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专访戚本禹

yangharrylg

戚本禹：盼習成毛接班人
中央文革小組最後一人

【明報專訊】暴烈的文化大革命，徹底改變了中國歷史面貌，48年後的今日，風暴中核心主角——中央文革小組，健在成員僅餘年屆83歲的戚本禹，《明報》記者早前獨家採訪戚本禹，戚不單首度披露文革中諸多秘辛，為歷史逐一補白；這名曾被毛澤東譽為歷史研究的當代權威的老人，還評價中共第一人習近平，呼籲他要「好好學習毛主席，重走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道路」。
戚本禹19歲入職中南海，1966年，35歲的他躋身中央文革小組，翌年撰寫《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打響清算國家主席劉少奇的第一槍，跟撰寫《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的姚文元齊名，成為毛澤東麾下兩大文膽，被稱為「南姚北戚」，然而急速竄升的他，雄踞政治舞台短短一年多便遭打倒，在秦城監獄度過漫長的18年。
今日居於上海的戚本禹，沒有半分老態龍鐘。身形高大的他答話火氣十足，多番叮囑記者千萬不要寫錯他的意思。
時至今日，戚本禹仍十分崇敬毛澤東，言必稱「毛主席」，認為只有毛澤東的社會主義路線才能救中國，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造成嚴重貧富懸殊、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不均、貪腐叢生、環境破壞、道德淪喪，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資本主義，70%的財富集中在特殊利益階層手中，這令他非常反感。
撐習近平 「真正反貪腐領導人」
戚本禹原籍山東威海，從身高上看仍有「山東大漢」的樣子。83歲的他思維清晰、表達流利、氣色不錯，無論是回憶舊事還是討論時局，面對提問反應迅速，對敏感問題亦沒有避諱。曾任中央辦公廳信訪科長的戚本禹當年管理民眾來信，經常替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送上他主編的內部刊物《群眾反映》，當中也包括送給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的習仲勳。毛澤東、習仲勳每期都看，習並要求傳閱至副秘書長一級，「我跟他（習近平）爸爸經常接觸……向他匯報過情况。這個人我印象特別好」。戚本禹回憶，習仲勳早期大力反對特殊化，「但是後來我不知道他為什麼也支持鄧小平，這個我不理解」。
「我支持習近平，因為習近平是後毛澤東時代唯一一個不僅是在口頭上，而且是在實際上真正反貪、反腐的國家領導人。他本人到現在為止，沒有被發現有任何貪污。」戚本禹說，習近平學毛澤東著作是下了工夫的，「他隨口就能背誦毛澤東的名言，如果不好好學，是不可能這麼背的」。中央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軍委前副主席徐才厚的落馬，也讓戚本禹感到鼓舞。
「做不到毛澤東 趕超普京也行」
他最大的希望，是習近平「把革命進行到底」，「把特殊化階層打倒」，「習近平如果真能把中國從資本主義的發展方向扭轉到社會主義道路上，那他就是了不起的歷史人物，他就會成為毛澤東苦心營求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接班人，他是毛澤東第二」，「哪怕（習）做不到毛澤東，能趕超普京也行，普京還沒收了新權貴階級的大量非法財產，現在中國幾大家族的非法所得，還沒有一個被沒收呢。如果他能做普京，把他們先解決，也很不錯，給社會主義開闢道路，給社會主義的復興開闢道路」。
指應發動群眾寫大字報
戚本禹指出，他也明白這並非習近平個人可以決定，習身處領導集體之中，很多人走的是鄧小平的路線，而這一路線經過多年經營，已是很難逆轉，「真的要走社會主義，恐怕還要經過革命」。戚本禹口中的革命，並非大規模流血衝突，他認為習近平應該用毛澤東的「四大武器」反腐，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即是發動群眾，讓人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戚本禹說，「讓群眾有講話的自由、寫大字報的自由、批評的自由、辯論的自由。這個幹部好不好，拿出證據辯論，貪污犯在這麼個環境下能存在嗎？」
記者問及現時的網絡揭貪是否相當於「大字報」，戚本禹肯定網絡有重要作用，但並不認為可以取代大字報，因為網絡上謠言太多，也沒法查證，大字報才真正體現「人民民主」，「它貼在本單位，誰寫的，是否事實，當場就可以調查，很快就可以弄清是非，這才能解決問題。中國的貪污腐敗大多數機關裏有，大多數黨委裏有，如果貪污行為、貪污分子在本單位裏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誰還敢貪污腐敗呢？」記者提他，「貪污犯」是否需要經過法庭審判認定，戚本禹認為兩者並不矛盾，法庭是從司法的角度判定一個人是貪污犯，而群眾也同時有言論自由，司法程序和群眾運動可互為補充。
不過，戚本禹認為習近平現在很難採用這些方法，避免被說「文革復辟」，「所以只好搞巡視組，也比沒有好。只不過巡視組是『專家路線』（指缺乏群眾參與的精英主義做法），真正解決問題要群眾參與進去」。

退休後研歷史 96年起未受訪

退休後研歷史 96年起未受訪

戚本禹一生研究歷史，對歷朝歷代的人物有讚有彈，在內地出版的書和文章都要署筆名「戚文」（左圖），但2011年在香港天地圖書出版的《評李秀成》（右圖），就署真名「戚本禹」。（鄧宗弘攝）戚本禹一生研究歷史，對歷朝歷代的人物有讚有彈，在內地出版的書和文章都要署筆名「戚文」（左圖），但2011年在香港天地圖書出版的《評李秀成》（右圖），就署真名「戚本禹」。（鄧宗弘攝）
【明報專訊】戚本禹退休之後潛心研究歷史，極少面對傳媒。1996年文革發動30周年，他接受美國一份中文報紙《達拉斯時報》記者陸源的訪問，並在《明報月刊》上首次發表回憶文革的文章，反駁「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志綏所謂「回憶錄」中「對毛澤東的污衊」，文章題為〈御筆痛批御醫〉。
內地著書只能用筆名
此後，戚陸續在《明報月刊》撰文，其《評李秀成》也於2011年、即太平天國運動160周年時，由香港天地圖書出版。他在香港的書籍和文章均署真名，在內地亦有多本歷史研究著述，如《兩漢人物﹕大風起兮雲飛揚》、《青梅煮酒論英雄﹕三國人物》等，卻只能以筆名「戚文」署名。

毛澤東文膽 請纓批劉少奇

【明報專訊】戚本禹最為人所知的，莫過於在文革中撰文批判劉少奇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簡稱﹕《評清宮秘史》）。其實，毛澤東在中共建政早年就想批判《清宮秘史》這齣電影，但拖延日久，直至文革爆發後再提起此事，戚本禹經毛澤東首肯，經過3個月的努力才寫出此文。
毛指《清宮秘史》「賣國主義」應批判
《清宮秘史》是1948年香港永華影業公司的一部電影，描述清末戊戌變法失敗前後的歷史，由朱石麟任導演，舒適演光緒，周璇演珍妃，1950年在內地上映。同年，江青向中宣部傳達毛澤東的意思，指這部電影是「賣國主義影片，應該組織人員進行批判」。
戚本禹透露，當時中宣部副部長胡喬木給毛澤東報告，稱劉少奇曾說這部電影是愛國主義的電影。毛要他組織批判《清宮秘史》後，「他（胡喬木）也很為難，一個主席要寫另一個主席，後來就拖下來了，因為牽涉到兩個主席，他不願意積極推進這件事，只向近代史研究所談了一下毛主席的要求」。後來清代史研究所負責人黎澍安排下屬的研究人員榮孟源寫了一篇批判《清宮秘史》的文章，但沒有寫好，事情就不了了之，「這篇文章比較難寫」。
劉少奇曾指電影愛國 涉兩主席「文章難寫」
事隔16年，「1966年12月26日（毛澤東生日），主席提出來明年要好好寫幾篇大批判文章」，戚本禹想起《清宮秘史》的批判尚未完成，便向毛澤東請纓執筆。經過毛同意後，「我就找資料，白天黑夜地趕寫」，戚本禹說，這篇文章前前後後花了約3個月，寫完後首先送給毛澤東過目，「主席看了比較滿意，據他的機要秘書告訴我，主席先改了幾個字，就放下了，後來又找了些資料看，最後在送審稿上親自加寫了兩段反帝的內容的話，才退回給我」。
戚在寫作過程中，把電影再看了一遍，認為當中的「賣國主義」主要體現在光緒和珍妃試圖借外國人來懲罰慈禧、鞏固自己的政權，「因為珍妃是一個被打扮得很漂亮的弱女子，讓一個弱女子講述這麼一個思想，大家容易接受。但依靠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勢力來建立自己的政權，而且是在侵略者軍事佔領下與帝國主義妥協，這個是毛主席最反對的」。
反對依靠侵略者建立政權
在《評清宮秘史》最後有一段「八個為什麼」，矛頭直指劉少奇，不點名地指斥他「推行修正主義路線」「猖狂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 「叛變共產黨」，成為後來全國批判劉少奇的理論基礎。《評清宮秘史》1967年3月30日在《紅旗》雜誌發表，與此前姚文元批判吳晗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成為文革史上兩大檄文。1967年5月，毛澤東在會見外國軍事代表團時說，姚文是「文革發動」階段的標誌，戚文是「思想上奪取修正主義的權，奪資產階級的權」階段的標誌，後來外界就將二人並稱「南姚北戚」。
明報記者

《評清宮秘史》不點劉名 規避黨紀

【明報專訊】《評清宮秘史》雖然是拉開全國批判劉少奇的序幕，但是全文卻沒有「劉少奇」三個字。戚本禹承認，按正式程序，黨要在中央報刊上點名批判自己的副主席，應該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在這之前只能不點名批判。
「你有錯誤嘛，我們批判你有什麼不可以呢，人人平等嘛。」戚本禹說，但未經黨的政治局會議討論而在中央機關報上公開點名批判副主席是不合適的，「從黨內的習慣上來說，在中央報刊上批判黨內的高級人物，是要經過中共中央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來通過」，但不點名批判是可以的。
《評清宮秘史》1967年3月發表後，劉少奇曾經提出反駁，但提出的理據不獲採信。劉少奇否認自己有說過要依靠美國人做「紅色買辦」，但被指為「二月逆流」主要成員之一的開國元老譚震林，此時出來指證，說他當年確實收到過文件，指劉少奇願做「紅色買辦」，而且新四軍中很多人都聽到過。毛澤東聽到後笑說﹕「你們還批判譚震林，譚震林看起來在原則問題上很堅決的，我看他可以參加文革小組了。」
稱沒指揮批鬥大會 「我擔承不起」
1968年10月的八屆十二中全會正式把劉少奇開除黨籍，他於1969年11月逝世於河南開封。戚本禹說，對劉少奇被開除黨籍及逝世前的處理情况，他因已被關押而並不清楚。現時關於劉少奇逝世的歷史回顧有截然不同的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醫護人員已盡力搶救，因病情太重而無力回天；另一種是醫護人員刻意拖延、疏忽照顧致其死亡。
至於說戚本禹發表文章並發動中南海內外群眾，大規模批鬥劉少奇，戚本禹認為，當時大批民眾到中南海門口遊行示威，要求揪鬥劉少奇，是他們自發的，並不是他去找來的。他的文章只是動員大家積極參加大批判，沒有具體指揮民眾來中南海。他後來被判「聚眾打砸搶」罪名，指摘他煽動中南海幹部、聯合百萬群眾開大會批鬥劉少奇，但戚並無認罪。他認為，在中南海內開批鬥劉少奇大會的同時，又在天安門開百萬人大會，「這樣大規模的批判大會，不是黨中央決定、不是周總理開會作出了決定，別人是不能決定的。中南海裏又開會，外面又開會，建國以來第一次開這麼大的批鬥大會，它不可能是個人行為，北京法院以『聚眾打砸搶』罪名加之於我，我擔承不起呀，即使我承擔了，別人也不信呀！」

認因犯錯被打倒 「毛批評我完全正確」

【明報專訊】正是《評清宮秘史》發表的1967年，全國形勢急轉直下，武漢的群眾組織派系鬥爭失控，發生「七二○」事件，後被定性為「反革命暴亂」；8月1日《紅旗》發表兩篇社論，一篇題為〈向人民的主要敵人猛烈開火〉，另一篇〈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桿子〉，提出「揪出軍內一小撮」的口號，令鬥爭矛頭轉向解放軍，全國多地軍隊秩序大亂，令毛十分不滿。中央文革小組的王力、關鋒、戚本禹三人，就是作為「揪出軍內一小撮」的主要提倡者而隔離審查。
上述社論經新華社播發後全國報刊轉發，影響甚大。戚本禹說，「軍內一小撮」最早在批判大將羅瑞卿時已經提出，陳伯達、王力、關鋒是主力推手，「雖然我沒參加這兩篇社論寫作，但是我的思想和他們是一致的」。戚本禹承認，這是他的「工作錯誤」，「這是嚴重的方向性錯誤，錯在沒有把毛主席思想理解好」。「因為毛主席從來沒有這麼說過。軍內當然有軍內的問題，但是這個時候毛主席路線與劉少奇路線的鬥爭還沒有取得完全勝利時，又把『軍內一小撮』當做運動的主要方向，把文革運動的矛頭指向軍內，這就轉移當時運動的大方向，嚴重干擾了毛主席的戰略部署。」戚本禹強調，這個錯誤應由陳伯達和王、關和他自己負責，不能由毛主席負責，「毛主席對我們的批評是完全正確的」。
「錯在沒把主席思想理解好」
戚本禹始終覺得，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是為了反對修正主義、打倒貪腐，建設共產主義，歸根到柢是為了老百姓的利益。他也認為毛澤東從來主張文鬥不要武鬥，從來沒指示學生打教師、剃人陰陽頭等。

戚本禹：六四開槍 黨政軍變質

【明報專訊】「從六四開始，從軍隊向學生開槍的時候開始，這個政權、這個國家、這個軍隊已經變質了，標誌性地變質了。」除了文革，戚本禹還經歷了1989年六四運動。當時他已刑滿釋放3年，仍在上海圖書館工作。他反對開槍，是源自1950年5月初入中南海時毛澤東的「絕對不准向群眾開槍」批示，令他記憶深刻。
指89學運「第二次文革」\n1989年4月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北京民眾紀念胡耀邦的紀念活動轉變成學潮，上海等內地多個大城市的大學生亦有同樣行動。「那時上、下班沒有公共汽車坐了，只好每天夾在人堆裏，在學生遊行隊伍邊上走，邊走邊聽他們宣傳反貪污、反腐敗、反壟斷、反官倒，追查鄧小平兒子壟斷性的康華公司，追查趙紫陽兒子倒賣電視機，我覺得青年學生們革命、正義。」戚本禹說，他自己沒有參加遊行，也沒有公開表態，「因為我一參加、一表態，右派就會利用這件事攻擊學生運動，他們就會說學生運動是所謂文革餘孽指揮的」。
戚形容89年學運為「第二次文革」，「儘管有一些學生受西方影響，有些人在聽美國指令，但在整個運動中，這仍然是個支流。老百姓有自己判斷是非的標準，老百姓把學生運動視為反貪腐、反對國家向資本主義轉化的正義行為」。他指出，「自由化」亦要區分，若是打倒特殊階層的自由化，就是進步的自由化。
講到這裏，戚本禹提起一件往事，他剛入中南海沒幾天，就聽到領導傳達毛主席一個重要批示。當時中共剛建政不久，某地民眾因對糧食高徵收不滿，與當地政府爆發衝突，政府調來軍隊，並稱「這場衝突有國民黨特務的介入」，向毛請示是否開槍？毛當即批示「絕對不准向群眾開槍」。戚本禹說，他當時很震驚，因為國民黨主掌中國時，向民眾開槍以及拘捕遊行示威學生的事時有發生，戚本禹當時也參加過學生運動，「一遊行，國民黨就抓人，特務們甚至用土狼牙棒打學生，這種土狼牙棒就是在木棍上釘了釘子，往學生身上一打，就會把被打者身上的血肉拉下來，很淒慘，我親眼看到過」。
毛「絕不准向群眾開槍」是首堂政治課
所以戚本禹覺得，毛澤東說「絕對不准向群眾開槍」是他在中南海上的第一堂政治課，使他覺得毛澤東領導的黨、政府和軍隊是真正為人民服務的，「跟隨毛澤東幹革命準沒錯」，而六四事件之後，他覺得政府轉變為特殊化利益集團服務，軍隊、坦克也是保護特殊利益集團，讓他非常痛心。
至於重慶前市委書記薄熙來，曾被前總理溫家寶暗批走文革道路，戚本禹則不同意，認為薄熙來未算搞文革，做的只是「政客行為」。「他利用毛主席這個牌子，不一定他真正能夠按毛主席的路線做」，「他表面上也想用毛主席這個旗幟爭取一些群眾，達到他奪取權力的目的」。
指佔中反動 「沒中國能有香港嗎？」
記者又問他怎麼看香港「佔領中環」，他即時答道「佔中就是反動」，又叫記者應該多宣傳「大陸像母親一樣幫助香港」。他又談到「一國兩制」，說﹕「香港能獨立嗎？你怎麼獨立法？」他認為，「一國兩制」是一個過渡期，無論是香港還是台灣、澳門，最終都會走向社會主義，「這是不可抗拒的規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這個世界。香港因為得天獨厚，和新加坡一樣，沒有中國能有香港嗎？」
明報記者

獄中聞毛逝痛哭 曾預言江青入獄

【明報專訊】從1968年起，戚本禹有18年在秦城監獄獨自度過。1976年9月聽聞毛澤東逝世，他哭了一場。戚本禹在1983年被審判之前，收到他被「開除黨籍」的通知書，他認為程序不合法，拒絕簽字，但不簽字黨籍也被開除，現在即使叫他再入黨，也不會再入。
指開除他黨籍不合法 拒簽通知書
「我參加毛主席領導的人民革命，是我的光榮；參加黨，為共產主義而鬥爭，也是我的光榮，從不後悔。」戚本禹稱，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開除黨籍要經過有他本人在場的支部大會，聽取他的申辯，所以他認為開除他黨籍的程序不合法。不過，黨章的上述內容實際上是1956年八大時的版本，1969年九大開始已經沒有這一條，開除黨籍由支部開會通過，不再需要聽取本人在場申辯。記者問他，如果能重新入黨，他是否會再入？他回應說﹕「現在這個黨我不會參加。當然，他們也不會要我參加。假如有個堅持毛澤東思想的黨，我會積極參加。」
語獄卒「中國要大變」
從1968年起，戚本禹被單獨關押在秦城監獄，長達18年。一開始，連一支筆、一張紙也沒有，被關押5年後，他才獲准閱讀書籍和《人民日報》、《紅旗》雜誌。「毛主席去世，我哭了」，一名外號「老李頭」的管理員問他為何要哭？戚答道，「我跟你講，你也不懂，中國要大變了，監獄裏又要進一大批人，你趕緊把牢房打掃乾淨吧。」老李頭不相信，叫他「不要妖言惑眾」，戚說「你不聽拉倒」。
過幾天，老李頭過來對他說「人進來了」，但不告訴被捕者是誰。戚本禹很快就從新聞中得知道，被下獄的是江青、張春橋等人，這也是他預料中事，「兩派鬥爭激烈了，就會採取最高形式。毛主席在的時候還能平衡，毛主席不在就不能平衡了」。
戚本禹後來陸續看到報刊上開始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接着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來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全面否定文革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他知道黨和國家的路線已經大變，但心中仍然堅信毛澤東路線最終會勝利。

復旦學者：無論立場 回憶都珍貴

【明報專訊】研究文革的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金光耀說，現時有關文革仍有很多歷史真相有待釐清，而戚本禹當時主管文革小組日常事務，無論立場如何，他的回憶都非常珍貴。
「戚本禹對毛澤東有一種士大夫情節，就是『知遇之恩』。」金光耀說，他見過戚本禹兩次，也去過他浦東的家中，印象中面積不大，十分簡樸。金形容戚本禹很少提及過往歷史，要提也非常謹慎，但戚的經歷十分寶貴，「他（戚）在毛澤東誕辰120周年的時候，寫過一篇〈親聆毛主席講五七指示〉，那篇非常重要，如果他不講，沒人知道五七指示是怎麼來的」。
他指出，近年有一批回憶錄在香港等地出版，包括「林彪集團」的邱會作、李作鵬、吳法憲，以及江青秘書閻長貴等，曾與戚本禹共事的王力亦有出版《王力反思錄》，但都遠遠不夠。金光耀曾經想協助戚本禹整理回憶錄，但被戚拒絕。
「戚對毛是知遇之恩」
至於國家主席習近平提的「前後30年不能互相否定」，金光耀笑說，「這不是歷史學家看歷史的方法，而是政治家的方法。我們完全理解他是為了治國的需要、為了排解左右的衝突，但是從歷史學家的角度，我們就很難理解，我們不會講『不能拿宋朝否定唐朝、明朝否定宋朝』。」他又說，即使要對前後30年作任何評價，也先要搞清史實，而目前內地文革研究仍未完全開放，一些核心檔案未予查閱，出版相關書籍仍有困難。「實際上我們回顧歷史，不是要來撕裂社會、受害者清算加害者，而是更好地避免悲慘的歷史再次發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發生的，比如像重慶發生的事情（薄熙來事）。」

細問《明報》背景 「何不收補貼？」

【明報專訊】這次與戚本禹面對面的機會可謂來之不易。記者早前在瀏覽新浪微博時見到一條消息，說「毛澤東最大的貢獻是發動了文革」，仔細追溯才發現原來當年著名的「王、關、戚」中戚本禹健在人間，更多次撰文針砭時弊，認為中國的貪腐問題急需一場革命。記者幾經周折，終於找到戚身邊友人傳達訪問邀請，耗時近一個月記者才見到戚本禹。
正式開始訪問之前，《明報》記者先與戚本禹和中間人吃了一頓飯。原來戚不輕易接受訪問，這飯局其實是戚對記者的一次「面試」。他在飯局中詳細問了明報擁有人是誰？發行量多少？員工多少人？是不是嚴肅的報紙？記者本人是哪裏人？哪裏讀書？為何會到明報做記者？又問明報支不支持習近平反腐？對南海主權問題怎麼看？對佔中怎麼報道，記者回答，明報堅持不偏不倚的立場。
問「大陸對你們滿意否」
「大陸（政府）對你們滿意不滿意？」戚本禹問。記者答：「有滿意的，也有不滿意的。」戚說，「政府應該給你們補貼，你們幫他們說話。」記者說，明報也時常批評政府。戚又說，「那美國應該給你們補貼。」記者笑說，如果是這樣的話，政府更不高興。戚再說，可不可以美國、中國的錢都要，但兩邊都照樣罵？記者再答，寧可兩邊的都不要，戚聞言一笑，不再追問。
明報記者

http://news.mingpao.com/pns/%E7% ... 00001/1415728227855

yangharrylg

http://video.mingpao.com/cfm/spe ... 40814shanghai01.txt

yangharrylg

能夠採訪中央文革小組最後遺臣戚本禹，在我看來是非常難得的機會。攝影記者一開始也不甚理解，我可以明白他的心情，畢竟無論內地還是香港，很多人的祖輩、父輩在文革中受過迫害，對毛澤東和「四人幫」恨之入骨，這位戚本禹也很自然地會被視作「幫兇」了。

　但是，受害人的口述已經千千萬萬，文革的錯誤罄竹難書，而「幫兇」只得一個。客觀地面對歷史，我們不是也應該聽聽「幫兇」的聲音嗎？正如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金光耀在訪問中說，很多史實他不講，外界是不可能得知的，現時的文革歷史，正正更需要當年的「當權派」回憶錄，他們也是這場歷史洪流的一部分，批鬥這個、批判那個，這些決策是怎樣形成、因而影響到千萬黎民的呢？正是因為需要搞清楚這些史實，無論這些曾經的「當權派」他們的立場如何，其回憶都是珍貴的，退一萬步，戚本禹也已經坐了18年的秦城監獄，這樣算不算已經受過了「懲罰」呢？

　更加難得的是，戚老不僅願意接受訪問，而且他思維清晰、對答如流，對於敏感問題也不避諱，對當今時政也十分關注。雖然，他講出的只是他腦海中記憶的冰山一角，因為政治原因，他至今無法出版回憶錄，「我腦子裏有20萬字」。有朋友問，為何要大張旗鼓地為這樣的左派做專訪，是不是《明報》收到什麼「風」或是指示？我明確地回答說「不是」，當然我更希望看到「腦子裏的20萬字」的出版。

　[林迎]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 ... p;ct=clnk&gl=ca