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文革武斗悬案追踪：林简死亡之谜（3）

阿陀

                               新闻电影院前面是一个死亡陷阱？


      “高第街”口是67年8月20（21）日“新闻电影院伏击事件”的第二现场，旗派救援车开进街口后，救援人员打灭路灯，到前方约五十米远第一现场街闸前被打瘫的吉普车上抢回四具尸体……
   前方尽头的楼房以及对面的新闻电影院是当年射击点。
                                                        （本照片拍于2014年11月8日）

   67年8月，确实在广州市中心，东西向延安路（旧称文明路、大南路）和南北向北京路（旧称永汉路）相交的十字路口，即当年的新闻电影院前面，发生过东风派伏击旗派的伤亡惨重的枪击事件。许多老广州人都知道这事，按照把案发点地标建筑物或地名作为事件名称的约定俗成习惯，人们称之为“新闻电影院伏击事件”或“北京路伏击事件”。
   我翻阅手头上收集的所有文革小报，没发现当年有关此事的任何专辑或文章。
   再检阅手头上的有关广州文革的各类史书：红旗派——刘国凯《红旗派的兴亡》、王希哲《走向黑暗》、薛声钦《十年人生梦》；东风派——左方《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学者叶曙明《见证一九六七：广州地区文革实录》。也没发现有任何相关记载。
   最后在文革期间离开中国的惠州人海枫写的《广州地区文革历程述略》（香港友联出版社七一年版）找到一段文字记录：
      八月十九日，旗派“红警司”巡逻车到北京路文明路交叉处，被“地总”伏击，当场打死三人，轻伤多人，重伤九人。死者为市六中“东方红”成员谢右章、新中国造船厂“工联”人员谢海、王锦彬。
   这段记录清楚列出事发时间地点和死亡者姓名，只是没有交代具体过程。六中《文革纪实》专栏里，四眼明：“在那曾经的岁月（五）”有一段文字，恰好成为补充：
   记得，八月十九的晚上八点，我们又如往常一样，去广州城的市中心巡逻。我们坐着一辆吉普车，连司机一共七人，我手里拿着一支木棒，坐在车的右侧中门，身体有半身在外，眼睛向周围巡看。我们沿着沿江路向东，转入北京路向北，当车刚进入北京路的新闻电影院的路口时，突然，枪声大发，好像四面都发出了令人寒栗的尖叫声。我们的车只好夺命而逃，赶紧飞奔而回驻地。当我们回到就陈列馆时，查看一下我们的车况，车已经百孔千疮，人却七人死了三个，我又是大命不死的一个，上天又一次眷顾了我。而我的同车文革战友一下子不见了三人。啊！苍天有泪！苍天有泪！他们的年纪和我差不多，正是大好年华，好的生活可能还未好好享受，可就撒手人间。
     此文没有交代三位死者的姓名，没说是否包括“六中东方红”“谢右璋”，幸好文后的评论中，署名“八号”的六中同学提到：
“谢右璋是‘四眼明’前文所提，8.19永汉路口事件其中一位死難者。”
   至此，三方面的材料互为补充，“新闻电影院事件”似乎应该大体清楚了，就是：67年8月19日晚上，红旗派“红警司”一辆中吉普巡逻车由南向北行使至新闻电影院斜对面的北京南（旧称永汉南）路口时被东风派伏击，造成包括六中东方红谢右璋等三人死亡。

   且慢，记得不久前我在广州多次访谈原二轻局“工联”第二把手余志明，他的讲法好像不尽相同耶？我连忙翻查笔记……

    余志明67年夏天武斗期间领导工人造反派一支起名为“飞虎队”的武装小分队。其中10月6日的访谈记录里有一段是关于新闻电影院伏击的：
   接到报告我们赶去，见到吉普已经横停在新闻戏院十字路口永汉南这一边的联防街闸前，路口被闸住了，成掘头路，新闻电影院对面酒楼枪打过来，掉转头走都来不及。本来根本就不应该开进这条路！我们把车开入高第街巷口，屁股向外，把附近街灯射熄，再跑过去把吉普车上的几条尸拖过来拉上车……
当时没有留下录音，这段记录太简单了，特别是没有确切时间。如果和上述四眼明回忆的是同一时间同一件事，四眼明讲的是吉普车载着死伤人员逃回了驻地，这里吉普车却是还留在现场，两者并不吻合。我立刻拨通余先生的电话。
  
  下面是2014年12月26日余志明的补充：
  你问日期？那一天记不清了，8月18号开始打省总（注：省总工会大楼，东风派据点），19号怕东风派来报复，飞虎队一共二十几三十人都分散派到二轻大楼、邮局、工人医院，这是最紧张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红联（注：武斗期间旗派最大的联合组织）总部通知派人去新闻电影院救援，我们根本不可能把人召集起来，所以一定不是18、19号这两天，过了两晚，大约20、21号，我的人回来了，红联、红警司来电话讲巡逻车在新闻电影院被伏击，派不出人去救，我才带队去的。

   我知道新闻电影院和对面的饭店都有重兵把守，顶楼有沙包工事，两边交叉火力夹击封锁十字路口，北京路南边被街道联防的街闸闸断，红警司巡逻没有任何意义，我们不受红警司领导，否则死硬。乱派巡逻，是送死，不讲巡逻，就是执行任务都没有意义。说是维持治安，晚上街道没人上街，鬼影都没一个巡什么逻？
   中埋伏的红警司巡逻车是广船张铁生带去的，他是工联总部“工联警备团”的头，他们的队伍大约二三十人。我带的是工联下属二轻系统的“飞虎队”，也是二三十人，但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是下面组织的头，随时可以拉一支队伍过来配合执行任务。飞虎队的人员结构复杂，有“八一战斗兵团”、“红旗工人”“工联”“知青”和“红司”的学生…… 原来没人相信我能把这些人组织起来，人人服我，是因为每次打头断尾都是我……
   我们到达现场时，张铁生和其他生还的人已不知去向，吉普车斜停在街闸前，轮胎都被打扁了……
   我们把车拐入高第街，第一件事先把几盏街灯打灭——我手下挑的人个个都有两下子，有的会功夫。当过师长警卫员的两兄弟枪法很好。去到现场，吉普车就横在街闸前面，打烂了，轮胎打爆，玻璃打碎，就算要拉都拉不走。没有一个生还者，几条尸，成车血，血流到地面……
     我们有一个“肥仔江”，力气大，天不怕地不怕，满脸胡须，成个张飞样。我们叫他“野人”。“野人”就是这样一抛把死尸托上膊头，跑回来扔上车……我们直接把死尸拉到工人医院放下，其他的事就由别人处理了。完后我掏钱在街边请大家吃粽子，“野人”手都不洗
  （问：一共几多尸体？）
   死尸一共四个，不知道是什么单位的。
   从上述六中四眼明和工联余志明的两位现场当事人的回忆可以清楚判断，8月19日六中东方红谢右璋等三人在新闻电影院斜对面的北京南路遇伏死亡和随后遇伏死亡的四人是不同时间的两批人，但他们都同属于“红警司”，都同样执行毫无意义的“巡逻”任务，都在同一地点“前仆后继”命丧黄泉，前后就相差一两天……
   ____七条人命啊！要多荒诞有多荒诞！！

   事情好像还没完，在我收集的小报资料里，有一份当时香港报纸转载的“67、8、30 红旗报”的广州旗派八月武斗伤亡统计表，其中一段记录是：8、19北京路，新一司伤一人，红警司死三人，伏击维持治安巡逻队；还有另一张67年9月3日 广东财政厅“东方红”小报也出了一份伤亡统计表，从基本格式和内容排列看，和“红旗报”大同小异，应是同一来源，但后出版的“东方红”编辑还根据自己掌握的新情况在个别地方做了增删，其中关于“北京路”的改变最大：8、18北京路，红警司死3人，新一司伤11人，地匪伏击/8、19北京路，红警司死2 人，红警司1人中五弹，1人中四弹，伤7人，地主匪伏击扫射。
现在再把全部已知报道罗列出来：
1、《东方红》8.18北京路  红警司遇伏 死3人
2、《东方红》8.19北京路  红警司遇伏 死2人
3、《红旗报》8.19北京路  红警司巡逻队遇伏 死3人
4、《文革纪实》8.19北京南路  红警司巡逻车遇伏 死3人 （谢右璋等）
5、《述略》8.19北京路 文明路交叉处 红警司巡逻车遇伏 死3人 （谢右璋、谢海、王锦彬）
6、《余志明口述历史》8.20（或8.21）北京南路  红警司巡逻车遇伏 死4人
7、《革命钢杆》8.21北京路（北段，新闻电影院门口）  旗派吉普车遇伏 死1人（林简）

   到目前为止，除了当事人的回忆和有具体姓名的报道（4、5、6）的两次伏击死亡七人比较可信，其余18、19和21号是不是还有另外的伏击造成伤亡？我们无法确认。但有一点可以相信，新闻电影院（十字路口）看来象是一个死亡陷阱。
   红警司“在广州武斗最为激烈的时期影响极大，实际上成为旗派文攻武卫的最高指挥部” “取代了原广州市警备司令部的地位”（海枫：《述略》228、229页），这在全国可能都是独一无二的。接下来我们可能会问，当年的红警司司令、副司令和政委，他们对于这可能是一连串的死亡所知多少？红警司到底是如何运作的？
  “林简死亡之谜”还毫无头绪，不意却捅出一系列无头疑案！
                              2015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