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鹏：革命的得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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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革命的概念

为了更好的论述革命，我们需要首先回溯那些历史上的重大革命事件，先看看革命者及团结在其周围的人们提出哪些具体要求，追随着哪些基本的价值。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文本集中而又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普遍呼声。在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中，诞生过诸如18世纪后期美国革命中的《独立宣言》和其后的《联邦宪法》及《权利法案》，法国大革命中著名的《人权宣言》及随后的几份不同版本的宪法等文本。这些文本明白无误地反映了当时人们极力摆脱受压迫、奴役、无权和一盘散沙的悲惨状况和对人的权利、自由、民主、平等等基本价值的渴望和追求。随着19世纪中叶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先后又有1871年巴黎公社的尝试、1917年著名的俄国十月革命、1949年中国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革命政府在胜利之后所颁布的法律和执行的政策，又深刻地揭示出社会问题对于革命的重要意义，即人们积极克服私有制、剥削和贫困等现象，致力于实现经济平等和团结协作等方面的价值。

在简单回顾人们透过革命所梦寐以求的各种价值和理念以后，可以开始讨论革命这一概念的具体含义。革命是一种改变或调整，改革也是一种改变或调整，但革命与改革相对立。改革是指限制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的一系列变化和调整，革命则是指国家范围内整个政治或经济制度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常见的变化可以发生在政治领域，可以发生在经济领域，还可以同时发生在这两个领域。在政治领域里，一场旨在推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政体的群众性起义固然是一场革命，某封建君主国出于某种考虑被迫向人民作出实质让步转而实施君主立宪的变化过程，其实也是一种革命。相反，一国由总统制改行议会制或改革选举制度将多数当选制改为比例代表制的过程则只能称其为改革。同理也可以尽可能的描述出经济领域里的各种变化，借助英国著名学者柯亨的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不改变结构的经济变化、改变结构但不改变经济形式的变化、经济形式的变化等三种类型。简单的经济总量增长和各行业的此消彼长属于第一种类型。经济结构的局部变化则属于第二种，例如，当货币地租取代劳役地租时，农奴社会的经济结构就发生了变化，尽管其经济形式仍是农奴制。资本主义的劳动立法，即调整和修改劳动和罢工权利的立法，也具有类似的意义。工人权利的性质和内容有所改变，但这种变化并没有带来经济形式的变化。这些都属于经济改革的范畴。至于经济形式的变化，则是属于革命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中，传统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为另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所取代，例如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代替封建土地所有制就是这样的例子。不妨如此定义，发生在政治领域的革命是政治革命，发生在纯经济领域的革命是经济革命，两个领域同时发生的革命则是社会革命。

借助上文对革命的理解，我们可以消除一些历史上经年累月遗留下来的认识上的误区。一个是所谓暴力革命争论。至少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后，以法国-苏俄（中国）为线索的激进革命潮流曾倾向于认为，一场决定性的革命必然具有暴力的性质和暴动的形式，甚至有的人还反过来说唯有暴力的起义或造反行动才会是革命的。但我们现在知道，革命需要的是造成制度根本性改变的结果，对实现革命的手段则没有明确的要求，革命在理论上可以是暴力性质的，也可以是非暴力性质的，在某些场合它表现为毛泽东所说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在另一些场合又表现为葛兰西所说的"消极的革命"。葛兰西曾认为，欧洲较发达地区的革命在1848年以后已倾向"消极"类型，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遍及全球的多数国家里传统意义的暴力革命基本上都消声匿迹。另一个是所谓改良主义争论。改良主义是对暴力行为的拒绝，这不妨碍它可以是一种革命的策略，一种实现制度根本性转变的策略，所以有必要对改良主义同有限的社会改革政策进行区分。在很多场合，与革命倾向相对立，往往还存在一种社会改革的倾向，这种改革倾向并不希望把现存政治或经济制度改造为完全不同的制度，而是希望在现有的制度内作出局部的调整和修补以适应时势的发展。

二、革命的所得和所失

第一节里，我们明确了革命的概念，也顺便提及了革命者在历次革命中所追求的基本价值和目标。在这基础上，我们尝试着在一个抽象的意义上来讨论革命的所得和所失。

革命的所得（成果）是指一场具体的革命过程价值和目标的实现程度。这样的价值和目标包括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发展和团结协作等人类的基本价值，也可以包括另一些层次较高、带综合性或补充性的价值和目标。讨论人类的基本价值会遇到不少困难，可能有人会否认基本价值的存在，也可能有人会只推崇其中的几项而否定另外的价值，类似的困难在某种意义上的无解的，会在多大程度上会给本论题带来损害也是不清楚的，我们只能假设存在这样一篮子的基本价值。对于次要的价值和目标，为简化起见，也可以视为基本价值某种程度的实现和补充进而予以忽略，这样我们可以集中精力探讨一篮子的人类基本价值。由缺乏人权到依法保障人权，由不自由到自由，由专制转变为民主，由不平等到相对平等，由经济社会停滞到发展，由一盘散沙到团结协作，革命所得，体现在这些基本价值的实现与否，和让已实现的价值更为深入和更为持久。

在一篮子的人类基本价值里，仍然有些问题需要尽可能地予以明确。一个是价值的优先排序问题。在人的权利系列中，生命和健康权显然是最重要的权利，没有生命和健康，也就丧失了世间的一切。其次是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公民自由权利和选举权、被选举权等公民政治权利，这些基本权利与自由、民主的价值戚戚相关。下一层次才是财产权利，个人合法的财产须得到法律的保护，但财产权利并非基本权利。概括的说，个人的基本权利优先，在满足个人基本权利的基础上实行宪政原则，构建代议制民主政体，从而实现政治上的机会平等。然后是经济上的机会平等和经济社会发展，发展应是机会平等基础上的发展。当财产权利与平等价值相冲突时，平等价值具有特殊的优先性，人民可以通过民主政府和法定程序对财产权利进行适当的调整和限制。最后是团结协作的价值，和推进直接民主的理念，到目前为止两者尚未在现实政治中生根发芽，凭经验可以将它们放在整个基本价值序列的末端。另一个是价值比较的问题。评论革命的所得，是无法绕过已实现价值加总的问题。不过这里不同于经济学上的成本-效益分析法，可以假设存在一个总的社会福利函数来进行计量。不同的价值间无法进行加总计算，本文采用的方法是陈列法和排序法，尽可能的评估各项基本价值的实现程度，并按照价值序列的优先顺序逐一陈列出来。

至于革命的所失，大致可以划分为代价和困难两类。代价（或成本）的含义比较清楚，它具体包括相对的人员损失、相对的经济损失，人员的致死、致伤、致残、被捕、被关等均属于人员的损失，各项财物的直接或间接损失、经济总量衰退或增长率下滑等属于经济上的损失。但需要着重指出，这里的人员损失和经济损失均为相对意义上的，这是因为在旧秩序的统治下，也会存在或多或少的损失，这样的损失理所应当要予以扣除。一般而言，人员损失的代价要高于经济损失，人员致死的代价又要高于致伤、致残、被捕、被关的代价，这其实也符合上文论述的基本价值序列。困难的含义则要难以理解些，这里举些例子予以说明。1848年以后，马克思在他所处的那个年代里，曾对未来英国发生和平转型的革命给予期望，然而英国工人阶级却在宪章运动后逐渐放弃其根本改变的要求，事实上已转向了社会改革的立场，所以英国革命也变得遥遥不可期。反之，在欧洲的其它一些国家，如法国德国，革命思潮却一度变得异常强大。那么，可以认为，在当时英国发生革命的困难程度要远高于同一时期的法国和德国。造成两者差别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我们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当时的英国已基本实现了政治自由和代议制民主，而法德等国仍处在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之中。借助这个例子，我们尝试提出以下结论，一般而言，致力于实现前端价值序列的革命相对比较容易，而致力于实现后端价值序列的革命则可能更为困难。原因不难理解，人民面临的恶有许多种，政治上的迫害是一种恶，经济上的剥削也是一种恶，但政治迫害的恶性程度显然要高于经济剥削。所以，公民基本权利、自由和民主等价值对人们的吸引力会更大一些，至于经济平等的价值则往往是人们在获得基本自由权后才可能逐步追求的东西，所以在历史上，确立自由、民主的政治革命较进一步追求平等的经济或社会革命要来得容易。另外，也须注意到，历史上的很多带暴力性质的革命，往往发生于国际战争削弱了统治阶级的实力和地位之后，如普法战争之于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一战之于1917年俄国、1918年德国革命，二战之于亚非拉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等。这是因为统治阶级在战争中滥用暴力的行为，极大的增加了维持旧秩序的成本，乃至动摇了旧世界的根基，使得暴力革命的发生不再困难，革命的代价也不再显得过于昂贵。

三、    从得失看革命的几种常见组合

前文对革命的所得和所失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基于既有的理性

判断，人们总是希望一场革命带给他们的所得尽可能多，而革命过程中的所失尽可能少。虽说在革命史的长河里，不乏有烈士捐躯的传统，但对于致力献身革命的志士而言，这一理性判断的逻辑仍然是成立的。烈士们宁愿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不是为做什么在他们看来是毫无意义的事，而是正相信他们奋斗的事业对更多的人，对社会甚至对后代子孙皆是有益的事情，才会如此奋不顾身地投入进来。有时候烈士的牺牲看似毫无所值，不可理喻，那是因为旁观历史的人们各自有不同的认识和价值观念。本文写作的目的，在于试图提供一个评价革命的价值体系，以便较为客观的理解和评价这些革命和革命中人们各自行动的意义。这种理解和评价既不能依赖革命参与者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也不能依赖于旁观的人们各自不同的看法和意见，更是不能简单地依赖于当权者的看法和意志。

从实际后果来检验，历史上的革命大致有这么四种组合：一是所得颇丰、所失甚少的革命，二是所得较多，所失也较多的革命，三是所得较少，所失也较少的革命，四是所得甚少或无所得，所失却颇多的革命。所得颇丰的革命，一般而言也是取得某种程度胜利和成功的革命，所得甚少或毫无所得的革命，却可能有两种情况，其一是因统治者镇压或外来势力的干涉而导致失败的革命，其二是虽在名义上推翻统治者而胜利，但以基本价值体系衡量却所获无几甚至出现倒退的革命。对第二类情况，人们往往会冠以"被窃取了果实的革命"、"热月的反动"甚至是"复辟"等称谓。

四、    几个应用的实例

首先来看历史上的美国革命，这里指称的美国革命大约从1775

年独立战争打响前好几年开始酝酿，1775年至1783年的独立战争为暴力斗争时期，其间以东部十三个州的殖民者发起反对英国统治、争取独立主权的武装暴动，直至在法、西、荷等国的直接援助下打败英军，获得战争胜利。严格地说，到此为止美国已经获得了正式的独立，但革命进程远没有完结，而是成立各州制宪会议，经过反复的磋商和讨价还价，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制定联邦宪法，并在随后两年内得到各州批准。1789年依据联邦宪法举行选举并构建全新的代议制民主政体，国会组建后重心转向以宪法修正案形式制定权利法案，以制约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至此整个美国革命才画上完整的句号。

在独立战争以前，美洲大陆的殖民者由有限政府统治，早已拥有某种程度的公民自由，制定过不少的契约和法案，如著名的《五月花号条约》（1620年）、《康涅狄格基本法》（1639年）等，在地方上甚至还拥有从市镇至州的各级自治性质的议会，而整个殖民地区的统治权力则由英国负责掌管。当时美洲的殖民者无法按照其人口数将符合比例的代表选入英国国会，因而在事实上缺乏选举的政治权利。"无代议士不纳税"的口号恰如其分的反应了人们的诉求。《独立宣言》（1776年）开宗明义，"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在这一意义上，美国革命是一场当之无愧的政治革命，如托克维尔所言"革命爆发了，人民主权原则走出乡镇而占领了各州政府。"论及革命的所得，以自由立国，制定宪法落实公民政治权利，成功构建权力分立和制衡的民主政体，是其最主要的政治成就。在公民自由权利方面，也随着联邦宪法及其权利法案的制定得以不断地扩展，但这一方面的进步则要相对逊色一些。美国革命前后的所有制和其它经济形式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革命的参与者也没有提出明确的经济平等要求，说明这场革命不是一场社会革命。可能是由于美国的地大物博、殖民者生活富足、绝对贫困现象少见这一先天优势，社会问题才没有成为革命的重要议题（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一书中持这一观点）。再论革命的代价，人员损失集中在独立战争时期，尚未找到统一认可的数据，美方的死伤者估计数在2万至5万之间，英方的伤亡数也差不多。这一死伤情况看似较少，其实不然，当时美国殖民地区的白人人数不多，略低于300万人。即便以300万为基数计算，美方伤亡率也达到总人数的1~2%。至于经济损失则难以计量，战争年代曾受较大的冲击，不过战后恢复较快。在早期的政治革命中，美国革命无疑是最为成功的一个，这不仅是因为其革命较为彻底，而且其所构建的立宪民主政体出奇的稳固，早期的联邦宪法一直延续至今，只是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进行增删和叠加。美国立国后，其国力也日渐上升，终成世界上最为富强的国度。综上所述，倘不考虑后来造成惨重人员、经济损失的南北战争，十八世纪下半叶的美国革命是一场所得颇多，所失适中的革命。

接着谈一谈1917年爆发的俄国革命。众所周知，革命前的沙皇俄国是一个典型的专制君主国，沙皇集独裁权力为一身，政府腐败,丑闻迭出。1905年曾有过一场招致当局血腥镇压的革命，从这场失败的革命中产生的国家杜马仅仅是个咨询机关，无权控制政府，沙皇却可以随意暂停或解散杜马会议，其成员经常被捕下狱或遭到放逐。因此，革命以前，俄国并不存在一个能够正常讨论政治问题的议会机构。在政党结构上，除社会革命党右翼的个别政治家能偶尔在国家杜马抛头露面，左翼政党作为一个整体普遍处在地下的秘密组织状态之中。经济方面，沙皇俄国的工业生产远较同期的英、法、德等欧洲国家落后。农村中的土地则严重分配不均，大约三万名地主拥有将近七千万俄亩土地。另一方面，一千零五十万名农民却只占有七千五百万俄亩土地。三分之一的农民完全没有土地，农业技术水平也惊人地低下。极端贫困是压在城市底层工人和广大农民身上的严峻社会问题。

自1914年开始的史无前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的摧毁了沙皇在俄国的统治基础。三年灾难性的战争给俄国带来无比惨重的损失，在人员损失上，俄国死伤和被俘人数大约有五百五十万，仅1915年一年内的伤亡者就高达250万之巨。1914年至1916年连续的战争动员，使农业失去了将近一半的强壮劳动力，牲畜被大量屠宰以供军需，农具生产降至正常时期的百分之二十五，同时农具的输入完全停止。财政实质上早已破产，俄国的军事支出总计达四百七十亿卢布，其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可以由正常收入来支付--内外战争债务共达四百二十亿卢布，由此爆发猛烈的通货膨胀，1917年夏季的货币流通额是1914年的十倍。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革命已是水到渠成的事情。（1）

1917年的3月一场革命如约而至，沙皇政府极度虚弱，失却了对军队的控制能力而被迫下台，一个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临时政府取而代之。临时政府宣布了公民的自由权利，大赦政治犯和宗教犯并开始试图修改沙皇时代的一些法规。这无疑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然而，临时政府从一开始就拒绝考虑大多数民众所迫切需要的和平和面包，这样它只勉强坚持8个月，最后在另一场革命中像沙皇专制政权那样孤立无援地崩溃了。需要着重讨论一下临时政府失败的原因，首先是和平问题，不得人心的战争已持续了3年时间，沙皇已因此而倒台，任何延续战争的行为，无异于对公众生命权的严重侵害，而生命和健康的权利在公民权利中处于绝对的优先地位。临时政府空洞无力地呼喊着自由、立宪的口号时，却又迟迟不愿退出战争，难怪其道义资源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消耗殆尽。其次是面包问题，实质上是农村的土地问题。对于土地分配如此不均、贫困化严重的国家，一场毫不触动土地问题的单纯政治革命是难以想象的，从历史经验来看，稳妥的革命领导阶级会借机推行适当的土地等社会改革政策，以达到缓解社会矛盾，巩固政治革命成果的目的。然而这是软弱无力的临时政府无力做到的。第三，甚至临时政府在举行选举、召开立宪会议的问题上也抱持敷衍拖延的态度。这看似难以理解，其实反映出临时政府对得不到多数人支持选举失利的担心。立宪会议难产之际，苏维埃（工人代表会议）迅速席卷主要城市，并出现在军队和乡村。苏维埃作为革命阶级的代表会议，经由群众选举和罢免，并提出立即实现和平、分配土地的要求，以此争取人民的支持。既然土地改革寸步难行，一场社会革命便是难以避免的历史命运了。

布尔什维克是一个拥有领袖和强有力组织的革命政党。借着临时政府几次更迭、人心日散的时机，其革命领袖列宁决定实施起义计划。在面临着一次镇压阴谋之后，革命在11月7日爆发（史称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就占领了彼得格勒等大城市。这场革命还得到了孟什维克左翼和社会革命党左翼的支持。布尔什维克政府的首批措施就包括履行和平的诺言，次年3月3日同德国签署《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合约》以结束战争，同时剥夺地主的大地产重新分配土地。到此为此，俄国革命进展得出人预料地顺利，人员损失极其有限，短期内取得的革命成就光彩夺目。

然而，革命经历其高潮阶段的同时也出现了转折。11月25日进行立宪会议选举，社会革命党人占370个席位，布尔什维克只得到175席，另外约一百六十个席位由左派社会革命党、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和各民族团体所分获。这次选举在十月革命爆发的两个星期后举行，布尔什维克尚未得到多数俄国人们的支持，其原因或许如托洛茨基所言"已经发生的变化的消息比较缓慢地象同心圆那样一层层传播开去，从首都传到外省，从城市传到乡村，"所以农民一时还来不及转变，把票投给了社会革命党等民粹党派。然而，这个立宪会议在1918年1月举行了一次会议后就被掌握军权的布尔什维克驱散了。布尔什维克批判、否定了这次立宪会议，但没有立刻也没有能够在内战结束后用苏维埃或另一个重新选举的立宪会议代替它，如罗莎.卢森堡在《论俄国革命》中所论："（布尔什维克）他们对于立宪会议、普选权、言论和集会自由、总之对于人民群众的民主主义基本自由的全部设施明显地采取十分冷漠的蔑视态度"，而且"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陷于瘫痪。"这是因为"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苏俄内战爆发以后，布尔什维克甚至一举禁止了其它政党或党内派系的合法存在，俄国革命终于在政治领域遭遇到决定性的挫败。

苏俄内战是从1918年逐步展开的，这其中有旧官僚、地主、资本家等有产阶级一贯敌视和反对革命的原因，有西方列强向叛军提供军事、经济援助甚至直接侵略的原因，但也不可否认，布尔什维克政府否决立宪会议的做法也的确为其政敌提供了部分反对的理据。内战持续了三年多，对整个国家都是一场灾难，很多农村土地荒废，大批民众死于战火及其造成的饥荒和疾病。由于种种原因，1918年以后，俄国革命付出的代价和困难显露无疑，更为致命的是，经历空前严酷的内战以后，苏俄构建无产阶级民主的愿望无情的破没了，最终形成的是一个由中央委员会控制的一党专政政体。在一个由党的官僚主导的专制政体里，这场革命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取得的成就也因缺乏稳定性也不得不打上折扣。在这个意义上，1917年的俄国革命起初为该国乃至全世界的人民带来无限的憧憬和期望，然而最终的发展却证明这次革命是场所得较少，所失甚多的革命。

以上先后论述的美国革命和俄国革命，是人类近现代史中颇具代表性的两次革命。美国革命是早期资本主义的一场政治革命，类似的革命在后来的人类历史中不断开花结果，且其实现难度也有减少的趋势。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民主化浪潮以来（有人形容为第三波民主化），公民自由和政治民主已逐步成为遍及世界多数国家的共识，在这波浪潮里，有些国家或地区如欧洲的西班牙、希腊，东亚的台湾地区，还有拉美的一些国家，它们摆脱专制政体、走向政治民主的过程所付出的代价极其轻微，以至于这一过程往往被参与者或研究者命名为"政治改革"、"民主转型"等，但依据本文的解释，此类转型在实质上皆属于政治革命而非改革。俄国革命则是典型的社会革命，到目前为止，由于种种原因，人类的社会革命还鲜有非常成功的例子，但是既然社会革命没有被理论所拒绝，既然人类对经济和社会平等价值的追寻从来未曾断绝，那么在实践上也不可能得出轻率否定社会革命的结论。尤其令人深思的是，在业已实现公民自由和政治民主的地方，历史并没有终结，而是提供了追求经济、社会平等的新的平台。这里顺带简单的回复一些人对苏联解体的看法，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后苏联、东欧等共产党国家爆发了一轮革命，这些国家纷纷保障公民和政治权利，施行代议制民主，但在经济上却否定了公有制而实施了私有化，所以这种革命并非单纯的政治革命，而是特殊类型的社会革命，且其革命所得因违背经济上的机会平等原则和多年经济滑坡而大打折扣。限于篇幅，本文就革命的得与失提供了一个一般性的价值判断视角，目的在于抛砖引玉，以求教于各路方家。对于一些特殊的又不乏代表性的革命事件只好另行撰文详述了。

（1） 新编剑桥俄国革命史第十四章（英）伊萨克．多伊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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