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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光耀:毛泽东为何动员知青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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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2-21 00:14:4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

50余名知青志愿者,历时4年,从数以千计的地方志中辑录出的600万字史料集——《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六卷本)终于要出版了。

从2011年冬天开始,这些退休知青就从四面八方赶往上海浦东,登高爬下地搜罗上海通志馆中的史料,后来又陆续到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辑录补充。两位主编——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光耀、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金大陆——也是“志愿者”,他们制定方案、培训团队、辨析释疑,并与部分知青共同完成文稿资料的整理。

和刘小萌、定宜庄等第一代知青史研究者一样,金光耀和金大陆都曾亲历上山下乡运动,后来在各自的领域耕耘,最近十几年才转而研究知青史。这种转向的原因,或许和那些分文不取投入史料编纂的志愿者类似,多少是因为对亲历的特殊年代有别样的情感。

由于资料的开放程度有限,我们至今无从得知上山下乡运动的高层决策过程,相关的档案数据也不易获得,但新修的地方志提供了一个突破口。“发起这项工作是受到戴鞍钢(复旦历史系教授)的启发,他从明清以来的方志中辑录近代经济史料,并指出地方志的重要性被低估了。” 金光耀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全国范围内的新地方志编纂是始于1980年代的浩大工程,各省、地(市)、县纷纷成立修志办公室。有些历史档案我们不能直接看到,政府编纂方志是基于档案的,事实上就能为研究提供宝贵资料。”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光耀

“记录、回顾和研究知青运动的高潮”迟迟没有到来?

澎湃新闻:知青文学的兴起远远早于知青史学的书写,那么历史学界什么时候开始把知青运动作为研究对象的?

金光耀:关于知青研究的第一篇史学论文要到1987年才出现,社会上掀起回忆这段历史的热潮则大约是在1990年代初。那时四川知青开始回忆自己青春,喊出“青春无悔”的口号。这一代人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十多年后,也年过半百了,有些事业上小有成功,开始回首往事。所以从那时起有一股热潮兴起,历史学者参与其中,就有了史学书写。1990年代关于知青研究的史学论文逐渐增多,随之有通史性的著作出现。

澎湃新闻:这套基于新方志的史料提供了从区域、社会角度研究知青运动的可能性,但这是否也反映了高层档案不开放所带来的困境?

金光耀:目前国内最权威的知青研究著作,应属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刘小萌和历史所的定宜庄在1990年代出版的《中国知青史》。定宜庄在2008年再版《中国知青史·初澜》时曾经说,以为1998年出版的这本书只是抛砖引玉,随着知青一代踏入历史舞台的中心,会兴起一场记录、回顾和研究的高潮,没想到十几个年头悄然过去,预期的热潮没有到来,“而且可能再也不会到来了”。实际上确实有这个原因。

从史学发展规律来说,先要有概括性的作品,要继续深入的话就要从区域的角度深入。比如辛亥革命研究,先有通论性的作品,深入以后出现了对湖南、湖北、山西、广东甚至某一个县的分析,显示出其复杂性,这是好的历史研究。定宜庄说那句话,希望她的通论性作品之后能有更多细致深入的研究出现。但是没有。为什么,很多区域性的档案资料没开放或者没整理,还有各种敏感问题,难以深入。在这个意义上,处理地方志资料,为做区域史提供了可能性。有的学者认为地方志不算重要资料,其实如果深入研究的话不是这么回事。

2009年上海市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酝酿成立,希望专家做点事情。最初我和金大陆提出编一本知青研究文集,就是后来的三卷本《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把从80年代以来有代表性的论文编在一起,作为将来的研究基础。那么接下去要做什么?我们都认为要做史料建设,否则研究就跟不上。



《中国知青史》

新方志里的新线索:浙江知青更容易结婚?多少知青受迫害?

澎湃新闻:知青的情况区域差异显著,这也使得地方志资料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比如您在前言中提到的婚姻问题,浙江省的知青结婚率为什么特别高?

金光耀:我翻阅一部分方志资料后发现,许多问题的研究会因为这些新材料而得到推进,我举了四个例子:一是上山下乡运动的安置经费,二是动员政策,三是知青婚姻,四是知青案件。

关于婚姻问题,刘小萌在他的研究中也提到,资料相对难找。他引用了全国知青办的数据,指出已婚知青占所有在乡知青的比例最高达到15.3%(1979年)。我在方志资料中发现浙江省的特殊性,尤其是绍兴地区,已婚知青婚姻比例远远高过15.3%。这是1980年代的统计,当时有个政策,对一方在农村、一方在城市的知青夫妇,允许办理接小孩回城的手续,这个统计数据反过来可以推出绍兴的知青婚姻状况。结果发现绍兴的农婚知青比例超过30%,和全国平均数相比几乎翻倍。

这么高的结婚比例,和我自己的生活经验也不一样。我当时在安徽农场,一个连队一两百人,结婚的也就十几人,比例确实低。但是绍兴为什么特殊?虽然还不能做出完美的解释,但依据方志资料已经可以做初步的解释。比如,绍兴主要是本省本地区的人插队,容易进入所谓的熟人社会,叔叔阿姨一介绍,就认识了。不像上海到内蒙古,生活习惯差距很大。此外浙江省经济发达,城乡差异较小,那么结婚的鸿沟就不那么大。

澎湃新闻:涉及知青刑事案件数据,也是过去不容易看到的吧?

金光耀:目前的少数研究中用过。刘小萌引用过全国知青办的数据,那里有各省汇总的情况,但各级方志尤其是司法志、法院志、审判志等专业志能提供全面、具体的数据。这些涉及知青的刑事案件或曰知青受迫害问题的档案资料,在大多数地方都未开放。

很多公安志、法院志里讲到,1973年中央发现知青案件、知青受迫害的严重,要加大打击力度。那么你会看到,以1973年为界,有一系列统计,知青案件有多少,其中迫害女知青的有多少,其他案件有多少。比如浙江省1979年底的统计说,到上山下乡运动结束时全省共发生破坏上山下乡案件2942起,其中属于一类案件(即迫害女知青案件)2557起,其中强奸、轮奸531起,奸污1906起,猥亵、侮辱99起,诱逼婚31起,占案件总数86.9%,受迫害人数3248人。这些数据过去不一定能看到,对研究者而言很有价值。

婚姻问题是当年知青上山下乡数年后面临的十分现实的问题

史料的整理提供了做“大数据”的可能

澎湃新闻:在整理这些史料的基础上,下一步研究会往哪个方向走?

金光耀:我和金大陆在计划,以这部史料为基础,组织一批学者做进一步研究。一方面围绕几个问题深入,婚姻、人口、疾病医疗等等,另一方面针对几个典型省份如云南、黑龙江展开分析。

比如人口问题就很复杂,需要交叉学科的方法。目前的统计数据说,从1962-1979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1790万。这个数字是笼统地以省为单位,真正研究起来还有细化的空间。我们希望能找社会学、统计学的学者,引入社会科学的方法。

去年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教授Andrew Walder来介绍过他的研究,讲“文革”中非正常人口死亡的情况,那是我理想中的研究方法。他把除了西藏以外所有地方的县级以上的方志都找到了,摘录“文革”中各个县的非正常死亡数据,用社会学经济学方法做统计、画图表。他发现,“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数的峰值出现在1968年,而不是大家一般认为的1966年、红卫兵运动刚兴起的时候。借用流行语,就是用“大数据”的方法对丰富的信息进行综合处理,这样的工作,有史料基础以后才有可能进行。

“知青教授”的知青研究:“副业”会变成“主业”吗?

澎湃新闻:现在主要的知青史学者,比如社科院的刘小萌、定宜庄,这两位是清史专家,华师大的朱政惠先生研究海外中国学,您自己则研究近代中国外交,原本都不是当代史学者,但都曾经是知青。可以说是因为个人经历而转向知青研究的一代学者吧?您又是什么时候开始进入这个领域的?

金光耀:是的,我们都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我1971年中学毕业下乡,到安徽黄山茶林场,1978年考大学才回城的。刘小萌、定宜庄都曾在内蒙古插队十年左右,他们的研究起步很早,1998年出版《中国知青史·初澜》和《中国知青史·大潮》两本书,是这个领域内无法绕开的作品。我当时看到这两本书很兴奋,心想还有人研究知青,挺有趣。没有马上想到自己也会从事这个研究。

2001年冬天,我下乡过的黄山茶林场知青三四十个人在一起聚会,大家说想为农场做点事,我和朱政惠提议编本书,马上得到大家响应,后来出版了《知青部落:黄山脚下的10000个上海人》,这就成了我研究这段历史的契机。这才和其他的知青史学者有比较多联系。

金大陆是在上海郊区下乡的,他更早些时候也已经在关注这个问题。

目前很多知青学者的知青研究都还是“副业”,不过以后可能慢慢会变成“主业”。知青之间的联系挺多的,年轻时有过那段特殊经历,感情很特殊。现在越来越多的老知青退休了,聚会越来越频繁,这个话题可能也会谈论得越来越多。

澎湃新闻:带着个人经历和情感写历史是不是有优势也有局限?

金光耀:对,这个问题我仔细考虑过。我们聚会的时候,一些年轻的研究生去访问,有些老知青就说,他们都没有经历过,懂什么?从历史学的角度当然不能这样说。

我们这代人有生命体验,看材料、想问题,可能理解得贴切一些,不太隔膜。但有优势也有局限。我编《知青部落》的时候不断提醒自己不要把主观判断、立场带进去,但有时候也难免。我们是知青中很幸运的一部分人,上大学、任教,但是很多知青,那段青春丧失了就丧失了,就没有了。我们回过头看那段苦难好像是变成了财富,但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苦难就是苦难。

所以,从真正意义上来讲,知青的历史要深入研究、发掘,还是要靠下一代、甚至再下一代不断努力。

《知青部落:黄山脚下的10000个上海人》

并未远去的知青运动

澎湃新闻:您曾提出关于知青运动的三种书写:文学书写、史学书写和民间书写。只有民间书写丝毫没有“退潮”迹象,始终保持旺盛的状态,为什么?

金光耀:民间书写确实非常多,我最近也常收到一些作品,比如某个兵团出的、某个插队的县、村出的回忆录。现在有非常多知青网站、杂志、聚会,很多社会学家在研究“后知青时代”的课题。这些民间记忆可以作为史料的一部分,但和历史研究还有些差别。

民间书写没有“退潮”的原因,一方面这些知青都到了有闲暇的时候,对于这段特别的经历有表达的欲望;一方面现在的技术发展提供了更多便利。1990年代出版一本书成本很高,现在不但成本低,而且可以直接利用网络。



“后知青时代”种种

澎湃新闻:知青一代在各个方面影响着今天的社会,比如学者孙沛东做过一个研究叫“白发相亲”,提到知青父母对于子女婚事的集体性焦虑,和他们自身曾经被耽误的婚姻有关。您觉得这一代知青的心理状态是什么?

金光耀:我觉得是一种补偿心理。1700多万知青,十六七岁下乡,二十四五岁“文革”结束,大都没接受正常教育。对这代人来说这是最大的问题。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很优秀,都该接受正规大学教育,至少是高中教育。孙沛东老师称之为集体性焦虑,这种焦虑常常会投射到下一代身上,就是我这一代丧失了很多机会,我希望我的小孩不要和我一样。

就我自己而言,“文革”开始时我上小学五年级,1968年中学毕业,中学数学只学到一元一次方程,英语学到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在青春最好的时光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八十年代的时候作家谌容有一部带有荒诞色彩的小说很流行,叫《减去十年》,代表了很多人的心态。大家都感到浪费了十年,自己也想努力弥补,或者在下一代身上弥补。

澎湃新闻:您自己怎么评价那段历史?

金光耀:整个运动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是荒诞的。但就每个个体而言,受到的磨难和锻炼,那是另外一回事。整个社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牺牲了一代人。那是非正常的年代,不该有的年代。如果那是自己可以选择的,你可以说“青春无悔”。问题你没有可能做出自己的选择。

宣传画: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澎湃新闻:关于上山下乡运动的起源,除了政治狂热以外,是不是还有一种经济上的、现实层面的解释?

金光耀:有。如果把问题放到1968年的点上,中央层面的档案到底怎样,还需要仔细解读。毛泽东为什么在12月21日发出指示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个具体的背景到现在为止没人讲得很清楚。但从一般的现有资料来讲,当时确实有一种现实的考虑。1966、1967、1968全国三届大学毕业生没有分配,加上初中高中,事实上是六届学生,在城镇中一共四百多万人,尤其对大城市来说,该怎么办?当时是计划经济,工厂容纳不了这么多人,动乱期间开工也不足,所以这最初是个现实问题,让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同时,毛泽东也有考虑,所谓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改造一代新人。他天然对知识分子有一种不信任感,认为之前接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他对“文革”以前的教育有个基本判断,认为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就越来越赋予它一个大的政治概念。

上山下乡在1950年代就有,但不是强制性的。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和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相关。1955年最早出现上山下乡的号召,那正好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前后,将要进入计划体制了。一方面没有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一方面教育也不发达。当时已经出现这种情况:小学毕业生不能都进中学、中学毕业生不能都进大学,这些人怎么办?如果有市场机制,这些人可以在市场机制中消化,但是没有。所以我认为这是和计划经济体制紧密相关的问题。到了1960年代开始赋予上山下乡政治涵义,所谓“缩小三大差别”、“反修”、“防修”,这和政治的激进化又是相关联的。到1968年以后就完全不一样了。

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87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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