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洋波：浅析陈伯达在文革中悲剧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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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陈伯达在文革中悲剧命运
——兼论党内知识分子在毛时代权力运作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陈伯达这样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在文革当中政治生命轨迹的走向，从另一个侧面来理解文革。陈伯达作为一个悲剧人物，其悲剧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绝非他个人所能决定。对于陈伯达解读的争议，主要的分歧在于他和四人帮、林彪集团之间的扑朔迷离的关系。陈伯达到底是不是四人帮的帮凶，他与林彪集团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关系？本文尝试对此作一个解答。陈伯达可作为党内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其沉浮的轨迹亦可作为党内知识分子命运的某种参考，本文尝试用政治权力运作理论浅议党内知识分子在毛权力运作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陈伯达在中共党内浮沉的轨迹

陈伯达，文革中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曾经享誉中外的中共理论家。陈伯达1904年生于福建惠安县一个早已衰落的书香门第，从小就接受传统的私塾教育，具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后来又进入集美师范学校，广州中山大学学习，参加大革命并经历了大革命失败的血雨腥风，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加入共产党。不久后陈伯达就在天津被捕，经历了牢狱之灾。陈伯达出狱后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遭到王明等布尔什维克派的排挤。1937年后陈伯达到延安，得到毛泽东的赏识，成为毛的政治秘书，一路高升，七大时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八届一中全会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行列，1966年被毛泽东钦定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进入政治局，跃为党内第五号人物，陶铸被打倒后成为第四号人物。然而在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的一道“圣旨”——《我的一点意见》，顿时褪去他作为党内第一理论家的光环，于是一大堆帽子随之加身，国民党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陈伯达从此从中国政坛的最高处陨落，最终沦为阶下囚。
陈伯达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他的人生就像一出悲喜剧，大起大落，前后迥异。他曾经是3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发起者，40年代《评〈中国之命运〉》的作者，新中国开国基石《共同纲领》的草拟者，五十年代《毛泽东选集》的编辑者，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撰写者，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起草者[①]。同时，他又是1970年庐山会议的失势者，“批陈整风”运动批判的对象，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十六名主犯之一[②]，在很多人眼里，他和江青、林彪集团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陈伯达对自己的评价是：“我的一生是一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希望人们从我的悲剧中吸取教训。……[③]”
陈伯达悲剧般的人生要归源于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发动文革，动机是复杂，其核心是“追求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主义”，其它或居于从属地位，或由此派生。以渴望做世界革命的导师和领袖而言，也与自认为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紧密关联[④]。这种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必然会与现实严重脱离。因此，不仅刘、邓等领导干部不理解，即使是林彪这样善于揣测主席心理的人，后来也跟不上了。毛在文革中提升陈伯达的地位，把他推到政治运动的风口浪尖，显然是有其深刻的用意的。他要用陈伯达的理论，论证文化大革命的合理性，同时又避免自己去冲锋陷阵，可以稳坐钓鱼台，进退自如。陈伯达虽然领会主席的美意。奈何为人臣子，身不由己。关于文革小组的成立，陈伯达有这样一段回忆。
“中央的同志确定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当时，周总理找我谈过几次，要我当心的文革小组的组长。我不肯当，我说我不行，没有这个能力，康生原来是文革五人小组的成员，有经验，让他当吧。总理说康生不合适，说在中央里面我的文化高，要我当。我推辞几次，最后总理说：‘你还是共产党员，难道中央不能安排你的工作吗？’他这样说，我无法再推辞，只好同意了。总理说：‘那你可开个名单。’我考虑文革小组是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的一个机构，可先列上毛主席起草文件时用的人，于是把康生列为顾问，江青列为副组长，王力、关峰、戚本禹列为组员，写成名单交给周总理。”[⑤]
可见陈伯达当上所谓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并不是出于本心。他也明白自己的角色就是充当毛的炮手，其作用就是把一大批反对毛发动文革的老干部轰下台。其命运是与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要想生存下去，首先必须拥护毛的所有决定，巩固毛的地位。其次，他还必须赢得毛的信任和保护，离开毛，他一天也活不下去。但是，陈伯达作为中共知识分子中著作等身的一支笔，肯定有自己的独立思想。虽然他也明白自己的处境，认识到只有跟准了，跟上了，才有机会[⑥]，但总还有跟不上的时候。例如1956年陈伯达参加起草党的八大决议并在其中加上这样一句话：“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求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⑦]而在1957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62年，陈伯达又提出“电子中心论”，主张以电子技术为中心，开展中国新的工业革命[⑧]。这两点都被后来的历史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具有远见卓识的。可见陈伯达并不完全是毛泽东的应声虫，他也有自己的思考，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提出自己的思想。这里有一个矛盾：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毛泽东要反对的是刘邓等掌握了实权的老干部，陈伯达等人要生存下去，也只能跟着反对，整个共产党内部都跟着反对，并以党的决议的方式对这种做法加以肯定。陈伯达除了紧跟毛泽东，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外，别无选择。哪怕明知道毛是错误的也要不惜任何代价去得罪党内的一批老干部。但是陈伯达在经济建设方面的一些想法是与那些老干部相同的，比较正确的。而只要他坚持自己正确思想，他又站到毛的对立面，必然遭到毛的反对和打击。一旦陈伯达失势，他的主张哪怕再正确，也不可能得到任何人的认可了。因此，当陈伯达在起草九大文件没有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依然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时，就被斥为“唯生产力论”，这时候，陈伯达被毛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张春桥、姚文元等人。
毫无疑问，陈伯达在文革中确实犯了很多错误，宣传鼓动执行了错误的路线，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巨大的损失，这里肯定有其个人的原因。陈伯达自己也承认在文革中犯了错误，判死刑也不冤枉。但是，文化大革命，毕竟是领袖亲自发动，并通过党的决议上升为党的意志。它实现中共高层的重新洗牌。原来占据高位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一大批老干部被打倒，林彪、陈伯达、康生以及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填补了他们留下来的权力真空。文革小组掌权，最根本的是得到毛的支持，如果没有毛的支持，他们一天也活不下去。因此他们的掌权只能是暂时的，不牢靠的，并会随形势的发展而迅速被逆转。陈伯达悲剧的产生，只能从文革中去找原因，其个人的作用是有限的。如果脱离文革这个大背景去评论一个历史人物，任何说法都是有失公允的。

从江青的傀儡到林彪的“精神盟友”

关于陈伯达与四人帮、与林彪集团的关系有很多争论。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认为陈伯达是四人帮的帮凶[⑨]、是林彪集团的同盟[⑩]，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则认为陈伯达与江青集团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以至最后分裂[11]，与林彪集团只存在着工作上的联系[12]。国内研究文革的史学家都承认陈伯达只是江青的傀儡。例如《晚年周恩来》（电子版）中有这样一段话，就是其中的代表。
陈伯达本来是属于钓鱼台营垒的，虽然名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实际上却是江青的傀儡。为此，他曾多次自称自己是个“刘盆子”。陈在文革小组的日子很不好过，江青经常当众揶榆、训斥、羞辱他，指陈是"腐儒"和武昌起义时从床下拖出来的“黎元洪”，骂他政治上“不成器”。[13]
与此同时，很多文革史书也认为陈、林之间存在一个同盟。李志绥就坚持这种看法。
林彪集团主要成员，除了叶群以外，有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司令李作鹏和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以及陈伯达。汪东兴告诉我，一九七０年八月上卢山以前，他们就已商量好，要主张设立国家主席，并要在会议的各分组发言中首先表态，用以左右全会的代表们的发言。
原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党委。陈事先与林彪和叶群商量好，由陈编选马克思、列宁和毛的一些讲天才的语录，经林彪审定的“天才论”的材料，陈在小组会上宣讲。文中吹捧毛的天才，鼓吹毛复任国家主席，并刊登在华北组第二号简报。[14]
那么陈伯达与江青集团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他与林彪集团的联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笔者将通过史实分析得出结论。
陈当了毛的秘书多年，深知毛的秉性。文革的发动始于姚文元的一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如此重要的文章，是在江青的直接策划下出笼的。毛把发动文革先锋官这么重要的角色交给江青，足见对江青的倚重。毛表面上让陈在文革小组中当组长，实际上江青才是真正的女老板，“……毛泽东有意让江青在政治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所谓文化大革命，不过是毛、江两人合开的夫妻店而已，就连‘副统帅’林彪也还要让江青三分。[15]”陈伯达深知他只不过是个刘盆子，对江青他只能能隐忍，不与江青直接发生冲突，甚至处处讨好江青，以期获得江青的支持。叶永烈在《陈伯达传》中多次披露这方面的情况。例如1966年7月24日，陈伯达和江青、王力等人到北京广播学院，陈伯达第一次当着江青的面吹捧江青。
……
江青同志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是在“九一八”事变后参加革命的，有三十五年的斗争历史。江青同志是我党的好党员。为党作了很多工作，从不抛头露面，全心全意地为党工作。他是毛主席的好战友，很多敌人都诽谤她。[16]
1966年11月28日，首都文艺界举行盛大集会。江青第一回公开登台亮相，陈伯达在大会上发表讲话，称赞江青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17]。
但应该指出，陈伯达吹捧江青，是在那个疯狂的年代的一种自保策略，并不能说陈与江的关系有多亲密。在那种历史条件下，甚至连周恩来和林彪也要吹捧江青[18]。
陈伯达虽然吹捧江青，但他并不是一味地迎合江青。有时候，他也抵制或限制江青。他和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不仅在政见上存在严重的分歧，而且在个人关系方面也有很深的矛盾。在政见方面，陈伯达在经济建设的很多领域都坚持自己的独立思想，如“唯生产力论”、“电子中心论” 等等，对文革前后出现的一些极左思潮，陈伯达也有抵制，如对“反右运动”持保留态度，反对“血统论”，斥之为剥削阶级“血统论”。在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陈伯达积极参与制止武斗，起草北京市重要通告、取缔私设公堂，解放被关押的人等活动[19]。在个人关系方面，江青仗着第一夫人的身份，拉帮结派，以势压人，施展淫威，根本不把他这个组长放在眼里。上文已经提到，江青经常当众揶榆、训斥、羞辱他。文革小组的人只听江青的，并不把他放在眼里。康生也看不起他，当众讥笑他是"乌笼院"的院长，就连张春桥、姚文元这些“小字辈”也不把他放在眼里，倚仗着江青，“骑在他的头上拉屎拉尿”[20]。
陈伯达虽然贵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他手中的权力实际上非常有限。而且江青集团还不断的剥夺他的权力，彻底把他架空。1966年8月26日陈伯达因肺炎住进解放军301医院。8月30日中共中央通知，在陈伯达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代理[21]。江青利用这次机会，代而不还，实际上剥夺了陈文革小组组长的权力。江青还经常假传圣旨，要挟陈伯达做这做那。陈伯达不知真假，又不敢违迕。为此，陈伯达曾几次被逼得想自杀。陈伯达也利用自己的权力，对江青加以约束。陈伯达出院后，撇开江青找王力、关锋、戚本禹起草一个拟送中央的文件，规定中央文革小组是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下的一个工作机构，意义是：中央文革小组的言行都要向中央请示，不能擅自作主，这就要使江青受到约束。……从此以后，文革小组就没有单独开会。毛主席指示以后开会：由总理主持，叫中央文革碰头会[22]。陈伯达只出席周恩来召集的会议，不再召集小组的会，不给江青利用小组名义的机会。1966年11月，上海发生了安亭事件。王洪文领着一些工人中断了铁路交通，陈伯达给上海安亭的工人和华东局写了电报，强调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要求工人立即回工厂，恢复生产。张春桥却不顾陈电报的指示，自行决定，同意工人的条件并签了字。酿成后来的上海一月风暴。陈伯达与张、姚等人也存在着严重的矛盾。早在确定文革小组人选时，江青曾提议增加姚文元为组员，陈伯达当即表示反对，说到，“姚文元不合适，他的父亲姚篷子是叛徒，容易叫人抓住小辫子。”[23]后来江青以毛已经同意为借口，决意将姚塞入文革小组。在起草九大文件时，陈伯达与张、姚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当时中央确定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共同起草文件。陈伯达不愿与张、姚合作，单独起草文件。张、姚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此外双方稿子的基调也大相径庭，陈伯达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而张、姚则坚持继续搞运动。后来陈伯达的稿子被否定。在讨论张、姚稿子时，陈伯达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他们是伯恩斯坦，一味搞运动。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24]。当时陈伯达空前孤立，江青甚至想把他打倒，只是因为时机尚未成熟而没有得逞。这说明陈伯达与江青集团已经水火不容，彻底走向分裂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陈伯达只是江青的傀儡而已。他虽然不甘心为江青所摆布，但是又逃不脱毛的手掌心。表面顺从江青，暗中与之斗争。双方的分歧终于逐渐扩大，一朝破裂。陈伯达成为毛棋局中的一颗弃子，随时可能被抛出。
至于说林陈同盟，文革史学家们主要的依据是1970年庐山会议上陈伯达与林彪之间的默契合作。他们不仅坚决要求设国家主席，而且陈伯达还为林彪收集了马、恩、列宁关于“称天才”的语录，而且共同鼓吹“天才论”。毛泽东先是写了一篇《我的一点意见》，打倒陈伯达，掀起一股批陈整风运动，1971年林彪出逃后，又把陈伯达和林彪放在一起批判。目前关于庐山会议有很多关键史料缺失，以至于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此事也没有做文字上的论断。一些知情人后来也自杀了[25]，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始终是云遮雾罩，存在着诸多疑点。
关于林陈同盟的说法有以下几个疑点必须澄清。1.在起草九大报告上，陈、林之间是一般的工作关系，还是结盟的？2.陈、林在庐山会议上的默契合作是出于暂时联合，还是事先已经谋划好的。3.陈伯达对毛、林关系的认识是怎样的，他是把林作为毛的亲密战友加以拥护，还是早已洞察毛林分歧而有意做政治投机？
在起草九大报告这个问题上，前文已经略有交待。这里主要谈谈林、陈在起草九大报告中的关系。请看陈伯达秘书王保春和王文耀的回忆文章《关于陈伯达起草九大报告的前前后后》。“由于林彪要在九大会议上作报告，所以林彪就约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去他那里（毛家湾）谈了一下，以表示林委托他们三个代劳，报告内容由陈考虑，林彪就不多过问了。[26]”几天后，“陈带着这个提纲（《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又去和林彪商量过后，回来改成总题目下面十个小题目，然后由我们抄清，陈伯达亲笔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附上提纲呈报毛主席，主席很快圈阅退回，……[27]”从他们的回忆可以看出，在起草九大报告上，陈、林有两次见面，目的是商讨九大报告，属于一般的工作关系。而且商讨的内容，陈伯达后来也呈报毛主席了，并无隐瞒之处。关于林彪对陈伯达的看法，《王力反思录》曾经提到过。在“大闹怀仁堂”事件后的第三天，王力和江青一起去林彪处，由王力向林彪汇报事件的经过。林彪在听汇报的过程中说了这么一句话，“陈伯达不过是一个书生。[28]”林彪在这里只不过说了一句公道话，老帅大闹怀仁堂，针对的主要是江青和林彪，指责陈伯达是指桑骂槐。周恩来也曾对陈伯达讲过公道话。这在党内也实属正常现象。而叶永烈在《陈伯达传》当中的描写明显有失实之处[29]。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里提到了林彪对九大报告稿的态度，“林彪既不让秘书讲陈伯达稿，也不让秘书讲张、姚稿，只让秘书讲了毛泽东修改处。直到在九大上念这个政治报告以前，他对报告稿一次也没有看过。林彪是对张、姚不满呢，还是对毛泽东训斥陈伯达而耿耿于坏？可能使二者兼有之。[30]”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林彪之前和陈商量过九大报告，他对陈报告的内容是有所了解的。而张、姚的报告是经毛拍板后送到林彪处的，他没有理由不看。可见林彪的确对张、姚不满，而更倾向于陈伯达。客观上，当时全国各省的革委会已经普遍建立起来，国家逐渐稳定下来，需要把精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中。主观上，林彪和陈伯达都是文革最大的受益者，他们的地位在文革中飞速上升，他们当然也愿意以九大报告的形式把文革的成果巩固下来，恢复国家常态。因此在这点上，陈、林的思想是相同的。因此可以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结成了精神同盟。而关于发展生产，恢复国家常态的想法在老干部中是有普遍代表性的。
关于陈、林在庐山会议上的默契合作这个问题也很复杂。陈晓农的说法比较可信。在庐山会议之前，陈伯达已经被排挤出中央核心圈子。毛没有让他参与四次人大会议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而是把他支开，让他到华北去调查生产方面建设的问题。实际上，在起草九大报告的问题上，毛泽东已经不信任陈伯达了。陈伯达被打倒后，毛曾披露，我早发现陈伯达是个可疑分子，并和一些同志打过招呼。可见打倒陈伯达一事，早已在毛的议事日程中。既然被列为可疑分子，陈伯达很可能不知道很多内幕，因此对毛主席设不设国家主席的态度，陈伯达心里是没底的。事实上，除了毛以外，林、周、陈、康四个常委都是主张设国家主席的。关于帮林彪找“天才论”的语录的问题，也存在着诸多疑点。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和王文耀是这么说的，“庐山会议之前，陈伯达没有准备过任何‘天才’问题的语录。在陈伯达由廖俊胜（八三四一部队干部，1969年后兼任陈的秘书）陪同到达庐山后，在北京留守的王保春和王文耀才接到廖从山上打来的电话，要他们与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人联系，帮助找一下有关‘天才’的语录。随后他们将政治研究室工作人员找到的语录交中办的收发室送至庐山。与此同时，陈伯达让已随同上山的史敬棠等也帮找了几条语录。[31]”但是，按照吴法宪的交代，8月13日晚和14日下午，叶群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和黄永胜，要他们准备有关天才方面的和“四个伟大”的语录[32]。时间是在上山之前。陈晓农认为吴法宪是说了谎话[33]。笔者倾向于同意陈晓农的说法。因为吴法宪有两次提到找语录的问题。第一次是1970年9月29日，吴法宪在写给毛的检讨信中提到，他和陈伯达的接触是在8月23日晚12点前后。第二次是1971年12月23日的交代，即上文提到的叶群打电话之事。但这是发生在林彪事件之后，不排除为了证明林彪早在庐山会议之前就已经组织反革命集团，吴法宪推翻之前的说法这种可能性。
对于林彪事件，党内绝大多数人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大病一场，甚至休克，周恩来当众大哭。说明这一事件确实处于他们的意料之外。当时党内都把林彪作为毛的接班人和亲密战友来看待。尤其是陈伯达早在九大之前已不被毛所信任，更无从知晓这其中的关节。因此，他和林彪走得很近，除了他们有某些政见方面的共识外，紧跟林彪就是紧跟毛主席的想法也不是没有的。林彪让陈伯达整理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讲话稿时，陈还问了，林的讲话是否事先和主席讲过。林说，讲过了[34]。事实上，林彪讲话之前，确实与毛私下长谈过，虽然讲话的内容现在已不可得知，但林彪的话大概不假。可见，陈一直是以主席同意，主席默认作为和林交往的前提的。值得注意的是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央曾经把林、陈放在一起批判，定为“林陈反党集团”，后来毛亲自把它改为“林彪反党集团”[35]。毛泽东为什么要对陈网开一面，大概他认为陈真的没有反他的意思。打倒陈只不过是投石问路，作为打倒林彪的序幕而已。至于林彪问题，也是错综复杂，因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就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陈伯达和林彪接近，可以做几种解读。林被毛定为法定接班人，并写入党章。林的地位仅次于毛，是文革中不能批评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陈伯达作为毛的秘书，必须紧跟毛，林作为毛的主要同盟，自然也是他紧跟的对象之一。林、陈在历史上没有什么渊源，往日无仇，近日无怨，同时他们在文革中还有共同利益，都是同属于毛的阵营，自然没有必要互相倾轧。林、陈在文革中的一些问题上是有共识的，特别是九大以后，他们在反江青集团这个问题上是有共同利益的。陈被毛打入冷宫后，与林接近，寻找政治援手，也颇符合常理。但他们最大的共同利益是一致的：即拥护毛泽东，压一压江青集团的气焰。殊不知，在毛看来，江青就是文革的代名词，反对江青集团就是反对文革，而反对文革就是反对毛泽东。因此，陈伯达的悲剧就可想而知了。

浅析党内知识分子在毛权力运作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陈伯达可作为中共知识分子的代表。以陈伯达为首的党内一批知识份子，早期都是学校里的教员或学生。后来他们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参加了革命。他们最初都是从事党的宣传和理论工作，组织关系相对独立，影响力有限，没有太深厚的根基。因此，他们离党的权力中心是很遥远的。然而由于党内缺乏高级知识分子，由于理论工作的特殊性，他们在党的权力运作中就处于一种很特殊的地位：作为党的理论家，党需要他们论证革命的合理性，论证领袖的正确性，而他们论证这些合理性的同时就提升自身的价值，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力，逐渐进入权力中心。但他们的地位始终是依附性的。他们必须依附于党的权力中心——即领袖，才有可能生存下去。
文革是一场特殊的政治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的领袖，他要打倒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重新整合政权。由于文革打击的对象是党的高干，打击面太大，毛在党的高层中是很孤立的，文革的发动受到党内高干的重重阻扰，很难贯彻下去。于是毛泽东必须寻找同盟者。毛发动文革需要借助军队力量维持社会秩序，林彪作为国防部长，在军队里有很强的实力，自然是毛倚重的力量。毛发动文革又不可能打倒一切干部，周恩来作为中共元老，在党的干部中有很深的根基，自然是毛发动文革要团结的力量。但林、周毕竟在党内自成体系，盘根错节，毛在争取他们支持，结为政治联盟的时候，又要时时堤防着他们，严格限制他们的权力。于是像陈伯达这样没有自己的势力，在党内又有一定影响的理论家就很自然地成为毛权利的代理人。陈伯达等人在毛的权力运作体系当中处于一种很特殊有很重要的地位。在这个体系中，毛身居后台，统一指挥，运筹帷幄。而陈伯达等人则在前台，宣传、贯彻毛的政策。他们主要有三种作用：第一、到基层调查，分析形势，掌握第一手资料，成为毛的耳目，为毛制定政策提供依据；同时寻找文革运动支持者，压制反对势力。第二、掌握国家舆论工具，根据毛的旨意为文革造势，引导社会舆论，为文革运动提供合法性的理论支持。第三、在运动达到一定目的或遇到阻扰时，被当作替罪羊抛出，成为运动进一步开展的减压阀，成为毛与文革反对派妥协的交换砝码。
但是文革毕竟是毛乌托邦一样的革命理想。毛也自知，对于这件事，支持者少，反对者多。随着毛文革理论和实践的破产，陈伯达等人在历史的坐标里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位子。于是他们像过年的皇历，纷纷被人们从神坛上请下来。他们的命运，也变成了一出悲剧，引起后来者的反思和警醒！


［参考文献］

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录》
叶永烈，《陈伯达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出版社，2005年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电子版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电子版
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


[①]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录》，第402页。
[②]叶永烈，《陈伯达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第9页。
[③]叶永烈，《陈伯达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卷首语第1页。
[④]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出版社，2005年，前言第3页。
[⑤]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录》，第268页。
[⑥]陈伯达曾对他的同乡陈炬孙说：“最要紧的是跟人，第二是有自己的一批人……”，详见叶永烈：《陈伯达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第135页。
[⑦]详见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录》，第130-140页。
[⑧]详见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录》，第234-246页。
[⑨]叶永烈，《陈伯达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第264-399页。考虑到《陈伯达传》是文学作品，多有夸张、渲染成色，缺乏严密的历史考证和充分的史料支撑，本文在引用时只用其提到的基本史实，而不考虑其观点。对于其罗列的史实也要注意分析。
[⑩]叶永烈，《陈伯达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第264-399页。
[11]详见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录》，第305-315页。后文还有详细分析。
[12]详见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录》，第411-425页
[13]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电子版，“九大政治报告的风波”章节。
[14]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电子版，第209页。
[15]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电子版，“大闹怀仁堂”章节。
[16]叶永烈，《陈伯达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第310页。
[17]叶永烈，《陈伯达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第355页。
[18]“在一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在北京分别召开部队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批林批孔’大会。据汪东兴告诉我，会上主要是姚文元讲话，当中江青插话。最后由迟群、谢静宜讲话。讲话的火药气极浓，矛头直对着周恩来和大批老（右派）干部。汪说，最不可理解的是，周还带头喊‘向江青同志学习’，还检讨说，这次会开晚，‘抓晚了’”。详见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文版），美国蓝灯出版社，第554页。“在宣布打倒杨成武等人的大会上，（林彪）带头吹捧江青，称她‘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的干部中很杰出的干部’，并拍板决定把江青的行政级别一下子从九级提升到五级。”详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电子版，“九大政治报告的风波”章节。
[19]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录》，第306页。
[20]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电子版，“九大政治报告的风波”章节。
[21]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录》，第305页，见该页注释[1]。
[22]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录》，第306页。
[23]叶永烈，《陈伯达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第283页。
[24]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录》，第309-310页。
[25]“庐山会议上还有一个至今未解之谜，即遭批判的华北组简报并不是最先报送，却不知何故最先被印发，只是该简报犯了‘抢先发出’罪，成了挨打的‘出头鸟’。此事甚蹊跷。据说主管简报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接到过一个电话，要求先印发华北组简报。这个电话是什么人打的，长期查不清，后因王良恩于1973年1月26日不幸自杀而成疑案。现在可以肯定的只是，打电话人不在倒台人之列。”详见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录》，第391页。
[26]王文耀 王保春，《关于陈伯达起草九大报告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2期，转引自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录》，第356页。
[27]王文耀 王保春，《关于陈伯达起草九大报告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2期，转引自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录》，第356-357页。
[28]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第983页。
[29]《陈伯达传》中有这样的描写，王力在谈到老帅们质问陈伯达时，林彪说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陈伯达是好人，一个书生掌握这么大的局面不容易呀！”林彪的话传入陈伯达的耳朵中，曾使处于困难之中的陈伯达感激涕零。后来陈伯达倒向林彪，最初的契机在于这句话。叶永烈：《陈伯达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第409页。
[30]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出版社，2005年，第326页。
[31]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录》，第418页。
[32]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出版社，2005年，第333页。
[33]详见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录》，第418-419页。
[34]详见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录》，第374页。
[35]详见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录》，第4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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