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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时期诗歌史纲
（1976——2007）
目录
第一章天安门诗歌运动
第一节文革时期潜在诗歌写作
第二节天安门诗歌运动
一、“四五”诗歌运动的历史还原
二、“四五”天安门诗歌的文本特征
三、争论中的天安门诗歌运动
第二章归来的歌
第一节概述
第二节“七月诗群”的诗歌
第三节“九叶诗群”的诗歌
第四节“壮岁归来”的诗人群
第五节连接两个时期的诗人
第六节在积蓄中喷发
第七节“传统”的延伸与深化
第八节“新边塞诗”派
第三章朦胧诗
第一节概述
第二节文革时期的地下知青诗歌写作
一白洋淀诗群
二芒克、多多的地下诗歌写作
三平民诗人郭路生
四黄翔的地下诗歌写作
第三节北岛的朦胧诗写作
第四节舒婷、顾城的朦胧诗写作
第五节杨炼、江河等的朦胧诗
第六节梁晓斌、王小妮的朦胧诗创作
前言
新时期诗歌史纲的主要时段为1976——2007年，有关朦胧诗的论述涉及到文革时期的地下写作，对“复出”诗人的论述会上溯到他们诗歌创作的早期。本史纲沿用“新时期”这一社会学概念，旨在以重要的诗歌现象为线索梳理30年来诗歌发展的历史，给诗歌爱好者提供一个阅读、研究的参考。
对中国新时期三十年的诗歌历史进行梳理是一项十分繁重的系统工程，它促使新时期诗歌史纲的撰写者必须思考并处理多方面的关系。经过反复思考，我们认为本史纲的撰写应遵循如下基本：1、以诗歌的文学性为本位、文化学的视角揭示新时期以来诗歌发展的大致轨迹。本史纲所选用的一些诗歌作品大都带有很强的文学性，审美特性应该成为诗歌文学性的核心标志；在把握诗歌的审美特性的前提下，将诗歌的发生、发展置放于文化环境这一大背景中来研究。2、以史学的思维方式解决新时期诗歌发展中的继承与革新、雅与俗、新时期诗歌分期等诸多问题，它要求新时期诗歌史纲不能只是诗歌事实的简单罗列，而必须要对诗歌发展中存在的普遍规律作出揭示。3、事实优先、以史促论、史论结合。占有大量翔实的一手新时期诗歌资料是本史纲写作的最基础最扎实的前提工作，它的重要性甚至可以说贯穿在整个史纲的撰写过程之中。没有认真研阅大量的史料，就不可能把握新时期诗歌的脉络、清晰地描述出其承传流变的过程，更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事实证明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有关新时期诗歌的重要结论都不是人为的标签，而是与客观的诗歌事实紧密相连的。本人在撰写史纲的过程中始终遵循着从诗歌现象入手这一原则，并参照他人的诗歌评论，因此新时期经典性诗歌文本、评论家的文章成为本史纲撰写的重要史料和思想来源。
由于受到诗歌史料和审美距离等的限制，新时期诗歌还有很多课题有待进一步研究，诸如文革时期的地下经典诗歌作品的认定、朦胧诗之后诗人移居海外的创作状况以及最近几年出现的诗歌流派等。因此，本史纲的撰写带有极强的挑战性质，同时它在一定意义上也填补了中国文学史关于21世纪诗歌研究的空白。
必须说明的是，本史纲只概述中国大陆的重要诗歌创作现象。同时由于史纲的简约性致使一些诗人尚未提及，而一些经典性的诗歌文本、评论文章不能全文（或部分）引入，它们或许应由《新时期诗歌经典》《新时期诗歌评论》两部书来完成。
第一章、 天安门诗歌运动
第一节、 文革时期潜在诗歌写作
文革时期诗歌创作表现为“显在写作”和“潜在写作”两种现象：“显在写作”是指可以公开发表在国家报刊上的主流诗歌创作；“潜在写作”是指在特殊环境下秘密传播的“地下诗歌”写作。潜在诗歌摒弃了“代言”的角色，往往采取自我的视角，真实地抒写自己的生命状态，记录特殊年代里的心灵苦难和政治抗议，具有极强的个人化的情感体验。
从后来披露的资料看，“文革”中秘密写诗的，有一部分是在当代受到迫害，被剥夺写作权利的诗人。如因胡风集团案件罹难的胡风、牛汉、绿原、曾卓；在“十七年”多次受到批判，“文革”中被“流放”到闽北山区劳动改造的蔡其矫；“文革”中被关押在山西监狱中的聂绀弩；50年代成为右派分子、“文革”中再次受到迫害的昌耀、流沙河、公刘、周良沛；“中国新诗派”（九叶诗人）的穆旦、唐湜等。有不少诗写于监狱、“牛棚”、“五七干校”等特殊环境。诗人特殊社会地位和身份，决定了诗歌写作方式、保存和流传都有着特殊的方式。文革时期潜在诗歌写作活动的另一部分主要发生在知青之中，知青写作在当时最具有叛逆和异端色彩。文革中的知青秘密诗歌写作，最有名的是白洋淀的诗歌活动（在80年代之后，被称为“白洋淀诗群”），代表诗人有根子、多多、芒克、林莽、方含等。在北京、山西等地的一些青年，如北岛、江河、严力、郑义等，也不时造访这里，与之建立了程度不同的联系。这批知青诗人的诗歌以手抄本、交换、口传的方式存在于当时的地下诗坛。
文革时期潜在诗歌写作的诗人成为新时期伊始中国诗坛最具生机活力的诗歌群体，他们所诞生的“归来的歌”和今天派（后发展为朦胧诗派）直接影响了新时期以来中国诗歌创作和发展。
第二节、 天安门诗歌运动
1976年春天的天安门“四•五”诗歌运动是文革时期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同时也是文革时期地下潜在诗歌写作的一次集中体现。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噩耗传来，举国上下，万分悲恸。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组成的“四人帮”反党集团，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他们肆无忌惮地散布流言蜚语，继续诬陷周总理，不择手段地压抑和阻挠人民的悼念活动，进一步加快了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步伐。“四人帮”愚弄民众、强奸民意等种种倒行逆施，让中国人民更加看清了“四人帮”的丑恶嘴脸。被激怒的全国亿万群众，冲破“四人帮”的重重禁令，以各种方式举行了对周总理的悼念活动。三月底，南京首先出现了反对“四人帮”、保卫周总理的大幅标语，在郑州、福州、西安、太原等地也相继举行悼念活动。四月五日前后，在全国的心脏北京，数百万群众汇集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用泪水、黑纱、白花、诗词、挽联、花圈、誓言、讲演、血书……表达对人民的好总理的刻骨铭心的哀思，怒斥和声讨“四人帮”的滔天罪行。
“四•五”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在同“四人帮”英勇斗争的日日夜夜，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张贴了成千上万首诗词。这些诗词是普普通通的工人、学生、农民、战士、干部……表达的对周恩来同志深沉的爱和对“四人帮”无比的恨。“四五”运动最终被镇压，天安门诗歌被“四人帮”诬蔑为“反动诗歌”，它们的作者和诵者、抄者都遭到了残酷的迫害。但是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保护、珍藏着那些诗歌。天安门诗歌运动的诗歌重见天日是在“四人帮”垮台以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16位教师以“童怀周”为笔名编选了《天安门革命诗抄》，七机部502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编了《革命诗抄》，《世界文学》编辑部的《心碑》，都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据“童怀周”的组织者汪文风回忆，在《天安门诗抄》正式出版之前，天安门诗歌已经向海内外公开发行了200多万册。随着天安门运动正式平反，“童怀周”选编的《天安门诗抄》获得华国锋题写书名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天安门诗歌就完成了从“反革命诗词”向“革命诗词”的合法性转换，纳入到当代政治和文学的双重历史叙述之中。
“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在中国当代的文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作为中外文学史上特殊的文学现象，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留下了很多思考的空间：我们认为必须对这一特殊的文学现象进行客观公正的历史还原，重现其历史的本来面目，进而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分析把握天安门诗歌运动浓重的政治色彩；对天安门诗歌运动中主要的文体——古典诗词的艺术成就必须给予客观公正的艺术评价；对“四•五”诗歌运动在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和价值保持清醒的认识。
一、“四•五”诗歌运动的历史还原
“四•五”诗歌运动的历史还原对研究“四•五”诗歌运动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四•五”诗歌运动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因此随着历史当事人的辞世或对这一现象的淡忘，必然会使这一重要的文学运动的本来面目受到遮蔽。一部文学史乃是作者的复述史，而这种复述必将受到作者的视野、眼光、立场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因此，在历史的还原中必然要表现出还原中的变异，对“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的历史还原同样不能逃出这一宿命。
我们对“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的理解更多的是来自于所谓的经典性的教科书。
在当代文学史的教科书中客观公正地复述“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这一历史事实，这为青年读者提供相关的知识背景是十分必要的，同时也是编著者阐述自己学术见解的前提。无不令人遗憾的是，当前一些新时期文学史教材在有意无意回避对这一事实的历史叙述。
在对“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的历史定性及评价方面，当代文学史又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诸多似曾相识的表述，使高校中文系学生得到的相关文学知识成了相差无几的集体记忆，而历史事实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在单一论断中消失殆尽。
诚然，在一些学者那里还是体现出个人化的学术表述，诸如洪子诚、刘登翰主编的《中国当代新诗史》的有关“天安门诗歌运动”一节的表述是实事求是的，所作的总结和评价也是客观公正的。特别是在《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中作者提出了“1976年的‘天安门诗歌’，事实上也可能与某种政治力量的‘发动’有关”的思想。这一思想有助于我们对“天安门诗歌”真实性的思索，普普通通的工人、学生、农民、战士、干部……在“天安门诗歌”运动中所表现出的旺盛的政治热情和高度的阶级觉悟，这是我们必须贴近历史事实客观冷静加以辨析的。
二、“四•五 ”天安门诗歌的政治色彩及审美特征
天安门诗歌所带有的政治色彩是显而易见的，文学艺术只要与政治运动相关联，它本身的审美属性就会大打折扣，这是被无数的文学历史实践活动所证实的。天安门诗歌的政治色彩在中国的文学历史上是空前的。我们要思考的是，诗歌何以能成为“四•五”天安门运动的有力武器？这大概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相关，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历代统治阶级都十分强调诗歌的重要性，“兴于诗”“止怒莫若诗”“文以载道”“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等思想不绝于史。
丙辰清明前后在天安门广场张贴、朗诵和散发过的悼念性的文字主要为古典诗、词、曲、挽联、悼词、祭词、誓词，新体诗、散文诗等，无疑在这众多的表现形式中，古典诗词以其精炼、含蓄等艺术特色成为天安门诗歌运动的最主要样式。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重新思考：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反传统反封建的斗争中，大力倡导白话写作，并且诞生了以胡适、刘半农、郭沫若等为代表的一些优秀新诗，时隔半个多世纪，同样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人们为什么却几乎一致抛弃五四新传统所确立的新诗模式，而选择了古体诗词的艺术样式？
天安门诗歌通俗表达了普通大众的心声，其艺术水准的低下及良莠不齐，是显而易见的。用高度审美的艺术眼光来要求带有鲜明政治功利色彩的天安门诗歌，是不切实际的。但不可否认，像《扬眉剑出鞘》《向总理请示》等诗篇还是有一定的艺术性的。
三、争论中的天安门诗歌运动
在中国的历史上，一旦文学现象与重大政治事件相连，它就会带有非凡的意义。1976年是中国20世纪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领导人相继去世，“四人帮”垮台。中国的文学史的分期人们更多地愿意以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为标志，这就使本来就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天安门诗歌运动，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被众多学者赋予了结束一个“旧时期”或开启一个“新时期”的文学史意义。这种根据政治格局划分的方式在90年代开始受到激烈的质疑，一些学者更倾向于把起点定在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不过也有学者从寻找文学自身的界碑出发，以显示出与政治思维模式相区别的学术姿态。
中国新时期文学究竟以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为起始点，还是以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起始点的争论，这一争论的本身是否有实质性学术价值也是一个令人质疑的学术问题。以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起始点的文学史似乎无法绕开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文学史的撰写进行适当的历史回溯是必要的；而以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为新时期文学起点的学术观点又颇感其政治色彩过于浓厚，文学带有政治色彩这又源于中国文化传统。也许明智的做法是对它进行诗意的描述：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滥觞，它点燃了新时期诗歌艺术的圣火。
第二章 归来的歌
第一节 概 述
由于“文革”期间，大多数诗人都经受过程度不同的挫折、打击，因此，可以将大多数诗人都称为“复出”（或“归来”）诗人。但当代诗歌界更愿意把“复出”诗人理解为在50年代就受挫的那部分诗人，因此在新时期伊始如果按着“文学世代”的称谓，这批复出诗人可以说是“老诗人”（雷抒雁、曲有源、章德益等青年诗人在文革时期就已经开始创作或发表作品，虽然他们的年龄比较接近朦胧诗人，但是诗歌的风格接近“老诗人”，故将他们放置本章表述）。
这批归来的诗人群主要包括1955年因“胡风集团”事件而陷落的七月”派诗（胡风、鲁黎、绿原、牛汉、曾卓、彭燕郊、罗洛等），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的“右派分子”诗人（艾青、公木、吕剑、唐祈、唐湜、苏金伞、公刘、邵燕祥、流沙河、胡昭、梁南、昌耀、孙静轩、周良沛等），也包括于50年代退出诗坛的九叶诗人等众多流派和诗人。
诗人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写出优秀的诗章，这批归来的优秀诗人自觉地站在时代思想的高度上在历史的沉思中关注民族的命运和个人的生存价值，反思历史成为这批众多归来诗人创作的时代主题，既然历史在这里沉思，诗人没有理由不沉思这段历史。因此可以说这批优秀的诗人的“归来”与“复出”“沉思”几乎是同义语。 [size=-1]诗人艾青复出的标志是，1978年4月3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其一首短诗《红旗》。艾青这个名字21年后再次正式出现在报刊上，就其个人而言，这预示着他的另一个创作期的开始，而就整个诗坛而言，这意味着当代诗坛新时期的开始。在大约5年的时间里，艾青创作了二百多首诗，1980年他出版了复出后的第一部诗集，并命名为《归来的歌》。
同时期流沙河写有《归来》，梁南写有《归来的时刻》，公刘写有《沉思——读摄影作品〈最后的时刻>》等。
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我活着从远方回来了，
远得就像冥王星的距离，
仿佛来自太阳系的边缘。
——流沙河：《归来》
我欣然回归世界，世界也座落心里。
一条环海的黎明光带，给我的心绣上了花边，
是祖国的微笑婉约形成。我的心被怀念擦洗的犹如明镜，
她也归来了，望着自己豆蔻花似的年轻……
于是心，在最美的渴望里变得广深。
——梁南：《归来的时刻》
这一时期诗人们的诗凝聚着历史的沧桑，他们最初的创作带着某种“自白”的性质。几乎所有复出的诗人都有以“归来”为主题的诗篇，“归来”的情感渗透在几乎所有复出诗人的思维中。“自白”式的吟唱既是对异常时期生存状态的描述，也是对异常状态下历史某一侧面的描绘。历史影响着一代人，一代人有用诗歌来映射历史，表现历史。历史的劫难改变了诗人们的生存状态，虽然伤痕累累，却使他们的情感更加深沉而真挚，虽然历尽磨难，却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深入观察，仔细思考。以“历史反思”为核心的理性思辨倾向充溢在诗人们的作品之中。
第二节 “七月诗群”的诗歌
“七月诗派”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很重要的诗歌流派，它因大力提倡新诗的胡风主编的文艺半月刊《七月》（1937——1941）而得名。《七月》在皖南事变后被迫停刊，《希望》月刊（1945——1949）和《泥土》《呼吸》等杂志成为后期“七月”派的新的活动阵地。该诗派的主要成员除组织者胡风、奠基者艾青和田间之外，还有亦门（阿垅）、鲁藜、邹荻帆、冀方、天蓝、绿原、牛汉、曾卓、贺敬之（艾漠）、彭燕郊等人。他们强调诗歌中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历史与个人的融合，多写自由诗，其中又以政治抒情诗为主。他们出版过《七月诗丛》《七月文丛》等。
建国后，该诗派领导人胡风被批判，该诗派走向衰落。文革后，牛汉等编辑了诗集《白色花》，著名的七月诗派重新引人注目，绿原、牛汉、曾卓等人在新时期的诗歌创作，特别是那些最感人的诗篇，大都记录了他们在建国后所经历的“苦难历程的心理内容”。
一、艾青
艾青是中国新诗坛上一位重要的诗人，是时代的鼓手，为新诗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诗唱出人民的生活与心声。从早期“吹芦笛的诗”到建国后“归来的诗”是艾青诗歌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
艾青(1910——1996)原名蒋海澄，浙江金华人。1928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国立杭州西湖艺术院。1929年在林风眠校长的鼓励下到巴黎勤工俭学，在学习绘画的同时，接触欧洲现代派诗歌。1932年5月回到上海，加人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并组织春地画社。1937年抗战爆发后到武汉，1938年初到西北地区，同年到桂林，任《广西日报》副刊编辑，又与戴望舒合办诗刊《顶点》。1940年到重庆任育才学校文学系主任，不久赴延安，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工作。此时1944年获模范工作者奖状，并加人中国*。1945年10月随华北文艺工作团到张家口，后任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领导工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到黑龙江农垦农场劳动，1959年转到新疆石河子垦区。1979年彻底平反后，写下《归来的歌》《光的赞歌》等大量诗歌。
1978年4月3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艾青的一首短诗《红旗》。这是艾青在时隔21年之后第一次在报刊上正式出现，它的意义远远超出这首诗的价值本身。作为一种标志，它预示着艾青漫长创作生涯中另一种新的时期的开始，也意味着当代诗坛一个新的局面的到来。1978年艾青复出以后，重新进入了自己创作的青春期。在大约5年多时间里，共写了二百多首诗，出版了《归来的歌》（1980）《彩色的诗》（1980）《雪莲》（1983）三部新诗集和一部诗论集《艾青谈诗》（1983）。他复出后最先引起轰动的作品，是一首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长诗《在浪尖上》。从这首诗中不难看出，归来的艾青给人们留下的依然是一个政治诗人的形象。复出后的艾青所写下的比较优秀的诗篇有：《听，又一个声音》《清明时节雨纷纷》《窗外的争吵》《迎接一个迷人的春天》《光的赞歌》《古罗马的大斗技场》《向海洋》《鱼化石》《互相被发现》《盆景》《冰雹》等。
艾青是新时期复出诗人的标志性人物，他一生从事诗歌创作六十余年，是许多重要文学事件的见证人。他在中国二十世纪诗歌史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但综观他的创作实践，无疑三、四十年代是他诗歌创作的高峰。他的《大堰河——我的保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作品传达了时代的声响、传达了中国人民的情绪、愿望，深切地表现了悲苦的民族在悲苦时代的忧愤和痛苦。
二、牛汉
牛汉（1923——）原名史成汉，山西省定襄县人。抗日战争期间在陕甘地区读中学、大学。1940年发表作品，主要写诗，是“七月诗派”的重要成员，1955年由于受胡风事件的牵连，遭到两年的拘捕囚禁。“文革”期间，又被关入“牛棚”，从事强制性劳动。70年代初，创作了不少诗歌作品，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华南虎》《悼念一棵枫树》《半棵树》等。已出版诗集《彩色的生活》《祖国》《爱与歌》《温泉》《海上蝴蝶》及自选集《蚯蚓和羽毛》等，参与主编中国现当代诗选数部。从事文学编辑工作半个多世纪，现为中国作协全国名誉委员、中国诗歌协会副会长。
牛汉是40年代成长起来的诗人，经过了长期的坎坷磨难之后，在中国文学的新时期，他又恢复了诗的活力。他的诗集《温泉》荣获中国作家协会优秀诗集奖。牛汉的诗，兼有历史的深度和心灵的深度，兼有对于社会现实的体验和生命的体验，兼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牛汉自述说，他三四十年来，喜欢并追求一种情境与意象相融合而成形的诗。这种诗，对于现实、历史、自然、理想等的感受，经过长期的沉淀、凝聚或瞬间的升华和爆发，具有物象和可触性。诗不是再现生活，而是在人生之中经过拚搏和一步一滴血真诚的探索思考，不断地发现和开创生活中没有的情境，牛汉说他每写一首诗，总觉得是第一次写诗，它与过去任何一首诗都无关系，怀着近乎初学写诗时的虔诚和神秘感。在人生和诗歌领域，不停地抗争、探索、超越、发现，没有发现新的情境，决不写任何一行诗。评论家当然可以从他几十年的诗作之中看出来可寻的轨迹，而事实上他一生的创作，是奔突飞驰的，不是有岸的河流。他宁愿在创作中一生不成熟、不老练、走不到尽头，生命永远带着令人可叹的新的创伤。
在“复出”诗人中，牛汉是成绩显著，并对自身的局限做出不断调整的超越者。可以说他几乎所有优秀的诗篇都源于自己曲折苦难的人生遭际，他的诗作与自己的一生紧密相连。
作为一名杰出的诗人，牛汉在八九十年代与许多青年诗人建立了亲切、平等的关系。特别是在“新诗潮”诗歌探索出境艰难的时候，他坚决伸出扶持之手。在任文学刊物《中国》（1985——1986）执行副主编期间，积极支持“新生代”诗歌，使一大批有创作潜力的年轻诗人脱颖而出。
2004年获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北斗星奖。评选委员会的授奖辞：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牛汉创作了大量足以传世的短诗、长诗和散文诗，对时代，对历史，对诗人和读者，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始终与祖国和人民共患难，像守护生命一样守护着诗人的本色和使命。他始终坚持通过痛彻入骨的生命体验的抒写，去触及时代的重要课题。他的身上始终流淌着古典诗歌优秀传统的血脉。他从不依赖文化知识和理论向导写诗，始终表现出难以驯服的艺术个性。他以巨大的成就回报了诗歌和苦难对他的双重眷顾，并激励当代诗人不断创新。
三、绿原
绿原（1922——），本名刘仁甫，又名刘半九。湖北黄陂县人。1940至1944年就学于重庆复旦大学外国文学系。1949年前从事英语教学工作；1949年以后从事新闻工作、对外宣传工作、外国文学编辑出版工作。1955年因胡风集团案件受“隔离审查”。1987年离休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岗位。1942年开始诗歌创作，著有诗集《童话》《又是一个起点》《集合》《人之诗》《人之诗续编》《另一支歌》《我们向海走》等。80年代绿原引人瞩目的几首诗，是标明写于受囚禁年月的《有一个哥伦布》（1959）、《重读〈圣经〉》（1970）等。
作为一个富有进取精神的“七月诗派”的代表诗人，绿原的诗歌创作一开始就从活的现实生活中，而不是从书本或其它先验的题材来源，吸取自己的有待酝酿的诗意；而且立志回避和拒绝对于西方颓废风格的生硬模仿和庸俗社会学的诗歌政治化，走人道主义的现实主义道路。这位“四十年代青年的歌手”，他的一些关于抗日战争的战斗爱国主义代表作经常被青年们在上海、北平、武汉、重庆等地的群众集会上朗诵。即使到了今天，一些当年的青年读者依然记得并能背诵他的诗作中的警句。
从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绿原半个世纪的诗歌生涯是坎坷的。他深刻体验过人民的忧患，并为诗而受过苦难，其中甚至包括了几乎25年的“被迫沉默”。但不管在怎样的情况下，他作为诗人的本色不变。他信奉“诗人的坐标是人民的喜怒哀乐，人民的代言人是诗的顶峰”，坚持与人民打成一片，与他们同呼吸共甘苦，从他们的生活和历史中获取灵感与力量，为人民写作，为时代吟诵。
为了把好的诗作献给读者，他非常用心在诗歌艺术上的艰苦探求。由于他有博古通今的学识，又通晓英、德、法、俄语，所以除了深受中国古典诗歌熏陶外，还能从外国诗歌中汲取营养。同行们评论：读绿原的诗，“他深邃圆融的风格，富于哲理的意象，凝炼流畅的语言，都使人耳目一新。”
四、曾卓
曾卓（1922——2002），原名曾庆冠。笔名还有柳红、马莱、阿文、方宁、方萌、林薇等。湖北武汉人，原籍湖北黄陂。1936年加入武汉市民族解放先锋队，武汉沦陷前夕流亡到重庆继续求学，并开始发表作品。1940年加入全国文协，组织诗垦地社，编辑出版《诗垦地》诗刊。1943年入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学习。1944至1945年从事《诗文学》编辑工作。1947年毕业后回武汉为《大刚报》主编副刊。1950年任教湖北省教育学院和武汉大学中文系，1952年任《长江日报》副社长，当选武汉市文联、文协副主席。1955年受胡风案牵连，被捕入狱。1957年因病保外就医。1959年下放农村。1961年调任武汉人民艺术剧院编剧。1979年底平反，调回武汉市文联工作。出版的诗集有《门》《悬崖边的树》《白色花》（合集）《老水生的歌》等，其中《老水生的歌》获全国第二届优秀新诗诗集奖。
在众多有影响的老诗人之中，曾卓是一位不以高产著称，却能写出让人百读不厌的优质诗篇的著名诗人。
早在二十世纪40年代，曾卓就以诗集《门》闻名一时。而在60年代以后，即蒙受冤屈历尽坎坷之后，他创作的一部分诗歌影响更为巨大，成为名篇。其中《悬崖边的树》传唱一时，成为其代表作之一，被称为“知识分子灵魂的活的雕塑”。
诗评家张永健教授认为，曾卓诗的最大特点就是：真挚展示自己的情感和灵魂，即使是感情中的弱点，也袒露无遗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他的诗都带有自白或自传的色彩，是从他负了伤的、痛苦的，然而坚强又充满青春活力的“骚动的灵魂”里喷涌出来的，凝结着血泪的爱与恨。
曾卓诗的感情是真挚的，形象是鲜明的，因此，无论是“荒凉的峭崖上”的“美丽的花朵”（《寂寞的小花》），还是“暴风雨中”失去复“会”的两只小船（《两只小船》），抑或是“从感情的沙漠上来的”“饥渴、劳累、困顿”的“旅客”（《有赠》）；无论是“在高空自由地盘旋”的鹰（《呵，有一只鹰……》），还是“即将倾跌进深谷”的树（《悬崖边的树》），抑或好似“怀念大海，向往大海”的老水手（《老水手的歌》）……这些生动、鲜明、独特的形象，都有着浓厚的历史感和时代感，都融合着一种坚强、无私无畏、真诚、坦荡的人格力量，引起读者广泛的联想和强烈的共鸣，从而进入人们的心灵。
第三节 “九叶诗群”的诗歌
九叶诗派，是在40年代中后期形成的一个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结合的诗歌流派。以《诗创造》（1947年7月创刊）和《中国新诗》（1948年6月创刊）等刊物为主要阵地，聚集了一群以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曹辛之）、郑敏、唐祈、唐湜、袁可嘉、穆旦等为代表的自觉的现实主义者。这个诗派过去被称为“现代诗派”或“新现代诗派”，直到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九人诗选《九叶集》后，才有“九叶诗派”之称。
九叶诗人均接受过高等教育，多数学习西方语言文学，有较深厚的中外文学修养，熟悉西方现代诗的分化流变，其创作与理论在当时独树一帜，曾引起争议。艾青评价“他们接受了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采取欧美现代派的表现技巧，刻画了经过战争大动乱之后的社会现象”。大体来说：在思想导向上，他们坚持与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共振合拍，主张保持诗与人生现实的平衡，但不满足浮光掠影的表象描写，追求深入现实的综合表现。在诗艺探索上，他们倾向接受西方诗歌尤其是以艾略特、里尔克、奥登等为代表的欧美现代诗成功的艺术经验，建构新的适应时代的抒情模式和语言意象系统，为诗坛带来生气和新变。
穆旦（1917－1977），原名查良铮，祖籍浙江海宁，生于天津。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两年后从军担任翻译。1948年赴美留学，1953年归国在南开大学外文系任教，“反右”和“文革”期间受到冲击、迫害。他在20世纪50至60年代以梁真的笔名翻译出版了不少俄语与英语作品。他是“这一代诗人中最有能量的，可能走得最远的人才之一”。20世纪40年代出版了三部诗集：《探险队》《穆旦诗集（1939-1945）》《旗》。去世后，出版的诗集有《穆旦诗选》《穆旦全集》等。
在40年代，处于创作高潮的穆旦，被认为是最能表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令人痛苦的自觉性”的诗人。他的创作昭示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转向和更大发展。
也许出于某种预感，在中断近20年后，在生命最后的半年时间里，穆旦拿起笔，为当代诗坛留下了《智慧之歌》《演出》《冥想》《自己》《停电之后》《秋》《冬》等二十几首诗作品，这些作品均发表在诗人去世后的八九十年代。
晚年穆旦的诗，节奏趋于平缓，用语也朴素、冷静，为回想的语调所笼罩。生命的回顾虽近于哀痛，但仍不放弃对于温暖的期待。在《春》《夏》《秋》《冬》四首诗中，作者以严冬为基点去回望曾有过的春绿和秋熟，追求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使这一组诗具有繁复交错的多重情绪结构。
辛笛（1912——2004）是九叶诗人中的长者，原名王馨迪，笔名心笛、一民、牛何之、辛笛。祖籍江苏淮安，生于天津市。30年代曾就读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和英国爱丁堡大学。著有诗集《珠贝集》《手掌集》《辛笛诗稿》《印象•花束》等。
辛笛的诗创作开始于30年代，40年代已经比较成熟，成为有影响的诗人，复出后他已近70高龄，但仍然活跃在诗坛上。
他在80年代初的诗，少有“复出”诗人常见的苦涩追忆和沧桑慨叹，更多是讲述春天归来的喜悦。因此，海外一评论者认为，“他的诗结束在一个‘希望’的感叹号中”。无可否认，辛笛复出后的诗常有急迫地叙说、议论的冲动，某些既定概念的纠缠，也抑制了感觉、情绪触角的伸张。这也许是复出诗人普遍带有的诗歌倾向。
郑敏（1920——）笔名晓鸣。福建闽侯人。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1952年获美国布郎大学英国文学硕士学位。1956年回国，历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有《诗集(1942--1947)》《寻觅集》《心象》《早晨，我在雨中采花》《郑敏诗集》。2000年出版的的《郑敏诗集》，收入她“重返诗的国土”之后的作品。
郑敏复出后的第一首诗是《诗阿，我又找到了你》，它构思于1979年秋在参加了与辛笛、曹辛之、唐祈、陈敬容等为编辑诗合集《九叶集》而举行的聚会回家的路上。当代诗歌界认为她写于1986年的《心象》是她走出早期的诗歌语言，找到适合新的自己的风格的标志。从《心象》开始，“超验力量”，特别是“死亡”是郑敏不断涉及的主题。组诗是郑敏最常用的诗体，代表作有《诗的交响》《裸露》《心象组诗》《不再存在的存在》《蓝色的诗》《秋的组曲》《生命之赐》等。写于90年代初的十四行组诗《诗人与死》，是评论界和作者都重视的作品。作品的写作源于“九叶诗人”陈敬容和唐祈的相继辞世，作品围绕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这一中心展开。她的《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的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等文章，是新诗历史上持续不断的反省的回声与延续。
陈敬容（1917——1989），四川乐山人。1935年开始发表诗文，40年代后期，参与刊物《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的工作，出版诗集《交响集》《盈盈集》。1979年重新写作后出版诗集《老去的是时间》，并获1986年全国优秀新诗集奖。
唐湜（1920—2005）浙江温州人。1943年考取浙江大学外文系，开始真正的诗艺探索。1954年任《戏剧报》编辑，1957年被打为右派分子，后回到了故乡温州。出版的诗集有《骚动的城》《英雄的草原》。文革后重新发表作品后，著有诗集《海陵王》《幻美之旅》《泪瀑》《春江花月夜》《蓝色的十四行》等。
唐湜是“九叶诗人”在当代作品最多者。
作为一个忠实于艺术的精灵，唐湜曾在诗坛上放过光芒，也曾从诗坛消失过２０多年。在粉碎“四人帮”后人们才又频频听到他柔曼的芦笛声。唐湜先生再度崛起，引起了文坛的注目，他的大起大落的坎坷生涯和他在苦难中创作的大量诗篇，被文坛称之为“奇异的心理现象”。
在特殊的环境下，唐湜自觉地进行艺术追求，用许多精力来写作以历史和传说为题材的叙事诗，代表作品为十四行体抒情长诗《幻美之旅》：“幻美之旅是一个精神巡礼的行程，一次生命航行的悲剧，那是个歌人对美的幻想，对生命的诗的不断的追求，经历过一连串不幸的苦难而到达那最后的幸福的奋飞。”
在当代，唐湜是最为专注地运用十四行体进行实验的诗人之一。对于他近些年来在诗艺上的追求，他做了这样的表白：我“要求自己返璞归真，归于最朴素的真实，最恬静的抒写。我要以坦率的散文笔致追求一种诗的纯度，展开一片诗的纯静美或纯诗的美。”
第四节 “壮岁归来”的诗人群
“壮岁归来”的诗人群是“归来诗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指50年代诗坛出现的年轻歌手，1957年被错误划为“右派分子”，他们重新归来时已经步入中年，主要代表有：公刘、邵燕祥、白桦、流沙河、周良沛、孙静轩、梁南、昌耀、林希、赵恺、王辽生等。他们复出后带着受伤的心灵以充沛的激情唱出既悲怆又奋进的归来之歌，成为新时期伊始中国诗坛一道亮丽的风景。
一、公刘
公刘（1927年—2003年），原名刘仁勇，又名刘耿直。江西南昌人。1949年入伍并开始写诗。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军旅诗人，他也曾满怀热情地加入了建国之初的颂歌大合唱，如《西盟的早晨》《五月一日的夜晚》《上海夜歌》和《运杨柳的骆驼》等都是当时有影响的作品。1958年被划为右派，遣送山西工地服劳役。60年代初曾发表过一些诗作。“文革”中再次遭受磨难。1977年重新发表作品以来，又发表有《沉思》《星》《十二月二十六日》《读罗中立的油画（父亲）》等反思作品。出版诗集《尹灵芝》《白花•红花》《离离原上草》《仙人掌》《母亲——长江》《骆驼》《大上海》《夜梦钞》《刻骨铭心》《男船北马》等，散文集《酒的怀念》等。其中，发表于1979年的诗集《白花•红花》、1980年的诗集《仙人掌》更是代表了公刘复出后的诗歌风格。诗集《仙人掌》获全国第一届新诗诗集一等奖。大量作品被翻译成各国文字。
正视现实、直抒胸臆是公刘诗歌创作的灵魂。他说：“诗人可以不写诗，但不可以背叛诗”。在艰难险恶的生存环境中，诗人用敏锐犀利正义的诗行抒发了一位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良知。表现中国农民苦难与命运的《父亲》、解剖自我的《解剖》、凭吊张志新烈士的《呼喊》《刑场》等，都因接近生活的本相所表现出来的高度的艺术真实性而受到人们的喜爱。
将对现实的强烈关注、对历史的深沉反思和哲理的思辨融为一体，是公刘复出后诗歌创作的又一鲜明特色。“既然历史在这儿沉思，/我怎能不沉思这段历史？”（《沉思》）它概括了新时期诗坛的总体时代特征，又显示出诗人诗歌鲜明的个性特征。诗人善于在历史的沉思中思索现实，把现实的政治问题同历史联系起来，在艺术的叙述与抒写中做出理性的评价。在《*者及其家属》《车过山海关》《乾陵秋风歌》《大森林》等诗中，诗人提出民主与法制、诗歌与政治、历史与现实等诸多人民关心的重要问题，诗作中历史的审视、现实的忧患与未来警示的交融，极大地加强了思想的深度，拓展了艺术的空间。
二、邵燕祥
邵燕祥（1933——）浙江萧山人。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他的第一本诗集《歌唱北京城》(1951)和第二本诗集《到远方去》（1955），收入50年代初期写的抒情诗，其中一些表现了年轻一代的理想和激情，又有个性色彩的诗，为他赢得了读者的最初的声誉。由于他的诗和杂文中触及某些不公正和反民主的社会现象，受到批评和斗争。在1962年春有些解冻的迹象，他得以写了一个剧本，发表了几首诗和一篇小说，但不久后又遭到批评，直到1978年，他被剥夺发表作品的权利达20年之久。他在1979年初恢复政治名誉。从1980年到1986年，出版了《献给历史的情歌》《在远方》《如花怒放》《迟开的花》《邵燕祥抒情长诗集》等八部诗集和诗选，还有诗评集《赠给十八岁的诗人》《晨昏随笔》，杂文集《蜜和刺》《忧乐百篇》。从1980年前后发表《切不可巴望好皇帝》等杂文开始，又写了大量的杂文，批评各种社会弊病，80年代中期以后，致力于杂文写作。
邵燕祥始终抱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进行创作。正是这种责任感让邵燕祥复出后的诗歌中包含了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剖析。让他的诗歌呐喊出整个民族的声音，在呐喊中隐含着他的痛苦与激愤。他的《含笑向七十年代告别》中就主要收录了他以反思为主的作品，这里既有对时光已逝，往昔不再的感慨，也有对以往创作风格的告别。20年的痛苦经历让诗人想的更多，看的更远。此后，诗人更加注意诗歌中的情感表达，这在他的诗集中都有明显的体现。诗集《邵燕祥抒情长诗》收录了邵燕祥1982年以后创作的13首抒情长诗。在宏大的时间与空间、历史与现实中，人是一切的创造者，史诗般的结构试图把握整个时代的精神。
三、流沙河
流沙河（1931—）原名余勋坦，四川金堂县人。1957年1月流沙河、白航等四位年青诗人在成都创办《星星》诗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流沙河借物咏志的《草木篇》及其他作者的各种流派的好作品，在全国一枝独秀，深受读者欢迎。作品以白杨、藤、仙人掌、梅、毒菌为赋，抒发爱憎之情，寓意颇深。“反右”开始，《星星》被指控为“反党刊物”，《草木篇》则是最毒的“大毒草”。被错划为右派。此后，在省文联工作。1966年5月被迫回家乡做锯木工谋生，历时十二年。1979年底，身穿破棉袄的流沙河又回到《星星》编辑部。他一边在复刊后的《星星》作编辑工作，一边勤奋地写作。复出后发表了不少诗作，出版诗集《流沙河诗集》《故园别》《游踪》等，《故园六咏》荣获1979～1980年全国优秀新诗奖。他还致力于诗歌理论和台湾诗歌的评介工作，出版了《台湾诗人十二家》《隔海谈诗》等，现任《星星》诗刊编辑。
22年的光阴，22年的灾难，失落与伤感在诗人的心中不停的碰撞，这种情绪在《归来》《重逢》《故园别》《人和船》等作品中有不同程度的抒发。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在异常时期生活的酸甜苦辣，可以感觉到诗人的无奈与无助。22年的痛苦经历，不仅没有使他消沉，反而使他的诗更充满激情，更深沉感人。
四、胡昭、周良沛、孙静轩等
胡昭（1933—2004）本名胡忠臣，满族正白旗，吉林省舒兰县人。1957年反右斗争中诗人被打成右派，从此沉寂长达二十一年，1979年右派问题得以改正。出版诗集有《山的恋歌》《从朝霞到朝霞》《瀑布与虹》《人生之旅》、儿童诗集《雁哨》等。胡昭重返诗坛之后，继续赞美祖国大好河山和那些最可爱的人。曾经的苦难让诗人对人生、理想、爱情等美好事物产生了不尽的向往与追求。
周良沛（1933—）祖籍井冈山区永新。1949年4月参军，开始写诗。1956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枫叶集》。1958年起因故辍笔21年。七十年代末重新返回诗坛，出版诗集有《西窗集》《雪兆集》《饮马集》《挑灯集》《往昔的时光》等，主要是以被禁声时无法发表的旧作为主。这些诗将异常岁月的心酸痛苦凝聚在字里行间，渗透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
孙静轩（1930—2003）山东省肥城县人。复出后的主要作品有长诗《黄河的儿子》、诗集《抒情诗一百首》《孙静轩抒情诗集》等。
第四节 迟到的诗人
刘湛秋、刘祖慈、林子、王燕生、任洪渊等人的复出并没有引起读者太多的关注，他们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开始写作，但是由于政治原因，他们的创作之路没走多远就被摧毁了，他们的才能也因此被埋没。岁月改变了他们的容颜，改变不了他们对诗那份执着，重返诗坛是为了延续自己多年的梦，对于当时的诗坛来说，他们是迟到的一代。
一、刘湛秋
刘湛秋(1935—)安徽芜湖人，前期创作以散文诗为主，并集结出版了《写在早春的信笺上》（1979年）《温暖的情思》（1981年）。八十年代以来，创作的重心转向诗歌，出版诗集《抒情与思考》（1983年）《生命的欢乐》（1984年）《无题抒情诗》（1986年），其中《无题抒情诗》曾获中国新诗奖。
文革刚刚结束的几年里，刘湛秋的诗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抒情性。他的诗常表现出对人的生活和情感的体验、审查时的政治性，对动乱时期的谴责，对新的历史时期到来的喜悦。他的诗和同时期的大部分诗歌一样，有着特定的政治内涵，随着社会的变迁，注定淹没于历史的洪流之中。
在八十年代中期，刘湛秋一直被大学生誉为“抒情诗之王”，他善于观察人的内心情感世界，也用自己的诗表现矛盾复杂的社会人生。他没有把笔墨浪费在对痛苦、挫折、黑暗的描述上，而是“激发人们心灵中升起对美好的追求，对社会、对事业的强烈的责任感，对生活和大自然的热爱，对朋友、对亲人的关切，对爱情的执着的歌唱。”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维……
《无题》（组诗选—）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幻想
思想的天地没有栅栏
象风那样自由，和宇宙一样宽广
它比光的速度还要快
它比原子爆炸更有力量
它的面前没有任何禁区
探索就是它驰骋的疆场
请给它一片肥沃的土地
请让它自由自在地飞翔
失去思维的人就失去了生命
只有愚昧的人才害怕想象
思想的自由是最神圣的自由，
它胜过人间的一切死亡
当我们的肉体化做灰烬
思想的树却一代代在嫁接成长
选自《诗刊》(1984.7.)
没有不下台的演员
没有不下台的演员
也没有不散场的观众
鼓掌一百零一次
还是有一百零二次的落幕
走吧，雨点在无声飘落
泥土并不是它的墓园
只有长长的路是真实的
快乐地、热情地、认真地走吧
选自《刘湛秋的诗》，香港汇信出版社(1986)
其作品清新空灵，富有现代意识，手法新颖洒脱，立足表现感觉和情绪，既面对生活，又超越时空，毫不缺乏理性。他认为现代生活，使人们“得很累”，他提倡“轻诗歌”“轻松散文”“轻松的生活方式”，主张“以轻对重，以轻对累”，于己“既不受名利之累，也不为劣境所苦”，也就是以平常心看待荣华富贵与利害得失，心如明镜如水。淡化貌似严肃、正经的说教所带来人僵化、刻板、不近人情的生活方式。这种“抒情与思考”的结合使情感寄托在“思考”之上，与读者产生共鸣。
二、林子
林子（1935—），本名赵秉筠，云南昆明人，祖籍江苏泰兴。1957年开始发表诗作。1981年第一期《诗刊》发表了她的组诗《给他》中的11首，引起强烈反响，获1981年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诗作奖。诗作入选《中国新诗萃》、《中国新文艺大系》等20余种选集，并被译为多种外文介绍到国外。已出版《给他》《诗心不了情》《绿色的梦》等诗集。
林子写诗主张要有真情实感，“我的座佑铭是：‘用诗人的灵魂，铸造诗的灵魂。’一首诗你在写的时候如果觉得自己的感情地震有12级，能传达给读者也许只有10级；但要是你写的时候只有1级或2级地震，这样的诗还是不写为妙。没有积累，没有冲动，我是不会动笔的。因此，我诗歌的产量很低……”
《给他》是一组类似白朗宁夫人的十四行诗的组诗，抒发一位热恋中的少女对爱情特有的理解与表白，在诗坛上产生过轰动性效应，为林子赢得“中国的白朗宁夫人”的美誉。林子的爱情诗深受白朗宁夫人抒情诗的影响，从其诗中可见出这种印痕，但是，林子的诗表现的是以五十年代崇高精神价值的爱情，饱含着自己对爱情的独特感受。继当年的旧作之后，作者再次以《给他》为题，写了一些新作，但是已不如旧作那样具有饱满的情感了。
给 他（之三十三）
——林子
只要你要，我爱，我就全给，
给你——我的灵魂，我的身体。
长春藤般柔软的手臂，
百合花般的纯洁的嘴唇，
都在默默的等着你……
爱，膨胀着我的心；
温柔的渴望，像海潮寻找着沙滩，
要把你淹没……
再明亮的眼睛又有什么用，
如果里面没有映出你的存在；
就像没有星星的晚上，
幽静的池塘也黯淡无光。
深夜，我只能派遣思念的使者，
带去珍重的许诺和苦苦的思念，
它忧伤地回来了——你的窗户已经熟睡。
三、刘祖慈
刘祖慈、（1939—）安徽肥西县人。1959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八十年代以后，除写诗外，开始散文、报告文学的创作。著有诗集《年轮》（1982年）、《我们是大运河的子孙》（1983年）、《五彩梦》（1986年）、《问云集》（1986年）等。诗歌《为高举的和不举的手臂歌唱》《我们是大运河的子孙》是诗人八十年代影响较大的诗作，它们体现出诗人把现实政治与深沉历史感加以结合的努力。创作于1983——1984年间的《春夜细雨》《陌上桑》《江南，在民歌里》等作品体现出诗人对生活情致较为单纯的美好感情体验的尝试与探索。
第五节 连接两个时期的诗人
李瑛、张志民、严辰、邹荻帆、方冰、沙欧、雁翼、严阵、梁上泉、韩笑、张永枚、纪鹏、柯原、韦丘、野曼、沙白、晏明、孔孚、晓雪、张万舒等诗人从五、六十年代走向新时期的诗坛，他们大多是在“十七年”取得成就并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诗人，在新时期仍保持“文革”前勤奋多产的特点，其成就超过了前期创作并有了新的突破 ，连接了诗坛由于政治被隔断的两个时期，其中以李瑛、张志民所取得的成绩最大。
一、李瑛
李瑛 (1926---)现代诗人。河北丰润人。少年时代家境贫苦﹐194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并开始在刊物上发表诗作。1949年春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此后，一直在部队从事文化工作，先后担任新华社部队分社记者、《解放军文艺》编辑、副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等职务。诗集主要有：《野战诗集》(1951)《战场上的节日》(1952)《早晨》(1957)《寄自海防前哨的诗》(1959)《静静的哨所》(1963)《红柳集》(1963)《枣林村集》(1972)《红花满山》(1973)《北疆红似火》(1975)《站起来的人民》(1976)《难忘的一九七六》(1977)《我骄傲、我是一棵树》(1980)《南海》(1982)《春的笑容》(1983)《美国之旅》（1985）《春的祝福》（1985）《江和大地》（1986）等。
李瑛在“文革”期间并未完全停止写诗和发表作品。他最受欢迎的作品是秘密写于1976年初的长诗《一月的哀思》,这首诗成为李瑛新的创作阶段开始的标志，此后李瑛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热情。诗人在保持固有艺术特色的基础上，也使自己的作品出现了一些新的探索性的因素。首先，努力从宏阔的社会政治背景，来把握和概括时代氛围、社会矛盾和人民情绪。代表作品有：长诗《九月献诗》《欢呼胜利的十月》《颂歌》《九月的汇报》等。其次，在追求从宽阔的角度来把握现实生活的政治事件和社会情绪的同时，李瑛审视和思考的层次也转向历史、人生、生命和自然。代表作品有：《夜过珍珠河》《海》《船》《石头》等。在想象和艺术的方式方面，也有新的变化。如《我骄傲，我是一棵树》。
二、张志民
张志民（1 9 2 6 —1 9 9 8），河北省宛平县（现属北京市）人。12岁读完小学，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1941年加入中国*。全国解放前，在部队做政治工作。1946年开始写散文和诗歌，1947年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反映土地改革运动的著名长篇叙事诗《王九诉苦》和《死不着》等。1949年出版叙事诗集《死不着》，深厚强烈的阶级感情，朴素新颖的艺术形式，受到广大读者热烈欢迎和文艺界的好评。同年出版了反映农民和士兵生活与斗争的短篇集《婚事》。1950年后发表了短篇集《一篓油》、《有我无敌》，长篇叙事诗《将军和他的战马》。抗美援朝中，他奔赴朝鲜前线，和志愿军生活、战斗在一起，写出了战地通讯集《祖国，你的儿子在前线》，1953年发表长诗《金玉记》。1955年参加农村合作化运动，写有歌颂农村新面貌的散文集《梅河散记》和诗歌集《家乡的春天》等。1956年深入海防前线生活，发表反映敌我斗争的中篇小说《飞云港》。1958年写了诗集《社里的人物》、《公社一家人》、《礼花集》、《村风》等。1963年出版了反映西北边疆生活的诗集《西行剪影》，1965年发表歌颂祖国南海人民斗争生活的《红旗颂》。粉碎“四人帮”后，张志民同志以一个人民诗人的敏锐和前所未有的热忱，创作了大量充满时代气息和历史责任感、饱含深沉思辩和哲理的诗歌和诗论，先后出版了《祖国，我对你说》《今情•往情》《边区的山》《梦的自白》《大海•苍天•人世》等2 0余部诗集和文论集，为新时期的中国诗坛增添了独特的光彩。他的诗歌语言凝炼，思想深刻，个性鲜明，雅俗共赏，是中国现当代诗歌创作继承与发展完美结合的典范之一。他的文学成就，为中国新诗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张志民是一位有风格、有成就、有影响的优秀诗人，作品深刻，充满激情，具有民歌特色，同时又很注意汲取古典诗词的长处和精华，为在民歌和古典诗词的基础上创造民族化、大众化的新诗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绩。
第六节 在积蓄中喷发
与李瑛等诗人不同，蔡其矫和黄永玉等人在五十年代或稍后一段时间，迫于政治或艺术氛围，有较长一段时间在诗坛上销声匿迹，直到七十年代后期才东山再起。那段隐没的时期的厚积使诗人们的新作得以博发，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
一、蔡其矫
蔡其矫（1918—2007）,福建省晋江县园坂村人。8岁随家庭侨居印尼泗水。1929年回国在福建泉州教会学校上完初中。1934年到上海升高中。在上海暨南大学附中读书时参加学生爱国运动，积极投身抗日战争这一民族伟大的救亡运动，开始写反映抗日斗争的作品。1936年至1938年，20岁的蔡其矫再次回国参加抗敌。1938年辗转到达延安，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1939年随该校部分师生到达晋察冀边区，在华北文艺学院文学系任教。1941年开始发表诗作，其间写的《乡土》和《哀葬》二诗分别获晋察冀边区诗歌第一奖和第二奖。1942年写的《肉搏》于1953年发表，被诗歌朗诵者和剧校考生一再朗读，并以此诗闻名于世。同年写歌词《子弟兵歌》，被选为广泛传唱的军歌。在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写剧本写歌词，如《月雪之夜》等。1945年当随军记者，写报道之外，也写诗。他是一位从延安走出来的浪漫诗派的杰出代表。1948年后从事国内外政治和社会的研究工作。1953年到北京中央文学讲习所任教，后任该所教学研究室主任。
上世纪50年代，蔡其矫主动放弃仕途，保持诗人身份。“大跃进”时代，当人们争相写颂歌之时，蔡其矫却另辟蹊径，写出了直面历史沉痛与生活艰辛的《雾中汉水》、《川江号子》等力作，1956年至1957年间发表了许多诗作，分别收集在《回声集》、《回声续集》（均于1956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涛声集》（1957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三个诗集里。
上世纪60年代，极左思潮当道，蔡其矫却在诗中“憎恨强权”。随后，他一再被“边缘化”，甚至被流放和投进监狱。1962年后，他从事自由诗、民歌体和古典诗词研究。这一时期，他的诗很少。打倒“四人帮”之后，他又重新焕发了创作的活力，成为新时期中国诗坛的先驱人物。诗集《祈求》是他写于上世纪70和80年代的作品。在这里依然可见其积极的生活态度，对现实的关注和对艺术的不懈追求。1989年回福建为专业作家，将20年来所写的诗作收编为《迎风集》《双虹集》《福建集》三个诗集。另有《迎水集》《醉石》《蔡其矫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蔡其矫诗歌回廊》（海峡文艺出版社版）等15种。
蔡其矫的诗向来的特点是，歌唱我们生活中的光明，但也严肃地正视生活中的落后、痛苦的现象。在50年代，他屡遭批评，原因是他对现实的这种清醒态度，是他在诗中表现的所谓“不健康”情调，是他大量采用的自由体形式。这种批评并不公正，诗的世界不应该是狭窄的，花园里不应该只是单调的热闹。
诗集《祈求》是他写于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作品。《祈求》一诗写他对于社会发展变革的种种希望，希望以致于祈求，所表明的是诗人急切虔诚的心态。诗人祈求消除禁区，祈求丰富，祈求人间正义，最后三行使得诗的意蕴往上跳了一个层次，祈求不再祈求。这不只是艺术技巧问题，由此可以想象多年来诗人祈求得多么苦。与此题目相仿佛的另一首诗《请求》，写得更有意思。诗人请求爱情给他勇气、果敢和明断，请求自由给他信心、审美和尊严，最后，在获得勇气和信心之后，诗人“把燃烧的挑衅掷给太阳”。这诗写于1976年，诗人以这样哲理性诗句表达了对于爱情和自由的渴望，这在当时是有启蒙作用的，而对于作者，则正好表达了他的体验。
二、黄永玉
黄永玉（1924--），*人。在流浪的青少年时代，当过瓷场工人，中小学教员、记者、编辑等。40年代，他作为画家和美术编辑，在为诗歌创作木刻插图时，也断续发表过一些诗。在当代写新诗，主要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这几年。出版有诗集《曾经有过那种时候》《我的心，只有我的心》《我心中的歌》，另有散文、随笔集多种。
在当代黄永玉的“身份”主要是画家，他任教于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40年代后期曾有诗发表，但此后一直辍笔。直至“文革”后期，以诗为自己“作点鼓舞和慰藉”。1979年，《幸好我们早动手》（组诗）“破门而出”，此后几年一发而不可收。这个期间的作品，都与对“文革”“清算”的主题相关，主要勾勒那个“畸形年月”的各式情状和心态。作为一个画家，捕捉对象的形态特征是他的本领和习惯，这在诗中也得到体现。另外也写一些在当时相当流行的，用概括的判断句构成的作品。《曾经有过那种时候》因为对“文革”荒诞的生存境遇的有力揭发，受到赞赏：
一列火车就是一列车不幸，
家家户户都为莫名的灾祸担心，
最老实的百姓骂出最怨毒的话，
最能唱歌的人却叫不出声音。
传说真理要发誓保密，
报纸上的谎言倒变成圣经。
男女老少人人会演戏，
演员们个个没有表情。
黄永玉这个时间的诗，呈现为嘲讽和抒情两种风格系列。与此时相当普遍的激烈和宣泄性诗风有异，他的诗的用语大多平实、朴素，情感也受到控制。嘲讽笔调写的诗，常常带着谣曲的节奏，用素描的笔法，来勾勒制造灾难的“丑类”--出卖朋友的告密者、阿谀逢迎的“马屁客”，如《不如一索子吊死算了》《擦粉的老太婆笑了》《混蛋已经成熟》《这家伙笑得那么好》等。另一类作品却表现了真挚和柔情，它们是《我认识的少女已经死了》《献给妻子们》《一个人在院中散步》等。其中，对于普通人、不幸者、所敬仰的品格和人性，有深切的同情和敬意。
第七节 “传统”的延伸与深化
]“诗言志”是中国诗歌的传统，被历代诗人所传承。在七十年代末，新涌现的青年诗人中，雷抒雁、曲有源、张学梦、骆耕野、叶延滨、陈所巨、杨牧、高伐林、徐敬亚、李松涛、熊昭政等人的诗歌体现了这种传承性。他们重视诗歌的政治功能，注意诗歌主旨和题材的社会意义，表现了诗人体验生活、感受社会的情感世界，以及对现实的深入思考。
一、雷抒雁
雷抒雁（1942—）出生于陕西泾阳县。1967年9月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适逢“文革”，于宁夏某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种田三年，1970年入伍任陆军62师政治部宣传干事。1972年调解放军文艺社任诗歌编辑。1982年转业地方工作，历任工人日报社文艺部副主任，主任。1993年调诗刊社任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少年作家班编委，《中国少年作家》主编，“中国少年作家杯”全国征文大赛评委会主任。雷抒雁中学时期开始尝试创作，1975年起先后出版了出版诗集《沙海军歌》《漫长的边境线》《云雀》《绿色的交响乐》《跨世纪的桥》《掌上的心》《时间在惊醒》《雷抒雁抒情诗百首》《小草在歌唱》《父母之河》《踏尘而过》等15本。诗歌《小草在歌唱》获1979年至1980年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作品奖，成为其代表作。诗集《父母之河》获全国第二届优秀新诗奖。《历史，不会忘记》获人民日报征文一等奖。
雷抒雁以饱满的激情，关注社会政治问题，揭示哲理，诗风刚健、清新。他写了很多政治抒情诗，涉及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其中包括歌唱英雄，赞颂新生、美好，抨击腐朽、黑暗。这些诗显然延续了“十七年”中以郭小川、贺敬之等人的诗为代表的政治抒情诗的传统，同时又有新的发展。他还有一类隽永精巧的哲理小诗，有的从抽象的命题出发，加以形象化的阐释，如《生活》《探索》《追求》；有的取材于自然的景物，赋予哲理的内涵。
1979年五六月间，与“四人帮”作斗争而壮烈牺牲的女英雄张志新烈士的事迹得到公开报道，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同时出现了许多诗篇，歌颂这位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坚持和捍卫真理的女性，如艾青的《听，有一个声音……》、周良沛的《沉思》、韩瀚的《重量》、舒婷的《遗产》等。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悼女*员张志新烈士》是其中的佼佼者。这首诗之所以能够出类拔萃，与其独特的表现手法分不开。它突出了抒情主人公的形象，运用鲜明的对比，写了一个英雄的牺牲在抒情主人公的内心引起的强烈震撼；以“我”的自我解剖，来赞颂她的伟大，来写她的英雄品格对群众的教育和影响。诗中以“我”的昏睡烘托、对比烈士的清醒；以“我”满足于按时交党费，在党小组会上滔滔不绝地汇报思想，对比烈士像刘胡兰、江竹筠一样坚强的党性；以“像松林一样”的七尺汉子的伟岸身驱，对比能“肩起民族大厦的栋梁”的“柔嫩的肩膀”。在鲜明的对比中，“我”感到强烈的自责：“我是军人，/却不能挺身而出，/像黄继光，/用胸脯筑起一道铜墙!/而让这颗罪恶的子弹，/射穿祖国的希望，/打进人民的胸膛!”“我”为自己在“专制下，吓破过胆子”、在“风暴里，迷失过方向”而感到羞耻。通过痛心疾首的对比，“我”终于领悟到了人生的真谛：“昏睡的生活，/比死更可悲，/愚昧的日子，/比猪更肮脏!”这正是英雄的事迹对“我”的教育和影响，也正是烈士牺牲的真正价值之所在。当然，诗中的“我”并不仅仅是抒情主人公自己，而是与时代、与人民相通的“大我”。“我”的觉醒，代表着被极“左”路线蒙住了眼睛的许许多多人的觉醒。
这首诗在构思上也新颖、别致，采用了托物言志、借物抒情的方法，以“小草”作为起兴和贯穿全诗的抒情线索，赋予“小草”以象征意义。作为一首政治抒情诗，很容易写得空泛、乏味，但诗人巧妙地以“小草”起笔，把小草作为抒情对应物，以“小草”象征人民群众。在烈士牺牲的刑场上，生长着小草，小草是见证人，是同情者，让烈士的碧血流进脉管，在花朵里放出清香。小草看起来平凡、弱小，但它们却又是强大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当正义和法律变得软弱和苍白，“只有小草变得坚强”“只有小草在歌唱”。诗中这样写小草的歌唱：“在没有星光的夜里/唱得那样凄凉/在烈日暴晒的正午/唱得那样悲壮/像要砸碎礁石的潮水/像要冲决堤岸的大江”。小草的命运就是人民的命运，小草的性格就是人民的性格，小草的歌就是人民的歌。此外，小草柔韧、秀美，又是对女英雄美好形象的衬托。诗人在小草身上熔铸了自己炽热的情感，使小草的形象产生了催人泪下的艺术力量。
雷抒雁的短诗或哲理深刻，或形象生动，或意境优美；总是通过富有激情的想象，用恰切的比喻、拟人、夸张对生活中的寻常现象进行准确的描摹或深入的思索，用清新质朴的语言给读者刻画出富有灵性的大自然，或揭示出生活现象后面朴实的哲理。在雷抒雁的笔下，自然万物都是有生命的，它们和作者一样有着丰富的思想和情感，共同为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期的到来而欢悦。
二、曲有源
曲有源(1943—)吉林省怀德县人,1964年毕业于吉林省农机学院畜牧兽医专业，同年开始发表作品，并参加工作。1972年至今做诗歌编辑工作，先后任《吉林文艺》《长春》诗歌组副组长，现为《作家》副编审、中国新诗年鉴》编委之一。著有诗集《爱的变奏》《句号里的爱情》。《关于入党动机》获1979～1980年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诗歌奖；《立体交叉桥》获1987年《作家》奖；《吸烟的鲁迅》在《诗潮》和香港东方文化发展中心举办的《东方诗潮》现代诗歌大奖赛中获三等奖；首创的《诗人自选诗》栏目在全省期刊评奖活动中获优秀编辑奖。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其诗作曾被收入每年的诗选、《全国诗歌报刊集萃》《朦胧诗300首》《八十年代诗选》《1949～1986当代百家诗》。
昨日在路边捡来一句话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归来挑灯细看
原来是四十五年前
我在上小学的路上
随意丢的
空悲切三个字
因为当时还不明白
便留在口袋里
今日翻出来
本想重新合在一起重新品味
不料那悲切二字
只剩一个空字
——《挑灯细看》（选自《诗刊》2001年10月）
这首诗运用形象、生动、上口、幽默的口语，化解“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古典诗意，以散文式起承转合完成结构上的跳跃，诗虽短，却能给读者以久久的回味。
话能够捡吗？“昨日在路边捡到一句话”，“起”句似乎不合常理，却给人以新奇的感受。仅此一句，浓浓的诗意便浮出字面。话能够看吗？“归来挑灯细看”，“承”接起句，运用同样拟物的手法，将时光一下子拉回到45年前（诗人45年前读过，随意丢了），让人遐思无限。其实，还有三个字当时没丢，因为不太明白，留在了口袋里。话能装在口袋里，再一次让人出乎意外，“转”得曲折，雅致。诗的最后又回到起句，准备重新品味，少年时读过的那句古诗却只剩下了一个“空”字。为什么只留下一个“空”字？是空灵？还是空虚？让人回味无穷。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短短的一句古诗，在《挑灯细看》里，我们仿佛能品读到诗人曲折的生活历程与人生体验，这便是诗所别具的无穷魅力。
著名诗人雷抒雁在评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1997-2000年全国优秀诗歌奖诗集《曲有源白话诗选》时说：“曲有源善于化解古典诗意，使之与今天的生活发生自己的契合，把常人眼中的普通生活诗化。他并不刻意寻求生活中的戏剧化情节和景物的外在铺张，总是力争在自己捕捉的意名胜和创造的意境里，蕴藏深厚的精神内涵，给读者以回味与咀嚼的阅读愉悦。”
三、张学梦
张学梦(1940—)，出生于河北丰润县。1958年参加工作，1978年底开始写作，1979年5月发表处女作《现代化和我们自己》，已出版的诗集有《现代化和我们自己》《爱情箴言》（与他人合著）等。他的主要作品，着重表现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要求与现实状况之间的矛盾。《现代化和我们自己》这首诗的副题是“写给和我一样对‘四化’无知的人们”。在历史性的伟大任务面前，他敏锐地察觉到成为实现这一伟业的障碍的，主要来自“人”自身：“我突然感到／精神的苍白／肺腑的空虚／仿佛我是腰佩青铜剑的武士／瞅着春笋般的导弹发呆／仿佛我是刚刚脱掉尾巴的／森林古猿／茫然无知地／翻看四化的图集。”当然，作者指出的，不仅是科学知识水准的问题，还有意识、观念、习惯等障碍。因此，他提出了“人的现代化”问题，人——劳动者的自我意识、价值和尊严，合乎逻辑地成为他诗歌思考的范围：“而这一刻／我重新发现了自己／从庄严的汉白玉石的裂罅中／走出我——／一个脑系健全的个体。／我的双脚／刚离开故宫的台阶／身后是圣洁的地毯／和神的殿宇。”(《我重新发现了自己》)。此后，他的《休息吧，形而上学》《致经济学家》《啊，经济规律》《前进，二万万》等，也都直接抨击了阻碍社会改革的落后现象和陈腐观念，热情地呼唤政治、经济和观念的现代化。
张学梦的诗风粗犷，趋向理性化。对抽象命题的思考，是他的诗的构思的出发点。他的作品惯于以形象手段阐释抽象逻辑的路线，也有意识地将大量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辞汇、术语运用到诗中。他要人们“沿着我缆绳似的琴弦／走向步履和车轮交响的公路／走向原子、机械、果实、矿山……走向思想交锋的街垒／走向现实生活的广阔的前沿。”(《前进，二万万》)。这些让激情与政论结合的“钢丝般”的诗，为那个充满矛盾、同时也充满热烈希望的年代所孕育，也为那个年代的广大读者所青睐。张学梦诗歌创作的不足之处是激情有余而意境开拓缺乏，有些作品显得比较粗糙，但这并不影响其总的成就。
第八节 “新边塞诗”派
“新边塞诗”派是“文化大革命”后出现的文学群体之一。主要成员有杨牧、周涛、章德益、石河、高炯浩、柏桦等。他们都是年轻诗人，其诗作往往在边塞风土的背景上表现开阔的胸怀、浩大的气势，抒写变革时代带来的激奋昂扬、勇于开拓和创造的时代情绪。
一、杨牧
杨牧（1944——）四川渠县人。初中辍学后流浪到新疆，1980年发表《我是青年》一诗，引起很大反响。出版的诗集有《绿色的星》《复活的海》《野玫瑰》《夕阳和我》《雄风》，神话长诗《塔格莱丽赛》，还著有自传体长篇纪实小说《天狼星下》。
杨牧的创作之根深植于大西北。他描写边塞风光、大漠奇景、多浪河畔的深情牧女、新疆的民族风情，鲜明的地域特色使其诗作在新时期诗坛上独树一帜，而诗人也由此成为“新边塞诗派”的突出代表。除边塞诗外，使杨牧在读者中产生强烈印象的还有一部分贴近现实、反映时代生活的诗作。
“一个作家，一个有希望的作家，总应该站在时代的高点，怀着对世界和人生的恋情，代表或体现一个民族最先进的思想，最美好的心理，为了民族的精髓而歌唱。”(《在迷纷中寻觅和发现自己》)这是杨牧的自述，也是他创作的自觉追求。他的作品常常抓住生活中令人关注、引人深思的问题，深入到时代和历史的深处，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深入的思考，并以充沛的激情对其进行诗意的概括，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的热忱。这一特色在《我是青年》中体现得尤为强烈、突出。
作为“刚刚迈步便遭遇了一场浩劫”，因而“没有完成一个人在他的青年时代应该完成的业绩”的一代人中的一员，杨牧对流逝在荒诞年代里的美好青春有着无限苦涩的回味和感叹：“青春曾在沙漠里丢失/只有叮咚的驼铃为我催眼/青春曾在烈日下曝晒/只留下一个难以辩清滋味的杏干。”然而，诗人并没有被创伤和不幸压倒，也没有沉浸在哀急和沮丧中顾影自怜，而是眼含辛酸的泪水发出了激越坚定的呐喊。
我爱，我想，但不嫉妒。
我哭，我笑，但不抱怨。
我羞，我愧，但不自弃。
我怒，我恨，但不悲叹。
……
我是鹰——云中有志!
我是马——背上有鞍!
我是骨——骨中有钙!
我是汗——汗中有盐!
祖国啊!
既然你因残缺太多
把我们划入了青年的梯队，
我们就有青年和中年——双重的肩!
显然，这里的“我”代表的已不仅只是抒情个体的独特心态和抒情特征，而是道出了整整一代人的心声，其中饱含着充沛的爱国主义激情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在这“小我”与“大我”的融合中，我们不难看到时代的投影，听到一代人前进的雄健足音。
与主题和意蕴上的特点相适应，《我是青年》在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上也具有鲜明的特色。那跌宕腾跃、委婉曲折的章法，使全诗形成一股激越奔放的气势，令读者心灵震荡不已。大量的对偶、排比、比喻、烘托等艺术手法的运用，也增添了诗歌的修辞美。全诗构思新奇巧妙，意境辽阔高远，诗情乐观向上，语言刚健清新，充分体出了杨牧诗歌雄健豪放的艺术风格。
二、周涛
周涛（1946——）祖籍山西，1955年自北京迁居新疆。毕业于新疆大学中语系。现为新疆军区创作室主任，任中国作协全国委员及新疆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80年代初与诗友发起“新边塞诗”，著有诗集《神山》《野马群》，长诗《山岳山岳，丛林丛林》等多部，曾获第二届全国新诗（诗集）奖。90年代转入散文创作，首倡“解放散文”，陆续出版散文集《稀世之鸟》《游牧长城》《高榻》等多部，曾三获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文艺奖，其《中华散文珍藏本•周涛卷》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原《西部文学》的主编郑兴富认为：“周涛对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风俗习惯、民族心理实践感情比较丰富，对生活观察细致入微，并能从中发掘出诗意，塑造了鲜明的历史形象。”同时，作为军旅作家，周涛又在他的诗作中融入了太多的英雄情结。周涛说，他是一位部队诗人，“我的襁褓是一件单薄的军衣”。诗作《神山》《鹰之击》《山岳山岳 丛林丛林》《生命里有一段当兵的岁月》《军人素质》等等都凝聚着诗人无限的部队情结。
周涛出道晚，但成名快。20世纪80年代中期，周涛就以他的诗成为“新边塞诗”的领军人物。他的诗“以其粗犷、雄奇、刚健、深沉悲壮的艺术风格丰富了当代人的审美空间，开了一代诗风”。有人说他成为“继李瑛之后，对军旅诗整体格局发生过较大影响的承前启后的代表性人物”。
周涛说：“新疆这个地方本身就是一首大诗。它自古到今养育了无数的诗人。在新疆这样一块土地上生活，呼吸着新疆芬芳的尘埃，接触了新疆各族人民群众朴实、勤劳、善良的品格，还有新疆军区10万官兵单纯、欢乐、开朗、勇敢的性格潜移默化对我周涛的诗文产生很大影响。这是一个磁场，在这个磁场里生活的人，他不能不受到这个巨大磁场的影响。它渗入到你的血液中、渗入到你的灵魂中，使你和这块土地融为一体，所以说我有幸成为我们新疆这个巨大诗歌链、历史链的一节，感到非常的荣幸。”
周涛的诗基本上表现为两条线索。一是写生活在边疆的军人的刚毅、狂放、忠贞的品格，另一是表现他对这块冷峻、神秘而又多彩的土地的挚爱。这两者有时得到结合：大漠、雪山、草原的自然山川和古老历史，与戍边者、开拓者的精神风貌相交错。他追求崇高感的力度，有犷悍、苍凉的格调，并在诗中自觉地进行有关自然、历史、人生问题的思考。在总体粗犷的理性中，那“突厥铁骑的子孙”，桀骜不驯，犹如“兀立荒原”的野马群。
三、章德益
章德益（1946—），浙江吴县人。1964年毕业于上海高中。毕业后参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历任农工、宣传队创作员、教师，《新疆文学》编辑，中国作家协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会专业作家。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大汗歌》(合作)《大漠与我》《西部太阳》《黑色戈壁石》等。
第三章 朦胧诗派——崛起的诗群
第一节 朦胧诗派的崛起及朦胧诗论争
“朦胧诗派”较“归来的诗人”是年轻的一代，他们的年龄大约在20——40岁之间。“朦胧诗派”孕育于文革时期知识青年潜在的地下诗歌创作。文革时期知识青年潜在的地下诗歌写作的主要代表为白洋淀诗群、食指、黄翔等。朦胧诗派崛起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主要代表诗人有：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梁晓斌、王小妮等。关于朦胧诗派的人员构成，文学史上是有争议的，朦胧诗派云集了当时思想领域的知识精英，不同的资料对朦胧诗派的成员有不同的表述，但基本是以“今天派”为标准，即以“今天派”成员为朦胧诗派的主要成员。1988年同济大学出版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一书认为朦胧诗创立于七十年代中至八十年代初，主要成员为：北岛、食指、芒克、舒婷、方含、顾城、多多、严力、江河、田晓青、杨炼、梁晓斌、王小妮、骆耕野、王家新、孙武军、徐敬亚。文学史普遍认为朦胧诗代表诗人是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他们自己的诗歌刊物《今天》创刊于1978年底，停刊于1980年底，历时两年共出9期，朦胧诗的大多诗人都在上面发表过作品。这个自创的民刊性质的《今天》聚集了当时只有平均初中文化水平的青年诗人，掀起了中国新时期诗歌领域的一场革命。在朦胧诗人从地下走向公开的过程中，老一代诗人邵燕祥、牛汉、蔡其矫、王燕生等给与了极大的鼓励与支持。1979年3月，《诗刊》发表了北岛的《回答》，标志着朦胧诗由地下正式走上诗坛，稍后舒婷发表了她的《致橡树》、顾城发表了他的成名作《一代人》，从而对中国当代诗坛形成了强烈的艺术冲击。
“朦胧诗”以其自我形象的主体性特征和独特的审美意象，所体现出来的对传统诗歌艺术规范的反叛和变革的先锋性特征，使“朦胧诗”诞生之初在中国当代诗坛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与论争。正式触发以“朦胧诗”为题的讨论，是章明发表于《诗刊》1980年第8期的《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该文分析了老诗人杜运燮的《秋》和青年诗人李小雨的《夜》两首诗，认为因过于“朦胧”而“看不懂”。从此发生了“看懂”与“看不懂”的讨论，“朦胧诗”也因此而得名。讨论中首先涉及到的问题是“朦胧诗”产生的原因及其特点：最早为“朦胧诗”辩护的是谢冕，他写有《失去了平静以后》，李丛中在《朦胧诗的命运》一文中也发表了与谢冕相近似的看法，石天河、杨匡汉等文学评论家都对“朦胧诗”产生的原因及其特点提出了十分独到的见解。争论中争议较大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朦胧诗”。对“朦胧诗”持否定立场的有丁力、方冰、鲁扬等，基本持肯定态度的有谢冕、孙绍振、楼肇明等。在如何对待“看懂”和“看不懂”的问题上，意见也颇为歧异。如“艾青”认为：“能看懂的，不一定是好诗，但既然写东西发表了，总要人能懂，让更多的人看懂。下定决心让人家看不懂的是一种奇怪的心理，等于是游戏，等于是无效劳动。”丁力更进一步地指出，那种“很朦胧”和“让人看不懂”的诗，不能为广大群众所理解、所接受、所欣赏的诗，当然不是好诗，或根本不是诗。使人读得懂和读不懂，不但是衡量诗的标准之一，而且是衡量一个诗人是不是愿意为人民歌唱的标准之一。而谢冕的看法则与之不同，他认为，“我们一时不习惯的东西，未必就是坏东西；我们读得不很懂的诗，未必就是坏诗。我也是不赞成诗不让人懂的，但我主张应当允许有一部分诗让人读不太懂。世界是多样的，艺术世界更是复杂的”。他在《从发展获得生命》一文中又重申道：“诗不能不让人懂，但诗也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懂，特别要允许某些诗让人一时读不懂”。晓鸣在《诗的深浅与读诗的难易》中进而指出，对于“朦胧诗”的难懂，不要一味指责作者，读者应当多花些力气把它弄懂，应当刻苦钻研“科学论文”那样对待它。杨匡汉在《新时期文学六年》“诗歌”一章中谈到的对于“朦胧诗”应区别对待的态度，反映了诗评界多数同志的看法。
可以说朦胧诗的论战其参与诗人之多、涉及范围之广、延续时间之长为新时期诗歌领域论战之最。从1980年5月7日谢冕在《光明日报》发表《在新的崛起面前》到1984年3月5日徐敬亚在《人民日报》发表检讨文章《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的四年时间，为争论的集中时期。在论战中产生深远影响的无疑是持肯定赞赏态度的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1981年第三期《诗刊》）、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1983年第一期《当代文艺思潮》），这三篇文章被称为新诗的三个“崛起”，这三个评论家被称作三个“崛起”论者。在朦胧诗及有关朦胧诗的争论的热潮逐渐消退的过程中，徐敬亚的《圭臬之死——朦胧诗后》（《文学研究参考》1988年第6期）对“朦胧诗”在现当代文学中的作用与意义进行了深刻的分析阐释，是不可多得的带有总结性质的学术文献。
当代诗歌评论家唐晓东在《心的变换：“朦胧诗”的使命》一文中将朦胧诗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滥觞期（自60年代末70年代初至1978年底；其特征是分散、隐蔽状态下“人”与诗的初步觉醒）；涌流期（自1978年底《今天》创刊至1982年；其背景是广泛展开的思想解放运动，其主要特征是经由对“文革”和民族命运的反思，高扬诗人的个体主体性，并据此确立诗的主体意识）；发散期（1983年之后，朦胧诗的内部开始分化；朦胧诗所体现的新的价值观和方法已显示出相当的凝聚力，对其追随者和模仿者的创作具有“范式”的意义；由于朦胧诗获得广泛认可，它正从旧秩序的异端慢慢转变为新的“传统”，从而酝酿着新的变革）。学术界对朦胧诗自身“秩序”的建构则是经历了从“涌流期”到“滥觞期”的过程，而“发散期”基本还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阶段。
具有“先锋”姿态的“朦胧诗”在1982年之后逐渐走向衰落。1986年，朦胧诗派中犹大似的人物梁小斌写了《诗人的崩溃》一文，宣告了朦胧诗的最终解体。朦胧诗的解体事实上还要更早一些，一般认为是1984年。在这前后，朦胧诗发展为以江河、杨炼为源头的后期朦胧诗或文化诗，主要包括“东方现代史诗”和带有“新古典主义”色彩的新传统主义、整体主义等；另一方面，又一次新潮诗歌的浪潮（第三代诗歌）也开始处在酝酿和成长之中。
第二节 文革时期的地下知青诗歌写作
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的文革期间，一些地方存在着被后来称为地下诗歌写作的活动，这种活动在当时不被主流世界所认可，但在一些大城市知识青年和大学生的阅读中产生强烈的影响。当时的地下诗歌写作主要代表为白洋淀诗群等知青诗歌写作。
一、白洋淀诗群
白洋淀诗歌群落是地下文学重要的文化现象，是文革时期知青潜在诗歌写作的主要代表。
白洋淀位于河北省保定正东九十里左右的安新县境内。一片片洼地，联成一气，常年积水，故名“淀”。南北最长处约五十里，东西四十里。其上游有唐河、猪泷河、漕河、瀑河等九条河流，号称“九河下潲白洋淀”。其下游与白沟河汇合，改称大清河。在河北独流并入子牙河，雨季上涨，可向西漫延二十多里，旧县城安州也合并处于一片烟波浩淼之中。白洋淀本身由大大小小三百多个“淀”组成。其大者曰白洋、烧车、藻乍等。淀与淀之间多以“园子”隔开，园子上长满芦苇。是当地农民的主要经济作物。
白洋淀的出名，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事情。作为八路军一个军分区驻地，朱德总司令曾经视察过这里。著名的摄影家吴印咸拍摄的反映敌后抗日游击队战斗生活的照片《雁翎队归来》曾大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抗战爆发时孙犁正在同口教书，他描写白洋淀军民抗敌斗争的小说《荷花淀》后来收入中学课本，孔厥与袁静合作的《新儿女英雄传》、孙犁的《白洋淀纪事》、根据徐光耀小说改编的《小兵张嘎》、梁斌的《播火记》等，更是家喻户晓。
白洋淀诗歌群落具有如下的一些特点：
第一、它聚集了北京中学生中一批思想敏锐的分子，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流、切磋、撞击，时时产生一些闪光的东西。
第二、每个村的知青基本是以原学校为单位的组合，他们各有自己的社交圈子，从中汲取必要的知识信息。白洋淀这个生态龛远不是一个封闭系统，而实实在在地是一个开放系统。
第三、安新县距北京三百里，相对山东、陕西、内蒙、黑龙江、云南而言，外地的同学也能很方便地到白洋淀来，进一步地扩大了这种交流。
白洋淀诗歌群的根在北京。
白洋淀诗歌群落这样一个文化现象，其本质是一种都市文化。远而言之，它继承了“五四”以来吸收西方文化创建新诗学的努力。它所不同的是它减少了以往所不可避免的工具主义的倾向，多了一些对人存在价值和存在状态的终极关怀。近而言之，它是对“十年浩劫”曲折而坚韧的抗争。借助于白洋淀这一特殊的生态环境，结出自己的果实。
当年到白洋淀插队的北京学生无一例外，全是自行联系去的，这表明在限制个性的大环境中追求小自由的一种自我意识。广义的白洋淀诗歌群落自然包括当时主要生活在北京的地下诗人们，如北岛、江河等人。因此这个群落并不是流派，它不是诗风的集合，而是诗人的集合。
白洋淀诗群自觉地探索现代主义诗歌的写作，他们与北京等地的地下文学沙龙成员，形成了当时潜在写作中较有规模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其主要成员由姜世伟（笔名芒克）、岳重（笔名根子）、栗世征（笔名多多）、严力、林莽、黑大春等人，他们的诗歌相对来说具有更纯粹的现代主义特征，直接预示和影响了“文革”后诗歌领域的现代主义的艺术探索。
二 芒克、多多的潜在诗歌写作
芒克（1950—）生于辽宁沈阳。1969——1976年在河北白洋淀插队。1970年开始文学创作，著有诗集《心事》《阳光中的向日葵》《芒克诗选》等。1969年初，16岁的芒克和多多同乘一辆马车来到白洋淀，他在这里一直居住到1976年初，是在白洋淀乡村居住时间最长、后来又仍然保持联系的诗人。芒克现存的作品，最早的标明写于1971年。评论家普遍认为，芒克是一个“自然诗人”。他的诗歌呈现出强烈的感性色彩，他诗中的“我”是从不穿衣服的、肉感的、野性的，显示出较少掩饰的野性美。如“太阳升起来/天空——这血淋淋的盾牌。”（《天空》）“即使你穿上天空的衣裳/我也要解开那些星星的纽扣。”（《心事》）“躺在你隆起的怀里/我愿意变成阳光”（《爱人》）等。最能代表他具有反叛的野性的作品是《阳光中的向日葵》：
你看到了吗
你看到阳光中的那颗向日葵了吗
你看它，它没有低下头
而是在把头转向身后
它把头转了过去
就好像是为了一口咬断
那套在它脖子上的
那牵在太阳手中的绳索
……
在80年代，芒克发表了两部长诗《群猿》和《没有时间的时间》。
多多（1951—）生于北京，本名栗世征。1969年到白洋淀插队，与芒克等诗人结下了深厚的诗歌情谊。1972年开始写诗，而且已开始就写出了具有个人独创风格的作品，著有诗集《行礼：诗38首》《里程》《阿莫斯特丹的河流》。和大多文革时期地下诗歌写作的诗人一样，多多被诗界较多谈论和重视，则要晚至80年代末至90年代。其中原因除了诗界需要清理和总结因素外，多多作品的发表时间、发表方式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在《今天》和80年代前期的刊物上，未发现有多多的诗发表。大多数读者较多读到他的诗，是“非正式”出版于1985年的《新诗潮诗集》（老木主编），多多个人诗集的出版于1988年。多多标明写作于70年代初的一些作品，也难以找到足够的史料依据。多多白洋淀时期的诗尚存40余首，代表性作品有《当农民从干酪上站起》《手艺》《致太阳》等。
《致太阳》
给我们家庭，给我们格言
你让所有的孩子骑上父亲肩膀
给我们光明，给我们羞愧
你让狗跟在诗人后面流浪
给我们时间，让我们劳动
你在黑夜中长睡，枕着我们的希望
给我们洗礼，让我们信仰
我们在你的祝福下，出生然后死亡
查看和平的梦境、笑脸
你是上帝的大臣
没收人间的贪婪、嫉妒
你是灵魂的君王
热爱名誉，你鼓励我们勇敢
抚摸每个人的头，你尊重平凡
你创造，从东方升起
你不自由，像一枚四海通用的钱
这些作品在表现鲜明的时代社会政治的主题的同时，也表明了诗人对语言与自我、诗与世界的关系的理解。多多的一些诗以陈述句作为诗题，如“北方闲置的田野有一张犁让我疼痛”“我始终欣喜有一道阳光在黑暗里”“当春天的灵车穿过开采硫磺的流放地”等，体现出诗人自觉的诗意探索。
1988年“今天文学社”授予诗人首届“今天诗歌奖”，理由是：“自70年代初期至今，多多在诗艺上孤独而不断的探索，一直激励着和影响着许多同时代的诗人。他通过对于痛苦的认知，对于个体生命的内省，展示了人类生存的困境；他以近乎疯狂的对文化和语言的挑战，丰富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内涵和表现力。”
三 平民诗人郭路生
食指生于新中国诞生前夜，1948年11月母亲在行军的路上分娩，故取名郭路生。他自幼聪慧好学，良好的家庭教育使他从小就养成了善良、质朴、刻苦读书的好品德。食指青少年时期一直生活于北京，十五岁开始诗歌创作。
1964年，16岁的食指初中升高中的考试失利，初次尝到了人生的磨难。同年在西城区教育局办的文化补习班学习准备下一年的考试。在一次参观美术馆的时候，遇到同在补习班的牟敦白，食指又多了一个文学写作上的朋友。以后，又与张朗朗为首的文学沙龙“太阳纵队”有边缘性的接触。当时接触的除了张、牟外，还有郭世英、王东白、甘恢理、郭大勋、董沙贝等。1965年2月开始创作他的重要作品《海洋三部曲》的第一部分《波浪与海洋》，与1967—1968年“红卫兵运动”落潮后有感而发的《再也掀不起波浪的海》《给朋友》组成了组诗《海洋三部曲》。同年夏天，考入北京第五十六中高中部，是学校篮球队主力队员。同年加入青年团，因思想活跃和文学追求而受到学校批评教育，并令其退团。食指很难接受；后经父亲与区有关部门反映，学校才恢复了他的团籍。“文革”中他虽然不可避免地与‘红卫兵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的主要兴奋点还是在诗歌、合唱团、话剧团这些方面。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停课，许多老师被批斗。食指因劝阻其他学生殴打教务主任而遭围攻，后又因写诗被批斗。同年10月参加红卫兵全国大串联。他南至广州，西至新疆，对祖国的广阔疆域有了更真切的了解。1967年19岁，步行串联去延安，行至河北、山西交界处，遇到一个仍在坚持工作的“四清”工作队，他与这个工作队一同工作、生活了一个半月。同年创作话剧《历史的一页》。1967年夏天，在北京的学校、工厂、机关上演了十几场。此剧由李平分导演，姜昆等人饰演。一次，在景山公园演出，观众竟达几千人。戏中食指撰写的台词，情真意切，每次都有许多人为之落泪。在这期间他结识了著名诗人何其芳的女儿何京颉。何其芳是食指最敬佩的诗人，通过何京颉，郭路生拜访了当时已被打成了“走资派、黑帮分子”的诗人何其芳，何老当时虽处于被审查隔离状态中，但依旧非常认真的接待了他。从此，食指经常向何其芳请教和讨论有关诗歌的问题。在这期间，他还与作家、诗人贺敬之、郭小川、曲波等有过接触。
1968年这是食指诗歌创作的黄金年华，这一年，他写下了《相信未来》《烟》《酒》《海洋三部曲》和《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等代表作。同年5月，因他的诗歌创作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而受到有关部门的审查。同年，许多思想活跃的青年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磨难。张朗朗在逃离北京时在王东白的本子上写下了四个字：相信未来。甘恢理写下了伤感的离别诗，食指写下了他的名篇《相信未来》。邓朴方被害致残。郭沫若之子郭世英被害至死……
1968年在北京，大批青年学生上山下乡，纷纷离开北京，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青春的放逐。食指在这期间写了一批离别诗，如《送北大荒的战友》《冬夜月台送别》等。12月20日食指也离开北京，赴山西杏花村插队。在赴山西的列车上食指开始了他的名篇《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的创作。1969年，食指与21名北京知识分子在杏花村落户。食指的诗很快如春雷一般轰隆隆地传遍了全国有知青插队的地方。他的诗不但在陕西、内蒙广为流传，还传到遥远的黑龙江兵团和云南兵团。于是，不断有人给食指写信。在劳动之余，他为大家讲中外名著或故事，还经常朗诵他的诗歌。
1970年春天，食指开始远游。他前后到过湖北、南京，在湖北宋怀云处长住达3个月左右，后分手。4月10日在南京写作《南京长江大桥——写给工人阶级》。同年，为另几个青年制作的广播剧《毛泽东时代的孩子们》撰写配乐朗诵诗《我们这一代》。1971年2月在济宁入伍。按照自己的意愿进入了野战部队舟山要塞直属通信营设备架设连。第二年食指被提升到连里任文书。这一年，他在部队写了《新兵》《架线兵之歌》《澜沧江、湄公河》等反映部队生活的诗。1972年2月退伍，在家依旧抑郁寡欢。到北医三院就医，专家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住院治疗几个月后初步病愈，不久进通县北京光学仪器厂团委工作。这年写有《壮志篇》初稿。秋天为写“红旗渠”，只身去河南林县体验生活，途中钱被偷，再次发病，流落街头。二十天后被人送回北京，重入北医三院治疗。
1974年，夏天病愈后入北京光电技术研究所，在单位一内刊工作。该内刊停刊后到传达室工作，后做杂工。无论做什么食指都十分认真。在打扫卫生时，他总是跪在地上一点一点认真地打扫。他说：我干不了研究工作，不能让研究所白养活我，我要尽力干活。所领导多次表扬他的这种工作精神，并号召大家向他学习。为写焦裕禄而赴兰考，在郑州火车站钱和郑州亲友的地址均被偷，按记忆寻找亲友家又迷失道路，身无分文，再次发病。夜宿火车站，饥饿待毙，乞食度日。父亲向各地亲友挂电话寻找，不知其下落。二十余天后，神志忽然清醒，记起新乡技校有一叔伯哥哥，便用腕上尚存的手表换了五元钱，用四元买了去新乡的车票，剩下的一元买了碗粥，一盒香烟，便去了新乡。不料又做过了站，下车连夜步行几十里，清晨抵达新乡。堂兄见其蓬头垢面，骨瘦如柴，十分惊诧，陪同他回到北京。食指再一次入住北医三院。1975年，食指依旧在北京光电技术研究所工作。这一年他完成了长诗《红旗渠组歌》的创作。他的病情较稳定。与李雅兰（李立三之女）结婚。七年后离异。
1976年，28岁的食指经历了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的去世，“四人帮”的垮台，“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这一年他创作了《我不相信这样的讯息》《最后一班车》《敬酒》《大风大浪不可怕》《有这样的婚礼》等诗歌。1977年，撰写《陨石雨的神话与传说》《无题》。1978年，“伤痕文学”“朦胧诗”成了人们最为关注的热点。食指再次焕发了一个诗人的创造力，开始了他的创作的新阶段，并首次使用笔名“食指”。同他的本名一样，这也是一个很有意味的名字。他认为在中国作为诗人，无论是写作还是生活都存在着无形的压力，但别人在背后的指指点点绝损伤不了一个人格健全的诗人。于是，他索性用“食指”为笔名，以表达自己的抗争与解嘲。1979年，创作《相信未来》的姊妹篇《热爱生命》。在刊物上发表早期代表作《鱼儿三部曲》《相信未来》《烟》《酒》《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等诗作，再次引起社会的关注。这是食指诗歌创作的第二个黄金期。
在八九十年代，因为精神分裂症，食指多数时间生活在北京第三福利院，但仍然坚持诗歌写作。据说，他远比我们周围很多人正常得多（参见崔卫平《郭路生》，选自刘禾编《持灯的使者》，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每年都有一两首新作问世。他写得严肃认真，字斟句酌，一丝不苟。这一时期的优秀作品有《落叶与大地的对话》《愿望》《诗人的桂冠》《向青春告别》《人生舞台》《归宿》等。1988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诗集《相信未来》。1993年春天，《食指、黑大春现代抒情诗合集》出版，引起较大反响。
食指的代表作品无疑是我们熟悉的写于1968年的《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这两首作品是文革时期少有的能称得上诗歌的作品，是天然的殉道式宿命诗人的传世之作。仅凭这两首诗就可以断定食指是当代文学中少有的带着作品从文革中走向新时期的诗人。
《相信未来》是一篇预言性的诗歌力作，当文革的迷雾使人们陷入迷茫与混乱中，人们为命运哀叹之时，食指以一个充满希望的光辉命题照亮了前途未卜的命运，在诗人发自心中呼唤的字里行间流露出诗人高傲灵魂中质朴的希望。
《相信未来》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撑那托住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
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
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
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
是寄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
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
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
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
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
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
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是食指以亲身经历表现了百万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号召上山下乡，离开家园，奔赴边陲乡野时的一首送别诗篇。诗篇以艺术的方式见证历史，成为那个时代宏大的历史事件的最直接的抒写。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洋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
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
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风筝的线绳就在母亲的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
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
直到这时，直到这时候，
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阵阵告别的声浪，
就要卷走车站；
北京在我的脚下，
已经缓缓地移动。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
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然后对她大声地叫喊：
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北京，
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这两首诗在当时上山下乡青年中产生广泛影响，其影响主要是通过朗诵和传抄方式来完成。戈小丽在《郭路生在杏花村》的回忆文章中说，当时大家最感兴趣的事是听郭路生念诗，朗诵会都是在晚饭后，场地是我们那破旧的砖砌的厨房。我们最爱听并一遍又一遍要求郭路生朗诵的总是《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和《相信未来》，因为它不仅是我们生活的真实写照，还表达了我们的感情。郭路生是唯一念诗能把我们念哭的人。一次他朗诵《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当时有两个女生还没有听完就跑出厨房，站在黑夜中放声大哭。当时在农村，大家情绪都很低落，感到前途茫茫，《相信未来》是我们全身心热爱的一首诗，是我们的强心剂。我们确实像郭路生描写的那样，以孩子的执著相信未来。郭路生的名声和诗歌很快传遍了方圆百里。附近公社及大队的北京知青纷纷来拜见诗人，和他谈诗，使我们杏花村快成了诗圣朝拜地了。郭路生的诗也很快如春雷一般轰隆隆地传遍了全国有知青插队的地方。
阅读以《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为代表的食指的作品能时时处处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声音，食指可以说是一代人的代言人。在没有诗歌的年代，食指写出了影响一代人的诗歌作品，从而确定了他在当代诗歌史上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食指诗歌的最突出的艺术魅力在于诗人以艺术的唯美的意象真实地展现诗人亲身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在60年代的中国文学艺术中充斥着政治口号，然而食指以独立的人的精神和独到的艺术风格，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诗歌是感受、是情感、是直觉、是语言的艺术。食指的诗歌是划时代的，他的诗风直接影响了早期朦胧诗的创作。
四 黄翔的地下诗歌写作
在文革时期知青潜在诗歌写作除了上述提到的白洋淀诗歌群落、山西杏花村的食指外，贵州的黄翔产生较大影响。黄翔（1941—）湖南桂东人，多次被监视，作品一直未能在报刊“正式”发表。现旅居国外。著有诗集《狂饮不醉的兽形》《黄翔禁毁诗选》等。他属于最早的诗艺探索者之一，其诗歌创作在文革前已开始。在写于1962年的一首《独唱》已显示出他的特立独行的性格：“我是谁/我是瀑布的孤魂/一首离群索居的/诗/我的漂泊的歌声是梦的/游踪/我的唯一的听众/是沉寂”。由于这种特立独行的沉思內省的个性，使他成为文革中最早觉醒的青年之一，其诗歌《野兽》与《火神交响曲》对那个年代发出了最强烈的诅咒：
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
我是一只刚被捕获的野兽
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
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
我的年代扑倒我
斜乜着眼睛
把脚踩在我的鼻梁架上
撕着
咬着
啃着
直啃到仅仅剩下我的骨头
即使我只剩下一根骨头
我也要梗住我的可憎恨年代的咽喉
在这样的诗里，不仅作者的意识已跳出了那个“可憎年代”的笼罩，而且其诗艺的尖锐、集中，整体意象的变形，都产生出强烈的形象效果，显示出强烈的探索精神与浓厚的现代主义色彩。与那个时代的干枯的语言迥然不同。他的组诗《火神交响曲》，则借火炬之口发出了那个时代最高亢的呼喊，呼唤人性、科学与真理的复归：“把真理的洪钟撞响吧”“把科学的明灯点亮吧”“把人的面目还给人吧”“把暴力与极权交给死亡吧”……“人性不死/人的良心不死/人民精神不死/人类心灵中和肌体上的一切自然天性/和欲望/永远洗劫不尽/搜索不走”。由于材料的限制，我们还不清楚黄翔的创作渊源及其创作经历，但就现在所能看到的他的诗歌来说，已足以证明他属于那个年代的少有的思想与艺术上最早也最出色的探索者之列。
黄翔在文革时期地下文学写作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他与路茫、方家华、哑默等创立了“启蒙社”，这一与“新诗潮”相关的民间地下诗歌组织，早于北岛等诗人创办的《今天》。黄翔等贵州诗人，于1978年10月来到北京，在王府井大街贴出总题为《启蒙：火神交响诗》的共一百多张的诗歌大字报。接着，12月到次年3月间又5次到北京。除继续张贴诗歌和争论的大字报外，还散发、出售他们自印（油印）的诗歌作品集，如黄翔的《狂饮不醉的兽形》、哑默的《哑默诗选》等。黄翔在《狂饮不醉的兽形》中说：“我之所以选定北京，因为在那里，立于天安门广场，撒泡尿也是大瀑布！放个屁也是响雷！”黄翔等“外省青年”的“呼啸而来”，影响、鼓舞了北岛等人。
在1988年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徐敬亚、孟浪、曹长卿、吕贵品编辑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一书的第二编，收有黄翔的两首诗（《我的形象推出形象不可触及》《东方之佛》），黄翔被认为是第三代诗人中情绪哲学的代表人物。
第三节 北岛的朦胧诗写作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上，如果说五四文学运动诞生了白话新诗歌，并涌现出一大批像胡适、刘半农、郭沫若等杰出诗人，那么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文化运动则诞生了新时期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诗歌流派“朦胧诗”派。“朦胧诗”派汇集了文革时期地下知青诗歌写作的时代精英，他们成为时代文化的代言人。优秀的朦胧诗人，拒绝当时的同声合唱，穿透弥漫在文坛上的浮泛诗情，发出了真实的不和谐刺耳的声音。在“朦胧诗”派当中，北岛无疑是最优秀的代表。
北岛（1949—）原名赵振开，曾用笔名北岛、石默。北京人，祖籍浙江湖州。1969年当建筑工人，后在某公司工作。1978年前后创办《今天》，成为朦胧诗歌的代表性诗人。1989年4月，北岛离开祖国，先后在德国、挪威、瑞典、丹麦、荷兰、法国、美国等国家居住，主编在海外出版的文学刊物《今天》。北岛曾著有多种诗集，作品被译成二十余种文字，先后获瑞典笔会文学奖、美国西部笔会中心自由写作奖、古根海姆奖学金等，并被选为美国艺术文学院终身荣誉院士。著有诗集《陌生的海滩》《北岛诗选》《太阳城札记》《北岛与顾城诗选》等。
北岛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史上的价值和意义首先表现为：他和芒克、黄锐创办了《今天》。文学史上普遍认为，《今天》是自1949年以来第一家民间文学刊物，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今天》杂志创刊于1978年底，作为综合性文学刊物，共设有小说、诗歌、翻译作品、评论、美术摄影作品等多个栏目，其诗歌影响最大，故都把它视为诗歌刊物。文革时期地下知青诗歌写作的一些代表人物以及后来的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如食指、芒克、北岛、舒婷、杨炼、江河等都在上面发表过自己的作品。因此，这些人物都被称为“今天”派。《今天》杂志停刊于1980年12月末，历时2年，一共出了9期，每期印数1000册。其间，组织举行了大量诗歌的宣传活动：各种座谈会、作品讨论会、诗歌朗诵会、集会和*等，这些活动深入到高校、美术馆、公园等，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北京高校学生中间产生的影响尤为巨大。《今天》作为文学民刊在当时十分艰难的条件下，持续了三年，可以说是十分难得的。今天派成员当时只有平均初中文化水平，可是它刊载的一些诗歌，被编进文学史，走进大学的课堂，成为大学生阅读和研究的对象。“今天派”诗歌是新时期文学思潮的发端，后来所兴起的诸多诗歌流派无不受到“今天派”诗歌的影响，而诗人北岛被公认为当之无愧的“今天派”诗歌领袖。
北岛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另一个贡献在于他的诗歌所表现出的特立独行的批判精神和对人的意义与价值的不懈叩问。如果说地下文学的代表诗人食指的《相信未来》在面对残酷的现实，表现更加坚信未来的美好的话，那么，北岛的诗则以“世界/我——不——相——信”的战斗者的姿态，于回望历史的思考中唤醒和捍卫人的价值与尊严。诗人把自己看成人类的一员，以个体的自我来承担属于全部人类的一切，特别是人类的苦难。
写于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回答》是北岛的代表作。
《回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被判决了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经历十年文革，北岛站在文化废墟之上，在人的最基本的价值规范被践踏、被摧毁之后，他所要求的只能是最基本的内容，这是北岛的诗文化反抗带有社会的悲剧性色彩，诚如诗人自己的表达：“这普普通通的愿望/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在《宣告——给遇罗克烈士》中有这样的表述：
我并不是英雄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在《结局或开始》中他说：
我是人
我需要爱
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
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
在摇篮的晃动中
等待着儿子第一声呼唤
在草地和落叶上
在每一道真挚的目光上
我写下生活的诗
这普普通通的愿望
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
北岛写给好友遇罗克的两首献诗，直接透露出人作为一个生命个体被无情地扼杀的残酷事实，以及对热烈期望成为一个“人”的追寻。其中北岛运用温情的口吻抒写出了人的意义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执著憧憬。诗人对富有社会主体能动性的“人”的最基本自由、权利及尊严的维护，是与抗拒非人道的残暴的政治相互交织的。
在惨绝人寰的文化大革命中，人与人的关系异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人的社会属性消失殆尽。人被视为牛鬼蛇神，我是他人的地域。北岛在新时期伊始首先以最经典的文学样式——诗歌艺术地反思了这段历史，开创了新时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先河。北岛诗歌中所表现的主体意识和批判精神，充分体现了作为社会良知的诗人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他对当代知识分子，尤其是对当代知识分子诗歌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四节 舒婷、顾城的朦胧诗写作
作为时代知识青年的每位朦胧诗诗人都有自己鲜明的生命特征，他们独特的气质和人格气象都艺术地再现于各自的诗歌创作之中。北岛的外向型领袖气质使他的诗歌更多地体现出诗人作为时代政治英雄的特点，北岛的诗更适宜于广场上朗诵，具有很强的煽动性，它以不可怀疑的力量使读者接受；而舒婷、顾城由于个性内向、情感细腻从而使自己的诗歌显得婉转幽美，他们在日常情感的提炼和升华中完成诗歌的创作，他们的诗更适宜于与普通读者进行心灵的对话与交流，进而显示出纯粹的诗美。北岛、舒婷、顾城的诗歌以其鲜明的个性化特征和时代性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2005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了“世界文学60家”书系，旨在囊括20世纪华文学创作的精华，展示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家作品，北岛、舒婷、顾城的精品作品集榜上有名，这是世人给与朦胧诗诗人最高的荣誉与评价。
舒婷（1952—）原名龚舒婷、龚佩瑜，福建漳州人。1966年，14岁的舒婷因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和在作文中有抒情表现而受到批评。1969年舒婷读初中二年级，在未毕业的情况下即下乡，到闽西北山区的上杭县插队落户。1971年开始写诗和散文，并得到当时被流放到闽西北山区的福建诗人蔡其矫的指导，其诗也在知青中流传。舒婷1972年回城，在厦门当过泥水工、浆纱工、挡车工、统计员、讲解员、焊锡工等各种临时工。1977年与北岛等北方的诗人结识，成为《今天》的撰稿人之一，她的诗也开始在社会上流传。1979年4月，她最初发表在《今天》的《致橡树》被《诗刊》转载，这是她第一次公开发表的作品。尽管舒婷的诗已广泛流传，受到读者的喜爱，但是诗歌界却没有完全接受她，对她的诗歌还有许多置疑。1980年舒婷调到福建文联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同年，《福建文学》以“关于新诗创作问题”为题，围绕着舒婷的作品开展长达一年多的专题讨论。这次长时间的讨论与当时的诗歌潮流紧密相连，讨论涉及到新诗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虽然她的《流水线》和《墙》等作品也受到批评，但随着讨论的深入，她的影响也更加扩大，成为朦胧诗乃至新诗潮的代表人物。出版的诗集有《双桅船》《舒婷、顾城抒情诗选》《会唱歌的鸢尾花》《五人诗选》等，现为中国作协理事、作协福建分会副主席。
舒婷的诗贴近生活，具有倾诉性，是她生活感想的随笔，重在抒发情感。舒婷的诗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她的作品致力于表现理想、爱情、友谊、自由、命运、责任等传统性的思想主题。在艺术上，则以细腻的刻画、含蓄的表白、生动的描写见长，作品抒情气息浓郁，具有典型的女性心理与情感特征，被人形容为“美丽的忧伤”。舒婷的诗融古典情趣与浪漫主义色彩于一炉，赢得了阅读趣味偏于传统的读者们的广泛喜爱，奠定了其作为“朦胧诗”重要代表性诗人的文学史地位。
舒婷不是以数量取胜的诗人，但她却为当代诗坛留下了不少精品之作。她的脍炙人口的诗篇，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搁浅”型；一类是“赠送”型。
《船》是一首重要的诗，写一种“搁浅”的感觉，凝聚了作者很多的体验。1972年她以独身子女照顾回城，没有安排工作，产生了一种搁浅的感觉。她连一名民办教师也争取不到，现实和理想之间那不可超越的一步之遥被她感觉到了。一步，然而遥远。她终于明白搁浅也是一种生活，于是舒婷写成了《船》这首诗。《船》以船自喻，飞翔的灵魂被禁在自由的门槛。在这里，舒婷较好地完成了从生活到艺术的转换，而不是把生活真实直叙于诗中，或把生活的语言分行排列于诗中。这是舒婷诗的一种类型。属于这种类型的诗，还有《日光岩下的三角梅》《双桅船》等。《双桅船》的写作之时，正是中国社会摆脱“文革”影响重新步入健康发展的“转型期”。人们对于信仰、爱情、友谊、理想的追求依然保持着一种强烈的渴求，舒婷敏感地捕捉到了时代的脉搏，写出了这首折射出时代精神的抒情诗。全诗通过“船”与“岸”亲密关系的形象性展示，含蓄地表达了诗人对于爱情、友谊、信仰（或信念）这些崇高美好事物的向往与追求，显示了诗人理想主义的思想情怀。它是诗人运用朦胧诗的写法，采用象征、意象来表达人的主观情绪，从而伸张人性的佳作。全诗表现了诗人双重的心态与复杂的情感。一方面，是理想追求的“灯”，另一方面，是爱情向往的“岸”。在执着追求理想的进程中，时而与岸相遇，又时而与岸别离，相和谐又相矛盾。同时，在理想追求进程中，诗人时而感到前行的艰难与沉重，又时而感到一种时代的紧迫感而不让自己停息。
另外一类型是“赠送”型，代表作《赠》《致橡树》《祖国，我亲爱的祖国》等。这些作品诗人超越了自己个人情感的天地，进入到更加开阔的艺术空间。情感的细腻、表达的婉转、繁复的意象、精美的语言，充分展示了舒婷作为新时期第一位朦胧女性诗人的艺术魅力，只要我们带着审美心境去阅读这些作品就不难感受到这一点。
舒婷出现于新时期诗坛犹如一枝艳丽的奇葩，又如一只报春的燕子，预示着女性诗歌春天的到来，开启了新时期女性诗歌写作的新景观。
顾城（1956—1993），祖藉上海，在北京长大。顾城生长在一个文化积淀十分深厚的家庭环境中，父亲是当代作家、诗人顾工。十岁之前的顾城拥有一个自由而平静的生活，他爱看书，把家里两柜子的书几乎都看遍了，然而一场改变中国一代人命运的政治风暴将顾城的生活弄了个天翻地覆。工军宣队抄走了家里所有的书，只有一本法布尔的《昆虫记》在他的手中得以幸免。《昆虫记》成了他的至宝，它给了少年时代顾城最初的信仰和生活的依据，给顾城打开了一个崭新世界的大门。
混乱、畸形的社会现实让顾城看到了恐怖，武斗的血腥场面让他瑟瑟发抖，当他听到全家随父亲下放时，他“脸上竟升起一层欣喜”。1969年的冬天，顾城一家被下放到山东省昌邑县东冢公社，住在一个叫火道的村子。顾城的愿望破灭了，他的眼前是暗黑的茅顶、土墙和直达天际的荒滩。他和父亲被分配去喂猪。在偏僻荒凉落后的农村长年的下放生活让顾城学会了在孤独中默默地与自然相处。1974年顾城一家返回北京，他抱着极大的热情参加街道服务的各种工作，当过木工、电影广告绘画工、商店营业员、油漆工、报刊编辑等。1987年赴欧美进行诗歌文化交流活动，1988年到达新西兰，与妻子谢烨隐居新西兰激流岛。1993年10月8日，因情感与婚姻危机等复杂原因，在激流岛寓所杀妻后身亡，以悲剧的方式结束其短暂的人生。
顾城的诗集主要有《舒婷、顾城抒情诗选》《北岛、顾城诗选》《黑眼睛》《顾城诗集》《顾城诗全编》等。其公认的代表作主要有《一代人》《远和近》《生命幻想曲》等。天才童话诗人顾城是当代最受读者欢迎的诗人，他的诗在广大青年读者中产生深远影响。
顾城很小就开始写诗，1964年创作的《松塔》是他的第一次尝试，虽然有些稚嫩，但是充满了孩子的幻想。同年所作的《杨树》则老成的多。“我失去了一只臂膀，就睁开了一只眼睛。”与后来的代表作《一代人》有异曲同工之妙。顾城第一次公开发表作品是在1979年3月，北京西城区文化馆《蒲公英》小报第三期刊登了《生命幻想曲》，受到读者的欢迎。《生命幻想曲》是顾城下放时，在河滩上创作出来的，在寂静与孤独中，他对生命展开了无穷的幻想。在这首诗中，他热烈地表达了对生命的礼赞，对“我”的认知，他要让自己的“生命”去碰撞宇宙的日月星辰，问候自然的万物，将自我溶于外在的世界，使世界染上诗人的个性和特征，从而达到“超我”“无我”之境。顾城的诗歌风格也由此奠定。顾城谈创作这首诗歌的心境：“我似乎真的进入了光的世界，——太阳在高空轰响着，把白热的阳光，直泻在广阔的河滩上，直泻在河滩上的千百个圆形的小湖里，直泻在我脱皮的手和红肿的肩上……我好像被熔化了，皮肤不再是我的边界，大地再不能用引力把我捕获……我是那么地自由，随着滚热的气流在太空中浮动。”“让阳光的瀑布，洗黑我的皮肤”“用金黄的麦秸，结成摇篮，把我的灵感和心放在里边”，诗人那孩子般绮丽的幻想，将常人眼中无法连接的意象巧妙地结合，将自己心中的世界，心中的美直观的展现。不久，诗人加入了《今天》文学社，相继与北岛、芒克、舒婷、江河等诗人结识，开始大量发表作品。同年，公刘的《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发表在《星星》复刊号上，这是国内报刊首次公开评论顾城的诗，引起了国内外文艺界的广泛关注。次年一月，《文艺报》又转载了公刘的文章，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对“朦胧诗”的讨论。这一阶段顾城的诗往往感觉细腻、丰富，语言纯净、透明，意蕴单纯，情感真挚，富有纯粹、动人的美感力量。
在顾城的诗篇中最为人们熟知的是《一代人》，全诗一共两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它虽然简短却意味深长，道出了“一代人”的心声，引起了“一代人”的共鸣。对于“光明”的渴求，只有经历过“黑夜”的人才能体会，文化大革命的漫长“黑夜”，让顾城对“光明”有一种执卓的追求。像《一代人》这样政治意味较浓的诗作并不多，他的诗更多的是对“我”，一个自由而真实存在的灵魂的思考。《一代人》既是这一代人的自我阐释，又是这一代人不屈精神的写照。黑暗要扼杀一个人明亮的眼睛，但黑暗的扼杀并没有达到它的目的反而创造了它的对立物：黑色的眼睛。是黑暗使一代人觉醒，使一代人产生更强烈的寻找光明的愿望与毅力。正是这坚毅的寻找，才使他们看到掩盖在生活表象之下的、使人难以接受的本质。《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是诗人性格与理想的最好证明。在他的王国里，痛苦的经历被他的任性剔除，他要构建的是一个和谐纯美、恬淡宁静而又无拘无束的梦幻世界。“永远”的爱情、“快乐”的小河、幸福的“婚礼”、“玻璃纸和北方童话的插图”，这是一个孩子最美好的幻想。他要“画出笨拙的自由”，画下“永远不会流泪的眼睛”“我想涂去一切不幸，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在这天真纯美的诗句后面隐藏的是一个脆弱的灵魂，如果没有眼泪，没有不幸与黑暗，诗人的愿望不会如此的强烈。“啊，在纸角上，我还想画下自己，画下一个树熊，坐在维多利亚深色丛林里，坐在安安静静的树上，发愣，他没有家……”诗人最后以一个弱小的形象出现，他将自己安放在理想王国之中，想用“浆果一样的梦”去充实，用“很大很大的眼睛”去观察。但是，他没有得到“蜡笔”，一切都随风而逝，诗人宁愿自己亲手把梦撕碎，让它保存在记忆与幻想中，也无法忍受它被污浊浸染。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顾城的诗歌创作在原来的基础上变得更为内向、封闭，一味沉浸于自我冥思的世界里，诗的意象与感觉越来越趋向无意识状态，整体风格变得怪诞、晦涩，充满神秘主义色彩。如果说顾城前期的诗歌给读者带来的是纯美和希望，那么，他后期的创作则是诗句的自由涌动。《布林的档案》从形式上讲，它很像现代童话，从内容上讲，不过是我们习惯的现实。总之，它展现的是人间，不是在愿望中浮动的天国。《颂歌世界》中，它用平静的语调揭示存在与人内心的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冲突，当然，顾城并没有放弃对那个理想世界的憧憬。顾城曾坦言自己受外国诗人的影响较深，“我喜欢但丁、惠特曼、泰戈尔、埃利蒂斯、帕斯，其中最喜欢洛尔迦和惠特曼。”他喜欢洛尔迦的纯美，喜欢惠特曼的“直达本体”，他也不讳言庄子、屈原、李白等传统诗人的艺术熏陶。顾城始终没有忘记中国传统诗歌与自己的联系，并一直努力将其延续。但是，他的诗歌理论还没有完全建立时，他就离开了这个带给他无限苦难、无限憧憬的世界。“我在幻想，幻想在破灭着，幻想总是把破灭宽恕，破灭却从不把幻想放过。”（《我的幻想》）
作为一位“童话诗人”，顾城用自己的诗为中国新诗的成熟与发展贡献了力量，为诗坛增添了新的元素。顾城是一位天才诗人，他冷静地看着周围的世界的同时，用他的“童心”感知着，他用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组织语言，抒发情感，表达他作为一个个体存在，对生命、对美、对爱情、对社会、对时代的看法。遗憾的是，由于受到他性格的限制，顾城无法超越自己，他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他将自己困在一个幻想的世界中，不断舔吻着与现实发生冲突而留下的伤口，最终走向极端。
第五节 江河、杨炼等的朦胧诗
江河（1949—），原名于友泽，北京人。“文革”期间在乡村插队期间开始写诗。出版的诗集有《从这里开始》《太阳和他的反光》等。杨炼（1955—）北京人，出生于瑞士。“文革”后期曾在北京郊区插队。在《今天》的诗人中，他开始写诗的时间较晚，迟至1976年初。主要诗作有《大雁塔》《西藏》《礼魂》《诺日朗》《敦煌》等，出版的诗集有《荒魂》《黄》等。
在《今天》的诗人中，江河和杨炼在新的美学原则崛起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常常被评论家们放在一起进行谈论。他们与当时其他诗人的强烈的自我表现意识不同，提倡和实践者的是表现时代和民族历史的“史诗”。早在1980年，江河就呼唤史诗：“为什么史诗的时代过去了，却没有留下史诗？”他先前的《纪念碑》《祖国啊，祖国》和杨炼的《大雁塔》《乌蓬船》等诗，就已蕴涵着一种史诗的气魄和特质。不过，那时朦胧诗的整体追求还是在寻觅西方新异的声音，并表现出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因此，即使江河、杨炼，那时也不能一味地以历史的眼光流连在古文化遗址之上，他们频频注视着周围广阔的地平线，而被一种现代和现实意识浸润着。如江河的《让我们一起奔腾吧》《星星变奏曲》，杨炼的《织与播》《走向生活》，都表现出强烈的社会现实意识。正是因为“史诗”的非属传统文类意义的范畴，因此江河、杨炼后来使用“现代史诗”“史诗性”“抒情史诗”等概念来解释自己的创作。
江河、杨炼早期的《纪念碑》《祖国啊，祖国》《大雁塔》等长诗具有浓郁悲壮的抒情基调。想象丰富、气势雄伟，呈现出政治抒情诗的思辨特征。在形式上也较多地采用当代诗歌铺陈排比的句式章法。他们试图通过对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探寻，来获得对现实问题和历史的认知，这种介入“历史”的强烈欲望和鲜明的社会政治视角与北岛等朦胧诗人不同。
从80年代中期开始，杨炼、江河的诗风有了较大的变化，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将审美视点逐渐从现实关怀转向对民族传统文化和生命意义的“寻根”。随着对现实的反思逐步向历史文化的深层拓展，诗人们意识到不能再一味地去摹写西方的诗歌，所以一部分青年诗人开始回到东方，向古老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深层开掘，“文化诗”的潮流在青年诗人中蔓延，而江河、杨炼则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杨炼继《大雁塔》之后，又写出了《诺日朗》《半坡》《敦煌》《西藏》《自在者说》《与死亡对称》等大型组诗，为东方现代史诗的创作提供了较早的实绩和范式；江河则在1985年写出《太阳和他的反光》这组现代中国的神话史诗。他们都为东方现代史诗的创作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达成了现代意识和民族传统精神的对话。
杨炼和江河的诗歌以对东方文化的反思和对史诗品格的建树为当代诗歌做出了独特贡献，也为“寻根文学”提供了一个最初的范式。80年代后期，未见江河新的诗作问世。1988年夏天，杨炼开始了自己所称的“世界性漂流”，足迹遍及欧、美、澳洲各地，诗中继续了他冥想、哲思和想象奔放的风格，并且收获丰厚。杨炼等大陆诗人旅居海外的创作现象，这是有待诗学界进一步研究的话题。
第六节 梁晓斌、王小妮的朦胧诗创作
梁晓斌、王小妮是“今天”诗群之外，与朦胧诗保持着同一或相近的创作倾向的年轻诗人。
梁小斌（1954年—）安徽合肥人。自1984年被工厂除名后，一直靠阶段性的打工为生。他前后曾从事过车间操作工、绿化工、电台编辑、杂志编辑、计划生育宣传干部、广告公司策划等多种职业。1972年开始诗歌创作，他的诗《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雪白的墙》被列为新时期朦胧诗代表诗作。1984年提出“必须怀疑美化自我的朦胧诗的存在价值和道德价值”，其间创作《断裂》组诗。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少女军鼓队》（中国文联1986年版），思想随笔集《独自成俑》（天津社科2001年版）《地主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等。诗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雪白的墙》选入《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其中《雪白的墙》(选入高中语文教材)获1982年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新诗奖。
梁小斌是以《雪白的墙》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赢得朦胧诗代表诗人称誉的。他的诗善于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从一粒沙中见出整个世界。如他以“我的钥匙丢了”这件个人小事，象征着“文革”中失去的理想和信仰，将小小的钥匙置于中国这一大的语境之中，由此形成语境压力，使之具有一种隐喻效应，其间蕴涵的历史内容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作者所说：“意义重大不是由所谓重大政治事件来表现的。一块蓝手绢，从晒台上落下来，同样也是意义重大的。给普通的玻璃器皿以绚烂的光彩。从内心平静的波浪中觅求层次复杂的蔚蓝色精神世界。”他写琴声惊动的鸽子、啃着苹果的孩子，写玫瑰花开，写一颗螺丝钉……在微小的事物中蕴涵着丰富的社会内容，沉重的历史省悟和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往往是在轻松的自然意象中呈现的。他的诗另一个特点就是单纯性。他说：“单纯性是诗的灵魂。不管多么了不起的发现，我都希望通过孩子的语言来说出。”他一方面写走出窒息心灵的阴影而获得阳光和自由的天真烂漫的少年儿童，另一方面更以一种童稚单纯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一切，使丰富复杂的内容在纯净透明的意象中呈现出来。
2005年中央电视台新年新诗会上，梁小斌被评为年度推荐诗人。推荐语中这样写到：
“诗人梁小斌，一个磨难时代的诗歌童话，他坚韧而坚强地持续写作，在生活的边缘依然把诗歌完全融入了生命的状态。 新时期文学启蒙时这位诗人坚实、清澈、透明而深邃的诗句，在中国所有城市的旷野呼啸而过，他朴素而寓意深切的诗歌依然影响着现在的人们。
梁小斌诗歌中蕴涵的深情和智慧，是近15年来汉语写作历程一个多棱面的见证，更难得可贵的是，这样冰块一样生活着的诗人，通过自己卧薪尝胆的努力，恢复或说绵延着一种纯粹、高贵的文学理想：以透明消解阴晦，以深沉埋葬浅薄，以少战胜多。”
王小妮（1955—）吉林省长春市人。1969年随父母插队于吉林省农安县合隆公社，1972年随父母回城。在长春三中续读中学，1974年中学毕业后，插队于吉林省九台县庆阳公社。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七七级，1979年参与发起《赤子心》诗社。1980年8月，去北京参加首届“青春诗会”，诗歌开始在国内多家报刊上陆续发行。曾就职于长春电影制片厂。1985年迁居深圳，自由写作。出版有《我悠悠的世界》《手执一枝黄花》《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世界何以辽阔》《方圆四十里》等诗歌、散文、随笔、小说集。曾获得《作家》诗歌奖、吉林省图书奖、美国安高诗歌奖、《上海文学》创作奖等。2000年秋参加在东京举行的“世界诗人节”。2001年夏应德国幽堡基金会邀请赴德讲学。2004年获“华语文学传媒年度诗人奖”。
王小妮80年代初的诗，部分取材于“文革”中曾经劳动过的东北农村生活，着重展现事物和情景所产生的印象和感觉。诗中出现的土地、大山、石匠，常常是物象与感觉的交叠。这种感觉和把握对象的方式，在稍后写城市生活的作品《我感到阳光》《风在响》《假日湖畔随想》中，有更多的发挥。80年代中期以后，诗人的写作与诗界的运动、潮流，较少发生直接关联，她决定“只为自己的心情去做一个诗人”。在《重新做一个诗人》中诗人写道：海从来不为别人工作/它只是呼吸和想。从1980年写诗开始，诗人从未中断对诗歌艺术的追求与探索。她的长诗《与爸爸说话》（1996）《我看见大风雪》（1999）等被公认为是中国当代诗歌界优秀的诗歌文本。
王小妮获2004年首届新世界国际诗歌启明星奖，评选委员会给她的授奖辞是：简洁、明澈、沉实而轻盈，于静默中直击或折射稍纵即逝的诗意瞬间。王小妮的诗在整体上令我们想到水晶的纯粹本真。她朴素的诗歌理想在于个体生命和语言的相互生成。她的诗自成一个世界，其中布满日常生活的痕迹和气息，却又显示为一种话语的险境。在她的诗中，坚定的个性和精微的风格变化并行不悖。她的诗歌写作是对生活和语言的持续擦亮，同时也不断擦亮我们的眼睛以至灵魂。她是一种激励，激励我们重新做一个读者；又是一个启示，启示我们在任何情况下诗意栖居的可能。
本书主要参考文献：
《中国当代文学史》王庆生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年版。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金汉 总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2年版。
《中国现代文学史》朱栋霖 丁帆 朱晓进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
《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朱寿桐 主编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
《中国当代新诗史》 洪子诚 刘登翰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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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诗抄》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年版。
《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廖亦武主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1999年版。
《北岛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6年版。
《舒婷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6年版。
《顾城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6年版。
《现代主义诗群大观》 徐敬亚等编 同济大学出版社 1988年版。
《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罗振亚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年版。
《周伦佑诗选》周伦佑 著 花城出版社 2006年版。
《中国形象诗学》王一川 著 上海三联书店 1998年版。
《于坚、谢有顺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语言的闪电》朱大可 著 华龄出版社 2006年版。
《海子作品精选》海子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6年版。
《北大情爱三部曲》 朱家雄 主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6年版。
《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曹文轩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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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潮诗歌》 李复威 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先锋诗歌》 李复威 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岁月的遗照》程光炜 编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年版。
《光芒涌入》 李岱松 主编 新世界出版社 2004年版。
《第三条道路》（一、二、三卷） 谯达摩、海啸、刘生龙、温皓然等主编 九州出版社 2004——2006年版。
《穿旅游鞋的舞神们》谯达摩 朱赤 亦言 主编 九州出版社 2007年
论文：
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历史将证明价值》、《有些诗正离我们远去》、《丰富又贫乏的年代——关于当前的诗歌随想》。
[size=-1]本贴由赵晓虎于2007年10月08日09:47:08在“詩江湖“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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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2-13 01:4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