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關於陳伯達和田家英 兼答曉農君「離奇的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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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逝世三十年祭，我應《明報月刊》之邀，寫了一篇《毛澤東選集》編輯紀事的文章。陳伯達的小公子陳曉農君看了。他挺聰明，「約略讀來」，就知道「該文是說《毛澤東選集》的編輯工作主要由田家英、胡喬木負責，田的功勞最大，《陳伯達遺稿》中說具體編輯事務由陳負責是不對的。」曉農君的概括不錯，只是我並沒有否定陳伯達也做過《毛澤東選集》文章的校閱等工作，只是說他這類工作做得少，不是主要的。曉農君不滿意這種說法，認為這是「抹殺、醜化我父親的文字」，是「為了消滅陳伯達為中共服務的痕?」。曉農君這種說法是不符合我文章原意的。

　　曉農君說，他不經意地用放大鏡「去看戚本禹文章中那個證明胡喬木、田家英作了主要編輯工作的圖片」。「這一看不要緊，卻使我驚呆了。」因為「圖片右下端的說明文字是﹕『這是《毛澤東選集》發排的稿樣，上有胡喬木、田家英的改動。（作者提供）』然而事實卻是這樣超乎想像地展開在面前，該稿樣上端的『並擊潰了』、『美』、『日波』、『國』、『裝』、『涉者』、『第三次』、『無產階級的』和中縫的『當時』這二十一個字，明明是我父親陳伯達的親筆手?！」「這張圖片不僅不能證明戚文的觀點，相反，它所證明的恰恰是陳伯達做的工作。」曉農君還提供了陳伯達的手稿，證明《毛澤東選集》稿樣上那二十一個字與陳伯達親筆寫的手稿一致。

　　曉農君接著說，戚本禹此人「曾長期在中共中央辦公廳工作」 ，「不可能沒有分辨能力」。他這次事件「絕不是偶然的失誤」，「而是一次嚴重的篡改歷史、欺騙世人的造假事件。」

　　我為什麼要提供這一份《毛澤東選集》文章的稿樣呢？為的就是證明陳伯達在《關於〈毛澤東選集〉答文獻研究室問》和《〈毛澤東選集〉出版的補記》（見《陳伯達遺稿》）中所全力迴避的、甚至連個名字都不提的田家英——才真正是為《毛澤東選集》出過大力的人。事實是﹕那個稿樣中的二十一個修改字樣，全是田家英寫的，這是我親眼所見，他的改樣也是經我送給喬木和出版社的。喬木看了此稿，用紅筆勾回幾個字，所以可以說這個校樣是經過他們兩個人改動的。因為稿樣上根本沒有陳伯達寫的一個字。所以曉農君說的「它所證明的恰恰是陳伯達做的工作」，是不能成立的。

       其實，任何一個有點文化修養的人，只要用心把稿樣上的修改筆?，同曉農君提供的陳伯達的稿件筆?比較一下，一切就都了然於心了。

　　例如曉農君的力證「的」字，陳伯達的稿件上有十三個「的」字，全是1+N形，即M形大出頭。田家英改過的稿樣上「的」字有三個，二個是白+勺組合，一個是M形的，但是是歪頭的。這兩份稿子能是一個人寫的嗎?

　　曉農君講的其他十幾個字，也沒有一個與陳伯達手稿「完全一致」的。例如「者」字，陳稿的「者」字頭兩筆一劃一筆，並不相連接，而田稿上的「者」字，頭兩筆相連。再如「是」字，陳稿中有五個，下部全是連筆，田稿中的「是」字下部是正寫的，不連筆。其他如「產」字、「階」字、「六」字等等都無一相同。

　　如果這些還不夠，本文作者再提供田家英親筆寫的《古史綱要》一件、題詞一件，敬請曉農君和讀者、專家鑑定。

　　請看田家英《古史綱要》上的「第三」兩字，與《毛澤東選集》稿樣上的「第三」兩字是多麼的相同。再看那個馬克思「主義」的兩個主字，與稿樣上的「主」字又多麼相同，其他相同之處亦比比皆是。曉農君總不好意思說，田家英的這些親筆簽名或蓋有圖章的題詞和文稿也是陳伯達寫的吧。

　　如果曉農君對這類問題還感興趣，我還可以提供一些稿樣和田家英、陳伯達的文稿，來作進一步鑑定。

　　其實，曉農君如果真弄不清這個問題，他可以在給我扣「嚴重的篡改歷史」和「欺騙世人的造假」的大帽子之前，向北京許多熟悉田家英、陳伯達筆?的人，如姚洛、史敬棠、逄先知、王象乾等（他們都健在）請教一下，問題也是可以弄清楚的。

　　曉農君和陳伯達畢竟是父子，所以心息相通。他和陳伯達一樣，在他的「批評與回應」中也絕口不提田家英為編輯《毛澤東選集》所做的而且是不可或少的工作。　

　　陳伯達和田家英的矛盾很大。這是我參加《紅旗》雜誌工作後才知道的。一九六六年暮春的一天，陳伯達調我和王力、杜敬三人去天津談話，策動我們反對田家英。他開頭就對我說，「田家英在主席跟前搶了你的功勞。」什麼事情呢？原來我一九五九年曾跟田家英到四川做農村調查。經過三個季度的勞動，我們弄清了事實，由我起草了農田真實產量的報告，送到廬山。報告經田家英送給毛主席，主席很重視，批評了李井泉虛報產量。陳伯達說他是從同我們一起下鄉的史敬棠（陳伯達的秘書）那裏知道，這個報告是我寫的，田家英在主席那裏卻把這個報告說成是他的。陳伯達這些話倒沒能打動我。因為田家英本來就是四川工作組長，他向毛主席報告，讓主席知道糧食的真實產量，就達到了目的，提不提到我，根本不是什麼問題。何況在當時只要田家英知道我在下面的辛苦就可以了，上達天聽是我不敢奢望的事。但接著，陳伯達向我說田家英背底說了我一大堆壞話，卻使我很不愉快。我認為，田家英經常與我一起，有什麼話，當面說不好嗎，為什麼要背後說呢！現在回想，田家英當時壞話主要是說我很驕傲。而我當時也確實有驕傲的表現。陳伯達還說，田家英不支持我寫的《評李秀成》，也不支持我的《為革命研究歷史》。這兩條與我的記憶不同，在我的記憶裏，在這些問題上，田家英曾幾次表示支持我。說這話時他的秘書逄先知也在場。當時逄先知也表示支持我。所以對陳伯達這些話，我不太相信。近幾年從田家英家屬等寫的文章裏才知道田家英在人前、人後說話是不相同的。但不管田家英有沒有說過我的壞話，也不管田家英工作上、生活上有多少缺點、錯誤，我都不能否定田家英在《毛澤東選集》編輯工作上的貢獻。因為事實是﹕那幾乎是他一生精力的關注點，有時為了這個工作，他中午不睡覺，晚上再熬夜，忙起來，寢食俱忘。毛澤東思想，曾經鼓舞了全中國人，也鼓舞過亞、非、拉等家許多革命的人們，這其中也有田家英的功勞。陳伯達連印製《毛澤東選集》工廠工人「絲毫不苟」的精神都能給予肯定，對參與編輯《毛澤東選集》的胡喬木，他也提到了，可就是不提田家英。

      曉農君很懂得參與《毛澤東選集》的編輯工作對陳伯達的重要性，他為了捍衛「陳伯達為中共服務」（曉農君的原話）的功績，硬把田家英對毛澤東文章注釋的修改說成是陳伯達寫的。這也真是「張冠李戴」（這也是曉農君的原話）。曉農君為傳承父業，確實是不遺餘力了。比起來，田家英的子女差得遠了，他們編了一本田家英收藏的清人書法集，好是好，但它僅僅是田家英的業餘愛好。《毛澤東選集》的編輯工作與收藏清人書法比起來，一個是軀幹，一個是枝葉，孰輕孰重呢？

　　曉農君為其父爭光，不惜歪曲事實，把我罵得「狗血噴頭」，這也就罷了，誰叫我踩了別人的腳後跟呢！但他大不應該憑著想像，指控我提供的稿樣，應是「現在的檔案部門官員向他提供的」，而且說，他們「可能參與了戚本禹文章的造假行為」。這個攻擊太過份了。須知，我是被鄧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驅除「教門」的「反革命」，現任的官員怎麼敢向我提供如此重要的檔案呢？他們怎麼參與我文章的寫作呢？

　　那麼，我的《毛澤東選集》稿樣是從哪裏來的呢？我該如實交代了，它只是我學習筆記的一個裏層。當時中央機關比較節約，連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的信封都是工作人員用舊報紙糊的。一張白紙兩面都用過，才能換新紙。《毛澤東選集》的稿樣用過後，田家英將它分成兩堆，一堆是要保存的，送檔案庫；一堆是不須保存的，因稿樣背後無字，尚可利用，便定期交秘書管總務「石老兄」，分發給秘書人員起草文稿或學習使用，僅僅是田家英改過的稿樣，一般是不保存的，這些稿樣分到我手裏，我把它翻過來裝訂成筆記本。這其中恰巧有我經手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稿樣，如此而已。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二日，我被隔離審查。我所有的文章、圖片、書籍、筆記，書畫碑帖、文物收藏都被汪東興沒收了。後來退回了一部分書籍、筆記、私人信件（不包括善本書和他們認為有用的筆記），其他一樣沒收了。這退回的東西裏有當時用反摺後的稿樣做的筆記本，前幾年我發現這個筆記本還沒有背面的稿樣有歷史價值，就把它折開，翻轉過來重新裝裱。二00六年為寫《毛澤東選集》編輯記事，把其中的一張提供給了《明報月刊》雜誌。

     《易經．蠱卦》爻辭謂﹕「裕父之蠱，往見吝。」「干父之蠱，用譽。」按照三國時易經大師虞翻的解釋，意思為「寬容父親的過錯，發展下去，就會有憂患。」「匡正父親的過錯，就會得到美譽。」這兩句幾千年前的古話，似乎與禹與鯀的故事有關，但它講的是真理。經過多年的思考和研究，我現在已不認為曉農君的父親是什麼反革命，但他的確有嚴重的錯誤。他的嚴重錯誤不是他自己說的什麼對「二月提綱」的否定（陳伯達認為這是他的「第一個罪行」，見《陳伯達遺稿》，一0二頁），也不是他所說的「我的最大罪惡，首先是極端狂妄地提所謂（劉鄧）路線問題。這是永遠無法寬恕的。」（同上，六五頁）他的嚴重錯誤是無根據地把中央研究室的一大批部下，當做田家英的同黨打倒，並逼死了其領導人柴沫，而這個柴沫於公、於私對他都是很好的﹕他的嚴重錯誤還有隨意地製造冀東八萬人的冤獄、三千人的慘死；還有參與製造天津市委許多人的冤案；參與製造五一六反革命的大冤案；以及第二次廬山會議的嚴重錯誤；如此等等。這是只要看看他當年的講話就可以明了的。儒家的孝道已經落伍於時代了，在儒家產生以前，中華民族的先人並不以庇護自己的父親的錯誤為孝道，「裕父之蠱」不若「干父之蠱」。曉農君，善處之。

　　我作此文並非要與故人之後爭一短長，我年事已高，個人間往日（四五十年了）之恩恩怨怨已如?雲散去，唯願給後人留一點真實，為總結歷史經驗者提供一點資料，如此而已。

　　（作者是毛澤東前秘書。因篇幅關係，文章已經編輯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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