动，一种运动，一种形而下的实践。言行不一是很多人的毛病。毛也有这种毛病。“毛主义”中有不少好东西，但“毛文革”中的很难发现有啥好东西。

笔者强调，我们反对今天的中共新官僚体制，决不是去复辟中共的旧官僚体制。我们反对的是被中共特权集团发扬光大的封建官僚制度。我们反对的是执政后坚持一党专政的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反对在野时反对一党专政的中国共产党。换言之，我们反对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不是反对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是从根本上改造那几千年来适合一党专政生长繁衍的土壤。

这里，要告诉闲话先生一个非常简单的历史事实和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这个简单的历史事实就是“全红总”在没有得到“亲爱的江青同志”支持以前，也就是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封闭劳动部前，“全红总”北京分团的人数早就超过十万人。据当时不完全统计，“全红总”各地分支组织的成员也超过千万之众。如果“全红总”当时不具备这样的实力，如果“全红总”的当时年轻的领袖们如阁下认为那样目光短浅，缺乏胆识，毛才不会把它放在眼里啦！笔者要告诉闲话先生的简单道理，就是政治斗争中最重要的不是美丽的词藻，空泛的口号。政治斗争中不论结局的胜负，实力是很重要的。

之所以告诉闲话先生这个“实力是很重要的”简单道理，是证明你认为“中央文革是全红总的后台”即“没有毛与中央文革的支持，全红总是不可能发展成那样的规模”的断语 不对，缺乏对历史的了解。原因是第一你没有看到“全红总”在中央文革表态支持前的强大实力，你把“全红总”斗争的巨大规模看成中央文革的支持的结果，而没有看到“全红总”斗争的巨大规模正是中央文革的支持的原因。你在这里反因为果，本末倒置。第二你只看到中央文革对“全红总”的支持，你没有看到中央文革对“全红总”的镇压。

最后，针对闲话先生对本人文革观的判断：“一是认定毛文革的动机是权力斗争，二是中央文革是别有用心的坏人。这两个基本前提明显与邓对文革的定调一致”，再次重申本人的文革观：

（一）在中国大陆社会工业化的进程中，大工业必然要扫清自己前进的障碍，这是文革的深层动因。统治者中代表大工业的利益集团和代表小农经济的利益集团必然发生冲突，这场冲突必然引发十七年中利益受到损害的被统治者和既得利益的统治者之间的冲突。这两种冲突的互动，影响着中国大陆社会的变革模式和前进方向。

（二）代表小农经济的毛泽东潜意识中的对小农经济的临终恐惧和他不甘寂寞的个性，残酷地驱使他进行一场夺权的垂死挣扎，毛美其名曰成“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摧残文化的文化反革命。中共上层的这场权力斗争斗了十年，造成了中国大陆社会的十年动乱。

（三）毛在他垂死挣扎之初，为了权力斗争的需要，发动了一场破坏现存秩序和政治结构的造反运动。这场造反运动随着“九大”的召开——上层斗争暂告一段落而结束。有学者称之为“三年文革”，笔者称为“三年造反”。

（四）“三年造反”时期，有人是奉旨造反，有人是乘机造反。有人是跪着造反，有人是站着造反。有人是被上层权力斗争所利用，有人则是利用上层权力斗争。有一场紧跟毛的战略部署的奉旨造反运动，也有一场独立于毛的战略部署的自发造反运动。

（五）独立于毛的战略部署的自发造反运动，是一场争平等、争自由、争民主的群众运动。它与运动中（特别是运动早期）的反压迫、反剥削、反特权的群众运动合成一股滚滚洪流。这股滚滚洪流在无情地冲击中共的官僚机构的时候，也猛烈地动摇了中共的统治根基。所以，中共的新老官僚们一回忆起这个噩梦，就冷汗直流，浑身发抖，咬牙切齿，痛恨不已。因为中共的独裁专制，也就是他们的特权和暴利，差一点就葬身于这滚滚洪流之中。

（六）这股滚滚洪流，希哲，郑义，国凯诸兄将它称为“人民文革”，极富创意，何错之有？本人作为一个“官方文革”的受害者，作为一个“人民文革”的参与者，对给群众带来痛苦与伤害的“官方文革”，持否定贬斥的立场。对给官僚带来羞辱与损失的“人民文革”，持肯定褒扬的立场。“官方文革”造成“十年动乱”，“人民文革”始于“三年造反”。也就是说，中共官僚集团必须为它所造成的十年动乱负责。“三年造反”中的“人民文革”，没有任何理由去分担十年动乱的责任。

所以，笔者的文革观是“十年动乱，三年造反。十年动乱必须否定，三年造反引发的人民文革不可否定。”




附：闲话《人民文革是毛文革的一部分》


在主流思潮，不管是中共正统派还是反共民运派，都在彻底否定文革时，有少数造反运动的参加者，提出了两个文革的看法，他们认为除了毛的文革外，还有一个人民的文革。显然他们看到了文革中有合理的部分，但是他们又不愿与毛的文革同流合污，只能独立出一个人民的文革。

　　文革的合理性在什么地方呢，刘国凯从人民利用毛文革进行“反迫害”，来论证文革的合理性。武振荣先生以中共原有铁桶般坚固的官僚统治为文革所颠覆，造成了一个自由的空间，来论证文革的合理性的。武认为这个人民争得的自由空间表现在以下几点：1、开辟了自由思想的空间。有些造反组织通过马恩原典的阅读，已经突破了毛的思想框架，直接开启了三年文革之后的异端思想。2、与中共原来的统治相比，民间产生了言论自由。3、民间出现了结社自由，甚至是全国性的民间群众组织。4、民间派性的出现，为民主政治的必要前提。总之，由于毛文革对原有秩序的冲击，使民间的自由空间突现，文革人民性的论证的基本思路是把人民文革与毛文革脱勾。

　　《方圆：从“全红总”谈“人民文革》一文，想以全红总对毛及中央文革的独立性，来说明人民的造反是有自己的目标，而不完全是毛及中央文革的工具，并以此来论证“人民文革”的存在。

　　细读方圆的“全红总”的文章，我倒反而认为只有一个文革，就是毛的文革，而毛的文革本身就具有人民性。通过对造反派独立性的强调，来论证“人民文革”，是一个错误的思路。

　　方圆的文章之所以通过突现全红总的独立性来论证人民文革的存在，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认定毛文革的动机是权力斗争，二是中央文革是别有用心的坏人。这两个基本前提明显与邓对文革的定调一致。在这两个基本前提下，为了论证文革合理性的一面，只能建立造反派不完全听命于中央文革的独立性形象。

　　对毛及中央文革的认识，也必须摆脱邓的文革框框。庞忠甲先生的文章《“私”是毛泽东不共戴天的头号敌人---重新解说“文化大革命”》一文，视毛的文革是向人性宣战，所以是真正的“文化大革命”（要改变的是文化基因），文革也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至善”的实验。我认为在毛主义中的反特权、反官僚，本身就有其人民性的一面。

　　当然，对毛发动文革的动机还没有定论，但反特权、反官僚至少也是毛文革的重要的一面吧。造反派在这一点上与毛没有分歧，他们为什么不能结成联盟呢？即使我们说毛文革中还有其它的面向，我们也没有必要与毛及中央文革划清界线呀？相反只要区分毛文革中人民性部分与压迫性部分就可以了。

　　关键的问题是：造反派能否回避毛是他们造反的精神领袖？如果造反派确实是在毛及中央文革的支持与领导下造反的，那么我们应该承认毛及中央文革，在反官僚特权这一点上还是有人民性的。这样不必说两个文革，只要说这个文革本身就有人民性的一面。

　　全红总有搅乱毛的部署的倾向，也有不听中央文革的指令的行动。全红总的独立性是人民文革的证明，还是恰恰是对“人民性”的偏离？我认为，全红总不是在争取普遍的利益，而是在争取特殊的利益，所以才偏离了毛文革的基本精神，同时也偏离了普遍的“人民性”（反特权，是一个争取普遍权利的斗争）。

　　全红总作为为临时工争利益的组织，有自己明确的目标，就是争取临时工转为正式工。全红总追求临时工的利益，符合现代政党的特征。但只要想想广大的最底层的农民，就知道全红总为临时工争取转正的目标，不过是要临时工挤入当时的第一等国民的城市工人行列。他们并不为比他们更苦的其它人争取利益。从他们本身来说，这个要求是非常自然而迫切的。但试想如果各个组织都寻求自己的特殊经济利益，通过国家政策提高自己的地位，那么中共是不是有能力兑现呢？（临时工的问题可能可以解决，以后的临时工又怎么办，如果农民提出利益要求又怎么办？）。正由于全红总争取的是局部的利益，而不是普遍平等的权利，他们只求现实的解决，而不是政治的解决。

　　全红总的目标不在政治，而在经济，所以毛用“经济主义”来概括，是正确的。经济主义目光比较短浅，以为与劳动部、总工会签订一个三家协议，就可以获得保障临时工的上方宝剑，殊不知协议可以签订，也可以废除，而这个权力来自政治与实力。

　　方圆为全红总辩护的文章，明显留有后来政治斗争胜负的影响，比如对中央文革的贬低，竭力把自己说成是不听中央文革的。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央文革是全红总的后台，即使全红总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也不可能与中央文革对立。如果没有当时毛与中央文革造成的大气候，没有毛与中央文革的支持，全红总是不可能发展成那样的规模的吧？

　　如果把文革的人民性，界定在有些造反派组织敢于追求自己特殊而局部的利益上（这个特殊利益是与普遍利益相对的），我认为是不妥当的。说文革的人民性，仅指像全红总这样的造反派组织不听毛及中央文革的指令，我认为不正确的（他们其实在争取特权利益）。

　　问题根本不应放在造反派组织是不是反毛及反中央文革上，这样的思路就是受邓把中央文革说成是坏人的框架影响的（我并不认为他们是英雄，但具体情况必须具体分析）。如果毛与中央文革是站在造反派一边，造反派认同他们是非常自然的事。

　　不得不承认造反派并没有突破毛主义反特权的基本理路，从这点上说，人民文革正是毛文革的一部分。毛文革的灾难，在于毛主义反市场经济与反人权的特征，决定了其平等理想的乌托邦性质，。而在其思想影响下的造反派运动也很难建立合理的秩序。虽然从文革的造反派中出现了最初异端思想与民主要求（巴黎公社式的普选制），但与毛主义并没有原则的分歧。

　　当然，毛文革有很多内容，对造反派的打压就是很重要的部分，毛对造反派的打压很大意义上可能出于政治的考虑，而不一定是原则差异。

　　所以两个文革，是不是还是归于一个文革，而把文革中合理的一面，叫做文革的人民性一面为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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