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口述历史与毛泽东时代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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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与毛泽东时代的反思

——在“毛时代的民间记忆及其对历史学的影响研讨会”上的发言

丁东

参加这次学术讨论会，我感到十分荣幸。会议的主题“毛时代的民间记忆及其对历史学的影响”，对我很有吸引力。

（一）

我想先区别两点，一是毛泽东时代的民间记忆，二是对毛泽东时代的民间记忆。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区分？

所谓毛泽东时代，就是毛泽东统治中国的时代，即1949年到1976年。如果有所扩展，可以追溯到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成为中共最高领袖的40年代，但地域范围就要缩小到中国共产党统治区。

毛泽东去世以后，就不是毛泽东时代了。可以称为后毛泽东时代，也可以称为邓小平时代，或者把华国锋当政期间命名为华国锋时代，华国锋下台后命名为邓小平时代。我们讨论的民间记忆，是毛泽东时代的民间记忆，还是后毛泽东时代对毛泽东时代的民间记忆，就成了需要探讨的历史学问题。

在毛泽东时代，民间基本上没有表达记忆的物质条件和心理空间。毛泽东是一个高度重视历史的统治者。他在延安见到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中译本，如获至宝，把它列为整风文献。在中共七大召开之前，他就主持了《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用他的历史观，统一了中共党内的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社会发展史成为全体官员、全体专业技术人士和全体大学生、中学生的必修课。毛泽东的历史观和对历史的议论，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历史准绳。到了文革时代，《毛主席语录》的发行量超过中国人口的总数，人人背诵。毛的历史观进一步普及，比如用阶级斗争学说和“五阶段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解释人类历史，用“三次革命高潮”（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解释中国近代史，用“三个里程碑”（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解释国际共运史，用十次路线斗争（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解释中共党史，用儒法斗争解释解释中国古代史，都成为叙述历史的不二法门。毛泽东是魅力型政治领袖，他掌握了全部传媒和教育讲坛，成功地实现了全民族的洗脑。包括我在内的几代中国人，都曾是毛泽东历史观的虔诚信徒。统治者的思想就是统治的思想，中国人在这样的环境里，已经失去了独立的记忆能力。即使是政治上受到歧视和伤害的人们，也习惯于按照毛的史观来塑造个人记忆，希望自己能被主流承认，而不敢对主流思想有什么异议。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独立的民间记忆，不只是大逆不道，而且是根本不敢想，想不到。像创办《星火》那样的知识分子，在毛时代的八亿中国人中，只是凤毛麟角的先觉者，数量非常稀少。我研究民间思想史多年，也只能列举陈寅恪要求不宗奉马克思主义，顾准日记记录大饥荒、人吃人，质疑斯大林对历史的强奸，遇罗克主动调查1966年大兴杀人案等为数不多的例子。这些独立的民间记忆，只是一些闪光的碎片，当时不能传播，不能交流，不能形成与主流史观相抗衡的影响力。当然，也有一些底层百姓，没有被主流宣传格式化。比如我在1965年刚上中学，到北京郊区下乡劳动，请贫下中农忆苦思甜。老贫农先讲旧社会怎么苦，最后说最苦还是60年到62年。让我们这些中学生大为震惊。这种民间记忆，不见诸文字，更难以进入史学的视野。

现在对毛泽东时代反思性的民间记忆，大多是毛泽东去世以后形成的。中国人从毛泽东的光环下脱魅，有两个重要契机。

第一个契机是七十年代后期的思想解放。从1976年的四五运动，到1979年的民主墙，标志中国民间觉醒的开始。上层权力博弈，给民间质疑毛泽东的留下了契机。华国锋是毛泽东提拔的领导人，是文革受益者。邓小平、陈云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他们要取华国锋而代之，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晚年，舆论上对他们十分有利。1980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按照邓小平、陈云的需要，在肯定毛泽东建政和否定毛泽东晚年之间达成平衡，让历史为他们的合法性背书。官方对毛泽东晚年一定程度的否定，当时打开了公开反思毛泽东时代的表达缝隙。当时影响最大的反思之声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并扩展到影视、绘画和人文学术领域。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开始走出洗脑状态，独立的记忆被唤醒，被激活。

第二个契机是八九风波、苏东波和冷战的结束，一批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进一步摆脱了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跳出了官方的意识形态束缚，告别了马恩列斯毛的历史观，对人类文明史和当代世界图景，对中国的过去，包括民国的历史和共和国的历史，都形成了多元的评价尺度。有了新的史观，个人经历、家庭记忆、家族命运，就会形成新的叙事。目前探讨的对毛时代的民间记忆文本，大多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二）

下面我再谈谈口述历史对于反思毛泽东时代的意义。

口述历史只是历史学的一种研究方法。研究历史，可以通过采访当事人的口述方法，也可以通过查阅文献档案的笔述方法，他们各有优势和劣势，两种方法也可以结合起来使用。这本来是史学研究的常识。但是，对于反思毛泽东时代，重建民间记忆，采用口述历史方法，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是当代中国的政治环境所决定的。

对毛泽东时代的反思虽然从８０年代初已经起步。但官方担心反思毛可能伤及体制的根基。邓小平提出宜粗不宜细。按照对其自身有利的原则，简化了毛时代的历史图景和政治光谱。邓小平之后的当政者，大体沿习了邓小平的基本结论。但也有微妙的调整。邓小平强调否定文革。他要在人事上洗牌，把造反派和文革受益者从官员行列中清理出去，以防身后生变。后来的当政者没有这一需要，于是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特别是有关反右、大跃进、文革等负面事件，采取尽量回避的态度。邓小平去世后，主调从简化历史转向了虚化历史。从此，有关毛泽东时代的学术研究、文艺作品和回忆录得到严格的控制和审查，在大众传媒中很难看到毛泽东时代的负面信息。大中学校的教材，涉及毛泽东晚年，往往只有简单的结论，没有相关的史实。以至于当今中国的青年一代，比如80后，90后，00后，普遍不清楚毛泽东时代是怎么回事，一些青年根据片面宣传，对那个时代作出一厢情愿的美丽猜想。

礼失求诸野。反思毛泽东时代的动力，从体制内转向体制外。一部分民间人士，出于良知，拒绝遗忘，为延续历史的记忆做出了坚忍的努力。

民间研究毛泽东时代的难点之一，就是权力中枢的不透明，毛泽东深居简出，他的许多活动细节隐藏在历史的黑箱里。查阅档案是研究历史的基本途径。中国虽然颁布了档案法，规定不同的档案十年到三十年应当解密。但真正核心的档案其实根本不解密。有的档案一度公开，又重新封闭起来。高文谦利用档案撰写了《晚年周恩来》以后，连官方的党史专业研究者查阅档案，都受到限制。民间人士查阅重要档案，就难上加难了。这样，口述历史就成为一条打开历史黑箱的途径。毕竟有一些历史当事人活着。不为人知的历史就在他们的脑海里。十年来，我采访了李锐，和李南央整理成《李锐口述往事》一书出版，我太太邢小群采访了何方，整理成《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一书出版，都是口述历史的尝试。此外，我们夫妇还采访过李慎之、何家栋、吴祖光、萧乾、邵燕祥、唐达成、曾彦修、钟沛璋、戴煌、梅娘、杜光、郭道晖等曾经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采访过江青的秘书杨银禄、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文革中的风云人物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采访过四五运动的代表人物陈子明、贺延光，他们都讲述了许多毛泽东时代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通过对他们的采访，我的体会是，口述历史往往比档案记载更鲜活，能够捕捉更多的原生态细节，在现象层面的挖掘上，具有明显的优势。有些重要的历史关节，根本没有留下文字记载，口述历史甚至成为唯一的史料线索。口述历史采访对象是个人，讲述的是个人的命运，有具体的心理动机和行为逻辑。进入具体的个人，而不是把个人消化在模糊的群体之中，可能更真切地感受历史深处的脉动，让记忆更加丰富多彩。这是历史的宏大叙事所缺乏的。

在共产党内当过高官的人，有保密的习惯。他们写回忆录，下笔特别谨慎。但口述时，可能脱口而出，谈出一些被遮蔽的细节。他们的口述史，价值往往高于官方组织撰写回忆录。我对民间记忆理解不等于底层记忆。一些退下政坛的高官，一些在政坛斗争中的失意者，如果能跳出官方的框架口述往事，也可以归入民间记忆的范围。

当然，口述历史也有弱点。人的记忆力是有局限的。口述者记忆有误很难避免。人在讲述往事的时候，会有选择，有避讳，有自夸，按照当下的利害重新构造过去。愿意说过五关斩六将，不肯说走麦城，超越不了个人恩怨。获得高官厚禄的人缺乏说真话的冲动。受了冤枉和磨难多的人，倾诉冲动强烈，有时也会感情压倒理智。与档案文件、日记、书信这些当时的文字记录相比，口述在准确性确有弱点。这就要求采访者事前了解口述者的背景，可以通过追问，逼近历史的真相。同一事件，可以采访多位历史当事人，或者与文字档案互相比对，尽量减少口述的失真。

人类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史官文化日趋捉襟见肘。权力可以规定官方的宣传基调，但控制不了民间表达记忆的冲动，这正是口述历史在中国大陆方兴未艾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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