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初：当代学者评说文革造反派

bluesky

张云初：当代学者评说文革造反派

February 2, 2014

张云初 于 2009-4-3 20:47:57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按语：

敝文《被妖魔化的文革造反派》在猫眼看人发布后，点家蜂起，跟帖如云。大多数网友给予了高度评价和热诚肯定，切盼能弄清历史，还我真相，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由此文引起对文革造反派问题的关注，我才发现，对此讳莫如深的问题，并非我道人所未道，不少当代著名学者，已于我前发表过不少深刻评说，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启人深思。为使不至散失，拟在此帖中一一刊布。也请关注此问题的网友予以补充。


附本人文章

被妖魔化的文革造反派


楼主按：本帖曾于去年2月在本坛贴出，点击过十三万，跟帖过三千多，讨论十分热烈。现再次一字不改原文贴出，以求朝花夕拾，旧话新说，为似乎冷落的论坛凑一热闹而已。

一

不久前，凤凰卫视的《口述历史》中，一位当年跟随毛泽东经历了武汉“七•二0事件”的要员，在谈到“百万雄师”包围了毛泽东住地，周恩来紧急派飞机保毛泽东出走上海时，两次三番地把“百万雄师”称为“造反派”，似乎又是万恶的“造反派”制造了危害伟大领袖的反革命事件……

作为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听到这位亲历大员的口述历史，油然而生反感。对于局外人或后来者，这样说或可谅解和理解，而对事件亲历者，竟然如此张冠李戴，篡改历史，实在令人莫名。

事实是，当时中央关于解决武汉问题有四点指示。这四点指示是：
一，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
二，要为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组织“工总”平反；
三，“工总”等造反派是革命左派；
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必须强调的是：这四点指示是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基调，在毛泽东、周恩来于１９６７年７月去武汉之前就决定了的。是毛泽东、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的一致意见。

上述事实，见诸公开出版的各种文革史。它清楚地说明：百万雄师不是造反派组织，制造七•二0事件的不是造反派！

我不是武汉人，但我当年确曾参加过声援武汉造反派声讨百万雄师的全国大游行，对这个事件的大体概况至今记忆犹新，为什么如此中央定性国人皆知的事件在当事人口中竟然又被如此颠倒呢？

时间已过去四十余年，据悉当年武汉“工总”和“百万雄师”对立两派的劫后余生的头头们，不久前在武汉某酒店相约聚首，相拥而泣，真是“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令人不胜感叹唏嘘！

今天，我提起这个事件，不是对所谓造反派和保守派进行评判褒贬，也不想掩盖造反组织及其参与者的罪恶和错误，只是想说明：对造反派和文革的任何派别和现象，既不应美化，也不能丑化，更不应当简单地妖魔化。

三十多年来，造反派己经被完全妖魔化了。

二

从 华国锋开展全国的“揭批查”，到后来全党全国清理“三种人”，到而今的文革电视剧，在大多数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造反派似乎成了文革罪孽的两个最重要的载 体之一：上层是林彪和“四人帮”，下层则是造反派。在某种程度上，造反派已经成为了诬陷、迫害、邪恶和暴行的代名词，成为十年文革反人道反人性反文明的总 代表，承担着十年文革甚至文革前后所有罪恶的大半责任。因为在他们看来，即便是林彪、四人帮的罪恶，也是通过造反派爪牙们具体执行的。

经 历过文革的人都应知道，文革时的造反派，是指那些在毛泽东“造反有理”口号鼓动下，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揭竿而起，犯上作乱，首先起来造本单位、本地 区党内当权者的反的群众和组织。他们观点激进，口号极端，行为激烈，在一度时间内确实叱咤风云，摧枯拉朽，成为文革主流。特别是揪斗当权派和部分地区的两 派武斗，让造反派承载了无法洗刷的罪孽。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造反派成了整个文革时期的干尽所有坏事的主体势力，造反派这个群体被无限放大 了：文革前的四清工作队，运动初期的工作组，党委组织的红五类红卫兵，当权派扶持的赤卫队产业军，革委会，公检法军管会，军宣队，工宣队，贫宣队，一打三 反运动办，清理阶级队伍办，以及从九大以后就逐步全面恢复正常运作的党组织……这些机制，有的在造反潮流到来前横行一时，有的在造反潮流消退后重新得势， 多少年来，中国操控话语权的人们，把这些势力制造的全部祸水，一古脑儿全部倒在造反派头上，似乎－部十年文革史，就是四人帮率领造反派的作乱史，以形成整 个民族对造反派的集体记忆。

然而，这种健忘症式的集体记忆是对历史的误读和失忆。

不需要凭借任何资料，我的亲身经历对那十年历史历历在目：

• 一九六六年六月至八月，全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毛泽东称这段时间为“自上而下实行白色恐怖”。除北京市委被改组外，在各级党组织的强有力组织领导下， 设立运动办，派出工作组，大挖“三家村”，大抓新右派，大批大学教授中学教师文艺精英学术权威以及机关工矿企业对领导不满人士甚至大学生中的活跃分子，都 被打入“牛棚”，扫入“狗屎堆”，等待运动后期戴帽子送劳改。本人当时在家乡四川省自贡市石油公司工作，因为与自贡川剧院的编剧后来成为著名剧作家的魏某 某是好朋友，也被打成了魏氏三家村成员，享受了牛鬼蛇神的全部待遇。

文革以后，有的牛棚中人把自巳的受难归之于造反派。要知道，那时节压根就没有“造反”这个政治话语，哪里有什么“造反派”？

• 一九六六年八月至十月，全国红卫兵破四旧，被红卫兵们自封为“红色恐怖”。这时候，“造反”的话语虽在《红旗》杂志出现，但那是“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 翻天”，以革干子女为主体的官办红卫兵对社会的弱势群体大造其反，巳经成了死老虎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再度遭殃，焚毁文物，查抄财产，戴高帽，挂黑牌，游 街示众，捆绑罚跪，皮带抽打，甚至杀害……这纯粹是特权阶层通过其控制的势力的一场历史恶性大发作！

可悲的是，许多受害者仍误指施害者为造反派，而实际上，那段时间绝大多数造反派组织还未诞生。

•一九六六年＋月以后到一九六九年八九月中央解散群众组织，是“三年造反时期”。

以《人民日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标志，造反风起云涌，文革进入高潮。

造反派中，有先觉者的奋起，有受害者的抗争，有投机者的赌搏，有失意者的报复，当然，也有毛称之为“革命先锋”的流氓“痞子”。在造反总司令毛泽东的统帅下，组成浩浩荡荡的造反大军，演出了人类历史上的一幕复杂纷纭的恶作剧。

造 反派的恶行之－，主要是坚持矛头向上，“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打倒土皇帝李井泉”，揪斗共产党的当权者，短时间内夺了他们的权，让他们神圣不可侵 犯的威风扫了地。造反派被清算的罪行还有“大刮翻案风”，“为阶级敌人翻案，为右派分子鸣冤，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一脉相承，”“推翻党的历次政治运动 的伟大成果，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等等。

造反派的恶行之二，是两派打派仗搞武斗。譬如我们四川，成都的造反派分裂为“八•二六”派和“红成”派，重庆的造反派分裂为“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特别是重庆，武斗时机关枪装甲车都上了阵，打得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影响了抓革命促生产，破坏了安定团结。

造反派恶行之三，由于潮流迅猛，因此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些流氓痞子趁机作奸犯科，触犯刑律。不过此问题不仅限于造反派，最伟大的组织也难免。

在这三年造反时期，造反派也没少受折腾：一场铺天盖地的“三月黑风”（一九六七年），成千上万的造反派被支左的解放军在当地干部配合下，五花大绑，游街示众，投入大牢成为现行反革命。不久后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律平反。

成百上千的造反派，在江青“文攻武卫”口号煽动下，高喊着“誓死捍卫毛主席”的口号命丧黄泉，至今不知魂归何处……

十年的大革命，三年的造反史。

•一九六九年以后，随着中共九大的召开，随着群众组织的解散，随着革命小将上山下乡，随着各级革委会建立，随着军宣队工宣队的进入，造反组织己不复存在，造反派巳风流云散。

从 －九七0年开始，中国土地上又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批陈整风，批林批孔批周公，清查四五反革命事件，批邓反击右倾翻 案风……这一切都是由各级党委革委公检法统一组织进行的，制造了数以百万的冤假错案。造反派中很多人也成为丁这些运动的清查对象和打击对象。真是冤狱遍于 国中，有人弹冠相庆。

那位造反派总司令归西之前，似乎预感到他煽起的造反之火留下的后患，告诫他的党人要“对造反派高抬贵手。

然而他那位椐说最“忠诚”的“你办事我放心”的学生为了给自已“英明领袖”大旗祭旗，不但不对造反派高抬贵手，竟又拿造反派开刀，又开展了其规模和力度不亚于文革的“揭、批、查”运动，再次制造了一场大冤案。

文革后，有不少人把这段时期的罪孽，毫无例外地统统记在造反派的账上，殊不知造反早已经成为了历史。

近年间看到不少当朝要员的简历，其中不少是－九七－年至－九七六年间入党，他们不会是造反起家的三种人吧？

三


为什么会把十年文革的罪孽几乎全部记在造反派账上？
是谁在对文革造反派实施全面的妖魔化？
对文革造反派的错误的集体记忆是怎样形成的？

综合上述问题，我认为形成的原因大略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文革受害者的失忆和误指

文 革初期的各级党委领导下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白色恐怖”，八九月份的官方操控的红卫兵“红色恐怖”，以及造反退潮后军宣队军管会搞的“一打三反”、 “清理阶级队伍”，把大批社会名流、前朝遗老、文化精英、学术权威等等打入了牛棚；同时把早已成为弱势群体，早已退出社会政治生活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再 次剥夺了他们的政治权利扫进了垃圾堆；特别是对建国以来历次运动被清查被戴帽被专政的所谓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以及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更是再踏 上一支脚，把他们打入十八层地狱，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上述几大社会群体，从文革前或文革初就成了“另册”人物，从开始就被剥夺了文革的 参与权，党委工作组定案、保守红卫兵揪斗、造反派不敢为他们翻案。一场风暴之后，他们犹如撵进了桃花源中，外面天翻地覆，只求明哲保身，因此对外部世界， 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分不清什么工作组、保守派、造反派、军宣队、工宣队……

一觉恶梦醒来，上述各色人群普遍翻身解放，只听主流媒体上是一片对造反派的讨伐之声，他们无法也没有必要去分清其中真伪，也就把自己文革受迫害的一腔苦水，一古脑儿地全部泼在造反派身上。

一些社会名流的回忆录，如北大某教授；一些反映文革的电视剧，都在助长着这样的失忆和误指。

其二，部份权贵者的错忆和枉指

在一部写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传记中，写到时为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于一九六六年六月遭到造反派的打击迫害，作者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一个细节：在强烈的打倒李达的高音喇叭声中，一群臂戴红袖章的造反派，气势汹汹地冲进李达家中，对他进行抄家，批斗。

实际上，李达是被中共中央中南局和中共湖北省委打成的“黑帮头子”的，要知道，那阶段，不仅没有造反派，也没有保守派，哪来什么造反派的红袖章？

其 实，早在造反派出世之前，有的老干部和社会名人己被当时党组织打成了“黑帮”，比如“三家村”，比如“彭罗陆杨”，比如李达、匡亚民、宋硕、陆平、还有文 化名人老舍、傅雷、周信芳、以及□□部文化部的“四条汉子”等……那时，不仅没有造反派，连“四人帮”还不知道在哪里？

造反派在造反高潮中无法无天，乱揪乱斗，确实曾经打击迫害过各级当权派。但随着中共九大以后退出历史舞台，大多数被造反派打倒的当权者，早在文革中后期纷纷重新掌权。

文 革后，文革前后被打倒的老干部老名人，虽然心知肚明整他们的是他们终生献身的组织，不是什么半路杀出来的造反派，但又是这个组织给自己带来荣华富贵，今后 还得依赖这个组织维护自己的特权利益，自己即使有满腔委曲，又怎么好向自己的组织发泄呢？只好把一肚怨气发泄给文革中批判过他们的底层民众，把整自已的全 部罪责加到犯上作乱的造反派头上，以便同组织的宣传口径保持一致。

其三，最重要的，是文革后官方舆论的误导

粉碎四人帮，宣告文革结束，历史本应进入一个新阶段，正如十一届三中全会所言：解放思想，事实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然 而，那位藏着一张御笔小纸条“你办事我放心”的“英明领袖”，为了巩固自己的脆弱地位，拉拢扩充自已的势力范围，一方面继续把发动领导文革的首脑人物捧为 神灵，声言继续高举文革旗帜；一方面又清算文革造成的种种失误和灾难，但又不敢追究造成文革恶果的制度性原因；其逻辑结果和方法手段，就是再次发动一场诸 如文革的政治运动即“揭、批、查运动”，寻找毛泽东及其发动的文革的“替罪羊”。

“替罪羊”在哪里找？在中共上层，当然是现成的林彪和“四人帮”；在社会下层，就是从九大以后的“一打三反”、“一批二清”、“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已被整得遍体麟伤的残余造反派。

曾 经在一个材料中看到这样一个数据：有人检索自1976年10月至1983年的中央某大报，竟有260篇社论和理论文章把造反派作为文革最大罪孽进行批判， 有1229篇文章把造反派作为罪恶的公共贬义词来使用。这仅仅是一份报纸，如果统计全国报刊，造反派的被丑化和被妖魔化，真是罪大恶极，罄竹难书。

文革作为中国十七年积累的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它所造成的社会灾难和历史剧痛是任何人无法否认的。造反派作为文革动乱的积极参与者，自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责任，我的文章也绝不是为造反派的错误和罪责辩护，我只希望揭示历史真相。

造反派问题无论在文革研究中还是中国社会当代现实里，都成了一个亟待澄清的历史真相和亟需研究的历史课题。

四

文革距今从开始算起已逾四十年，当年如我者热血青年大多已日暮西山，然而那段历史，不是被笼统否定，便是被设为禁区，使当事者噤若寒蝉，让后来者糊涂莫名。

我作为文革的过来人和幸存者，对文革有着铭心之感和切肤之痛。我庆幸文革巳成为往事，我欣慰改革开放的今天，更寄望于民主自由的未来。

为了不让文革的历史悲剧重演，就必须揭示和研究文革的真相，比如造反派的真相：
造反派的兴起与消亡；
造反派的界定与构成；
造反派的分野与异同；
造反派与当权派及保守派的关系；
造反派与毛泽东利用与被利用；
造反派与前右派及当代极左派自由派的思想传承；
造反派在中国历史上的角色定位；
造反派的被美化被丑化和被妖魔化。
…………
历史呼唤真相！



学者评说


朱学勤：造反派是最早被送上文革祭坛的牺牲品，他们对当权派的迫害，远不及当权者对他们镇压的凶残

目 前在大陆最为令人厌恶、也最为令人恐惧的，是当初“文革”中的底层造反行为与造反思想。但事实上，那样自下而上的民众造反，在1969年中共“九大”以 后，无论在组织行为上，还是在思潮探索方面，就已经被“文革”当局镇压。即使在1966年至1969年前三年中，民众造反赢得合法存在的时间，也十分短 暂。此后从1969年至1976年，“文革”的后七年，是处于极少数造反派得势的上层激进派集团与失意的元老派集团之间的拉锯状态。这一反复拉锯对经济秩 序、文化思想的摧残，已不能由今天被指控的那些民间异端者负责，因为他们在此之前就已经被驱赶出局。如果一定要说他们和后七年有关系，那就是他们曾经作为 这一政治锯条启动的祭品，首先被送上了祭坛。他们被牺牲以后，那一毫无建设性可言的政治拉锯才得以开始。这些民间造反行为在今天看来，也是不能肯定的，但 是在否定他们的同时，必须指出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这些人在前三年对走资派和知识分子的迫害，远远不及后七年的“文革”当局对他们的迫害那样凶残。如果不 做前三年与后七年的区分，笼而统之地称为“十年动乱”，至少会引起一个混乱：把后七年的烂帐全部归咎于前三年，却放过了真正的元凶。这种笼统而又混乱的说 法，我以法国革命为例，各位或能较快领悟：如果有人把他在热月党人、尤其是拿破仑帝国时期遭受的政治迫害，继续归咎于此时已经被镇压驱散的雅客宾俱乐部成 员，历史学家是否能接受？但在中国，大部分历史学家接受的就是这样一类奇怪的说法。在你们所看到的有关中国“文革”的电影、小说，则更充分着这些张冠李戴 的描述。知识分子接受并传播这一混乱而又低能的说法，只是证明他们还不是知识分子，到今天还没有找到知识分子自已的语言；如果说与我们今天的议题有关，那 只不过是预先证明，在中国要培养真正的公民意识，要比各位理解得更为困难，它所需要的时间比各位预料的要漫长得多。



钱理群：把文革中的坏人坏事尽往造反派箩筐里装，把造反派妖魔化

如 何看待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和对李井泉这样的当权者的枇判，以及积极参与这样的造反和批判的“造反派”，这是一个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这需要做具体分 析，绝不能因为总体指导思、路线上的错误，而不加分析地一律否定，更不能用“反右思维与逻辑”，视之为“阶级报复”。像“五八高三造反联络站”的造反活 动，或许有那个时代的某些问题，但其正当性与正义性是应该充分肯定的。至于造反派问题，我完全同意何方先生的看法：“把文革中的坏人坏事尽往造反派的箩筐 里装，把造反派妖魔化，这都早已成为普遍现象，被弄得面目全非的造反派，是一个需要重新研究，还它本来面目的问题”。（《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 述，明报出版社2007年出版》）


宋永毅：大量当权派被迫害时，造反派还沒有出世呢

在刘邓的一线 中央的领导下，各地党委批判斗争了数百名中央与地方的文艺、宣传和教育系统的干部，揪出了一大批所谓的“黑帮”、“三家村”，这些斗争对象无一不是经过中 共中央或中央局、省委、市委定性打倒后再抛出来交给“革命群众”批斗的。被批斗者当中有□□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长兼文联副主席 夏衍等当时文化界的主要负责人，有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林枫、副校长范若愚等人；此外还有各省市负责文教宣传的负责人，如辽宁省委书记周恒、哈尔滨市委书记郑 依平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牛乃文，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当时定性为“黑帮”），中南局办公厅副主任张黎群（当时定性为“黑帮”）和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 省文联主席马识途、李亚群、沙汀（当时定性为“三家村”），贵州省委宣传部长兼《贵州日报》总编辑汪小川（当时定性为“黑帮”），安徽省省委宣传部长李凡 夫、居荟明、王世杰（当时定性为“三家村”）、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云南日报》总编辑李孟北（当时定性为“云南三家村”）、上海市委管文教的候补书记 杨西光等人。仅在中南地区，被刘邓的一线中央点名批判的就有广东省作协副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辑秦牧，中山医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柯麟、副书记兼副院长刘 志明，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副校长何定华、前党委书记朱劭天，武汉市文化局党委书记程云、文联副主席武克仁，湖南省文联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郑州大学党委书记 王培育、副校长兼省社联主席郭晓棠，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陆地等人。在教育界，刘邓的一线中央还点名批判了高教部部长兼清华校长蒋南翔，教育部副部长刘 季平，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娄平，重庆大学校长郑思群，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彭康，东北工学 院前党委书记柳运光，沈阳农学院院长张克威，吉林大学党委第二书记陈静波，大连工学院院长屈伯川，东北林学院党委书记王禹明，辽宁大学校长邵凯以及他与杨 俊超等人的所谓“黑帮”，浙江大学校长刘丹（定性为“黑帮”），云南大学校长李广田（定性为“黑帮”）。在上海市，由市委书记、市长曹荻秋代表市委宣布打 倒的文教系统“反动学术权威”包括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周谷城和周予同、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平心、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 辑李俊民、上海电影局副局长瞿白音、上海作家协会的叶以群和王西彦等人。
此外，刘少奇在这段时期还直接批判和撤换了一些省、市委第一书记。 1966年5月21日至7月25日，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一线中央领导人亲自指导过一个马拉松式的华北局“前门饭店会议”。刘、邓、周与毛的“文革” 派人物一起，“连续斗垮北京的彭真、刘仁，天津的万晓塘、张淮三，河北的林铁，山西的卫恒，从而为‘文革’大地震扫清华北地区的障碍[60]”。7月2 日，刘少奇、邓小平又亲自出马，代表中央严厉批判了乌兰夫。他们按照“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指斥乌兰夫不搞阶级斗争，犯了地方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严重 错误，从而将乌兰夫打成继彭真之后的又一个省委书记级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根据刘邓的指示，华北局于7月底起草了“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呈送 中共中央。该报告称，“根据揭发出的大量事实”确认乌兰夫有五大错误：反对毛泽东思想，另打旗帜，自立体系；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对修正主义 卑躬屈膝；以“三五宣言”为纲领，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搞独立王国；安插亲信，篡夺领导权。该报告给乌兰夫做出的政治结论是：“三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修 正主义分子，内蒙古最大的走资派，埋在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自此乌兰夫开始经历漫长的、与世隔绝的软禁生活。[61]

长期以来许多人一 直错误地以为：上述这些宣传、文艺、教育、新闻界“黑帮人物”是被毛泽东和“四人帮”支持的“造反派”打倒的。其实，对他们直接下手的是刘邓主持领导的一 线中央，对他们进行残酷斗争的是各级党委直接操纵的“革命群众”──那时候“四人帮”和“造反派”还未出世呢！

（未完待续，陆续刊出，并请网友补充）

[此贴已经被作者于 2010/10/11 19:21:07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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