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大陆：革命下的暗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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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革”的在场者和观察者，金大陆用详细的一手史料来研究、还原那段历史下的普通人的生活，呈现出革命表面下的暗流涌动，以及，那些年轻人在洪流中的百态


金大陆，1949年12月生于上海。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从事中国知青史、上海1966－1976年城市社会史研究，业余关注奥运史和体育文化。著有《苦难与风流》、《世 运与命运》、《正常与非正常》等。（图/张敏）

一月革命中外滩发传单

“文革”期间，上海电视台在录制“天天学，人人批”电视节目

“文革”期间，上海的商店变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阵地

上海红卫兵在跳忠字舞





1971年9月的一个晚上，北方有冷空气南下，上海的夜空透着飕飕凉意。
吃过晚饭后，金大陆一如既往地前往家附近的复旦校园，去那里读大字报、听各种辩论和演说。这是他几年里养成的习惯。虽然是一名“黑五类”的子女，但他对“革命运动”心向往之，想触摸上红色的时代脉搏。
9点左右，一名复旦学生在校门口告诉他一条惊人的消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写入党章的“接班人”坐飞机外逃，摔死在外蒙古。
他感觉天要塌下来，一路哆哆嗦嗦地走回家。“那天夜色低矮，走进弄堂，自己的脚步声从两边的墙上反弹回来，像是有人在追击我。”
“心里很崇高的东西一下子就被毁灭了。感到高层政治深不可测，不是之前想象的那么纯洁、明亮。我开始对‘文革’运动进行反思，从认同到最后的否定。到1975年左右，我已非常清醒，非常明白了。从那时候起，我就立志想把这一段历史搞清楚。”
整整40年里，金大陆等待、摸索、尝试各种突破的路径，为获得一手资料奔波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在琐碎庞杂的资料中梳理、分析、思考，在现实语境中迂回深入……
直到2011年，他的第一部研究文革的学术著作——《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才出版面世。
革命，红色边缘人
1966年“文革”开始时，金大陆正读初三。父亲是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教师，所以他属于家庭有历史遗留问题的“黑五类”子女。“一边很压抑，清楚自己的家庭出身不好；一方面心里面对‘文革’又是很向往、很认同。”
“我对当时宣传的一套阶级斗争理论，以及这个理论在我们社会发展当中的指导地位，是很认同的。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路径，和无产阶级继续革命这一套理论，我认为逻辑是很周密的。”
空有一腔热血和思想认同的少年被挡在了“革命队伍”之外。于是，他常年徘徊在高校密集的五角场，读大字报，听各种大鸣、大放、大辩论，无意中被动地成为“文革”的一名观察者和思考者——“可以这么说，运动这10年全在我的视野当中，全在我的观察和思考当中。”
上海的五角场，聚集了复旦、同济、二军大等高校，尤其是二军大，是当时运动中一面关键性“旗帜”。因牵涉上海地方和北京高层军方的冲突，具体就是张春桥和邱会作的冲突，其内在复杂和交错，令人心悸。“当时，还没形成所谓林、江‘两个集团’，却已是‘两个集团’在上海的‘前哨战’。这将成为‘文革’研究的一个关节点，甚至是突破点。”金大陆说。
此外，在武斗和“夺权”中赫赫有名的上海柴油机厂、空四军大院也坐落于这一区域。可以说，上海“文革”中的大事有一半以上和五角场相关。
1966年8月，复旦校园里出现了一些穿着军装、戴袖章、扎武装带的青年人——他们是来自北京的红卫兵。在操场上，人们一圈圈地围在他们的四周，为他们的演讲热烈喝彩。在金大陆就读的中学里，他们演示了如何教训牛鬼蛇神的武斗场面。
此时，还在努力控制局面的上海市政府态度非常微妙：一方面，他们小心翼翼，抽调了15万人接待来串联的外地红卫兵，尤其给北京红卫兵很高的礼遇；另一方面，以“搞好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为由，控制本地学生外出——按当时市委的“精神”，上海高中生平均5个推选一名、初中生10个推选一名去北京串联的“代表”。
16岁的少年心里揣上了兔子。“真是天大的好消息。突然讲你可以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坐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你想到哪里，就可以到哪里。”那时，金大陆还是宝山县少年乒乓球队队员，过节时偶尔会被抽去上海郊县参加比赛，“坐车去一次嘉定、在旅馆住一晚上，周围的同学都羡慕得不得了。”
“我清楚自己的出身，不可能有这个名额，可是看着他们去，看着他们高兴，很不甘心。” 蠢蠢欲动的半大孩子们很快就找到了“地下通道”：他们先坐长途汽车到松江，然后花8毛钱买一张去嘉善的火车票。一旦出了上海，就摇身一变，成为到浙江串联的“外地学生”。
从1966年10月到1967年5月的8个月中，金大陆和几个同样没有“串联资格”的伙伴集合起来，进行了3次前往重庆的大串联。
在杭州车站，他以一枚井冈山纪念像章，从一个重庆学生那里换来两张西去的车票；在各地高校，他抄写大字报，当晚把“斗争经验”寄回上海；在天津，他一身单衣挤在一辆当晚驶往北京的卡车上，心潮澎湃地第二次去见毛主席；在山城，他与武斗擦身而过——那次武斗中，有一百多条年轻的生命消逝在无谓的杀戮中。
第三次串联时，他们扒车前往重庆，大约半个月里，以生和死的抵押，追逐着隆隆的火车。同伴中有人急于去看望在北京串联时相好上的重庆姑娘，几番威胁心生动摇的金大陆，要随时丢弃他。
几十年后故地重游，金大陆特意选择坐火车前往山城。当车从重庆长江大桥呼啸而过时，他的泪水涌了上来，打湿了一大片衣服。
1976年“文革”结束。从上海师范大学毕业后，金大陆当了一段时间高三班的历史教师，后调入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拨乱反正之后的30年，心心念念都是“文革”研究的金大陆，苦于找不到进入大门的路径，“没有机缘，没有氛围，也没有突破的可能。”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苦恼中，他开始着手做外围的资料整理工作，甚至有意把梳理“文革”10年的《解放日报》、《文汇报》作为自己研究的第一步。
他开始把握住“老三届一代人的生命史”，以此作研究的突破口。“虽然不能直击‘文革’研究的本体，也算是进入这个的边缘了。”他陆续出版了两本研究“老三届”的著作《苦难与风流》、《世运和命运》。
1996年，一个机缘让金大陆终于撞开研究的大门。他被任命为《上海青年志》的主编，有机会接触到上海“文革”期间的档案和许多第一手资料。
10年间，他一手拎包、一手拿着干粮，穿梭于城市的各个角落，寻觅着关于“文革”的第一手资料。在灰尘厚厚的库房，野猫下崽的地方，他穿着厚衣、戴着口罩爬索、寻找。也有相似志趣的民间人士把自己收藏的几千册“文革”时期的报纸、传单捐献出来，送到他手里。
调入上海社科院后，他终于找到了一条路径——研究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史。他小心翼翼地避开“政治运动史”，避开意识形态，提倡以史料为本、回归纯学术研究。他认为，“首先文革社会史自下往上的路径，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其次，更要紧的还不是文革政治研究过于敏感，而是因为看不到关键的第一手资料，就根本做不出第一流水准的研究。”
以严谨扎实的史料为基础，《非常和正常》展示了一幅“文革”时期极为丰富的社会生活画卷：上海地区的婚姻和计划生育管理，如何接待外省红卫兵，上海红卫兵的外出串联，街头打击“奇装异服”，“文革”时期的蔬菜、粮油和副食品供应，领袖像章的地下市场和查处，地下群众报刊的交易和查处……
金大陆依然认为，支撑自己一路走到今天的理想主义，正源于那一笔“红色遗产”。“当时，我们这一代人受到的教育、历练，都要求我们对国家、社会，甚至人类做出贡献——我们要去拯救世界上2/3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我们要解放全人类，我们要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现在这么说，或者很可笑。但在我心中，为这个社会、为国家、为整个人类作一点有价值的事，这样的信念一直都在的。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情怀，就不要去做‘文革’研究了。”
爱欲，“流飞”少年
黄浦江畔的社会现实，远比红色主旋律更为复杂与丰富。
第一波革命大潮过去后，革命小将们迅速地分化了。到1967年后半年，在学校、工厂，在各个单位里，剩下1/3的骨干分子仍在为“革命”还是“保皇”激烈地斗争着。
在高昂、尖锐、刺耳的主旋律之外，资产阶级腐朽的“小香风”在各个缝隙里蓬勃地滋长着。学校停课后，大部分青少年成为“逍遥派”，无所事事，他们做家务、学手艺，有的偷偷地拿出书本学习文化课。一度，男孩子装无线电，女孩子挑毛线、裁衣服成了时髦——当时的《文汇报》刊登漫画予以讽刺，冠以“线路和路线斗争”——这是“逍遥派”中的主体。
一部分不那么安分守己的少男少女（大概占“逍遥派”的5%左右，尤其是非重点学校的低年级学生），则游荡在街头，任由青春的荷尔蒙在身体里涌动。他们自然地结成团伙，招摇过市，或为私仇、抢夺地盘打群架，或为女孩子争风吃醋。
“在‘文革’开始不到一年时间里，忽然地，1949年后取缔的赌场、妓馆、吸毒，都以新的形式出现了。”少年帮派之间斗殴，“搓拉三”现象（“拉三”，沪语，意指有流氓习气的少女），底层各种基于利益的“性交易”都冒出来——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这些被定性为“流氓阿飞”活动。
在轰轰烈烈的“文革”初期，和主旋律格格不入的“流飞”二字也频频出现在官方的话语体系里。1967年，红卫兵小将在南京路街头“大破四旧”，打击“奇装异服”、到处抓人剪裙子的同时，《解放日报》在一篇评论里写道：“社会上的流氓阿飞一反常态，提前两个月出来活动，破坏社会风气。”
1968年后，第一波红卫兵的主体——“老三届”在“上山下乡”中被迅速地安排离开了城市。
下乡的第一个冬天，金大陆就因关节炎复发被退了回来——这是大串联时代给他留下的“革命遗产”。很长时间，他便在上海郊县当代课老师，“历史、政治、物理当时叫工基，还有乒乓球什么都教。”
学校里，文攻武卫还在继续，秩序很混乱，老师们对学生感到害怕。在金大陆记忆中，“每一个班级都有几个流氓，也都有所说的‘拉三’。”
当时，他的班上有一个很“飞”的女孩，在学校里非常嚣张，老师、同学们都畏惧她——她哥哥也在同一所学校里就读，是一个少年帮派的头头。
这位少年，给金大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一次团伙斗殴中，他被对方手下一个名叫“杨弟弟”的少年用刀劈得鲜血横流脑浆迸出。在医院里抢救过来，他一声令下，没有他的命令，手下谁也不许为他复仇。待出院、在家养完伤后，他带着自己两个最信任的手下，拎着一包鸡蛋糕和一篮苹果，到“杨弟弟”家里去慰问。从此，两派握手言和，而这少年的“声名”也愈发地富有传奇色彩。
“一个正常、有序的社会里的评价体系完全崩溃了。”金大陆解释说：“那个时候，青少年中谁勇敢、谁大方豪爽，谁有本事，就被同龄人所崇拜，被女孩子们所爱慕。”
到“文革”后期，黄色手抄本在青少年中疯狂地流传。金大陆的朋友从初中生那里搜出了一本当时流传最广的《少女之心》，他拿来一看，“觉得惊心动魄”，“想一想那些小孩子比我们小七八岁，有男有女，都在传着看，很震惊。”
这些，自然地被上纲上线到“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和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争夺接班人”。公检法、武装民兵抓捕、枪毙了一批所谓教唆青少年犯罪的成年人，当时就叫“教唆犯”。
到1975年夏天，上海各个弄堂、街道开始办各种“向阳院”，对青少年进行管理，组织吃忆苦饭、读红书、唱红歌、体育比赛等。在中学里涌现一些“转换”的典型，比如，有老师和“拉三”倾向的女孩子谈心，组织她们参加健康的社会活动；有红卫兵团的老师组织有“流氓”倾向的男生成立足球队，起早摸黑地训练，还外出比赛。
一年多后，学生们毕业了，又开始在马路上游荡，成为那个地区大名鼎鼎的“流氓”和“拉三”。偶尔在街上碰到过去的老师，他们的态度恭敬而亲热。
“正的，反的，左的，右的，硬的，软的，各种管理手段都有。当时，出现一种社会现象——一方面社会在不断地呼吁、打击和镇压；另一方面，‘流飞’活动生生不息地进行着。”
直至1976到1978年“文革”结束，广泛的“流飞”活动才得以停息。
对上海“文革”时期社会生活的研究，让金大陆感受到人性之丰富、复杂和富有弹性。他反感于影视、小说等对“文革”的脸谱化。“凡是‘文革’就是造反派，凡是造反派都是凶神恶煞，充满着革命暴力。”他讲起了两则“文革”经历者的真实故事。在被撕开的真相中，“受害人”和“施害者”之间的界限模糊了；尤令人心生恐惧的，是当“受害人”目睹周围的人同遭不幸时，那种“拍手称快、有了活下去勇气”的奇特心理。
“你不能责怪他。那就是他当时真实的想法，是一种正常的人性表达。”金大陆迅速地纠正了记者关于“人性扭曲”的论断，“这就是所谓的非常时期有正常的生活，正常的生活中又有非常的荒诞和难堪。”
人性，正常与非正常
人物周刊：在“文革”那样一种政治和道德的高压状态下，青少年中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广泛的“流飞”现象？
金大陆：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当时，一边是严厉、严酷的阶级斗争之剑悬在头顶上，另一边又是虚幻、高远、闪烁的“灵魂深处闹革命”的绳索，竟然出现“文”、“武”两道的“流飞”现象。
在一个有秩序的、道德规范的社会中，人性本会以正常健康的方式表达。“文革”中，恰恰正是这两道“剑”和“绳索”泯灭了人性的正常表达。于是，人性以一种非常态的方式反弹，如青少年的械斗、“搓拉三”。
当时的社会忙着各种政治斗争，也给了这样的反弹一个空隙。所以，在这样一个泯灭人性的“非常态”里，人性正常的爱欲、情欲和性欲就以这样“非常态”的方式表达出来。
人物周刊：书中引用了朱大可的一段回忆。当时打击“奇装异服”，上海西区一个女孩照报纸裁剪出一件模仿菲律宾总统夫人的白色露背服，穿上在马路上招摇过市，引来了上千人围观。后来，她被民兵带走，被公检法以“流氓罪”判刑入狱。
金大陆：从朱大可的描写当中看，他也是一个听说。但有意思的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传说呢，因为她太显露了，太亮堂了，太勇敢了。
她带来很多很多的传说，说这个神秘女子消失了，被香港老板带走了，被关起来了，被枪毙了……种种夸大的传说像翅膀一样在飞翔。这些传说与其说是贬损她，还不如说有很多很多其他东西在里面。百姓在传这些传说时，都把自己的一种意念带在里面，羡慕、嫉妒以及欣赏。所以，你可以看到社会在高度压抑以后的一种反弹。
人物周刊：当时，各个造反组织都在印宣传自己主张的资料。上海却出现以盈利为目的的地下小报，是一批中学生在“办”，销量高达几千份，利润很丰厚。这是上海特有的现象吗？
金大陆：这就是上海很有意思的地方。上海人的商业头脑、经济头脑是无孔不入的，有一种对商业的天然嗅觉。
当时的地下报刊，就是民间的《报刊文摘》了。从永安公司到国际饭店那边，美术馆那边，道路两旁都是报纸、刊物的买卖交换场所，许多人推着自行车在那里互相交换买卖。
其中一些是有组织的，他们发现一个秘密——地下报刊的市场非常好。于是，五六人到市场上去买上一二十份报纸，东抄西抄凑成4个版。上海管得很严，他们就买了白报纸到外地去印，主要的是在无锡，浙江宁波也有。印好以后，在当地批发掉一点，再运回上海几千份，雇百十个小学生上街去卖，两三分钱一张，赚来的钱，大家逛公园，吃馄饨，吃酒酿圆子，再后来，吃蛋糕、喝咖啡，很有意思。
人物周刊：现在看来，这帮中学生办的小报，内容涉及未经公开的高层领导讲话、政治“谣言”、经煽情手法渲染的武斗场面和社会新闻，都很符合商业新闻的要求。
金大陆：波澜壮阔的革命过去以后，进入一个新的对峙状态的时候，人群就分化了。你们不要以为永远是铁板一块的，人群总是分化的。所以，到1967年5月份以后，就是一小拨人在那里斗争，他们是骨干，他们是坚定的。但是，大多数人都在社会上自由地流浪。
这里部分是因为疏于管理，也有无政府主义的泛滥，也有人类本性的萌发，都抑制不住地出来了。
人物周刊：知识界现在对“文革”的反思有两种倾向性的观点：一是“集体犯罪论”，一是“人类遗产之说”。你持怎样的态度？
金大陆：今天的“文革”研究，出现非常大的争论，有很多观点，浩劫论、灾难论、两个“文革”论、人民“文革”论等等。所有这些争论，最后都跟现实政治发生联系。因此，关于“文革”的解释和种种理论都在两个极端之间拉扯。
我是非常不认同这两种倾向的。“文革”运动本身具有非常强烈的意识形态，它的内容和主题都是强调意识形态的。
我觉得应该有一个非常清醒的态度，以史料为本的前提下，以学术至上的态度来做。就是要回到历史学科本身。只有回到学术，它才能够常青，有生命力，学术的本体是健康无畏的，任何带有偏见、带着固有的意识形态的观念都不行。
人物周刊：作为“文革”的在场者和观察者，你自己怎么看待这段历史的呢？
金大陆：“文革”在中国史上、人类史上，用当时的一句话讲叫“史无前例”。它就是史无前例的，人类史上没有发生过。它发生在中国，是两千年中国的大变局，是自晚清民国以来，特别是到中共领导和管理时期，各种道路、思潮、主义的探究，各种关系、利益、冲突的纠葛，总之是一个大爆发。
正因为如此，对“文革”的反思和反省，其研究的权重，以及整个运动的规模、复杂和对世界造成的影响，使其研究价值绝对不低于法国大革命史，不低于二战史。“集体罪错说”也好，“人类重大遗产说”也好，这些说法都有它部分的合理成分。我要说，只有对中国“文革”进行足够、彻底的研究，否则，我们这个民族的集体心理、集体认同是走不出“文革”阴影的，是不光明、不健康的。
我以为更多的遮蔽是没有视野，没有智慧，没有胸怀，没有担当，甚至是狭窄自私的处理方式。
难道这个包袱就永远背下去吗？你孙子辈、重孙子辈的，背袓爷爷的包袱那么重干什么呢？其实，进入学术的轨道，一切正大光明，反而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当下，我们做“文革”研究的，还是有一种理想主义的东西在支撑，就是想为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进步做一点什么。
上海“文革”的一些细节
半两粮票
“文革”时只有上海发放过“半两粮票”，全国各地都有人以此嘲笑上海人“抠门小气”，其实那些“半两粮票”是用来买“小点心”的。
水果短缺
“文革”期间，上海的水果销售总量是短缺的，用复旦大学陆谷孙教授的话：“我是至今也忘不了老百姓不烧到38度的体温，没有医院开出的证明，不得买西瓜的年月。”
吃面粉
1973年6月，国务院利用国际市场大米价格上升（一吨大米可换两吨小麦）的时机，从国家储备中拨出100万吨大米增加出口，换回更多小麦，因此，鼓励和推进上海人“吃面粉”成为政治任务，当时许多上海家庭学会擀面条、蒸馒头、摊面饼、下面疙瘩等。
毛泽东像章
“文革”时，毛泽东像章在人群中非常流行，由此，存在于毛泽东像章交换背后的“利益空间”彻底地显露，并迅速地被一批机敏者和投机者无阻拦地进入、占领，成为利益交易。而部队制作毛泽东像章的规模和手段，是地方无法企及的，如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的报告，1967年9月，两部队分别用去黄金57.4克和14克，均是“从坟墓里挖出来的”。
地下报刊
大鸣大放期间，上海出现了大量的地下报刊，并以南京路为主轴，形成了十分活跃的小报“交易市场”。
由上海市东风中学高二学生发起成立的“东风造反兵团”，编印铅字版的《文革通讯》，每周两期，每期两万份，售价两分，雇佣了两百多名小学生在淮海路、南京路等闹市地段叫卖，每期收入扣除成本达一百到两百多元。兵团成员出手十分阔绰，白天游公园、拍照片，晚上学开车，经常上点心馆，吃汤团、馄饨、鸡蛋糕。为了建立联系，他们经常请印刷厂的青年工人吃饭，互赠像章。被上门检查后，该兵团转移到杭州“发展”。
工业污染
上海的工业污染祸害近郊的蔬菜生产起始于“文革”。因为1949年后上海的工矿企业曾有较大规模的建设，初期的排放到污染祸害的积累过程最终构成；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下，工业生产基本未曾中断，又缺乏监督，工业排放得不到有效治理。
菜市场
上海“文革”时期的菜场营业，起码在运作方式、行为态度上，与“文革”前的优质服务经验区别不大。1970年代初，静安区长寿支路菜场在夜市供应、设荤素综合摊、为老弱病残送货上门等方面成绩显著。
但“开后门”也是菜场的一种习气，由此也导致不少“贪污盗窃”，如长宁区三角菜场一统计员，通过改动报表、伪造单据，累计贪污8500余元。
猪肉票
广泛传播的上海“文革”时期猪肉供应票证之说，是舛讹失真的“集体记忆”。上海在1955年至1992年间5次采取票证供应猪肉，前两次发生在“文革”前，第三次发生在“文革”临近结束的两个多月前，最后两次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反倒“文革”中“敞开供应”。
临时工
“文革”初期，上海的部门临时工、外包工成立“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并冲击市劳动局，要求转为固定工。因为“造反”的背景，兼集体性的在岗，大部分临时工终于在“文革”后期获得了身份转换。
语录牌
1966年，大量外地红卫兵到上海“革命串联”。11月16日，中央下令“停止串联”，许多外地学生不愿离开。为了促使外地学生早日离沪，27日上海市接待办向每位返校学生赠一枚有机玻璃语录牌，红底金字、有亮光。这一时尚、别致的纪念品，赢得了红卫兵小将的广泛喜爱。一些原本犹豫、拖拉的外地学生纷纷办票返校。
抢购
1966年，毛泽东一身草绿色军装接见百万红卫兵，并提倡“要武”。从此“千人一面”的军装在上海成为合乎革命精神的服装，革命造反派们狠批“奇装异服”，将之上升为“生活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然而就在“要武”讲话两周年后，南京西路红缨服装店出售的确凉布料，大量人群涌来抢购，橱窗玻璃被挤倒，造成1死6伤的严重事故。
街头时尚
在蓝黑灰的“老三色”和“老三装”上，爱美的上海人动着各种脑筋：变幻不同花式的“领”、“袖”，改换“三围”的尺寸，点缀、修饰自身的装饰。
江青一手设计的“国服”，因为没有翻领和腰身，不符合上海女性的审美，在上海遭到了冷遇。这却意外造成连衣裙款式的解冻，各种非江青化的连衣裙在上海街头出现。沉睡的小资美学苏醒了。
挖洞
1969年，毛泽东发表讲话，强调“我们要准备打仗”。“文革”中掀起了广泛的“深挖洞”运动，上海各单位、街道居委会修建了大量质量粗糙的人防工程。1970年代起，局促的城市空间，使得不少单位对这些“备战”工程打起了主意，将其转做仓库、病房、办公室、对外营业的地下餐厅。
军事拉练
1970年，毛泽东批示，要求广大学生与工人进行军事训练。张春桥、姚文元领导的上海“文革”小组立刻响应，在上海掀起了热气腾腾的野营拉练高潮。在中学生中，野营拉练变成一场场有趣的青春游戏。学生们一边喊着“练好铁脚板，踩死帝反修”的口号，一边上房捉鸟，下河捞鱼，宿营的时候讲鬼故事、打群架、男女生互相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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