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贝 文革中的徐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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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重灾区徐州


曾经在江苏徐州服役几十年，经历了后期的徐州文革。

徐州地处苏、鲁、豫、皖四省要冲，号称“五省通衢”，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中国铁路的两条大动脉——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在徐州交汇，更显其地理位置的重要。

徐州铁路分局隶属于济南铁路局，其管辖的范围分散在江苏、安徽、山东三省的接壤地区。

1967年初，徐州的造反派夺了徐州市委、市人民委员会的权。由于造反派内部争权夺利，发生了分裂，形成了“踢派”和“支派”两大派别，发生了大规模武斗。

徐州驻军情况复杂。

驻徐第68军属于济南军区序列，驻徐坦克第二师归装甲兵系统，与68军没有隶属关系，68军军长张郅秀（文革后担任昆明军区司令员）与坦克二师师长沙风（三野序列，文革时军管农林部，文革后任装甲兵副司令）同为少将军衔。

驻徐空１２师隶属济南军区空军，同时驻有的师级建制还有空１０８，属于空军工程部队。

徐州成立革委会需要江苏批准，军事上归济南军区防区。支左部队由68军负责，归济南军区指挥。连云港也是一样，行政上是江苏，驻军守备师归济南军区。

徐州革委会的工作一方面要向江苏省革委会负责人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负责，支左部队又要受山东省革委会负责人、济南军区政委王效禹调遣。

铁路方面当时徐州铁路分局属济南铁路局领导，干部都是由济南铁路局任命的。铁路又是半军事化的单位，归铁道部直接领导管理。

正是因为这种混乱的管理体制，造成徐州革委会三次成立三次换班。

曾经在在徐州市革委会的大门口，有人偷偷地贴上了一首打油诗：“踢得好，支得对，一年一个徐革会，干部乱站队，群众跟着活受罪”。

徐州踢派组织叫“工总司”，支派组织是 “淮海八三一”。

1967年3月18日，经南京军区许世友和济南军区杨得志共同批准，正式成立徐州市革命委员会，由68军副政委刘汝贤（华北野战军序列，文革后任济南军区后勤部政委）任革委会主任。

由于两派对革委会的态度对立，形成了支持革委会的“支派”和反对并踢开革委会的“踢派”。 “踢派”俗称驴派，“支派“俗称狗派。双方展开大字报辩论，一方写“徐州市革命委员会就是好”！另一方就在标语的结尾处加上“个屁”，变成了“徐州市革命委员会就是好个屁”！

68军虽然隶属济南军区，但军部和一个师的部队均在江苏地盘。军长张轾秀江曾是华野老9纵的师长，是许世友的部下。副军长吴怀才（后任68军军长，文革后在沈阳军区顾问任上离休）原本是红四方面军的，与许司令出身相同。这两个人自然会给许司令面子。而许世友更是坚决支持68军，也就是“支派”。

王效禹原为青岛市副市长，是康生的老部下，与王力、戚本禹共过事。文革后一跃成了山东省革委会主任兼济南军区政委，掌权后依仗济南铁路局的关系把徐州铁路分局当成了下属单位，经常插手徐州铁路的工作，从而影响了徐州的派性斗争。

因为王效禹支持徐州的“踢派“，所以”踢派对王效禹非常感激，曾喊出：“毛主席是红太阳，王政委是小月亮。徐州归山东，煎饼卷大葱。跟着王政委，彻底闹革命！”的口号。

67年 3月19日，毛泽东对《齐齐哈尔铁路局运输状况严重混乱》材料作出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此件请阅。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实行军事管制，迅速恢复正常秩序。”

5月31日，国务院决定对铁道部实行军管，6月12日，中央军委决定对全国铁路实行全面军事管制。

铁道部与交通部是全国最早实行军事管制的两个单位。铁道部军管会由总参军务部部长苏静（拟任铁道部军管会主任），总参军事交通部副部长杨杰（拟任部军管会副主任）和总参作战部空军处处长朱沪宁。

苏静时为兵团级的总参军务部部长。曾长期在林彪麾下担负司令部参谋组织领导工作，中将军衔。文革后任国家计委副主任。

杨杰时为副军级的总参军事交通部副部长，大校军衔。1968年苏静调离后实际主持铁道部工作。1970年6月，交通部、铁道部、邮电部的邮政部分合并组成新的交通部，任交通部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文革后任基建工程兵副政委，1987年离休。他的大儿子在我师运输营当兵，二儿子与我是同排战友。

朱互宁为总参作战部空军处处长。到铁道部四个月后，仅为师级干部的朱互宁被中共中央任命为驻冶金部军代表，主持冶金部工作。1970年6月，任冶金部革委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文革后历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副院长。

朱互宁调离铁道部后，1967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韩卫民（总参军训部副处长）为铁道部军管会副主任。

6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发出《关于坚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命令》。该《命令》第三条称：“煽动武斗、破坏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和砸毁铁路、交通设施、运输工具的少数坏人以及情节严重的肇事者，必须受到无产阶级国家法律的制裁。各地革命委员会、军事管制委员会和驻铁路、交通部门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军代表、公安值勤人员有权根据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公安六条规定负责处理上述问题，有关方面必须听从，不得拒绝执行。”

67年5月31日 徐州铁路分局实行“军管”。我团由团长金正新（文革后任坦克二师师长，在12军顾问位置上离休）带领，负责机务段、电务段、铁路公安分处的军管。

原徐州市公安局看守所，俗称“8号”由我团军管，负责人是我连老连长樊元忠。

68军负责军管的范围是德州（不含）至蚌埠（不含）和连云港、郑州（不含）——潼关段的铁路部门。

5月30日，王效禹指令枣庄反逆流组织大批矿工和农民携带木棍、乘大卡车开进徐州。在徐州北郊朱庄与支派3.18农民造反派遭遇，双方进入淮海路、彭城路游行示威，呼喊“踢开徐革会，支持反到底”的口号。

踢派的头头顾炳华、栾昌善公开散布说：“对解放军相信是前提，警惕是关键，斗争是根本”。把矛头指向六十八军，说张铚秀就是徐州的“新沙皇”。

除了顾炳华和杨正祥，徐州在文革中有点名气的造反派还有三中学生张晓阳，徐州师范学院学生周美霞，徐州医学院学生徐峰。

7月上旬，王效禹强令驻徐68军和空29师思想转弯，由原来支持徐革会和“支派”转为支持“踢派”。7月11日，徐州卫戍区发出支持踢派的通告。

8月31日，两派展开一场混战，“踢派”在卫戍区的支持下将“支派”赶出徐州。

68年3月1日，徐州市革委会根据王效禹的旨意经济南军区批准实行改组，组成了以踢派为核心的革委会。杨得志司令员和68军张至秀军长指示驻徐部队继续做好思想转弯工作。

9月5日，中央发布《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规定：当劝阻警告无效时，解放军有权实行自卫还击。

1968年以后的几年里，徐州市先后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运动和深挖清查“五·一六分子”。由于派性作怪，“五·一六”分子”越挖越多，既有“踢派”又有“支派”。还出现了许多私设公堂、刑讯逼供的情况，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群众中流传着“‘五·一六’，家家有，不是亲，就是友”的顺口溜。仅一个徐州市就挖出了6000多人，使社会矛盾再次激化。

1974年军管干部已全部撤出，徐州“批林批孔”运动开始，“踢派”占领了徐州市委大楼，拒不撤走。1975年2月，“踢派”又抓市委领导人，冲击机关，使徐州的局势紧张起来，本已混乱的徐州铁路运输更加恶化，领导班子半瘫痪，调度不灵，站内线路堵塞，危及全路，影响全国，引起中央的重视。

1975年3月9日，在邓小平“整顿”的指令下，刚刚上任不到二个月的铁道部部长的万里带着中央9号文件和工业书记会议精神,会同江苏省委负责人到了徐州。

万里，解放前一直在山东工作，淮海战役时曾负责后勤工作，文革前担任北京市副市长。

他首先拿徐州铁路分局的派性开刀，3月10日由市委书记汪冰石（文革后任江苏人大副主任）亲自指挥，徐州市公安机关、民兵指挥部派出人员，将大搞打砸抢的“踢派”为首分子顾炳华（原徐州物资局技术员，徐州“工总司”头头，市革委会常委，后判刑18年）逮捕。

据说逮捕顾炳华出自邓小平之口，在一次讲话中说：“徐州不把顾炳华抓起来，安定得了吗？”。

当年还有一个“踢派”风云人物是铁路的杨正祥，原为铁路工人，曾任徐州革委会主任。据说是一次武斗的总指挥，后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劳改队呆了十九年。2004年向徐州中院鸣冤并立案，案件一直拖着不办。杨正祥不停地上访告状，多次到北京、南京和市政府、法院及公共场所散发材料。要求平反和解决生活困难问题，此问题直到2010年仍没有解决，杨正祥还在上访中。

当天下午，徐州市委分10个会场召开大会，由汪冰石宣读《三·九通告》，宣布逮捕坏头头顾炳华。接下来的几天，又拘留了几个打砸抢的帮派分子，并将他们押往南京分别关押审讯。

3月10日，万里亲自主持召开了徐州铁路分局全体职工、家属万人动员大会，并邀请了驻徐部队排以上干部参加。

笔者有幸参加了这次大会。会上万里这个小干老头口齿伶利，声音哄亮。一会儿严峻，一会儿谈笑风生。

他在会上点了几个派性头头的名字：“听说你们这儿有个杨坡兰（事实上杨坡兰是青岛的）闹的挺凶的，把她抓起来嘛！”。记得还点了一个不是铁路的“支派”头头张晓阳，是三中的学生。

虽然说的轻松，透露出的是一种威严，一种坚决打击破坏铁路运输的决心。因为文革时期听惯了那些政治口号和官腔报告，对万里这种讲话作风感到特别亲切。

他整顿了铁路分局领导班子，他说：“我问过几位挨过整的老职工、老干部：‘还要不要像整你们那样，再整一整现在的领导人？’他们说，没有这个意思，只要他们认识错误，改了就好，要赶快把生产搞上去，再这样下去不得了。”

３月１５日又在徐州召集济南、上海、郑州三个铁路局领导干部会议，协调解决津浦、陇海、京广三条干线不畅通的问题。

短短十二天，徐州铁路分局的形势发生了大变化。津浦、陇海两大干线的徐州枢纽很快畅通无阻。

一九七五年六月二日，1975年6月2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徐州地区贯彻执行中央9号文件的情况向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报告》。

《报告》反映：在整顿前，“许多领导干部陷进了资产阶级派性的泥坑。在相当多的单位中，不是用党性掌权，而是用‘派性'掌权。这一派上了台就整那一派，那一派掌了权又整这一派。几经反复，裂痕很深。”“近几年来，那些用派性掌权的同志，又借各种运动之机整另一派的干部和群众。批林批孔运动一来，原来掩盖的矛盾爆发了。”“坏人就趁机兴风作浪，浑水摸鱼”，“打着‘揭盖子’的旗号，欺骗、拉拢少数群众，向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疯狂进攻，妄图趁机推翻各级党的领导。”

《报告》总结解决徐州问题的经验是，紧紧抓住解决领导班子问题这个关键，对派性严重的领导干部，要敢批、敢斗、敢捅“马蜂窝”，限期改正错误，到期不改，采取组织措施。对群众坚持正面教育，防止互相攻击。对极少数坏人，把他们抓起来，在群众中批判。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参考江苏的经验，解决各地区的问题。

万里也随着后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而倒台。文革后重新出山，担任安徽省委书记，曾因推广了土地承包经验而名噪一时。1982年进入中央政治局，1988年当选七届人大委员长。

　 由于68军在文革中陷入太深，1975年，为解决徐州问题，中央军委决定68军与沈阳军区46军对调。

68军移驻吉林省吉林市，1985年百万大裁军时，68军番号撤销。在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撤销番号的每一个军，都留下了自己的余脉。唯独68军，未留下任何建制单位。原军长吴怀才也以沈阳军区顾问的身份回到济南养老，徐州只留下一个干休所。

12军是根据1978年5月15日《关于将济南军区的徐海方向划归南京军区的决定》于9月15日接防64军进驻徐州。

１９６７年7月12军进驻安徽合肥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由于安徽两派争斗较激烈，军长李德生（二野师长，1973年担任党的副主席。后任沈阳军区司令，在国防大学政委任上离休）。军政委宋佩璋（原中野八纵，文革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后来被列为林彪集团死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在南京军区政治部顾问任上离休）在制止武斗、促进联合、解放干部、实现“三结合”等工作中，符合毛泽东讲话中有关纠正“左”的具体错误的精神，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同时，也卷入了地方许多事务，安徽方面反应强烈。此时调防，可以避开许多矛盾。

李德生军长调中央当副主席和辞职都有些莫名其妙，他后来最大的功绩是在林彪事件中的表现。在林彪出逃的关健时刻，周恩来派李德生坐镇最不放心的空军。后来有人把李德生列在林彪和四人帮线上，据说1976年12月，邓小平说：李德生同志一身清，在“四人帮”问题上没有牵扯。

我曾陪同首长到过李德生家两次，感觉这是个很和气的人。因为李德生是老军长，军里首长到北京时，都去看望一下。他的夫人是总政组织部副处长，儿子李和平曾在我军３６师任副团长，曾因中越自卫反击战虚报战果受到牵连。此时曾有人怀疑是余秋里整李德生，但虚报战果是事实，是被复员战士揭露的。至于余秋里是否借机搞李德生，无从探究。因为余秋里曾任同为南京军区的一军政委，此时任总政治部主任。

调12军入驻徐州还有一个考虑就是将徐海地区防务划归南京，理顺了军事和行政的关系。

2008年3月26日，原来徐州铁路分局管辖的在江苏,安徽内的路段正式划入上海铁路局。

对军事和铁路两方面的统辖调整，结束了徐州多年以来政区与军事、铁路方面的纠结。


转自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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