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习广：关于“大跃进”研究的几个问题

bluesky

余习广
（2007年8月4日在三味书屋的演讲）

今天讲大跃进研究的几个问题是非常有价值。现在正是2007年8月份，整整50年前（1957年）的那个8月，躁动于毛泽东心中的一个念头，造就了一场大跃进；同时也正是在（1966年）8月份，文化大革命战火遍及神州大地、全国处在枪炮连天的时刻。今天这个题目本身就是一个疑问：大跃进对吗？其实用大跃进界定这样一个时期，它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我认为有17个关于大跃进核心价值观和大跃进历史核心的问题。今天1个小时可能讲不了这么多，就讲5个问题：①大跃进概念定性的问题。50年过去了，清楚大跃进究竟是怎么回事者已经不多了。包括当年我采访过的好多当事者，我现在经常接到他们去逝的唁电，所以在大跃进50周年之际讲这个题目非常有意义，当然我会把握一定的尺度。②大跃进时期的阶段问题。大跃进究竟是怎么回事？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每个阶段是否是我们现有的一些相应的历史材料里表现出来的？其真实性说句不好听的话，都是蒙事。③对大跃进的研究概况。④关于大跃进研究的方法。⑤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大跃进概念定性的问题
大家对大跃进的称呼，我总结了有6个概念。对这一段历史时期在《中共党史》和《共和国史》里都有叙述，其中对这个时期有6个不同的概念来界定它。
第一个概念就叫“大跃进”时期：1957年—1962年。第二个概念叫“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把大跃进搞成了一场狂热的，应该说是歇斯底里的全民化运动，以此做该时期的界定。第三个概念“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就是把老百姓没有饭吃的年代做标准，这个大家比较熟悉，任何党史书里都是这样记录的。此概念进入90年代略有变化，尤其是在相应的文章里，注意的就知道有根本性的改变，而且占了主流。第四个概念“三年自然灾害说”，这在研究者中占下风了。第五个概念“大跃进大饥荒年代”，这个比较接近50-60年代民心中普遍留下的概念。但又不是太准确，而在1960年和1961年中共中央在相关的文件里反复提出，就是把“庐山会议”以后叫做“苦日子”，这是各个中央工作组下农村调研以后得到的民间普遍反映。到了70年代沉淀在社会底层民众心中，被普遍认同的概念就是“苦日子”，我也同意大跃进苦日子说。第六个概念“大跃进苦日子时期”，这是我一家之言，我用的就是在受害者心中占主流的普遍的说法。历史概念造就了它出于人心也出于历史，因此我同意这样的说法。这是关于大跃进研究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先把这个历史时期的界定给它一个定性。

大跃进时期的阶段问题
从“大跃进”到“苦日子”，它被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和不一样的性质，每个阶段历史的走向、社会危害的程度和社会受危害趋向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先把历史时期搞清楚，知道是怎么发生的、以及各个阶段的定性和定位。
（一）两阶段说
在历来的中共党史书上“两阶段说”比较占上风，从1957年10月到1959年7月份的“庐山会议”这个阶段叫“大跃进阶段”。1957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提出了“全民跃进的思想”，所以“起”就是从这起。“止”是指因为“庐山会议”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转折，中国社会因此而跌入了全面社会危机的状况，从官史来说，是把从庐山会议开始批彭德怀起一直到1962年初中央工作会议止，这是两阶段说。1962年1月份以后进入了八字方针调整，那个历史阶段他们另算。
（二）三阶段论
从大跃进到大跃进的后果和灾难收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7年10月份起到“庐山会议”止；第二阶段是1960年底到1961年初中央开的工作会议，刘少奇和中央书记处决定全面地把大跃进翻牌；第三阶段就是中央工作会议到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提出“年年讲月月讲，阶级斗争占领整个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的主流地位”，经济上尽管还在挣扎，但方向已经决定。这就是官方基本认可的三阶段论。
（三）五阶段论
此观点做的比较细，也比较注意历史脉动的迹象。第一阶段，大跃进的波澜高潮是从1958年5月八届二中全会到1958年11月两次郑州会议，毛泽东确定了调整方针，毛泽东当时讲了，中央要求各地放慢节奏，不要跟赫鲁晓夫再去抢谁先搞共产主义，谁是老大哥，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已经都准备好了，赫鲁晓夫第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我们第二天就宣布我们就是共产主义所有制，我们有人民公社。于是大家开始调整，应该说在调整时期全党做了很多工作，毛泽东也做了很多工作。为什么老是毛泽东选择在历史的高峰上，不是其他人？就是因为相应的体制决定了毛泽东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以后他可以改正，所以在大跃进时期（不含文革时期），毛泽东永远是旗手和领路人，做了很多的工作，对经济工作、政策也进行了调整。第二阶段1958年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前期。第三个阶段是庐山会议反右开展了更大跃进，开展了更大跃进和反“彭、黄、张、周”（指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编者注）的全部新工作，因此在这个阶段大跃进和第一大跃进有本质的区别，真正的大灾难降临是从庐山会议以后。第四阶段是1960年6月到1960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为什么定在1960年6月呢？因为全国农村的粮食在就地封存的情况下，如果国库的粮食全部解禁城市就会断粮，当时整个中央就围绕调动粮食进行全面布局，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有粮食但是不多，这些具体情况后面再讲。这阶段的分期就是，庐山会议以后搞的两场大的运动，在政治思想意识上批判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在社会的运动和经济工作指导方针就是要掀起更大的跃进，这是工作的中心。直到1960年6月，这时候中央工作会议决定以某种形式向毛主席汇报，确定全党必须要转向。第五阶段是“人心和人性再强，斗不过短粮”，因此毛泽东和中央取得了较一致的看法，形势上取得了一致的认可，进入国民经济的调整时期，这是1961年初到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
（四）六阶段论
我对这个历史时期是作六阶段论，用六个阶段给大家描述从“大跃进”到“苦日子”历史时期社会的走向和概况。
第一个阶段是1957年10月中共中央的八届二中全会。我认为一个历史时期不能拿一篇《人民日报》的社论作标志，这个社论出于毛泽东的认可，但不是全党的认可也不是全国工作基本的指导思想。1957年底，全党的中心工作是冬季兴修水利和积肥运动，为了修水利在高级社普遍出现了整个社会男女劳动力的军事化，这是大跃进能够实现的一个社会结构。除了老弱病残以外，进入高级社的所有劳动力占全社会的75%-85%，均投入农业冬季兴修水利运动。这场运动是决定农民经济利益的一次大的共产，几乎是掘地三尺，有钱的拿钱有力的出力有粮食的出粮食，为此全国各地大概有12个地方省级政府下达文件，号召竭力捐献。1958年全国农村进入一场互相揭发人、互相批斗人的状态，为了兴修水利捐献自己财物，积肥在高级社的监督下，也是全国性的规模。另外，南方都是土墙茅屋顶，土房挖地把成年土挖出来，把房子顶揭开拆墙，这场运动还伴随着暴力，你不拆有民兵有军事化来监督改造。据我研究所及，可以看到新三反运动反映的高级社兴修水利和积肥运动，在一种体制和指导思想下，就搞成了一种祸民运动。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社会真正被动员起来进入了军事化社会结构。后来徐水的张国忠发明了“三化”（行动军事化、作风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徐水县被毛泽东亲定为共产主义试点县。全国迅速的进入人民公社，大跃进从1957年冬到1958年春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积肥运动迅速的又变成了深挖土地运动。这是毛泽东看了苏联的一个土壤学家的书，认为深翻土地可以松动地里的土，使肥力增加，毛泽东就在全国大力宣传。人民公社以前，社会被动员起来的第三个运动就叫“深挖土地运动”，树起河南长葛县为深翻土地的样板，那时候的党员是领导怎么要求就这么做，最后是深翻6丈样板田20万亩，成为全国的样板。在大跃进时期把你的嘴管住了就把人管住了。这三场运动，使全社会被组织起来，大跃进在麦收时显出了一种全民的歇斯底里状态，从小麦亩产2000斤到小麦亩产7000斤。大跃进真正达到了声势上的高潮，是麻城的亩产36980多斤，这时候就是我讲的卫星高潮出现了，下一个到水稻亩产131000多斤，到11月份就是人类粮食史上最高的亩产136万多斤。伴随着5月、6月的高产风紧接着实行的就是公社化运动，伴随着浮夸风而来的是人民公社体制（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
人民公社组织的目的：在8月，毛泽东的概念就是两件事“第一是超英赶美、第二是国际共产主义领袖”。在这种军事化的状态下，全民被暴力推着往前走。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已经进入了第二个亢奋期，第一个状态是写“抗持久战”；还有很多相应的材料证明，主席一亢奋大家就神魂颠倒。因此1958年8月以后全国为了“超英赶美”，在粮食继续报高产的前提下，钢铁上马。如果说粮食亩产浮夸风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不大，那么经过我对18个省包括中国大陆所有的地方志、县志的研究发现，中国的民间几乎就断了铁，大炼钢铁对民众财物和生存环境的浩劫就表现在破坏森林上，山上的树全部砍下拿来炼铁，最后《人民日报》推出来的先进经验就是广西鹿寨，烧毁上十亿元木材,炼出近百吨废结铁！上万个炭窑在冒烟,上万个炼炉浓烟滚滚。中国83.7%的原始森林和森林被毁灭殆尽。中国土地上最大的一次生态浩劫就是大跃进的大炼钢铁，当时的当事人说：“大炼钢铁啊，人吃点苦可怜，家毁点财也可怕，但是生态浩劫影响确实是滋味深远”。徐水是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实验县，当时刘少奇派了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到徐水蹲点。到了1958年10月份因为农村有人写了三封信给毛泽东告诉农村打人、吃不上饭，毛就开始怀疑开始往下批，并指派中央机要工作室18位干部到徐水。18位干部到共产主义试点县看到了不好的现象，就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毛看了就很不满意，由此开始全国开会：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开始调整，第一阶段告一段落。因此全国在几次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开始刹车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第二阶段就是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到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我给第一个阶段的定义是“大跃进高潮”，第二个阶段是“初步调整”。调整开始的力度不够，11月粮食收了，亩产都是高产。在1958年底，大炼钢铁以后全国普遍出现了彭德怀讲的“谷扫地”现象、就是没有人收粮，结果粮食收回来放在人民公社的粮仓里，国家没有主导性政策，还是在计委的框架下。但是到了12月份迅速出现了全国性的巨大恐慌，这个恐慌闹到了“天下第一田”试点人王任重都不相信武汉市有几十万的难民，因此毛泽东加快了调整的力度。1959年4月份毛泽东写了“关于人民公社体制的若干问题”的信，大跃进及其后果是一个人也是一个民族文化深层内蕴的结果，这种内蕴就象潘多拉魔盒，一旦释放出来就造成这样的后果，1958年没有人敢讲真话，庐山会议开成了开批判会。
第三阶段是更大跃进阶段（1959年8月到1960年4月），更大跃进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做，没有明确的指示，大炼钢铁是不能再搞，因此在这一个阶段第一个出台的就是“兴修水利”，那是灾民在修水库，后果不堪设想；第二就是要粮食，在农村调整阶段，夏收以后把粮食分到各家各户，准种一点自留地，到了秋收正好是庐山会议批判高潮，我看到的18个省下文件对粮食实行“就地收割、就地征购、就地入库、就地封仓”，湖南、山东、广西、贵州等地，就地封库就是武装入仓，大灾荒为什么在农村会造成这么惨烈的状况？在这样情况下出现了武装征粮队。仓库封了，大家就吃食堂，仓库是国家征购粮，为了公共食堂的口粮，生产队和公社干部执行就不一样，生产队会留下一小部分口粮、种子粮、牲口粮，到国家征购的时候，从县到公社层层压码，很多地方公社都在公社干部带动下自觉和不自觉的带了武装工作队下乡收粮，手段不好说。首先目标就是在一起加码，全国搞“反瞒产”运动。1959年的欠收，就是因为农村出现了“彭、黄、张、周”思潮影响下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富农思想。瞒产，把公共食堂的粮食变成了瞒产粮，实行了将公共食堂的口粮和种子粮在反瞒产情况下转换成国库征购粮。大饥荒由此在9月收割以后开始，本来已经饿了一个冬季，夏季分了点粮，农民指望着1959年秋收的粮食，但那还不够征购封存人民公社食堂口粮；同时，在各家各户反瞒产，用了极其毒辣的手段。全国普遍性思想是：一切为了一个指标，就是　完成国家征购任务进行反瞒产，农民叫做反偷盗。10月以后全国规模的大饥荒发生，一直到1960年的4月，为了完成国家征购，粮全国规模的反瞒产没有止步，信阳事件、芜湖事件、湘潭事件等中央点名的12大事件发生，1960年4月第一波骇人听闻的灾荒出现。这时中央收到河南省委的一份呈文，呈文的内容说农民为什么会有死亡？是因为农民不讲卫生，劳动有点超强度，再加上今年是个大灾年。各省都上报文件，确实讲今年是灾害年。毛泽东庐山会议批了彭德怀还不过瘾，正好《内部参考消息》上新华社记者报道了三个典型案例：千粒穗（就是麦子长一千多粒）、牛精猪等。到1960年4月份以后，为什么饿死这么多人？城里看不到。民兵是吃加餐粮执行从中央到省地委文件指示――堵截盲流，逃荒的都送到劳改队或集训队。在信阳事件、芜湖事件、湘潭事件中产生的劳改队、集训队。信阳事件是队队堵、区区堵、社社堵、县县堵，重点防御铁道两线以及公路两侧，跑就意味着进劳改队，说穿了有很多人在家等死。为什么没有出现恶嫖贼盗，饥民遍野？是因为有相应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民兵组织在执行防和堵的任务。1960年4月份以后，自发的出现了一个叫做“整风整社”的现象，即开始种自留地。因为1960年的春收几乎就是绝收，所以很多县的管理区自觉地进行了一场起死回生的、在中国农业改革萌芽状态发生的所有制变革。中国的这场改革带来了今天的历史性的收益，全国民间自发的出现了第一场农业所有制变革的要求，中央领导人受到自救运动的启发，后来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就是这样出现的。1960年4月的标志性事件是由4个省委提出了“整风整社”运动，救民于水火，这场运动是向当时以暴力贯彻下的、全民化的更大跃进运动的挑战和遏制，“双整”运动遏制住了用暴力对待一切工作的手段，开始遏制“五风”（指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还有瞎指挥风――编者注），接着出现了新“三反”（指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编者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些运动面对的是官僚主义和官僚作风，但开始把这场灾难的原因转向两个方向，一个是自然灾害、一个是还苏联债。我们从解密以后前苏联的国家档案里了解到，关于还苏联债的问题，赫鲁晓夫曾明确的向中国提出别还。1960年6月份以后随着新“三反”运动在全国的展开，真正的调整意义出现，就是走向“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为此很多人付出了个人甚至是一家人的生命。
中国的改革来之不易，中国的改革不是从1978年开始，邓小平的改革抛弃了毛泽东的人民公社体制确实不易，但真正的改革来自于民间，并于1960年8月份以后得到中央的认可。所以8月份以后的社会调查就是自留地可以救民，因此1960年全国在许多地方在经济上出现了自留地拯救农民，也就是拯救了这个国家，这具有很深远的历史意义。1960年下半年开始到1961年风行的“承包责任田”，看看历史资料就知道这是农民被拯救的第一步。1960年4月到1961年初中央工作会议开始进行战略性的自动调整，做了一些相应的体制性的调整。政治上用三大运动（双整、新三反、社教）遏制和调整党的体制性的干部作风和结构，经济上在这阶段开始自发的与指导性的相结合出现了“自留地”。
从1961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确定调整到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这个阶段农村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之风比较通畅地行之于农村，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仍然惯性的继续，政策性的调整开始拯救民生。经济上出现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指导思想是陈云的“八字方针”。政治上看刘少奇七部的灰皮书，实行的确实是让步政策。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政治上从三风（翻案风、黑暗风、单干风）走向文化大革命，经济上急剧收缩稳定在三基所有。这就是大跃进苦日子阶段，这就是我所描述的在六个历史阶段所呈现的历史概况。

大跃进的研究概况
关于大跃进的研究四十年以来可以说是漏断零稀。历史学是从几个层面来表现的，首先历史学强调的是考据学（原始素材占主导），其次是编年史（历史的顺序），第三是专门史，最高是历史哲学。在大跃进阶段的经济、文化、教育、体育等等就叫专门史，还有历史学在这个专门史基础上对一些现象进行论述，最高就是历史哲学的反思和把握。
大跃进的研究，我概括研究方法叫“三是主义”，就是指《人民日报》是线索，中央文件是概要，典型案例是填充的材料。在对大跃进研究已经取得成果并处于一种状态水平就是我所讲的“三是主义”，评价不高。要想了解这段历史有《中共党史七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的断代史，大家看专门史有谢春涛的《大跃进狂澜》、张继九的《大跃进研究，从资源配置的分析》、《艰难曲折的历程》三本在专门史上比较有代表的；专题性的我认为比较有价值的是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杨显惠的《告别夹边沟》、余习广的《大跃进苦日子研究》。可以参考看看高王凌的《人民公社的农民反行为研究》，此书对人的行为和心态的研究达到了比较高的领域。

研究方法
应该说“三是论”是现在常见的研究方法，我认为是不可取的。真正的学者和研究应该是在考据学和整体观有一个结合，要有对运动有影响的各种中央文件、各种标志性的东西有一个结合点。我对大跃进的研究到今年是做了27年，做这个研究依据的是各省的档案馆都有相应的档案。1958年—1960年6月份以前的数据就当参考，1960年6月份中央开始实行全党规模反五风叫做新三反以后，3-4个月出来一批非常有价值的材料，这批材料就是整人的，当时民愤很大的只要被立案的都有详细的工作组调查，这段时间材料的可信度接近90%，这是我经过几十年的调查得来的，拿它来基本参照各阶段的高层讲话。1961年以后就由毛泽东对信阳事件有批示说：地主资产阶级有复辟，将整个政权组织分为三类（基本政权是好的、有腐败政权还在我们手里、阶级敌人全面篡权），把运动全部转到阶级斗争的轨道上，那时候的材料只能看现象，仅仅是参考并有局部的夸张。大跃进研究的是永远不能遗忘的历史。还有一个研究方法就是要看史志、地方志，看档案找当事人，大跃进研究急需的是对各县以下状况和各省全面状况的把握和反应，在此基础上形成客观的结果。大跃进与文革的起源的问题，我的书上都写得很清楚了，在这里具体就不讲了。

本文根据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演讲人审阅，如有疏漏，敬请谅解。
整理者：陈玲　　蓝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