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敏：“伦敦版”英译毛选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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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版”英译毛选的诞生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杨敏 2014-08-22

本文首发刊载于8月21日发售的《中国新闻周刊》总第673期


　　1950年代初，中宣部“毛选英译室”秘书邹斯履常骑车往返于北京西城区堂子胡同和中南海之间。
　　《毛泽东选集》前三卷的翻译中，凡遇到疑难问题，“毛选英译室”定夺不了的，就由邹斯履去中南海请示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
　　有一次，在英译室工作的钱钟书指出，毛选第三卷文章《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的一句话“孙悟空钻进牛魔王肚子”有错，孙悟空钻的是铁扇公主的肚子。为此，时任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调来各种版本的《西游记》查证，都证实如此。
　　不能擅自改动，又不能视而不见，只能由邹斯履去请示田家英。田家英的办公室，就在毛泽东办公室的外面。
　　“田家英告诉我不能改。我说谁都看《西游记》，都知道怎么回事。有一次，田家英就趁毛情绪好的时候说起这事，毛随口说‘改过来就完了嘛’。”在广州白云区的一栋老楼里，90高龄的邹斯履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在美国翻译毛著
　　将毛著翻译成英文的工作，其实多年前就开始了。
　　1927年6月12日，毛泽东所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刊登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上，这是第一篇被译为英文的毛著。
　　1945年，中共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中唯一的中共代表，赴美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期间，他秘密组建了中共在美领导小组，还随身携带了一批毛泽东著作，让美共中国局组织翻译。
　　中共在美领导小组组长为徐永煐。他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1927年参加了美共，是美共中国局最早的四委员之一，后两度担任美共中国局书记。小组成员包括《美洲华侨日报》社长、曾担任美共中国局书记的唐明照，《大公报》记者杨刚，冯玉祥秘书赖亚力以及以留美学生之名从事学生工作的徐鸣等。
　　每星期五晚饭后，领导小组在徐永煐家开会，商谈包括翻译毛著在内的各项工作，一直到徐永煐1946年10月回国。
　　最开始，徐永瑛、唐明照翻译了一部分，但因为工作太忙，后来就交由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在《美洲华侨日报》工作的浦寿昌负责了。浦寿昌找来报社的同事邹斯履帮忙。
　　邹斯履1939年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做学生工作。1945年他从重庆赴鄂豫皖解放区，待了一年半。1947年，在被国民党逮捕获释后，他随担任南京国民政府驻联合国粮农组织执行委员的父亲邹秉文赴美留学。他先在密苏里州的派克大学半工半读，再转入密苏里大学新闻系学习，后辍学在《美洲华侨日报》工作。因为毛泽东著作涉及到解放区的人和事，当时在美国无人了解，亲身去过解放区的邹斯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948年，在美国霍普斯金大学任研究员的陈翰笙从中国带回了第二批毛著。但不久，国内形势大逆转，中共建政在即，周恩来号召留美人员回国参加建设，英译毛选的事暂时搁置了。
　　1949年，浦寿昌回到新中国，将已有的译稿交给了徐永瑛。

　　毛泽东请假修订稿件
　　中文版毛选的出版工作，同样开始于建国之前。
　　早在抗日抗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就有几种毛泽东著作集在解放区出版，包括晋察冀日报社1944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五卷本，苏中解放区1945年出的《毛泽东选集》，山东渤海解放区1948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等。这些选集都未经中央正式批准，也未经作者审阅。
　　随着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由中共中央正式编辑出版一部《毛选》的工作，提上了日程。
　　1948年，毛选编辑委员会成立，刘少奇任主任，主要成员有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以及斯大林派来的顾问尤金、苏联驻华使馆翻译费德林等。
　　1949年 6月初至10月，毛选编委会完成第一卷的校对，全部校样送呈毛本人审阅。毛于当年12月出访苏联，回国后事务繁忙，不久又值朝鲜战争爆发，审阅工作进度缓慢。
　　1951年2月底3月初，朝鲜战争第四次战役期间，毛泽东以休息的名义向中央请了假，带着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三位秘书，到石家庄西郊一栋四合院里工作了两个月，修改审定了大部分稿件。
　　1951年10月12日，中文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包括毛泽东在第一次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写的17篇著作。1952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出版，包括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前期即1937年7月至1941年5月间写的40篇著作。1953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出版，包括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后期即1941年3月至1945年8月所作的31篇著作。

　　英文最好的“两个半”
　　英译本的工作是与毛选的编辑工作同时展开的。
　　英译“毛选”的组织者，既需要很高的政治理论水平，又需要扎实的英语功底，徐永煐几乎是不二人选。
　　周恩来曾说，他认识的中国人，英文最好的有两个半：“半个”是宋庆龄，因为中文不算好;“两个”，一个是陈翰笙(也有说冀朝鼎)，另一个就是徐永瑛。
　　1950年3月，外交部拟成立联合国代表团，在华东军政委员会参事室任职的徐永煐被召到北京。但不久，他先后收到周恩来、李克农的通知，让他主持翻译《毛泽东选集》。
　　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英译毛选委员会(1951年11月改名为“毛选英译室”)成立，徐永煐被任命为主任。
　　也正是这个月，26岁的邹斯履从旧金山经香港、天津回到北京。
　　来火车站迎接他的，是老友徐鸣。徐鸣比邹斯履早一年回国，在外交部政策委员会任职。他受外交部情报司司长龚澎委托，来请邹斯履到外交部工作。
　　但没几天，邹斯履接到了中组部的电话，让他去谈工作。
　　邹斯履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他到中组部时，一个“戴眼镜的知识分子气很重”的人已经坐在那里了，那就是徐永瑛。
　　这次见面之后，邹斯履被任命为委员会秘书，行政十三级，相当于副司长，吃小灶。他负责委员会成员的人事、生活和思想，以及译稿的政治审查，也充当委员会与毛泽东秘书田家英之间的联络员。

　　群贤毕至
　　毛选英译委员会设在北京西城堂子胡同的一个大院子里。
　　最初，除徐永煐和邹斯履外，委员会只有一位译者——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新闻学院毕业的赵一鹤。
　　1950年仲夏，时任政务院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局长乔冠华来清华，面访钱钟书。8月，钱钟书被借调进英译毛选委员会，但每周末，他都会回清华指导研究生，直至毕业。
　　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哲学系创始人金岳霖也被请进了委员会。“《毛泽东选集》里有许多哲学思想，需要一个懂行的学者。”邹斯履说。
　　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王佐良是牛津大学的英国文学硕士，与邹斯履的大姐邹德范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是同班同学，关系很好，邹斯履也将他请了进来。
　　陆陆续续地，10余位学界名流加入进来，其中还有：南开大学英语系教授、芝加哥大学教育心理学博士胡毅，曾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研究欧美文学的陈逵，浙江师范学院教师、曾留学欧美的郑儒箴，岭南大学教授、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杨庆堏，哈佛大学毕业、曾任教燕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的陈振汉，人民文学出版社英文组组长王仲英，牛津大学英国文学硕士熊德威，北京大学西语系教师袁可嘉，人民文学出版社外文部编辑、钱钟书的学生黄雨石，时代出版社的英文编辑沈国芬等。
　　1950年夏天，在堂子胡同的这个大院子里，住了几十号人。除了翻译人员，还有打字员、卫生员、保卫员和厨师等。夏天发短袖，冬天发呢子大衣。没有配备汽车，周末教授们自己坐公共汽车回家。
　　翻译人员都在一间大办公室里办公。与外界一样，每星期开思想会，学习马列主义，但不要求谈心得体会，多少有点流于形式。杨绛后来回忆，钱钟书认为毛选英译委员会的最大好处是人少会少，搞运动也没有声势，有时间读书。
　　偶尔，也需要写思想汇报。袁可嘉年轻，思想活跃，在一次汇报材料上发牢骚，说“共产主义就是有饭大家吃”，邹斯履在上面划了个叉。他的思想汇报跟其他人的一起送交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也没有什么后果。
　　委员会成员白天工作紧张繁忙，晚饭后可出去散步休息。黄雨石回忆，钱钟书晚饭后常和几个年轻人上大街，逛旧书店。
　　作家绿原1950年代初从武汉调到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工作，临时居住在堂子胡同的这个旧式大宅院里，跟翻译家们同吃同住。他回忆，钱钟书为人谦和，“没有大学者的样子”，每次见到他，总跟他开玩笑，学他改不掉的湖北腔。

　　双峰对峙
　　英译室里，每个人都有分工。如金岳霖负责翻译《实践论》《矛盾论》等，钱钟书则负责《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和《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等。
　　翻译的第一步，是精读原文。译完后，再相互校堪，一个人念原文，一个人对译文。还要经过若干次集体校堪，才能最后定稿。
　　徐永瑛非常重视集体校堪这一过程。他于1952年1月在《翻译通报》发表《谈集体翻译》，文章谈到，要保证译文最高度的精确性，校堪是不可少的，而且只要时间和人力允许，校堪次数也是越多越好。
　　会议室里布置了一条大长桌，所有人都参加集体校堪。译稿往往要经过大大小小十几次甚至二三十次的修改。
　　徐永瑛妻弟张澍智曾参观过一次这样的集体校堪。“好家伙，一句话，一个人翻一遍，转一圈儿，最后到徐这儿，他定稿。我感觉他们翻得挺机械的。他们好像有一个格式，好像一个一个往里头‘对’字儿。”
　　邹斯履认为，这可能与徐永瑛的个人风格有关。相对意译，他比较倾向于直译。
　　建国之前，翻译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时，意译的手法被广泛运用。1930年代中期，地下党员杨刚曾接到组织布置的任务，翻译《论持久战》。第一段的译文中，有90%以上的内容与原文不完全对应。
　　建国后，形势不同了，对毛著的翻译来不得半点随意，再加上译者们有足够的时间精雕细琢，因此更谨慎的直译手法被大量采用。
　　在英译室里，金岳霖和钱钟书是两座高峰。
　　徐鸣常去堂子胡同找徐永瑛和邹斯履聊天。他回忆，徐永瑛谈得最多的就是金岳霖。尤其在翻译哲学著作时，每遇到重大疑难，徐总要倚重金岳霖来定夺。
　　金岳霖则回忆，《毛选》一卷中《实践论》一文有一句“吃一堑，长一智”，金岳霖不知如何翻译是好，问钱钟书，钱钟书脱口而出答道：“A fall into the pit, a gain in your wit.”节奏感强，又押韵，令人叫绝。举座佩服，金岳霖也自愧不如。

　　“伦敦版”问世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的版权谈判，是由外文出版社负责的。
　　1953年1月19日，外文出版社起草了《对于〈毛泽东选集〉英译本出版的初步意见》，报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
　　《初步意见》建议，同时在伦敦和印度新德里出版英译本;版权分属英共劳伦斯出版社和印共的出版社。对此，邹斯履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毛泽东选集》印出来后要全世界卖的，当时中国的印刷水平各方面都还比较落后，没有把握自己来印刷发行。”
　　一个月后，刘少奇批示，印共的出版能力值得考虑，印度方面的出版可放缓。
　　5月25日，负责图书进出口业务的中国国际书店(现称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代表人邵公文与英国劳伦斯出版社代表人汤姆斯·罗素在北京签订《关于〈毛泽东选集〉英文版出版与发行的合同》。乙方(劳伦斯出版社)缴付甲方(中国国际书店)的版税，按销售册书的每本零售价10%计算。
　　1954年3月29日，英共中央总书记波立特致函中共中央，建议在英国出版《毛选》第二卷英译本时删去《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关于资本主义国家暴力革命的两段话。其理由是，武装革命的主张不符合英共“走向社会主义之路”的纲领，英国的法律也禁止一切公开出版物出现推翻政府的言论。
　　5月11日，中宣部起草了中共中央复信稿，表示同意。8月13日，中宣部收到毛泽东的批示：陆定一同志，中宣部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同意英国党的错误提议——应当注意。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立刻按毛的意见重新起草了复信，表示不同意删去。“因为毛泽东同志在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需要作什么修正。而且《毛泽东选集》已经出版俄文版及其他外国文版，都没有作什么修改。”
　　但是，英共最后仍然删掉了这两段，出版了《毛泽东选集》前三卷，起印1.2万册。
　　伦敦版前三卷问世之前，1953年底，翻译工作基本结束，毛选英译室撤销，徐永瑛奉调外交部政策委员会任负责人，邹斯履调往《人民日报》国际版任评论员，其他人各自归位。
　　当时在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工作的绿原有机会拿到伦敦版的《毛泽东选集》前三卷，他回忆，按照自己的英语程度和趣味，觉得译笔“实在不坏”，不但做到“信”和“达”，而且真正近乎“雅”。
　　不久之后，他听说外文局的英国专家史平浩对译本提出批评：译得太雅了，码头工人读不懂。
　　而亲自参与翻译的王佐良后来也认为，这些人的英文书香气重了些，而毛著除了书香气，还有许多更重要的品质。
　　1960年，徐永瑛再次受命主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英译。1961年，他因病退出，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孟用潜负责，翻译组重新对前三卷进行修订，钱钟书参与定稿。
　　1961年，中英合同期满，中方不再授权劳伦斯出版公司继续出版《毛泽东选集》英译本，改由国内的外文出版社出版《毛泽东选集》前四卷。★

http://story.inewsweek.cn/detail-8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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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英译本的一场风波

　　《档案春秋》杂志2009年第六期刊文介绍了《毛泽东选集》英译本翻译出版过程中的一场风波：

　　1953年1月19日，外文出版社起草了《对于〈毛泽东选集〉英语本出版的初步意见》上报中宣部，当时的副部长胡乔木阅后转报“毛泽东著作出版委员会主任”刘少奇审批。同年2月19日，刘少奇批示同意。5月25日，中国国际书店与英共领导的劳伦斯出版公司签订在英国出版《毛泽东选集》英文本的协议。协议议定，中国国际书店将《毛泽东选集》的正式英译本在英国出版与发行的全部权利赋予劳伦斯出版公司，《毛泽东选集》英译本卷数及各卷内容与莫斯科外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的俄文版保持一致。所有权三年，合同有效期满后仍归中方。

　　1954年3月29日，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他们在翻译时，准备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第一、第二两节删去。英方并附来了劳伦斯出版社负责人摩里斯·柯恩佛斯的信，信中说明了需要删节的理由。其后，波立特再次写信给我党中央，解释理由：这两段文章主张采取武装革命，不符合英共“走向社会主义之路”的纲领，英国的法律禁止一切公开出版物出现推翻政府的言论，同时，如果此英译本在美国出版和发行，亦有可能使美共受到美国政府的迫害。

　　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请示刘少奇后替中央起草了给波立特的复信稿，认为可以同意波立特的意见。

　　这封复信稿送中央审阅时，受到毛泽东的批评：“陆定一同志：中宣部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同意英国党的错误提议———应当注意。”毛泽东还指出波立特“提问不妥”，我方同意对方意见“回答不妥”，并“退王稼祥同志照办”。

　　8月中旬，由王稼祥任部长的中央对外联络部重新替中央起草了复波立特的信，明确表示：我们不能同意在《毛泽东选集》英译本中把《战争和战略问题》头两节删去的提议，“因为毛泽东同志在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须要作什么修正。而且《毛泽东选集》已经出版俄文版及其他外国文版，都没有作什么修改。至于《毛泽东选集》英译本在美国出版发行的困难问题，可以采取下列办法解决：出版能在美国发行的选集，某些文章或演说如被美国反动法律禁止出版时，可不包括在选集内，但是《毛泽东选集》美国版的目录事先应当征得作者的同意。”这封复信经毛泽东审阅后于8月23日发出。

　　1955年5月，毛泽东会见英共领导人波立特，与他当面探讨过这个问题。但劳伦斯出版公司1956年竟然在未经过我方同意的情况下，出版了第一版英译本《毛泽东选集》，删除了这两节。我方通过外交途径要求对方恢复被删改的内容，遭到对方的拒绝。1959年，英国方面提出要签订第二版的合同，我方坚持要求恢复被删改的内容，如果不恢复，我方将收回版权，不准备在英国出版。但英共方面仍不让步。最后，我方未授权劳伦斯出版公司翻译第二版《毛泽东选集》英译本。

　　毛泽东著作英译本遭删改，震动是相当大的。1960年，胡乔木作为负责处理翻译毛泽东著作的领导人在给外交部情报司的文件中，给出了处理此类事件的原则。

（注：请注意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等在此事中的表现。毛主席的批示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４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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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共删除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英文版《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第一、第二两节的主要内容：

一　中国的特点和革命战争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在资本主义各国，在没有法西斯和没有战争的时期内，那里的条件是国家内部没有了封建制度，有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压迫别的民族。基于这些特点，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地推翻资本主义。在那里，是长期的合法斗争，是利用议会讲坛，是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那里的组织形式是合法的，斗争形式是不流血的（非战争的）。在战争问题上，那里的共产党是反对自己国家的帝国主义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了，党的政策是使本国反动政府败北。自己所要的战争只是准备中的国内战争。但是这种战争，不到资产阶级处于真正无能之时，不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有了武装起义和进行战争的决心之时，不到农民群众已经自愿援助无产阶级之时，起义和战争是不应该举行的。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而不是与此相反。所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所曾经这样做，而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证实了的。

　　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

　　“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斯大林同志的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无论是对于北伐战争说来，对于土地革命战争说来，对于今天的抗日战争说来，都是正确的。这些战争都是革命战争，战争所反对的对象都是反革命，参加战争的主要成分都是革命的人民；不同的只在或者是国内战争，或者是民族战争；或者是共产党单独进行的战争，或者是国共两党联合进行的战争。当然，这些区别是重要的。……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的和差不多开始就面对着的任务，是联合尽可能多的同盟军，组织武装斗争，依照情况，反对内部的或外部的武装的反革命，为争取民族的和社会的解放而斗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

　　…………

二　中国国民党的战争史

　　…………

　　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全民抗战，把劳动人民推上了战争的舞台，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这个战争的最自觉的领导者。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有人笑我们是“战争万能论”，对，我们是革命战争万能论者，这不是坏的，是好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共产党的枪杆子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我们要造一个民主共和国。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