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徽昭:故事与科学，及文革叙事——谈李浩长篇《镜子里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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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文学创作中，不少作家喜欢不断调整自己的写作题材、方法等，也有一些作家，近乎偏执地坚持自己的文学理念，显得孤独而卓绝。多年来，河北作家李浩执拗于现代主义的叙事方式，执拗于对父亲的叙述，在当代小说家中，这一近乎于偏执的文学立场及其坚持值得尊敬与关注。《镜子里的父亲》是李浩新出的长达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依然是父亲的故事，并由父亲拓展到一个家族；依然是独特的叙述腔调，既有现代主义的，还加入了科学主义、现实主义等混杂的文学调料，使得这部长篇小说从形式到主题都具有了属于李浩，也属于七零后这一代作家的新面目，值得仔细端详打量。

故事：父亲与历史

先从故事说起。对一个并不先锋的读者而言，在李浩所说的无限少数中，一定会有如我一般的，捧着一部四十万字的，称为长篇小说的文本，去追问或确认，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故事，故事是如何叙述的。读完这样一部长篇需要付出较大的体力与时间，在这时间迫切、事务繁杂的现代社会，小说读者对故事的偏好有其独特的需求或口味，我们如何阅读并适应李浩烹调出来的四十万字之长的故事。

这或许是一个甚为老套的故事。一如李浩的既往偏好，主人公聚焦于父亲，由父亲引出父亲的父亲，在家族脉络中，作者先叙述祖父与祖母故事，因果关联，自然转述到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生的父亲身上。通过无所不知的神秘镜子，讲述父亲幼年经历的新中国、新生活，经受集体话语的洗礼与陶冶，再到众所周知的大跃进时期困难生活，全家在此境遇中承受着众多遭际与困顿。顺着时间向度，到了文革时期，父亲读书、成长，在村小学任教、与母亲神奇的联姻，读大学、参加大串联，而达到故事高潮。及至后文革时代，父亲在一所中学不“成功”地工作，故事行进转而急促、迅捷，在改革开放大环境下，父亲延续着其一生的不成功，及与母亲的不协调生活，直至母亲去世，父亲又找了一位乡下女人，在“我”和弟弟的注视下，父亲将迎来晚年的新婚，故事到此终结。

这是一个线性时间状态下的历史书写，父亲的故事在直线时间状态中进行。在这里，故事人物行动有其时间惯性，而并非马尔克斯等现代主义者们所钟爱的那种“多年以后”的叙述方式，或是先锋、现代主义的割裂人物历史命运的故事呈现方式。这一叙事方式可以说是传统的，除了神秘而无所不在的镜子作为叙述人不断出现，似乎代表着上帝存在的某种象征外，父亲一生的故事叙述几乎少有旁逸斜出，而那些如同上帝一般的魔镜构成了某种历史的隐喻，一直以无所不知的功能在观照阐释着父亲的行为，让我们感受着当代历史演绎中的个体与家族的命运趋向。

是的，抛开带有强烈象征意味的魔镜外，抛开魔镜随时切入的对话及其阐释，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的另一面影。李浩其实是以父亲及其家族的故事，来详尽地阐释或隐喻着一个当代中国历史，他由乡村家庭视角、个人命运维度呈现了当代中国的一部小历史，并将这个当代中国史追溯到了解放前。新中国的先进分子，父亲的父亲，是解放前的流氓无产者，祖父身份的转换，以及父亲的命运书写，呈现出当代中国个人命运史的另一面。乡村民间人物命运转换与宏大国体变革显示出内在的复杂关系及影响，尽管这一视角并不新鲜，但李浩有自己的叙述方式，与余华、王朔、莫言、韩少功、李锐等五、六十年代出生成长的一代作家的激烈描述、沉重追问、严正审视等相比，李浩的语气是轻的，小声的，因而可以深切地感受人物命运与历史共进的独特语调，这一叙述语调对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兄弟、父母与集体所有制进行了贴切审视与思考，因而具有强烈的新中国史下的家庭与个人命运反思意味。

把个人与家族命运叙事与新中国历史书写相联系，可以看到历史向度的小说价值，这与中国传统文学观念里文学书写的历史性，或历史书写的文学性直接相关，即，无论作家是否承认，小说都有潜在的历史性。在历史之外，这部小说标题的主语“父亲”是小说所要宣示的另一文学向度。现代中国文学中，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学叙事中，父亲是一个值得追问与思考的对象，父亲所代表的传统、历史、文化，以及强烈凸显的父系社会沿袭下来的当代中国社会，经受着五四以来现代性的剧烈冲击，李浩于此颇有偏执性的审视与思考，撇开他的一系列“父亲”主题小说不论，就这部小说而言，故事里的两个父亲又有独立的哲学向度。

叙述者“我”的父亲之外，还有一个父亲的“父亲”，新中国刚成立时，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的“父亲”，早年是一个流氓无产者，其身上集纳了这一阶层的懦弱、虚伪、夸张等多重性格，在新中国语境下，祖父不断受到大队干部的揶揄玩弄，以及祖母与乡村群众的耻笑。作为父亲的父亲，祖父身上内含着李浩对传统父亲形象的一种颠覆，祖父一生并未显现出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视域下父亲的威严、庄重、高大，反倒显现出懦弱、微笑、可悲等多重面向，而这一性格又在“我”父亲身上得到了某种隐形遗传。改革开放后，“我”父亲经常显示其无能的性格及状态，不时醉酒而受人欺骗、揶揄，与祖父的行动形成内在勾连的逻辑关系，由此，李浩对父亲，传统中国文化中的父亲形象，做了哲学的颠覆。这里是否有一种隐含的逻辑，李浩在以自己的方式对新中国文化与制度环境下的父亲进行追责，父辈的懦弱、不作为在宣告某一制度体系下父系文化的失败。

科学：细节与架构

李浩在线性时间序列中讲述了父亲及父亲的父亲故事，一部沉甸甸的长篇小说，皇皇四十万字巨大容量，其间填充了什么样的物质，小说骨骼中的这些肉肉是否贴切地融入到了故事主干上。从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来看，《红楼梦》中的细节最为繁复多元，地方风俗、菜肴名品、服饰穿着、山水建筑等等，均有详尽书写与呈现，这些物质性、地方性元素使《红楼梦》成为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的密书，是“红学”之为红学的重要因素。也正因此，《红楼梦》的细节元素以家族叙事方式直接或潜在地影响了巴金《家》、《春》、《秋》，及至当代陈忠实、张炜等许多作家的叙事方式。那么，当代长篇小说中的细节也理因成为后人体悟感受我们当下时代与社会的重要载体。在《镜子里的父亲》中，李浩也叙述了诸多繁复的细节，这些零零总总的细节与父亲的故事紧密缠绕，得以窥探到属于历史哲学意蕴的文学多元面向，但，必须要说，《镜子里的父亲》中的细节有属于李浩的独特气息，那就是突出的科学性。

例如，叙述父亲在奶奶的咒骂中出生时，李浩写道“父亲的耳朵被黏糊糊的咒骂占满，由听小骨传入鼓室，咽鼓管，半规管，到达前庭和耳蜗。”

又如，叙述奶奶和姑姑抢药片时，李浩写道：“两个女人抢下的是：食母生，麦酒酵母菌的干燥菌体，含有维生素B10、B20；烟酸，用于治疗缺乏食欲，消化不良；止痛片，内含阿司匹林、非那西汀与咖啡因，用于一般性疼痛和退烧，会刺激胃粘膜，导致上腹不适、恶心，甚至胃出血；治疗蛔虫的糖丸，阿苯达唑，仅剩的两粒被我姑姑抢到——”

类似的以自然科学方式描述的细节还有不少，如祖父所喝的农药，“目标”一词的说明，大合唱的百度文字阐释，等等，无不是实实在在的自然科学语言。撇开叙述前后语境，上述文字可以说是地道的科普知识，是耳科医学用书的一段，药物学教科书的一节。自然科学显然是拒绝隐喻与象征的，在李浩感性的故事行进中，拒绝象征的实证性科学细节却产生了一种逆象征的象征化内涵。

以独特的自然科学方式介入小说细节描绘，李浩创造的科学细节显出一种戏谑气息，感性十足的小说语言与冷冰冰的科学话语碰撞，激发出时代的荒谬。出生时的父亲如何领会奶奶咒骂的意涵，但，咒骂的存在，咒骂的语言却已传导到父亲的一生，与父亲被篡改的出生日期形成耐人寻味的隐喻和象征。饥饿无比的祖母与姑姑从医生手中抢下药片，药物功能的科学描写与饥饿形成了强烈反差，那些科学性的药物也成为历史境遇下解读时代的一种象征性物品，科学性的细节由此具有了独特的表意功能和象征化意蕴。反过来看，李浩小以如此多的化学、物理、生物学方式描写小说细节，读者可以获得什么，我以为起码可以看到对那个冷漠残酷年代的锐利切割，也夹杂着一丝丝的反讽与讥谑。是的，无需抒情、描绘，冷漠的科学细节以自己的存在确证着特殊年代的静默与无奈。

除了小说细节的科学化书写外，整部长篇的叙事方式及其架构也具有独特的科学性。

全书以魔镜与“我”共同作为叙述者呈现，而“我”又多是隐匿的。叙述主体的多元强化了叙述指向的客观性，多元的叙述腔调也有利于呈现父亲一生的多面性、复杂性。不仅如此，在叙述中，李浩还不时与魔镜、与读者商榷如何叙述。故事开篇，李浩即告诉我们，他需要一个支点来展开叙述，这个支点就是镜子，并且不止一枚，于是“就有了多个父亲”，也就是父亲的多侧面呈现。镜子在此并非象征物，而是叙述实体，故事行进中，镜子不断与读者对话，与“我”对话，无疑扩大了人物及其行动的多重内涵，如在爷爷试图自杀时，类似上帝一般的魔镜对死亡进行了阐释，强化了死亡的多种意蕴。小说中，魔镜不断出现，魔镜与“我”辩解，不同的魔镜相互辩解，魔镜在叙述父亲的行为，在陈述与故事有关的行动，在阐释叙述的意义，由此，魔镜承担了其他叙述人无法承担的叙述功能。

不仅如此，对故事如何讲述，作者也不时以商榷性的方式对读者做了交代。在下部《命运和它忧郁的灰烬》中，李浩亲切地告诉我们，故事有许多种讲述方式，“可以从中间讲起，正叙或者倒叙，大胆地制造悬念，也可以来点时髦，完全撇开时间和空间，到最后再宣布，或者让小说中的人物宣布——在最后一刻，时间和空间的问题已经解决”。在叙述父亲的爱情故事时，李浩说，他可以用互文的方式来讲故事，于是，他先是讲述米兰昆德拉《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的爱情絮语，而魔镜则讲述了牛郎的故事。我的理解是，李浩在此并非要玩弄先锋小说的叙述方式，也并非是对现代主义小说方式致敬，这些多元的叙事视角，实际是他科学化的小说写作观的立体呈现，故事架构按照叙述人的转换可以从不同侧面展现生活、人与世界的多维关系。就是说，按照西方叙事学的观点，李浩这部四十万字的长篇是一种科学化的叙事架构，在小说叙述中插入类如戏剧的文本、柳琴唱词等其实都是近来小说叙事科学化的故事架构产物。

无论科学或科学主义是一个好词或是坏次，它都是对现代中国影响较大的思维观念及思想方式，作为人文学科的长篇小说以细节科学、架构科学的方式呈现一个带有强烈人文历史色彩的故事，这是不是一种特别的李浩意味。李浩一直有个观点，他认为小说写作完全可以用科学化的方式来实现。现代科学文化似乎已然具有了一个文学假面，对此，我未必完全同意，毕竟人文学科需要一种基于人与世界的感性，但李浩从细节到架构的故事讲述方式，以一种突出的科学性体现了中国本土小说创作现代科学方向的努力，其科学化的书写因而具有了独特的本土创造意味，我们阅读到的父亲及其家族的命运，直接、简单而深刻，父亲的故事因而形成了一种内在人文反思。

文革：李浩的腔调

以科学化的方式来讲述父亲的故事，叙述内在指向的其实是文革，文革是指向，是背景，是历史，父亲及其家族的命运故事因着文革以及文革背后的中国，显示出独有的中国性。李浩也许会辩解，我说的就是父亲以及父亲的父亲的故事，为什么说这就是文革叙事。没错，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父亲的故事，以及父亲的父亲的故事。反过来看，我们七零、八零后一代人的父辈都是谁，他们生长生活的年代是不是文革最为汹涌澎湃的时代。说父亲的故事，其背后定然无法逃离文革的大历史背景，所以，在逻辑关联上，毫无辩驳的是，父亲的故事，也就是文革的故事，“镜子里的父亲”也是“文革中及文革后的父亲”。

稍微梳理一下文革叙事，从文革后的伤痕反思小说，到后来的先锋小说、新历史小说，及至新世纪以来的诸多小说，都可见当代文学直面这一影响中国几代人、影响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重大事件。就历史文化层面而言，文革是现代中国绕不过去的坎。本来隔的时间越久远，越应看清历史的真面，然而，直至今天还有许多或左或右的干扰，让思想文化界难以就此作出有效的清理。在西风吹拂或现实左右下，我们依然很难切实认清文革对我们这个国家及群体、个体的影响。我以为，小说叙事于此理应有深切的发现能力，从个体叙事的角度切入文革，追问文革中的个体命运，这是文学叙事理应具有的历史文化担当。确实，从王朔的《动物勇猛》，以少年血脉贲张的视野来看文革，到苏童以儿童视角审视那个年代的个体成长与记忆，王小波、余华、韩东、莫言、张炜等许多当代杰出作家于此都有独到书写。显而易见，他们都有自己的视角与发现，作为亲身经历了文革、有文革时期丰富生活、成长经历的王小波、余华、韩东、莫言、张炜们，他们的叙述是属于上一代人的，那么，七零后这一代呢，是否还能有自己的独特发现与书写。

《镜子里的父亲》的便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文革，是值得考量的年轻一代的文革叙事。李浩的叙事没有血脉贲张的余华暴力，没有苏童带着忧伤的成长记忆，没有李锐的过于苦难的记忆，他以一种科学化的有限视角与全知视角相结合的方式来讲述一段文革故事，全面、深入、贴切。相信李浩在小说写作前一定做过不少文革戏剧、新闻史料研究，在李浩的文革叙事中，可以看到他以戏剧、歌剧、科学知识等多种文本介入写作，带来文革叙事的新向度。例如叙述大学里的文革场景书写，文革中无时不有的毛主席语录背诵，父亲通信中写道的四个大娘学毛选，在战斗队父亲的结婚场景，这些新闻报道、戏剧、歌剧等文本叙述具有较强烈的现场感。这些飘飞的文字渲染的历史场景似乎很容易将我们带回文革历史情境中，李浩的文革叙事似乎因此便有了一种更为真实的飞翔感。与此对应，作为叙事者的魔镜不时出现，魔镜与叙述人的对话，七枚镜子的对话，对自身文本讲述方式的强调，从不同角度观照父亲以及父亲生活成长的文革时代，再加上科学化的细节描绘，诗性的叙述语调，带有现代特质的语言，多种互文并行的方式，李浩的文革叙述形成了七零后这一代人的历史反思与审视，这部长篇也便产生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科学主义混合式的飞翔。由文革现实、历史反思到诗性思考，属于李浩的以及我们这一代人的文革具有了独特的叙事向度。

由此而言，李浩的文革叙事有着自己的腔调，全书百分之八十的篇幅讲述了一个家族、两个父亲的文革故事，不能不说这是属于李浩的文革，与余华、王小波、莫言等前辈们的文革有着鲜明的区分，与鲁敏、魏微等其他七零后小说家的文革叙事也有较大差异，李浩将现代主义，先锋，还夹杂着科学主义、现实主义掺杂到一部四十万字的长篇中，混合的叙述行动呈现出属于这一代人的文革新面目，这是李浩的文革。

    然而，七零后、八零后显然是文革后的一代，很少有文革时期的生活体验，尽管李浩自认为当过几年“公社社员”，似乎具有回应文革的正当性，具有直面文革、追问这一历史事件的合法性，但毕竟那已是文革后期，其记忆多少是童年的朦胧背影，我倒觉得他应该更多地将文革对父亲及其后几代人的影响坐实来写。因此，其百分之八十的篇幅耐心地讲述文革中的父亲是厚重贴切的，而其后百分之二十的篇幅来讲述文革后、改革开放中的父亲，则略微显得有些急促了。文革后，父亲历经改革动荡，因其懦弱、善良而遭着周围人的不屑，有一定的呈现，但，对读者而言，其命运转折中的情感逻辑似乎不太清晰，而且，后期父亲的故事也未能将文革这一历史波澜中成长的父亲与改革开放后的行动进行性格与命运上的有效对接，这是我的一个疑问，也或许正是七零后一代面对文革，要一直沉思与追问的吧。

                                              2015年3月30日 零碎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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