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刚：我在丁酉之难后遭遇的一些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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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丁酉之难后遭遇的一些趣事

作者：杨刚

1957年是农历丁酉年，鸡年，那年闰八月。敝乡有谚曰：“闰七不闰八，闰八拿刀杀”。故近半纪以来，不乏称1957年“反右”运动为“鸡年之难”或“丁酉之难”者。如今回首那风雨如磐的岁月，实有过于“刀杀”！

读了郭道晖先生《五七风云：追求与打压》一文（见09年第8期《炎黄春秋》），竟激活了我许多已尘封几十年的记忆。事情过去悠悠半个多世纪了，原本不想再提那些过往的曾经，因为它哪堪言说！？然而，激活的记忆也激活起我的一种公民的历史责任感，促使我从消沉中猛醒，不以小民位卑而自外于历史，而理应奋然肩起作为历史亲历者无可旁贷的追踪历史真实、还原历史真相的责任。

近年来，许多有识之士或历史学者都中肯地指出，历史是需要细节的，再也不能以史论代替史实了。林贤治先生在《“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历史》（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

“历史首先意味着还原真实……在我们的历史读物当中应当有更多的传记、自传、回忆录。更多的个人关系史……必须有私人性、精神性的内容对历史的补充。惟有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创伤记忆尽可能地发掘出来，并且形成对于人道主义、社会公正的普遍的诉求，包括文革在内的民族苦难的历史，才能转化成为有意义的历史。”

笔者感佩于林先生的上述论说，并愿意以自身的亲历、亲见、亲闻，还原最近60年中国历史中的一段真实，为那一段历史提出见证。

一、我是一句话的右派

我是一句话的“右派”。打我“右派”那会儿，我正读大一。

我于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1951年1月入团（当时叫“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6年以在职干部的身份参加高考，被华中师范学院（即现华中师范大学前身）录取。直到反右前，我一直自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是很开展的。比如斯大林去世时（我正在“湖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我心情非常沉重，竟致两天茶饭不思，而对我们班上一些照旧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的同学，简直嗤之以鼻（此事直到前几年还在“革大”老校友中作为笑谈，可惜他们如今都已作古！）。考入华师前，我是一名公安干部。可是，才过一年，仅仅因为在班上的一句调侃的戏言，我却被打成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那么，我当时究竟说了一句怎样大逆不道、惊世骇俗的话呢？其实，说来很平淡，甚至有些好笑。

一次，课间休息，一女同学不知怎么聊到人的生死话题，我在一旁插了一句嘴：“你以为死比活着更可怕吗？”当时还幼稚地有点自鸣得意，觉得这句话好俏皮。孰料就这一句话，到了反右的时候被揭露出来了。本来，这句话被揭露出来也不应当有蛮大的关系，但此时这句话竟被歪曲成这样似是而非：“杨刚说，现在活着还不如死了好”。一时真让我百口难辩：说自己没有说过这句话吧，却又说过一句似乎类似的话；说自己说过吧，又不是这样说的，也确实不是这个意思。起初，我还竭力辩白，哪知越辩越糟糕，说我狡辩，说我嚣张，说我态度不好，要先打我的气焰，打我的态度。于是，我成为全校第一个被弄出来在外语系教学楼前面的广场上公开批判的学生。开我的批判大会那天，事前没有通知我，直到“上灯戌时”左右，班上的团支书突然叫我到某地开会。我到那里一看，不觉暗暗吃惊，因为当时全校都还没有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来，我有何德能？只见广场上临时牵线装了三四盏灯，摆了许多靠背椅和两条条凳，会标是“杨刚反动言行辩论会”。实事求是地说，那时的批判会在形式上还是比较文明的，我还可以坐在放在会场最前面的长条凳上，不低头、不弯腰，只在别人都发完言之后，被指令上台“作深刻检查”。那晚的批判大会，被指出对我思想上的帮助蛮大。但有一个问题我却没有悟透：不是还在辩论吗，怎么就先给我的言行定了性呢？既然已经定性，那还辩论干嘛？不过，我当时无比相信党、相信毛主席，觉得现在是党和毛主席说我错了，那肯定是我错了。于是，我挥泪泣血、披肝沥胆地检查自己，找家庭根源、找社会根源、找思想根源……。华师的反右开始得早，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的那篇举世闻名、现已钉上历史的社论发表不几天，我就不能参加团员大会了。到了暑假回家，居委会的干部就很“关照”我了，时不时找些鸡毛蒜皮的事到我家来看看我。

在经过了无数次的批判斗争和没完没了的自我批判以后，次年3月前后，当时的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张平化在省委礼堂给武汉地区高校的右派分子作了一次报告，用他那略带湖南口音的普通话，语气平和（与此前我在武汉大学听周扬疾言厉色的报告相比而言）、慢条斯理地批判了右派，说右派向党进攻就象登徒子好色赋那样，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批判够了，老书记又为我们这些戴罪之人，指出了光明的前途。但，当我们离开省委礼堂的时候，虽说老书记语重心长为我们描绘的“光明的前途”言犹在耳，心情还是沉重如铅！此次会后，接着就开始进行组织处理。给我的定性是“右派活动的骨干分子”，处分是“留校考察”。我有幸保留了继续求学的机会。

反右运动后期，湖北省有关部门出了一本专集，内容是武汉高等院校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编，竟收录了前述我的那句被歪曲的话，孤零零的10几个字单独排成一行，并注明“华中师院右派分子杨刚”。我每每看到这一行字的时候，都觉得特别没有面子，这倒不是因为别的，而是觉得这哪是我这个爷们说的话呢？这分明是哪位张大妈、李寡妇的口气嘛！

如前所述，《人民日报》那篇社论发表不几天，我就在实际上成为了业已定性的右派，那时，我还未满22周岁，及至1979年我从华师拿到那纸不足100字的“改正通知书”的时候，已经44岁，两鬓斑白了！22年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只如水花一现，但对我个人而言，却又如漫漫长河，一生中最宝贵的黄金年华尽付东流！

其实，我被“派右”的过程是平淡无奇的，倒是在从左派炼成右派以后的生涯中，亲历、亲见、亲闻了一些趣事，才为我的右派生涯增添了一些色彩，激起了些许波澜。兹愿略记如后，以飨同辈，以告后人，以鉴历史。

二、“文革”前在街道小厂的故事

1、追查苏东坡 煮熟的鸭子飞了

我家住在武汉，当时就业并不困难。因此在大学毕业前，我选择了自谋职业。我很快就在我家所属居委会办的一间小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作。

这个小厂是由本居委会辖区内的一些家庭妇女及社会闲杂人员组成的，居委会的书记兼主任也就是厂里的书记兼厂长。厂房是向本居委会居民租借的闲置房，分布在五、六处，一个车间一处、食堂一处、公事房一处。我刚进厂，被分配在铸造车间学做沙型，月薪18元。几个月后，有人知道我是大学生，日用五金车间（租用居民的一个闲置后院，搭上天棚，约百平米。再辟约15平米一角，砌两面单砖墙，余靠房东家的板壁，这就是车间的公事房兼保管室）就把我要了去做保管员。由于我做事谨慎、人也勤快、工作很仔细，受到工人师傅普遍好评。

一年后，厂里和派出所打算给我摘右派帽子。在履行相关程序时，要我填写一张摘帽申请表。这张表有一大栏是汇报自己的思想情况。我就在填写这一栏时，犯了一个大错误，天真地写出了自己的真实思想，对于工资太低表示不满。我当时真是十足的懵懂，也不想想自己是什么身份，所面对的是什么形势、什么事情、什么对象，还是不改说话调侃的积习。我竟然这样写道：“当有人问我每月拿多少工资，我从来不说是两个9块（因是每半月发一次工资），而说六个3块，因为‘六’比‘两’多嘛。”我就是用这样的笔调和口吻填写了那张表格，丝毫没有觉得有任何不妥和不安，只等着取帽子。等了不到10天，某日，下午下班时，生产小组长通知我，下班后到食堂开大会，我还以为是取帽子的会呢。我把散放于车间的工具大体清理了一下后，便立即赶往食堂。待我到食堂一看，群众都到齐了，只有几个积极分子还在往墙上贴标语。我朝标语瞥了一眼，那可真叫傻眼了。食堂内外都刷满了吓死人的标语：“杨刚，你的阴谋我们全都掌握了！”、“杨刚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食堂（木板平房）大门外面、就在街上摆了一张方桌，屋檐下贴的会标是“斗争右派分子杨刚大会”。不过，当时我一点也不惊慌，因为我心里没有鬼，况且自己正被别人的“阳谋”套牢了，哪还有余力去阴谋别人，无非是对工资太低所发的那两句牢骚罢了。一会儿，管段户籍（即片警）来了，厂里的书记站到方桌后面，环视了一下以那张方桌为中心围坐在食堂门口的工人师傅，习惯性地问了一句“人都到齐了吧？”然后，面容严峻地宣布“现在开会！”紧接着一声怒吼：“把右派分子杨刚带上来！”立马就闪出两个积极分子把我架到方桌前面，命我低头弯腰。于是，事先通了气的积极分子一个接一个上去发言，尽管他们基本都是文盲或半文盲，但因为据说他们对党、对毛主席怀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大约天然地拥有毛泽东思想，所以都有那么一股子劲儿，痛批我抗拒改造，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的罪行，每人发言的最后一句话都是“今天，我是很气愤的！”（这就不知是哪位名师指点）只是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大抵政治空话连篇、歇斯底里而已。不过，我要服从群众，还是作痛悔莫及、低头认罪状。

正在头一波批斗高潮呈现疲态之际，一个重量级女积极分子邱某（她家庭成分特好，四代贫农、在厂里红了几十年）跳了出来。她跳出来毫不奇怪，绝对在我意料之中。但她这回对我提出来的质问，却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她大声质问我：“杨刚：你还有哪些同伙没有向组织上交代？”（一间居委会办的小厂也叫“组织”，“组织”就至高无上！？）

我说，“我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向组织上交代过了。”她说，“那好，我问你：有一个姓苏的，你交代了没有？”

我说，“我认识的人里面没有姓苏的。”

她这时向群众喊道“杨刚老实不老实？”她娴熟地运用当时政治运动的套路。

“不老实！”众人齐声应答。

“不老实怎么办？”她喊道。

“斗！”众人响应。

立马上来一人，将我本已低着的头狠狠按了几下。

接着，她说，“好！我给你点一下，苏东坡是不是你们一伙的？”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了，我要求她重复一遍，确认之后，我说“苏东坡是古人”。这时，一位会计手拿一张纸讥讽地问我“杨刚：你说他是古人，那你们还一起写反动的歪诗，说现在不是在人间，污蔑新社会，你从哪里谋得来这样的古人？只怕你也是个古人吧，啊？”我再次说明苏东坡确实与我毫不相干，他是宋朝的大文学家。

这时我已完全明白了这场误会的由来，我也同样明白此时不是作解释的时候。但，此时，我心里非常塌实。邱某又站起来了，正准备喊口号，说时迟，那时快，意想不到的惊人一幕发生了：因为斗争大会是在食堂外的小街道上进行，这时不知从哪里突然冲过来两个小伙子，一下子就坐到方桌上了，有一小伙的两腿还吊在方桌前面晃悠了两下，然后，两人大叫一声“回家吃饭啊！”立即飞奔而去，一拐弯，很快消失在小巷中。一刹那间，在场的人，谁都懵了。但仅仅一刹那，书记清醒过来，朝着他俩飞奔的背影怒吼道；“你们干什么？”奇怪的是，谁也没有起身去撵，连片警也没去追，也许是那天太热了，大家劳动了一天，下班后又开了一两小时的会，都累了吧。

会场闹哄哄，大家都散了神，会开不下去了。书记到底是书记，处变不惊，他站到了方桌后面，拍了两下巴掌：“安静点，都安静点！今天的会暂时告一段落。杨刚今天的态度很不老实，今天回去以后要把你与苏坡东……噢，苏东坡的关系写成书面材料，明天早上上班之前交给我。杨刚，听见了没有？”在得到我的肯定回答后，他宣布“散会！”。次日上班之前，我遵命向书记交出了连夜写出的“深刻检讨”，无非是自我痛骂罢了。至于那勒令我老实交代的苏东坡，我交给书记一本《唐宋名家词选》，并告诉他苏东坡在哪一页。后来就未再提此事，但此事并没有完。约半年之后，到了那一年年底的某一天傍晚，我到辖区派出所去办了一件什么事，正准备离开，遇到管段户籍，他对我说：“你来得蛮好，你等我一下。”接着，他就进后面一间办公室去，我听见一大串钥匙开了几次柜子锁的声音，很快拿来一张纸。我一看，立马认出就是我默抄苏词的那张纸，也就是斗争大会上我厂会计手里拿的那张纸。只不知这几个月他们把这张纸曾拿到何处去折腾了的，纸的两边空白处被剪成几处不规则状，左边有的剪成新月（不是残月）状，右边有的地方则镂空近似茶壶把状，但均未损及字面。那天，他的态度很平和，我的心情也不错。他让我给他讲了写这东西的来龙去脉以及这首词的基本思想内容。然后，他又收回了那张纸。这是后话。

本来这回是要取帽子的，竟弄成了这样的结局，煮熟了的鸭子飞了。

那么，这场追查苏东坡的闹剧是完全捕风捉影、凭空捏造的吗？那也不是，还是有一定“根据”的。如前所述，我在五金车间做保管员，经常需要同一些土产店的业务员联系（因五金车间做消防桶，归土产店经营），联系就需要打电话，打电话就要去公事房。公事房单独在一处地方，全厂只有一部电话，就在那里。某日，我在公事房等客户的电话，闲暇中，在一张办公桌上发现一张弄皱了的白纸，便拉过来将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默抄了下来，接完客户电话，却忘了带走或撕掉，被公事房的什么人拣到了，报了案，不意惹下大祸。

至于那两个搅局的小年青，我并不认为他们是引进的佐罗，也不是我们的国粹“七剑十三侠”。他们大约是家庭成分特硬，还不晓得怕事；或者他们根本就没有把居委会办的小厂当回事儿；再者，年轻人精力过剩。

2、“车前工”、“泰山头” 煮熟的鸭子又飞了

一晃又过去两三年了，我的韶光还是在这间居委会办的小工厂里耗着！1964年下半年，四清工作组来了。这回又准备给我摘右派帽子，走程序开全厂职工群众大会（此时日用五金车间已独立成厂，全厂也就40来人），对我进行评审。一开始，大会的气氛不错，工作组长的态度也很平和。

这时，一个积极分子发言：“杨刚，有一回，我们几个人去五金公司送货，五金（公司）的一个人问你是不是带队的干部，你指着板车说‘我是车钳工’，你会车钳工吗？你是车钳工吗？你这不是在外面骗人吗？你是什么意思？”

我说：“我说的不是车钳工，是“车前工”，是拽着绳子走在车子前面的工人。”这一下又炸锅了，纷纷痛批我“抗拒改造”、对政府不满……。“我来揭发一点！”另一积极分子站起来说：“杨刚他前几天理发，说是理了一个泰山头，大家看看分明是风凉头，他偏说泰山头，就是说我们工人阶级头上，还压着三座大山，污蔑我们党，污蔑新社会，挑拨革命群众和党的关系……”于是，群情激愤，高呼“打倒杨刚”的口号。我当场拒绝了这一指控，我说：“从一种发型做出这样牵强附会的分析，我不能接受。”于是，各种指控，义愤填膺，聒噪了好一阵。接下来，工作组长开口了。他说：“今天，我很受教育。看来，我们民意厂（我所在小厂当时的厂名）的工人同志们的政治嗅觉是很灵敏的，政治觉悟是很高的，也是敢于斗争的。杨刚：你不要以为你是大学生，我们工人文化低，但是我们有毛泽东思想这个武器，还有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你是不可能斗得过我们的。听说你的话不多，句把两句话，但放的毒很多，把风凉头说成泰山头，话不在多，一句话就挑拨了党和工人群众的血肉关系，很恶毒……”我终于忍无可忍了，不等他说完就顶了他：“要是照这样分析，可以把任何人说的任何一句话，都往反革命上靠……”当时，四清工作组长是何等身份？就是钦差大臣嘛，连厂里的书记在他面前都俯首帖耳，今天我一个五类分子（右派分子属“地、富、反、坏、右”之一，故亦可迳称以上任何一类“分子”为“五类分子”）竟敢顶撞他，这还了得！他把桌子一拍：“嚣张！”那天，我也豁出去了，据理力争，毫不示弱。当然我始终坚守争论焦点，即坚持从“泰山头”这一明确而简单的概念，推不出“挑拨群众和党的关系”这个结论，不使争论枝蔓。我和工作组长吵起来了，会议不欢而散。我一连等了几天，等他们出着，准备承担后果。奇怪的是竟没有下文，四清工作组和组长再也没有露面了。我琢磨这里面原因较多，小民当然估不透有没有来自高层的原因，小民看小处，就是这工作组是领导几个街道小厂四清运动的，而“敝厂”又是这些小厂中最小的厂，可能考虑到不能顾小失大；再说，“泰山头”之争，他们也可能觉得过于离谱。事情虽然没有激起更大的风浪，然而，眼看着煮熟的鸭子又飞了。这回一飞，十四年音信杳无。直到1978年有一个55号文件下来，才算“桂冠”飘落！

3、扒手只扒走了我的一张“传票”

1963年夏。某日，我突然收到市公安局的一张“传票”，命我次日上午8点到汉口宝丰路xx号（因我原是公安干部，知道那里是湖北省第二监狱）去，事由仿佛是“问讯”（我不懂法学，事情也过去几十年了，本段文字内加了引号的两个概念不知是否准确，反正是公安局给我下达了一张表格式的小单，让我于次日某时到他们指定的所在去一趟）。当晚，我乘公汽去一亲戚家借钱，公汽上又热，又挤。到站下车，一摸短西裤后口袋，吃惊不小：我的钱包在公汽上被扒了。包里一分钱没有，只有那张“传票”。可“传票”丢了，我明天凭什么进省二监的门呢？我也不去借钱了，急匆匆跑回家，想碰运气在家里再找一找。哪里找得到呀？十分焦急，急中生智，我便凭记忆依样画葫芦画了一张其格式并不复杂的“传票”，并郑重写明失窃的经过。好在次日在省二监进门处和市公安局的相关人员在此事上都未为难我，很顺利进去了。

说到市公安局这次“传”我，也是颇有几分趣味的。事情是这样：那是1962年吧，右派分子忽然被从公安部门管理，改交统战部门管。大单位的好办，但如我这样分散在社会上和小单位的“散兵游勇”，就根据其家庭住址或单位所在地，按属地原则由各区政协管，我就是属武汉市江汉区政协管。所谓“管”，也就是每周有一晚去区政协学习一次；所谓学习，一般就是读读报，然后说些党和政府的好话，相互也谈点儿各自近期的见闻。我们这些多年被警察吆喝的人能到政协学习，都感到轻松，以为政府可能要给我们摘帽了，所以，都很主动参加每周一次的学习。话说有一次学习，同组有一王姓组员向同组一吴姓组员（曾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军官，“改正”后执业律师并任律师事务所主任）出示了其友人从广州寄给他的一封信，内容是说近来某时广东某地曾放关几天，不少饥民实在饿不过跑到香港去了，问王想不想去。不久，王真的跑到广州去了，结果被抓。在那里，他供出曾让吴某看过那封信，于是，吴在武汉以“知情不举”被抓（在看守所关押审查了8个月）。我没有看过那封信，因家里有事我那次学习请了假。但调查人员听说我与吴某接触较多（我们是同一个街道的），所以，也找我“问讯”。一开始，“问讯”人向我提出的几个简单的常规性问题，都很快解答了。及至涉及相关的具体问题时，交流出现障碍。“问讯”人大约是广西山区人，乡音很重，我听不懂他的话。他坐在“预审室”东头一张条桌（近似中小学生用的课桌）的后面，我坐在西头靠墙的一张凳子上。他大概以为是距离导致我听不清他的话，就叫我坐近一点，我向前移动了1米多；还是不行，他叫我再向他靠近一点，又向前移动了1米许；还是听不清他的话，于是，他说你干脆坐到桌边来，我们笔谈。我很乐于接受这种形式。我坦然承认吴某对我讲过那封信，但我没看过，而且也不太相信那封信的内容，所以没当回事。这事也就问不下去了。接下来，他话锋一转，问我在大学是学什么的，我说是学中文的，他又问我喜欢什么样的作品，我说我酷爱中国古典文学，对现代诗歌没多大兴趣。他又问我喜欢不喜欢陶渊明的作品，我即脱口朗诵了一段《桃花源记》“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后来，他又询问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现在也记不清了。整个交流的过程，都是口语和笔谈交叉进行的，他有时做点记录，有时并不记。眼看到中午吃饭的时间了，他看了一下记录，似乎自言自语地说：“看来，好象今天没有必要叫你来。”我未做声。接着他在一张便笺上划了几个字，交我作出门凭证。他没有邀我共进工作午餐。后来有省二监的朋友告诉我，说他是一位预审员，毕业于某名牌大学法律系。这在当时的警界属于凤毛麟角。

4、尽责的护送

1963年夏，我被本街道的一间小喷漆厂通过“组织”临时借调去拉板车。该厂有百把人，在咱小厂人眼里它是大厂。该厂有一辆人力三轮货车、一乘板车。那辆三轮车是该厂一名“历史反革命”余某专用，我只拉板车。某日，早晨一上班，该厂一个车间主任就给我下达任务：“现在把这个毛主席的半身像还到xx区法院去，到那里要安放好，放到一二楼之间的一个架子上去，你一进法院大厅就会看见那个架子的。不能碰坏了。”她说话时，手一直指着放在车间靠墙的一张条桌上的一尊毛主席的半身石膏像。这像的体积当然比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真身要小许多，但比当时瘦削的我的上半身要大些。板车停在厂门口的人行道上，我一人小心翼翼地把“老人家”抱到板车上，放在板车正中间不行，“老人家”过于“富态”，板车两边的轱辘的间距窄了，只能放在接近板车把手、而不及轱辘处。这样，我就有难处了，我一提起把手，“老人家”就往前栽。我想，倘栽了，轻则撞破脑袋，重则“粉身碎骨”。正当一筹莫展之际，一位老工人走了过来，我问她，这是怎么来的呢？她告诉我，昨晚厂里开新党员入党宣誓和表彰劳模大会，柳xx（她是厂里重量级的人物，其夫是xx区法院法警）向区法院借来的，是余x用三轮车拖回来的。我说，我这该怎么办呢？她说，用绳子把它捆起来不就一样拖吗？她是个老党员，说话底气十足。真是“党给我智慧给我胆”，我就用板车配备的比大拇指还粗的绳子往“老人家”的脖子上绕了两圈，然后在他的前胸后背作交叉状缠绕，又使绳子在半身像中间走一道，最后将绳子的两端分别在板车两边的固定铁钩上缠紧系死。经这样一番料理，形象上虽然“那个”一点，维持其稳定是没有问题的。一切都弄停当后，我推车（为了“老人家”的安全，我不能背对着它来拉车）上路了。那时的路面哪有如今这么平坦，到处都坑坑洼洼的，为了“老人家”的安全，也为了让他坐得舒服一点，我慢慢地推车走着，平常不需半小时的路程，这回走了一个多小时。那天，太阳是毒热毒热的，我在路边的树阴下还歇了一会儿。再上路时，担心把“老人家”晒坏了，我就把自己戴的一顶破草帽，扣在了“老人家”头上，只是它的脑袋大，我的草帽小了点儿，戴在他头上摇摇晃晃的，不时有人朝我们这边看过来，但都只不过瞥它一眼罢了。那时，毕竟是在“文革”前，没有象后来那般神化。在“脱胎换骨”的21年里，我的主要活计就是拉板车，拉过无数的东西，都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惟有这次拉“老人家”，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三、在“文革”中（不含“清队”中的趣事）

1、在我家门口批斗我

1966年自“5·16通知”和6月1日《人民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发出后，社会形势日紧一日，各单位纷纷召开批判声讨武汉大学以校长李达为首的所谓“三家村”的群众大会，连我所在的那间街道小厂也先后开了几次声讨大会（有一次大会后，几个积极分子围着我质问：“刚才喊口号的时候，怎么没有看见你举手？以后开大会不准躲在后面，要站到前面来），至于有组织或无组织的“革命群众”上珞珈山去武汉大学送大字报，声援武大的“革命师生”，已成洪流之势。在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中历练了上十年的我，预感到将有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来临，早上出门上班，就不知道晚上能不能回家。我清理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和一小袋人丹放在枕头下面，准备着随时被什么人带走。9月3日，预期的政治风暴终于来了。下午一上班，厂里的几个“红卫兵”由前述那个“重量级”积极分子邱某（此时当然是“红卫兵”）带头质问我“杨刚：我们‘红卫兵’昨天贴出的‘勒令’你看见了没有？你为什么今天还不配戴‘牛鬼蛇神’的黑符号？”我回答“‘5·16’通知上没有这一条”。她即刻从其工作服兜里掏出哨子一吹，大声喊道“全厂紧急集合！”全厂也就40来人，大家都放下手里的工具，拥到“事发现场”。她继续发号施令：“把高帽子给他戴上！”一时拥上来几个戴着“红卫兵”袖箍的男女，从两边抓住我的胳臂，另有二三人将一顶纸糊的两尺多高的高帽强行扣在我的头上，我趁他们一松手，飞快将高帽取下撕毁。这一下大大刺激了他们，立马又拿来一顶给我扣上，又被我撕了。这时，邱某面红耳赤，带头高呼口号，同时以人多势众制服我，将第三顶高帽扣在我头上，并将我架到厂门外的小街上，由三个男工（原均系社会闲杂人员）紧紧抓住我，对我进行批斗并示众。当晚，这批毛主席的“红卫兵”明火执仗的抄了我的家，连我家的粮票都被抄走了，同时又押着我在我家大门外对我进行批斗并示众。抄家过程中又发现了我新的“罪行”，就是在家里的板壁（我住的是板房）上不挂毛主席的像，而挂“西斯廷圣母”，便愤怒地质问我是什么“狼子野心”，我实话实说“板房怕失火把主席的像烧了”……

罢了！还是向前看，权当啥事都没发生过似的。今年是建国60周年大庆，忽然想起60年代中后期常见的一句话“在这大喜的日子里”，就不说那些不快活的事儿了，还是讲点儿趣事吧。

2、我不敢再抽“铁塔”牌香烟了

《随笔》2006年第3期冯锡刚先生的《郭沫若与章士钊》一文中写了这样一件事：

“一群初中学生居然从郭沫若为《欧阳海之歌》一书题签的‘海’字中看出名堂，说是从反面看系由‘反毛泽东’四字组成……以此为据，以《揪出反动文人郭沫若》为标题的传单传遍全国……大批红卫兵聚集在……门前，因着警卫人员的恪尽职守而无法闯入郭沫若的寓所，于是发出‘最后通牒’勒令这位‘反动文人’数日之内‘交代罪行’，否则将采取‘革命行动’。”

笔者要讲的这件事与冯文写的事可谓“异曲同工”。也是在1966年9月，某日下午刚上班，忽听一声哨子吹响，接着就听见邱某高声喊道：“全厂紧急集合！刚才，（我厂）刘书记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在‘铁塔’牌香烟盒子上印的铁塔里边看见了蒋介石的像，还发现了一个英文字母和一个俄文字母，这就是要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牢’（那一帮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卫兵长期都不认识‘宰’字）世界。已经派小丁（厂里为数不多的男工之一，一个流氓无产者）到公司（此时我厂已归属市二轻局日用五金工业公司领导）报案去了。”我恰恰是抽这‘铁塔’香烟（依稀记得是开封生产的），因为它便宜，好象只1毛几1盒。当晚回家以后，我把那纸烟合沿边拆开、抚平，仔细察看，反复再三，结果什么也没发现。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从今以后再也不抽“铁塔”了，这麻烦俺惹不起。第二天一早，我一走进厂门，丁某就拦住我：“把烟拿出来！”我立马掏出“大公鸡”（本地生产，也是当时的便宜烟），微笑着递给他一支，他接受了，有点失望似的。这时，我忽然想起不知是谁写的“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此事后来未听再提起，也不知道此案如今破了没有？！

3、小心的送别

这里，我又要提到《随笔》。2009年第3期有张鸣先生的一篇文章《宝贝的“圣容”及其背后的故事》，说“文革”那会儿“家家户户发领袖像，……。让老百姓……供起来。这样供起来之后，既会制造不少爱护领袖像胜过生命的英雄，也会制造更多的因误伤污秽了领袖像而得罪的罪人。……我们周围这样的罪犯非常多，任何人只要稍有不慎，就可能因此变成一个罪犯。我上中学的时候，老实巴交的学校木匠，突然变成了坏分子，原因就是他在往木板墙上钉钉子的时候，不小心钉穿到了背面，而背面恰好是幅领袖像……后来听说，还有人因此而丢了性命。”

1971年“10·1”前后，三天两头、深更半夜由片警带一大帮人上门查户口（后来很久才知道是发生了“9·13”事件），我家当然是作为重点户查，连床铺下面都要用手电筒反复照射。开始我觉得没什么可害怕查的，经周密思考并非如此，还是有懈可击的。记不起是什么时候，我妻同事送她一尊小型的毛老人家的半身像，不知那是用一种什么发光的材料生产的，黑夜里也若隐若现看得见老人家的“圣容”。那种材质非常轻，所以，“老人家”很容易倒。于是我就想到，要是哪一天夜里老鼠（家里老鼠很多）把他“老人家”绊倒了，甚至咬了老人家哪里，我又没有发现，恰巧半夜查户口的来了，被那些人发现了，那我可是要罪上加罪，跳到黄河也洗不清，还要连累妻儿，那怎么得了！于是暗暗下定决心，尽快把他“老人家”送走，送得越远越好，省得惹祸遭灾。至于用什么方式送、送往何处、又不致被人找到送回来（那麻烦就大了），我可是绞尽了脑汁，竟导致一连几夜失眠。最后终于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按“老人家”的高度和厚度，备齐了4块马粪纸板，又准备了7－8张没有弄皱的报纸。趁某日休息，在家关上房门，先用两张报纸铺于地，并使之重叠三分之一许，再仰卧“老人家”于报纸重叠处，继而将4块纸板按尺寸大小，轻轻分别立于“老人家”四边，复用索线缠绕之，基本固定好了，就以“老人家”卧其上的报纸精心包好第一层，包出棱角来，并用饭粒粘住报纸边沿。接下去，第二、第三、第四层就好包了，呈长方状，最后以红头绳作十字状系之。稍停，冷静观察一下街坊四邻有无坐在大门口的，断定一切平安无事，飞快出门，直奔一路电车起点站去武昌大东门，再转往郊区花山方向的汽车，上车后坐最后一排，将“东西”似随意放在身旁，距终点还有两站路的地方（我从未去过的）我作匆忙状空手下车，接着乘车原路返回大东门，然后改乘公汽回汉口家中。送走“老人家”后，乘返程车过武汉长江大桥时，望着桥下东去的江水，忽地感到那种恐惧感也正随江流滚滚而下，不可逆返！

4、一次令我欣慰的年终评审会

那年头，每到年末岁尾，在一天劳累之后，既要参加所在单位对我的评审会，还要参加家居所在地居民委员会的评审会，因为谁都可以管我。某年（约为1971或次年），12月下旬某晚，居委会开我的评审会。居委会主任致了开场白以后，一帮街道积极分子纷纷发言，指责我改造不积极主动，甚至抗拒改造，其言辞或强词夺理，或无事生非，或捕风捉影，我都作恭听状，会场气氛严肃。最后，居委会治保主任作总结。她先是概括众人的发言，指出刚才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都是为我好，今后要积极主动地改造自己，那样，前途就是很光明的；要是还象以前一样，不积极主动改造自己，就没有前途，就不会有好下场。她越说越激动，忽然一拍桌子，大声指责我“官僚！”说我平日不把干部放在眼里，如何如何。其实，我一听到她如此评价我平日在他们心目中的印象，觉得她为我提供了一面镜子，已经很觉欣慰，让我从镜子中看见了自己平日的形象。因此，她以下还说了些什么，我根本就没有听见。

四、“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运动中

“文革”10年，“清队”在其中。我今为之立专题而与“文革”并列，只因在“清队”中，所亲历的趣事较多，故如是单列。

1、小阁楼上的尴尬   被限制人身自由

“文革”期间，对于世事之变幻莫测，我不敢说“洞若观火”，但经“反右”以来10余年的历练，总算檫亮了眼睛，所以，在此期间，我始终隔岸观火，只将冷眼看螃蟹。不意还是祸从天降，难逃一劫。

大约是1969年1月下旬某日下午，厂里的造反派头头突然叫我到“办公室”（即前述“公事房兼保管室”者）去，说有两个外调人员来厂找我外调。我到那里一看，有两个陌生男人正等着。这时我厂陪见的一个造反派头头对我说：“这两个同志是果品公司来的，找你了解裴x（尚健在，为武汉某大学离休老干部）的情况，你要老老实实的交代，争取立功。”这时，她向来人望了一下，示意可以提问了。

来人中一戴眼镜者单刀直入地问我：“你和裴x以及你们那一伙人，平时都说了些什么？”

我答：“我们平时聊天也就是些闲话，况且见面也不多。”

“眼镜”紧接着问：“你们那年的‘抱冰堂会议’也是闲话吗？”

我一时竟没有反应过来，不知他在说什么，但很快就悟过来了。我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会议。我是去过一次抱冰堂，几十年也就只一次。那是1966年春节期间，裴x同他老婆、我带着老婆孩子，还有宫某、艾某和王某一道去武昌抱冰堂喝过一次茶，因我们去晚了，还不到一个小时茶馆就收场了。这怎么能说成是什么会议呢？”

“眼镜”问：“你能对你今天说的话负责吗？”

我毫不含糊地回答：“我能对我今天说的每一个标点符号都负责。”

他说：“那好，我们走。”随后两人就悻悻地起身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知道问题是出在那王某身上。那王某是裴x单位的一个小年青，无论从年龄或学识上与我们这些人都是有代沟和距离的，不过他在单位对裴x还好，有空还上裴家坐坐，这样他就与我们这几个老裴的朋友也认识了。虽说裴、我以及宫某和艾某都是右派身份，但我们从来没提防他，我们也没有什么需要提防他的。但他在单位一度是所谓保守派的头头，掌过一点权，及至武汉“7·20”事件发生后，他们单位的造反派也掌了权，人家就寻机报复他。某日，不知是什么事，人家把他弄到“群众专政指挥部”之类的所在一顿好打，并盘问他为什么与裴x来往密切，有些什么勾当。他“雷打不过往树上指”，就乱说、瞎编，把1966年1月在抱冰堂喝茶说成“抱冰堂会议”，就是这样屈打成招的。当天打完就把他放了，因其毕竟是个工人吧，也并未把他的“交代”当回事。哪晓得过了近一年半到1969年“清队”时，该单位造反派为了打击保守派，从而把被保守派夺过去的权再夺回来，又将此事提出来，并要求调查。终因此事过于荒诞，时间又已过去3年，所以，根本没法查下去，以后就再未提什么“抱冰堂会议”了。但是，上述当天一起喝茶者，除女人孩子外，都被各自的所在单位关起来了，批斗多时，纠缠的焦点是我们几个右派在一起有哪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某日，下午下班的时候，我正拖一板车什么材料回厂。刚卸完材料，一个小组长对我说：“杨刚，你今天不要回家了。”这时，忽听一声断喝“把杨刚看起来！”发令者是我厂造反派总头头，社会游民出身的刘某。就这样一个街道小厂，就这样的一个人，就这一句话，没有任何法定依据就限制我的人身自由长达3个月，我当晚起就未能回家。

在此期间，开我斗争会无数次。比如，其中有一次斗争会，主持会议者事先安排几个积极分子分别揭发批判我在同朋友们的闲谈中发表的“反动言论”，如：一个积极分子气鼓鼓地上台说：“我今天要揭发批判杨刚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罪行。他在和他们那一伙‘牛鬼蛇神’放毒时，恶毒地称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最高’，称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为‘次高’，称周总理为‘台拄’，大家说，杨刚是不是一只花面狐狸？”（我至今都不知道还有“花面狐狸”，以前在动物园见过的那不都是“素面”狐狸？）下面齐声应答“是花面狐狸！”接下来的一个积极分子一上来就把我的头狠狠按了几下，同时怒吼“低倒！”她直截了当地质问我“杨刚：你是不是说过‘现在八亿人看八个戏’？”我承认“说过”。会场群情激愤，口号声声。此处所谓“关”，白天还是照常上班，就是不能回家吃饭，晚上不能回家睡觉，而且有2人或2人以上看守。

他们把我安置在厂外一间堆放铁板和杂物的板房的小阁楼上。这小阁楼约为10平米左右，人在中间可以直立，两边是坡顶就不能直立了。于是，在一边的坡顶下安放了一张单人床，是我睡的；在另一边的坡顶下搭了一个双人床（倘3人值守则横卧），是看守我的人睡的；两床中间放了一张方桌，这是供我夜间写交代材料用的，也是我与看守我的人之间的“汉界楚河”，因为看守我的是清一色的“嫂子”。我厂不是还有几个男人吗？那个下令关我的造反总头头由于他的老婆参与值夜班，所以他就不值夜班；“小丁”一年四季住在厂里兼值夜班，所以也不能分身。其余几个男的都被认为不太可靠，不能派他们值班。在这么狭窄的空间里，居住条件又差，上下阁楼是一个活动的木单梯，也没有卫生间，男女混居一室，煞是尴尬。例如，半夜“方便”就很不方便。我如起身方便总先干咳两声，并拉亮（那时都是拉线开关）电灯（以免被误认为我想逃跑），然后从方桌下面拉出一只小木桶，再面向我床小解，至于水声哗哗，那我没有法子。“嫂子”们要起身方便，总轻手轻脚，一般不开灯，但水声哗啦丁冬，那她们也没有法子。我睡眠质量向来不高，她们每夜几人次哗啦丁冬，我则惊梦几回。及至中共“九大”后，天气渐渐热起来，不便之处更多。夜间既不用盖被子，还不能穿长衣长裤了，即便关了灯也能模糊显示肉光腿影。然而，我中“封建”教育之“毒”太深，始终恪守非礼勿视，非礼勿听之道，总不觉得她们在我眼里。终于有人忍不住了。一天晚饭后，我亲耳听见一“嫂子”小声对头头讲：“你与裴x单位联系一下，问他们单位几时放人，你说你们还不放人，我们单位要放人了，我们小厂条件有限，不能与你们国营大单位比。”两天后，厂里放我回家了，没有给我任何说法。裴某单位大，条件好，比我多关了大半年。这算什么事呢？

2、追查“去银行抢两千块钱”

我被厂里关押期间，还有一件趣事，一天，前述裴某单位的那两位外调人员又来了，而且还颇有点来者不善的样子。“眼镜”先泛泛问了几个一般性的问题，诸如，伱想不想争取早日回到人民群众怀抱里来？你觉得你的态度老不老实？你认为自己的问题交代完了没有？还隐瞒了哪些问题？还不等我把问题回答完，他就态度严厉地猛一拍桌子，怒吼道：“你太不老实了！交代问题避重就轻！我问你：你们说过打算到银行抢两千块钱的事没有？”我一听就觉得忍俊不禁，世上哪有抢银行之前先预计好抢劫数额的？倘若银行里只有一千九，是不是还要坐等额满才拿钱走人呢？倘若银行有两千一，是否还留下一百元呢？不过，今朝话题太险恶，我得郑重以对。我明确答复他，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这话！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当天自然不欢而散。来人走后，我也十分纳闷，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怎么会冒出这么一个问题来的呢？我想他们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也不会完全是空穴来风吧。他们逼我写交代材料，我写不出来，僵持了几天。后来，我终于想起有一件事可能沾边。依稀记起那应该还是“文革”初期吧，报纸报道云南边境某县曾经发生一起抢劫案，劫匪劫走一人刚从银行取出的两千块钱。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大数目。我们当时好象是谈论过这个一时的热点新闻，其时王某也在座。也就如此而已。如今居然把这事演绎成这样，我们都成了“杜娥”。这当然还是那位王某提供的“素材”，再经某些阶级斗争爱好者和立功心切者编织而成的。双方单位联手对我实行强大攻势，不依不饶。起初，我据理力辩，但他们毫不讲理，我说什么都是“狡辩”。我被逼无奈，决定在把握“说”（与“行”相对）和“两千块钱”这条底线的前提下来“编故事”。他们看了第一篇“交代材料”后，“眼镜”对我说：“开始交代自己的问题了，说明你还是不想与人民顽抗到底的，我们欢迎。不过，这两千块钱，还不是那两千块钱，你再好好考虑考虑，要深挖，争取主动，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来人临走时，特别强调“今天晚上一定要把材料写出来，我们明天下午来拿。”我诺诺。当晚，我紧抓“说”和“两千块钱”这个基本点，发挥想象力，又编出了一份“交代材料”。次日，来人看了材料以后，不满地说“这还不是那两千块钱。重新交代。”接下来几天，我又一连编出了几份材料，但“还不是那两千块钱”。我想，他们是想逼我编出的材料与他们自编的材料对口，这怎么可能呢？当交出第六份材料，仍被说成“还不是那两千块钱”时，我实在冤不过了，斗胆说出了我的想法。我说：“本来，您只要两千块钱，现在我都开出一万二了，您还要；当然，如果您还要，我还可以开。不过，这都是纸上谈钱，实际一分钱也没看见。”听了我这番话以后，他们大概也有所悟吧，那天临走时只说“你再考虑考虑”，没有说“重新交代”。当晚，我就自作主张没写材料。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3、刘户籍的哲学很重要

大约是1971年12月27（或28）号，我家所在居委会要开我的年终评审会，我那天恰好病了，发高烧，实在走不动，就让我妻去居委会代我请了假。过了两三天，即12月30日，我在去上班的路上遇见了管我（我所在工厂和我家都在其管段内）的片警刘某。他叫住我，他问我为什么不参加日前的年终评审会（其实他知道我病了），我如实作了简要的说明。接着，他说：“你没有参加这次评审会，失去了一次受教育的机会，是很大的损失。”同时，向我宣布：从现在起，每周要向他交一份思想汇报材料。我原本只是每周向单位交一份思想汇报材料，现在他也要，又不能照抄交给厂里的那份材料。写，当然不成问题，问题在于“材料”，哪有那么多东西写呢？我经过一番冥思苦想，决定就写刘户籍对我的教导，这是一个用不完的主题。什么主题呢？我就抓住上述12月30日他在街上对我的那番教导“没有参加这次评审会……是很大的损失”，反复敷衍成文，为刘户籍立言，并使自己的认识上升到“刘户籍的哲学很重要”的高度。每周呈送给他的思想汇报材料，主标题自然不同，但副标题总是如下定式“学习刘户籍12·30重要讲话心得”（之一、之二、之三……）此外，每篇材料的起句和结尾句，都是“刘户籍的哲学很重要”。在文字的使用上也相当慎重和讲究，尽量选用我手头留存（抄家时未被拿走）的一本大约是“人民日报出版社”在“文革”前出版的《难字表》上的字。这样，我与刘户籍相安无事眼看将近两个月了，一天，我又在路上与他邂逅，他叫住我，还未等我开口问他有何指示，他就开口了；“你的思想汇报材料不要写了，算了！”我诺诺。

其实，我能摊上刘户籍管我是挺幸运的。他出身农村，年龄不到30，也是有文化之人，读过高小；也有些人生阅历，在家烧过砖，参军烧过饭。复员之后，有幸进城当了户籍，也应该算是有身份的人了！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教师，今年74岁了，一身重病，正是风烛残年。但我亲历了中国最近60年的共和史，曾经见证中国当代史甚至人类文明史上的许多出奇稀有的篇章。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以及和我一样曾经时代炼狱者，不妨把自己看成是国宝级的文物，而且是活的、会说话的文物。这决不是有意抬高自己的身价，确实是文物，因为我们也没有可再生性，去一个，就少了一个！

如前所述，历史是需要细节的。笔者为一介书生、一个平民，只能为历史提供点滴自身阅历的细节，但我相信这些细节或将可以让后辈们知道，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先人曾经历过怎样不堪的岁月，曾经历过怎样惨澹的人生，我们的民族曾经历过怎样的辛酸和苦难！


转自《炎黄春秋》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