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霄：我为什么不赞成完全否定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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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霄：我为什么不赞成完全否定毛泽东

2013-06-25


　自从习总年初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提出“统一两个三十年”的观点后，引起了社会强烈的反响。我们当然不能浅薄地认为习总这话的立足点就是前后三十年都是中共执政，但如果不是这样，前后“统一”的共同点又在哪里呢？

　　大概从七年前的《文革四十年祭》一文起，我开始在一些文章中系统地谈到官僚阶级、官僚专制和官民矛盾，以及毛泽东关于反对官僚特权阶级的思想与实践的价值和贡献。而习总“统一两个三十年”的观点，如果能够把落脚点放在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和实践上，那么，我虽然不大赞同后三十年党内真正形成了毛的这种思想与实践的与时俱进的批判性继承与发展（我认为只有胡赵做到了这一点），因之尚难以形成真正的“统一”，但我还是赞成习总不割裂新中国政治史的睿智与勇敢：因为他看出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中共的艰巨任务。特别是，如果在他手上实现了这种思想与实践的突破性发展，那么，我们就将真正看到一种完全的“统一”。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事业和功绩。

　　这一点能否成立呢？我认为是可以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这一段在网上广为流传的胡德华先生在《炎黄春秋》杂志社迎春会上的发言，其中从正面引用了毛泽东在《九评》中专门写下的有关苏联特权阶级的一段话。可见，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得到了他的认可。

　　毛泽东的正确的、积极的政治思想遗产，即对于官僚特权集团的斗争，需要做更全面的介绍。这里将我过去文章中的一些内容再简要叙述一下。

　　无论是肯定毛泽东抑或否定毛泽东，很少有人从官僚制的角度来系统审视他的意义(我看到的似乎只有袁剑、张博树和何新等人)。但如果不从这个角度来审视，我们就不能对他做出完整正确的评价。

　　在我看来，毛泽东后半生在共产党执政条件下的全部或明或暗的政治思想与实践，包括了四个方面：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即所谓一党极权，坚持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道路，反对官僚制及官僚阶级，以及权力斗争。这四者往往是交织一起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主导方面。

　　官僚制是伴随着人类君主专制制度和民族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一种政治制度，在古代中国曾有着当时最成熟的形式，在西方资本主义化后有了更高层次的发展和完善。简言之，官僚制就是一种政治权力的专业化行使，官僚集团与最高政治权力者分享政治权力；官僚制虽然有着与生俱来的自利性特征，但却是人类政治制度发展的必然；它的弊端只能通过民主制度和权力制约得到根本抑制。

　　毛泽东对于官僚制的批判、抑制与斗争，发展到成为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个核心。虽然这种思想与实践有时被冠以其他概念--比如毛泽东从来没有提出官僚制，也一般不用“官僚”而是用“干部”、“领导干部”、“当权派”这些中性词或“做大官”、“特权阶层”、“党内资产阶级”、“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贬义词来称谓这个执掌公共权力的群体--但却有着前后一致的内核，具有难得的光辉与重大的缺陷。

　　一、毛泽东对官僚集团具有下层人民固有的厌恶，并延续了马列对其的态度

　　对官府和官人的敬畏与厌恶，是传统中国下层人民的一种深厚而悠久的心理，甚至发展为本能。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在继承了这种本能的同时，青年毛泽东还有自己的思想升华。

　　早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毛泽东甚至包括小官僚家庭出身的周恩来，都曾经是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显然是对公共权力的一种反动)，对一切国家机器及官僚集团统统否定之。及至毛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虽然从未全面地学习和掌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他对于马克思、列宁关于官僚制的虽不系统然而是深刻的批判深表认同，或者说他本身的“猴性”即底层流氓无产阶级习性中的某些部分暗合了马列的教导。这不但在他打天下的理论也就是革命思想中有变相的反映，如对一切权威和秩序的蔑视，对“痞子”运动的支持(《毛泽东选集》第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这种思想痛快淋漓的阐发，由此我们可以窥见毛泽东一生的某种思想发展脉络)，而且在掌权后，对官僚集团的批判与斗争，经他的认识不断深化与实验不断进行，终于作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业绩之一，构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系统理论与实践的一部分。

　　这里不妨简单概括马列对于官僚制的认识。马克思从理论上并没有对官僚制的系统论述，但在有限的研究中，表现了对官僚制的根本厌恶。马克思认为国家（其实质上就是政治权力）“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去争取阶级统治的胜利以后所承受下来的一个祸害”，其存在的时间将极短，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实现之时，就是国家消亡之日，因此官僚制也终将因此而消亡。他对黑格尔的观点，即认为“国家官僚制代表社会的普遍利益，它超越了某一阶级的特殊利益”进行了坚决的否定。马克思主义是将官僚制置于生产关系也就是阶级关系(这种关系的实质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剥削)的分析之后的，认为在实现共产主义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是必须把它“打碎”。马克思所谓的“旧的国家机器”特指官僚政治下的官僚制和常备军。他因此对巴黎公社的起义者们提出了著名的政治三规则，即胜利后的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官僚也就是公仆们，必须接受人民代表的选举与随时的监督，只拿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进行定期的轮换。

　　对新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造成后人对官僚制错误认识的，还有列宁。他完全继承了马克思对于官僚制的厌恶，并在短暂的执政期间内，对官僚制进行了有限的斗争。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一方面不同意考茨基对于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是“以一个新的官僚机器取而代之”的批评，另一方面他注意到新生政权的官僚主义问题，担心苏维埃的国家制度会出现“官僚主义恶化”，在文章、演讲、书信和笔记中都不断地抨击官僚主义。1919年，在列宁主持下通过的俄共(布)第二个党章中已明确，党要“同官僚主义进行最坚决的斗争”，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彻底根除这一祸害”。列宁也同样理想化地认为“任何国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认为国家不过是即将废除的暂存物，完全否定“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但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建设上，列宁也只是从形式上努力依据巴黎公社原则创立一种新的国家制度，即苏维埃，很少真正落实(当然也是难于落实)马克思巴黎公社三原则。列宁出现了一种摇摆：一方面他痛恨官僚主义及官僚制，并试图作出抵制，另一方面他的归宿却是一党专政下的新的官僚制。特别是提出所谓的阶级、政党、领袖集团、领袖的理论，并认为领袖是这个序列里最高的政治代表与权力行使者，从而成为其后共产党严重的个人崇拜与个人独裁现象的始作俑者。而这种后来经斯大林发展完善的“苏联模式”，已经被历史证明就是一个表面上是人民当家作主、实际上是孳生官僚阶级并让这个阶级作威作福的模式。

　　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缺陷，他没有看出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后的历史发展进程已经揭示了官僚制的历史必然性，以及限制其缺点的根本途径只能是宪政民主制度。毛泽东也有他个人的局限性，即他不但对西方现代文化缺乏了解与参照，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更深厚的理论部分缺少学习和感悟：即使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只有民主力量，才与行政权力成逆相关系。对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毛泽东倒是在全盘接受后迅速有了反省和批判，这发展成为一种认知逻辑，并导致一系列的行动逻辑。

　　二、毛泽东继续革命的核心，在于其革命对象基本指向新生的以官僚集团为主体的“新的资产阶级”

　　中共建政后，毛泽东对官僚制及官僚集团的异化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和完善的过程。有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是关于官僚主义、“党内贵族阶层”产生的根源，毛泽东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外因论”向“内因论”的变化过程。最初他担心的是资产阶级的腐蚀(比如他在著名的七届二中讲话中提到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袭)，后来他认识到这是权力腐蚀的必然结果，扩大了对革命胜利后的危机意识。

　　在建政之初开展了主要是矫正共产党官员中普遍、剧烈的腐败现象苗头的“三反”、“五反”运动后，毛泽东已经有了治国就是治官、治官尤重反腐的认识。他在一次谈话时说：“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一个个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惩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他们两个，就是救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我说过的，杀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无奈，不得已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是积重难返了啊。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只好哭天抹泪走了哟。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不过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其二，是对于权力的腐蚀结果，毛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作风论”向“阶级论”的变化过程。他认为干部脱离人民群众会造成一个新的“贵族阶层”或“官僚资产阶级”产生，并认定共产党的主要危险是因为官僚化而被人民反对。

　　毛泽东对建政后干部也就是官僚集团的正规化（也是官僚制出现）的苗头很不满，认为这与革命传统不符。比如他对于从供给制改为工资制的批评。毛泽东在这一点上与斯大林也是不一样的：“当苏联在推行工业化时，斯大林开始采用差异相当可观的工资制，同时，又听任各种特权继续发展。他认为，如果不让这个新阶级在工业化过程中对特权发生兴趣，使他们得到若干财产，这个运动就不会有任何成就。”而毛泽东是坚决反对差异太大的工资制的，在他的批评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间的最大级差数，从28：1变成了25.2：1。而就绝对值来说，毛泽东的工资甚至比不上一个著名的京剧演员。

　　毛泽东对此仍然不满。除了工资外，还有其他等级待遇即特权，都被他多次批评。毛的这种思想，如果说其理论依据就是马克思列宁的巴黎公社原则的话，那么毛泽东自己很重视的一个相关的术语，就是所谓资产阶级法权以及对此的警惕与批判。1958年，张春桥的一篇题为《论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在上海《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对张文极其欣赏，命令《人民日报》转载，要求全党领导干部学习(也正是从这篇文章开始，张春桥进入了毛泽东的视野，终于成为他进行文革的骨干)。今人惊讶的是毛泽东能够站在现代人文思想的起点也就是人人平等来审视人与人的关系，这使他的思想超越了农民起义领袖那种朴素的平均主义理想，而具有了哲学与伦理上的最高层次。毛虽然承认现实中的不平等，但要求人们要清醒地看到现实条件的制约与共产党理想的差别，切切不可因为前者而丧失了后者。文革中，毛总结说：共产党对资产阶级法权让步太多，“等级森严，等级太多了，评成三十几级，这样的让步，就不对了”。其结果就是过去的官兵一致、干群一致、上下一致和艰苦奋斗的“党的传统都丢掉了”，官员和人民之间、官员的上下之间变成了“父子关系，猫鼠关系”。

　　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官僚贵族阶层”的提法。其实这个提法首见于刘少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刚从国外协助处理波匈事件回来的刘少奇在讲话中，“着重讲了不要脱离群众、防止产生新的贵族阶层的问题，认为这是执政党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如果我们不注意，让其自流的话，在我们这些国家，也可能产生一种新的‘贵族阶层’。在工人阶级里面可以产生，在共产党里面也可以产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风波教训和刘的说法引起了毛的深思，结合当时新华社在《内部参考》中陆续披露出党内工作作风的严重问题，毛得出一个结论：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主要危险，在于所谓人民内部矛盾，即执政党脱离人民群众从而被人民反对。毛泽东认为，经过镇反、肃反，反革命分子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不会出现与国外反动势力结合的危险。今后中共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克服执政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毛泽东在这个会上告诫全党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于是，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决定以此为指导思想，采用民主的方式开展党内整风。今人痛心的是整风后来转变为反右。

　　1962年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在他的表述中，敌对的阶级，既包括地富反坏资这些老的，也包括新生的。在后者中，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和在和平时期蜕化变质分子是重要的群体，而这些人基本是官僚。

　　1965年，他就进而明确地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个概念，并将红色政权的危险断定为主要来自修正主义特别是中央的类似于赫鲁晓夫这样的人物。而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和托洛斯基的《被背叛的革命》两书于1963年作为灰皮书出版，内部发行，并非无因。应当说这两本书对于毛泽东上述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毛泽东对于干部特权会造成一个新的剥削统治阶级的观点，也有一个形成过程。继1956年提出党内贵族阶层之后，毛泽东在1958年的北戴河会议上，提出特权阶层的概念。他认为十月革命后，苏联未能解决好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结果出现了新的特权阶层、高薪阶层。后来1959年毛在《政治经济学读书谈话》中曾提出过革命后的“既得利益阶层”。再后来于1964年7月14日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即著名的“九评”中的第九篇文章中，毛为此文亲自改写了一大段话，再次提出“特权阶层”。这就是胡德华先生引用的毛的话。毛改写的原文是：

　　苏联特权阶层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它重要部门。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职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数据和生活数据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

　　1965年1月15日，毛泽东对时任农机部长的陈正人蹲点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概念。他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这表明他对官僚集团的认识有了质的升华。

　　其三，对这个新生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或者“特权阶层”的危害，毛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作风”、“政治”向“经济”转化的过程，最终被确定在这是一个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党内官僚集团。在毛看来，这个官僚贵族阶层的许多成员对于优先发展经济，特别是用非“社会主义”的方式发展经济的热情与举措，代表了一种资产阶级的路线，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在毛看来，生活作风上、政治上变成官僚贵族阶层与经济上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者是一回事，即这个阶级，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毛同官僚阶级的斗争，在他看来就是一种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反修防修的斗争。

　　在上述毛对陈正人批复中，他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呢？这些人是斗争的对象、革命的对象”。毛泽东还注意到，官僚主义者阶级与经济领域出现的政府官员贪污盗窃、收受贿赂，以及出现的高薪“精神贵族”密切相关。

　　注意：这里毛泽东已经表现出他对官僚主义者阶级的两个基本判断：一，官僚主义者阶级的要害是反人民，这与他1956年集中阐述的一个思想即官僚主义作风会导致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并危及共产党统治的观点一脉相承；二，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特权和这个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一体的，这是他与党内那些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的又一个本质区别，由此导致他与刘邓路线的根本分野。此后，无论是四清、社教、文革这些政治运动，其主要的斗争对象都已经是这个变质的官僚主义者阶级。

　　其四，是毛泽东这种不断深化与完善的认识，最终形成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是一个系统而全面的理论，代表了毛泽东晚年思想的主要内容。

　　这个理论的要点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的集中表现。

　　在1975年2月至1976年1月期间，也就是文革后期，邓小平重新回到一线主要领导工作岗位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期，同时也是毛泽东的生命晚期，这位老人结合现实，再度归纳他的继续革命的观点。他首先重申了对他亲手所创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安和不满：

　　社会主义有没有阶级斗争？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

　　之后他将继续革命的理论做了深入浅出的交代：

　　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份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大官了，要保护大官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利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文革搞了近十年，毛泽东说走资派还在走，可见，毛泽东对文革的成果并不满意，他采取的对策是要求每隔七八年要再来一次文革，由此可以看出他对一劳永逸地解决官僚阶级的问题已经不抱希望。

　　其五，是毛泽东对官僚集团的斗争方式，经历了一个从自上而下的专项的运动到上下结合的大革命的过程。

　　据笔者粗略的统计，建政后，毛泽东发起的所有的群众性政治运动中，有近一半是完全或部分针对官僚集团的，如三反、五反、反高饶集团、反保守、庐山会议、反右倾、北戴河会议重提阶级斗争、四清、社教以至文革。在这些运动中，除了反高饶集团和庐山会议这样突发的目标性极强的高层政治斗争只局限于一个小范围外，其他的运动，官僚们基本要人人过关，洗澡下楼，过不了关的则毫不犹豫地被打倒。而1957年的反右，其实一开始也是要借助社会力量反对官僚主义和冲击官僚体制的。四清、社教特别是文革，斗争的矛头已经明确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群体。其中的区别，只是前两个运动针对的是基层的小走资派，而文革，则是从中央到基层，上下一块儿整，而重点又是中央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无怪乎有人说，在毛泽东时代，不但民不聊生，而且官不聊生。

　　我曾经在2006年的《文革四十年祭》一文中，提出：

　　文革并非仅靠毛泽东的个人威望就能如此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中国七亿人民以火山爆发般的政治热情”关心国家大事“，甚至不惜流血牺牲，甚至不惜六亲不认，其情绪之激昂，其动员程度之广泛与深入，显然有其深刻的社会现实基础，而不仅仅是出于对毛泽东个人的近乎宗教狂热的个人崇拜。应当看到，在文革发动时，官僚的异化和政权的颜色确实有其可虞之处，人民群众同当权者的矛盾确实出现了，并且在某些方面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毛泽东并非向风车作战的堂o吉珂德，中国的社会存在着深刻的体制危机。这种危机，既体现在主权者对执政者缺少控制，也体现在中国的社会调节机制的僵化与缺乏。

　　而何新对文革的历史背景有如下的归纳：

　　1949年革命胜利后，党政干部阶层发生官僚主义化，由于社会分工导致政治和阶层分化：政治等级制度、党政官僚特权制度，以及财产私有意识开始萌生，社会下层对官僚主义也存在不满情绪。事实上文革早期的群众大字报主要指向于官员的这一类问题。

　　后来人们对于文革的评价，有一个”两个文革“的说法，即毛泽东的文革和人民的文革。两者有重合的地方，也有分离的地方，重合的地方是反对官僚特权阶级，分离的地方是毛泽东这一点做得不彻底，他出于权力斗争和虚伪，在许多地方退缩和言行不一，但人民中的某些觉悟者却始终坚持这一点，甚至比毛泽东更深刻也更过激。

　　其六，是官僚阶级产生的最终根源，毛泽东的认识定格在苏联模式上，并通过人民公社特别是文革中的革命委员会来尝试创立一个新的、类似巴黎公社的制度形式，以消除或者减少官僚制的危害。

　　还在波匈事件之前，毛泽东就提出：“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并指出：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管理体制，是造成官僚主义乃至“党内贵族阶层”的一个重要原因。应当说，毛泽东的这个认识有其正确性。在文革之前，毛泽东已经尝试从体制与制度上减少新的官僚阶级（走资派）产生。这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农村的人民公社，这种高度集中统一、党政经军文合一、官民合作共治的制度，被毛泽东寄予无限的希望。此后虽然历经风波，毛泽东也在集体食堂、一平二调和自留地上有所后退，但坚决不允许做根本的改变，并对所有试图回到单干的倾向进行了无情打击。在工业，毛主要是推出了诸如《鞍钢宪法》之类的制度，强调生产管理中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三结合，也就是加大民主管理水平，同时特别注重从工人中选拔管理人员。

　　真正从制度上进行反官僚制的试验，主要还是文革中的改革。其时新建立的制度更是以巴黎公社为蓝本，甚至一度连名称都叫“公社”。毛泽东试图在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的基础上，发展出更多新型的、包容一切社会功能的社会联合体，特别是若干政企合一的大企业和由军队转化而成的生产建设兵团。在著名的“五o七指示”中(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的一封信)，毛泽东勾画了一个他所憧憬的理想社会的轮廊，即工人、农民、学生、军人、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都以一种职业为主，兼学别样--“学文、学工、学农、学军，参加批判资产阶级，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学校”。按照毛泽东的想法，这不但会创设新型的社会组织，而且可以培养出有高度政治学悟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毛驱赶城市学生和市民疏散到农村，也并不仅仅是出于减轻就业压力和城市压力，“毛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城市与农村在组织、经济和社会上的趋同，并且在这一意义上消除城乡差别。但这并不是使农村通过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演进到城市化，而是抑制城市的快速发展使其退化为农业乡镇。他甚至相信这一乌托邦模式最终将可以应用于世界。”当然，如果人人都能成为“多面手”，并且形成制度化的职务流动，那么，不仅是城乡差别，整个“三大差别”都会自然消灭。毛泽东所试验的新的社会制度方面的创新包括：

　　1．创立新的政权形式与各单位的领导制度形式：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2．建立干部三同和五七干校制度。

　　3．从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中直接选拔优秀分子加入各级政权和单位领导班子，并实行低薪制。

　　4．赋予人民除了四大的政权权利外，更可以反潮流。

　　当然毛的这种乌托邦不能实现其目标，在文革后期，毛泽东也不得不让大多数原先的官僚也就是各级领导干部们回到各种管理岗位上。虽然毛时代官也不聊生，民也不聊生，但经毛的斗争，官民关系还是总体密切的。

　　三、毛泽东的经验教训

　　毛泽东是一个奇异甚至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人物。在他身上，不但天使的纯真善良与魔鬼的冷漠凶残奇妙地混合在一起，以致让所有曾经身历“毛泽东时代”的人们都能从截然相反、完全对立的方面去追忆这位曾经主导新中国历史和亿万人命运的伟人兼恶人；而且，在他去世20年后，特别是在今天，在中国否定毛泽东晚年思想与实践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已经30年，中共几代新的领袖在对待官僚阶级的认知逻辑和利益逻辑的双重变异中导致中国官僚集团的蜕变、官僚资本主义的出现及其带来的两极分化、道德沦落和社会诸多不公不义的图景，不但使毛泽东的声誉得以部分恢复，并让人们重新认识中国革命、中共建政及其后来的继续革命。在人们讨论中国特殊的官僚专制的时候，不得不怀着惊讶与崇敬的心情，去思索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他和人民大众所创造的辉煌业绩，特别是他的失败所蕴含的丰富的经验教训。

　在反对官僚特权阶级或者集团的斗争中，毛泽东的错误有五：

　　一是，他没有看出官僚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没有认识到共产党从夺权到执政后的身份与职责的变化，他虽然看到了官僚制必然的自利性也就是以权谋私，但是试图用继续革命的办法来抵御“和平演变”，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二是，他将权力斗争与“反修防修”搅在一起，并且起主导作用的是个人权力的维持，因此，他错误估计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夸大了党内官僚集团的阴暗面，认为已经形成了两个你死我活的司令部和两条路线，采取了错误的、过于残忍粗暴的手段与官僚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扩大化），结果伤害了官僚集团中的绝大多数成员。

　　三是，他是在所谓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制度和一党专政、个人独裁、法治全无的政治制度背景下进行这一斗争的，因此，虽然他直接动员了全国的人民群众，设计了许多新的制度，但由于没有从基本制度上完善人民群众基于私有财产权利的有效政治参与，也根本没有实现民主和宪政，所以，他的这些乌托邦式的实验都归于失败。他自己也看出了这一点，但是无奈。

　　四是，毛泽东本人表现了很大的虚伪。对体现了等级制的所谓资产阶级法权深恶痛绝的毛泽东，其实本人也是这种制度的强化者和享用者。他的饮用水、茶叶甚至喜欢吃的鱼，都是专供的。另有数个专门的小组，只为毛一个人制作雪茄、瓷器、说唱表演的录音带、特大字号的古典著作和提供保健。而他那缝了不少补丁的睡衣，也被指出是专门从上海请的师傅缝补的。他也喜欢别墅，北京城就有五处，在全国各地建有五十多所别墅。就是在大面积饿死人最为严重的时期，也花巨资在韶山修了个滴水洞。被宣传在三年困难时期不吃肉与民共苦的毛泽东，却被一份奢侈的食谱，撕去了伪装。曾经做过毛泽东秘书的李锐，谈到毛泽东有一次在中南海的湖边乘凉时，怡怡然说他有当皇帝的感觉，所差的只是三宫六院。

　　五是，即使按照毛泽东本人的继续革命的思想，他的实践也是不彻底的。这种不彻底表现为理性的后退和自私的叛离两种。所谓理性的后退，是说他在利害权衡下，不得不向官僚制和官僚集团妥协，这表现为他在文革中后期不得不陆续恢复部分老干部的使用。自私的叛离，是说他出于私心，为了保护他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在同官僚阶级的斗争中遮遮掩掩，前后不一，“敌”友不分，甚至将群众中那些最坚决、最理性、最彻底的先进分子，即看出唯有通过民主法制来遏制官僚制危害以及看出他的虚伪的人，也进行了打击。如杨小凯，被投入了监狱。

　　毛泽东从正反两个方面向后人提供了对官僚制如何进行斗争与控制的丰富经验教训。毛泽东既表现了在一个专制制度下政治领袖所能达到的对官僚制斗争的最高成绩，又提供了在这种制度下所有试验都归于失败的沉痛教训；在演出了他本人的知行逻辑同“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逻辑是如何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相互补充又相互错位”（张博树语）的惊心动魄的大戏后，最后以官民不宁、两败俱伤的结果，给他的后人提供了巨大的借鉴。

　　从当下看，我们还只能说，新中国以文革结束划分的前后两个时代或者说阶段，如果有表面连续性和内在一致性，还只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也就是官僚集团的绝对领导与全面控制。官僚阶级虽然在许多事件的表现上前后判若两人（如在市场经济上），但它们的自利性一直没有改变，不过是在毛泽东时代被压抑而已。改革开放的春风，让官僚集团内生、萌芽但久被压抑的自利性幼苗拔节、开花、结果，终于形成了今天严重的腐败。中国人民中真正具有历史感和理性思维的那些人，在深刻思索对官僚专制进行斗争与限制的方法的时候，从毛泽东的失败中认识到，只有靠宪政民主制度，才能真正在抵制官僚制的弊端方面有所成效，并由此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在这一方面，如果习总能够做出开拓性的贡献，那么，他就是真正的历史伟人。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国家，有和平转向宪政民主的先例。我期望中国共产党能够创造出这个先例，希望新中国的前后两个30年，能够在反对官僚特权集团的斗争中，有不断的探索与进步，最终在宪政民主建设的基点上，得到完全的统一。


来源: 爱思想 | 来源日期：2013.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